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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涛-宋江-晁盖式博弈:扫黑除恶的“最后一公里”

2019-03-20 17:19:04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陈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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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向我所在的大学的纪委举报了我所在的学院的某个党员借“公益”之名组织的地下非法教会,但我所在的学院的某个党委领导一再强调要“爱护”本学院的教职工、要顾忌本大学一直在拿的“精神文明奖”、要对犯错误的党员以“治病救人”为主而不能“一棍子打死”。这让我不由得联想到了《水浒传》里的何涛、宋江与晁盖的三角关系:何涛能不能象征我所在的大学的纪委?宋江能不能象征我所在的学院的党委?晁盖能不能象征我所在的学院的某个党员?

  一、从何涛到郓城县追查生辰纲“办案不力”论起

  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后住店时被巡检何涛的弟弟何清撞见,破案时被第一个捉住,关到济州大牢里。白胜吃不过一番拷打,供出了晁盖等人。此案恰巧落到宋江手里,于是与前来办案的何涛喝酒聊天,让张怀远唱小曲拖住他,自己偷偷溜走给晁盖报信。就这样,晁盖等人得以从容裹挟几车赃物投奔梁山。

  何涛何以“办案不力”?晁盖一伙人劫了生辰纲,当地府尹在太师的压力下提高了破案效率,由于白胜赌钱暴露了赃物,何涛很快就找到了线索,秘密展开了抓捕行动。何涛潜入郓城县捉拿晁盖,由于对那里的情况不熟悉,于是要兄弟单位配合,这时恰巧在县衙门口遇到宋江。宋江问明情况之后伺机给晁盖报了信,此举堪称“爱护”本县子民吗?我们先来看一下《水浒传》原文对宋江的描述:排行老三,于家大孝,仗义疏财,面黑身矮,因此被人叫做:黑宋江,孝义黑三郎;刀笔精通,爱习枪棒,平身好结识江湖好汉,有人投奔,不论高低,无有不纳,留在庄上食宿,终日追陪,若要起身,尽力资助,人问钱财,亦不推托,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山东、河北闻名,人称及时雨……那时梁山最大的“赞助商”是柴进,凡遇“好汉”给钱了事,其余不再关心;晁盖喜欢的是武力上比较初衷的江湖人物,来者要过武力这一关才会看得上眼。唯有宋江,不论是谁来了都尽心接待,所以成了服务最好而最得人心的宋江式接待方案,江湖名气当然最大。宋江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名气吗?有人是,有人不是,各有各的打算。那么宋江的打算是什么?宋江的做法搁到现在就是长线投资,而且他的投资是不论对方是什么性质的组织,来者不拒无限海投而不管收益,但能在无形中声明远播。宋江给晁盖送信,实际上就是对晁盖的长线投资,但投资的成本只是信息、一份事关晁盖命运的信,正因为之前这份投资才有了后来的晁盖多次邀请宋江入伙这样的诚意。分析到这里再回顾本文开头的问题,我所在的学院的若干领导对我所在的学院的某个党员“评优评先”也就不足为奇了。

  2018年初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拉开了扫黑除恶斗争的大幕,此事非同小可。《通知》强调,这是为了“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有关专家的解释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打击重点是“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的‘村霸’等黑恶势力”。《通知》还要求,要“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其实,中国历史上的“村霸”屡见不鲜,王朝腐败涣散后基层社会就会滋生“村霸”等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水浒传》里就描述了不少“村霸”,而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晁盖。《水浒传》原文如此:“原来那东溪村保正姓晁,名盖,祖是本县本乡富户,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郓城县管下东门外有两个村坊,一个东溪村,一个西溪村”;“晁盖独霸在那村坊,江湖都闻他名字”。晁盖是东溪村的保正,相当于现在的村长,自然也是本村富豪。小说中说得倒是好听,“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其实就是网罗地痞无赖给他当打手。根据小说中的描述,他的庄园不小,养的庄客也不少,其实就是给他看家护院当打手,所以他完全是地方一霸,连赤发鬼刘唐这类泼皮与他惺惺相惜,一直想结识他。一听说蔡太师生辰纲的消息,刘唐就来通风报信,密谋一起去打劫。本县的押司宋江则相当于现在的法院干部,与晁盖是结义兄弟,为其充当保护伞,包庇、袒护、纵容他为非作歹。何涛来抓晁盖,宋江于是不顾自己应忠于朝廷的职责,担着杀头的风险去给晁盖报信。朱仝、雷横两都头相当于现在的刑警队长,平时也经常收受晁盖的钱财,为他通融遮掩,被派去捉拿晁盖时也不约而同地想放晁盖。毋庸讳言,现在我所在的学院的党委很像宋江所在的郓城县衙。

  《水浒传》里像晁盖这样的村霸还有哪些?宋江的两个徒弟、白虎山的孔明、孔亮两兄弟,陷害打虎兄弟猎户解珍、解宝的毛太公及其长子毛仲义。宋江发配江州途中则遇到三霸,“这弟兄两个富户,是此间人:姓穆,名弘,绰号没遮拦;兄弟穆春,唤做小遮拦。是揭阳镇上一霸。我这里有三霸,哥哥不知,一发说与哥哥知道。揭阳岭上岭下,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揭阳镇上,是他弟兄两个一霸;浔阳江边做私商的,却是张横、张顺两个一霸。以此谓之三霸”。推而论之,我所在的学院的某个党委领导如此“爱护”我所在的学院的某个党员借“公益”之名组织的地下非法教会,这样的党员早晚会“进步”成一个高校版“村霸”!

  《圣经》里说“太阳底下无新事”,马克思也曾说“历史上任何事件都会发生两次”,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建构“和谐社会”的?

  二、宋江式黑恶势力“保护伞”何以屡屡“成功”

  根据官方表述,黑恶势力“保护伞”特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手中权力参与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或包庇、纵容黑恶犯罪、有案不立、立案不查、查案不力,为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提供便利条件,帮助黑恶势力逃避惩处等行为。据说次轮扫黑除恶的重点打击对象主要包括12个方面:一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首要分子,二是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分子,三是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四是操纵破坏选举、侵蚀基层政权的黑恶势力,五是横行乡里、破坏治安秩序或利用家庭、宗族、宗教势力称霸一方的“村霸”等黑恶势力,六是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设等过程中煽动闹事的黑恶势力,七是在交通、建筑、矿产等行业领域非法经营、强揽工程、破坏经济秩序的黑恶势力,八是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车站、旅游景点等场所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的市霸、行霸等黑恶势力,九是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黑恶势力,十是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法队”、“出警队”、“讨账队”与“职业医闹”等黑恶势力,十一是操纵、经营“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十二是包庇、纵容黑恶犯罪活动的国家工作人员。

  中央何以突然决定开展针对黑恶势力的专项斗争?此举并非没有前兆:2018年1月13日结束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在公报中明确强调要“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其中就提到要“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把惩治基层腐败同扫黑除恶结合起来,坚决查处涉黑‘保护伞’”;“把全面从严治党覆盖到‘最后一公里’”。在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要求把扫黑除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着力解决淫秽、赌博、吸毒、传销、拐卖等违法犯罪问题,提高社会治安整体水平”。时间还能再往前推,早在2017年1月,最高检给全国各地检察机关下达的任务就是坚决依法惩治“村霸”与宗族恶势力刑事犯罪,突出打击为“村霸”与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2017年6月,时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的郭声琨强调“集中打击整治农村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中央早已把处置黑恶势力同基层反腐、基层治理结合起来看待的。根据最高检反贪总局三局局长孙忠诚的总结,横行于基层组织的“村霸”有四大特征:乱政、抗法、霸财、行凶。何谓“乱政”?倚财仗势、干乱国法、操纵选举。比如已被判刑的江西省某市原人大代表,纠结多名同族兄弟以及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犯罪团伙称霸一方,多次利用暴力、威胁等手段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甚至利用势力与影响威胁当地党委政府工作人员,干扰基层组织选举;“抗法”特指暴力抗法、对抗政府、煽动滋事。最近的典型案是2016年底广西某村支书因妻子在交通事故中丧生,便伙同亲属当着公安民警的面要活埋肇事司机。公安民警阻止时,他仗着人多势众对抗执法,当地派出130多名民警才将司机解救;“霸财”即强拿强要、欺行霸市、坐地纳贡,如河南省某村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在出租农地、建设新社区农村饮水工程等事情上“雁过拔毛”;河北某村村主任自2012年以来组织恶势力团伙要求所有村民结婚必须“上供”,有一村民未照办,结婚当天竟收到送到门口的花圈;“行凶”则是横行乡里、违法犯罪、残害无辜。例如,广州某村有一群“村霸”自2008年起就在村里为非作歹,敲诈在村内经营小店与生活的人员。我所在的学院的某个党员借“公益”之名组织的地下非法教会,“乱政”、“抗法”、“霸财”已成定局,继续放任下去则对我等举报者行凶(先说我是“诬告”、“脾气不好”、“有精神病”)也会是早晚的事!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官”“吏”之别,村干部之类游离于公务员体系但又实际掌握了一定公共权力且长期在本地本村不流动的显然属于土生土长的“吏”,农村治理离不开他们,只有他们掌握真正具体的情况,处罚起来又很难,“我就是一农民,能把我降到哪里去”?长期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有求于”村干部的村民则容易忍气吞声。“老虎”或许很远,“苍蝇”日夜扑面,如此泛滥于群众身边的黑恶分子、腐败势力得不到惩治将极大地侵蚀执政基础。无论针对扶贫“微腐败”的巡察还是针对基层黑恶势力的专项打击,都是在给基层治理这道难题予以探索。就此看来,更值得我们细细把味、也值得全国上下执行专项斗争任务的干部体会的是《通知》里的这样一句话:“要主动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切实把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与法律适用关,严禁刑讯逼供,防止冤假错案,确保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铁案。”换言之,不同于把“打黑”变成“黑打”的重庆模式,扫黑除恶的基调是依法,执法者必须有法可依。

  自1983年以来,中国经历过多次“严打”,主要针对杀人、抢劫、强奸、投毒、绑架、盗窃、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活动,以期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严打”发挥过自己的作用。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保障人权、程序正义、罪刑相当等原则已经成为共识。在1996年、2004年与2010年的“严打”过程中,保障人权逐渐被提升到与打击犯罪同等的地位,司法机关也强调在实现效率的同时更须维护公正。特别是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不断修改完善,“严打”一词蕴含的“依法(严厉打击)”的内涵被不断突出。2015年1月,谈到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对于政法队伍“刀把子”作用的论述,人民日报政文部微信曾举过这样的例子:“在重庆,薄熙来、王立军发起‘打黑’行动,利用政法机关制造了一大批‘黑社会’案件。事后,经过严格审查,这些案件中很多都是冤案、错案。由此可见,薄、王二人所打的‘黑’,纯粹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搞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王朝思想。如果没有政法机关的力量,很难想象薄、王二人有能力把重庆搞成‘家天下’”。换句话说,针对黑恶势力的斗争也一定要恪守法治的要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变形、走偏。

  为了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相关文件,最高法早在2015年就印发了《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规定了如何认定黑社会、如何认定黑社会的行为特征、经济特征、危害特征,以及如何相应适用刑事责任与刑罚。《纪要》专门强调的是,“把扫黑除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放宽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的标准,将扫黑除恶扩大化,甚至为了完成某些指标,参与某些排名,以追求政绩的态度对于扫黑除恶”。毋庸置疑,这一纪要也应是次轮扫黑除恶斗争必须继续遵循的基本标准之一。

  “国无恒强,无恒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两千年前韩非子的告诫,对于今天的依法治国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仍有重要的指导价值。这句话在法理上告诫我们:“严打”的政策必须坚持法治原则,不能侵犯人权,不得逾越现行法律法规,更不可凌驾于宪法之上。只有恪守法治原则,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犯罪很难通过一次“严打”就能完成,盘根错节、利益交织的老大难问题更是如此。因此,“扫黑除恶”应排除运动化倾向,杜绝只顾“一阵风”而忽视长久性社会治理的套路。相反,只有常态化的打击犯罪与犯罪预防,只有让“严打”变成“常打”才有可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宋江式黑恶势力“保护伞”才不可能屡屡“成功”,我等举报者才不至于沉冤。

  三、扫黑除恶的重点应是对晁盖式黑恶势力“拍蝇”

  2018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紧接着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在会后还专门召开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不少观察人士发现了这次行动至少有两个特点:以往历次全国性打黑除恶行动都是政法部门挂帅,而这次是由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下发的通知。行动“升格”,说明中央的重视,也必然意味着力度空前。从“打黑”到“扫黑”,一字之差,却意味着从对个案的打击将扩大到对黑恶现象面的“大扫除”。

  《通知》强调,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事关社会大局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与基层政权巩固,事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充分认识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与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上来,科学谋划、精心组织、周密实施,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攻坚战斗。《通知》明确了这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一再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根据当前涉黑涉恶问题的各种新动向随机应变对症下药。

  《通知》还强调,要切实把专项治理与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与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把扫黑除恶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既有力打击震慑黑恶势力犯罪,形成压倒性态势,又有效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形成长效机制,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政治优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群众。坚持综合治理、齐抓共管,坚持依法严惩、打早打小,坚持标本兼治、源头治理。要聚焦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把打击锋芒始终对准群众反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要坚持依法严惩、打早打小、除恶务尽,始终保持对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政法各机关要进一步明确政策法律界限,统一执法思想,加强协调配合,既坚持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又坚持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案质量与办案效率的统一,确保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要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及其“保护伞”要依法从严惩处,对犯罪情节较轻的其他参加人员要依法从轻、减轻处罚。要依法及时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综合运用追缴、没收、判处财产刑以及行政罚款等多种手段,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要主动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切实把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与法律适用关,严禁刑讯逼供,防止冤假错案,必须确保把每一起案件办成经得起复查的铁案。

  《通知》又强调,专项斗争要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与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把扫黑除恶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这或许正是此次行动最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剑指基层治理,通过扫黑除恶净化基层政治生态扫除基层那些“截胡”中央利好政策的团团伙伙,实现中央政令自上而下的畅通。这个问题做生意重要,主要是因为它既宏观又关乎底层那些孱弱的个体。比如自中央启动“精准扶贫”以来,隔一段时间总能看到一些令人气愤的报道。有的地方的低保名额被派给村干部的亲戚,真正的困难群众却享受不到。江西一个村支书侵占贫困户低保十多年,被举报后竟扬言要打断人家的腿。人称“洪兴十三妹”的河北省定州市某村村主任孟玲芬,给得罪过她的村民婚礼上送花圈。这些猖狂霸道的“芝麻小官”反映了基层政治生态的某些问题,他们利用体制的漏洞,通过乡村宗族势力与手中权力成了“村霸”。体制外的黑恶势力往往公开拉拢腐蚀基层干部,让公权力当保护伞。更有甚者,一些基层干部主动培植黑恶势力作为代理人,攫取经济利益。例如,湖南省邵东县端掉两股黑恶势力,原来是该县公安局副局长与刑侦大队副队长在背后各自操纵一派,双方长期明争暗斗。所以,愿意认真倾听基层的干部常常会听到群众感叹:中央的政策很好,但到了下面就走样了。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老虎虽大,对多数老百姓而言毕竟只能围观。身边的苍蝇被拍了,群众的“获得感”才有可能具体而真切。

  盘根错节的“本土政治精英”、惠政的“截胡”者不仅集中于在省、市,也滋生于村镇、县乡,处理起来甚至更为棘手。反腐败取得压倒性胜利时,净化政治生态的强大推力必然从树冠树干传导到与大地连接的土壤深处。扫黑除恶就是要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清明政治生态,打通惠民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据权威人士宣告,一系列新的扫黑除恶重大改革将在国庆70周年之际推出,政治生态从上到下“全域清理”后改革才有可能惠及每个个体,我所在的学院的某个党员借“公益”之名组织的地下非法教会才不能泛滥成灾为晁盖式黑恶势力。

  四、扫黑除恶“打蛇打七寸”则要先打“保护伞”

  “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党员干部涉黑涉恶问题作为执纪审查重点,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发现的“保护伞”问题线索优先处置,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打蛇要打七寸”,黑恶势力的“七寸”,就是掌握一定权力并为其充当“保护伞”的腐败分子。

  只有坚决打掉涉黑“保护伞”,才有可能真正根除黑恶势力。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老虎’要露头就打,‘苍蝇’乱飞也要拍。”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再次点题“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既抓涉黑组织,也抓后面的‘保护伞’。”

  “打蛇打七寸”是个技术活,打蛇者有必要苦练这项本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在福建调研时强调,要把惩治“蝇贪”同扫黑除恶结合起来,反复查处涉黑腐败,精准惩治放纵包庇黑恶势力甚至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纪检监察机关要将治理党员干部涉黑涉恶问题作为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一个重点,纳入执纪监督和巡视巡察工作内容。”《通知》明确指出,纪检监察机关与政法各机关建立问题线索快速移送反馈机制,对每起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及时深挖其背后的腐败问题,防止就案办案而就事论事浅尝辄止。

  “保护伞”不除,黑恶势力就扫不干净。从某种程度而言,扫黑与反腐,可谓一枚硬币的“两面”。黑恶势力之所以能长期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根本原因在于有“保护伞”为其撑腰。在一些地方,黑恶势力为了谋取利益,往往通过拉帮结派、行贿送礼、请客吃饭等方式与公职人员勾结在一起。一些“抵抗力”较弱的官员为得到“好处”,甘愿充当其“保护伞”,甚至包庇、纵容违法犯罪分子,使黑恶势力更加有恃无恐。例如,广东省深圳市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负责人尹葵,曾参与查处了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新义安”黑社会性质组织。据尹葵介绍,当地一些基层公职人员与该组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极大地阻碍了办案工作。在布置抓捕“新义安”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时,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政治处某副主任甚至偷偷打电话给黑社会头目通风报信。“扫黑必须反腐。黑恶势力背后往往有来自党政干部的‘保护伞’,‘保护伞’不除,黑恶势力就扫不干净。”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说。要扫除我所在的学院的某个党员借“公益”之名组织的地下非法教会,就要首先打掉我所在的学院的某个党委领导“保护伞”。

  如何斩断腐败分子与黑恶势力之间形成的利益链?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的2019年八项重点工作中,“坚决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被单独列出。此次全会的公报明确要求,“把惩治基层腐败同扫黑除恶结合起来,坚决查处涉黑‘保护伞’。”近年来,随着各地区各部门扫黑除恶力度的不断加大,黑恶势力活动渐趋隐蔽,其组织形态、攫取利益的方式也在发生改变,通过公司、协会等外衣,一些腐败分子与黑恶势力形成了“以黑经商、以商养黑、以商养官、以官护黑”的黑色利益链。长年在基层工作的福建省漳浦县赤岭乡纪委书记陈安华称,基层黑恶势力一般都是在当地有些影响力的“名人”,跟县里甚至市里的一些领导都有特殊关系。在尹葵看来,“扫黑”的关键是斩断腐败分子与黑恶势力的利益链。因为不铲除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抓了这个团伙,很快就会出现另一个。“不铲除‘保护伞’,扫黑除恶就会像割韭菜一样没有尽头。”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翁鸣对此亦有同感,“扫黑除恶的过程也是反腐败的过程,只有将打击‘保护伞’与侦办涉黑涉恶案件结合起来,做到同步侦办、综合治理、集中打击,尤其是抓住涉黑涉恶与腐败长期、深度交织的案件,彻底摧毁隐藏在党政机关、执法部门的‘保护伞’,才能取得扫黑除恶的最终胜利。”

  五、结论:基层党组织应加大扫黑除恶参与力度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认为:“基层党组织如果出现了空心化、软弱涣散的情况,一些黑恶势力、宗族势力就会乘虚而入。”因此,严打“保护伞”还要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相结合,将基层党组织打造成强有力的战斗堡垒。

  黑恶势力“保护伞”主要有15种:一是出资分红型:在黑恶势力设立的公司、企业入股分红、合伙经营,或与黑恶势力犯罪分子相互勾结、共同犯罪的。二是纵容包庇型:利用职务便利,为黑恶势力提供犯罪时间、条件,纵容、包庇犯罪的。三是阻挠查处型:利用自己的权力和便利,使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分子避免公安司法机关侦查、查禁、指控、起诉、审判和怀疑,为其通风报信,隐匿、毁灭、伪造证据;阻止他人作证、检举揭发,甚至指使他人作伪证;帮助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分子逃匿;或者阻挠、干扰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查禁;以阻挠、拖延、不履行职责等方法,干扰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分子的查处,为其获取非法利益的。四是站台撑腰型:为黑恶势力排除异己、谋取利益撑腰出头而违规立案、越权执法、违法办案的。五是打击报复型:对涉黑涉恶犯罪举报人打击报复的。六是有案不查型: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有警不接、有案不立、立而不侦、有证不取、该捕不捕、该诉不诉,以及随意变更强制措施、撤销案件的。七是通风报信型:在办案中跑风漏气、泄露案情,或向黑恶势力犯罪分子通风报信,帮助其逃避处罚的。八是开脱罪责型:以普通个案处理代替涉黑组织犯罪结案,企图为黑恶势力开脱罪责的。九是枉法裁判型:捏造事实、毁灭证据、伪造自首立功等材料、不依法履职、审查核实证据,使涉黑涉恶犯罪分子漏捕、漏诉、漏判或重罪轻判的。十是追赃不力型: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黑恶势力违法所得、赃款赃物不能追缴而放纵犯罪的。十一是串通案情型:在羁押监管过程中失职渎职,为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或罪犯里勾外联、串通案情、遥控指挥提供便利条件或放任不管的。十二是违规吃请型:在教育改造涉黑涉恶罪犯过程中收受罪犯及家属财物或接受吃请,违规给予表扬、记功等考核成绩的。十三是违规减刑型:违规违法呈报并办理涉黑涉恶犯罪分子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监外执行的。十四是帮人说情型:违规违法打探案情、说情打招呼、干预涉黑涉恶案件依法办理的。十五是打击不力型:在扫黑除恶的执法环节阳奉阴违,致使对涉黑涉恶犯罪打击不力的腐败行为。其中,基层党组织发挥何等扫黑除恶功能至关重要。

 

  

 

  对照15种黑恶势力“保护伞”,我所在的学院的某个党委领导终将像宋江那样原形毕露,我所在的学院的某个党员借“公益”之名组织的地下非法教会终将像晁盖那样罪有应得,我所在的大学的纪委终将比巡检何涛更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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