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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鹏云:塘约道路,能否成为一个契机?

2018-02-20 10:45:01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倪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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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媒体报导,贵州省安顺市一个名为塘约的村庄,把包产到户承包给农户的土地经营权重新回归到村集体经营,重新组织合作社,引发各界关注与评论,有人把它称为塘约道路,并提出,这一塘约道路可能成为扭转私有化改革方向的契机?

塘约道路

  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农村改革是组织起来走合作化、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道路还是包产到户走小农个体经营转向私营农场道路,一直是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塘约道路问题似也应从这一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进行分析。下面,我们试对建国六十多年来这一路线斗争的历程做一具体探讨:

  毛泽东时代,建立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与维护农村个体经济体制之争

  一、土改后维持小农经济与农业合作化之争

  新中国建国以后,全国范围实行了土地改革,亿万农民分得了自己土地,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在自己土地上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农民有一种自发地追求小农经济、小康生活的愿望,反映到党内有不少干部也认为土改后应维持这种小农经济体制不变,以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但毛主席高瞻远瞩认为小农个体经济难以支持社会主义农业、工业现代化的要求,共产党应该教育农民走组织起来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解放自己、共同富裕!

  1953年10月毛主席在中央第三次互助合作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

  1955年,毛主席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

  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也指出:“有些同志不赞成我党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适当和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进行的。”

  毛主席为推行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呕心沥血,在五十年代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文件、资料作了70多次按语、批示。

  正是由于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农村完成土改以后,没有停留在小农个体经济的路上,而是及时教育组织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到1956年短短几年时间,全国农村基本上都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此同时,以公私合营方式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基本完成,中国基本上完成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为我国工农业经济大发展,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

  二、 大跃进波折,人民公社与包产到户之争

  1956年,中国农村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依靠集体经济的优势,全国兴起大搞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在农业合作社大兴水利建设的进程中,一些大型水库、水利建设中出现不同社。队之间占地和用工的矛盾,由此出现联社办更大社的需求与动向。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会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有的地方出现了"人民公社"。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比较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提"人民公社"的名字。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名字好。9日,在与山东领导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并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谈话在报纸上发表后,各地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批准的国家计委制定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书》提出:经过"大跃进"三年苦战,再加上后两年努力,我们有可能使粮食产量达到1.5万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8000万吨,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工业上做到独立自主,农业上基本上实现现代化,并且提前五年时间实现十二年科学规划。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求各省、自治区党委把工作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并正式决定和公开宣布1958年的钢产量要从1957年 535万吨增加到1070万吨,全国随即出现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实现钢产量1070万吨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1958年中央提出总路线、人民公社与大跃进以来,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在完成社会主义制度改造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积极性,全国工农业战线都出现大干快干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

  但在上述社会主义建设群众运动中,同时也出现瞒产谎报、乱放高产卫星的浮夸风,农村食堂吃钣不要钱的共产风以及砍树毁林炼钢铁的破坏风等严重问题。

  毛泽东主席最早发现这些问题。早在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后,就开始逐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

  1959年2月毛泽东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在会上批评了"共产风"、积累率过高和管理中存在的浪费问题。

  195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在上海举行。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会议重点讨论了人民公社问题,重申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4月29日毛主席在党内通信中给农村六级干部写了一封信,批评了虚报浮夸、说假话的问题,我们摘录其主要内容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毛主席这封信清楚地表明,在大跃进高潮中毛主席在当时中央领导人中,头脑是最清醒的,是最早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共产风进行坚决抵制与纠正的!当前有人指责当年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都是毛主席头脑发热引起的,这不符合事实!

  1958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江西庐山举行。会议本来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大跃进中浮夸风、共产风等极左的错误,着重讨论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包括形势、任务、体制、宣传、综合平衡、群众路线、协作区关系、公共食堂、农村初级市场、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等问题。但会议后期,一部分党内同志却夸大大跃进中的错误,进而怀疑总路线、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的根本方向错误,从而使庐山会议从反极左转向反右倾。毛主席一直坚持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极左错误应坚决纠正,但决不能夸大错误而否定大方向。但反右倾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极左错误的纠正。

  1960-1961年,自然灾害加上农村中极左错误的影响,中国进入经济与人民生活困难时期。党内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潮流又抬头,农村包产到户现象也进一步发展。

  1961年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在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八届九中全会。会议通过《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全会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建议国务院根据这一方针,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全会号召全国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

  面对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安徽省部分地区群众又提出包产到户的要求,得到安徽省委领导的支持,中央也有许多领导支持。但毛泽东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他说:"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

  1962年1月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11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人们习惯地称这次会议为"七千人大会"。这是我们党在执政后召开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总结经验大会。会上党内高层坚持与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方向的争论很激烈,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讲话中指出:

  “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1962-1965年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国际上开展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与论战;一方面在国内继续高举起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整顿人民公社实行社、大队、小队三级所有制,反对农村包产到户的复辟潮流!在此期间,中央还在全国城乡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教育运动,农村称为四清运动,发现农村己有不少政权变质,更使毛泽东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联系!

  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与张平化、王卓超等人的谈话: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

  主席还说,我很担心高级干部中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

  毛主席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看当今中国特色社会的现实,毛主席1965年的担心与预言,已经何等准确地验证了!

  三、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与人民公社的巩固发展

  毛主席根据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与包产到户维持小农个体经济的尖锐复杂斗争,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看到不少农村干部变质,农村政权丧失,联系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否定斯大林、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走向复辟资本主义的国内外势分析,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来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文化大革命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运动方式,一方面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如何分辩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修正主义?斗私为公建立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一方面揭发、批判各级干部包括中央领导干部中贪污腐败、脱离群众以及修正主义政治观点的问题。

  文革群众运动初期确实出现全面内战、打击面过宽等问题,毛主席通过不断调整、及时纠正,较快地稳定了局面、通过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通过农业学大案、工业学大庆的样板,也很快地恢复了工农业生产秩序,经济、科技在文革中仍然保持稳定、较快的发展。文革中出现的许多新生事物,如革命大串联、知青上山下乡、教育与生产结合、五七干校、将军下连当兵、知识分子干部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革命委员会、革命样板戏等等,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修正主义都有很深远意义!

  在官民关系上,历来都是官管民、民怕官,文革中人民群众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四大武器对各级干部实时监督,任何问题都随时受到群众揭发批判,形成民管官、官怕民的局面,官员中任何贪污腐败行为都很难藏身,文革期间官场普遍清廉,官员都密切联系群众,这也应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有人一直攻击共产党一党专政不如西方宪政体制自由民主,看文革中的四大,难道不是更大的民主自由?而且是劳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自由!

  在农村,文革期间虽然没有像城市那样开展四大的群众运动,但在全国斗私批修大环境影响下,人民公社三级集体所有制不断巩固发展,无论是农业生产、水利建设、多种经营及农村卫生教育事业都得到巨大发展。个体小农经济体制越来越没有市场。我在1975年7月到1976年1月到湖南省鼎公公社关山大队罗公屋小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公社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半年(亲历晚稻从插秧到收割的全过程),对文革后期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情况有一些亲历的感受:

  1.按劳付酬集体组织生产的劳动积极性。对应一个自然村的生产小队是人民公社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队里劳动力按男女老幼评不同的基本工分,生产小队长每天出工前布置每个劳力的劳动任务,每天收工后集体开会讲评。队员既为集体也为自己劳动,都很认真积极,因为集体劳动创造的价值越高,年终分配的工分值也越高。根本不是像有人污蔑的那样:“吃大锅饭没有劳动积极性”;

  2.多种经营分工协作。农村除了农田耕作,猪、禽、渔、林等付业都由生产队组织专业人员集体经营管理,我们下放期间曾参加生产队组织到自己林场修枝砍柴,砍下柴火分给生产队每家每户烧火用;

  3.水库等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通常由公社统一组织各生产队劳力参加,由于水库等建设直接惠及各生产队农业生产,生产队组织劳力参加都有积极性,同样记工分,农忙少派农闲多派,我们在鼎公公社也都参加过水库建设的劳动,学校、部队也经常组织农村公社修水库的义务劳动。

  4.社办工厂推动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发展。人民公社三级集体所有制体制有条件通过社办农机厂、化肥厂等逐步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我们在鼎公时曾参加过脚踏脱谷机改造成电动脱谷机的活动;

  5.公社教育与文化。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小学、中学,公社社员都有一定文化,我所在的罗公屋小队一起劳动的青年农民至少是初中毕业生,还有好几个高中生;

  6.医疗卫生。公社有医院或卫生所,各生产队都有经过一定培训的赤脚医生,给一定经费,走街串户为农村医疗服务。生产队还给赤脚医生分配一块土地专种中草药;

  7.社队干部作风。人民公社体制是政社合一的体制。生产小队长是村长的职务,既具体组织全队生产劳动,也管理全村事务。他们基本上全天都和队员一起劳动,在劳动中组织管理。公社与大队领导干部都规定每年必需参加劳动的时间,所以也是与群众关系密切的。我们下乡期间曾多次到公社与公社党委书记等领导干部共同学习或过组织生活,感觉这些干部的作风都非常朴实。当时农村风气也很好,收工后生产工具就放在门外庭院内,真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8.自留地与农民生活问题。当时人民公社、生产队虽然集体经营农村主要土地,但每家每户仍留有一定自留地,自留地可由劳动力出工前或收工后顺手耕作,也可由家里老人、孩子附带收拾。我们下放干部有三人同住一家农户家中,交一定粮票与伙食费与他们同吃同住,每天吃当年分的新鲜大米和自留地自种的蔬菜,生活很好,关系也相处很好!

  我们科大在文革期间有数十、上百干部分期分批到不同人民公社下放劳动。接受再教育或搞社教,回来后交谈,都有相似的感受,人民公社在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得到不断巩固发展,包产到户基本上没有市场!

  后毛泽东时代,解散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与回归集体经济体制之争

  一、全国解散人民公社。包产到户与坚持集体所有制之争

  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后,党的后继领导人通过抓四人帮、批“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等活动,逐步贬低与批判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到了1981年十一大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仅彻底否定文革而且也基本否定了毛泽东时代,如决议指出:

  “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历史决议以后,国内外一些人,更掀起了一股否定、攻击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的恶浪,如“饿死三千万”、“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没有积极性”、“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等。

  在以上否定毛泽东时代的大背景下,农村少数公社办得不太好或受灾地区,否定人民公社、搞包产到户回归小农个体经济的潮流重新泛起!1978年安徽小岗村18农民签血书要求包产到户起了激发带头作用。在万里等人的推动下,安徽农村又首先推行所谓“联产责任制”。推行分田单干。这种强行推行包产到户的做法,遭到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走了二十多年的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抵制。刚开始时,几经讨论都包不下去。如北京红星人民公社,85%的农民投票要求将土地归还集体经营。但是,由于自上而下的高压,强行推广,到81年12月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时,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全国强行解散人民公社,推行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对于全国农业发展的破坏影响是极其严重与深远的;

  1.对水利建设与农业机械化的破坏。分田到户对人民公社修建的大量水库与水利建设由于无人管理而失效或荒废。大型农机具许多也成了一堆锈铁,甚至连耕牛也大量减少,87年四川泸县就出现了300多个无牛村,出现了人拉犁或收了早稻不犁田的情况。

  2.直接导致国家层面的农业减产。包产到户虽然开始时对刺激家庭农户的劳动积极性有一定作用,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小农个体经济的机械化、现代化生产能力远不如人民公社集体经营。84年底全国90%的农村刚刚完成分田单干,85年起中国的农业就走入了困境。85年粮棉大幅度减产,直至89年粮油棉都没有恢复到84年的产量。

  3,个体农民受盲目市场经济的损害。几亿个体农户直接面对市场的盲目致富效益是很差的。二十多年来,从猪、菜、禽、蛋、水产品,到烟草、茶叶、棉麻、兔毛、羊毛,价格完全放开的农副产品价格暴起暴落,谷贱伤农的事时有所闻。89年河南烟农挥舞镰刀、锄头将已经成熟或即将成熟的烟草捣碎、焚烧,共毁烟田 64450多亩,直接经济损失超过600万。北方的农民砍掉刚开始结果的苹果树当柴烧,南方的农民任满山的桔子烂在树上。实质上,这完全是一场又一场的经济危机,造成农村生产力的巨大破坏。

  4.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分田到户分散了人心,农民对农业的投入普遍减少,反而进行掠夺式的生产,造成了对生产资源的严重破坏。由于木材紧缺,价格高,乱砍滥伐屡禁不止。 83年湖南祁阳县农民哄抢国营林场,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毁林1700多亩;湖北通山县农民哄抢集体山林,毁林2000亩。85年群众性大规模哄抢国营林场和自然保护区林木的事件席卷南方9省,共毁林146万亩。

  5.农村集体合作医疗体系全部瓦解。原公社卫生院也大批关门,伴随着的则是农村人均发病率明显增高。一些被抑制了多年的地方病,如血吸虫病卷土重来。即使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省农村,仍有20%的农户看不起病。江苏省的贫困户,有叁分之一是因病致贫。

  6.贫富差别急剧扩大。包产到户以农村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农村家庭人口、劳动力差异自然会产生生产能力的差异而扩大农村农民的贫富差异。95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农村有36%的农户没有任何存款。年均收入低于平均数的农户占86%。更令人遗憾的是,在自然条件完全相同的地区,许多农民就因为劳力弱、智力低、生病而陷于贫困,无法自拔。

  7.乡政府机构急剧扩张,从原来公社时的几十人扩大到现在的几百人人。国家只能负担极小一部分钱,其余的全靠向农民摊派。随着乡镇干部的生活水准节节升高,苛捐杂税的名目越来越多,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干群关系急剧恶化,以至于逼死人命的恶性事件时有所闻。因此,河南对干群关系有民谣曰:“七十年代是鱼水关系,八十年代是油水关系,九十年代是火药关系。”

  8.土地荒芜,劳动力外流。由于种田划不来,农村中有劳动力的农民纷纷弃农到外地打工。据四川省调查,目前农村中种田的53%是妇女,老弱病残占了四分之一,文盲和半文盲则高达 31%。大批濒临破产的农民被迫涌入城市为城乡私人经济的大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而重现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幕。亿万农民工长期妻离子散的悲惨境地,至今看不到解决的希望!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强行解散人民公社推行包产到户的复辟浪潮中,全国仍有一批村队干部坚决抵制,坚持了村队一级的集体经营体制,也有一些是已经包产到户个体经营多年后,村民与村队干部感受到个体经营带来的各种严重问题与矛盾,重新组织起来走集体经营的道路。如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乡刘庄大队,北京房山县窦店村,唐山市开平区半壁店村,四川宜宾县喜捷镇下食堂村,山东黄县下丁家村,河南临颖县南街村以及江苏江阴的华西村等等。据统计,全国各地的约有7036个坚持集体经营的村或队。

  这些现代版坚持集体经营的村队,虽然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毛泽东时代人民公社的性质与规模,但大部分按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走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道路思想指导,在集体经营农业生产基础上,大兴水利、大办工厂、多种经营、政社合一…。,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各种生活设施建设、文化教育、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干群关系、社会风气,均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农民收入普遍较高,生活质量显着提高。成为在全国个体小农经济汪洋大海中闪闪发光的社会主义指路明灯!例如:就在当年毛主席视察过的七里营乡,在八十年代解散人民公社强行包产到户浪潮中,五十年代的全国劳模史来贺领导刘庄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走集体化的道路,实现了集体富裕。现在全村只有41个人务农,农业生产完全实现了机械化,达到了规模经营的先进水平。而大部分农民就地转化,成为了村办企业的工人。十余年来,全村的总产值以每年以41%的速度增长,九十年代初就达到了4500万元。现在全村住在集体出资兴建的双层小楼,享受着免费入学、免费医疗和大部分免费供应的粮油、副食品。

  遗憾的是,党的后继领导人,对这些坚持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明灯视而不见,反复到小岗村考察,而从不到南街村等看看!主流媒体也始终是宣传小岗村而不提南街村,这不能不说是建国以来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与延续。

  二、三权分置,土地经营权流转给私人经营主体还是回归集体之争

  十八大以来,对于已经推行三+多年的私有化改革路线及其产生的种种恶果,是进一步深化私有化改革还是逐步扭转私有化改革的错误方向,也一直存在尖锐复杂的斗争。

  一方面,我们看到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曾多次强调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能丢,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一次集体学习上。习近平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在十八大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在惩治官场严重贪污腐败、整顿干部工作作风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但另一方面,十八大以来仍然反复强调要继续深化改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农村改革方面,仍然反复宣传与推崇万里推行的小岗村包产到户的道路,2015年万里逝世,中央讣告仍指出:“万里同志…推广肥西县“包产到户”和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做法,….为开辟中国农村改革的新道路做出了重要贡献。万里同志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他领导的安徽农村改革,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次艰辛和成功的探索。”

  事实是,万里在全国推行小岗村包产到户的道路以来已严重影响与破坏了全国农业生产,小农个体经济与现代化社会生产矛盾日益突出,亿万农村劳动力被迫离开土地流入城市沦为被中外资产阶级残酷剥削的廉价劳动力,农村大量土地荒芜,逐步被流转给少数大户经营,大户雇佣本地或外地农民为他们打工可以经营数十、数百亩土地,形成中国特色的新地主,进而许多中外资本家看到中国农村大量荒芜土地这块肥肉,纷纷以资本下乡名义到农村抡租土地经营权,形成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农庄。这确实是农村解散人民公社、包产到户私有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不知为什么却被称颂为“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次艰辛和成功的探索”?

  不仅如此,2016年12.26,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文件指出: “改革开放之初,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设,所有权归集体,承包经营权归农户。”;“现阶段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以下简称“三权”)分置并行,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这实际上是以中央文件形式进一步肯定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私人经营主体这种深化私有化改革的合法性!虽然三权分置名义上土地所有权仍归集体(村、乡),土地承包权仍给个体农户确认,在经营者流转土地的盈利中要返回一定红利给所有者与承包者,但私人经营主体这种资本主义性质并没有改变,如同中国特色社会中私人矿山老板雇人开矿,虽然矿山是国家所有,但矿山老板私营雇工剥削的资本主义性质是同样的。在农业现代化口号的掩盖下,据说农村己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村耕地己被集中流转到少数中国特色的家庭农场、私人农庄或农业资本家手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中央媒体上报导的农村大规模现代机械化生产的画面,宣传中国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却往往忽视了经过三十多年私有化改革,己从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生产转变成私营农场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农业生产!

  在农村土地大量流转给个人经营主体迅速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同时,近年出现了一个土地经营权流转回归土地所有权的村队集体,恢复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集体生产体制的塘约道路的报导,引起全国人民包括党内一些领导干部的关注!在今年两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同志公开提出贵州塘约农村合作化道路是新时期“农业学大寨”。全国数百考察团赴贵州学习塘约道路,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称其为农村改革方向。据统计,从3月15日至4月15日,仅一个月时间就有3万人次到塘约村学习考察,这个只有3300多人的小村庄,2017年以来已接待了来自北京、辽宁、山东、山西、广东、湖北、重庆、四川等全国各地的上百个学习考察组。安徽省委组织部“致全省村党组织书记的一封信”:号召广大村党组织书记学习《塘约道路》,….

  塘约是贵州省安顺市的一个村庄,管辖十个自然村共约三千三百多人口,原来也是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在全国农村私有化改革浪潮中,被推行包产到户,三十年来小农个体经营的结果,全村大部分劳力一千多人外出打工,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生活艰辛,许多耕地荒芜。2014年,一场大水自然灾害更使塘约村的民众几乎限入绝境!在此情况下,村支书左文学与村民反复商讨经村民代表一致同意把原生产队承包给各户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回归给村重新成立合作社,依靠集体生产自救,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完全改变了塘约村的面貌,表现在:

  1.全村各农户承包的土地在重新丈量确权基础上,打破各户间地界合成大片由村合作社统一组织劳力规划耕种,不但所有荒芜的土地全部种上农作物,而且合理安排粮食、豆类、蔬菜、瓜果、棉花等不同农作物比例。当年农业产量就有极大提高!合并后可耕地总面积比分散各户土地总和大很多。

  2.合作社把全村土地集中后还可对劳力统一安排,除农业生产以外、还组建养殖、建筑、运输、加工等专业队,农业与工业结合,推动农业现代化、机械化。也推动农村城镇工业化。

  3.塘约村组成合作社后很快吸引原外出打工的绝大多数劳动力返村参加合作社的各种专业队,既解决了合作社发展所需的劳动力,又解决了农民工在外打工长期妻离子散的困境。农民的地位也从被剥削的廉价劳动力回归到自己合作社的主人。

  4.塘约村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还进一步疏通塘耀河道,也修筑了两岸的防洪堤坝。如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塘耀河,已是一条河面达三十五米宽的家乡河。极大提高了塘约村的灌溉防洪能力。最近还组织修建了环村公路进一步方便了村民生产与生活。

  5.塘约村合作社集体经营采用按劳分配的原则,每个劳动力根据劳力大小与劳动表现评定月薪按月付薪,年终全社分红,百分之四十给农户,百分之三十归合作社,百分之二十提留公积金,百分之十提留村委会用于办公。全村村民不仅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原来的贫困户都己脱贫,整体上有了明显提高,许多村民盖了新房,全村面貌焕然一新。

  6.塘约村合作社采用以党支部为领导核心、村社合一的村委会领导机构,并且采用村民代表大会民主监督管理机制,保证集体经济体制的健康运行。村社领导干部也都规定了参加生产劳动的任务与时间以密切干群关系。

  根据以上所述,塘约村在私有化改革三十多年以后从包产到户小农个体经营体制重新回归到合作社的集体经营体制,基本上是回归到毛泽东时代开创的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道路土来,所以被称为塘约道路,它寄寓了全国人民扭转私有化改革方向,回归到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上来的期望!

  但是,塘约道路能否真正成为我国我党扭转私有化改革方向的契机,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观察与分析:

  1.塘约村回归集体经营的合作社道路是在塘约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特殊情况逼出来的,对于一般未受灾农村有多大带动作用,仍需观察。

  2.塘约村有个好的村支书左文学对于推动塘约村回归集体经营起了重要作用!现在许多农村村官,在全国官场严重腐败大环境下,真正像左文字这样能全心为百姓,顶住压力回归集体的可能不多。

  3.塘约村把承包土地经营权回归村集体仍然是在中央三权分置,土地流转文件的大框架下进行的,并没有否定经营权流转给其他个体经营主体,而且重新确权的农户土地承包权可以在合作社经营中作为股份分红,也是对包产到户政策的承认与延续。可能的合作社加公司的组织形式,也使塘约道路的走向存在变数!

  4.虽然俞正声及不少有关干部表态支持塘约回归集体经营的道路,全国也确实有不少单位组织去参观访问,但党中央与国务院至今没有明确表态,主流媒体也很少报导!

  从建国以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看,塘约道路能否成为扭转私有化改革方向的契机?似有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必需明确:

  笫一、毛泽东时代把土改后分得土地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人民公社道路,与后毛泽东时代解散人民公社、包产到户重新回归个体小农经济,那一条是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那一条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错误道路?这涉及对1981年历史决议的重新评价。

  第二、在全国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与现代化农业社会生产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是把土地经营权流转给私人经营主体走资本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还是流转回归村乡集体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这涉及对包产到户与三权分置政策的重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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