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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程序与形式

2018-10-14 14:53:11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道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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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这是一篇发表在搜狐博客上的旧作,拿来此处重新发表一下,也不修改了。由少士心和钱昌明两位引发的马克思哲学究竟“一元论”还是“二元论”之争还在继续,不断有人加入。谁都明白,“一元论”还是“二元论”不仅哲学之争,也是“功利性”相当强。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立国的国家,当前恰逢宗教风起盛行,这个问题含糊不得,而以前确实不曾想到。我们一般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标准说法,如果要界定的话理所当然属于“一元论”,没想到还有不同理解。我也发表了几篇,前后包括:

  (1)《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应该从速建立》

  (2)《马克思主义实证与信仰应该相得益彰》

  (3)《科学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论中“科学”及“唯物”的含义应该同步对应理解》

  (4)《“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他们究竟何种关系?》

  (5)《从哲学本体到马克思哲学本体,也谈马克思哲学的“一元论”与“二元论”之辩》

  这几篇并未从马克思哲学究竟“一元论”还是“二元论”本身发表看法,而是绕了个圈子就“本体”和《本体论》阐述一点看法。本来也想直接发表见解,后来发觉有难度。我的理解:你要发表看法首先就得对马克思著作至少通读一遍,直接相关著作也得通读几遍,而这对我是做不到的;我想这或许也是当前普遍现状,非专业工作者确实有难度。这并非谦逊,也并非对参与讨论者的较强要求,而是实际情况,否则仍然说不透。我以为另一个障碍在于绕不过的哲学根本问题,涉及“本体”和《本体论》这类哲学根本。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千次讨论,最后大都涉及这类哲学根本,无法绕过去;不从这个源头思考,这确实成为我们目前的困难之一。

  因此只能从外围参与一下,也算自我安慰吧。本篇是发表在搜狐博客上的旧作,原本作为“形式主义”正名所作的一个铺陈,在写作《“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他们究竟何种关系?》和《科学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论中“科学”及“唯物”的含义应该同步对应理解》两篇时拿来直接引用一下。原设想将这三篇结合成一篇,或者将本文作为一个“附录”,发觉内容庞杂,还是分开来单独。

  本篇可以视作阐述“本体”和《本体论》时的一个具体实例。

  我们知道“本体”这个概念普遍存在,无论他的表述如何的千变万化;比如究竟“一元论”还是“二元论”之辩,又比如“X第一性,Y第二性;Y反作用于X”之惑等等。在《语言学》上比如汉语中的“有”字和“是”字研究他也绕不开“本体”思维,英语中的“being”和“on”,哲学上的“存在”等等全都涉及。然而抽离具体而作“本体”有关的理论或者“形而上”也即《本体论》研究,华人确实落后于西方,古代华人也落后于古希腊;然而老天爷似乎开了个玩笑,“五行缺土 缺啥补啥”――华人对“本体”的思维还非常强烈和执著(我许多文章甚至猜想:哲学上的这个现象可能导因于政治上的大一统强烈要求),华人思维和语言无所不在的“本体”概念,比如“道”、“一”、“无极”、“太极”、“元”、“理”等等。

  古代华人自然科学不发达,而文人好争一点儿不亚于西方;所有类似争论最后都会上升到对“终极真理”的独占,对“道”的理解,他就是哲学上“本体”思维在政治人文的映射,于是乎“一言不合就拔拳相向”。古代中国每一次统一进程,每次大动乱走向大治,都会波及一次哲学反思――政治上寻求“天道”依据而无不从哲学“本体”上寻找解释;然而“道存则亡、道亡则存”,政治上“拔拳相向”而文人们不得不到“屎溺”中寻找终极真理(庄子说“道在屎溺”)。

  当然这里并非特指《本体论》的不发达与政治进程缓慢存在必然联系,意在多一个思考维度;哲学的原因与政治表现之间的关系,那个太复杂,不是线性关系,那是多维关系,太复杂。本篇《规则、程序与形式》,有感于我们当下文化对“形式主义”的厌恶而作。我们这代人是在“声讨形式主义”声浪中成长,每一次领导班子换届无一例外都会表示一下对“形式主义”的厌恶,强调一次对“形式主义”的批判;然而“形式主义”真的这么可恶?我们当真理解什么叫“形式”?我在搜狐空间邀集三五同道好友边喝茶边议论,许多专题,《规则、程序与形式》只是其中一篇。

  前面所列五篇是我在《红歌会》论坛所作,也算其中一个序列吧。这五篇串起来的是“本体”和《本体论》。《本体论》在西方或古希腊确实比较发达,比我们这儿走在前。“本体”的概念极为庞杂,落入多个领域、分类众多――亚里斯多德把所有单一词汇分类归属到一个本体和九个属性,波普的世界1、世界2、世界3理论,拉登(Radden)和考维塞斯(Kovecses)则将本体世界划分为:概念世界、形式世界、物体和事件世界。离开具体领域这些就很难把握理解,特别拉登和考维塞斯本体世界划分对当代哲学产生巨大影响,他是个操作性极强的哲学理论,众多部门领域都可看到他的具体运用――本篇《规则、程序与形式》就算其中“形式世界”一个理解吧。再比如《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应该从速建立》一文中所说“本体”是学科意义上的“本体”,就象《物理学》那样,其中成千上万概念,通过《物理学》这本教材引导学生们去追踪“物理学的终极原理”、“关于物理世界的终极真理”。

  最后再次强调一下,本篇只是前面诸篇“一次”具体引用,内容上并无太多关联;要说有所强调,那还是一句话:《本体论》对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要说有多重要就有多重要!这个结打不开,后面一系列都是建立在沙土之上。你一千次引用马克思主义原话表述,可马克思主义所在的“环境”你是很难引用的,而这对含义理解至关重要,绝非可有可无;这个“环境”有大有小,怎样把握才能最佳理解马克思主义?《本体论》至少可以提供一个哲学工具。

  法律可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那么象“法官必须着法袍上庭”、“法庭宣判时必须全体起立”、“所采信的书面证据必须留有提供者本人签名”等等这些属于“实体法”呢?还是“程序法”?

  法律(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是一组规则的集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分类是相对于“一组规则的集合”而言,并非其中的某项具体条款。确实我们现今教材也都这样理解,比如将《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称作“实体法”,将《行政诉讼法》、《行政程序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立法程序法》称作“程序法”。

  “法官必须着法袍上庭”、“法庭宣判时必须全体起立”、“所采信的书面证据必须留有提供者本人签名”,等等这些无论出现在“实体法”还是“程序法”中,条款本身的规则性显然不具有“程序”含义到是更具有“形式”含义。事实上各类《诉讼法》尽管其本身是“程序法”,然而其中类似“法官必须着法袍上庭”、“法庭宣判时必须全体起立”这样的条款却可能是“实体性”规则;《证据法》本身属于“实体法”,其中的“所采信的书面证据必须留有提供者本人签名”只是其中一项具体“实体性”规则。

  “规则”本义既有“程序性”规则,也有“形式性”规则,这是人们几乎本能的固有观念之一。“程序性”与“形式性”往往成对出现,一动一静:“程序”具有“动态性”,“形式”具有“静态性”。然而“实体法”与“程序法”这样的两分法将人们这一固有观念给打乱――当然这只是局限于法律范畴。

  就自然语言:形式与内容的两分离也是人类思维所固有,体现于语言的所有方面,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就哲学而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辩证哲学的重要内容,形式与内容具有相对性;但无论怎样相对,他们的存在以及对立性是客观的。比如“所采信的书面证据必须留有提供者本人签名”在《税收征管法》中可能看作某种形式,或作为“形式要件”;而在《证据法》中可能看作“实体要求”。这就是形式与内容的相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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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这并非法律人的事情,更大意义上可能暗含着哲学上的困惑。困惑之一是关于“本体”的意义和具体表现。“本体”就普通哲学讨论是件很难很抽象的事情,因此很多情况下以“第一性”与“第二性”之争的方式呈现――比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哪个属于第一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哪个属于第一性?这个第一性就可视作“本体”――当然这是个“粗制滥造”的理解。按照这样的理解:西方社会哲学和文化中充满了“第一性”与“第二性”之争,或者叫做“本体论之惑”。《物理上》可以将“原子”作为本体,过了一百年忽然发现不行,就改称将“粒子”或“基本粒子”视作本体。可是除了物理世界外的好大一个世界比如“人文社会”,其中的“第一性”与“第二性”之争或者“本体论之惑”,你怎么去求解?

  这也是我们今天一般哲学与部门哲学最难纠缠的事情,一旦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类具有强烈“价值属性”的概念关联,那么这种纠缠就会波及现实功利。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古代思维中很少“本体论”思维,更多的是“关系论”。比如“阴阳”:他在具体讨论和语境比如《中医》中,他当然存在类似于西方“第一性”与“第二性”或者“本体”性概念,或者属“阴”或者属“阳”;但在更高一层相互关系上,并不强调何者“第一性”或“第二性”,更是强调“互为前提”、“互根互生”等等关系。

  两百年前中西方大规模交流,“本体论”VS“关系论”也是一件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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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这一重要内容为何未能象“程序”那样在法学理论中得到特殊体现,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学分类?这固然与法学内在性有关,比如形式与内容的相对性使然――例如上述所举例“所采信的书面证据必须留有提供者本人签名”在《税收征管法》中可能看作某种形式,或作为“形式要件”;而在《证据法》中可能看作“实体要求”;然而他或许存在更深刻的外在原因,这可以从许多维度展开。

  比如就中国文化自身谈起,又可从两个角度谈。就当代现象,类似“八股文批判”、“批判官僚主义”、“批判形式主义”、“批判本本主义”、“批判教条主义”等深刻影响当代华人心理和思想认识。这一系列的批判,左一记右一记,上一记下一记,通过各种运动和形式,加深了人们“形式无用论”观念;就文化传统,“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往往与“本体论”紧密相关,而“本体论”哲学在古代中国基本上是个空白。这是其一,另外这与文明进程息息相关――世界文明史发展无不表明,只有当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进步到一定程度,人们才可能从一般现象中将“内容”与“形式”区别开来,将“形式”作为一种独立的认识对象看待;没有到达那个程度,很难理解“金刚石与石墨他们的内容完全一样,然则软硬性质何以如此悬殊”。中国古代从西周开始到春秋这一时期曾有过一次机会,达到过一次小高峰,《周礼》及《墨辩》可以证明。然而机会稍纵即逝,随后华人对“纯形式”重要性认识迅速退化,墨辩沉沦,将“形式”完全看作依附于“内容”;完全丧失理性思考能力,只在少数几件行为事务上保留一点实用功能性形式:比如个人行为的婚丧嫁娶,国家行为的征战祭祀,以及民族风俗节日。

  再比如就“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他本来就是哲学难题,不独中国现象更是世界现象。我们前面将“第一性”与“第二性”之争或者“本体论之惑”交待了一下,就是这个目的,以此说明“本体论之惑”他所牵涉内容众多,既有“第一性”与“第二性”之争,也有“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之争,也包括这里的“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问题。

  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源自于“人类行为的客观性”。比如一张单据缺少领导的签字也许并不妨碍单据内容的真实性,有时人们不得不放弃“形式要件”的讲究,这或许出于“成本效益”考虑;而同样这件事,银行等机构则更追究票据签字这类“形式要件”,因为他们的“成本效益”考虑更突显“安全成本”重要性。同样事件的不同的考虑,就是基于“成本效益”原因,他是最基本的“人类行为的客观性”之一。“实质重于形式”他本来就是世界性思维,不独中国。甚至在某些领域,他是作为一项“教条”出现――比如《会计学》就将他作为一项基本教条,作为会计的一项基本准则。

  形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拉登(Radden)和考维塞斯(Kovecses)将本体世界分为三类:概念世界、形式世界、物体和事件世界,将形式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本体论;这与“结构主义”所强调的本体论含义一致。事实上结构就可看作形式的一种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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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一般讨论这是个难点,我们只能就事论事、具体展开。具体领域人们容易理解“形式”的重要性,容易理解金刚石与石墨他们的内容完全一样,然则软硬性质何以如此悬殊?就是因为他们的结合形式也即“结构”不一样。宗教信众更明白参加“仪式”的重要性――现代忙碌社会,参加“仪式”几乎成了团结纽结信众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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