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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传志:范冰冰们的天价薪酬从哪里来?—兼论马云

2018-06-01 07:45:15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郭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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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冰冰们的天价薪酬从哪里来?

——兼论马云

  近日,《福布斯》名人排行榜宣布了2018年最新的中国明星排行榜,第二名好成绩就是范冰冰,3亿人民币的收入,超过70%的A股上市公司一年的净利润!

  大中华地区收入最高的明星:

  成龙3.3亿,范冰冰3亿,周杰伦2.6亿,杨洋2.4亿,鹿晗2.1亿。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税率表”显示,最高税率为45%,而实际上收了多少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有一点我们现在就可以确定,明星们的年收入(即使不考虑阴阳大小合同),都是以亿作为计算单位的。

  动辄上亿的收入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足以摧毁所有关于勤劳致富的神话,足以扰乱芸芸众生的神志,让人们变得浮躁,急功近利,不择手段,挺而走险,直至把人变成鬼!

  一石激起千层浪,明星丑闻曝光事小,阴阳合同才是大问题。许多网络大V向崔永元开炮,说什么私自曝光合同违法,明星高价出场费是“市场规律”,是崔永元嫉妒心理在作怪。这种攻击很快就为汹汹民意所淹没。但问题是这么高的明星出场费真的是“市场规律”吗?什么叫“市场规律”,他们懂吗?

  一位网友说得好,“高收入群体给民众带来的不是更好的社会服务,而是将社会吸得点滴不剩,道德上是为富不仁,跟吸血鬼没两样!……从国家层面,任何一个明星都不会比能种出食物的农民和研制出国家重器的科学家更来的重要”。

  崔永元也说,“进城务工人员,工作一天,扛石头,背大砖块,酷暑,严寒也就一两百无。科研人员辛勤研究,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求月薪过万。而明星出场某戏几天,露面数次,动辄千万……”崔永元所说的苦力笔者吃过很多年,而且三十年前工资更是低得可怜,难以启齿,因此,面对天价薪酬感受至深。

  在“市场规律”论大行其道的今天,其实真的没有多少人对这个“市场规律”产生过怀疑。明星们的这种高收入,难道符合市场规律吗?甚至连凤凰卫视令人尊敬的宋忠平评论员都认为:只要明星们的收入是合法的,“再多都可以”。这种观点就是承认所谓的“市场规律”,即由市场来调节分配。

  这里有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既然明星们并不比“能种出食物的农民和研制出国家重器的科学家更重要”,可是为什么国家能够容忍这样的不合理?明星们的薪酬凭什么要比科学家高,比保卫边疆的将军们高,比省长、部长们高,这里难道可以用“市场规律”来解释?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为,无论经济领域、人才方面、供销市场,真正的市场规律与市场调节是存在前提条件的。不讲前提条件谈市场化其实是发达国家有意误导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种手段。美国人讲市场,从来是在有利于他们的时候就讲,不利于他们的时候就采取行政干预和政府调节。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设置前提条件讲市场化或全球化,是他们希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作用削弱,使企业与民众散漫无组织,便于他们分化瓦解,再通过并购控制他国经济、政治。他们的口号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经济和技术落后国家一旦建立所谓的“服务型政府”,他们控制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目的也就容易达到。

  既然不能用市场规律来解释明星们的天价薪酬,那么,其中一定存在其他因素,笔者会在后面展开。

  6.3日晚,我在红歌会网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

 

  《崔永元撕开了范冰冰的画皮,4天演出报酬等于1万人16年口粮》。

 

  作者认为这种报酬是极度不合理的,但第一归罪于“逃税”,第二就只剩下愤怒了和指责“黑幕”了。

 

  作者说:

 

  “5月底、6月初的时候,正是中国的夏收季节,我们知道,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此时正奔忙在酷暑当中,一粒粒的收割小麦,一斤小麦一元钱,就按照一亩地一千斤算,咱们不算种植成本,一亩地产值1000元,范冰冰四天劳动价值6万亩小麦,也就是6000万斤小麦。

  范冰冰,你自己摸着胸口问问自己,你这几天的演出,价值抵得过为6000万斤小麦付出的那么多农民的劳动吗?

  如果按每天每人可以吃一斤小麦算,6000万斤小麦够1万人吃16年。

  这种畸形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黑幕,我们无从一一查知,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社会无法持续,让“扭4天屁股”就能吃掉1万人16年口粮的人成为中国精神代表,这是对14亿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

  显而易见,作者没有明白为什么他们能够获得如此之高的薪酬,也就不明白其中“黑幕”了。但无论如何,愤怒精神比用市场规律来解释靠谱得多,因为从中作者发现了一种极度不合理的现象,只不过还没找到事情的原委。

  学者赵磊认为:“范爷的天价报酬,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常识””,因为,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利润分配,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谁占有生产资料,分配就由谁说了算。

  这种解释从社会的总体上说,是正确的,但具体到明星大腕们的暴利,就相当牵强。因为,显然,能够产生暴利的生产资料并非掌握在这些人手中;因为,产生这种暴利的真正基础:票房、收视率、点击率的载体——是电影院、电视网络、电脑(手机)宽带网络等这种网络平台。这些平台作为生产资料的话,并没有掌握在暴富们手中,只不过是他们利用了这些平台。如果以谁占有生产资料,就谁拥有分配权利的话,还真轮不到他们。

  为了探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有必要回到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那时只有电影院,而且票价很低,演员们的努力都朝着一个目标:“把电影演好”。那时的演员只有很低的工资收入,但演员素质到电影质量都是今日现代化影视难以比拟的。电影蒙太奇艺术需要真实性和连续性,没有现代技术同样可以拍出好电影。所以,好演员、好电影与演员高收入没有必然联系。

  这里的关键点是什么呢?是电影院。电影院原本属于全民资产或集体资产,在市场化之后也是电影业投资收入的主要阵地。在没有电视、电脑网络的时候,电影院就是主要的传播场所。没有电影院,最好的导演、演员,最好的电影作品都难以产生经济效益。所以,那个时候,只要抽去电影院这一全民资产,电影的收益就无从谈起。“改制”后,不管后来电影院归谁,位置在哪里,作了什么更新,这一资源的全民性质依然。权势者占有这一资源,是看中里面的经济效益。因此,我们可以不去管它以什么名义占有,只要知道电影院平台资源的全民性质就够了。这是其一。

  其二,电视网络在全国建成,即是全民电视平台的建成。这个平台的性质毫无疑问也属于全民所有,决不是个人或某集团的,它的投入主体是国有资产和全国人民。国家投在各级基站,卫星收发上的资金及家家户户投入的“闭路电视费”证明这个网络平台的全民性质,因此,电视网络平台的全民性质更直观,更容易理解。电视平台建设时,每一家庭,不但起初开通电视信号时必须交付费用,并且每年都要有后续资金跟进,所以,不管现在什么人在收取这种费用,或者已经占为己有,它的全民性质依然毋庸置疑。

  其三,电脑(手机)网络平台。我们都知道,中国电话费及宽带收费并不便宜,这个平台所有的运行成本都落实到用户身上,因而它早就是全民资产了;它的全民性质与电视平台一样毋庸置疑,任何团体,不论其投入多少资金,都不能改变其全民资产的性质。

  分析以上平台时,不能被一些公司化的投资迷糊了双眼,不管那个企业投资这个平台,本质上都是在市场化的借口下占用全民公共资源。因此,任何人,任何小集团占用这些资源都可以视为对公共财富公共资源的一种侵犯,尽管这种侵犯在一定时期可为法规和民众接受,而它的全民性质就更不应该为这种侵犯所动摇。

  影院、电视、宽带网络,是影视业、广告业及网络购物业务的基础,可视为一种特殊形态的生产资料。所有的影视暴富和网络暴富神话都基于这一公众平台,全部财富的秘密就在这里!

  在没有电影院,没有电视、电脑的时代,马克思主义者也就讲些现实看得见的地租和垄断资本。如果马克思活到今天,他一定会告诉我们:影视网络(包括电影院)中隐含着超级地租与垄断地租,闭路电视线、宽带网,隐含着经济意义极大的“网络立体地租”,这是信息化时代的特殊地租!

  为什么这里说隐含,因为这种超级的垄断“地租”生成并非绝对。当网络规模非常狭小的时候,收视总量低,票房收益就少,还形成不了地租收益,或者收益不大,没有多少投资意义。然而,当规模的扩大达到经济利益显现的边界时,这一地租利润才会显现。譬如在浙江,若规模达到地区级水平,效益就会显现;达到省级水平,就会大大地超越边际利润而产生规模效益,投资效益就会非常明显。经济发达省份这种效益会放大叠加。而当达到全国规模时,这种效益将超越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包括超越美国,因为这是由收视率和消费规模决定的。这也是近年来中国明星片酬超过好莱坞的根本原因。人们非常奇怪,为什么有的明星的演技很差,薪酬却要超过好莱坞大牌明星,原因就在于中国拥有巨大的影视业平台和信息网络平台,因为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在支撑这些平台。由于日本的影视网络平台相对狭隘,日本明星跟中国比差距很大,估计不到国内片酬的八分之一。

  总之,网络平台与消费市场的大小,决定着与之相联系产业的收益。中国信息网络,包括电影院、电视网络、宽带网络、及卫星通信所形成的巨大立体平台,是影视业、信息产业的真正根基。而这种根基并没有掌握在明星大牌手中,它无疑应该属于全民所有,无疑应该由国家掌握这种最核心的基础利益。事实上,真正核心的基础利益,才是市场经济中最具主导地位的经济利益!因为,所有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如淘宝、天猫、京东、百度、腾讯等)其他利益,都必须服从于核心的基础利益。况且,这个基础利益是属于全民的,它可以由政府主导,统领一切!

  显然,现在建立在这种立体网络平台上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已经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而偏偏这时候,能够代表全民的“主人”缺位了。因为这个“主人”只能是由政府部门来代表,而当政府连监管收取超级地租和垄断地租的意识都还未形成的时候,其既成利益就会流散于全社会,成为各方资本争食的对象。看看A股竟有25家影视公司,它们恐怕没少从中获益。

  在社会信息化时代,信息网络平台的意义重大;重大意义的实质,就是超级地租和网络立体垄断地租。本来,这个平台的垄断利益属于全民,而当正能量还没有覆盖到这一领域,甚至怂恿权势集团占有这一超级垄断利益时,本该由国家收益的利润,就成为一些团体和一些个人的巨额利益。就是说,最可宝贵的可以为全民享受的垄断利益装进了小集团或个人的腰包。于是,意义非凡的基础平台利益就成为一小部分人的的利益,明星大V的天价收入,只不过是这一超级垄断收益的一部分罢了。当这种全民利益在市场化的口号下成为小集团和个人利益,并为全社会认同时,天价薪酬的出现就成为必然。结果,这种收益即使不落在这群明星头上,也必定会落在另一群明星身上。事实是,这种全民利益缺失,正是由于国家没有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利,把属于全民的利益放弃掉了,让小集团和明星们捡了便宜,这就是明星天价报酬的“黑幕”。

  由于中国市场巨大,这种超级的垄断利益也就十分巨大,因此,不但造就众多明星大腕,也造就了象阿里里巴巴、腾讯等网络企业。首富频频从这些企业中诞生,正是因为他们分享了巨大的超级垄断利益。6月4日,宝宝树高调宣布与阿里里巴巴展开深度战略合作,来意也相当明显。宝宝树的高管们都有美国背景,他们看上了平台利益,如同阿里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其实是由于美国人早就看到了这一超级垄断利益的缘故。分明是,这一利益宝宝树也看到了。

  全民利益的守护者缺位,导致巨大的网络立体超级垄断地租流失,成了投资资本的乐园,结果造就了大量的个人暴富。政府税收观念落后,囿于西方规则,导致监管缺失。总之,政府放弃“超级垄断地租”和“网络立体超级地租”,是明星巨商暴富的首要原因,与所谓的市场规律根本不沾边。

  反过来,假如我们逐一抽走这些平台,电影、电视和网络投资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明星和网络巨商的收益就无从谈起。这说明,正是他们利用了这些平台,或者免费利用,或者极低成本利用,才是暴利的基础。

  又假设,我们留下这些平台,但十倍二十倍地缩小这些平台,那么明星巨贾的收益必然以更大的幅度缩小。当这种平台缩减至规模边际利益的界限时,垄断地租依旧,但超级地租趋于消失,网络立体垄断地租收益也降到社会平均利润的水平。这时,演员的收益将趋向社会的平均工资,个别演员较高的收益将以其他演员的低收入为弥补。到了这个时候,无论范冰冰、李冰冰们怎样和冯某刘某联手,都难以获得超乎寻常的巨额收入,更莫谈那些平庸的小鱼肉。

  有人会认为,明星收入是由于有投资人巨资投资于影视业。

  非也!巨资投资者比比皆是,为什么偏偏在影视业或所有借助于现代网络的企业容易产生,很多还是极速产生?

  至于投资电影、电视失败,这里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投机逻辑。正因为这里存在巨大的似乎可以摸得着的利益,才引来大投资的涌入。正因为明星们的天价薪酬,及操作中的不断追加资金,敲诈式的迫使投资人连续追加资金,才容易导致投资失败。

  另一方面,为什么能够巨额追加资金,是因为投资者看到了诱惑,似乎摸到了利润,才不断投入。但因为影片不符合社会审美需求而导致失败。

  总之,明星天价收入的基础不是影片投资者,也不是二级资本市场这些影视业上市公司,它的最核心的利益基础就是电影院、闭路电视、电脑宽带、卫星通信等网络平台。如果政府意识到这一点,能够积极捍卫全民利益,并不为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所左右,那么,影视业和网络巨商的暴利日子很快就会终结。但现在看来,甚至特朗普都不会赞成,因为,一直以来,美国人通过中国移动和阿里巴巴等企业,正在分享其中暴利!

  软银有很多失败的投资,但投资阿里非常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全国人民的基础平台利益几乎无偿地为他们享有。虽然他们也向政府缴税,但政府得到的只是第二或第三层次的平台利益,也即分支平台利益,真正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核心的基础平台利益却被忽略,于是,这一最重要的利益就进入了象阿里巴巴和腾讯这种企业的腰包,对政府来说,这无异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成就了马云、马化腾的暴富,孙正义从中也斩获了以千亿计算的利润。

  暴利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将消灭暴利。因为,社会主义必将收回属于人民的一切!

  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明星们的暴富与张扬才不复存在,!

  2018年6月3日至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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