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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为什么会“阻碍生产力发展”?地主为什么会“阻碍生产力发展”?

2019-01-18 10:57:23  来源:平原公子  作者:申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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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来,一直有人为历史上的地主阶级喊冤。

  有人说:“地主都是靠自己勤劳努力挣来的家产,为什么要分给穷人?”

  还有人说:“把地主打倒了,你们也发不了财!”

  首先,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在古代,从来没有勤劳致富的大地主,所有的巨富,都有着掠夺性质的原始积累。你种两亩薄田,每年收点谷子,大部分还要交租纳税,几辈子才能成为大地主?一场疾病和灾害就可以让你瞬间变成赤贫了。真正的原始积累,全部是“掠夺”,比如在法制不健全的乱世,在政权控制不到的基层,一个人多势众、身强力壮的家族,可以神不知鬼不觉侵吞其他破产农民、孤儿寡母的财产,从而成为大地主。除了简单的暴力,还可以使用高利贷的方法,利滚利让他破产,把土地、妻儿贱卖,最后自己卖身给地主做佃户。

  在湖南醴陵县,第十一区金桥乡在划定黄贤忠为地主时,他辩称自己的财产都是自己省吃俭用得来的,不是剥削而来的。这时,曾在他家做过长工的黄起佑跳起来指着他道:“我在你屋里做长工,作60石租,每年收获120多石谷,我只得你14石的工钱,吃也不到10多石,你看你剥削好多呢!”然后有人接着说:“你家霸占公堂,收租千多石,不知吃了好多冤枉,你强占公屋公山,你说你的东西是做来的,就是这样搞来的。”

  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能有人通过辛勤的劳动完成巨额原始积累,成为一方富豪,每一次原始积累,都不可能是干净的,诸位打工种地的穷人也发现了吧,无论你多么努力,如果社会稳定,你都不可能攒出王健林的财富。所以古代的普通农民,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种十辈子地,也不能成为刘秀那样的大地主,只有通过朱元璋那样的暴力手段,才能重新分配资源。

  第二个问题,“把地主打倒了,你们也发不了财!”,这个论断错得离谱,历史上打倒地主阶级,从来不是为了发财,第一是求公道、平民愤;第二为了让这个世界重新正常运作,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经济可以复苏增长,为了让大家活下去。但凡动到地主利益的时候,都是大家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特别是在清末和民国,中央政权无力控制基层的时候,地主们权力极大,往往和军阀、日军勾结在一起,简直就是土皇帝,草菅人命,荼毒乡里,都是家常便饭。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对土改有过深入的调查,在他的《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写尽了农民对于地主阶层的仇恨。这种仇恨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千百年来被蹂躏、被压迫、被残害而产生的怒火。杰克-贝尔登在乘坐一位农民的骡车的时候,和车把式有一段对话:

  “他们是怎样吃地主肉的?”

  “是地主先吃老百姓的肉的。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这一带有个柿子沟村,那里有个地主叫穆世安。这人可歹毒啦!

  他是个国民党。鬼子来时,他拉我们参加联防团,说是要打鬼子和八路土匪。可是他马上投降了鬼子,逼着游击队员的家属把子弟叫回家来。他说,‘要不,鬼子杀你们全家。‘他保证回家的人生命安全。八路的一个区干部回来,他把人抓去杀了,却又给开追悼会。真是两面三刀啊。

  从这以后,没人回来了。他就抓游击队员的家属去杀,那里一百多户人家,每家都有一人被杀。

  他看到鬼子得势,便强迫我们几千人背石头给鬼子修碉堡。碉堡的每块石头上都染着我们的血呀。这狗地主把我们不当人看呀。

  一天晚上,一个当了民兵的贫农偷偷回村来看他媳妇三花。三花知道男人天未明就得走,立刻和他睡觉。大伙儿都知道他回家了,谁也不说,只有那村长跑去报告地主穆世安。这汉奸地主把三花的男人从炕上拖出来,五花大绑抓走了。三花苦苦哀求那地主开恩放他男人。但是她穷,又没有人放过问这案子。

  她跑到拘留所,浑身哆咳,哀求道;‘让我见见我男人一面吧。’穆世安的狗腿子说:‘你到街上去,就见着了。‘她一听,以为放了人,马上跑到街上,果然见着了。碉堡地上一根木杆上挂着他男人的头。这碉堡是狗地主强迫大伙儿磨破手流着血修起来的。那颗人头血淋淋的,服睛被抠出来了。

  三花一看就疯了。她爬呀爬,想爬上去取那人头,被大伙儿拉住送回家了。那天夜里下了大雨,人头掉在路上。天明鸡叫后,三花出门来到街上,看到男人的头,捧回家去。她把人头抱在怀里,躺在炕上三天王夜,又是亲又是摸,好象她男人还活着一般。她凶得象一头母老虎,又象一头下了仔的母狗,谁都不能挨近她跟前。我们说什么她都不听,一直紧紧抱着那颗血淋淋的人头,一刻也不松手。

  车把式话音停了一下,戴上手套,拿起鞭子,气呼呼地接着说:

  “这不是把老百姓不当人吗!”他朝者骡背上猛抽了一鞭,

  “这不是吃老百姓的肉吗!”

  (《中国震撼世界》——杰克-贝尔登)

  

  当时,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样的事情随处发生,在地主眼里,农民佃户连人都算不上,还不如牲畜珍贵,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要土改了吗?你知道为什么农民要开诉苦大会公审地主了吗?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地主最大的罪恶不是在于敛财,不在于剥削,而是在于吝啬!他们把土地、房产、粮食、劳动力囤在自己手里,却不肯扩大生产,拉动消费。地主和资本家不同,资本家本质上是愿意看到工人无产阶级手里有点钱的,因为穷人有钱才肯消费,消费才能拉动经济增长,才能促进生产力的继续进步,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他自己也能赚更多的钱;而地主是比较“勤俭节约”的,他希望自己的佃户租户越穷越好,他们越穷,才越会对他产生人身依附,离不开他。他自己不投资不消费,更不会让自己的佃户农奴消费。所以地主越有钱,这个国家的经济就越一潭死水。

  我举个房地产的例子,如果一个国家的“房东”越来越多,越来越有钱,每个房东都有几十几百套房子,躺着就可以收租金,那么他们是不可能再去投资别的东西的,因为这样赚钱太舒服太安稳了,而且一点风险都没有。

  而且,这些“大房东”,是不愿意租户们变得有钱的,他们希望租户们越穷越好,越多越好,最好其他人都变成租户,租户的收入水平,最好刚刚只够付得起房租,不能让他们有机会攒下一套房子的钱,也不能让他们有多余的钱去消费去投资。所以,这样的租户就成了房东的“长期韭菜”,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房东就可以永远高枕无忧,做一辈子不用劳心劳力的食利基层。

  但他们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是巨大的,他们自己坐拥庞大的固定资产,还会不断买进,他们不消费,不投资,囤积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而穷人们把自己的大部分工资都变成了房租,那么就不会有闲钱去消费,那么整个市场经济都会萎缩。消费不振,生产萎缩,百业凋敝,工业资本家、小作坊主、小商人会不断破产,更多人失业,而更多领域,却会出现奇怪的“用工荒”。

  所以,拿房东来类比地主,你就明白了,什么叫“阻碍生产力发展”。

  地主本质上不是搞农业搞生产的,而是搞金融的,把东西都屯在自己手上,生产力越不发达越好,东西越珍贵越好,他们并不靠生产去活力,而靠租赁、囤积、放贷获利。收地租的人,是不关心农业技术发展的,也不关心手工业发展的,只要自己有钱,什么产品都能买到。能炒地皮,能放高利贷,谁去开工厂?当时地主给农民放的贷,利息是极高的,几乎能让一个农民两年就破产。

  历史上也有人想动过地主的蛋糕,比如王安石,他想通过国家银行来给农民低息贷款,断了地主的财路,地主们岂能善罢甘休?要知道地方官员、中央阁老,本身也都是大地主,或者是大地主投资上位的,这些人上下一做手脚,能够把国家贷款继续交给地主乡绅去操作,利息搞得更高,逼着农民去死,然后还能把锅扣到王安石头上。

  如果一个社会,大家都去搞投机,搞金融,争着成为食利阶层,那么这个社会就会面临崩溃的危机。

  其实最恨地主的,往往不是农民,而是工业资本家和大国政府。

  生产力要发展,就必须拥有更多的资金积累、技术革新、劳动力和厂房。但地主阶级全是一毛不拔、目光短浅的吝啬鬼和守财奴,终朝只恨聚无多。他们把土地屯在手里收租子,把钱屯在手里给穷人放高利贷,对投资新技术,对产业升级毫无兴趣。一有钱,要么就是买房置地,要么就是娶姨太太生孩子,顶多不过装模作样衣锦还乡发钱骗个“大善人”的美名,捐个官骗个朝廷背书。

  如果天下的富人都是这个德性,当然就阻碍生产力发展了。

  生产力发展需要三个要素:资本、市场、劳动力,但这三个要素,在封建时代,都被地主牢牢锁死了,资本都在他们家小金库里,吃饭都不肯多放油,点灯都不肯多一根灯草;市场?需要什么市场?粮食农产品手工业产品都收回仓库,自己享用,洋玩意儿问外国人买就是了,反正一辈子也用不完;劳动力都是他们家的租户佃户,世世代代为他们家打工种地,岂能成为他人的劳动力?

  你想想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南方种植园主愿意把他们家的黑人送给北方工业资本家去做工人吗?世世代代摘葡萄种植烟草才是正经的,工业产品从外国买,自己生产原材料就够了。所以南方种植园必须死,不死,就没有劳动力,就没有工业化,就没有伟大的工业国美利坚。

  中国历史不是没有给过地主阶级机会,但近代二百年证明了,自私、短视、愚蠢的地主阶级社会精英不肯承担责任,不肯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而是更容易当买办和汉奸!苏北鲁南的地主不但横征暴敛,甚至还有初夜权这样的特权。山东孔家的后人更是吸血鬼一样奴役当地百姓,草菅人命,他们兼并土地,隐瞒人口,抗税不缴,对农民却是敲骨吸髓一样的剥削。他们对于民国时期的民族企业家们,更是百般刁难,各种敌视,荣氏兄弟办个厂,地主土豪就能怂恿暴民前来砸场子闹事要钱,最后土地拿不到,还要赔钱。

  我摘取一段美国人斯诺《西行漫记》中的描写,你就知道当时的有识之士对地主阶级的态度了。

  这是斯诺在火车上,和两个受过教育的”上层人“的闲聊:

  “但是在四川,大家害怕红军不是像害怕土匪一样吗?”

  “这个么,就要看情况了。有钱人是怕他们的,地主、做官的和收税的,都是怕的。可是农民并不怕他们。有时候他们还欢迎他们呢。”说到这里,他不安地望了那老人一眼,那老人坐在那里留心地听着,却又显得并不在听的样子。“你知道,”他接着说,“农民太无知了,他们不懂得红军不过是要利用他们。他们以为红军说话是当真的。”

  “那末他们说话不是当真的了?”

  “我父亲写信给我,说红军在松潘取缔了高利贷和鸦片,重新分配了那里的土地。所以,你看,他们并不完全是土匪。他们有主义,这没有问题。但是他们杀人太多了。”

  这时,那花白胡子忽然抬起他那温和的脸孔,十分心平气和地说出一句惊人的话来:“杀得不够!”

  我们两人听了都不禁目瞪口呆地望着他。

  (《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

  从理性上说,大家都是人,虽然大部分地主不干人事,但我也不会因此歧视他们,地主阶级最可恶的不是坏,而是垃圾,太垃圾,垃圾应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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