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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翁:说说作家创作的政治良知

2018-06-03 09:29:59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老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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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作家,我只不过是一名写作爱好者,但我作为一名读者,就有资格对对家的创作的职业道德提点意见和建议。我的观点不可能完全正确,但我最起码能够做到不会人云亦云、歪曲事实。

  就在一周前,我有位杭州市作协会员朋友,微信里发我一篇新作文稿,意思是要我这个所谓的“翁老师”给“鉴赏鉴赏”。

  我一看开头两段就大为光火。因为,在他的大作里,将老毛的计划经济,说成是不能调动农村生产力和农民吃不饱的根由,是老邓的改开政策挽救了“三农”。

  历史事实真是如此吗?

  我很想臭骂他一顿,一个地市级大作家的政治素养也实在太为贫匮,混淆是非,信口雌黄。他这位作家兄弟根本不知道究竟是谁让中国人民吃饱了肚子?

  首先,决定中国人民吃不吃得饱肚子,不在于社会制度,而在于相应时代条件下农业生产力水平。

  时代条件原则与政治环境牵扯关系不大,例如,当今中国再改变什么社会制度,甚至走倒退的政治道路,科技生产力也不会降低,甚至还会提高。这是社会前进发展的必然结果。

  毛时代因老蒋留下的烂摊子,为了劳苦大众均贫富、等贵贱的基本生存,实行计划经济完全正确。就像一个小家庭过日子一样,有计划总比没计划要好吧?

  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是绝对的,我也不可违反辩证法地全盘肯定计划经济。但计划经济没有象市场经济这样造成大中国奸商遍地、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尤其是几乎没有一样食品安全总是事实吧?计划经济绝没如同市场经济眼下造成社会不公、贫富悬殊、官场腐败、道德沦丧也总是事实吧?

  一个国家的政策出台,是有着极其关联的时代国情局限特征的。况且,老毛还是古今中外,历朝历代帝王当中“民以食为天”意识最强、最最关心民众温饱的一位伟大领袖。

  世界权威机构即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1975年《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第59页写到,1972年中国领导人做出了第三个伟大的决策,开始执行一项改进农业的长期规划,以摆脱粮食和化肥的进口。1972年11月至1974年5月间,北京签订了从日本、西欧和美国进口总额为5亿美元的十三座大型尿素工厂成套设备的合同,以及其它化肥的供应,加上迅速建设的水利工程设施和种粮土地的开发,就可以使农业产量在1989年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到1980年的粮食总产量,可能会比1974年提升30%,即使在歉收年份也可以摆脱粮食和化肥的进口。

  美国的这份1975年对中国农业粮食的预测报告,结果又是怎么样呢?

  结果很灵验。在1977年夏收,即老华执政二年,其在执政元年提出的“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就显著凸显,那年的粮食就获得大丰收,农民吃饱肚子完全没有问题,此后,中国农民的粮食问题就彻底得以解决了。

  可叹的是,老毛在1976年就逝世了,他没有看到他毕生的奋斗成果,就是让人民吃饱饭,反而被昆仑山下来摘仙桃的老邓轻取果实,居功自傲了。

  那年头,我老家村里有个八个人口、口粮常年不足的、年届七旬的“大辉奶奶”,她对时任小队长的我父亲竖起大拇指、表情激动颤巍地称赞说,某某你当队长就是好,以后,我不愁缺口粮饿肚子了哦。

  只有完小文化的我父亲,笑着回答说,娘娘(即姑妈)你谢错了,要谢就谢毛主席打下的农业科技水平基础和杂交水稻、杂交玉米新品种!

  我父亲说的一点不错,1977年后粮食作物取得丰收,国民能够基本吃饱肚子,主要还是得益于杂交水稻等粮食新品种,得益于全国农村以及气壮山河、彪炳千秋的类似农业水利“红旗渠”工程和“农业学大寨”粮食基地的大开发。

  研制成功杂交水稻的“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可是在老毛手上培养出来的又红又专的农科专家,跟老邓没有半毛钱关系。相反,中国粮食农业到了老邓手上,农民根本没有种粮积极性,田地逐渐荒芜,基本要靠被西方敌对势力控制的进口,才能解决问题了。

  《中国中长期粮食进口趋势浅析》文中描述,早在1995年国内净进口粮食1985万吨,占世界贸易量的9.87%,成为当年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粮食进口国。当时国内外研究机构预测中国2000年粮食进口,低数1500万吨,中间数4000——5000万吨,高数9000万吨,中国专家共同看法是中国“粮食进口大国”的态势21世纪初难以改变。实际2000年粮食进口(包括大豆)已达2399万吨。

  对此,相信广大作家老师们前段时间也收到过类似微信帖子,即袁隆平对中国未来粮食问题的大声的痛心疾首的呼吁!

  华国锋主席呢?那时执政才一年许,他要不是老毛打下的基础,就是通天本事也解决不了国民的粮食问题啊。

  其次,“饿死三千万”是否史实,要用陈云同志对比、反复、比较的辩证法去判断。

  根据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的公报指出,即使在2010年印度空前未有的大丰收的情况下,其人均粮食产量小于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低的1961年的人均水平,其余的年份统统远低于中国的人均水平,而在1912-1949年之间绝大多数年份印度的粮食好于中国。

  大概没有人认为印度曾经饿死几千万人吧?否则,以印度的社会条件,也无法不酿成暴乱。所以,毛时代是否真得饿死三千万,我们据此就可以比较得以参考地作出答案了。

  更何况,“三年自然灾害”后到所谓的文革中期,我国人口只升不减地就达到7亿。

  再说,有道是“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红军长征时期,上有飞机,下有追兵,更有枪炮火力围追堵截,找可充饥的食物总比“三年自然灾害”难度大吧,如果“饿死三千万是真,那么,照此比例,长征红军早就饿死光了,中共革命也就不可能胜利了。

  更不用赘述孙经先教授驳斥茅于轼那个西方敌对势力走狗的具体论据了。

  再次,猪肉吃得多了,并非是以当今生活水平提高而贬低毛时代的科学依据。

  毛时代物资匮乏,有人认为,猪肉远远没有当今可食用的量多,并以此否定那个时代只要6、7毛钱来对抗当今平均15块钱猪肉价的物价优越性,其观点的正确性成立吗?

  答案也是——非也!

  毛时代的猪肉供应确实在量化数据上无法与邓时代相比,其因是粮食缺乏,不可能用粮食去催肥生猪。更不可能象现时代这样故意祸害消费者用激素催肥加快出栏率。

  但毛时代国民的猪肉食用量究竟与邓时代是否具有可比性?回答这个问题并不

  容易,因为,反毛精英惯以计划经济时代的粮食副食品供给票证做证据而抹黑那个

  红色时代。其实,那个时代的供给票证如布票、粮票、肉票等制度的实施,并非是

  单纯基于物资匮乏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是平衡物价(而物价平衡也并非是基于物资

  发达与否的基础),还有地区保有量,特别是保障劳苦大众的基本消费水平,使得

  贫苦人民不因物资紧缺或物价高涨因素制约地也能粘上点荤腥等等问题。

  有段时期,网络上曾发生网民针对毛、邓时代猪肉问题的大范围争议。结果,不少有过毛时代吃猪肉体验的网民则认为,毛时代的猪肉量化供应,其实并非不能与邓时代的数据相比较。因为,毛时代的农村,行政村几乎村村有畜牧场、家家户户自养两只三只生猪,其中一只是宰杀自家享用的,一只是完成出售给食品站生猪任务的,平时还可以使用肉票去食品站购买猪肉食用,仅凭自家享用的一只大肥猪百把斤以上的净肉还有内脏的数据,现今时代一户人家(不管城乡居民)的年猪肉食用量,还会有多少家能超过一只肉猪的肉份量吗?

  毛时代因为买猪肉要凭票,并集中时间,还要排队,就显得猪肉供应紧张的心态表象。

  而如今市场经济,菜市场里各种动物肉类繁多并自由买卖,尤其是不少男人为了防止“三高”,很多女人为了减肥,也有一定数量的高品质生活群体不放心当今猪肉的安全性,猪肉的食用量其实大不如毛时代,而今菜市场也就更显得猪肉供应的多多了。

  当然,哪个时代的生猪出栏量大?哪个时代的猪肉消费的多?最有力的说法,还是要用数据说话,可惜确切的相关数据的调取并不容易。

  综上所述,不难而知,粮食生产的保有量,肯定是计划经济好,市场经济虽然解放了“三农”生产力,但并不见得粮食总产量能提高,毕竟农民都不种田地了,良田粮地已经大面积抛荒了。因而,真正让中国人民吃饱肚子的是毛爷爷,不会是邓总设计师。

  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和历史时期,一定要结合历史环境、时代条件、发展水平和认识标准四要素。

  我绝不否定改开四十年的实际成果,但也看清改开四十年的客观产生的某些恶果,看待改开前后的良好变化,更不脱离由老毛打下基础的因果。

  我的观点对不对,反正任何人都是个人观点,也无可厚非。

  我在大作家莫言的家乡潍坊已经生活好几年了,说真话,说起莫言,我从未听到过有山东老乡为他获奖而感自豪和骄傲的,相反还有人情绪愤懑地说,老莫获奖是山东人的耻辱!为什么?因为,不少山东老乡也认为,莫言作品宣扬的是正符合亡我中华之心不死的西方敌对势力胃口的“丰乳肥肾”的色情文化、以及“日寇也善”的汉奸文化,甚至靠写他自己母亲的阴毛来吸引读者的眼球。

  不能不说,生活在当今大中国意识形态时期的作家,政治立场确实很难把握。但有一点,我们绝对不能数典忘祖、不加分析地攻击、诋毁伟大的确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老毛和老毛的那个时代。当然,也不可不正视改开成果地偏激抨击现时代。

  前些年某日,杭州某县有位从“五大员”当中退休的年届七旬的老公务员,我与他本是互不相识、素未平生。但他不知怎么了解到我的联系方式(我忘了)的,突然拿了一叠书稿来找我,满口“翁老师”地向我请教,我匆匆翻了他书稿几页,不由吓了一跳,其书稿内容竟然完全是部否定老邓的改开政策的尖锐檄文。我连忙推却了,一来,我没有相应高深的政治水平,二来,我摆的正自己的位置而没有资格做评点。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在农贸市场门口碰见他,他告诉我,他将书稿邮寄给时任李总理,李总理的秘书竟然给他回信了。他准备将书稿送往香港出版——我很佩服这位老先生,不管怎样,他有写作的政治素质。

  只为苍生说真话,不为帝王乱唱赞歌,也不可用极左或极右的政治观点的作品误导我们的大众读者,这就是一个作家应有的政治良知!

  2018.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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