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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堂脸丢大了!谁毁了百年老字号?

2019-02-22 15:28:16  来源:人民健康论坛  作者:春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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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9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通知,撤销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中国质量奖称号,收回证书和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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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监管总局通知显示,由于同仁堂下属公司使用过期蜂蜜用于生产,受到行政处罚——2018年12月15日同仁堂下属公司被媒体爆出“回收过期蜂蜜、涉嫌更改生产日期”。

  这已经不是同仁堂第一次“犯事”,多年来,同仁堂因为造假、质量问题、产品不合格等,屡次被媒体曝光、监管部门处罚,同仁堂300多年的老字号金字招牌早已千疮百孔。

  

  屡登“黑榜”的同仁堂

  2018年12月15日晚,江苏电视台的一则报道《同仁堂蜂蜜生产商竟回收过期蜂蜜?》,将同仁堂引入舆论漩涡。

  2018年12月16日,同仁堂发布公告称相关产品已经全部封存,因同仁堂蜂业在北京市大兴区注册,大兴区食药监管局已经就此展开调查。

  2019年2月11日,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同仁堂蜂业有限公司因售过期蜂蜜被罚没1420万。

  北京市纪委市监委调查发现,北京同仁堂集团党委没有充分发挥在国有企业的政治核心和领导核心作用,内部管理混乱,对下属企业监督管控不力,对控股企业存在的生产经营和质量管理问题失察失责,相关企业质量管控制度虚化不落实,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损失,对“同仁堂”品牌形象产生恶劣影响。

  近几年,同仁堂因药品质量频频登上黑榜:

  就在蜂蜜门曝光的同时,2018年底,国家食药监总局发通告,北京同仁堂等企业生产的63批次甘草(甘草片)被曝不合格。

  2004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马文祖、作家张家瑞、吴淑敏等28人因服用同仁堂的“龙胆泻肝丸”导致肾病甚至肾衰竭,而集体起诉同仁堂。

  2011年,同仁堂假血燕事件,同仁堂旗下公司生产的血燕在浙江被检出含有亚硝酸盐,超标三百多倍,不合格率达到了100%。

  2012年,同仁堂清火片被检出不合格,牛黄解毒片生产日期早产。

  2013年1月,北京同仁堂总统牌破壁蜂花粉片,就被爆出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甘露醇;5月,同仁堂健体五补丸被爆汞超标5倍,牛黄千金散及小儿至宝丸朱砂超标,成分含量分别是17.3%和0.72%,远超国际标准。

  2016年,同仁堂“阿胶造假”事件发生,本应用驴皮熬制的阿胶检测出猪和牛的DNA;山东、四川等多个省市抽检发现同仁堂的翻白草、加味左金丸、熟地黄、(熟)骨碎补等产品不合格,同仁堂在山东淄博的药店因销售劣药被处罚。

  而仅2017年一年,因各种质量问题,同仁堂旗下企业10次上“黑榜”。2017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共公布了22份不合格中药饮片名单,同仁堂旗下涉及的4家企业分别为北京同仁堂银川药店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亳州)饮片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福州)有限公司和北京同仁堂重庆建新药店公司,被查出的不合格产品包括白矾、地龙、杜仲、炙甘草等。其中,北京同仁堂(亳州)饮片有限责任公司上“黑榜”次数高达7次。

 

  同仁堂在毛泽东时代开始焕发第二春

  北京同仁堂是全国中药行业著名的老字号。创建于1669年(清康熙八年),自1723年开始供奉御药,历经八代皇帝188年。

  旧中国积贫积弱,同仁堂同样没能幸免于难。民国初期的德国拜耳以及日本侵略者占领北京时期的日资企业一直试图控制同仁堂,但同仁堂的老一辈一直坚持民族气节,民间流传着多条可歌可泣的故事。

  但解放前的同仁堂一直采用“父传子家天下”的管理模式,子女分家后又涉及各种家族矛盾,同仁堂除了维持百年老店也没多大发展,甚至存在掌柜自己开药铺、却到教堂求西医的现象。

  北京解放初期,同仁堂已经陷于无人管理状态。乐松生的父亲乐达义热心公益,乐于助人,与职工关系融洽,因此,同仁堂发生劳资纠纷后,职工代表一致推举乐松生为同仁堂经理。

  1954年,乐松生带头申请公私合营,同仁堂和所有乐家老铺的分号,在改造高潮中实行了定股定息。由于同仁堂在工商界的地位和声望,带动了许多民族工商业者积极参加公私合营。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北京的乐松生与上海市的荣毅仁,成为全国民族工商业者中的代表人物。1955年,乐松生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

  1956年1月15日,乐松生代表北京市工商界登上天安门城楼,给党和国家领导人递交北京市私营企业全面实行公私合营的喜报,被毛泽东接见。乐崇熙说,毛主席当时说了三句话,“乐松生先生您好”,“工商业者好”,“同仁堂好”。乐松生非常激动,呆了半晌才说了句,“毛主席健康”。

  1954年批准公私合营后,乐家四大房每年所得的定息,仍然超过了过去每年各房提取的1.4万元。而乐达仁改进中药的梦想在此时得到初步实现。1951年春天,乐松生参加了北京市长彭真召开的会议,会上,彭真鼓励乐松生试办中药提炼厂改进中药。1952年,乐松生邀请了北大药学系郑启栋教授在达仁堂成立国药改进研究室。1953年,银翘解毒片、香莲片、女金片、牛黄上清丸等四种产品试制成功。此后,研制人工牛黄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957年,同仁堂中药提炼厂正式成立,开创中药西制的先河。我国的中药事业走上了全新的发展道路。

  1957年4月,卫生部批准了高级工程师郑启栋等人研制的人工牛黄,处方设计是以文献记载为依据。此种牛黄具有色深,质松,易过筛,有天然牛黄先苦后甜的特点,在当时的广交会上,北京的人工牛黄就开始出口柬埔寨等国。1965年接卫生部指示,将人工牛黄的全部资料赠送给朝鲜、越南。后来,人工牛黄的处方各成分的含量比例几经修改,更加完善。当时同仁堂的提炼厂年产人工牛黄5~6吨,除本厂留用外,还供给北京药材公司所属各药厂配制中成药,是同仁堂中药提炼厂的一大支柱产品。1966年,北京同仁堂厂、店转为国营。

  毛主席曾指示说:“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瑞蚨祥、同仁堂一万年也要保存。”然而,文革开始以后,基层官僚为了转移斗争方向,无视毛主席的指示,将同仁堂药店改名为北京中药店,同仁堂制药厂和提炼厂分别被改名为北京中药一厂和北京中药六厂。

  1979年,同仁堂厂、店牌号得以恢复。1985年2月,北京市政府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同仁堂成立315周年庆祝大会。1991年,同仁堂制药厂晋升为国家一级企业。同仁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经逐渐发展为一家大型现代中药制药企业。1992年7月,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组建成立。

 

  光复旧物,推陈出新——同仁堂在毛时代蓬勃发展的根源

  从上面对同仁堂在新中国时期的历史发展梳理,我们清楚地看到,同仁堂在新中国率先实现公私合营,搭上了社会主义崭新生产关系的首班车,破除了“父传子家天下”封建落后管理模式;新中国生产力水平快速发展,新技术的应用也对中医药的现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讲,同仁堂不过是一般的民族企业在新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

  更为主要的是,传统中医的济世情怀与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很好地融合起来了。

  从这个角度而言,同仁堂的发展又是新中国中医药焕发新生命的一个缩影。

  近代中国,中西医学一相遇即引发“中医存废”之争。上文我们提到旧中国同仁堂的掌柜都要跑到教堂求西医,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医药已是奄奄一息。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制定了团结中西医的发展方针,中医药事业发展迎来第一个高潮。

  有关中西医结合发展创新的思想,毛主席早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提出了要“用中西两法治疗”。在延安时,毛主席对名中医李鼎铭说:“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说:“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取得进步。”毛主席说:“你这个想法很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在毛主席中西医结合思想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医务界在延安最先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

  1949年9月,在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毛主席作了明确的指示:你们的西医只有一两万,力量薄弱,你们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这一题词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卫生工作方针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1955年1月,毛主席在一次关于中医工作的讲话中说:中国6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人数很少,中医对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

  1958年,毛主席作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著名批示,极大地鼓舞了西医学习中医的积极性。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要指示。毛主席注意到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之后,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运动蔚然兴起,中医药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赤脚医生组织进行群防群治,大部分使用的就是传统中草药,很多地方开展了群众性的开采和种植中医药、普及中医疗法的行动。“一把草药一根针,敢把瘟神脚下踩”,中医药为中国农村普及基本医疗、大幅度提高人均寿命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

  电影《春苗》以赤脚医生的真实事迹为背景,塑造了田春苗以身试药的英勇形象,讴歌了一大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脚医生的形象。

  在这种焕然一新的社会环境下,百年老字号同仁堂也投入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事业服务的行列当中去了,获得了人民群众广泛的信任和支持。

  解放以后,同仁堂成立了邮寄部,对各地患者有信必答、有求必应,深得人心。1954年同仁堂设立了咨询服务台,为患者介绍适应症的药品,解答顾客提出的各种问题。

  1984年,一外地顾客来店求购4克天仙藤,一位老售货员收方后说:“这药4克值4厘钱,给你10克,收1分钱。”顾客满意地笑了,为了这一分钱的生意,这位老售货员柜前堂后跑了两趟。事后,顾客投书称赞同仁堂可贵的风格,认为像同仁堂这样的大药店,仍能保持做好小生意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步入歧途的同仁堂

  8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中国,“一切向钱看”,社会风气日益堕落,商家为了利益不惜违法。后来的同仁堂因为价格高、服务态度差屡遭投诉,早已不是以前那个“率先实行公私合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同仁堂了。

  2012年,北京的夏女士例假迟迟不来,来到同仁堂新街口药店中医诊所看病,张姓大夫接诊并认为夏女士例假推迟是因为“月经不调,气血不足”,便给夏女士开了7天的药,喝了17服同仁堂开的中药后,夏女士去妇幼保健院检查方得知原来自己在看中医前已经怀孕。因同仁堂开的中药里面有孕妇忌用的红花和桃仁,被误诊的夏女士去同仁堂找张大夫,而张大夫只留下一句“孩子不要要了”,就再没有露面。

  许多跟团去北京旅游的人,都曾被莫名其妙地带去参观过北京同仁堂,美其名曰参观学习中国医药文化。不少团友还会“幸运地”遇上中医讲座或者知名的中医教授给大家免费咨询把脉。更神奇的是,这些中医专家把一会脉、看你两眼、没聊两句就能知道你身体出现什么毛病。据团友讲述:“专家号了半分钟左右的脉看了我两眼断定我气血两亏,需要补气补血,刷刷几下开了狂草体的方子。当我正在努力想看清楚专家写的是什么时,店员马上来取走方子让我跟她去拿药,快步追上店员大姐问‘抓这些要需要多少钱?我先准备钱’,大姐只肯把方子露出小半截给我看,‘3560’四个数字对当时还是学生的我来说实在吓人。”

  ……

  与这些现象相比,同仁堂集团公司的演变更加能反映出问题的本质。

  1997年,国务院确定120家大型企业集团为现代化企业制度试点单位,同仁堂作为全国唯一一家中医药企业名列其中。

  2000年5月,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同年10月在香港创业板上市;2010年7月,由北京市政府授权的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揭牌,同仁堂至此彻底走上公司制和资本化运作的道路。

  而各地的同仁堂早已开启了改制之路,各地同仁堂的国有股份逐渐退出。例如,天津同仁堂历经了8次股权转让。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转让过程中,国有股东全部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张彦森家族和天津另一家大型民营药企天士力控股集团旗下的产业基金。

  资本化运作之后,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变化,当然就是企业的发展首先要为资本增殖服务,同仁堂后来的功利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更为奇葩的是,2016年5月,北京同仁堂拿到了商务部颁发的直销牌照,像众多山寨保健品公司一样,开启了所谓的直销模式……

  至此,谁毁了这个百年老字号不是一目了然吗?把医药这样的公共服务事业变成以牟利为核心目的的产业,百年老字号频上黑榜、黑心疫苗企业频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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