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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是非得失

2019-02-15 15:44:37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陈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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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纲早在2005年就曾指出,“经济学帝国主义”特指西方经济学“侵略”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传统领域,比如下至婚姻、犯罪等个人社会行为的社会学领域,上至政府制度、宪法改革等政治学的领域,这种侵略并不是一些异想天开的胡闹,而是一旦发生了经济学的侵入还真的能分析出一些原来人们没有分析出来的东西,赋予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新的启示,进而使相关学科得到新的发展。

  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基本概念及其哲学路径

  经济学不断向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渗透而形成许多以经济学方法为分析方法或体现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学科,如家庭经济学、人力经济学、法律经济学、教育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给“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定义是:经济学是对包括诸如消费者选择、企业理论、(直接的)市场、宏观经济行为等古典问题范围的扩展。

  西方经济学的微观部分有三个基本论题:一是个人以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从事活动;二是个人严格地坚持均衡概念,把它作为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三是个人的经济行为强调效率概念。西方经济学的宏观部分,只能以此为起点。

  经济理论的出发点是个人追求效用的最大化与企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一般是把限制最大化的实现看作是构筑某种理论的基本障碍。西方经济学承认不确定的信息、交易成本与其他使事态模糊的干预性的变量,但仍把标准的最大化或最优化作为基本的假定,根据最大化或最优化假定即可推导充分确定的与可以预见的对某种激励的反应,缺乏最大化假定的其他社会科学便不能做到这一点。均衡也是经济学的一个中心概念,西方经济学常常把在市场关系下个别经济活动者的行为加总,考察其行为的相互影响及其后果。西方经济学还异常重视效率概念,即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按其私利活动的个人将推进社会一般目标的实现,即实现最大化的社会福利均衡。斯密还特别强调自由意志或自由选择观念,并把它们改造成为一种限制或否认政府作用的实证经济理论。效率概念同均衡概念相结合,推动经济学家做一种特别的分析。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的力量在于其精确,经济学遵循可以拒绝理论、检验理论与基于事实修改理论的科学方法,经济学成功的地方也就是其他社会科学失败的地方。经济学家相信经济学的比较优势,而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与心理学家的思考范围较为广泛,可能在证明问题上比较好,但不能提供较好的解决问题的答案。

  将经济学的边界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展会使经济学家从其他社会科学家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也可以克服其他社会科学不能提供较好答案的弱点。使用精确的经济学方法与提供特别的、具有充分推理的答案的能力,给了经济学家以一种重大的分析上的比较优势,这是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被扣上“帝国主义”的帽子的主要原因,也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做生意能成功的主要原因。

  从经济与社会运行的观点上看,“经济学帝国主义”是的成功应归因于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由于对效率概念的理解,经济学家要进一步解释无效率的均衡,分析造成无效率均衡的隐含的原因。西方经济学一惯关注最大化、均衡与效率,于是在该领域内外衍生了许多可以检验的并为数据有力支持的含义。经济理论的目标是形成统一的思想并提供可以用于理解社会现象多样性的理一论。

  “经济学帝国主义”不断侵蚀其他学科,其哲学起点或哲学依据何在?我们不必担心大学的人文教育讲坛将只剩下哲学与经济学(包括管理学),经济学在侵人其他领域时也在改变自己。其中,理论经济学正在变为一种通用的人文基础学科,政治学、社会学与法理学等都将是应用性学科。有人讽刺经济学家会拿交易费用概念解释猴子为什么会上树,但经济学家不应怀疑自己的学科基础,也不应忘记自己的各种模型不论怎么精巧也难以穷尽现实经济生活的变量,因此也总是不能成为精确的预侧工具。经济学家永远做不到像卫星侧控专家那样让经济活动沿着既定的轨道运行,张五常就承认自己对经济现实的判断往往是“直觉”比模型更可信。离开对现实生活的数理模型的解释,一个优秀的人文学者的“直觉”对于有“资治”要求的政府更加宝贵。就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而言,优秀历史学家的判断往往比计量经济学家或计量政治学家的预测更可靠。“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本质是“科学帝国主义”,而科学之外还有艺术、宗教。科学总是少数人的事业,而艺术要夸张,宗教要盲从,经济学不能向我们提供此类帮助。没有哪个保险公司敢于无条件地向死亡担保,而死亡引起的关于彼岸世界的幻想是最具不确定性的,任何经济学家都构造不出什么制度使得这种不确定性有些许减少。

  二、“经济学帝国主义”保留的合理成分

  “经济学帝国主义”遭到的诟病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主流经济学使用不现实的抽象假定,尤其是个人在任何情况下力图最大化的假定,使经济分析误人岐途;二是经济学最严重的错误表现在倾向于把个人当做基本的分析单位,这意味着它不可能正确地处理集体现象;三是经济学将一切事物都视为可由同样的机制加以约束,试图用简单性与机械性的定理及其工具去裁剪现实世界,因而缺乏那种分析社会现象所需的多样性;四是主流经济学甚至连自己的问题尚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更没有资格与能力去对付其他社会科学面临的众多难题。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理论争回论与具体实践能给我国的经济学者提供哪些启示与思考?第一,我们需要正视“经济学帝国主义”这股理论潮流,有意 无意地继续否定这股理论潮流客观存在或贬抑其意义的学术态度都缺乏科学精神与不合时宜的。他们无一例外地大力主张打破经济学的现有边界继续扩展研 究领域。第二,充分借鉴“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合理成分,如经济学在“侵犯”其他社会学科的边界之后也可以援助与丰富它自身,这种援助与丰富既来自各学科的边界重新划定所对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充实与扩展,也来自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与分析工具给予经济学的启迪与帮助。前一方面实际上充分肯定与深人剖析了各种社会性因素对经济分析的重大作用,从而否定或修正了改革开放以来主流经济学单纯推崇数理化做法的片面倾向;后一方面可以吸取其他学科许多既面向现实而又新颖独特的理论思路并充实与丰富自己的方法论“工具箱”,从而进一步提高经济学的科学。这样做有利于经济学解释与预测原先根本无法面对的社会经济问题。“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合理成分恰恰是其得以逐步实施且有进一步发展之势的根本原因,同样也是我国学者应该加以关注与研究的关键。

  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宣扬与推行“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实质是呼吁与实践社会化倾向的合理回归,数理化研究倾向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但蓄意排斥社会化倾向的单纯数理化倾向的做法并不利于经济科学的进步,一旦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的基本理论方向则危害更大。

  如何让处理我国经济学建设的若干问题?一是不要误入单纯追求数理化作法的岐途,明确把数理化分析技术看得高于一切的做法在我国还不多见,问题在于我们往 往是在过分推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想背景下不知不觉地朝着这种偏颇的理论方向行进;二是适当加强引进社会性因素的理论研究,在准确把握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内容的前提下更 多地关注正在合理回归社会化倾向的西方经济理论成果 (如新制度经济学)并尽量吸取或借鉴其中的有益成分;在理论研究中努力排除单纯数理化倾向的潜在影响,重视社会性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但这种关注应以它们对经济活动起着重大作用为限;三是避免用经济学包揽一切,对“经济学帝国主义”作适当的肯定固然包涵了各种社会科学的边界可作为一定的调整这层意思,更着眼于它能援助与丰富经济学自身,但这种扩展不应被理解为真正的帝国主义行为。它必须遵循学科分工的基本要求与学术规范而没有资格与能力去大包大揽。自己的方法论“工具箱”里还没有足够的工具或工具到一应俱全却无法熟练操作,从而连自己份内活能否做好尚且存有疑问,岂能有暇顾及他者?从我国发展中经济类型的众多特点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一套适合转轨时期经济发展的比较成熟的经济理论,才是当前我国绝大多数经济学者务须呕心沥血的重大职责。因此,“经济学帝国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应用价值尚待观察。

  三、“经济学帝国主义”这顶帽子实至名归吗?

  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学科都面临经济学的挑战,经济学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也渗透了各个领域,由于樊纲、汪丁丁、盛洪、张宇燕等人的经济学散文与随笔使许多文科学生从思维方式到日常术语都有明显的变化,交易费用、信息成本、囚徒困境成了最便利的分析概念或模式。由此,“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一说法也在中国经济学界传播起来。然而,当我们所说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含义是被定位为经济学家的人从事了其他领域的研究,或是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主动利用了一些据说是由经济学首先提出来的概念、命题或分析进路,或是主流经济学的量化模型被广泛用于其他学科?如果是前两种情况则很难说就是“经济学帝国主义”。

  其实,经济学领域本身也在被其他学科蚕食,比如博弈论并不是经济学的传统产品,“囚徒困境”更是个“杂种”,因博弈论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纳什被视为数学家。知识/权力并不必定为某个人、某个学科所独占,但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并没听见经济学家认为现在的经济学不伦不类。何以至此?

  归根结底,经济学研究现在很热,所以经济学家有自信。如果从财政或就业来看却未必如此,至少美国的法学院比经济系更为有钱,毕业生就业更有保障,收入也更高。但经济学家的自信心并不来自他们更有钱或就业便利,而是“功夫在诗外”。我们反对经济学的扩张,主要是因为希望保持严格的学科学术传统,但我们不可能用“跑马占地”的方式以靠定义取胜的方式来维护学科传统,关键是能否拿出令人信服的成果。真正有实力与自信心的学科与学者会保持开放的心态,社会生活本身并不是按照我们现在的学科划分那么界定明晰的然每个社会问题都可能同时具有多个学科的维度。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之一,人们在这个领域形成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不可能不弥散到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凭什么说某些领域应由某个学科独占?只要关心真实世界中的问题就不可能死守传统的学科边界,而是为其求知的好奇心驱动四面出击。学者忘记了生活本身提出的问题而沉溺于某个学科的现有的定理、概念、命题则会丧失社会责任感与学术影响力,甚至忘记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正是在问题的导向下,真正的学者从来不会作茧自缚,而是总是试图不断自我超越。无论孔子、老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马克思或韦伯从来都不是为了学术而生活,而是因为生活而学术的。在真正的学者精英眼里,重要的是思想与成果,而不是学科的领域。

  我们不能将现有学科划分视为一套先验的、永恒的与应然的方案,目前的知识、学科体制都是历史演变、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现有的知识体制不是一种终极真理,各个学科的边界的界定会随着社会的劳动分工而发展,随着学科相互渗透、交叉而发展。近年来国内外各个学科的发展都有日益交叉化的趋势,经济学也不例外。在这一过程中,有些昔日的“显学”会失势,也许另一些不起眼的学科变得醒目起来,或本来就很醒目的变得格外刺眼。只要不是过分的自以为是而有维护既得利益者之嫌疑,而是以学术发展与自我的学术兴趣为重,我们就更应向一些并非为了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而乐此不疲的各种业余爱好者学习。

  21世纪的中国正在走向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许多问题不仅有待于深入研究,引入的“西学”学科固然凝结了前人的经验,但决不应而且也不可能成为界定中国的实际问题之学科性质与研究的圣经。从我们的日常或社会生活中发现问题并在问题导向下研究,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种不尊重现有的学科“产权界定”但有利于效率之提高的现象;现在许多学者已在不同程度上跨越自己本来学科的界限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济学家在这样的大学术背景下进入其他学科的传统领域是很正常的好现象,反映了中国学者对真实世界的关切与学术好奇心乃至社会责任感,还能激活缺乏活力与学术理论竞争的学科领域。

  经济学家的研究并不能取代其他学科传统的研究,因为“各村的地道都有许多高招”;他们的研究也必定会出错,但难道仅仅因为我们在本学科之内的研究就一定不会出错,结果就一定更真确吗?只要是真正的研究,那就在一定层面上都是在积累我们共同的学术与知识传统。例如,自发的股票市场是如何形成着规则的?政府垄断行业内的竞争与最后这种竞争又如何打破这种垄断的?波斯纳曾说,即使法学家是一位社会清洁工,他们也不应只能固守传统的扫帚与拖把,而不能使用其他更为便利与有效率的工具。这个道理不限于哪个人、哪个学科,只有具备了这种常人的心态才有可能超越“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羁绊。

  四、“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实质是经济学家的“霸权主义”

  随着研究技术手段的改进与专业化知识的逐渐积累,跨越学科的研究与学科间的渗透不可避免。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从经济学基本假设出发研究种族、婚姻、犯罪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我国经济学家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帝国主义”倾向,例如用一些经济学理论框架解释社会、文化、历史等现象。有付诸文字的,也有流传于讲坛的,以致冒犯了相关学科的学者,促成若干桩学术公案。

  第一,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经济学迅速升级为“显学”;第二,学术界一旦接受并习惯于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假说就很容易将其应用到对许多非经济现象的解释上面且往往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与逻辑上的一贯性,经济学经世济用的特点也使其天生具有一种侵犯的性格;第三,现代经济学高度的数学化令许多经济学家在对本学科的深入研究过程中强烈地感觉到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及早把投入转向另一个看似不那么肥沃的土地似乎可以提高边际收益。

  目前经济学这种跨学科倾向存在不正当行而有必要被中国学术界引以为戒:第一,经济学家天生具有破坏性。西方有一个笑话讲工程师、经济学家与外科医生争论谁的职业最古老:外科医生提醒大家上帝取亚当的一根肋骨造出夏娃,那个手术当然是外科医生做的。工程师认为那以前上帝先创造了世界,完成把天与地分开的工作,除了工程师没谁能做到。经济学家质疑上帝创造世界之前只有混沌与混乱,而那是谁造成的?第二,中国经济学整体发达程度与个人素质都还不具备综合社会科学的条件。中国经济学看上去明显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后发优势”,即传统经济学与现实严重脱节,与现代经济学不接轨。一旦开始与国际接轨,“拿来”的机会很多,收益也很可观。从绝对水平看,中国经济学与国际水平之间的差距还很大,从经济学家队伍的整体状况看更是这样。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对经济学的需求来看,经济理论更是不尽人意。同时,中国的多数经济学家的人文素质较弱。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速度过快,使经济学处于一种一边倒的供求状况,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显学”。又由于基数较小,奉行“拿来主义”十分容易,所以经济学家读书只需浅尝辄止,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今日经济学家仍然被认为是读书最少、对其他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了解较差。

  截至目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尚未达到奉行“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的水平,我们自己家里的“自留地”还有待更好地侍弄。如果出现不适当的跨学科或冒犯怎么办?其实,我们迄今为止说经济学家还不够资格奉行“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还只是一种假说,或仅仅对经济学家整体而言决不敢断言发生的帝国主义侵犯一定是不合时宜的。学术刊物与出版部门规范性差给不正当的跨学科提供了机会,而经济学家是非常理性的,既然在存在制度缺陷的条件下机会主义行为或所谓的“道德风险”最容易发生,何不利用一下这个机会?你也可以把经济学家不适当的冒犯看作像索罗斯对发动金融狙击的解释一样算是提了个醒,对待任何时候发生的、由任何人发动的这种侵犯也应避免采取一种乾隆皇帝式的态度。我们不妨把经济学家的侵犯视作一种礼物,合则用,不合则将其束之高阁。

  一百年前还是“小媳妇”的媳妇经济学如今越来越趾高气扬,经济学家几乎无话不谈。赫什拉法认为,“在整个社会科学的领地上单独为经济学划出一块地盘最终是不可能的。经济学渗入到了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同时也为各学科所渗入。事实上只有一个社会科学……好的经济学必须是好的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与哲学。”经济学家渗透到社会学科领域并把其研究成果归入经济学门下,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范围没有得到明确界定。不同的界定方式导致不同的结论,后果就是众所周知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一是工具主义“跑马圈地”的误区,二是相关学科“近亲繁殖”的陷阱,三是经济学家霸权主义的抬头。

  经济学家涉猎其他学问至少要注意两点:第一,学科划界是人为的,目的是有助于科学研究的专业化,能使人们的研究更深入,更有助于提高研究效率。现实中学科的界限是不明确的,自然、人文与社会也没有严格的区别。“天人合一”,人是自然与社会的人,文化是人与自然的文化,社会是人与自然的社会,但不能因为界限的不清就兼容并蓄。“傻瓜姆对自己家里情况的了解,肯定比邻居——聪明的吉米要多”;“当一个人生病时,他不去餐厅宾馆,不去海洋馆,而会去医院,并且通常一个头疼脑热的病人,他也会选择去内科,而不会去妇产科或外科。”这就是经济学中的“分工”。第二, 学科之间虽然有很多相同或相通之处,但也有一定的专业屏障,要研究别的学科则很有必要对该学科的内容、特别是基本理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贝克尔单纯从经济学角度去研究人类行为,结果得出缺乏伦理道德的家庭缺乏爱情人性的婚姻,导致对人类行为的分析不伦不类。贝克尔使用的经济学工往往有很大的局限性,即使在经济学内“也没有多少预测力与解释力”。这个“聪明绝顶的人走上错误的道路”,家庭理论更像是俏皮话。

  五、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的思维误区

  经济学企图将人类行为还原为低等生物行为甚至物理规律,但人类社会并非如自然世界那样保持长期的稳定而呈现不断复杂化与高级化的趋势。这种还原主义思维会遭到强调人类社会独特性的学者的批判,如以库恩代表的历史学派、费耶阿本德提出的认识论无政府主义。西方经济学界忽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与社会经济现象的复杂性,甚至认为分析不精确的一般理论比分析范畴相对狭隘的理论更好。为了赢得尊重,经济学企图构建可能囊括几乎所有情形的理论并刻意地使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由此,李嘉图、萨伊、西尼尔等刻意地将古典政治经济学规律视为“社会物理学”规律、社会进化规律的“纯科学”。

  尤其是西尼尔将其理论植根于四个“不言而喻”的基本命题:收入与效用最大化原理、人口原理、资本积累原理、收益递减原理。但这四个基本假设并不是“不言自明”的:一是固守“效用决定价格”,认为财富在个人之间的效用不能比较,这比边沁以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为基础提出的应将富人财富分给穷人以增加社会总福利的理论倒退了,并且否认存在周期性经济危机,这是违反常识的;二是固守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认为劳动人口的贫困来源于他们的道德与智力低下,一种减少贫困“有效且永恒的方法”是“提高劳动人口的道德与智力品质”,但为了控制人口,让工人阶级长期生活在“对贫困的恐惧中”是必要的,没有穷人的牺牲“去承受代价,那么就不会有普遍的进步产生”,这种“牺牲穷人论”充满了道德偏见;三是他的资本积累理论采用了他反对的道德标准解释经济过程,认为利润相对应的关系是资本家谋求痛苦节欲的补偿;四是他的地租与收入分配理论否认了不同阶级收入分配的差别,认为所有收入的来源都是相同的。

  “经济学帝国主义”所谓的契合与统一很少考虑不同学科在研究对象上的本质区别,如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的本质差异、动物的本能行为与人类的社会行为之间的差异。抽象是当前流行的一般化理论的基本特征,相应地这些理论不可能建立在历史的或文化的特性之上,但社会经济现象本质上是历史的产物。因此,经济学抽象的一般理论丧失了人文性、本土性与时空性而与现实越来越脱节。现代主流经济学很少考虑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在本体论的前提假设上的各种差异,而是简单地盲目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与手段并把自然科学中的假设推进经济学,从而得出了越来越多似是而非的解释力大打折扣的人类行为结论。

  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化以及经济学对纯理论发展的兴趣加强而走向数理模型与统计分析,理性选择的方法论侵入政治学与社会学而掀起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家看来,传统上基于“理性”与“非理性”标准对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划分是不成立的,因为人的经济行为与非经济行为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所有的行为都可以被看成是理性的,只要拓宽效用的外延,所有的行为就都可以用理性选择来分析。波斯纳指出:“‘市场’经济学与‘非市场’经济学之间的区别正变得更难确定”。由此掀起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的两个层次都是单方面的:一是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向经济学的单方向扩展,经济学借鉴甚至搬用这些学科的基本方法,以致经济学本身也成了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二是在与社会科学其他分支的融合中,经济学根据自己固有的假设将从数学搬用来的方法再一次扩展到社会学科其他分支,从而将其他科学领域也变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内容并抹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

  现代主流经济学刻意模仿在物理学、生物学以及心理学中存在的还原主义研究方法,试图借助原子式的、个体的单位构成的复合体说明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问题是社会现象是复杂多变的,而这种研究思维根本不可能带来多元化的经济学发展,也不可能实现社会科学的有机统一。多数主流经济学者热衷于为这种抽象的研究取向辩护,导致现代主流经济学迅速退化为一种狭隘的、过于抽象的、在实践上不可操作的形式主义。尽管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气势如虹,其实际分析现象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暴露的局限性却越来越明显。当前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相容与契合的趋势只是自然科学的思维经由经济学这一中介向社会科学单方面的扩展,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形式化,经济学的教学大纲越来越窄。

  社会科学界单方向的契合逐步庸俗化,尤其是经济学理论越来越脱离现实。哈奇森认为,“经济学不管是苟延残喘,还是已病入膏肓……其复原的希望极为渺茫……经济学被视为一门浸淫于技术的学科,既不恰当,也不实用……具体表现在经济学学位课程入学人数的下降与转向学习诸如商业这样的相近课程。”显然,经济学有必要与社会科学其他分支积累的知识相契合,但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试图使研究方法的简单化、形式化,无视不同学科本身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不尽一致。继续遵循近百年来现代主流经济学“科学化”道路,经济学就会被迫在高度形式化与技术化的“窄门”或“栈道”中畸形发展而自取灭亡。

  六、“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物质主义倾向及其终结

  经济学是重视物质追求的,经济学传统中就具有根深蒂固的物质主义。因此,“经济学帝国主义”在推行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在经济学“帝国化”的过程中会无形中激发或加速物质主义的形成,使得“经济学帝国主义”与物质主义在相互促进中不断发展。现代经济学推崇的就是物质主义,指责“经济学帝国主义”往往就包括指责其所激发的物质主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物质主义更进一步,不仅重视物质利益,而且将物质利益作为生活的第一追求。物质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将物质利益作为终极目的与价值取向。有学者从心理学研究的角度认为物质主义更关注物质需要等低层次需要,而不关注价值与精神层面的高层次需要。物质主义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人类思想史中,精神高于物质、内在价值高于外在价值几乎是不证自明的公理。物质主义却崇尚物质利益割裂了物质利益与精神文化的联系,夸大了物质利益的作用,从而否定了精神文化与道德理性的意义。人的生活不能仅仅是物质生活,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早就说明了这一点,物质主义终将走向理论的片面化与极端化。

  物质主义存在如此明显的错误,何以还能发展为现代社会有影响力的价值取向?这无疑与现代社会极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与物质财富有关。二战后西方国家相继进入相当长的经济恢复与繁荣期,经济发展、物质财富丰富,人们生活安定富裕。冷战初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期”,而加之西方传统宗教价值观影响的削弱,社会进入所谓的“消费社会”。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物质主义价值观盛极一时,物欲的追求、金钱的满足成为人们生活的主流。人们受物质时尚的影响,正在不断追逐越来越难以为继的物质目标。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物质财富也在极大丰富,也出现了如波德里亚所说的人受到了“物的包围”,人的选择也开始潜移默化地受物质时尚的牵引,越来越倾向于物质的满足与追求。由此,中国人纷纷由对物质的追求与渴望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滑入物质主义潮流。在东西方共同面临物质主义冲击时,“经济学帝国主义”思潮也同时流传与发展起来。正是东西方经济发展与财富丰富这一相同背景,使得“经济学帝国主义”与物质主义的关系愈加紧密起来。具有相同的经济背景,且“经济学帝国主义”也重视物质利益,具有物质追求,从而在此基础上与物质主义具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与经济的增长速度、工人的就业岗位、老年人的退休金一起遭受打击的也有经济学帝国主义。全球性的危机被引爆后,保罗·克鲁格曼、达伦·阿西莫格鲁等经济学家深入反思自身的行业,认为济学家不该把假设当成现实。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往往是由理性的个体组成的完美市场,而现实中的市场并不完美。信息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分支,乔治·阿克洛夫、阿玛蒂亚·森、丹尼尔·卡尼曼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率先垂范,实际上已对这些偏离真实世界的假设展开了深入的证伪与修正。

  对经济学帝国主义更早的警告来自卡尔·波兰尼:“每一门科学都必须将它的研究主体限制在受其方法影响的特定条件中”,突破了这一限制肆无忌惮地“跨界”就会带来理论上的风险与对实践的破坏。他在 1947 年发表的一篇会议论文《经济学与塑造我们社会命运的自由》中鲜明地指出:“事实上,人从来不像经济理论所要求的那么自私”;“人们活动的动机是混合的,不排除……对他人的责任……甚至会暗自享受他的工作本身”;“对经济决定论的教条式信念……已成为阻碍人类心灵进步的主要障碍”。波兰尼通过对经济史的细致考察,发现从主导力量看“原始社会是基于亲属关系系统的,封建社会是基于人际的纽带”;传统社会尽管有市场,但并非是“圆满的市场经济”;19 世纪以来的社会才是“嵌在市场模式中的社会”(波兰尼1949年讲稿《经济史与自由问题》、20世纪50年代的稿件《古代的市场因素和经济计划》与《经济思想新境界》)。

  波兰尼的《大转型》的文集中有一段话振聋发聩:“一边是某政治家的耐心说教,尊重既得权利……另一边则是某煽动者怒斥……为什么有人应该喝着香槟酒、坐在马车上,而成千上万诚实的人都只能想要一些生活必需品?对于一个听到他孩子正为要一个面包而哭泣的工人来说,他会更倾向于哪位候选人呢?”读到这里,您是否同我一样立即就想到了希拉里与特朗普的选举恶斗呢?

  阅读《新西方论》至少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从事经济研究与财经问题分析必须终结经济学帝国主义,要对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保持谦虚与尊重并注重借鉴不同的观察视角、理论观点、技术方法,提升综合、深刻、战略性的研判能力。制定公共政策不能片面追求所谓的经济最优解或最大值,闭门造车是行不通的,一意孤行更是要不得的,正确的做法是在科学调查、兼听意见的基础上、在民主决策与依法行政的框架中寻得利益相关者乃至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七、伦理学视角下“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理论误区

  美国左翼经济学家迈克尔·桑德尔的《金钱不能买什么》指出,当今人类社会正在步入“经济学帝国主义”社会,滑入“一个社会关系按照市场规律加以改变的社会”。经济学原则被看做指导人们行为选择的最有效原则,人们可以用金钱衡量一切,用经济学原理分析所有社会行为。我们不能简单指责经济学原则的扩大化运用,但“经济学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对当代社会毕竟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影响,在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某些负面问题。

  “经济学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到底有多少理论误区?从伦理视阈反思“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理论误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一是在方法论上将经济学分析方法一元绝对化,将其完全推行于人类社会生活所有领域,忽视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既降低了解释力又会导致分析偏颇;二是在行为原则上,其将经济学原则作为人类所有行为选择的基本原则,这在一定的边界内有效,但将之推至最高社会原则,就往往会出错;三是在价值观念上,其将效率追求、经济理性与市场价值观无限夸大,把多元价值转化为一元,形成唯经济的价值取向与市场价值观的泛滥。上述理论误区可概括为:一元绝对的方法论、泛经济原则的行为选择论与唯经济或泛市场的价值观念等三个方面。

  所谓“一元绝对的方法论”,不是说“经济学帝国主义”所用的分析方法就只有一种或“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方法就是绝对不变的,而是说“经济学帝国主义”将经济分析方法无限制地应用到人类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同时,将其一元绝对化了,成为一种在方法论上的唯经济主义。第一,任何方法都是有限度的具有条件性;第二,一元绝对的方法论奢望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是行不通的,还因为人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预言性。

  所谓“泛经济原则的行为选择论”,主要针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主张:人的所有行为选择都应该按照经济原则完成,而且只有按照经济原则选择才是理性与科学的。对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第一,人的行为选择是多样的,将经济原则看作人们所有行为选择都应遵循的最高原则不符合事实;第二,人的行为选择存在着“应然”问题,道德应的问题不是经济原则能完全解决的问题。第三,人的行为原则的最终依据是事物的具体矛盾,而不是僵化的经济原则。

  所谓“唯经济或泛市场的价值观念”,特指“经济学帝国主义”在主张将经济分析方法无限应用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将经济原则作为人的行为选择的最高原则的同时,在价值观念上排斥与取代其他价值观念,将经济追求与市场价值观无限夸大,把多元价值转化为一元,形成唯经济的价值取向与市场价值观的泛滥。第一,社会生活中的价值是多元的,相互之间不能简单度量;第二,人的意义世界与德性崇高;第三,市场价值取向不可能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事实胜于雄辩,推行市场社会的价值观是危险的,这并不是说要否定市场经济,或是在根本上否定经济追求与市场价值取向。经济追求与市场价值取向是有限度的,其在市场经济内有效,会发挥巨大作用,但若将之扩大到整个人类社会则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危险,我们有必要警惕并规避此类经济陷阱。

  八、“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神话及其前途

  朱富强认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深刻危机大致可归纳为内容的狭隘化、人性假设的抽象化、意识形态的单一化、数学工具应用的形式化与知识结构的封闭化。经济学界要特别警惕教条主义,从自己的角度先验地以主体者对外界做出审判,对他人的反驳尽量设置障碍,这实际上是封闭状态下的夜郎自大。

  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工具、观点上越来越要求一致,否则就不会被认可。现在主流经济学往往局限于程式的“规范”,以社会科学的皇后自居“入侵”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如政治学、社会学等各个方面。西方经济学正在雄心勃勃地构建经济学帝国,经济学者贬低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极力将抽象的最大化思路渗透到其他领域而导致本领域的方法越来越单一、知识结构越来越狭隘。

  中国的学术界同仁不宜盲目跟风,而是要多方面不断拓展经济学研究的领域与方法,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西蒙早有告诫:“经济学家在整个经济科学帝国上的分布密度是非常不平衡的,少量有限规模的领域占据着大多数人口”。

  学科帝国主义总是首先产生于相对发达的学科,经济学家不讲数学帝国主义、社会学帝国主义、法学帝国主义或心理学帝国主义,就是因为经济学这门学科相对发达。真正有实力的学科必然具备开放的心态,任何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从来都不是通过学科边界的划分来延续与发展的。学科研究的重要意义是能否拿出与提供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的成果,国内外多数社会科学工作者认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亦或学科交叉代表了经济学科等学科发展的趋势与方向。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尚未达到奉行“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水平,经济学自家的“自留地”还有待更好地伺弄,我们应看到学科交叉以及科学方法论的互相渗透是理论创新源头与机缘。这里的学科交叉不仅是把类似交易费用、机会成本、囚徒困境等这些原来的经济学术语应用到其它学科的分析与研究中,而是充分认识到不同的科学研究方法是可以用来解决同一个现实问题的。科学方法论的交叉利用是可以形成理论本身突破的重要机制,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既为经济学研究拓展了新的思路,又突破经济学边界而产生了新的学科实验经济学。

  现在的中国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有大量前人所没有遇到过的经济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每一步深入研究都会面临着不可避免地要超出传统学科研究的所谓学科边界问题,但在传统学科界定的范围内很难实现理论突破完成理论创新并以创新的理论来解决社会实践问题。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采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每一次改革都是先在小范围试点,成功以后再大面积推广。如果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史密斯的实验经济学相比较,恐怕区别仅在于史密斯是在实验室模拟,而我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更大范围的社会实践模拟!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验性特征说明了实验经济学的有效性,但由于我们缺乏理论突破与理论创新的勇气,同时也客观地存在着缺乏交叉利用多项科学方法论的能力,导致我们已存在的大量的优秀的社会实践未能上升到理论突破或创立新理论的水平与境界。

  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工作者缺乏应对社会实践提出的挑战的能力,但又有大量的理论工作者困惑于理论突破的艰难。现在有一大批经济学者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工作者已在不同程度上开始跨越学科边界,经济哲学的兴起就是一个例证。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追随者正在汇合成一支更加宏大的理论队伍,但从根本上说,经济学家既不应怀疑自己的学科基础,也不应该过分妄自尊大,经济学家永远做不到像卫星测控专家那样让经济活动沿着既定的轨道运行。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成功是科学帝国主义的成功,经济学的发展势必还将遭到更“科学”的科学的“侵略”,吸收如数学、物理学、生物学与心理学的科学营养;日益吸收、融合现代科学的经济学就像日益装备新式武器的兵团,必将继续其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帝国主义“侵略”历程,不断拓展自己的“地盘”。

  以自高自大的态度凌驾于其他社会科学之上,动辄宣言经济学比其他社会科学更有科学性与客观性,不少人就是这样简单理解“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将其视为只是试图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征服其他社会科学那种思潮与做法的代名词,这显然是一种狭隘的理解。经济学对其他社会科学边界的“侵犯”可丰富“受侵”学科,亦可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而丰富其自身。这种丰富来自各学科的边界打破对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展,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工具对经济学的启迪。

  “经济学帝国主义”思潮及其实践或多或少地会促进我们对中国经济学发展与建设的深入思考:第一,适当加强引进社会性因素的理论研究,避免就经济问题作孤立的鲁宾逊式的经济研究;第二,不要指望通过推行“经济学帝国主义”去包揽一切,尤其是中国经济学整体发达程度与个人素质都还不具备综合社会科学的条件。当前我国的多数经济学者在引进、介绍、吸收与消化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同时也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我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问题上。

  九、国内学术界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逐步反思

  国内学术界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给经济学带来的影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总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已有成果,二是总结经济学帝国主义对经济学发展的负面影响。经济学帝国主义研究的只是非经济领域里的资源配置问题,没有超出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但对试图侵入人们精神层面的经济学强盗行为有必要引以为戒,因为经济学只能在精神层面提供物质支持,不宜强行的用经济学方法去剖析。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主要表现,一是经济学与法学的结合,人力资本经济学、尤其是以健康经济学的滥觞,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向政治学的渗透,等等。经济学之所以能走向“帝国主义”,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为其“殖民”奠定了思想基础。首先是“经济人”概念,现在多数经济学的“殖民地”(主要是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在引进经济学分析方法时将自己原有领域中的行为主体作为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来分析;其次是“均衡”概念与“效率”概念,前者通过对供求平衡的分析来发现现象背后人们的利益关系,后者旨在使资源配置最优化以有效地分析现实问题并作出清晰的、明确的政策表述,二者结合起来则可对政治中的投票制与法律中的违约行为有效分析。二是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经济学“殖民”的有力武器,通过公理化假设运用数学工具实证分析现实生活中的数据与现象,凭借公式的推导与数据计量来保证结论的精确性与可信度。经济学研究通过比较精确的数学模型分析,不仅回答是什么、为什么,也告诉人们怎么办。经济学通过数学模型与数据分析还可以对未来趋势做出预测与把握,这也是仅仅靠逻辑分析的其他学科所力不从心的。三是其他社会科学与经济学的紧密联系是其成功的基础,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有密切的联系,最终讨论的都是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而这又是经济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不论是哪一个边缘学科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讨论经济学问题,所以经济学帝国主义也是有边界限制的,那就是资源配置问题。一旦超越了这一界限,将人们的一切行为都试图纳入经济学的分析,包括伦理道德、情感等等,那么最终的结果就会适得其反而损害经济学的形象,导致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泛滥与覆灭。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界限应控制在为人们的物质选择提供支持,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易行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出现只是将人类的行为分析由经济领域扩展到其他的社会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人们的情感与伦理。将本不属于自己范围内的东西强拿过来则不能称为“帝国主义”,而仅仅只是一种强盗行为。强盗行为不同于帝国主义的地方在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殖民”,是通过方法的殖民或思想的殖民,从而促使被殖民的领域产生新的结果与进步;强盗行为的结果只能是破坏性的,只是一些人滥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思想去破坏别的领域已有的成就,最终破坏人们最基本的精神世界,因此是一种学术上的退步。试图运用经济学知识去解释情感与道德伦理,比如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来解释孝顺的成本,认为每次为了履行子女应尽的孝顺义务,回家劳民伤财成本太高,而且回家的次数太多甚至会导致回家的边际效益递减等诸如此类的推理,读下来让人不寒而栗,用经济逻辑分析孝顺是不是就意味着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可以不要选择孝顺,只要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就行?家长是不是会从自己的角度考虑干脆不花费成本抚养儿女?沿着这样的逻辑,人类又将何存?经济学又将何用?人与别的生物相区别,最重要的是人有思想与感情,被抽象掉了则只用冷漠的经济模型与方法去分析,最终结果就是使人间丧失多彩的情感与社会交往的最初意义。贝克尔也承认家庭经济中存在利他主义,认为家庭中的亲情关系不同于市场经济中的交易行为,即便是奉行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经济学家也仍然是尊重人类基本的伦理道德与情感世界的。

  无论经济学怎么数学化、模型化也只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社会科学,不可避免地带有唯心色彩,因此也就不会像自然学科那样客观,“经济学帝国主义”只能用自己的思想侵略、进而改变其他领域的思想。但经济学毕竟不是人类思想的全部,人类的情感与伦理道德是需要自己独特的天地,经济学走向“帝国主义”的同时要学会尊重这一领域,尽自己的所能为这片领域提供物质支持。

  中国学者必须认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内在缺陷,数理化研究倾向本身无可非议,但蓄意排斥社会化倾向的单纯数理化倾向的做法并不利于经济科学的进步,一旦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的基本理论方向则更会产生十分有害的后果。

  中国的经济学界也要“改革开放”:一要正视“经济学帝国主义”这股理论潮流的强大,否定这股理论潮流客观存在或贬抑其重要意义的学术态度都是缺乏科学精神而不合时宜的;二要肯定与借鉴“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合理成分,因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实践而“获利”的是诸多学科双赢或多赢的局面。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只有在开放的、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中或理论的历史演变与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中建立开放的社会科学体系,社会科学才有出路。

  十、后现代主义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批判与经济学重心重设

  后现代主义者提倡多元共生性,提倡和谐的思维品质,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国也有学者从此类角度批判经济学,但这种批判大多围绕着经济学的方法论而展开,很少有学者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研下经济学研究的重心问题。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角度分析经济学帝国主义足以发现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后现代主义哲学用差异对抗理性的总体化,强调知识形式的多样性与微观分析;反对把“他者”还原为“同一”的工作而使哲学走向他律, 进而研究我与他者的关系的存在意义。经济学帝国主义则把“他者”还原为“同一”,无视他者存在的意义,仅仅从“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出发,企图采用“最大收益与最小成本的方法”把所有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问题归结为经济人采取的理性的经济行为。这种做法无视社会科学中其他领域的差异性,无情地吞食个体性而容易导致“极权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学帝国主义本质上是有着缺陷的。

  第二,后现代主义哲学强调多元共生性,对一种事物与现象有多种不同的解释,甚至允许对立理论存在。经济学帝国主义在侵蚀别的社会科学领域时试图用经济学的权威话语来树立在社会科学中的权威主义,这不符合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后现代主义者要求打破这种权力话语的霸权性,由知识霸权向资源共享发展以消解意识形态话语的方式改变这一话语的言说方式与言说内容。

  第三,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追求凌乱性,反对世界是一个整体,强调世界的多元价值取向,从而显示出片断性与非中心特色的个体。后现代主义哲学开辟了一个多元共生的思维之路,而经济学帝国主义却试图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建立一个统一帝国,无视各学科的多元价值取向,进而导致现在的经济学越来越封闭,现在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了。因而,经济学帝国主义终将严重阻碍经济学本身的健康发展,进而误导各级政府的重大经济政策。

  第四,后现代主义为人类带来了和谐的思维品质,促使人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摒弃激进的个人主义,主张通过“主体间性”与“关系中的自我”消除人我之间的对立而建立良好的“全球伦理关系”。经济学帝国主义则以“最大化收益与最小化成本”的观念思考社会科学中的问题,忽视人类在获得高速的经济增长、丰富的物质利益以及最少的成本花费的同时却是大量的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的破坏与浪费,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对立,让后代失去未来,但仍有经济学家沉溺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喜悦中。

  后现代主义倡导以开放的、和谐的思维品质来处理各种问题,认为只有用正确的思维品质改造经济学以重新确立其研究重心才能使经济学真正健康发展,但这也要得到不断发展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及其最新理论成果的帮助。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可靠性与统一性极为重要,后工业时代的经济行为呼唤新的理论,这也是重塑经济学研究重心的过程。这种理论给人类世界观带来的变化是临时性的,但它理应为我们今天的思想与生活以更好的指导。

  未来中国经济学界的研究重心应转向三个方面:第一,采取更加开放的品质,不应再守着“理性经济人假设”与“最大化收益与最小化成本”的分析方法,而是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丰富与发展经济学理论;第二,强调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之间的对话,进而吸收现代及前现代社会的一些优秀思想成果;第三,注重生态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改变过去整个自然界在经济学理论中微不足道的地位,进而改变过去经济政策的基本导向是片面谋求生产增长的政策。

  按照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和谐思维品质来导经济学研究,足以使经济学理论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减少人类自然界的破坏。未来的经济学应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自己的研究重心,开创生态经济学的崭新未来。这一研究重心也是暂时的,因为一切经济学理论无论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都只适用于当时的特定语境。生态经济学这一研究重心也只适用于后工业时代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而后的新变化要求我们各尽所能创造更多前卫的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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