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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启蒙老师”袁宝华逝世,到底纪念他什么呢?

2019-05-10 11:51:46  来源:新青年2050    作者: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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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9日,中国著名的企业管理学家,原中顾委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和党组书记袁宝华逝世,享年103岁。此刻,媒体铺天盖地,各种追思、悼念、惋惜纷至沓来。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问,到底纪念逝者的什么?

  有人将袁宝华的贡献主要归功于,他是我国企业改革的拓荒者、中国质量事业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前总理朱镕基称袁宝华是自己最好的“启蒙老师”。

  听起来的确高大上,但是我们还是比较懵逼,不明白袁老到底给生产关系或生产力带来哪些进步性的变革?

  改革开放初期袁宝华任国家经委主任、全国企业整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袁宝华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企业整顿和改革上。

  1979年3月,在李先念的支持下,他组织国家经委研究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提出企业“扩权10条”,并限制了党委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权力,明确了企业厂长统一指挥、全面负责生产经营的权力的“一长制”。

  80年代初,袁宝华提出应借鉴农村的经验,将推行经济责任制作为深化企业整顿的重要一环,在国营企业中开展厂长“承包制”,要在具体政策上不“卡富” “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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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2月,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袁宝华检查南通工作。左为袁宝华,右为时任南通市委书记朱剑。

  随着“一长制”的恢复,毛时代开展“鞍钢宪法”所赋予工人的民主权、管理权逐渐失去。《工人日报》指出:

  “随着改革方向的明确,厂长、经理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的地位、作用已经得到了明确的界定,他们的权力得到了明确的保证。然而,无庸讳言,我们在正确地强调和注重了厂长、经理阶层的权力和职能时,却不恰当地疏忽了职工劳动者的应有权利。致使职工在分享改革成果的预期未得实现的同时,又未能分享参与协调的机会”。

  1982年全国职工状况调查表明,一些领导干部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为自己的子女安排较好的工种,在提干、晋级、住房分配等涉及群众利益方面,都给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女和亲属以特殊的照顾。

  1986年调查表明,由于搞活企业的需要,企业管理者向经营者转化,被赋予了更大的企业权力。企业厂长由上级领导任命、委派,实行负责制,职工满意不满意都得接受,干好干坏群众既不能褒,也不能贬。他们说:

  “工人只尽主人翁义务,没有主人翁权利,主人担风险(企业办不好,工人领不到工资),公仆有保险(企业办垮了,厂长照样当官或调走了事)”。

  企业干群关系开始紧张,工人用消极怠工来对付干部,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1988年对17个城市400多个企业的21万职工所作的劳动积极性调查显示:

  “国营企业劳动者的劳动热情不在峰值而在谷底。21万职工中认为自己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的只占12%。”

  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大锅饭养懒汉” “平均主义害人害己”被广泛宣传了。的确,工人偷懒了,却不说工人为什么“懒”。要知道在社会主义初期,特别的职工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障,特别是贯彻毛主席《鞍本宪法》指示期间,工人拿着低工资却爱厂如家,苦干快上,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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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扩大厂长的的权力而取消政治挂帅实行一长制,工人阶级因历史原因既暂未成长起来又在官方所宣传的利益挂帅面前出现了瓦解,所谓的劳动积极性就变为关心私利的积极性,当工人的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时,劳动积极性自然就会消失。厂长们可以大快朵颐,甚至将国营工厂据为己有当然有很高的积极性,一边搞特权一边骂工人懒。改革家们对管理层独霸工厂的原因睁一眼闭一眼,相反紧紧抓住怠工的结果,搞所谓的“质量管理”,并建立严厉的工厂制度,防止“性本恶”的工人们“偷懒”。

  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

  “凡全面完成任期内年度责任目标的,经营者的个人收入可以高于职工平均收入的一至三倍。做出突出贡献的,还可以再高一些。完不成年度责任目标的,应扣减厂长的个人收入。”

  事实上经营者的收入超过普通职工远不止三倍。按照国家的规定,应当采取公开招标办法,通过竞争确定承包经营者,但实际中很少有采用竞争办法,基本上都是主管领导拍板。在政府和企业之间,企业的承包基数和分成比例等指标取决于政府发包部门和厂长的谈判。

  在企业内部,承包人和承包监督人一般为分厂厂长和书记,在承包指标上有讨价还价余地,承包指标也不会订的太高,正常情况下承包任务完成都不会很难,因此“完不成年度责任目标的,应扣减厂长的个人收入”也就成了空话。

  承包奖包括风险抵押金和超额奖两部分,超额奖的分配由承包者自主决定,不再是公开的。这样,通过两权分离就创造出来“先富起来”的一批干部。但是工人之间的年度奖基本都一样,工人与经营者奖金差距日益拉大。工人对工厂的变化看的非常清楚,工人中都流传着这样的话:“工人穷,厂长富,车间主任万元户,厂长挣钱没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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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战略性改组的最重要内容就是“减员增效”,形式多样,包括主辅分离、内退、买断、退养、退职、居家、下岗等。工人开始下岗,到1997年底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34.4万人,其中有309.5万人没有领到基本生活费。这一时期国企职工的切身利益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迫使工人开始关注自身的利益,劳动争议开始出现并呈上升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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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钢的琴》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女儿的音乐梦想而不断艰苦努力,最后通过工友的帮助用钢铁为女儿打造出一架钢琴的故事,通过小人物幽默与艰辛,展露一段感人至深的亲情和友情,反映了工人的创造力与私有化浪潮的黑暗。

  1998年拉开“决战”大幕,国有企业大量破产,大批工人下岗。下岗工人的生活境遇迅速下降,以三线下岗职工为例:

  2005年三线下岗职工月收入低于300元的有68%,下岗职工收入的92%用于衣食和子女教育,88%的下岗职工无法养活自己而不得不依靠政府福利、亲友救济。于是,矛盾尖锐爆发,群体性事件快速增长,并最终引发了2002年的工潮。到2005年,全国8万起群体性上坊事件、涉及400万人,其中以职工为主体的有40%多 。

  到2005年,城市工人下岗超过3600万,即使在岗的也签订了用工合同,是被“国家”雇佣的工人。下岗的工人自不必说,那是苦不堪言,尤其是市属以下的企业,工龄补助少的可怜,还要自己续交社保。大集体企业直接踢出。那时候有一首打油诗:

  下岗女工不用愁,浓妆艳抹上酒楼;

  三杯五杯我不醉,完事还把钞票收。

  下岗男工不用愁,回家找个小榔头;

  看谁有钱铆一下,老子快活管他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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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间,一个灿烂的时代过去。图为1996年12月20日,辽宁抚顺市东州区,刚刚下岗的矿工老孙站在家门口。他的身后,是花去全部积蓄买来的一辆二手摩的。那年冬天,矿工老孙成了摩的司机老孙。

  说了这么多,又一次回顾了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需要指出的是,国企改革,袁宝华只是具体的执行者。当然,他的一生也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做出过贡献。他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抗战胜利后赴东北为党和人民工作,解放后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处长。但是,我们纪念一个人,应该准确全面地评价他的一生,不能够因为他去世就神话他。

  毛主席在纪念张思德的时候,站在一个土墩上,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打着强有力的手势,说: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主席还说: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斯人已去。犹记得2012年回人民大学采访人口学家邬沧萍教授时,赶上一次学校的高层会议,与会的是历任校长和很多一级教授。袁宝华老校长和黄达校长并肩坐在一起。会议有个环节,是由袁宝华给一级教授们颁发一个什么证书还是聘书。

  当叫到坐在角落里的邬先生时,老爷子“噌”地站起身来,一路小跑,冲到对面中间席位的袁校长面前,袁宝华一乐:小邬啊,腿脚不错嘛,今年多大啦?

  “小邬”恭恭敬敬地说:90啦。

  袁宝华哈哈大笑:那你还年轻,我都97啦。

  这就是袁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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