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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青山: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方针

2018-02-06 13:48:02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岳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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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站在新的历史时空上,提出要“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是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提出的经济改革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继续和发展。习近平的国企理论是他的经济思想的核心理论,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全党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

  (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我国改革的实际出发,旗帜鲜明地反对“私有化逆流”,振聋发聩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一定要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早在2013年11月,习近平在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主导作用,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2014年10月24日,习近平批准国企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之时,就曾明确指示马凯、王勇任等负责人要“挡住私有化逆流”。他说:“领导班子要把国企做强做大,挡住私有化逆流,请不要辜负人民的殷切期望!”

  2015年6月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要“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他还在一次批示中用命门一词来比喻国有企业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极端重要性。所谓“命门”,就是“命根”,生命之根本。国企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命根,是社会主义政权的命根,是执政的共产党的命根。

  同年7月17日,习近平在吉林省长春市考察调研时,又反复指明要坚持“两个不动摇”。他说: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他说:“搞好国有企业,不仅要做大做强,更要做优。”

  2016年7月 4日,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直到2016年10月10日,习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关系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巩固,关系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党的19大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深化国企改革的方针,为新时期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这同18大以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系列方针,既是一脉相承,又赋以新意。

  其一是,明确地提出我国的经济改革,不仅要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而且要将“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就既规定了“国企混改”战略目标,又有利于回复和增强公有制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

  其二是,“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和“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结。“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是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基础,而“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则是这一基础在宏观层面的体现。 没有企业的“做强做优做大”,就不可能有国有资本的“做强做优做大”;反之亦然。

  其三是、坚持两个“做优做强做大”的统一,须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这是宏观战略的视野上我国面临严重的竞争而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

  可见,习总书记立足于新时代经济与政治高度统一的战略高度,旗帜鲜明地提出并坚持要“理直气壮”、“坚定不移”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这是国企改革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针 。

  (二)

  习总书记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方针,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感。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私有化逆流”甚嚣尘上,危及到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执政地位。

  2013年,我国改革开放中名躁一时的吴敬琏,在接受凤凰网记者采访时公然宣称:“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不国有没什么关系。为此我去查过《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文选》里就没有这个国有这个词。” 要彻底地改,必须取消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国有经济(吴敬琏在2013年10月16日接受凤凰网记者采访的纪录)

  我们要深刻领会,为什么习总书记坚定不移地把国有企业“定位”为两个“基础”,不仅是党执政的“经济基础”,而且是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为什么我国的经济改革一定要理直气壮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

  第一、公有制国有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

  唯物史观的发现,第一次科学地揭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的现实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适应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以此观察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才深刻地揭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马恩格选集》第3卷,第429页)。所以,“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马恩选集》第3卷,第438页)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可见,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之后,以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建立和发展国有企业,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奉信新自由主义的人极力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显然是逆历史潮流之反动。

  第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表现,和确保社会主义性质不变色的根本保证。

  哲学常识告诉我们,质是任何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世上各个事物之所以不同,归根到底,是各自内在的质的规定性的不同。质与事物是直接同一的。质在,事物就在;质变,事物就变。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同样也只是各自内在的质的规定性不同。

  那么,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究竟是什么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归根到底,是经济基础的公有制。这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昭告世界的: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恩选集》第3卷 ,第265页)

  我国宪法是根本大法。其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

  如果世界上一切事物,质与事物都是直接同一的一样,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有经济,同社会主义制度也是直接同一的,没有公有制,没有国有企业,就没有社会主义;消灭公有制,消灭国有经济,就是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吴敬琏怎能胡诌“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不国有没什么关系”?至于他说什么,“为此我去查过为《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文选》里就没有这个国有这个词”,则更是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撒谎、造谣,连脸都不红一下,实在令人惊讶!

  事实如铁,任何人只要翻一下《邓小平文选》就可以看到,1985年8月,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这里他虽然没有直接讲国有经济,但全民所有制经济就是国有经济,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另外,《邓小平年谱》也记载,1992年7月23、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有国有企业那样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9页。)

  吴敬琏居然将《邓选》的白纸黑字置于不顾,造谣“没有国有”二字,真是用心良苦,无所不作其极!

  不仅如此,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还是保持社会主义制度性质永不变色的根本保证。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但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情况下,怎么保持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变颜色呢?这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

  毛泽东在《矛盾论》里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如果存在着多种矛盾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起着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 ,“ 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页) 所以,我国社会究竟哪种所有制经济占居主体地位,便决定着社会制度的性质。我国宪法规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确保我国社会主义性质不变的根本保证。

  这就是习近平说的: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关系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巩固,关系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对此,连国外的有识之士都看得清清楚楚。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接受中国学者的专访时就特别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人民的命根子,应否决私有化。”

  然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私有化”的严重冲击,国有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所占的份额急剧下降,主体地位遭到了严重削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习近平18 大以来,正是针对这一残酷现实出发,尖锐地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就是要坚决“挡住私有化逆流”,振兴壮大发展国有经济,逐步恢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保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是国之大幸,民之大福!

  第三、做优做强做大国有经济是党执政的重要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政党、国家都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每一个政党、每一个阶级执政必须有自己的经济基础,靠自己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政权还能牢固?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不忘初心,就要把代表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公有制作为自己执政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这是因为:只有公有制国有经济才能实现工人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摆脱阶级压迫和剥削,此其一。其二,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是广大工农劳苦大众,只有依靠公有制国有经济,才能不断地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给他们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从而获得到他们真心实意的拥护;其三,国家要完成现代化建设 ,国防建设要立于不败之地,科学发展要跻身世界前沿,靠什么呢?主要还得靠国有企业。

  所以,习近平19大后第1次出京视察徐工集团时,就再次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要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使国有企业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骨干力量,成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事实就是这样。 我国的国有企业确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2002—2015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从18.02万亿增长到119.20万亿元。从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对国家财政所作的贡献来看:2011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的主营税金及附加和增值税,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为8元,私营企业为3.2元,外资企业为2.3元。这种“8比3﹒2比2﹒3”,一目了然,难道不是表明,“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不难设想,我国如果没有了公有制国有经济,我们的政权又怎么维持和运转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真的消灭了国有经济,“ 以民营经济为基础”,执政的共产党难道不迟早会被资产阶级赶下台,或者被逼得“改名换姓”蜕成为资产阶级政党?

  第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共产党的崇高理想信念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要求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而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舍此没有他途。

  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生产方式的基础,直接决定着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着生产品的分配方式和分配多寡。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着无产阶级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决定着产品的“按资分配”,资产阶级无偿占有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由此导致一方面少数资产阶级越来越富裕,一方面广大无产阶级相对地贫困。社会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就成了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300多年的历史就是铁证!

  反之,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有经济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人们在生产中平等地位,决定了产品分配方式的按劳分配,不允许任何人占有别人的劳动。从2002——2015年全国国有资产总额从18.02万亿增长到119.20万亿元,这是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是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

  只有坚定不移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才能根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绝对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对于促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是无庸置疑的。但与此相联的,我国全社会收入分配关系则呈现严峻态势,两极分化相当严重。从国际公认的用以描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以0为绝对平均,1为绝对不平均,一般以0.4为安全警戒线)来看,据国家统计局披露,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1985年为0.24,1995年上升为0.434,超过了安全警戒线。2000年再升高为0.458,2008年更高攀至0.491。然后逐步回落,至2015年为0﹒462,比美、英等发达国家还高。拿2015年来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2,同期美国为0﹒45,英国3﹒4,法国3﹒2,日本3﹒7,印度3﹒6 。这显然是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同共同富裕是南辕北辙。

  所以,党的19大尖锐提出:“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这样,“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第五、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是我国屹立于世界的经济支撑

  党的19大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高屋建瓴,指明从二0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强国”。我国必须“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中国是世界工业化中的后来者。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在国际残酷竞争中,面对的是实力雄厚、规模庞大、经验丰富的西方大型跨国公司。它们以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掌控着全球经济,站在产业链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和高附加值环节的战略制高点,极力阻碍和遏制中国的发展。特朗普新近批发的《美国安全报告》,居然说什么美国的国家安全,现在面临着中、俄、朝、依(朗)和“伊斯兰国”威胁,竟然把中国列为“五大威胁”之首。

  当今中国,能与西方大型跨国公司抗衡的,除了少数民营企业,主要还是国有企业。

  国企强,则国强。2017年世界500 强中,中国占到了115家,绝大多数是国企,达85%以上。位居全球之二,居一的美国为132家,居三的日本只51家。 目前央企境外资产规模超过6万亿元,分布在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业务由工程承包,能源资源开发,拓展到高铁、核电、电信、电网建设运营等领域,有力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一带一路”也加快推进,国企是先锋队、主力军。已有47家央企与沿线国家合作共建了1676个项目, 有力地提高了国家间互联互通水平。中国国有企业经过改革历练,许多企业在某些方面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有的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具备了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基础和条件。我国的高速铁路、特高压、核电、智能电网已经成为国家的“名片”,成为我国领先全球的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行业。

  毛泽东早就指明,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能力。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集中力量,集中资源,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培育一批领军全球技术发展 、成为国际知名的高端品牌、在与国际垮国公司竞争中占居有利地位的大企业大集团,有利于较快地提升和增强我国综合实力和在世界的话语权。

  总上可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既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表现和党执政的重要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只有坚定不移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才能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强国”,这是历史和现实反复证实了的客观真理 !

  (三)

  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共产党的崇高理想信念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不忘初心,就要坚定不移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为什么“私有化逆流”甚嚣尘上,连绵不断呢?为什么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是那么热衷于诋毁和攻击国有经济呢?

  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人很清楚国有企业对我们党执政、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乱人心、釜底抽薪。

  列宁曾经指出: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原来,公有制国有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从根本上触犯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利益,触犯了资产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诋毁和攻击,这就是自然之理了。

  (2017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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