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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晋中:汉奸与情感汉奸

2018-11-13 09:22:23  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张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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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前,我有幸收藏了一小批1936年上海发行的报纸,近日拿出来有侧重地浏览了一遍,顿觉收获很大,感受良多,使自己对当年的抗日形势及社会百态、汉奸嘴脸,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和真实的了解。

  尤显珍贵的是,上世纪初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倡导者、实践者之一的鲁迅与胡适这两位文化界大师,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是抗战还是投降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的不同言论、不同立场及国民的不同评价,这些报纸都有很具体的描述和评论。

  但我认为,这批报纸最大的价值,是对当今社会上很多严重违背历史真相的错误言论,提供了最有力的驳斥,它使今人能明白抗战史上的是与非,明白是谁在为国抗日而谁在卖国。

  我所收藏的,多是由宋庆龄、何香凝、马相国领导的“全国救国联合会”主办、由上海文化界、妇女界、职业界、大学教授四界“救国会”与“上海国难教育社”联合编辑出版的《救亡情报》,还有由“中国学生救国会”主办出版的《学生报导》及《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等报纸。

  它们是中国抗战时期最基层、最原始、最真实、最有价值、最代表民众心声、最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对今人而言,它更是很难得的宝贵史料。

  1936年的中国,四万万同胞面临着是武装抵抗日本侵略者,还是投降做亡国奴的重大选择。从这些报刊可以清楚的看到:“抗战是唯一的出路”!“严惩汉奸卖国贼”!就是当年最广大民众为挽救中华民族而发出的共同呼声。

  在当时中国的文化界,有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坚决主张、支持对日武装抵抗的爱国文人;也有以胡适、周作人等为代表主张放弃抵抗、投降日寇的一批汉奸文人。

  如民国二十五年七月五日《救亡情报》在“揭破形形色色的汉奸舆论”评论中写道:

  “……吾国一班士大夫只知一味反对战争,所以他们外交上就主张妥协,主张投降退让,而美其名日“国际和平”,胡适的言论可以充分地代表。

  胡适自身就是一个顶刮刮的秦桧的尾巴!他在两年以前就用‘自动地解除东三省的武装’,把东三省割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后来又大吹大擂地主张把北平改为文化城,预备在文化的美名下把北平让给日本帝国主义者。这样地破裂国家,虽食其肉寝其皮,亦不足以蔽其辜”!

 

  文章最后写道:

  “只有坚决地、无情地对付一切变相投降如胡适之辈的言论,才能一新全国民众对日作战的耳目”。

  这篇评论,用大量的事实说明:胡适是中国汉奸文人的代表,是日本侵略者“以华制华”的代言人和走狗!

  民国二十五年五月卅日的《救亡情报》,则刊载了该报记者采访抗日先锋鲁迅先生的文章,标题是“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记者以满怀敬慕的心情,报导了鲁迅先生对全国学生救亡运动的感想和对抗日斗争文学取得的成绩及存在问题的看法。

  同年,鲁迅先生不幸逝世了。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一日的《救亡情报》第一版,是“鲁迅先生逝世特辑”,章乃器在“我们该怎样纪念鲁迅先生”文中写道:

  “鲁迅先生死了,一万余的群众,瞻仰他的遗体,六七千的群众,送他的葬。‘民众葬’的形式,在中国可说是破天荒,这也只有我们的鲁迅先生,当之无愧”。

  章乃器送给鲁迅先生的挽联是:“一生不曾屈服,临死还要斗争”。由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撰写的 “鲁迅先生生前救亡主张”写道:

  “我们伟大的文豪、中国新文化运动伟大的导师鲁迅先生逝世了……,在这民族危机已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先生逝世,使我们救亡文化运动失掉了伟大导师和一个坚强战斗员……”,

  宋庆龄、蔡元培、沈均儒、章乃器等众多名人出席鲁迅的安葬仪式并作了演讲。这些对鲁迅先生极高的评价和荣誉,表明了鲁迅在抗战军民心中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力。

  可是,六十年之后的当今社会,一些“文化精英”及网络上的愤青们,对鲁迅与胡适的评价,却发生了黒白颠倒的巨大变化:当年的大汉奸胡适,被他们吹捧上了天,被奉作国宝;但抗日的先锋及旗手鲁迅先生,却被他们尽情地污蔑、抹黑和攻击,被不少别有用心之人唱衰、搞臭,甚至鲁迅先生在大中学课本中的文章,也不断被删出教材!

  那么,当今的某些文人为什么要大吹大捧胡适而不择手段地贬低鲁迅呢?“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们之所以要抹黑、唱衰抗日的旗手鲁迅,是因为毛主席高度评价了鲁迅,是因为共产党把鲁迅看作是民族的脊梁和榜样。某些文人的是非标准是:凡是共产党树立的英雄和榜样,就要唱衰、污蔑、搞臭。但他们之所以要吹捧赞美胡适,是因为胡适是上世纪在中国推行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思想观念的先驱和祖师爷。

 

  据“百度网”介绍:

  胡适在政治思想观念和实践上,他一贯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倡导改良;他一生追求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追求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争取有批评执政党及政府的权力;他反对暴力革命,认为社会上应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可以让不同党派的人担任重要职务……。

  国内那些希望中国全盘西化的“文化精英”及民运人士,为了全面宣扬西方价值、西方观念,他们急需借助胡适的名声;急需擦亮胡适的形象;急需给胡适戴上“国宝”的桂冠,以增强胡适的地位,为胡适翻案,增加其影响力和蒙骗性……。

  当今的某些“文化精英”,已自觉地把胡适作为在中国实现西化梦想的导师和楷模,这就是他们大吹大捧汉奸胡适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特别注重忠君爱国思想观念的教育,强调“天下之本在于国”,“天大地大,国家最大”;强调“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强调“御外敌,除内奸,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怀。“严惩汉奸”!是历朝历代中国人基于忠义爱国思想而发自内心的正义之声、民族之声;“不做狗汉奸”!“不给祖宗丢脸”!是华夏子孙做人的底线。

  自古以来,国人痛恨的汉奸有两类:一是指投靠外国侵略者并充当其走狗,卖国求荣,危害国人,已触犯了法律底线的汉奸;二是指情感汉奸。所谓情感,是指对人或事情,持喜欢、肯定或厌恶、否定的心理情绪。人们常说“思想指导言行”,当你喜欢或钦佩一个人或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时候,你会赞美他、包容他,会给他很高的评价;相反,当你厌恶或否定一个人或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时候,你会对他百看不顺,甚至专门抹黑他、诽谤他、中伤他。

  就当今社会而言,那些别有用心地抹去或避而不谈胡适的汉奸罪行,却专门给他大唱赞歌,为其脸上贴金的文化人,当然是属于认同汉奸、支持汉奸的情感汉奸了。

  又如,当今社会上热播的众多抗日电视剧,都普遍存在着违背历史真实,有意赞美汉奸是“曲线救国”是“抗日英雄”的不正常现象,这些导演的情感,也是很令人怀疑的。当今电视剧中的汉奸,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死心塌地帮日本人做坏事的;而另一类的汉奸“二鬼子”伪军,却多是“白皮红心”、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是暗中帮助消灭日本人的抗日英雄,完全是正面人物的艺术形象。

  那么,在抗战时期的汉奸果真是为国抗战的英雄吗?民国二十五年七月二十日的《救亡情报》第一版刊登了《救亡口号三歌》,其第一首是“打倒汉奸歌”,歌词写道:“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是屠杀民众的刽子手……;第二首是“打倒卖国贼歌”;第三首是“打倒帝国主义歌”。抗战时期的儿歌也是这样唱:“一枪打汉奸,一枪打东洋……”。

  从这些抗战时的报刊内容来看,国人对汉奸的憎恨,是超过日本侵略者的,是国人要严惩、消灭的首敌。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汉奸了解社会及民众内部的情况,熟悉当地环境,他们可以带领日军快速、准确地袭击目的地,给我抗日军民造成最大的损害。

  据史料记载:汪精卫伪政权共有220多万伪军,其中有120多万是原国民党军队跟随180多位国民党将军投降日军的,他们协助日军侵占我国土,杀害我同胞。所以抗战时期对汉奸是人人痛恨之,人人皆杀之!

  我们虽然不否定有极少数的汉奸可能干了点好事,但也决不能给坏事做绝的汉奸群体冠以“白皮红心”的正面形象。电影艺术是现实生活的概括与提炼,必须反映历史的真实,这种以个别、极少数汉奸做了点好事,就以点代面,以部分代表整体,就把汉奸作为抗日英雄来赞扬,使之误导群众,使观众产生错误的历史认识,这样的艺术表现形式,是对历史事实的不负责任,是对电视的教育功能不负责任。所以,这类抗日电视剧的导演们,是必须认真了解抗战历史的真实及爱国观念上的大是大非了。

  再如,近十年来随着反映国民党抗击日军电视剧的热播,社会上又广泛流传着严重违背抗战史实的说法,如 “国民党才是积极、主动抗日的,抗战胜利是国民党取得的……”,甚至肆意歪曲、贬损共产党的抗战形象和功绩。历史真是这样的吗?还是让我们看看当年的报纸是如何评述的吧。

  民国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的《救亡情报》第一版刊载了题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晋京请愿团口号”:

  1、请政府立即对日宣战;2、请政府接受西南抗日主张;3、停止内战,一致对外;4、拥护一切抗日军队;5、驱逐华北日军出境;6、收复东北失地;7、武装制止走私;8、争取救国自由、拥护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9、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0、打倒汉奸;11、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民国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第二版刊载的“救国刊物被禁感言”写道:

  “中国的存亡到了最紧急的关头……,可是在当局‘中日亲善’的国策下,继之以逮捕大批学生,压迫救国言论,扣留邮寄刊物,一纸禁令查禁了二十四种抗日刊物”。

  民国二十五年五月六日《救亡情报》第二版刊载了题为“断送华北的防共协定”,全文报导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关东军签定防共协定”的内容;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日八日的《救亡情报》,刊载了由宋庆龄、何香凝、马相国签名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七领袖被捕事件宣言》,宣言中的七领袖,乃是指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鄒韬奋“爱国七君子”。

  在日寇大举侵略我国、大肆残杀中国人民的时候,蒋介石政权不是顺应民意、接纳全国人民的抗战要求,而是逮捕文化界的抗日领袖;逮捕抗日学生;禁止救国言论和刊物;与日本侵略军签订“防共协定”;与日本侵略者实行“中日亲善”的国策……;这一切令全国人民深感愤怒的媚日、惧日,暗中降日的行为与国策,能说国民党才是积极主动抗日吗?能说抗战胜利是国民党取得的吗?

  这些抗日时期报纸的内容,给了当今歪曲历史的谣言制造者及汉奸文人一记有力的耳光!也给了当今不懂历史的国人一个历史的真相。

  那么,当今社会为什么会有如此多严重违背历史事实,黑白颠倒的谬论呢?

  首先,是因为很多群众根本不关心历史,不了解真实的历史,也无兴趣去学习、了解历史,大多数人都是以“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听”,“我认为谁说得有道理,他就是对的”。而这个“道理”,却完全是以个人的情感,而不是以历史的真相为判断依据的。而且很多群众又很喜欢听先入为主的、标签式的、非黑即白的各种小道传闻,尤其是对那些抹黑、唱衰共产党的各种谣言与诽谤,更是深信不疑,广为传播。

  当今那些别有用心的“文化精英”、反政府人士及网络愤青们,正是利用群众中普遍存在的偏激、不理性、不成熟及情绪化的心态,毫无顾忌地大肆编造谣言,群众亦都全部照收、照传、照样深信,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谣言满天飞的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而那些恶意制造谣言以欺骗群众、误导群众、煽动群众反党反政府的人,当然就是典型的情感汉奸了!

  以事实说话,还历史真相,使今人明晰。本人不惜以大篇幅摘录抗战时期的报刊内容,是为了让读者能了解抗日时期的历史事实,使观众知道是哪些人在歪曲历史、造谣生事,以提高分析、辨别能力。

  在当今社会,有些人或是专门吹捧国民党,贬损共产党;或是抹黑、否定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光荣历史;或是质疑、否定党在建设时期的成就和进步;或是任意污蔑、抹黑、妖魔化党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或是造谣、污蔑、否定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江姐、杨子荣等革命英雄人物……。

  这些造谣者的目的,就是企图通过妖魔化党和军队的创始人、党的核心、党的灵魂人物毛泽东主席;通过污蔑和否定革命英难主义的代表人物;通过污蔑和否定高尚民族精神的榜样人物革命烈士;通过抹杀和否定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贡献;通过歪曲、否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唱衰、抹黑党的所有干部和政府形象……,他们就是企图从点到面、从核心到整体,从过去到现在,从现象到本质,全面地、系统地歪曲、否定党的光荣、正确与伟大;就是企图误导群众、煽动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与对抗,进而否定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理性、合法性,最终达到推翻共产党政权的阴毒目的。

  他们故意污蔑抹黑、造谣生事的意图,首先就是为了满足他们情感上仇视共产党、否定共产党、抹黑共产党的心理需求;二是企图煽动群众反党反政府。这些卑鄙之人、忘恩负义之人,就是典型的情感汉奸!

  当今社会,有一批象香港民主党一样仇视共产党,主动投靠西方反华势力的亲西方士和民运人士。他们情感 上非常喜欢西方、向往西方,他们主动地、积极地、不要任何报酬地宣扬西方模式的、西方标准的自由、民主、人权,他们把西方的思想道德文化,奉为“人类的普世价值”,希望中国全盘接受、照此奉行。但他们却根本不懂得:东西方文化的渊源不同,各国的历史过程不同,各国社会发展的程度不同,各国的国情民情都不相同。所以各国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认识、理解、需求和规范等,必然有所不同。因而根本就不可能有全世界同一标准的“普世价值”,也不可能全盘照搬西方的标准与模式来治理所有的国家。

  但这些“文化精英”们偏偏就是要大造舆论,要诱导、鼓吹实行西方多党竞选、三权分立、军队中立的西方政治体制。他们别有用心地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公有制的优越性,否定党的领导;主张绝对自由化、绝对私有化和绝对市场化;宣扬市场万能,反对政府的管理和干预……。他们无视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快速经济增长、快速繁荣昌盛和快速国强民富的伟大成就和巨大进步,却专门盯住政府的缺点或失误无限放大,肆意抹黑、恶意丑化政府形象。这些亲西方的“文化精英”又积极宣扬西方“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误导群众“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别有用心地把国家、政府、集体的合法利益标签化为“与民争利”,煽动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的对立,煽动群众与国家、政府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抓住社会事件大做文章,煽动群众与政府离心离德。

  还有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界的某些专家、学者、教授及某些作家、编辑、媒体人等,他们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哲学,来否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哲学;以西方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来否定我国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与道德观;以西方“个人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来否定我们传统的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以西方奢侈享乐的生活作风,来侵蚀、冲击我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以西方的道德文化,来取代我们优秀的道德文化……。这些“文化精英”在思想道德文化方面掀起了一股“反传统”的浪潮,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误导人们接受西方的价值标准,反过来又以西方的价值标准,进一步催化我国全方位的、系统的、方向性的全盘西化,最终达到瓦解与分化共产党政权的政治目的。可以说,这些人就是亲西方的情感汉奸!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成功地利用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及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瓦解、分裂了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后,下一个要分化瓦解的重点目标就是中国了。西方反华势力急需国内有一批他们的追随者、宣传者和代言人;而国内的情感汉奸们,也急需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和帮助,国内外的反华势力为了推翻共产党政权这一共同目标而内外勾结,相互利用,企图以“外遏内乱”、“和平演变”的战略来灭我中华。

  可以推断:万一国家面临灾难或战争的时候,这些情感汉奸必然很容易就变为出卖祖国、助纣为虐的狗汉奸!那些看到社会群体事件就瞎起哄、乱喝彩、就火上加油的“愤青们”,那些“因小隙而忘大恩”,那些只会记仇而不懂感恩的某些百姓,请你们不要再乐意糊里糊涂地被人利用,要珍惜当今安乐的生活了;万一国家动乱了,我们现在安定的生活也必然随之而失去;万一国家因动乱而分裂了、灭亡了,那么,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只能是东洋人、西洋人、甚至印度人面前的一条狗!这是已经被中国的亡国经历所证明的铁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祖国,硬件建设确实已领先全球,但精神道德方面,却不知如何来表达,还是听听某些外国人的评价吧:“当今的中国,是一流经济,二流军事,加上三四五流素质国民的结合体”。这样的评价,对你有触动吗?

  “治乱需用重典”,在这正能量不足、正面教育不力,忠义与诚信缺失、负面思想道德泛滥、谣言满天飞的年代,政府是该拨乱反正,加强正能量教育,让人们的思想观念正本清源、回归理性了,要让群众明白:民主不等于胡来;自由不等于恣意妄为;人权不等于只索取个人的权利而不尽义务;平等的本质,也只是指每个公民在政治地位、法律地位,在选拔、录取条件上的平等,而不是抛开能力大小、贡献多少等客观条件,而只要求收入上、利益上的平等,那是叫平均主义、是不劳而获、是伸手要钱的懒汉。

  政府应当引导、教育群众:世界上不存在、也不允许存在绝对的、不受约束规范的自由、民主、人权与平等。“我想怎样就怎样”的思维观,那叫无政府主义,它对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追求,都必须把握好“适度”这个最关键的原则,任何事物如果过度了、过分了,就必然走上反面,必然会好事变坏事,正如古人所说“福兮祸所倚”。当今的人们,是该认真反思自己、约束自己不知足、不知福、“想了皇帝想神仙”的巨大贪欲了。

  我们常说“要热爱祖国”, 但“爱祖国”不是一句空话,爱什么?如何爱?它是有具体的内涵和明确要求的,那就是:爱祖国就必须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就必须拥护国家的政治体制;就必须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国土方面的安全;就必须与党和国家同心同德,为祖国的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就必须不背叛祖国、不危害国家、不做狗汉奸!

  我们也常说“要有感恩之心”,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教育我们:人必须要知恩、感恩、报恩,要想一想你现在安稳、富足的生活是美国给你的还是祖国给你的?要饮水思源,要懂得“小孝孝父母,大孝孝祖国“的道理,争取做个有孝心、爱祖国的人。

  “无规矩不成方圆”,任何国家、社会和百姓群体,如果没有统一的、正确的、主流的思想道德观念;如果不对社会成员加强正确思想道德的教育、引导和规范;如果为官不为、监管不力,任由各种似是而非、诱惑性、盅惑性、蒙骗性极强的错误思潮泛滥,则必然导致人们思想认识的偏差与混乱;思想的混乱与不统一,则必然导致立场、观念的不统一;而立场、观念的不统一,则必然导致社会群体的分化与对立,必然造成象香港那样的社会撕裂、一盘散沙不团结的局面。而不团结的局面,正是社会内斗、内耗的根源,是国家安全、国家发展的大害与大忌,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忌。这些恶性相关、恶性循环、恶性扩展的必然性,政府应予重视。

  而每一个享受着国家恩惠的公民,则应知恩报恩,不能“端起碗吃肉,放下碗就骂娘”,要学会反省自己、约束自己、提高自己,要主动朝着做一个爱国之人、做一个好人的方向努力。古人云:“一等人忠臣孝子”,“忘恩负义是小人”,而那些甘愿辱没祖宗、决意要当汉奸的败类,必将受到国家和人民的严惩!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曙光在前,请热爱祖国,拥护政府,为国强民富这一目标共同奋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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