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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说“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的真实目的

2018-12-09 16:43:41  来源:百韬网  作者:戚本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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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初开了七千人大会,可是,路线斗争丝毫没有减弱。七千人大会后毛主席去了广州,刘少奇、陈云、周恩来他们开西楼会议,调子和七千人大会定下来的不一样,引起了主席的注意。这其实就是说毛主席和他们的路线矛盾实际已到了非常尖锐的时候了。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图片来自网络)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图片来自网络)

  我以《群众反映》主编的身份列席了这次大会,在会上主要是做记录、写反映。当时,后楼研究室的《情况反映》,也派了一个编辑出席会议。我们可以随时到各个小组去参加会议。在大会期间,李井泉专门找到我的办公室去,对我说:“1959年你们的农村调查是对的,我错了,我还跟田家英争论,主席批评了,我已经给田家英道歉了,因为报告是你写的,我也向你道歉。”李井泉是搞浮夸的,但这么个老同志,白头发了,态度挺好的,来给我一个小干部道歉,我很感动,对他的印象很好(即使在几年后的文革中,我也没有怎么说他不好过)。

  我在听各省市的反映期间,参加安徽组的会议比较多,因为安徽的问题多,死的人最多,群众来信也多。那些参加会议的县委书记们,对曾希圣是愤怒极了,控诉他在大跃进中怎么虚报,怎么打击迫害抵制他搞浮夸的干部;后来饥荒发生了,群众没有吃的、饿死人了,他又怎样不让上报;谁要是说了真话,他就打击谁,残酷打击,撤职一撸到底……。那些县委书记们批判曾希圣的激动的样子,无法形容,说到激动的地方几乎要打他了,恨不得要吃他的肉一样。几十年了,那个场景在我脑子里还是清晰如当年。也有人很顾虑,反映说曾希圣参加会议,我们不敢讲话。听起来曾希圣那时是真把主席都骗了。山东饿死人报告到主席那里,主席很生气,说你舒同是个书生嘛,你应该比别人更爱护老百姓,怎么会弄得死人呢?主席当场就把他的职撤了。主席以为曾希圣比舒同好,其实曾希圣比舒同还糟糕,安徽死的人可比山东多,可曾希圣凶狠、霸道,硬是没让这事马上暴露出来,他就是会欺上瞒下。

  我回来后就把听到的情况向上反映了,主席不怎么听汇报,就是看简报。刘少奇要找后楼研究室的人听汇报,也找《群众反映》的人听情况,所以我当时也向刘少奇汇报。他问我听到什么情况,我就把小组声讨曾希圣的情况、把哪个书记怎么讲话的、哪个有代表性的发言是怎么样的,都给把汇报了。安徽小组再开会,刘少奇就不让曾希圣参加了,再开会大家就要求开除曾希圣的党籍,要他去劳动改造。各地市的人都提出了这个要求,没人提出异议。不料,刘少奇就说,这个问题大家不要讲了,曾希圣对党有特别的功劳,不能随便开除党籍,大家有意见可以讲,处理由中央来研究。刘少奇既然这样说了,就没办法了。

  我弄不清楚曾希圣有什么特别功劳,回来问老同志才得知,曾希圣在长征时搞情报,破解国民党情报密码,他非常聪明,经常是别人破不了的,有的他拍几下脑袋就破解了,有的他组织人一起苦思冥想一番也破了,反正什么密码他都能破,有人甚至开玩笑说,这个曾希圣一定是国民党派来的,不然他怎么什么都知道?曾希圣是从军队情报部门调出来当书记的。这么一个聪明人,怎么老百姓饿死他都不关心呢?还把反对他搞浮夸的副省长张凯帆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可是,等到1961年,他又一下子从极左到极右了,一下子从大跃进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就到了主张包产到户了。

  追查饿死人的事是七千人大会的一个重要的题目,县委书记们都揭发批判,曾希圣再掩盖也掩盖不住了,但因为他长征路上功劳大,刘少奇替他说好话,总理也几次说他好话,主席好像也说过。七千人大会后,中央调曾希圣到华东当了第二书记,调李葆华去了安徽。李葆华一上任,就整顿曾希圣底下的人。李葆华是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是坚持搞集体经济的,对包产到户是有限制的。我和李葆华谈过话,他说他是搞“责任田”,责任田是集体的。李葆华要比曾希圣好多了,不是从极左到极右的,下面支持他的人很多。所以文革时安徽保守派的力量很大,造反派的力量很小。那些在这个时期遭到李葆华整顿的人,在文革中也跟着造反派造起李葆华的反来了。这个情况很复杂,好人坏人错位了。毛主席对李葆华的父亲李大钊很有感情,他对我们说过,李大钊是他的老师。可能是因为这层原因,毛主席在文革中其实是一直保李葆华的。

  毛主席在会上说,饿死人我有责任,我检讨。这种时候,刘少奇应该出来说,他和邓小平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谭震林错误也最大,也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可是,他们都不出来,都装哑巴。刚解放的时候,在东南地区的大、中城市有大量工人失业,生活困难,上海甚至有人上吊自杀,毛主席动员全国群众,二个人的饭三个人吃,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参见第四章)。这次大会上,毛主席说,出现饿死人的省市要检查并汇报群众生活安排的情况。如果哪个地方饿死人再隐瞒不报,或者看见群众饿死不管的,查出来要受严厉处分。他还再次强调:“不准饿死一个人是我们的一贯政策” 。

  刘少奇在汇报会上讲话不多,他的大手笔是在全会上的讲话,把浮夸风搞出的饿死人的责任引导到毛主席身上。他批判“好大喜功”,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慷慨激昂,好像错误都是毛主席的,他是纠正错误的人。他忘记了他自己在大跃进中都是怎么说的了。那都是有记录在案的,白纸黑字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大跃进,毛主席不能说没有错误,但相比之下,比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的错误小得多。毛主席说话是有边有界,有限制条件的,刘少奇、邓小平讲话是一点边、一点谱都没有。这些前面有关章节都说过的,不多说了。反正我在会上听到刘少奇的讲话,那意思是有谴责毛主席的味道,特别是他激动的时候,脱离讲稿讲话的时候。现在查讲稿,查不到的。“好大喜功”这些话就是他脱离讲稿的时候讲的。后来七千人大会有个文件,我看过的。刘少奇那些尖刻的讲话都没有了。现在文件里也没有,中央只有个记录。

  现在有人说,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失去了威信,刘少奇一下子名望如何如何了。这是不对的。刘少奇尽管搞小动作,把饿死人的责任往毛主席身上引,但是代表们还是信任和爱戴毛主席的。毛主席讲话叫大家出气,说出气了就好了,正确的气、错误的气都出出来,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你骂我,我就整你一下,这是不允许的。代表们听了热烈鼓掌,这是能说明问题的。说刘少奇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就名望、威信怎么怎么了,这都是现在的人臆想出来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否定一切,结果遭到全党一致的批判,前车之鉴不远,刘少奇他敢在大会上否定一切?他不敢公开否定中央确定的对全国形势的总体判断,所以才搞那种小动作,推卸自己的责任。他在文革中遭受很多人的批判,就和他爱推卸责任、爱转移责任有很大关系。1961年9月,也就是七千人大会之前不久,英国的蒙哥马利访华,问毛主席接班人是谁,毛主席说:“很清楚,是刘少奇。”如果没有毛主席这样公开树立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那刘少奇在党内也是建立不起多大威望的。不过,他很善于拉拢党内高层干部,还敢瞒着毛主席任命省部级干部,因为中央开会这样的干部是有发言权甚至表决权的,他任命的,人家就会拥护他。他还会拉拢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他走的是上层路线,毛主席跟他不一样,走的是群众路线,真正关心群众的疾苦而不是干部的官职。毛主席总要是干部能上能下。

  我对林彪的讲话特别赞成,因为只有林彪讲话是仗义执言,是公道的。他说共产风都是主席叫我们纠正的,虚报成绩也都是主席先纠正的。他讲的这些是符合实际的,毛主席在第二线,对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搞浮夸不放心,从1958年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就在搞指标压缩,就在防左反左,可是后来还是出了大事。出了大问题,又是毛主席来当救火队长,想方设法解决问题,纠正问题。而刘少奇、邓小平呢?都只管从极左搞到极右了,主张并暗中鼓励搞三自一包,不要集体了。林彪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所有的成绩都是因为执行了主席的指示,我们所以犯错误都是因为没有执行主席的指示。饿死人也是因为没有执行主席的指示。这确实是为主席说了句公道话,确实是大多数时候,我们按毛主席讲的,可以少犯错误。林彪的讲话在后来的大会文件里也是没有的。

  七千人大会是开得很成功的。这个会议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三年困难时期,单干和集体的斗争告一段落,毛主席的集体道路胜利了,中央也是统一了思想。七千人大会之后,毛主席立即就去南方了,中央工作又交给了一线的刘少奇来管。就是这一交,交出了天大的问题。毛主席前脚刚走,刘少奇后脚就在钓鱼台12号楼召开在京中央领导会议,否定七千人大会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说不是一个指头和十个指头的关系,而是一片漆黑。这就是和七千人大会的中央精神唱反调了。但刘少奇在会上是有支持的,像陈云、邓小平都是和他一致的,总理是有些赞成有些反对。由此开始,一股分散主义的暗流在中央出现了,陈云、邓子恢,还有其他许多人,都说要“包产到户”才能救农村、救农业,很快这股风扩散到全国,刮起了1962年全国的“包产到户”的倒退飓风。“包产”其实是个伪装,它就是要搞资本主义,一包产,必然是搞个体,必然是资本主义。这在后来的邓小平搞的改革中都看到的。

  秘书室田家英很快就被刘少奇拉过去了。这个事情至今还是一桩未了的公案。田家英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那时起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田家英直到七千人大会召开的时候都是主张集体道路的。七千人大会后不久,他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带了十几个人到湖南搞农村调查。6月结束调查回到北京,他先到刘少奇那里汇报情况。之后他的态度就全变了,他接受了刘少奇的指示,去给毛主席汇报工作,亲口向毛主席提出了“包产到户”的建议。主席听了就很生气,说你给我做秘书做了那么多年,都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还跟着人家后面跑,还问田家英:“这究竟是你的意见,还是别人叫你来说的?”毛主席明白得很,知道是刘少奇他们叫田家英来说的,他那样问是给田家英一个台阶下。但田家英却没有理会毛主席的良苦用心,坚持说是自己的意见。当然,田家英这样说虽然是在为刘少奇隐瞒,却也说明他自己也已经变成主张搞“包产到户”了。

  1962年的单干风越刮越大,刘少奇明显是风源,又是保护伞。

  在人民公社化时期主张或者赞成人民公社化的常委,大多在这个时候都转向了主张或者赞成包产到户。因此,中央常委中实际上多数都是赞成搞包产到户的。具体说就是,刘少奇是坚决主张分田到户的,主张要退够;邓小平也是主张包产到户的;陈云主张包产到户,去反映了好几次,说不包产到户经济恢复要八年,包产到户就只要四年;朱德不说什么,总是嘻嘻哈哈的;林彪不参与;有很多材料证明,总理其实也是主张包产到户的。这样一来,党的路线出现了倒退的危险。

  其实,像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他们脑子里想的问题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不是单纯的个人权力问题,或者仅仅是个人的利益问题。要这样看问题的话,就把问题庸俗化了。他们主要还是考虑怎样才能把国家弄好,都是有自己的政治抱负的人,至于他们的抱负是不是正确,那是另外一件事了。所以在这个层次上来讲,这绝不仅仅是个人的权力之争,而是方向路线之争。他们是争权,争来的权力是为路线服务的,只有掌握了权力,才能贯彻他们的路线。

  【本文编选自《戚本禹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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