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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翁:也谈刑辩律师的职业操守

2018-06-05 11:16:40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老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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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杭州,又成为了全国甚至国外社会关注的新闻生发地,因为,轰动国内外的杭州保姆莫焕晶放火案二审开庭了。罪犯莫焕晶是死是活,尽管即便二审维持原判后,最终要报请最高院复核,但昨天浙江省高院刑庭的法槌,其实已经基本彻底敲响了她即将以命偿命的丧钟。因为,法律界看来,莫犯在二审当中的辩护并无实质证据支撑,其犯罪所为极其残忍地背负一家年轻幼小的母子四条生命,罪不容恕、杀无赦!本案的结局几没有悬念,但本案一二审的辩护映像,不经意中,却演绎了有律师当场罢庭、有律师网上不是要绝食就是要到法院门口静坐示威等大放厥词地开闹、更有受案法院与有意参与诉讼律师的抵触插曲闹剧,这就值得我们的社会、尤其是法律工作者们有必要、有意义地冷眼相看、是非热议一番了。

  尽管罪犯莫焕晶的二审辩护律师为其减轻处罚殚尽竭虑、绞尽脑汁地提出来一系列抗辩观点,但其实,辩护律师自己的心中也最清楚,他们的辩护观点苍白无力、没有依据,根本无法改变他们罪大恶极、身处全国人民一片杀声声讨当中的当事人死刑命运。但他们还是想法设法、尽心尽力为当事人的辩护过了堂、走了场。

  二审辩护人提出,借鉴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案例,放火罪主观故意的判断要结合点火是否故意、对起火后果的态度。本案中,莫焕晶有点火故意,但对火灾造成的严重后果持反对态度。着火后的救援行为影响量刑。

  上述辩护人的观点,在本案已经造成四条人命、几乎灭门的特别严重后果的情形下,确实不足挂齿、难以成立。最高院死刑复核案例不属于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或指导意见,大中国当今刑事审判也并无判例法约束调整,结合本案如此严重后果,这一辩护观点无异于是无话找话、不值一提。       关键的法律问题是,放火罪是典型的危险犯,放火罪行为一经实施,就可能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伤亡或者使不特定的公私财产遭受难以预料的重特大损失。行为人只要实施这种危险行为,不要求必须造成严重后果,就可以构成犯罪既遂,如果造成了严重后果,即属于结果加重犯。

  大中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该法条的立法本意是“造成重大损失”的,最高刑可判死刑。而本案中,由于莫犯所为,已经导致四名被害人死亡,已经不用说其它财产的重特大损失。而审判实践中,两名以上被害人死亡即可认定为重大损失,更何况四名被害人死亡的特大损失危害后果呢?故恶魔莫焕晶罪该当诛、死有余辜。

  然,话要说回来,上述辩护人所为,我们并不可以用“辩护水平”的说法来衡量辩护人的业务技能高低,而应当以“职业道德”的术语来认可两位辩护律师针对本案也确实已经履职尽力。        “死马当作活马医”,辩护人为再十恶不赦的罪犯辩护,也是职责所在、无可非议,只要不犯低级错误闹笑话。       应该看到,本案二审辩护人如同一审辩护人的辩护思路,即以案发场所物业消防管理不到位、水压不力是本案严重后果产生原因之一为由、试图为莫焕晶减轻罪责的举措,虽然貌似有理,但实则无据。

  法理当中的“法”与“理”两字,就像是一对性别或相貌不同的异卵双胞胎,虽然在社会人们的日常评判思维当中紧密相连不分开,但毕竟在“合法不一定要合理”的法庭之上,“法”与“理”往往会被分家扯开、各行其道。

  本案中,辩护人在“讲理”层面上另辟蹊径、以消防问题的辩护策略本意无可厚非,但在“论法”角度而言,也实在是枉费心机、白费口舌。因为,放火罪是行为犯,而不是结果犯,本案中,消防问题与危害结果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你莫焕晶不放火,哪怕整栋楼彻底停水,又岂能着火烧死一家母子四条人命呢?

  当今大中国“自生自养”的律师体制,“维护公平与正义”已经是几乎成为一句“大头空话”而已。不少律师在未收到当事人的代理费之前,已经形成“不见银子不看案子”的约定俗成,即连案卷材料也不高兴翻阅。这就必然注定不少律师想通过参与影响力大的刑事或民事案件的诉讼、以抬高自身知名度、拓宽代理案件谋利的路子。从而,一些“不懂行情”的当事人,就会陷进不良律师的布局,自己出钱还受冤枉摆布。

  我这辈子代理过一个故意杀人案辩护,当事人和我也知必死无疑,但我也还是根据最高院《关于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里“婚姻家庭和邻里纠纷故意杀人案中,如被害人有过错可不判死刑(可判死缓)”精神角度确立辩护方案,但由于该案牵涉到被害人是基层党组织领导的特殊因素,最终没有成功。在没有执行死刑之前,每次去看守所会见我的当事人,他都提出理解我的尽力,每天手铐脚镣的囚禁日子苦不堪言,还不如早日枪毙谢罪归西。由此,加上我以前在武警部队工作、多次见过监所死囚的经历,我也想到,罪犯莫焕晶在临刑前的心理,其实也难免生不如死。法律是法律,人生是人生,杀人恶魔为自己的行为以偿命方式买单,早死早解脱也不失是一种人道体现。

  可笑可叹的是,当年我辩护的那个故意杀人案一审死刑结果下来之后,一位律师在接受我当事人亲属咨询当中,竟然故意贬低我,还在其书写的《刑事上诉状》当中,竟然一反我以“故意伤害”的定性主张,变更为承认“故意杀人”,特别让当时知情法律人弃之以鼻、忍俊不禁的是,他在请求从轻处罚的理由中,竟然用上了“在作案逃跑后长达六年时间内没有重新违法犯罪”(其实在逃一日就是违法犯罪一日)。结果,该份上诉状经看守所警察转交到我的当事人手中签名时,当即被我的当事人恼怒撕毁,并还是出于对我的信任,采用我的上诉观点。

  值得赞同的是,莫焕晶放火案一二审辩护律师的观点虽也无从结果,但以物业消防说是、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辩护出发点,其意义也不可小觑。因为,该辩护观点为我们的城市住宅小区的物业消防、以特别惨重、灭绝人寰的生命代价,敲响了时刻绷紧管理之弦的警钟!

  辩护律师提出这一辩护观点,虽然对于本案罪责的减轻无济于事,但也是发挥其社会责任的道德体现。

  毋庸讳言、老翁以为,接不接受嫌犯辩护委托,律师也应当有自己职业之外的品行操守。

  不管案犯如何穷凶极恶,如何卑鄙败坏,而非要哗众取宠地为炒作自己而去争着、抢着做影响力大的案件辩护人 ,此举并非是律师职业道德的初衷所在 。

  贵州习水性侵幼女案中,多名律师以“不愿为这种人辩护”为由、拒绝司法部门指定出庭辩护的现象尽管褒贬不一,但相关律师的人格尊严,也由此突兀彰显而值得称道。

  莫焕晶放火案在二审尚未作出判决、最高院没有作出复核结果之前,从法律层面而言,还算没有尘埃落定 ,不知律师界又还会上演什么样的戏曲剧目呢?

  2018.5.17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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