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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钢老工人吴敬堂:“我为什么反对国企私有化?”

2019-01-27 08:36:13  来源:《国企》杂志  作者:吴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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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国企老工人代表吴敬堂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月25日早晨5点57分在吉林通化第二人民医院逝世,享年82岁。本文原刊于《国企》杂志2011年第9期,现予重发,谨向已故的作者,致以我们深深的哀悼和崇高的敬意!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和彻底革命精神永世长存!

  口述人:通钢退休工人 吴敬堂

  2005年,当私营企业“建龙钢铁”首次开始参与通钢改制的时候,我已经退休多年。但通钢毕竟是我工作和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因此即使退休后,我对通钢的发展依旧非常在意。

  那时候,我对私营企业既无坏的看法,也没有特别的好感,因为缺乏了解。在改制初期,我的想法很简单:“无论通钢的合作对象是私企,还是国企,只要合作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企业,有利于大多数人,我都是欢迎的。”

  我身边的老工人、新工人也都是这样的想法。然而,事态的发展似乎总是与人们的愿望有相当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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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进两退

  合作之初,先是双方评估资产。资产评估过程中,我所不能理解的怪事开始出现了。

  通钢的1、2、3号高炉早已到了退役年龄,但是由于多年的精心维护,一直运转良好。然而,在资产评估时,这三座尚在生产的高炉被作价为零。通钢的土地也被作价为零。通钢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等50年来积累的无形资产全部作价为零。整个厂区的全部生产设备作价仅为900万元。这导致通钢的总资产估价仅为38.81亿元。

  与此对应的是,建龙之前7000万元购进的小高炉,则被作价10亿元入股。

  在我们工人看来,这显然有失公平。但通钢工人的疑问,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答。

  怪事还在不断上演。

  合作之初,建龙承诺投入若干亿资金。但是,来自工商部门的证据表明,这笔资金始终没有到位。不仅如此,建龙参与通钢改制后,利用通钢资产作抵押,贷款建起了吉林精品钢基地,导致通钢当时负债近百亿元。

  从2008年6月开始,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钢材价格暴跌,改制后的通钢不仅没能如期实现“新通钢两年内实现1000万吨钢”的发展目标,而且还陷入了亏损的泥潭。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到2009年2月,通钢的亏损一度高达10亿元。

  2009年3月末,通钢宣布与建龙集团实现股权分立。作为分手费,建龙获得了吉林精品钢基地和通钢原有的矿山所有权——据我所知,在双方合作的4年中,建龙集团几乎将所有的资源都倾向了吉林基地。

  建龙退出后的2009年4月,通钢大幅减亏;5月微亏;6月赢利6000万元。

  到了2009年7月,建龙重返通钢。这一回,其成为了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超过60%。无利可图,就抽身而退,有利可图,就卷土重来。至少在我看来,建龙的用意已经昭然若揭。而且,拿着从通钢获取的资产来回购通钢,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2009年7月23日,对此极为不满的通钢工人开始聚集,并最终导致了震惊中外的“通钢事件”,建龙派驻通钢总经理陈国君死。事后,吉林国资委宣布,建龙永不参与通钢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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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龙集团派驻通钢公司总经理陈国君

  失落的工人

  通钢在偏离正常发展轨道的同时,数万工人也为此次改制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2005年9月,通钢开始大幅减员,30年工龄以上的职工全部下岗,而这些,几乎全部是熟练工人和高级技工。在该轮减员中,共有7000人被内退、被下岗。事前既无通知,也没有召开职代会表决,完全被蒙在鼓里的时候,其命运已经被人改变。由于通钢多是双职工乃至几代职工,因此大规模的下岗不仅影响了家庭的收入,也对社会稳定带来了伤害。

  对于剩下的职工,建龙采取了堪称监狱式的管理方法。原有的厂长、车间主任、段长等设置被取消,替代以一级管、二级管等设置。似乎在他们眼中,工人就是挣钱的机器和奴隶,管理人员就是看守,就是狱卒。

  不仅如此,建龙还取消了党群部门,工会主席也被企业领导兼任。工会,这一工人情绪和意见的最重要反映渠道也开始形同虚设。原本的干群关系急转直下。同时,通钢办公楼的二楼被严密保护起来。不仅门外有岗,而且楼里有岗,经理办公室成为工人禁地,见领导成为奢求——正常的沟通渠道没有了,只能选择其他办法。

  在地位变化的同时,是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建龙给陈国君的年薪是300万元,处级干部的年薪也有30万元。而后勤工人的月工资仅为600元左右,即使是技术含量最高、最为艰苦和危险的炉前工月收入也不足2000元,一般员工的月收入则普遍在1000元左右。不仅与管理层有数十上百倍的差距,而且比改制前有了明显下滑。随着物价攀升,这么低的收入,根本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更不用说供养子女读书。

  更让我无法理解的是,建龙一方面以减员增效的名义在通钢大举裁员,另一方面又从外面招聘大批农民工进入通钢——这些连拧螺丝都不会的新工人月工资都是四五千,比经验丰富的老工人高三四倍!

  对于上述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通钢工人难以理解,更难以接受,直接导致了工人积极性低落。一时间,应付、敷衍成为员工的主流状态。在那些四处转悠的管理者看来,似乎工人都在忙活,等他们一走,大家都会停下来。即使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把螺丝装上去,再卸下来,手脚似乎一刻不停,但并没有创造任何效益——工人们的说法是,反正赚了钱都是个别人的,发展成果又分摊不到我们头上!

  这样的合作能持续多久,自然也就可以预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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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归

  时代在发展,企业也需要多种形式的合作乃至改革。但私有化未必就是最佳的发展途径。国有资产流失、企业发展遇挫、工人饱受其累、社会影响恶劣。这是我总结的通钢与建龙的合作结果。虽不能因此而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说所有与国企合作的私企都不怀好意,但不能不从这一合作中吸取教训,毕竟学费过于沉重。

  至少,我们要更好地认清改制的目的何在?改制的受益者是个别人还是大多数人?是为了搞好企业还是为了给某些人的账户上添加数字?

  目前,首钢已经接手了通钢。对于前几年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也作了调整。通钢的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工人待遇有所恢复,工人下岗现象几乎消失,收入中的两极分化现象好转。更关键的是,首钢有实力也有诚意搞好通钢。如今,首钢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对设备维护、更换,对工艺进行改进。工人的积极性也随之提高,生产效率显著上升。

  在铁矿石成本压力不断高涨,钢铁需求趋于平稳的今天,通钢已经连续盈利,逐渐走出了昔日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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