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华人很少“终极思维”，诸如“人活着是为了什么?”这样的终极思维。当然也就相对而言，多多少少还是存在一些的，比如古代道教徒们修“真”成仙也很认真，一些古怪的“终极思维”其实涉及到了本体论的核心部分――比如“本质”与“存在”孰先孰后问题。然而据文化比较史研究：古代世界大部分地区都缺乏类似的终极思维，不独华夏。古代世界“终极思维”比较发达的只在一个狭小区域，范围大致在如今的叙利亚、以色列、地中海沿岸和后来的基督教覆盖地区。当然并不是说“终极思维”与基督教存在必然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说“终极思维”的强度与文化诱导可能存在某种联系，比如“人活着就是为了荣耀上帝”就是基督徒们典型话语和风格。随着基督教文化不断向外传播，这类终极思维也四处扩散，随后本土化――当地人只需将其中的“上帝”拿掉(因为他们那儿可能不信上帝而可能是其他比如“安拉”或者其他什么的)，用其他内容取代，就成为他们那儿的终极思维。
吃饭是为了什么?为了填铇肚子;为什么要填铇肚子?为了活着?为什么要活着?为了干革命!!!这个终极思维我大约是在孩童七、八岁的时候映入脑髓的;那时已经上学了，估计是课堂上教的，也许那时铺天盖地的口号标语也起了作用――那时“文革”正如火如荼展开，我入学的时候大概是67年吧?我忘了，反正每次填表的时候总是要问左邻右伴。
吃饭就是为了革命！这句话真正牢记铭刻在心，并不在课堂上，也并非铺天盖地口号标语，而是我两个哥哥的挨打时刻。记忆中我两个哥哥经常挨打，一次清晰的记忆是在吃午饭时挨母亲打，挨打的原因是吃饭时没把红领巾解下，米粒都占上了。好像不止一次为这挨打，第一次肯定不打的，而是嘴巴警告一下，多次无效才挨打。那时虽然“文革”，但不碍我们小孩屁事，照样上午11点半下课，下午1点上课。我们家离学校有一段路，急急忙忙回家吃饭，红领巾也就懒得系上解下。
那时我还没戴红领巾，我要三年级才戴;哥挨打的时候我看着，心中还暗自庆幸自己脖子上没有红领巾。我挨打也有的，也是吃饭时。记得是吃饭时嘴巴“喳喳”响，母亲就用筷子头顶“啪嚓”一下。可如今想来母亲最疼我，用筷子打头，响声很大，可一点不疼;打我哥时是用手掌打，响声不大，可真打。我就记得挨打时哥哥憋住眼泪，腮帮鼓着米饭咽不下。
吃饭、红领巾、挨打，这些让我刻骨铭心的记忆，孩童时的幸福记忆;也构成了我“吃饭与革命之间关系”的最早记忆和理解。有首歌叫做《妈妈再爱我一次》，此刻我真想念母亲再用筷子打我头顶一次，“啪嚓”一下的声音总在耳畔响起;可他早就不辞而别，去了福乐园。
今天网坛上读了李旭之的《“文艺”的杂感》，一篇好文。从范冰冰被罚8亿元，由此提出艺人收入与他们对国家文化贡献的相称性问题;指出了文艺界低俗、媚俗、充满金钱铜臭味;警醒我们在文艺方向上出了问题。确实一篇好文。其中就隐含包括了一个“终极”提问――也即“文艺的目的究竟为了什么？”。
终极性问题提得好，然而李旭之并未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甚至无意这类回答，只是泛泛而谈，将造成文艺界当下现象的责任归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的“泛娱乐化”。没错!然而总觉得不完整。文艺的目的究竟为了什么?这确实是个好问题，也是很难取得一致结论的困难问题，因为他是个终极思维。我们现在列举一下大致有以下三个：为了革命事业，为了艺术，为了娱乐。确实如今时代选择第一个回答的人可能越来越少――可那是我们那代人的标准答案，现在更多是为艺术而艺术，或直接就为娱乐而去。
李旭之没有甚至也无意这类终极回答，却浓墨重彩、直冲赵本山作品而去：
――赵本山的小品在文艺界刚消停几年，之前的赵本山却是小品界里的王者，是中央电视台每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台柱子，但是赵本山几十年的小品为中国贡献了什么?可能贡献最大的是名词“忽悠”，他的确忽悠了，忽悠得很得意，他不仅用猥琐丑陋阴暗的形象表演丑化了农民整个阶层，也同样丑化了中国的艺术，如同十九世纪的美国人在杂志上用拖着大辫子的小丑漫画形象丑化华人一样，如果不是上层干预，不知赵本山还会统治舞台多久?
是的!赵本山作品很少体现出“文艺的目的就是革命”之类宏观要旨，却迎合了更多普通大众的心理需求;反之，所谓的“下基层”或“文艺的目的就是革命”作品却很少体现普通人们的喜怒哀乐，愈益遭到社会普通大众的唾弃。恰好我前天在《郭德纲会永远保持真诚的笑脸，直到其生命的终点》一文分析过这个现象：“文艺的目的就是革命”确实是我们急风暴雨时代的唯一选择，无他可选的唯一追求，也是那个时代真实影像;然而随着急风暴雨时代离我们渐行渐远，这个“影像”越来越模糊，这个终极回答也离我们愈益远去。大多数从艺者们可能会选择“为艺术而艺术”的终极回答，我以为大多数普通大众会选择“就是找乐”―― 这个事实我以为李旭之也是不会回避的。
我现在也只是陈述这个事实，也与李旭之一样无意“文艺的目的是什么的”终极之问。作为一个事实陈述，赵本山作品“可能贡献最大的是名词‘忽悠’”是否恰当?作为一个事实陈述，赵本山作品“不仅用猥琐丑陋阴暗的形象表演丑化了农民整个阶层，也同样丑化了中国的艺术，如同十九世纪的美国人在杂志上用拖着大辫子的小丑漫画形象丑化华人一样”是否恰当?作为一个设问，“如果不是上层干预，不知赵本山还会统治舞台多久?”如何理解?
这正是我今天与李旭之存在不同看法的地方。
比如所说“可能贡献最大的是名词‘忽悠’”，我估计受他作品《卖拐》影响，李旭之受到惊吓。流行词汇“忽悠”是否出自赵本山作品《卖拐》?我无从查证;即便如此，“忽悠”一词的负面影响是否因为作品《卖拐》而来?我想李旭之可能过高抬举了赵本山以及他的作品了。我网络上查了一下，贬斥赵本山作品的评论文章，很多也是以“忽悠”一词的负面影响来说辞。一个作品乃至其中一个词汇竟能对社会造成如此之大的负面伤害，这不是唯心主义又是什么?把社会矛盾和冲突归咎于某个作品甚至某个词汇，既使不是唯心主义，也有企图掩盖真相之嫌疑。赵本山作品众多，基本倾向和价值观如何，这里无需一一道来，社会已有一大框评价。我以为总的倾向是“人民性”――他来自人民，来自社会大众;虽然很少“高大上”，然而反映了人民真实的喜怒哀乐。其中不乏正能量作品，比如《三鞭子》、《牛大叔提干》等等一大批。李旭之何以没能从这些作品中挖掘到赵本山作品的“正能量”?不可思议!
再比如“猥琐丑陋阴暗的形象表演丑化了农民整个阶层，也同样丑化了中国的艺术”，这是哪儿的话呢?他的哪些作品属“猥琐丑陋阴暗的形象”，也没具体说。不妨我就举个例子分析一下吧：赵本山作品中不乏妆扮老太婆形象，然而这是标准的北方艺术，哪怕艺术全部死光光了，男人妆扮老太婆却永远作为华人北方艺术的象征而存在下去――北方艺术中妆扮的老太婆，永远是乐呵呵的形象，永远是光明敞亮，永远是一幅大众们围拢在大操场众乐乐景象;他与梅兰芳男扮女相的“阴沉沉”永远两个品种，更与李玉刚“尖声妖气”的男扮女装上下天地。不知道李旭之哪方人士，您没分辨出吗?您没去北方乡村感受过那种欢乐气氛吗?您赶紧去!有机会赶紧去一趟，我包你写出不一样的文字;如果您感情丰富的话，一定会被那种欢乐气氛感动得热泪盈眶。
整个欧亚大陆大草原周边民族都有男人扮“老太婆”的习俗，包括斯拉夫民族、日尔曼民族、希腊民族，东欧诸多民族;并且都与华夏北方差不多，都是赵本山类型的“乐呵呵老太婆”形象――就此现象，道一人曾写过多篇分析，很可能是远古时代大草原周边各民族交流的产物，在性格深处的积淀。古代北方华人生命屡遭刀斧之灾，然而性格却每每相反，以光明乐观的精神体现――男人妆扮老太婆的放肆欢快，仅仅其中一则。只有到人民中去才能体会到这种真实艺术的魅力，被赵本山扮演的掉了一颗牙的“老太婆”所表现的欢快气氛所感染。快去!
又比如“拖着大辫子”就是丑化华人?这又是哪儿的话呢?哥萨克们也都“拖着大辫子”。可他们既无视沙皇之令也不服苏丹的管教，在欧亚大草原东西驰骋，播下自由自在的种子，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史诗。李旭之不妨稍稍浏览一下古代中亚史、北亚史，有机会慢慢欣赏一下古代壁画：哥萨克们与东方的“拖着大辫子”的人们有着不浅的文化渊源，可他们最终分道扬镳、截然迥异，怎么能怪“拖着大辫子”呢?道一人就这一专题经常在网上与人争辩，写过序列文章。满清的大辫子与哥萨克们的大辫子虽有共同血缘，毕竟两个品种;孙中山剪掉了辫子，可“猥琐丑陋阴暗的形象”犹存，别怪“大辫子”本身而要到他所在文化中找寻原因。有空到道一人的搜狐空间坐坐，道一人定会友好招待。
至于“上层干预与赵本山会统治舞台多久之关系”之问，您就偏题很多、自寻烦恼。您谓“上层”不知几层几楼?我大约理解您的意思。我以为三楼四楼，或者七楼八楼之类能干预赵本山统治舞台，就一定也能干预范冰冰之类7亿8亿偷税漏税――不可能“选择性”干预，依个人好恶来“选择性”干预吧?现在看来都是你李旭之一厢情愿;前几天赵薇舒淇姐俩被吓着了，赶紧退回4000万给《湖南卫视》;照这趋势小崔这事搞打了，指不定还有多少个范冰冰?多少个赵薇?多少个舒淇?现在只是外传整个娱乐界都被吓着，比赵本山赖舞台不走严重不知多少，要干预早就没这事了，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可见您的“上层”还得三楼四楼，或者七楼八楼缕一缕，能量有大小，眼界有高低，您李旭之可不能勉为其难。
小崔一怒所引发影响已不局限于“阴阳合同”等偷税漏税事务，而是引向中国社会更深层次问题，已震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这形势下李旭之如此高的比重和文字量用在了赵本山身上，让人心生狐疑。平均用力不是个好策略，指错方向更是大错特错;赵本山不是这次小崔一怒所指方向，更不是近三个月来民心所向的表达，最多也就李旭之个人好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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