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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杀人仅仅服刑一年”的现象的思考 ——张扣扣案折射出中国法制的制度性缺陷与可能太多的“腐败”内幕

2019-01-26 14:36:20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普宏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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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语:杀人只判处七年有期,你只是一般的“有感”;七年有期只执行一年,你也只是一般的“有感”。但如果说“杀人仅仅服刑一年”,你就只能用“无比惊诧”这句子来形容。而这,也应该即是张扣扣一生中对中国式的法制的最大的纠结!因为这个纠结,酝酿了他22年后的杀人复仇案件。

  前几天,胡一帆先生邀请我参加张扣扣一案的讨论,所以写下此文,以作酬应。

  对于此案,我的基本观点是:

  一、张扣扣,必须判处死刑

  不论张扣扣母亲23年前被杀一案如何判决,张扣扣故意杀人致死三人,均应判处死刑。

  因为“致死三人”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可谓是情节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大的杀人案。这样的犯案,不论存在其他任何的理由,都是法不要赦的。

  张扣扣不服,何以不服!

  二、案件可以比较,也应该比较,但比较也有方法的问题

  张扣扣母亲23年前被杀一案的案犯的处刑是可以比较的,比较会说明很多问题,但比较也有方法的问题。

  第一,都是杀人案,为何判决不一样?

  均是杀人案,前者被判7年。后者判处死刑。如果说杀一人判处7年,则杀3人应该判处21年,这是直接比较与简单累加所得出的结果。

  而“张扣扣母亲因地基纠纷被邻居时年17岁的儿子打死;因未成年被判7年,但仅服刑一年便被释放”。我想,这肯定是判得太轻了!

  为何判得过轻,这是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也应该才是本案发生的背景式原因。

  第二,杀人致死人数并不一样,怎能判处一样的刑罚?同样是杀人,但杀人还是很大的区别。所以胡一帆先生《张扣扣案中华传统判则》中的比较还是有方法上的问题。

  即仅仅从犯罪的情节及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程度来看到,杀3人与杀1人是根本不能相比拟的。

  三、关于胡一帆的所谓“复仇的正义性”的思考

  在《张扣扣案中华传统判则》中,胡一帆引经据典,似乎要佐证一个“为母复仇具有正义性”的命题。

  复仇是否具有正义性?站在家庭与社会的一定角度看,复仇是有正义性的。但放在国家与法制的角度上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而且是个大问题。因为“非经审判,不得对任何人处以死刑”,所以复仇的张扣扣即是“以武犯禁”的“大侠”!他侵犯并且严重侵犯了国家法制的权威——即国家的权威!

  如果人人都以自己的行为来伸张正义,国家的秩序就难以维系!

  但如果国家的法律不能让受害人感受到真正的公平与正义——即法制缺乏应有的人民的信任与信仰,那么这个法制又有何存在的理由!

  四、“杀害张扣扣母亲的17岁少年判处7年(仅仅服刑一年)”的现象应该是存在司法上的问题

  “杀害张扣扣母亲的17岁少年判处7年(仅仅服刑一年)”的现象应该是存在司法上的问题。具体是怎样的问题,这里不需要作分析与说明。

  所以我建议对“杀害张扣扣母亲的17岁少年判处7年(仅仅服刑一年)”的判决行为及刑罚的执行行为应该立即展开调查,并给社会一个交待,如此方能使法制的公信力及权威得以维护!

  一是17岁未成年人杀人判处7年有期徒刑这一环节进行全面审查,看其是否过轻,如果过轻,则不论是否存在循情枉法的情形,都应该对判案法官(如果依然健在)及所在法院给予追加通报批评;如果存在循情枉法的情形,则应该按照相关程序追究判案法官(相关办案人员)及所在法院责任,给予问责处理。

  二是对“判处7年,仅仅服刑一年即释放”的刑罚执行的过程进行审查,如果发现违法现象,则应该按照相关程序追究判案法官(相关办案人员)及所在法院责任,给予问责处理。因为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杀人仅仅服刑一年”的现实。

  这其中的猫腻,不用说,大家都心知肚明!

  五、是应该反思我们的刑法的制度性缺陷的时候了

  我认为刑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规定,无疑存在重大缺陷。所以,在当前,应该是反思我们的刑法制度性缺陷的时候了!

  杀害张扣扣母亲的17岁少年判处得太轻,除了法官的主观因素之外,还隐藏了一个极其严重的刑法的制度性缺陷的问题:对未成年保护的年龄阶段出现了问题。

  有的强奸犯不满14岁,但他的的体力与智力却已经对一个成年的妇女能构成绝对的威胁,一般的成年妇女不论体力或者智力在他的面前均处于明显的劣势。这种情况下,还以未成年人作为弱者保护的话,就说明我们的法制存在严重的问题了!

  改革开发以后,中国社会的物质与文化进步,这些进步同样提前了未成年人的生理与智力的水平,所以修改刑法的责任年龄已经迫在眉睫。17岁年龄的男孩,普遍已经孔武有力并且具备了成熟的判断是非的能力,确实不应该再享受“犯罪的年龄保护”了!

  因为刑法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中国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未成年人杀人狂与强奸犯,反复的杀人、反复的强奸妇女,却一直逍遥法之外!

  所以我建议对刑法进行修改,至少应该这样:一是以16岁作为刑法上的完全责任年龄。不必要与民法上保持一致。因为刑法上禁止性规定是社会规范的底线,对于是否触犯刑法的判断,应该是比民法上是否侵犯民事权利与利益的判断更加容易!即16岁以上,对于杀人、强奸等重大刑事犯罪,即可以判处死刑。二是刑罚的最低责任年龄应该定为12岁而不是14岁。对于现在的普遍早熟的孩子而言,12岁已经知道了很多的东西,拥有了很多文化、知识。根本不是我国刑法最早草拟时期那种12岁大部分才开始识字的教育阶段的水平。

  六、法律的存在是一种既主观又客观的存在

  至于,张扣扣的不服刑罚的问题,我只能很遗憾地说“法律的存在是一种既主观又客观的存在”。

  张扣扣对刑法的理解,他认为自己的复仇是具有正义性的,因此他不服判决结果,这并不奇怪!因为法律的存在状态,首先是主观地存在的。因为法律首先需要人们来理解,来执行。而这些理解与执行法律的人则是有主观性的。所以,法律首先是一种主观性的存在。

  但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并不是行为人认为不应该认定为犯罪就不是犯罪;也并不是说法官想怎样判决就怎样判决,因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社会应该会对犯罪行为有一个相对公平即接近于客观的评价。这个评价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让社会总体上给予认可,而不能是单方面的由法官的意志,或者是由统治集团的意志来决定。法律如果得不到社会上的普遍认可的话,那么它就非常的可悲!

  因为法律需要信仰,需要人民对于它的相信与信任。否则,它就丧失了自己应该有的公信力与权威!那么,就会有人不断地来贱踏与破坏它!

  所以说到头,还是需要从事法律的工作者对法律要存有敬畏之心,要知道人民对于法制的信任非常重要:人民对于法制的信任对是法制建设成败的最好评价!

  所以对中国的法治状况,我们还是不要盲目乐观或者说高兴得过早!

  因为说到底,人民才是对法制最好与最后的审判者!法治好不 好,应该先问问人民群众,而不是由几个法学家来写几篇报告就说明得了的!

  七、说实话,我并不相信法制万能

  我觉得中国法制的根本性的问题,首先应该解决一个社会贫富严重悬殊、相当一部分人无以聊生的问题。因为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的问题——即法制的问题,其真实根源在于社会经济上缺失一个相对平等的基础。而当今想要解决中国式的经济问题,或许还只能依靠于政治而不是法律。

  因为政治主导着一切!

  共产党应该充分的反省并引起高度的警惕,否则这样的一个问题,将成为导致中国社会动荡的最为危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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