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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长城内外:要牢记皖南事变的历史教训

2018-01-02 09:33:52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望长城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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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牢记皖南事变的历史教训

——皖南事变77周年祭

  今年1月是皖南事变发生77周年。1941年1月6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所部9千余人,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除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当时身在重庆的周恩来为此悲愤难当,奋笔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诗句。

  一、皖南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却千方百计地限制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并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亲日派和英美派发生分裂,汪精卫亲日集团公开投敌,亲英美的蒋介石集团则继续留在抗战阵营中,但是,他们也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并设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的政策重点由对外抗日转移到对内反共,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之后,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12月,国民党胡宗南部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正宁、宁县等五个县城和边境的十六个区。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一再忍让,在对其谈判未果后,被迫自卫反击,坚决打退了来犯之敌,恢复了陇东大部地区。在山西,阎锡山则发动了十二月事变,进攻抗日决死队(新军),新军和八路军协同作战,击退了来犯之敌,并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停止摩擦,后双方达成了停止武装冲突、划区抗战的协议。1940年2月至3月间,国民党石友三、朱怀冰等部配合日伪进攻晋东南太行区的八路军总部,八路军一二九师与晋察冀南下部队相配合,歼灭朱怀冰部主力两个师的大部及反共游杂武装万余人。之后,八路军主动提出休战,双方议定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界,该线以北为八路军防区,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防区。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第一次反共高潮失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反共亡共之心不死,于1940年冬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二、皖南事变的基本经过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项英,强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据理驳斥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而蒋介石对此不予理睬,仍按原定计划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将江南新四军立即“解决”。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 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于1月17日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进攻江北新四军,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并声称要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至此,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中国共产党被迫奋起还击。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重整并扩大新四军。1月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驳斥对新四军的诬蔑,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要求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也在重庆展开各种抗议活动,揭发和抨击国民党的暴行。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了广大人民和海内外舆论的同情与支持,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陷入孤立。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不得不表示,以后不再进行剿共。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便告结束。

  三、皖南事变的主要教训

  皖南事变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出于“防共、限共、溶共、反共”需要而犯下的破坏抗战大局的严重罪行,责任完全在国民党。但是,从中共内部来说,也有值得总结汲取的经验教训。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集体撰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出版)指出:“新四军皖南部队的严重损失,主要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造成的。从共产党内来说,则与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的错误有关。……他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在敌占区未能放手发动群众,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正确方针理解不够,贯彻措施不力。他存在着以皖南为中心,待日军向浙赣路进攻时向南发展,恢复原南方根据地的不切实际的思想。1940年10月以后,当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新四军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的时候,项英对皖南部队的北移,迟疑犹豫,结果丧失迅速东进或北移的有利时机。在部队北移受阻后,又指挥失当,因而未能粉碎国民党的围歼,致使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

  项英为什么对中共中央的方针“理解不够,贯彻措施不力”?中共中央1941年1月15日发出的由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说明了其中的原因。

  《决定》指出:“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他对统一战线的了解都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他不认识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独立性斗争性,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

  《决定》还指出:“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刚刚开动走三十里,又停下来,在泾县以南之茂林村地方,徘徊不进,让反共军逐渐合围,最后,除傅秋涛同志率领一部突出外(但至今尚未脱离大包围),主力约七千人全部覆灭。”皖南新四军北移部队“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时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

  从《决定》可以看出,项英的错误有三个:一是没有认识到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斗争性,对于国民党存在着幻想,不仅自己不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进行斗争,而且还使部队丧失了警惕,犯了右倾的错误。二是为了迁就国民党,拒不执行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扩大新四军,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三是在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面前,犹豫动摇,指挥失当,致使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在这三个错误中,第一个错误即右倾错误是主要的,后两个错误都是从第一个错误而来的。

  在合作的时候不敢斗争,早在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就犯过这样的右倾错误,从而使我党在国民党反动派于1927年发动反革命政变时遭受重大的损失。这一次,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项英又犯了这样的的错误,结果使我党领导的新四军又一次遭受严重损失。这是血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永远牢记。

  四、在合作的时候要不忘斗争,要敢于斗争

  我们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共产党在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时候容易犯右的错误,在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时候又容易犯“左”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出现的三次影响较大的右倾错误,即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以及项英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右倾错误,都是在与国民党合作时出现的。

  历史的经验告诫我们,共产党在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时候一定要不忘斗争,要敢于斗争。

  这是因为,在一定的时期和阶段,资产阶级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是共产党团结的对象。但是,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真正的共产党早晚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而资产阶级是绝不会允许共产党消灭自己的,必然会千方百计地先消灭共产党。可是,共产党内的一些人却看不到这一点。

  在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等人认为,大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应由国民党来领导,共产党应服从国民党的领导,绝不能搞“过火”的行动,否则就会破坏国共合作。而对于国民党可能与共产党决裂和向共产党进攻的问题,陈独秀等人则认为,现在国民党进行资产阶级革命需要共产党的合作,是不会向共产党进攻的,因而对国民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不仅自己不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且还使党内许多人丧失了警惕,结果使我党在国民党反动派于1927年发动反革命政变时遭受重大的损失。

  在抗战时期第二次国共合作时,王明和项英等人认为,国民党掌握着全国的政权,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应由国民党来领导,共产党应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否则就会破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而对于国民党可能与共产党决裂和向共产党进攻的问题,王明和项英等人则认为,现在国民党实行全国抗战需要共产党的合作,是不会向共产党进攻的,因而对国民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不仅自己不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且还使部分党员和干部丧失了警惕,结果使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

  今天,中国国内和党内也有一些人,正在犯着与当年陈独秀、王明和项英等人同样的错误。他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认为,现在美国是世界上的老大,主导着国际秩序,搞好与美国的关系就是搞好与世界的关系,就是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而对于美国与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中国的崛起必然与美国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战略图谋发生矛盾和冲突这一点,他们则认识不足,反而认为,美国现在处理国际问题离不开中国的合作,只要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保持克制与忍让,美国是不会与中国撕破脸的,因而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敢与美国的反华遏华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然而,美国的种种行为却说明这些人的想法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2017年11月,特朗普访华时说了不少“发展中美关系”的好听的话,可他带着两千亿美元的大礼单回国后没多久,马上就翻了脸,12月18日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还一再扬言要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这些情况充分说明,美国决不会因为在处理国际问题时需要中国的合作,就会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向中国让步,更不会因为中国的克制与忍让就放弃它遏制中国崛起的方略。

  因此,我们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一定要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要看到战略竞争对手是中美关系最基本的性质,在“中国梦”与“美国梦”的竞争中绝不会有“共赢”的结果,不是美国永当世界霸主的“梦”碎,就是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梦”碎。所以,尽管中国不应一概排除与美国的合作,但是在合作的时候一定要不忘斗争,要敢于斗争,敢于与美国的反华遏华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否则,中国就会遭到比起当年皖南事变要大千百倍的巨大损失。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丧失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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