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西方大举进入中国，东西方文化比较就算开始了;而中国内地或世界上是否有《东西方文化比较学》这么个课程?我寻寻觅觅苦久，就是没遇着――这也是我人生一痛。年轻时团委有几个钱，上级领导又补贴一点，这些钱全都用来买这方面的书了，架子上排满几十本，还有各类期刊、杂志――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我们这代人对“东西方文化比较”的痴迷简直到了废寝忘食，总想用“外国文化”这面镜子照照我们华人究竟怎样的。
于是乎终究未能如愿。“东西方文化比较”他本身也是个文化现象，只是目前尚未形成定论、没有形成统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手一萧、各吹各调。
比如著名的《凤凰卫视》女记者闾丘露薇的“纽约式过马路”就是一种方法，一个“调子”：他通过美国纽约市居民与中国人过马路方式的比较，得出结论“美国人比中国人要文明”。他如此这样抬举美国人，美国人是否给他一巴掌做奖赏，我不知道，反正他的“纽约式过马路”不仅作为一种“东西方文化比较”方法载入史册，也成就了一种文体叫做“闾丘露薇体”，作为学生课堂临摹或者研究对象。
再比如著名WTO专家及“刁民”论者龙永图也有他独特的“东西方文化比较”方法――道一人把他命名为“一包破碎布”。他的比较方法列举如下：
――什么时候全球的精英会把孩子送到中国留学，而不是像今天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美国、欧洲留学?
――什么时候全球的年轻人会最欣赏中国的电影、文化、书籍，而不是像今天他们最喜欢的是美国、欧洲的电影、书籍、音乐?
――什么时候全球的消费者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会首选中国的品牌?
――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他们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教育不鼓励创新，不鼓励独立自由的思维。
――政商关系。这看起来和教育不相关，实际上有着很深刻的关系。我们应该真正培养起一种平等的意识，让我们的孩子不再追求高高在上的做官的感觉，使孩子知道不是有钱就高人一等。
――我们的孩子从小最愿意当班长、中队长、大队长，而且为了当中队长、大队长不惜让家长跟老师搞好关系，甚至采取一些不正常的办法。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平等意识深入人心。很多年前我到新西兰访问，新西兰的大使到机场接我，他说：“很抱歉，您再等一下，我还要接我们的副总理”。等了一会儿，新西兰副总理自己一个人背着包，和大家一起走出通道。大使走上去迎接，副总理说：“还要麻烦你给我看着包，我要去取行李!”拿到大行李准备乘车，外面只有一个司机等着他。
总之文化他本身就是个大范畴，要呈现各国的不同文化比较，那更是个界限模糊的工作;目前看就是“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除了“纽约式过马路”、“闾丘露薇体”或“一包破碎布”外肯定还有更多，很难定于一尊。我道一人也有自己的“东西方文化比较”观――比如我参加“红歌会”讨论时比较集中于两个方面：(1)古代中西方在“is”与“Why is”思维显现出较大差异;(2)古代中西方在“关系”与“本体”思维显现出较大差异。
虽然“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但我以为总有若干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并且相信总有一天这些内容越来越趋近，在此基础上提升为理论，形成一门《东西方文化比较学》。我以为取得一致的若干看法或结论中就包括“古代中国技术较为发达而科学较为欠缺”――只不过有些人更喜欢“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这样的表述，我以为这两句话表述形式各异而本质相同。
近日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先生发表了《是什么卡住了我们核心技术的脖子?》主体演讲，其中三个思想：第一、缺乏科学武装;第二、缺乏工匠精神;第三、缺乏持之以恒的情怀。在讲“缺乏科学武装”时他的具体表述是“中国自古以来只有技术传统，而没有科学传统”，然后具体层层展开分析。“持剑经商”者刘仰先生对刘亚东的这个演讲不以为然，用一篇《科技落后怪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锅该不该背?》作为回怼。这篇怼文有八条内容，我就不一一展开分析，全文大意就是针对“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而去，他的第四条更是直接对“国家级报纸的总编说，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进行了驳斥。
如果换道一人的说法“古代中国技术较为发达而科学较为欠缺”，是否还会引起刘仰的呛怼?科技日报总编辑的“中国自古以来只有技术传统，而没有科学传统”语气上与道一人各异，而含义上有何不对?
古代华人确实长于“is”而弱于“Why is”思维，古代西方在“Why is”思维上确实长于华人――而“is”与“Why is”思维之别正是“技术”与“科学”界分的重要标志(当然不是唯一)。为什么古代华人在“Why is”思维上短于西方?这又是好大的话题。于是乎一个话题套入另一个话题，没有一定的程式，讨论将是没法继续――因此需要《东西方文化比较学》。这门课程。
对于“古代华人在‘Why is’思维上短于西方”，刘仰先生是否还有怀疑的?如果怀疑的话刘仰先生与刘亚东先生不妨就这个具体事项展开分析，进行争论，如果可以的话也让道一人旁听一下。
我以为刘仰先生纵然有能力写出一百部《中国不高兴》，写出两百句“持剑经商”佳句妙语，但是谅他没有这个能力与刘亚东先生进行切磋。不是看扁他，而是说“术业有专攻”。我们这个社会确实也需要刘仰这类“人才”――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中国社会需要刘亚东这样的“鱼”，客观上就需要刘仰之类花里胡哨之辈。
刘仰先生你是否真的就象《中国不高兴》所表达出的那样，愿意为我们华人着想，踏踏实实做些事情?刘仰先生你是否真的就象“持剑经商”那样表现出男性应该具有的内在张力?刘仰先生你是否真的就象你漫游中国时经常表达的“中国需要一群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集团。……文化建设，就是尚武精神”? 刘仰先生你是否真的就象你漫游中国时经常表达的“中国文化要远离‘文艺腔’”?
如你真的愿意，心理真的这么想，那你首先听我一句劝：先把那把剑换了，换把盒子枪。“剑”!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一千年前就不用了，都用火器盒子枪之类，你怎么还用这个老古董――坎人又坎不死。这个东西现在只在舞台上与姑娘们嬉戏表演用。听我劝，快回去换了!慢走一步!本山大叔就要把你编入“段子”到舞台上嘲笑你了。另外麼我的意思，经商就是经商，何必舞刀弄枪干?
刘仰的第四条说
――家级报纸的总编说，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当今事实已经驳斥了这位总编，那么古代呢?展开说太长，简单举个例子方便理解。音乐有记谱的方法，现在全世界几乎都用西方的五线谱或用阿拉伯数字的简谱，这两个记谱法都源自西方，并推行到全世界。但我们能说中国古代没有记谱方法吗?显然不能。中国古代的记谱方法叫做“工尺谱”，现代人如果非专业人士，几乎看不懂。这个现象说明，中国古代并非没有科学，而是近现代西方科技强大并进入中国后，古代中国人用来描述基础科学的术语、概念体系已经完全被西方体系替代了，以至于中国古代论述基础科学的术语、概念已被彻底打入冷宫，没几个人知道了。
――例如西汉时期的《九章算术》与南北朝时期的《九章算术注》，其数学基础理论比同时代的西方先进数百年，现在除非少数专家，大多数人都已经不容易看懂，甚至根本不知道。再说，人们只强调明朝的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却不想一想，仅仅是一个外语熟练、流利的人，能够翻译《几何原本》吗?如果不是徐光启能准确地理解《几何原本》，他又如何能够翻译?那么，徐光启原先的几何学知识，又是从哪里来的?今天那些高级知识分子自己不知道，便以为从来没有。
首先“当今事实已经驳斥了这位总编”这是什么话?刘亚东明明白白说了“中国自古以来只有技术传统，而没有科学传统”，他只是说古代中国情况;我们平时一般省略，只说“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他就是特称古代情况。交大文理双料毕业生刘仰，这个你不会不知道吧?怎么还会睁眼瞎故意说“当今事实已经驳斥了这位总编”呢?
刘仰列举古代中国的乐理记谱和数学成就，来驳斥“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其实多此一举。断语有特称和全称，在无语境限制情况下，我们人类语言在默认情况下就是全称。比如“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这句话在没有限制情况就是全称，但事实上他是需要或存在具体语境的――哪怕不在文本中出现。“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这句话并不否定在某些领域或某些方面，中国既有技术亦有科学，甚至超越西方――道一人就能列举许多，当然毫无必要。刘亚东说这句话时我以为他也不会否定;这其实是个常识，接受一点普通教育的心智正常者就能理解，交大文理双料毕业生难道连这个常识也无知?
“中兴之难”给国人浇了盆凉水，作为专业日报《科技日报》在组织文稿时也恰逢其时，需要对“厉害了我的国”降降温。这也做得对，有何不当――其实“头脑发热与降降温”也是我们华人文化较有特色部分，作为刘仰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很熟悉，不应感到吃惊。
也许浇了“厉害了我的国”而凉了《中国不高兴》!其实不必过多联想，此一时彼一时;中国需要再次头脑发热的时需要你刘仰及其《中国不高兴》、“持剑经商”披挂上阵。我以为最近一段时间还是头脑冷静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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