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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门秘诀:国企怎样实现高效发展?

2018-11-22 10:53:10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卢世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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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工业化强国的过程中,遇到了两只拦路虎,一只叫做“中国贫油论”,另一只叫做“国企低效论”。可以断定,如果我们不能,或者无法驱走这两只“虎”,那么,成功地实现工业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理想,必将夭折与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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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中国贫油论”这只虎已被驱走。不然的话,我们经济建设前进的步伐就会遇阻,甚至可能停滞待毙。这不是危言耸听,回顾一下历史,可以证明此论的历害和关系重大。

  上世纪50年代末期之前,在国际上,中国一直被认为是所谓的“石油贫油国”。因为,此前根据西方国家先进的地质学理论,只有海相沉积地质构造的地区才能生成大油田,陆相沉积地质构造地区大陆,则无此可能。中国属于后者。这一“科学”地质理论的最大受害者是日本人。该国因深受此论影响而使其鲸吞中国的计划中途发生变故,导致最后失败。也就是说,当时,是“中国贫油论” 害苦了日本人,否则,蒋介石担优的“中国之命运”是很难转危为安的。

  1930年代,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贪心不足蛇各象,接着又挑起了卢沟桥“七七”事变,欲进一步独占全中国。这就与其它西方列强发生尖锐的利益冲突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中国这块肥肉,应当大家均分着吃,你小日本凭什么独吞?必须适可而止住手!否则,以美英为首的西方石油公司就将制裁禁运,断绝向日本供应石油。之前,日本侵华消耗的钢铁军火大多购自于美国。以后不仅军火来源断了,石油也要停供,战争还怎么打?更严重的是,其国内经济与民生也将陷于绝境。

  当年,日本是学习欧美各种科学理论的优等生,亦步亦趋,不越雷池一步。他们死守“科学精神”,不愿去想,也想不到包括东北三省在内的中国陆相沉积地质构造地区会有大油田,所以没有去大力探查,认为那将徒劳无功。但是,缺油将死路一条!被迫之下,挺而走险,突袭美国的重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目的是虎口夺食,攫取东南亚石油资源。其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不必赘述。

  如果日本人当年不迷信西方的地质学理论,而是在这方面有自己截然不同的创见,从而在中国东北等地发现了潜在的大油田,他会不自量力地去挑战美国等西方列强吗?后来的历史可能改写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能否独立自主地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有否自己大量生产的石油,是一个决定性的物质因素。美苏都想控制中国,不遂其意,便先后对中国实施石油禁运。在这关键时刻,中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创建了地质学上的一门分支----地质力学。根据他的不同于西方地质学理论的学说指导,发现了大庆等大油田,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致中断。功莫大焉。

  一个国家有无石油供应,使其国民经济能否正常运行,关系极大。朝鲜早在上世纪70年代,便己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所以,其农业生产率较高。尽管国内多山地,少平原,粮食仍然能够自给有余,老百姓并无饿肚子之虞。各项经济建设也在顺利地进行着。所谓“千里马精神”自豪地高调宣示。那时,朝鲜的野心是统一处于下风中的韩国。90年代以后,情况突然逆反过来了。农机几乎全部趴窝,耕牛却早己淘汰了,手工劳作也已不习惯,因而农业生产率直线下降,粮食大幅度减产,饥饿阴影多年笼罩着全国。“苦难行军”成为常态。现在韩国咄咄逼人,企图吞并在困境中挣扎的朝鲜了。朝鲜在这前后年代里情况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主要就是石油因素。原来,朝鲜以前依赖前苏联供应石油,前苏联90年代崩溃后,石油对朝中断供应了。影响所及,该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情况便有了天壤之别。

  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朝鲜式的厄运,关键就在于建国10年后,开始在本土找到了大油田。中国人没有犯日本人那样的错误,迷信洋教条,主要归功于李四光创建的地质力学理论。

  中国科学家中,群星璀璨。毛主席格外青睐和特别器重的一个人是谁?李四光。我是从毛主席的一次“形体语言”知道这一点的。

  1969年中共召开笫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大”公开放映的纪录片中的一个场景,使我印象深刻。当时,在一个大舞台上,舞台后半部聚站着大约近百名“九大”代表。这时毛主席上台出现了。代表们挥舞着手中的小红书,不断地高喊“毛主席万岁”,震耳欲聋。主席对此情景,竟然毫不理会,只是抬头张望,似乎在找一个人。不一会儿找到了,将那个人从人群中拉出来,共同走到前台空着的地方。俩人肩并肩手牵手,主席对那人贴耳亲切地说着什么,那人则含笑频频颔首。那人是谁?他就是李四光。在中国石油因同前苏联闹翻,即将被其惩罚性制裁而断供的关键时刻,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救了中国。主席对他如此青睐与器重,事出有因。

  由此可见,一门符合实际,真正科学的理论,对于事物的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比起“中国贫油论”,“国企低效论”的影响更大,也更难撼动。据我所知,此论好像也是洋教条,被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容质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文革后遗症----无政府主义思潮盛行之时,工作与劳动纪律松驰,中国国有企业管理秩序尚待完全恢复,其整体上的低效更显突出。根据当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衡量,从此铁定地证实了“国企低效论”,再也无人对此论有异议了。即使左派学者,也只能在国企公平上做点文章,而讳言其效率。也就是说,在今天的政治经济学界,绝无一人像李四光那样敢于质疑洋教条理论的不可靠性,在经济学中另辟蹊径,拨乱反正,有自己的创见。他们全都奉“国企低效论” 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读报刊上的文章时,曾多次见到有人引述列宁的一句名言,原文记不清了,大意是说,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战胜资本主义,在于前者比后者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我的理解,革命导师说的分明是“效率”,而非“公平”是衡量谁战胜谁的标准。

  但在现实中,至少社会上大多数情况相反。因而,“国企低效论”的忠实信徒们个个振振有词,在全世界的经济学界都找不到一个持不同异见者与其辩论,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更是如此。我可能是唯一的例外,虽有意与学者们商榷,但因我是一个行外的工人大老粗,被人不屑一顾。

  近年来看到报载,世界经济学顶尖学府----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美国学生们一度罢课了,原因是面对资本主义世界2008年经济危机后,恢复乏力的不妙现实情况,包括多位经济学诺奖得主在内的教授们却都提不出对策,遑论解决方法了。尽管如此,也丝毫没有影响中国经济学界对该校,乃至西方洋教条理论的仰视。国内高校经济学教材,仍然清一色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

  但是,洋理论的原产国顶尖学者,既然连自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问题,也即是如今遇到的因其制度低效而产生的经济恢复乏力的现状,都解决不了,而他们为中国国企低效开出的唯一标准药方,却又是私有化改革,从低效到低效,岂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那么,中国土生土长的经济学家,应当了解国情,能够在现场解决“国企低效论”了吧?令人大失所望的是,等而下之,徒弟比师傅更加不堪。

  有人可能说了,你不是自称工人吗?怎么不知天高地厚,有什么资格评论艰深莫测的经济学问题?

  写到这里,笔者需要自我介绍一下了。我是一名老工人,中青年时代,从未涉猎过经济学理论,原因很简单,文化低,看不懂。20多年前退休之后,我厂在“国企低效论”的鼓噪声中倒下,深感诧异和刺激。因为,我工作了30多年的所在工厂,可是遐迩闻名,竞争性行业中一株历史悠久的大摇钱树呀!

  从此,我半路出家,开始对经济学,主要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兴衰存亡之规律产生了兴趣。20多年前,即1997年,我为此买了一本书,书名《国有企业,你的路在何方》,书的封面设计图,则是高山旁,一轮正在沉落的红日,很有象征意义。主编者为董辅礽、厉以宁、韩志国,都是中国经济学界权威学者,邀请茅于轼等50位当时著名经济学家论国有企业改革。我拜读全书50篇文章后,初步认识,相对于未来可能创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有三大特点:即一,排斥政治因素,二,讳言劳动分配,三,漠视群众作用。

  因而恍然大悟,明白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为什么越改,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往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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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该书一篇文章中披露:

  “据统计,1980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仅为18.7%......1994年上升为75.1%了”

  全书50篇文章中,没有一篇谈及为什么1980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那么低,以后却逐年飙升到那么高。

  我的看法是,这与这些主流经济学家思想指导下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直接有关。如果全面评论那些文章,那太复杂了,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只谈我的两点感想:

  笫一,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什么?“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在我看来,国有企业的各种问题,如效率低下,缺乏活力,经营管理不善等等,说到底,其最大根源在于没有因时因地和因人制宜地正确实行科学“按劳分配”原则,致使劳动者未能“各尽所能”,少有主观能动的创新劳动精神发挥。如此重要的一个内容,这些学者除个别偶而在文章中非重点提及外,竟然全都忽略了。他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其重要性。也难怪,其重要性是长期呆在书斋里的学者们体会不到的,倒是像我这样没条件养尊处优的工人大老粗,因有国企工作的长期实践经验,体会得比较深刻。后文将具体而微地陆续举例详述并评论。

  其二,与之相反,“政企分离”却是这些文章中的热门词语。这个“政”,指的“政治”,还是“政府”?以文章上下文内容看,似乎是后者;若从后续客观反映表现给人们的印象与感觉,又好像前者。我不禁怀疑,他们是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吗?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经济理论,一大特点,关键概念含义语焉不详,让你去猜,是否故意为之,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例如“国企改革”,本来,它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方向,一种是公有制企业各种机制自我完善的改革,另一种是企业产权体制私有化改革。现在,人们谈到的国企改革,无不是私有化,若是强调自我完善,就变成反对改革了。话语解释权掌握在他们手上。“政企分离”亦然。这个“政”到底指的政府还是政治?可能故意混淆不清。如果是前者,具体指的就是官僚干企,确实抓住了国企低效的一大关键原因,没人反对。但若是后者,就值得商榷了。不错,政治因素曾经对经济造成过伤害,但那是政治人为操作失误的问题,而不是社会主义政治本身问题。不要因噎废食。即使是官僚干企,负面作用曾经十分明显,也不能一说“分离”就了之。在某个特殊经济形势期间,还需要暂时保留,依靠官僚加强监管力度。因为特殊期间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比官僚干企危害更甚。

  笔者是个“中间人物”,只关心我以及我所在阶级利益,而无意于卷入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我这里的“政”,指的是政治。如果真像主流学者所言,政治因素的参与有害于国有企业的效率,我也会反对。但我认为,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相对于资本主义性质企业独特的强项和优势,可能非常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为什么要自废武功?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内外形势极其严峻,幸亏亿万人民群众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领导和当时政治因素影响下,克服千难万险,终于度过难关。老夫还记得当时那一段历史。后来政治激励作用失效了,甚至走向了反面,成为影响国企效率的负面因素。你知道其中由正转负变化的原因吗。后文解释。设法恢复政治因素在国企中的积极功能才是正确的选择。什么“政企分离”,混账之谈!

  即使这个“政”,指的是政府,其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从长期观点看,是负面的,应当分离。但“政企分离”开始强调的时机非常糟糕。那一段时期,只要不是睁眼瞎,谁都可以看到,与负债率飙升成正比的,正是国有企业腐败现象空前地越来越严重地蔓延。任何一项政策的提出和实行,都必须适应当时的情况,而不能反向而行。国企腐败盛行之时,原来的政府主管部门必须加强监管力度,当时暂应如此。可是作为政府倚重的智囊人物,这时却不合时宜地喋喋不休鼓吹与企业分离,让政府管理者当甩手掌柜。这不是纵容腐败吗?当年,这些书呆子们纸上谈兵,造成的后果骇人听闻!

  仅举一例。我所在的武汉市,原有六大纺织厂和两家印染厂,还有其它几家小厂,职工人数共计数万人。纺织工业历来是武汉市主要支柱产业,市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后在“政企分离”的鼓噪声中基本上全军覆没,这个严重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呢?

  原来,当年全国商业部门搞私人承包改革,经济犯罪分子趁机混水模鱼,鲸吞国有资产。政府管理部门在这关键时刻,听从那些学者们的忽悠教导,“政企分离”,袖手旁观,毫不作为,因而酿成大祸。

  总之,我们不能指望主流经济学家们改变中国国有企业低效的现状。他们既无意愿,也没能力,更少方法提高国企的效率。指望他们无疑于缘木求鱼。那么,可以指望谁呢?老夫毛遂自荐,愿充当笫一个吃螃蟹者。而且,自信否定“国企低效论”的成功概率,比起那些只会帮倒忙的学者们要大。这是因为,我有他们不具备的三大特长:

  首先,我会依样画葫芦。经济学家们有此能耐吗?既然否定 “中国贫油论”靠的是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学中的一门新兴分支----地质力学;那么,为了攻克“国企低效论”的难关,我们何不也创立经济学中的一门新兴分支----经济力学呢?

  简而言之,就是在市场经济社会上,国有企业中的每一个人,无论其职务高低,能力大小,学历深浅,工龄长短,性别男女,不是在一种动力,就是在一种压力下工作,并且能保持长期坚持不懈。为此,就要有针对性地改革企业中的各种机制与体制,包括领导选拔机制,经营管理机制,工资分配机制,优劣奖惩机制,还有劳动组织体制等等,使之适应提高国企效率的需要。这些改革后新的机制和体制发生作用后,可能在每个人身上产生动力与压力,从而在企业中激发活力,我开玩笑称之为“经济力学”,但它确实是创建社会主义市场学的一个最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我这个工人大老粗的笫二个特长是缺乏经济学理论知识,基本上是该行当中的一个学盲。没有现成理论束缚,因而无学一身轻。但我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长期只接触过书本上理论知识的学者,你们有我这一特长吗?

  创立一门新兴学问,开始之时,可以缺乏理论知识,但是必须具有实践经验。先有蛋,后有鸡;先有实践,然后才有理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先起始于初级阶段,后向高级阶段发展,再回过头,周而复始。理论的基础是实践。没有实践,何来理论?建立在空中楼阁上的理论,岂能学以致用,一用就垮。

  现行的从西方发达国家拿来就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它的企业与经济运行的操作方法,是为资产者利益服务而设计的,其必然后果就是使我们工人沦落为弱势群体。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必须依靠职工群众才能搞好企业,提高效率。利益受到损害的弱势群体能担当此一重任吗?所以我这个经济学文盲,肯定要比只会对国企高效率帮倒忙的西化派学者更高明。

  再次,我没有广闻博记的经历与能力,实际上是一只井底之蛙。但却也要算作我的一大特长。因为,我所在的此“井”,乃是非常独特的竞争性行业中的一家国有企业,二千多人的工厂。它的兴衰存亡,都具有普遍的典型意义,极其难得。而且它又是国有企业无可争议的高效标杆。国企的兴亡,高效与低效,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因素,最主要的是工资分配机制,其次是劳动组织体制,而非经济学家们认为的是资产所有制体制。这个结论可以从这家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实践中找到有力的根据。其中道理,具体而微。比起西化派人士抽象的说教,可能使人们更容易信服。我有幸恰好长期工作在这家工厂里。经过几十年逐渐深入地观察、经历和思考,可谓打下了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初步实践基础。对我来说,有个前提条件,即笨鸟先飞,必须心无旁鹜、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地习惯于坐冷板凳研究学问。“井蛙”才有此特长,学术界谁有此能耐?

  本厂名叫(前)武汉印染厂。它的独特之处在于,至少在湖北省,当年在数以万计的企业中,资产利润率鹤立鸡群,而且是唯一的一只“鹤”。从1958年正式开工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近30年间,除个别年份受计划调拨供应的原料、电力等短缺影响外,一直大赚其钱。曾听本厂一位知情人说,每年上交国家的利税,可以建设同等规模的新厂。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是因为本厂设备和人员条件特别好吗?恰恰相反。我厂印染布生产机器,几乎全是三、四十年代老掉牙的古董,而其它厂则是七、八十年代新设备。我厂主要生产车间骨干工人,大多是半文盲,少数小学水平,而其它厂工人文化水平要高得多。

  当时,国有企业资产所有制体制完全相同,我厂领导者的能力也不是出类拔萃。为什么经营情况如此天差地别?老夫集数十年之实践经验,发现奥秘在于我厂工资分配机制和劳动组织体制与众不同,在全国也可谓独一无二。

  准确地说,就是一厂分别兼有两制。工资分配机制方面,大多数职工实行的是当时全国统一标准,另一部分少数人则是相对高薪,两、三倍于其他人收入,是他们在原私营厂时定的,称为“保留工资。”劳动组织体制方面,大多数职工来自五湖四海,或从各单位调来,或从社会上招来。关键的是,另外领高薪的少数人,则属于“工头制”,一个工头带领他的一帮子同乡,组成一个群体。

  如此工资分配机制和劳动组织体制,过去和现在,人们都认为既不合理,又很落后。但长期实践表明,我厂的资产利润率鹤立鸡群,与这“两制”密不可分。当这“两制”存在之时,我厂上交利润一直惊人的高;后来,随着岁月流逝,“两制”逐渐削弱与消失,加上上级官僚对这“不合理”且“落后”的“两制”看不顺眼,处心积虑地打击,本厂经营情况也随之走下坡路,直至衰亡。

  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们,不论其多么见多识广,学问高超,都难以解释得了这一奇特的企业现象。他们能做到的,充其量是进行短期调查,浅尝辄止,根本无济于事。倒是我这只“井蛙”,因为是本厂许多事件的亲眼观察者、直接参与者和深切体会者,数十年来虽是断断续续,但从未放弃探究其奥秘,总结其规律,这才为破解国企效率之密码,有了初步认识。

  任何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我厂的兴衰存亡也不例外。因为我是 “井蛙”,又是工人大老粗,理论表述能力低下,所以,就只能以发生在我厂实践中的某些事件,用讲故事的方式,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地阐明这些事件蕴含的奥秘,及其对事件发展方向的影响。现在就开始讲故事吧。

  我的工作单位----前国有企业武汉印染厂的前身,原名上海天一,浙江人唐永昌1933年创办。唐先生家乡宁波有座遐迩闻名的古藏书楼----天一阁,厂借楼名,以壮声威。中国古代典籍《周易》中云:“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取名“天一”,祈望“成之”。巧合得很,本厂后来发生的许许多多人与事,都和“天下笫一”、“天下唯一”和“天下一绝”等等之意相联。几十年风雨沧桑,写下了中国现代工业一页不平凡的史实。它在建厂初期历经坎坷,终于站稳了脚跟。抗战胜利后犹如江南农村春分时节的麦苗,长势茂盛,日进斗金。解放不久,抗美援朝,党和政府号召社会各界支援前线,一个几百人的小厂独家捐献了一架战斗机。《天一号》腾空而起,这一爱国义举当时叹为观止。1957年在“全国一盘棋”方针指引下,上海市忍痛割爱,将“天一”这株大摇钱树溯长江而上,移植到武汉,使之靠近纺织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厂名更新为“公私合营武汉天一印染厂”。文革初期又改为“国营武汉印染厂”。1980年代中期及其之前,本厂上交利税总额,在武汉这座特大工业中心城市地方财政收入的天平上举足轻重。但进入80年代中后期,却从顶峰急转直下,跌落谷底。大摇钱树是怎样枯萎的呢?且听在下从头道来。

  介绍与解剖一只“麻雀”,全面地具体地分析武汉印染厂以前长盛不衰和后来由盛转衰变化过程中的内因与外因,及其相互关系,实例述评,从而探明国有企业这团乱麻症结之所在,并且设法予以解开。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政治路线、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哲学理论、历史教训、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群众心理、政策导向、观念变化、利益分配、市场秩序、企业管理、领导行为、监督效能、劳动组织、干部作风、人才选拔,必须全面考虑,综合治理,十八般武艺,缺一不可。如此复杂,难怪国内外经济学著作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了。但却都不是为劳动阶级利益服务的。所以,对于中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我们的理论还得从实践的基础上从零开始。

  上文已述,我不懂理论,但会讲故事,曾经发生在工作与劳动实践中的故事。也有些故事是听来的,觉得有启发意义,可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任何一位成功的企业家,都有一把打开其企业高效之门的钥匙。但是,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这家的钥匙想打开另一家的成功之门,因为对不上号,是不行的。我们今天要打造的则是一把通用的钥匙,任何一家企业的门锁都能成功打开。谓予不信,那就请你们耐心地听我讲故事吧。

  我所在企业里的故事很多,先讲哪一个呢?就从上海天一印染厂“天一号”战斗机当年是怎样飞起来的讲起吧。

  也是巧合,我先后曾师从的两位上海师傅,都是当年捐献飞机时的功臣,骨干分子,自始至终直接参与了这次爱国义举。更巧合的是,我与其中一位师傅,“三班倒”上夜班时,只要两人不离机台看着,可以腾出嘴来交谈。他很健谈,我也爱问,可以彻夜长谈而不违犯劳动纪律。内容无所不包。有一次他就谈到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的故事。

  在这一故事中,就发生了诸项意含“天下笫一”、“天下唯一”和“天下一绝”的奇迹。奇到当时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听说,还惊动了上海市长陈毅,出于爱护企业的考虑,认为不宜对天一印染厂大力宣传,担忧是杀鸡取卵,很可能以后会严重影响该厂的经营。其实他过虑了。

  大家都知道荣毅仁先生是上海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拥有多家几千人的大厂。但在此次捐献活动中,天一厂的唐老板出的风头超过了申新厂的荣老板,因为前者不过是一家几百人的小厂,却能独家捐献了战斗机。

  当时,向苏联购买一架战斗机是人民币15亿元(旧币。后来万比1币制改革,等于15万元)。天一厂全部家当值多少钱?当时大概也不过此数吧。难怪吓得陈市长不敢宣扬这个捐献活动中杰出典型了。

  其实,因这次活动而随之产生的经济效益中,国家是一次性得到一笔捐献(分一年十二次缴纳),只是其中的小头;本厂从此以后,每年的产量与利润倍增,长期性的,因而可说实际上得到的是大头。唐老板大喜过望,笑得合不拢嘴。

  说到这里,我要向中国无论国企还是私企的领导者们推介一位具有世界经营管理先进水平的中国企业家,即本厂私营时代的老板唐永昌先生。后来,国有企业武汉印染厂近30年如一日地资产利润率鹤立鸡群的基础就是他打下的。其特点是他能赚到别人想赚而赚不到的大钱。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前线,无一不是要从自己的口袋里往外掏钱,唐先生当然也不例外。但是他能因势利导。当年在全国资本家中,唯独只有他一人反而因此发了大财。你知道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吗?

  近现代以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统治,建立了民国以后,就要开始发展现代工业生产了。鉴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加剧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影响社会稳定。孙先生为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提出了阶级调和的主张。怎样调和呢?就是希望资本家减轻榨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强度。但是,当时目光短浅的大多数是土财主出身的中国资本家们冷漠对之,少有人理会。

  人们知道,孙中山提出过“以俄为师”的口号,但他也表述过“以美为师”的意思。那是在一次演讲中,他盛赞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企业管理理念。其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欲取先予”,简称“福特式”。其实,中国古代谋略也说过:“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孙先生引用福特为例,那是美国先进国家行之有效的赚钱窍门,他可能觉得更容易打动中国老板们的心。据他介绍,福特如何善待工人,生活福利方面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工人们则投桃报李,干劲倍增,结果该汽车公司业绩蒸蒸日上,赚的钱比其它厂更多。孙的说教,当时通过各种渠道传达给社会。中国老板们大都当作耳边风,一笑置之。唐永昌却听进去了,觉得有道理,不妨效法之。持之以恒,果然灵验。。

  上海天一印染厂有一支特别能战斗和打胜仗的工人队伍,不能不说与唐老板的“福特式”企业经营理念有关。这支队伍与众不同之处,平常很难察觉,有时表现在其职工的一些特殊工作行为上。我仅以曾看到的一件趣事,举例说明。

  这事发生在1960年代初期,“大跃进”后不久。1957年上海天一印染厂内迁武汉,翌年便全面投产。从此,职工从地域上分为两部分,即上海职工和武汉职工。当时,后者议论最多的是与前者的工资差别。厂领导在各种场合打招呼,带有强制意味,不许议论这个话题,以免影响团结。但耿耿于怀不满者大有人在。有的人实在憋不住怎么办?明说怕戴上“破坏团结”的帽子,便旁敲侧击,让你意会。在一次工余集会上,两地工人碰在了一起。一个中年武汉工人,向其同一个生产小组工龄相仿的上海工人大谈自己如何干劲冲天,曾经三天三夜麈战在大炼钢铁的小高炉旁。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1958年8月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发出了大炼钢铁的号召,这可是当年全国不分行业压倒一切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武汉天一印染厂也闻风而动,在厂区内因陋就简地建起了小高炉,大炼钢铁。这位中年武汉工人当时追求进步,正积极要求入党。其实,他根本没必要守上三天三夜。但那时正是难得表现自己的机会,岂可错过。果然,后在一次厂大会上,得到了厂领导的高度赞扬,号召大家学习他的这种苦干精神。

  那位上海工人心领神会。你不就是忌妒我的工资比你高吗?我是你的近三倍,你不服气,用干劲比我强更证明工资差距的不合理。这位上海工人立即回应:“三天三夜算什么?我曾经七天七夜没有离开过机台!”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据他说,10多年前,一位海外客商同厂里约定,要求在一星期内生产一大批某品种染色布,如果能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天一厂可赚一大笔钱。倘若违约,不但要赔款,信誉也将受损失。可是,当时有能力主持完成此任务者唯其一人,其他人只能辅助,短时可按其指示代劳一下。也就是说,他这星期不能回家,吃饭打盹都要在现场。结果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谈论此事时很兴奋,像是买彩票中了大奖一样。因为,事后他发了一笔财,拿到了约为这次纯利的三分之一。唐老板慷慨大方,只要你为厂作出贡献,他会给予你以相应的酬劳,从未因失信而使工人们的期望落空。这是全厂职工对唐老板的为人共识,所以大家都愿意豁出命地干,而且常有意外惊喜。海外客商那笔合同,之前其它厂就没人敢接手。

  可见,唐老板的 “福特式”经营理念是成功的。关键时刻,由于职工们对企业的忠诚度与众不同,高于其它厂家,往往会收获意外成果。这笔合同的完成只是其中一例。

  我是“汉派”工人中的一员,原先也曾对“海派”工人高于当时全国统一的工资标准二、三倍不以为然,大家同工为什么不能同酬?后来,,经过几十年的长期观察、体会与思考,根据实践的变化,终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劳动者的劳动质量是不同的,即有三大差别:一,有效劳动与无效劳动,二,高效劳动与低效劳动,三,创新劳动与守成劳动。例如,那位武汉工人当年在小土高炉旁“三天三夜”的苦干,就属于无效劳动。这种劳动有亏于报酬,反而得到表扬。“大跃进”后来造成了灾难,鼓励这种无效,甚至负效劳动就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而那位上海工人当年在生产染色布机台旁“七天七夜”的奋战,则属于高效劳动,获得高报酬就理所当然。两位工人同在一个生产小组,同一机台工作,表面上看,生产效率是一样的,同其它厂的同类机台产出比较,两人都属于高效劳动。但武汉那位工人的高效劳动有赖于上海那位工人先前的创新劳动。没有后者的创新,前者只能是相对低效(同现在的高效劳动相比)劳动。

  据我观察,不论国企和私企,过去和现在,中国工人中,大多数低效劳动,少部分高效劳动,极个别才是创新劳动。工人中为什么创新劳动如此罕见?是因为它高不可攀吗?非也。乃是企业在利益分配问题上严重失误所致。我将在以后的亲身经历体会中,现身说法,阐明其中道理。

  建国初期50年代,工人阶级队伍中,曾产生过一些创新劳动典型人物,如倪志福、郝建秀和王崇伦等,但他(她)们属于凤毛麟角,大多难以推广其经验。我却是“中间人物”,心态和思想水平可以代表大多数人,把我搞定了,中国工人群众的劳动质量便可能大幅度提高。其中原因,后文补叙。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主义小农经济历史的国家,在历史基因的作用下,特别是在某些上层精英人士中,存在着一种我称之为土财主心态。进入现代经济社会后,既不自知,更不改变。表现在企业管理者身上,就是习以为常地养成了吃劳动者白食的恶习,而且毫无愧疚感觉,可能还认为天经地义。

  唐永昌成功治厂的诀窍其实很简单,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不错,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唐永昌与其同行不同之处,在于对这种本性顺其自然,然后再设法引导其朝有利于企业实现高效的方向发展。这种引导悄无声息,旁人察觉不到,但却能起到他想要的那种作用。

  唐老板给了那位苦战“七天七夜”的工人以那笔定单纯利的三分之一,使他也发了财。如此高的比率,别的老板恐怕舍不得拿出来。唐老板这么做的直接效应,全厂工人众口相传,流行起“红眼病”了。

  据上海师傅告诉我,唐老板爱说的一句话是:“天一厂人要做天下笫一之事,才不白起了这个厂名。”有人不禁暗笑,老唐是有神经吧?一个几百人的小厂,工人几乎都是文盲、半文盲,能干出大事,而且是“天下笫一之事”?唐永昌不喜欢安于现状者,认为其人不思进取,没有出息。反倒将折腾上瘾者引为同志。当然,这种“折腾”不是盲目的,而是指经过深思熟虑后可能产生效果的折腾。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唐老板既然爱折腾之人,那就迎合他吧。所以,天一厂的人特别爱动脑筋,说得好听一点,叫做有创新精神。

  如同玩彩票的人群中有“彩票迷”一样,在天一厂也有不少“创新迷”。所谓创新,就是想出点子,改进工作。大多数点子可能无果而终,甚至造成一点损失,那也没有关系,老唐不但不计较,还会安慰和鼓励你说,失败乃成功之母,精神可嘉,大胆想,继续干。也有成功的建议,即使微不足道,也会得到唐的大力赞扬,并且郑重其事地记录在案,逢年过节前夕,根据点子或建议成功实现后,增产或节约产生的效果大小,相应地发给你一笔奖金。因而,很多人跃跃欲试。可能还有人恨不得在厂里发现宝藏,把它挖出来而发财。你觉得这些天一人荒诞无稽吗?

  但是,皇天不负苦心人,机遇总是给予有准备者。平日多烧香,到时菩萨显灵了。当时,中国现代工业史上,一件划时代,破天荒的大事终于发生了。事件的集中表现就是上海天一印染厂的“天一号”飞机冲天而起,但其意义却远不止此。

  这架战斗机之所以能够起飞,是多种正能量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唐老板当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却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其它更重要的因素,“天一号”也飞不起来。

  我有另一个上海师傅,是厂里一位地下党员。据他认为,政治影响才是这次捐献活动决定性的成功因素。我有一种感觉,解放初期,工人们的政治思想觉悟水平很高,后来越是强调“政治挂帅”,反而越落后了。这一社会现象其实不难理解,工人们思想的进步与退步,同执政领导者对他们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重视或轻视程度成正比。

  适用于这一规律,解放初期,上海天一印染厂工人们干劲更上一层楼。因为,他们觉得共产党带给他们的好处,比“福特式”开明资本家唐永昌还要多,还要好。

  例如,在共产党派来的公方代表建议与干预下,工作时间由12小时缩短为8小时,“两班倒” 改为“三班倒”;成立了医务室,请来医生和护士,工人们看病医药费全免;不得辞退工人,等于每人领到了一只“铁饭碗”;年老退休给予一定经济补贴;由工人们民主选举产生工会,从此对企业某些事务有了发言权等。这些举措,前所未有,大快天一厂工人之心。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上海是一座多灾多难的城市。天一厂工人同其他底层百姓一样,听到的、看到的和遇到的,不是战乱,就是通胀,尝过当亡国奴的滋味。那种不堪回首的生活随着解放,共产党的到来而过去了。但是,帝国主义不让中国人过上安稳的日子。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开始,许多人为自己不能参与其中,为国出力而着急。当时,人们最关心的是战争情况,普遍担忧中国军队简陋的武器装备怎么打得过美国现代化的陆海空军?党和政府适时发出号召,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前线。

  社会上各行各业广大民众闻风而动,纷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热烈响应号召。就工厂企业而言,因为捐献不能减少国家税收,而当时因为前几年国民党发行“金圆券”被搜刮一空,去年(1950年)又遭蒋空军“二.六”大轰怍,电厂被毁,百业凋敝。包括资本家在内的中国人,除个别外,大家都穷得当当响。即使是上海千人级的大厂,全厂员工勒紧裤带,从牙缝中省出几个钱来,捐献的数目也不过只能买几条或10几条步枪,了不起是一门大炮。

  突然间爆出一条特大新闻,一家百人级的小厂,上海天一印染厂独家承诺捐献一架战斗机!上文己述,陈毅市长怕是杀鸡取卵,不宜效仿,这一新闻只是低调报道。所以当时全国报道一个小单位捐献一架飞机的轰动新闻,只有河南常香玉豫剧团。但她们的义演,得到各地官方大力协助,动员许多对豫剧根本不感兴趣,只是出于爱国热情的人,去买高价票捧场。这种捐献模式,不足为奇。

  在企业界,为捐献而掀起的增产节约运动中,人们一般通过苦干产生的效益而筹款,少数人则以巧干而集资,有的人干不出多余的效益,也拿出自己的钱来,以表心意。在巧干中,当时可能是全上海,也许是全中国,天一厂人另辟蹊径,绝无仅有地是搞技术革新,在机器设备上大拆大装,使原机器设备效率倍增。他们是中国现代工业史上技术革新的最先践行者。

  技术革新这一名词,人们现在耳熟能详了。可是你知道吗?在旧中国,它还从未曾有人敢于践行啊。在此之前,洋机器引进以后,中国人能够操作,达到设计要求,就了不起了。把它拆开改装,以提高其效率,闻所未闻。无人敢在洋机器太岁头上动土。

  上海天一印染厂工人敢为天下先,破了天荒。他们在增产节约的讨论中,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该厂的主要生产设备之一----丝光机如何挖潜的问题。原来,在印染布的生产过程中,坯布丝光这一工序,由于机器能力的制约,是个短板,严重的“肠梗阻”,使得上游和下游生产流水线上,其它工序的机器设备能力受到影响而不能充分发挥,因而严重过剩闲置。提高丝光机生产能力,成为增加整个印染布产量的关键。购置新丝光机,加大丝光能力,因为没有场地安置而不可行。

  “改造丝光机,让它从单头变成双头进出布,提高一倍产量!”大胆提出这一建议者,是几位丝光机操作工。所谓“平日多烧香”,指的就是在工作中多动脑子。印染布生产上下工序之间,由于丝光机的“肠梗阻”而未能紧密连接。这几位工人并未因机器生产能力达到设计要求而安于现状,而是经常观察与琢磨其结构和性能,寻求改进之道,以解决“短版”问题。到时菩萨果然显灵了。

  这个建议提出后,得到了全厂工人热烈赞同。反映给唐老板,希望他拍板定夺。这就使唐永昌为难,犹豫不决了。因为这件事非同小可,如果“折腾”失败,拆开后装回原样倒是不难,但会否影响丝光布质量就说不定了。当初这几台机器投产时,曾经出过大批次布,后来经过艰苦努力,不断调试,才投入稳定生产。在这次捐献活动中,上海别的几家印染厂连这类建议想都不敢想。每周一次行业协会开碰头会,他在会上提到本厂工人欲搞丝光机“单改双”的技术革新时,遭到同行们的讥讽,认为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也难怪,中国自清末洋务运动起,上百年来,谁听说过这类荒诞不经的想法?天一厂工人太不自量力了。

  幸亏唐永昌不是好龙之叶公,没有听从同行们的劝止。但为稳妥起见,他请来一位上海机械行业的专家,以便咨询。听说此人来头不小,曾在英国留学,当时还是中国这方面的权威学者。唐老板许诺,如能帮助“单改双”成功,将付给他一笔可观的酬金。

  那位专家来了之后,先在丝光机运行时的生产现场仔细地观察两、三天,然后在唐老板的主持下,召集丝光机操作工和修理工们开会。专家在会上提出了一些丝光机结构和某些部件的性能问题。谁知工人们对答如流,争先发言。权威学者见多识广,使他惊讶的是,国内居然有如此高素质工人,而且几乎都是半文盲的大老粗。但他在会上还是卖弄了一些工人们不知道的行业学识,介绍世界上印染行业最发达的是英国,美国都比不上。但也从未听说想过要将丝光机进出布“单改双”。你们,哦,我们中国工业是什么水平,想去干成英国人都没有想过要干的事,太荒唐了吧?对不起,敬谢不敏,起身告辞。工人们一头雾水,“敬谢不敏”,什么意思?后来请教有学问的人,才知此言含意。

  倒是唐老板看明白了,是这位权威改造中怕在本厂工人面前出洋相,找借口推辞。他并对内行与外行的慨念,有了重新认识。就这次丝光机“单改双”技术革新的特定事例而言,本厂大老粗工人才是内行,那位学者反成外行,“万金油” 而己。既然认为本厂有丰富实践经验,熟悉丝光机构造的操作工和修理工是真正的内行,那就听他们的。唐老板最后决定干!

  果然,工人们群策群力,日夜轮流苦干,终于使丝光机“单改双”改造革新大功告成,并顺利投入正常生产,产量提高一倍。大家兴高采烈,敲锣打鼓,前去市政府报喜。名不见经传的一家小厂----天一印染厂独家捐献一架飞机,一时轰动大上海。

  在这次捐献活动中,至少有两大重要意义:

  一,中国现代工业自问世以来,任何一家企业,若是为了扩大生产,增加产量,历来都是新购机器设备,从无在原有机器设备上改造挖潜之例。天一厂工人开了先河。后来,这条技术革新之路就越走越宽广了,现已不足为奇。但请不要忘记这条路的最先开拓者。

  二,上海天一印染厂老板慧眼识人。他的果断拍板搞丝光机技术活动,并非盲目冒险,而是深思熟虑,建立在深信本厂工人是真正技术内行的认识基础之上,没有被所谓的权威学者的话唬住。这一点非常重要,应当对我们欲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有所启示。

  技术在不断进步,因而,照道理说,同一种机械,几十年后的新产品应当比之前的老产品生产的效率要高。在世界上成千上万种机械产品中,可能唯独只有印染厂的主要生产设备之一----丝光机不符合这一规律。上海天一内迁武汉后,改造革新了的三台双进出布丝光机也随之迁移过来。40年代出产的丝光机又运转了20多年,其中有一台磨损得不行了,只得拆掉,购进一台新机,侪身于其它两台旧机之中。我惊奇地发现,这台80年代的新机,还是单进出布,效率只有双进出布旧机的一半。我问一位“老天一”,怎么不买效率高一倍的双进出布丝光机?他说,全世界印染厂至今都是“单机”,你到哪里去弄“双机”?我估计直到现在,单进出布丝光机还是一统天下于全世界的印染厂。

  既然丝光机“单改双”早有成功的先例,技术上己经成熟,而且效率又是如此显著,为什么无人效法?根源在于人们的创新动力不足。因何不足?这就涉及深层次问题了。我说过天一厂丝光机单改双的成功,是多种积极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其它厂不具备完整条件,所以其成果可望而不可及。且待下文继续解析。

  唐永昌对这种工人创造性劳动新增加的效益,不是像一般资本家那样奖励一次就算了,甚至独吞,只要这种效益持续下去,奖金也不中断。如此一来,三方皆大欢喜:国家得到那架飞机之外,由于天一厂产量和效益倍增,每年可多征税收;职工们也增加奖金收入,创新劳动愈发积极;唐老板当然更能日进斗金了。

  就天一厂职工而言,这种创新劳动使他们得到了额外收益,工资比其它厂高上一大截,“外快”也特别多,逢年过节都可领到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名目的奖金,对于这些,其它同行职工则梦寐以求而不可得。所以,几年下来,截止1956年公私合营,上海天一印染厂职工几乎每人的银行存款达到或超过一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令人羡慕的巨款。从50年代初中期至80年代初,20多年间,中国大陆唯一人数达数百人的“万元户”职工群体,就只存在于我厂。

  1958年内迁武汉投产后,私营上海天一印染厂改为国有企业武汉印染厂(中间的“公私合营”名不副实)至1980年代中期止,近30年我厂资产利润率至少在湖北省鹤立鸡群,可以说基本上是建立在这个“万元户”群体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没有这个“万元户”群体,“鹤”不可能立起来。

  有一个反例可以证明这一点。上世纪六十----八十年代,省内外多地,看到武汉印染厂是特高盈利企业,不免眼红,也想效法,培植本地的摇钱树。因而各地派了不少工人前来学习,武印当时也发扬无私精神,无保留地传授技术。可是后来听说,那些新厂开办以后,虽然机械设备比我厂新得多,却故障频仍,始终难以持续正常生产。面对困境,束手无策。效率当然比我厂差得远。80年代初,武汉又新开了武汉笫二印染厂,骨干职工全由我厂派去支援,都是武汉中青年,没有一位上海老工人。因为如果个别“高薪者”参与到一大群“普薪者”中间,恐怕产生矛盾。结果,该厂从开工之日起,一直亏损到后来破产。

  从私营天一印染厂到国有企业武汉印染厂,企业体制性质变了,职工人数也从几百人逐渐扩大二千人以上。扩大部分主要是新设立的辅助车间和“企业办社会”,如厂办幼儿园,小学和技校,自制水厂,甚至还有消防队等。尽管成本开支大大地增加了,高利润率却基本上没有变化。这得归功于本厂改为国营后,可能是全国首创的“满负荷工作法”。

  印染布生产有多道工序,如坯布缝头,烧毛、煮炼、开轧烘、丝光、水洗、印花或染色。我于1961年至1965年,约有4年时间在漂炼车间开轧烘小组担任“三班倒”挡车工。我还记得很清楚,从周一笫一个早班起,至周六最后一个夜班止,主要生产大车间的几十台套机器不停顿地运转,蔚为壮观。就我负责的一台烘机而言,上一道工序煮炼的来布,几乎都是恰到好处地接上,极少停顿待布,偶而停机,也不会超过10钟。而且,并不仅仅是我4年的工作期间如此,之前和后来的20多年也是这样。我当时认为,要实现这一“满负荷工作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一,操作人员掌握精确计算能力,其二,机器设备质量特好,经得起长期磨损。偏偏本厂的人与物完全不具备这两个条件。上海生产骨干工人大多是半文盲,哪知道什么高级数学;机器呢,全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品的老古董。我当时感到好奇,曾研究很长一段时期,仍然不得要领,没有探索到其中奥秘。不过,有一件事例倒是对我有启发意义。

  我每天接班之前,笫一道工序是加油。即拿着油壶,钻进用木板围起的如蒸笼般的烘房内,往上十个运转着的烘筒的轴承盒内一个个地注油,虽然上下扶梯只有10钟左右,即使在冬季,也会热得满头大汗。

  有一年热天,我实在怕进蒸笼加油,便想省略这一工序,蒙混过去。心想少加一次有什么关系?不料被生产组长上海师傅发现了。原来,他早己盯上了我。他问为什么不加,我支吾其词。他二话没说,拿起油壶钻进蒸笼为我代了劳。从此,我不敢再耍滑了。他连加油也有讲究,多了,少了都不行,必须适量。每人每天都要检查。我后来得知,本车间各小组生产组长都是如此严格行事。老古董机器长期运转而不需要停下来维修的秘密,终于被我知道了。

  我曾断断续续地思考与研究了几十年,试图寻找到这样一个答案:即,从机械技术上和企业管理上来说,丝光机“单改双”和“满负荷工作法”,两者都不是什么尖端课题,为什么上海天一印染厂----武汉印染厂一群大老粗工人能够做到的事,其它厂却做不到?我认为,如果我们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然后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使人们群起效法,“国企低效论”便可休矣!

  前一个丝光机“单改双”涉及劳动者的创新劳动问题。诚然,它主要与私企老板唐永昌先生的治厂理念有关,即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据我的一位上海师傅说,当时,其它印染厂老板也想效法,向该厂工人许诺,其丝光机技术改造成功也有重赏,但还是无人响应。这里面的学问就大了。

  后一个“满负荷工作法”与唐老板完全不相干,因为他从未来过武汉。而此法却是武汉印染厂独创,涉及劳动者的高效劳动问题。

  我笫一次听说“满负荷工作法”这个名词,是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距离我厂实行已过去了20多年。有一位企业家在一篇文章中说,他的雄心壮志,是在其工厂中“创建”满负荷工作法。我不知他现在如愿了否?从后来一直没有人再提及来看,此法在我厂消失之后,至今大概也未复兴,哪怕只是在个别厂家。

  我认为,满负荷工作法是与一定的管理层次相适应与挂钩的。也就是说,没有那种管理层次,难以产生严格意义上的能长期坚持,像我厂曾经实行过的那种满负荷工作法。

  一般地说,企业效率的高低,与其当时实行的管理层次质量的高下成正比。世界上企业管理层次不外乎有三种,即失控管理,严格管理和科学管理。其实,应当说基本上只有后两种,即严格管理和科学管理,前一种失控管理很罕见,只在一定的特株时期内,曾经存在于中国的国有企业,而且,当时一度还相当普遍。因为它是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缘起,所以,有必要谈一谈为什么会有失控管理情况及其危害。

  以武汉印染厂为例。本厂后来由盈转亏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管理失控。为什么会失控?主要是受到外面社会大环境严重变化影响所致。这里只简单地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80年代时,厂里有一个青年工人,有一天,工作时间在毫无道理的情况下,寻衅滋事,恃强凌弱,打伤了另一个青工,从而引起公愤。可能其平时表现也很差,厂领导决定严肃法纪,开除其厂籍,并送去劳动教养。几年后,此人被释放。岂料祸兮福所倚。“铁饭碗”被打破后,对他来说,坏事变成了大好事。听说,他在社会上混出了名堂,开始是经商,后来开了一家服装加工厂。短短几年,突然暴富。西装毕挺,一付大款派头。还娶了一个美女做老婆,羡慕得厂里青工们心情无不躁动。

  还有更多传闻。从广州走私货物,如香烟、化纤布等,跑一趟火车,没有任何风险地到武汉后,赚的钱可顶上好几个月工资。但加入走私团伙有资格限制,即必须“吃过牢饭”。

  这些传闻在厂里许多人,特别是青工中间炸开了锅。有人还想入非非,那次送去教养的机遇怎么让这小子碰上了,而不是我?那就创造条件争取下次吧。

  每天辛辛苦苦,起早摸黑地干,月工资还不及外面社会上违纪犯法者收入的一个零头,情何以堪?更糟糕的是,主流媒体舆论的腔调也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不再宣扬劳动光荣了,而以致富成败论英雄。政治思想工作完全失效,甚至荣辱是非观也被颠倒,影响所及,管理失控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国有企业在社会秩序正常的情况下,绝大部分实行的是严格管理。此时,可称为政治挂帅时期。后来,过了这个时期,改革开放了,则转为精英治厂时期。前一个时期,企业职工也是低工资,管理之所以能维持在严格的水平上,主要有三大原因:

  一是企业领导人以身作则,与职工同甘共苦。这一时期的中国领导干部,当然也包括企业领导干部的廉洁纪录,在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也可能绝后。因而,他们的政治说教,能使职工群众信服。

  其二,工人是领导阶级成员,虽然不是每一个工人都有这种认识与感受,但至少决不会觉得自己在社会上低人一等。可以做到安贫乐道。

  三,工资虽低,但无医疗、住房和子女教育等压力,人们的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横向比较,未来改善生活的希望可能性也大于社会上其他人。

  那个时期的严格管理,还是有成效的,曾长期保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但最大的失误,是将政治挂帅同按劳分配实际上对立起来,而与平均主义扯在了一起,严重地挫伤了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源于领导干部们的“懒政”习惯。因为“一刀切”的平均主义简易省事,按劳分配认真干起来就麻烦多了。可能也有左倾机会主义思潮作祟的因素。严格管理下的企业效率应当怎样评价呢?相较于失控管理,它显然高效;若比于科学管理,就是低效了。

  文革后实行改革开放,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情况发生巨大变化,工人们的劳动情绪受到负面影响,纪律松弛;另一方面,其实,企业领导干部受到的影响可能更甚,因为文革期间普遍遭遇过冲击,所以不敢或不愿再认真负责地严格管理了,走向失控,危及企业的生存。怎么解决这一严峻的问题呢?

  因为否定过去政治挂帅的一套作法,而学习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则成为时尚,同时,一个“能人”挽狂澜于既倒,救活一家企业的故事充斥于主流媒体,精英治厂因而应运而生。相应的配合措施就是提高他们的收入待遇。打破平均主义,拉开同一般职工的收入差距,本来是正确的,但真理逾越一步就变成谬误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差距的工资收入,竟然推广开来。过去领导干部与职工群众是同志关系,后来是“老板”和伙计的雇佣关系了。这是国企私有化的前奏。

  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是科学管理。这种企业管理层次的集中表现就是高效。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可能全都认为,科学的高效管理不存在于中国的国有企业,西方发达国家私有企业才可能有。既然废弃计划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当然应该学习先进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管理经验。于是,高校新兴的经济管理学院,教材全部舶来,试图培养出中国西化派企业家,改变中国落后的国有企业低效面貌。

  结果,几十年过去了,还没有听说中国有一位科班出身,深得西方科学管理真缔的企业家,像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的其些同行那样,干出了令人惊羡的成绩。其实,断言中国国有企业效不如人,并不尽然,有一个行业是个例外。

  例如,早在毛泽东时代援外项目起,中国走出去的基建行业就有不平凡的表现,典型的如上世纪70年代的坦赞铁路。只是因为数量少,不足以代表整个行业。这些年来,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项目逐渐扩大推进,高铁、机场、港口、公路、电力和桥梁等等基建项目,走出去的国有企业无不是大显身手。“基建狂魔”就是建立在优质高效的基础之上。

  西方媒体拿着上百倍的放大镜,企图找出在世界各地的中国承建项目中出现的问题,结果大失所望。这些走出去的中国基建企业,至少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吧?

  “基建狂魔”现在好像已经得到西方发达国家同行的认可。如近年英国要建一座核电站,这本来是一个“敏感”项目,按照西方惯例,中国应被排斥在外。法国有资金、有技术、有设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因为他们根据自己已往经验,没有把握按时竣工,可能被罚巨款。也就是说,基建管理上还欠火候。但他们相信中国人在这方面的管理效率高于他们,才不得不拉上中国人共建这座英国人的核电站。

  中国某些经济学家言必称“国企低效论”,却对自己国家有的企业和行业的高效管理现象熟视无睹。这缘于两种情况:一是思想观念有问题,崇洋媚外,不相信中国国有企业在管理上可能实现科学高效;二是缺乏三种能力,即一,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其二,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力,笫三,是将客观存在的企业中科学与高效的实践管理经验,提到理论高度上分析,找出规律,加以总结,以便推广的能力。

  国内不乏“豆腐渣”工程,但是走出去的“基建狂魔”们却能普遍地实现优质高效。这是什么缘故呢?我虽然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中的有关企业,但能猜得出原因,因为这类企业的成功是有规律可循的。闯世界的国有企业的基建队伍,一般都有三个特点:一,领头人各方面比较过硬,二,队伍也经过严格挑选,多为精兵强将,三,工资与补贴收入高于在国内工作时。此外,还可能有人文因素渗透其中。

  可以预期,只要无人搞破坏,不将这些国有企业“改革”成私有企业,继续发挥中国劳动者勤劳智慧,主观创新劳动的积极性,加上体制优势,中国“基建狂魔”的足迹必将越来越紧密地布满世界各地。

  我的猜想根据何在?来自于我对本厂满负荷工作法形成的深入研究心得。

  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保证社会公平的需要,在现实的社会经济形势下,更必须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效率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私有制企业。不然,就会重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覆辙,难以持之以恒。虽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宏观上效率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例如,前者包括前苏联和中国只用了二、三十就在国内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而后者有些国家至少需要一百多年。但这种宏观上的高效率是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为代价而取得的,不足为训。而在微观上,每家企业的经营,公有制企业较之于私有制企业,一般地说,效不如人。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因为管理层次上落后了,前者的严格管理低于后者的科学管理。

  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有制企业实行科学管理,非一日之功。它们在利润驱使下,为其服务的经济学持续不断长期地改进企业管理,才使之达到科学水平。而中国后起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企业,几十年来,又将大量时间和精力专注于形式主义空头政治上,导致企业严格管理水平停滞不前,特殊时期反而退步到失控管理层次。

  人们可能不解地疑问,我们现在拨乱反正,国企早已政企分离,也一门心思在学习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管理,怎么大多成效甚微,有的企业学习看来像是东施效颦呢?其中道理,让我引用被中国经济学界奉为圭臬的一位权威人士的话解释吧。

  在国际经济学界被誉为“大师中的大师”,“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先生,生前在给北京光华德鲁克研究会的开幕词中写道:

  “管理者不能依赖进口,即便是引进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也不能大批引进。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自己培养的,他们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只有中国的人才能建设中国,因此,快速培养并使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迅速成长起来是中国面临的最大要求,也是中国最大的机遇。”

  由于文化差异,所以,中国古人总结实践经验说:“取法其上,仅得其中;取法其中,仅得其下。”

  不仅管理者不能依赖进口,需要自己培养,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科学管理理论,也不可画虎不成反类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由于管理好企业,必须依靠职工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而内容要求通俗易懂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走的是精英路线,所以其理论相对非常深奥,像我这样连半勺水也算不上的学术知识浅薄之人是看不懂的。我反而觉得那些学者是在故弄玄虚,解决不了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就是要你看不懂,或者似懂非懂,以掩饰其无能。不断翻新地玩弄与推出五花八门的一些抽象概念,就表明你有学问了?最可笑的是中国的“二道贩子”们,将一些与中国经济国情不沾边的洋教条奉为至宝而抱住不放,当作自己混饭吃的工具。不能经世济民,但也不要误人子弟,造就像你一样一无用处的接班人呀!

  既然,引进管理人才不可取,现成拿来的发达国家高效企业管理经验,也因不是扎根于中国的文化而水土不服,并不适用于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怎么办呢?我建议中国高校经济管理学院的师生们要有不耻下问的精神,走出书斋,去那些高效企业学习取经,例如“基建狂魔”单位,必有所获。不过,即使他们愿意放下身段那么干,也不可能沉下去在企业基层长期探索,从而在实践中取得适用的真经。而“蜻蜓点水”般的考察无济于事,远水也救不了近火。

  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效率欲高于资本主义私有企业,在管理层次上必须创新,以社会主义企业的人文管理取代资本主义企业的科学管理。两者效率的不同点在哪里?以上述文中的满负荷工作法为例。科学管理也可能做到满负荷工作法,但与人文管理相比,前者对此法的逐渐形成时间较长,而中断的概率又较大。这是因为,科学管理走的是精英路线,个别或少数人设计,大多数具体实行者被动地照办,而人文管理依靠的是职工群众,全都献计献策,主动地参与。也就是说,后者的效率可能更高。

  因为是新事物,可以肯定的是,全世界经济企业管理界人士,无论其多么见多识广,都没有见识过这一管理层次。但我听说过,也曾见识过。“人文管理”  这一名词,则是我曾听说和见过的某种企业现象的一种理论概括。不过,它入不了专家学者们的法眼,更登不上高校经济管理学院的大雅之堂。这种管理层次在今天的世界上找不到一丝踪影,但在60多年前的中国曾经昙花一现。如此说来,今天还有提及这一管理层次的价值吗?

  让我先举一个类似的例子,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大家知道,毛主席当年上井冈山打游击时,他的那一套战法,科班出身的军事家们不屑一顾,正规军校更加以篾视。但这不影响主席后来将他的井冈山一套战法发展成军事战略,其典型著作就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即将“不入流”的游击战略视作克敌致胜的主要手段。今天人们公认,他的这一战略行之有效,是正确的。那么,这个例子又同人文管理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说明,世上非“正规”和“另类”的事物,只要它有效,就应当采用。上不了高校经济管理学院大雅之堂的人文管理,也同样能成为国有企业高效发展赖以依靠的一种主要手段。我是经济学的实用主义者,信奉“有效即真理”。

  人文管理的特点,简而言之,就是传统的严格管理和科学管理下的被管理者,即工人群众,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行使企业民主权力而参加企业管理。

  听师傅说,解放初期,上海天一印染厂自从民主选举成立工会以后,工会就成为职工之家了。当时,工人们的家都在远离上海的乡下,自己则住厂里宿舍。人们业余时间有事没事爱往工会跑。干什么呢?各有所好。有的人学唱革命歌曲,能者为师;有的人议论时事新闻等等。因为大多数人是“三班倒”,整天闹哄哄,乱成一团。工会像什么呢,沙龙,茶馆,还是集市?都有点像,又不全像。

  上文已述,由于唐永昌在企业管理方面奖励创新劳动,因为有利可图,更多的人相互研究讨论改进技术,提高效率则成为常态。丝光机实现单改双,并非一日之功。提出改造建议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有关机械操作工和修理工已经反复研讨过多次,不同意见的双方,有时为了一个技术细节,甚至争得面红脖子粗。

  当时,工作时间从12小时减为8小时。唐永昌巧妙地将职工们缩短后工时的精力,吸引和转移到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和技术革新的方向。结果,工时缩短后,全厂人均劳动生产率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

  1956年,我刚进厂参加工作,即被派往一家国营厂代为培训技术。我在该厂见识了人文管理情况。不过,与天一厂闹哄哄相反,是静悄悄的,但也同样取得了高效成绩。

  后来,东施效颦,搞“正规化”了。这些中国式人文管理的雏形和萌芽,中途夭折,被消弭于无形。其中经过,说来就话长了,以后再说吧。此后,中国国有企业大多退回到严格管理层次。同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实行科学管理层次相比,效率就相对低下了。创建更高层次的人文管理,乃是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必由之路。

  接续前文。武汉印染厂满负荷工作法为什么能够长期坚持实行,而其它厂很难效法?我观察到,这缘于其独特的劳动组织体制和工资分配机制,也是天下一绝。让我先介绍此法的开创者和主持者吧。

  前文已述,我是1962年调到漂炼车间工作,干了三年多。车间主任叫陈沛霖,江苏泰兴人。以他为首的团队约有上百人,我们称之为“泰兴帮”。本厂私营时期,他则是一名工头。我进武印时,本厂实际上已是国有企业了。在中国的国企中层干部中,大概找不到第二个像他那样持之以恒地发挥高度负责工作精神的人了。

  我在车间是“三班倒”,像其他职工那样,每天工作8小时。陈主任是长日班,他的特殊之处在于,每天早晨按时进厂上班,下午下班后回到同厂区一墙之隔家属宿舍区的家中吃了晚饭后,又返厂到车间巡视,直到晚上10点左右,再随中班工人一起下班回家。几乎天天如此。只要我是早班或中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我有一天上夜班,子夜时分,外面风雨交加。陈主任突然跑到车间来,同我所在小组的生产组长交谈了约10多分钟,又匆匆回家去了。我好奇地问组长,主任这时跑来干什么?组长是我这个武汉青工的师傅,也是“泰兴帮”的人。他说,主任已上床睡觉了,突然想起,有一个工作隐患需要提醒当班人员,放心不下,便赶快穿上衣服跑来叮嘱我注意。其实,我早已注意到了,并予以消除。

  陈主任沉默寡言,很少同我们武汉工人交谈,工作中主要是向其“帮”内“三班倒”生产组长和其他骨干生产一线的同乡工人下指示。我的观察和感觉是,这种管理方法如臂使指,事半功倍。我认为这就是“人文管理”,“帮”内成员,像一家人似的。

  我当时认为,陈主任若是评为优秀党员干部,应当绰绰有余吧。但是,使我大吃一惊,深感意外的是,1964年,我厂搞“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运动,竟然将老陈打成“封建把头”,实行专政!

  几十年前的这次运动,使我对“工头制”,这一中国劳动组织体制产生了研究兴趣。1952年,全国曾经统一在城市中进行过一次名为“民主改革”的运动,主要打击对象是工头。在武汉搞的是“一刀切”,凡是工头,全都在劫难逃,有作恶多端者,甚至还枪决了几个。而在当时陈毅主政下的上海,据师傅说,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实事求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将工头分为两种,一种有欺压工人的恶劣行为,且民愤较大者,当然依法打击;另一种工头,“人家没有干过坏事,” 陈市长说,“为啥要整他?” 但工头不能再当了。这一劳动组织体制从此失传了。在全中国,唯一的例外,只有上海天一印染厂硕果仅存,陈沛霖继续照常当他的工头,其帮内成员也没有分散。

  上海天一印染厂原有三个工头,其中染色工段工头我没有见过,可能早已去世。漂炼工段工头管辖人数最多,约上百人,工头就是陈沛霖。另有机修工段一小工头,只管上十人。在这一大一小两工头带头主持下,上一年丝光机单改双技术革新成功,在此基础上捐献了一架飞机支援抗美援朝前线。笫二年“民主改革” 就要把他俩打入地狱,这不是过河拆桥吗?太说不过去了。所以,看在“工头制”曾立下奇功这点上,网开一面。也幸亏如此手下留情,天一厂内迁后,武汉印染厂才又在全国创下另一奇迹,满负荷工作法问世,并长期坚持不懈。后来,此法同“泰兴帮”一起消失了。帮存则法在,帮消则法失,这是偶然的吗?

  1957年,陈工头又立了一大功。原来,当时上海有多家印染厂,而在武汉,大纺织厂有好几家,却无一家印染厂。每年,武汉生产的坯布,千里迢迢地运到上海加工成印染布,再运回湖北销售。在内销为主的计划经济时代,这种工业布局显然很不合理。因此,国家在“全国一盘棋”方针指导下,准备迁移一家上海印染厂去武汉,选中了天一厂。但是,工人们故土难离,武汉各方面条件也可能不如上海,所以激烈地反对内迁。工人及其家属们曾上街游行,喊出反内迁口号。当时,上级已派来一位老干部当厂支部书记。尽管书记舌焦唇噪,仍然做不通工人们的思想工作。于是便要求陈工头去做,结果一做就通。

  对于中国绝大多数人来说,没有永恒的主义信仰,只有永恒的利益。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人们对信仰的认同度,因利益感受的不同而受到影响。这个帮组织的成员们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得到比社会上同阶层其他工人较高的收入,有赖于陈工头,因而对他信服。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劳动力是一种商品。在上海印染行业,“泰兴帮” 在老陈的领导与组织下,创出了良好的品牌,质量高超,受到青睐。这也是天一厂老板唐永昌择优而购,愿意出高价雇佣的原因。

  “泰兴帮”是一个结成了长期共利益同命运的劳动组织体制,内部成员高度紧密地团结协作,是其最主要的一大特点,因而工作效率明显高于他厂。我后来也曾有过这样的工作经历:就是想搞一项技术革新,因为得不到其他同事的合作,只好遗憾地作罢。在“泰兴帮”内便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只要有一个人想出了新点子,其他人便会共同积极地帮他实现,因为搞成功对大家都有好处,品牌知名度可以提升,利益也可能增加,何乐而不为?丝光机单改双,上海当时有多家印染厂,只有天一厂搞成功了,便是有无“帮”的差别例子。

  据师傅说,依靠工资是成不了“万元户”的,还有其它不固定的“外快”,就是提高效率后各种名目的奖金,合计收入比别的厂倍增。干劲也随之更大,从而形成良性循环。1956年公私合营后,奖金取消了,影响所及,就是书记的话没有工头的灵验,这也可能是陈工头后来肇祸的缘由。

  陈沛霖说服工人们同意内迁,书记办不到的事他办到了,论功行赏,破例入党。厂迁汉后,还当上了漂炼车间主任。老陈的身份心病消除了,因而重振雄风,带领他的一帮子人很快又搞出了满负荷工作法,为此后武汉印染厂资产利润率长期超高创造了条件。

  企业界人士应当不难理解,如果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环境中建厂,大部分工人都是生手,来自四面八方,思想有别,能力不一,可谓一盘散沙。印染厂是连续生产,多道工序连接,操作机器设备需要掌握一定的技术才能胜任。新厂竣工后,经过不断地磨合和熟悉,若能两年内实现正常生产,就很不错了。欲在几个月就让设备稳定地满负荷运转,无疑于痴人说梦了。上世纪60----80年代,本厂曾接纳省内外多家筹建中的印染厂工人代为培训。后来听说,这些厂竣工投产多年,生产一直时断时续,处于不稳定的非正常状态。

  那么,陈主任是怎样创造奇迹的呢?原来,漂炼车间按工序为单位三班共分成10多个生产小组。他将“泰兴帮”化整为零,每个原其手下工人派往各个小组担任组长和生产骨干。我发现,“泰兴帮”的人就是与本车间其他人不同,工作主动,认真负责,经常将事故苗子消弭于无形。如前文谈到的我加油想偷懒一例。其他的人,同我一样,在班上八小时内,我们私下叫做“混点”。都是被动地工作,以当班不出责任事故为原则。

  这两种性质优劣截然不同的工作态度与劳动精神产生的原因何在?这就涉及到“经济力学”方面的问题了。两者的区别在于劳动者身上有,还是没有动力与压力。如果有,他就会积极地主动工作,甚至激发出创新劳动精神,若是无,就不要指望此人干出额外的成绩。

  钱多力气大。“泰兴帮”不同凡响的创新劳动精神,容易理解。后来天一厂公私合营,实际上已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了。他们的工作态度继续保持积极主动状态,是因为加强了政治工作,使他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的缘故吗?非也。他们身上的动力消失,变成压力了。

  这个压力也源于高薪。他们知道,如果不干出与众不同的业绩,高薪就是不合理的,将来难以保住。

  沪企迁汉后,一个尖锐的矛盾发生了,两地职工工资差距问题难以解决。例如,同样级别,上海来的财务科长月薪400元,甚至比当时市委书记和市长还要高得多。另一位武汉科长,是老革命,历经枪林弹雨,据说曾经被抬到死人堆里,发现还有一口气,才救了过来,九死一生,身上还有多处伤痕,可是他才100元。在政治挂帅年代,当然被认为极不合理。市领导更是看不惯,难以容忍,准备“纠正”。60年代初,正是最困难时期,对上海来的党员干部,共40多人,要求他们起带头作用,大幅度减少工资。如总工程师原月薪560元,降为198元,几乎少了三分之二,一般是减半。财务科长因为不是党员,高薪未动。后来,厂领导看他在业务上是把好手,欲发展他入党。若是别人,求之不得。但据说,他却吓得大惊失色,赶紧表示敬谢不敏。

  这次减薪虽然没有触动泰兴帮工人,但使他们吃惊不小,生怕接着会搞到自己。那些带头减薪的几十人中,已是党员干部的陈主任也在其内。其他人的工作情绪程度不同地都受到影响,唯有他一人,反而认为减得好,有利于沪汉两地职工团结。他还去做其同乡工人的思想工作,正确对待这一事件。尽管曲高和寡,他也不厌其烦地谈其大道理,并且身体力行。我是此次减薪后调进漂炼车间的,就看到他每天都是10多个小时连轴转地干。我真是佩服陈主任,不愧是经得起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

  我没有想到,政治灾难会降临到他的头上。1964年,我厂被选中为武汉纺织管理局属下的“四清”运动试点工厂。工作组进厂之前,就内定了斗争目标,主要是两个“封建把头”,老陈是其中之一。我厂的“四清”实际上是1952年民主改革的补课运动。当年上海的两条漏网之鱼,终于在武汉被逮住了。

  但是,批斗会开得却令工作组非常尴尬。开会的目的是要揭露陈工头过去的罪行,尽管工作组反复做动员工作,但知情者却无一人发言,反倒是不知情的武汉工人揭批陈主任现在的“管卡压”事例。

  我厂“四清”是倒行逆施,但我并不全盘否定这一运动。各单位情况不同。据说也有原来乌烟瘴气的厂家,经过四清整顿,面貌焕然一新。同样的道理,工头也有好有坏,可能当时大多数是坏的。例如,武汉纺织业各厂,当年曾枪决了几个工头。我曾听知情人说,杀的都是作恶多端的家伙。如有的工头,凡是被他看中的女工,都要供其凌辱,违者饭碗不保。资本家也是一样,大多对劳动者敲骨吸髓,拼命榨取剩余价值。但也有少数像唐永昌那样的比较开明者,即使现在,也值得我们借鉴其企业经营理念。

  问题的关键是执行什么样的政策。例如上述陈沛霖的境遇。同是党的政策,上海执行正确,从而造就他成为一位优秀的企业干部;武汉执行错误,等于是在国企内部搞自我破坏。某些领导者则习惯于“一刀切”,头发胡子一把抓,干了不少错事、蠢事。

  改开以后,由主流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并得到各地官僚采纳实行的政策主张,不少是似是而非,缘于不知当时的企业实践情况。例如,当年曾非常强调的所谓“内行领导”。但什么是内行领导,学者和官僚们搞清楚了吗?他们不但茫然不知,甚至在执行后造成了严重后果,至今还不知错在哪里。给拉肚子患者服下泻药,庸医们不承认开错药方,反而还在如此不辨是非,继续一本正经地指导与推行国企改革。

  我根据长期亲身经历的企业实践,发觉政策失误的最大原因在于领导者的懒政思想作祟。例如,平均主义分配和按劳分配,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分配手段,哪一种能有效地达到各尽所能的目的,谁都知道是后者。可是按劳分配实行起来要比平均主义分配麻烦多了,因而弃之。懒政者的信条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刀切”最省事。

  “国有企业养懒汉”,“国有企业缺乏活力”,“国有企业资产回报率低”,等等,罪状可谓多矣,全是客观真实存在。但将此类现象归咎于国企体制,则是胡扯。我因为理论水平低下,不长于谈抽象的大道理,所以,还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比较容易使人明白。

  研究新中国经济史的人都知道,1958年“大跃进”,中国经济曾遭到一次大挫折。但是,在此之前,还有一次其危害性影响甚至更为深远的挫折,却少有人知晓,完全被忽视了。我之所以旧事重提,是因为其危害影响,至今仍未拨乱反正,严重地折磨着中国国有经济,上述“罪状”,便是其影响的结果。

  再讲一个年代虽然久远,有关负面影响却仍在发生作用的故事。我是1956年参加工作的,你知道对于我们这些青年产业工人来说,当年发生了一件什么重大事件吗?原来,那时的中央劳动部颁布了一份文件,要改革工资考评方法了,就是革除之前的平均主义旧规,改为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新法。

  一时间,因此而掀起了绝对是空前,也可能绝后的青年工人学习科学技术的热潮。其集中表现就是科技书籍俏销。例如华中工学院赵学田教授编撰的《机械工人制图》是当年最热门的书,一版再版,都是自费购买。毛主席还亲切接见了赵教授,感谢他为中国经济的技术进步做了一件大好事。

  可是,一年之后,这股热潮就冷却平息了。是因为中国人只有五分钟热度吗?非也。原来,新的工资考评方法遇到了麻烦。例如,我厂就有10多名青工因对考级评定结果不满,跑到市纺管局闹事,并在该局办公桌上睡了一夜,声称不修正评定结果,决不罢休。这种反常的闹事情况当时相当普遍,企业的正常管理秩序受到了干扰。更糟的是,时逢右派鸣放,客观上闹事与鸣放两者不谋而合,动摇执政党统治。

  不过,右派鸣放与青工闹事,性质毕竟不同。前者属于敌我矛盾,可以“反”,后者则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能正面教育。中央想出了一个妙招,提出“为革命学习技术”的口号,有效地平息了这场因改革考评工资级别方法而引起的青年产业工人闹事风波。此后,没人再计较和争取个人私利了。听说,当初主持制定考评工资级别新法的改革者在中央挨了批评。平均主义旧规有利于稳定,这一信念可能从此在领导者中达成共识,几十年来牢不可破。

  “为革命学习技术”这个口号无比正确。随之而来的笫一个客观反应,就是《机械工人制图》之类科技书籍不再洛阳纸贵,之后几十年都卖不动了。

  上世纪90年代曾经看到一则新闻,记述一位全国劳动模范,人称“车工大王”。他将自己毕生的工作经验,其中不乏高招绝活,编写成书,却苦于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手。后在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关切与过问的帮助下,才得以发行。出版社为什么冷淡对之?市场经济讲究经济效益,因为此类工业技术书籍市场行情长期低迷,少人问津,销路不佳。中国数以万计的车工没有几个人愿意花钱买来学习,从而提高自己的技能。

  几年前,曾见有统计说,西方发达国家高级技工在其整个工人中的占比是35%左右,而中国只有5%。这就是搞平均主义分配的后果。高级技工是能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科学创意,从而使高科技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关键载体。据说,中国工业设计能力不弱,但因严重缺乏高级技工,成为产业调结构的瓶颈。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呢?领导者的对策是大力提倡“工匠精神”,与60多年前的“为革命学习技术”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官僚的一大特点,爱提些花样不断翻新的口号,但从未想过怎样去落实它。这个新口号不知是否又要耽误中国产业工人技术进步几十年?提了口号而不知落实,懒政思维的一种表现而已。

  让我们反其道而行之,自找麻烦,迎难而进。高级技工的一大特点,是有创新劳动能力。那么,我们就从发现创新劳动的人与事入手。只要符合按劳分配原则,对创新劳动者予以相应重奖。学习唐永昌的经验,有意识地在企业中培养与造就一种“领头羊效应”。这种效应是事半功倍地落实“工匠精神”,群起效法创新劳动的成功关键。

  总而言之,国企低效的根由,在于利益分配决策者指导思想的错乱。正本清源,先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及其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相对于各尽所能的目的,按劳分配是手段;但是,相对于企业的最终目的----实现高效,各尽所能又变成手段了。企业中的各种能量手段,当然也包括最重要的利益分配手段,都必须服务于实现企业高效这一最终目的。换句话说,凡是能帮助实现企业高效目的的利益分配政策,就是合理的好政策。

  但是,有的官僚另有评量标准。例如,武汉印染厂资产利润率超高,归功于满负荷工作法。别的同行厂为什么搞不起来?因为本厂与众不同,实行的是“一厂两制”。劳动组织体制骨干部分是“工头制”,工资分配机制,一部分上海生产一线骨干工人拿的是比武汉工人高两至三倍的高薪。如此体制和机制,长期实践表明,对于实现本厂高效必不可少,因而是合理的。但官僚们持相反观点,对“一厂两制”看不顺眼,觉得很不合理。于是就开始动手企图除掉这碍眼的“一厂两制”。

  笫一招,如上所述,就是减掉上海“高薪阶层”中党员干部的工资。目光短视的官僚们想不到的是,当年私营老板唐永昌高薪雇用这批人,是因为他们在企业经营管理上有两下子,面临困难能设法解决。减薪以后,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必然影响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果然,后来本厂遇到严重的经营难题,他们中就不见有人出谋划策了。

  笫二招,就是对满负荷工作法的创建主持人陈沛霖实行政治迫害,把他打成“封建把头”,以对工头制斩草除根。官僚们不明白,一种有助于促进经济高效发展的事物是根绝不了的。果然,后来工头制“死灰复然”,化腐朽为神奇,现已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不凡业绩。它实质上也是工头制体制,特别高效能赚钱的著名企业,你知道吗?

  什么叫“形左而实右”?我现在才弄明白其具体含义。极左派倒行逆施,在“革命”的名义下,搞衰国有企业,让今天的右派有了口实,“国企低效论”因而出笼。

  但是,满负荷工作法赖以生存的“一厂两制”虽经60年代两次打击仍未消亡,关键在于其工人层面维持原状,生产组长们都未触动,工人们的工资也“保留”。到了80年代,组长们开始陆续退休换人,武汉工人工资多次增加,而“泰兴帮”冻结,两地工人工资逐渐扯平。这一“不合理”的工资差距终于“改正” ,随之,满负荷工作法也相应地一去不复返了。

  再举一例。近两年来,本市提出了一个新口号,叫做“敢为人先,追求卓越” ,谓之“武汉精神”。同“工匠精神”一样,好像都少有人践行。什么原因?因为践行者即使成功,不但对自己没有好处,反而可能惹上一肚子气。

  武汉是座大工业城市,在现代工业史上,近百年来,只有一种机器大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名冠全国,它就是本厂生产的棉织印花布。

  上世纪80年代,上海每年举办一次“上海花布之春”的全国印花布展销会。有一次评选,纺织工业部空前绝后地颁发了几个银质产品奖(没有金牌)被武汉印染厂的天雁翎等牌印花布囊括。我厂原是从上海内迁而来,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须知,我厂此类印花布质量以前长时期一般水平,并不出类拔萃。但前不久突然飙升,令行内人士大感诧异,不可思议地一举夺魁。而且,还有一个奇怪之处,我厂生产出银质奖产品的印花机,在全国印染厂中历史最久,几台机器都是30年代的老古董。

  这个奥秘的知识产权价值万亿。中国经济欲要实现跨越式发展,你就必须学习与掌握我发现的企业管理学上这一独门秘诀。

  其实,这个奥秘说出来并不复杂,只是因为我当年恰巧身在实践现场,亲历其境,近水楼台先得月,被我首先发现,并总结经验,说明其中道理而已。

  中国国有企业管理领导层的后生们,请听好了,老夫现在就向你们讲述一个具有现实的成败典型借鉴意义的故事。

  80年代之初,平均主义束缚开始在企业之间放松。我厂因此沾了光,经常发放一些生活日用品,如五斤油、五斤糖、五斤肉.....通称“几个五”。每月还多次发些奖金,10元20元不等,每人都有份。在那长期习惯于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上,我厂一时成了其他厂惊羡的对象,厂领导的面子也十分风光。

  但是主要产品印花布质量下降却很被动。原来,随着当年上海来的师傅陆续退休,武汉工人替补,成了印花机操作工主力,徒弟的技术比不上师傅,因而产品质量前景不妙。“上海花布之春”上名次靠后。有一天厂领导下车间检查,可能指责武汉工人操作印花机有问题,技术不行。工人不服,把许多年来憋在心里的怨言说了出来:“一分钱,一分货。师傅工资高,技术当然好。我若有他那样的高工资,保证比他干得更好!”领导也来了气:“你能干出你师傅的技术水平,我保证你拿他那样数目的工资!”

  “你说这话,不能反侮!”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双方因此赌上了。

  于是,我那位说了气话的师兄弟,带头召集印花机三班操作工的大部分人聚会,互教互学,集思广益。不到一个月时间,每个人的操作技术都得到了迅速提高。这是因为,他们开始结成了利益与共的共同体,无意识但自觉地组建了“武汉帮” ,虽暂无其名,但已有其实。

  我厂生产一线大车间原上海老工人由两部分组成,漂炼车间是“泰兴帮”,印染车间是“金华帮”。两帮协力同心,共同创建了满负荷工作法,实现了高产。但在优质方面,未及跟上。这个任务只能由后起的武汉工人来完成了。偏偏武汉工人技术落后,徒唤奈何。解决这一问题的独门秘诀,就是学习前辈“泰兴帮” 和“金华帮”的经验,组成长期利益共同体的“武汉帮”,同心协力,有效地 攻克生产优质产品的难关。

  道理很简单,独木不成舟。这班武汉工人,每人都有一、两十年以上的印花机操作工作经验,生产合格品没有问题,在短缺经济时代,也不愁销路,可以混过去。但时代变了,外向型经济,还能容许你“混”吗?产品今后必须精益求精了。发扬“工匠精神”没有错,但有两个问题难以解决。劳动者有发扬这种精神的积极性吗?造就一个高技术工匠得花多长时间,我们等得起吗?解决不了这两个问题,“工匠精神”就是一句正确的废话。

  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只有利益与共的劳动者群体结成“帮”,才能解决这俩问题。一般而言,每个熟练工人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都可能掌握一技之长,但他少有主动积极性教给别人,因为对自己没有好处。分散的特技不能共享,形成不了合力。没有合力,就无法实现产品的长期稳定优质。也就是说,单个的人,无论其技术多么高超,都换不来预期中盼望已久的高薪收入。因此,可以想像得到,个别技艺超群和有一技之长者,恨不得其他人也早点达到与自己一样的技术水平。如此一来,中国产业工人中的高级技工比重,将呈几何级,而不是像现在算术级地提高。这是利益共同体的性质及其运行机制使然和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武汉印染厂操作工群体,稳定地生产出质冠全国的印花布,表明在这一行里,他们都达到了高级技工的水平。一夕之间,做到了过去许多年想要做到而没有做到的事。原因在于,他们开始结成了利益与共的共同体,其动力源自于期望中的工资倍增。也就是说,只有劳动组织体制与工资分配机制,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高效,才能在最短期间内,充分发挥出工匠精神,生产出优质产品。

  技术传授者和有效组织者,久而久之,自然而然,会被其他人选为领军人物,即工头。技术接受者如果只想和只能搭便车,长久没有自己的创新劳动表现,就应当将其淘汰。当然,这是以后需要考虑的事了。“帮”内既有动力,也不缺乏压力,才能始终充满活力。

  武汉印染厂囊括了纺织工业部颁发的几块印花布银质奖,表明武汉印染厂印花机武汉操作工的技艺已经全面地超越了其原上海师傅水平。按照厂领导之前口头承诺,应当给他们工资加级。当时,他们的胃口很小,不过每月百元而已。可是,厂领导爽约了。几十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一刀切”的平均主义。例如,本厂有一位花布花样设计师,人称中国花布图案设计状元。可是因为工龄短,工资反比其他同事低。如果只加印花机操作工人的工资,其他人就摆不平,必然引发矛盾。领导也怕麻烦,知难而退。那班工人为了顾全大局,心里虽然很不满,工资不加,无可奈何也算了。

  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激怒了那班工人。有一年,上级官僚为了奖励我厂厂长干出的业绩,发给他三万元奖金,听说以后每年都有。这是位新厂长,来厂数年,我厂利润连年大幅度下降,“业绩”在哪?原来,武汉印花布名冠全国,是唯一给地方官僚争了面子的工业产品,因而给该厂厂长以重奖。但官僚们有所不知,我厂工人创名牌之事发生在这位厂长进厂之前,与他毫不相干。

  那班印花机操作工心理能平衡吗?自己努力拚搏创名牌,终于艰苦地干出了优异成绩,上面领导却对他们一毛不拔,反倒给与此事没有丝毫功劳的的新厂长作了嫁衣。报应随后很快发生了。这位厂长为了开发新产品,听说向市里申请了几百万美元的外汇,购进了一台当时世界上新出品的双面印花机。试产几个月,试来试去,始终生产不出合格品。谁都知道原因何在,但装糊涂,没人明说。厂长束手无策。这台昂贵的进口新机器,后来只能弃置一旁,成为一堆废铁。

  “国企低效论”就是由上述文中例举的不正常事件一一发生后,组合成的。那么,其根源何在?主流经济学家们又会说了,问题出在公有制体制身上。那是胡扯。看来,还需要我这个工人大老粗讲一点人们最应当知道的起码的政治经济学启蒙知识。也请包括中国政学两界的上层人士虚心一点,洗耳恭听。这个内容其实极其浅显,但人们却至今仍然混淆不清。

  政治经济学上应当有两种体制,因为西方经济学教材上只讲过一种,所以,中国的学者们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知道的一种是产权属性的体制,又分为两种,即公有制体制和私有制体制;另一种不知道的是权利属性的体制,又分为三种,即封建主义性质的官僚体制、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本体制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劳动体制。有人将两种属性和性质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体制,混为一谈,也不容分说,硬是将官僚体制等同于公有制体制。鱼目混珠,李代桃僵。无辜的“公”代惹祸的“官”受过买单。公有制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我们上了马大哈学者们的当。

  毛泽东是中国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改革家。他生前否定前苏联以“一长制”为特点的“马钢宪法”,而提倡实行“两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三结合”(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走群众路线的“鞍钢宪法”,以及发动和领导文革,其目的,就是为了欲将官僚属性的体制改革成劳动属性的体制。这两种属性根本不同的体制能是一样的吗?

  后来,官僚体制更严重地肆虐和摧残,公有制的国有企业武汉印染厂终于经受不住了。其主要产品印花布,高产优质名牌俏销,竟然在如此生产经营情况下,反而难以为继地破产。本厂最后又创造了一个天下一绝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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