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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与伪科学

2018-08-29 11:21:29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陈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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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公然争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底是不是伪科学”?这个问题事关改革开放事业的是非成败,因此极具重大现实意义。最近甚至有人把这个问题的范围扩大到“政治经济学是不是伪科学”?“经济学是不是伪科学”?以下是我在互联网上收集到的与此类问题相关的文章,截止期为2018年8月25日20时整。当然,我不是互联网文章的“搬运工”,我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早已形成,统计此类文章的正反两种立场主要是为了抛砖引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真理越辩越明”,我当然也不怕争论。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是伪科学?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更有必要回答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伪科学。

  (一)科学理论与“范式”(Paradigm)

  当今中国的各界精英极左思想理论的严重误导,一叶障目二不见泰山。近来争论宪政问题的反方最常见的手法就是一个三段式: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最高真理;所以,检验理论对错的标准唯一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凡是和马克思主义不一致(更别说是反对)的思想理论,就是错误理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这些错误理论不仅仅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意图上无一例外,全都是敌对势力教唆的,处心积虑想要颠覆“无产阶级政权”。胡耀邦主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就是要破除这堆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神学迷信的教条主义垃圾,但并没从根本上触动极左教条主义的核心,以至于改革派费尽千辛万苦,刚刚把改革搞出一点眉目,只要稍有闪失,极左们就一拥而上,把改革打个稀巴烂。要深化改革、推进全面改革,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就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可以从内在逻辑和外部比较两个角度进行:内在逻辑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逻辑自洽、解释力、预测力等等对理论本身的一套公认的评价标准;外部比较是马克思主义和其它竞争性理论互相比较,看看哪一个更逻辑自洽,更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用工具来比方,我暂且不谈工具本身的硬度、可靠性、生产成本等等。我只谈马克思主义和其它思想理论比较,哪一种更像是好用的工具。这又得从科学哲学谈起,不谈就没法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伪科学。

  当代的所有政府,如果不以民主和科学相标榜,就无从获取合法性基础。但究竟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民主”,却人言言殊,歧义纷繁。

  为了解答“科学究竟是什么”,自十九世纪中后期逐渐发展出科学哲学。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科学哲学不仅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而且成为哲学中最重要的学科,居于哲学研究的核心领域。遗憾的是,这门学科至今仍然“锁在深闺人未识”,仍然是极少数专家从事的哲学冷门。除了极个别的极端国粹派之外,科学方法论的极端重要性,今天恐怕没中国人会反对。按理说,科学哲学或科学方法论应当是每个大学生不可或缺的基础教育,然而事实上,作为基础教育的反倒是十足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是反科学,理由请看后文);这个可悲的现实不改变,“创办一流大学”之类的宏愿只能是痴人说梦。

  科学哲学发展到今天,成果极为丰硕,哪怕只是作最粗浅的介绍,也要写一大本书。但它如此重要,完全不谈又不可能。本文只能选择其中和主题关系最紧密的一小部分——“划界”问题,作为本文论述逻辑的方法论基础。

  所谓“划界”,是要回答科学和非科学、伪科学以及反科学的本质区别是什么。首先,我们要了解科学家是如何工作的,因为,“科学”或科学理论就是科学家这个群体,这个科学共同体的劳动成果;“科学方法”就是他们创造这些成果所使用的工具。这是一种经验主义的研究路径,“实事求是”的立场和态度——从客观存在的科研活动这一事实出发,总结和概括出其中的普遍规律。相反的是唯理主义(理性主义)的方法:从“科学”的定义出发,作纯逻辑的演绎推理,建构出一个自洽(无逻辑矛盾)的理论体系。可以说,科学方法就是经验主义的哲学立场,加上(归纳和演绎)逻辑-数学方法和观察-试验方法的运用,从“问题”出发(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是理论自身的“内部问题”,还是理论和研究主体、或和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有目的地通过观察和试验搜集相关的经验事实、数据资料,然后,根据前人积累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运用归纳法和科学想象力大胆推测,提出理论假设;接下来,运用逻辑演绎和数学演算建构理论体系;最后,根据从理论中推导出的可观察现象和事实作检验,从而得出初步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判定不是一锤定音的,要通过对理论的反复修改、反复检验,尤其重要的是,必须公开发表在权威性的学术刊物上,供一切有兴趣的科学家严加批判。如果所有这些检验都通过了,那么这个理论就可暂时称之为科学真理——“暂时”的意思是,这个检验工作永无尽头,再高明的理论也随时可能被新事实、新发现、新理论所纠正甚至推翻。人世间没不会错的科学真理,“真理”永远是概率性的,永远只是“在多大的可能性上”为真。

  这一套科学家共同遵循的工作方法、程式、规则和职业规范,就是库恩(Thomas Kuhn)所说的“范式”(Paradigm)。范式之有无,库恩认为,就是科学和哲学、宗教、前科学以及其它种种(比如我们的中医、诸子百家)非科学学说、理论、主义之关键区别,划界的标准。反科学根本反对科学及其范式;伪科学则不遵循该范式,却自我标榜为科学。方舟子之辈只知道科学和伪科学对立二分,不知道还有非科学,才会犯下把中医指为伪科学的可笑错误。

  波普尔提出“证伪”作为划界标准,以取代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标准。库恩和拉卡托斯等人对波普尔“证伪”标准又做出一个重大改进,从理论自身(理论是否逻辑自洽?是否“符合”事实或可证实可证伪?等等)转向不同理论之间的竞争和优胜劣汰。运用不同方法(科学的或非科学的)固然会得出不同的学说理论,即使运用同一套科学方法(范式),也完全可以得出多种不同的理论体系;究竟哪种更“真”或更“好”,就要看它们相互竞争和比较之下,哪个更简洁优美,更方便好用,更有解释力,更有预测力,等等。有了这样一个极粗略的科学方法论基础,我们才可能从事第二步工作:比较非马克思主义“范式”和马克思主义“范式”之优劣。下面介绍政治学理论的非马克思主义主流范式。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术界从来没成为主流,从来是一个支流的极左门派。

  (二)主流范式:共和主义的混合均衡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不读此书便没资格妄谈民主;主张谈民主不需要资格(此处的“资格”是指必要的学习和训练,不是什么家世血统、社会地位之类),无须知识和技能准备的反智民粹派。

  亚氏运用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考察了多达156种希腊政体(政体即政制、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下同),在这个实证研究的丰富经验资料基础上,用一个两维框架,建构起他的政体六分理论体系。这两维之一,是“谁统治”: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另一维,是“如何统治”:为城邦中每一个人的利益(即“公益”)而统治,还是为统治者(一人,少数人或多数人)自身的私利而统治?凡是为公益而治的政体,是正统的、良性的、合法的政体;同时,为公益而治的政体必然是法治的,而不是人治的政体;其中一人统治的是君主制,少数人统治的是贵族制,多数人统治的是共和制。相反,凡是为统治者自身私利而治的,是变质的、恶性的、不合法的政体;其中一人统治的是暴君制(僭主制,独裁制),少数人统治的是寡头制,多数人统治的是民主制(平民政体,大众政体)。

  由是可知,为何直到美国立国之前,“民主”的名声很坏——那时人们所用的“民主”概念,根本不是如今人们习焉不察的英美式自由民主、亦即共和制,而是多数人为自身私利,任意、专断地运用不受约束的至上性统治权力,压迫剥夺少数人的那种放纵不法的多数暴政、多数人的专制。整个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民主”,不折不扣,就是这样一套货色。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只有“谁统治”,只要是穷人统治就是好的,富人统治就是坏的,而根本没“如何统治”的问题,“如何统治”全都是虚伪的“形式”,而一切统治的“实质”就是“谁统治”,就是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而按照自由民主的主流见解,阶级斗争不但不是“实质”,不是常态,相反,正是社会严重病态的表征。

  西方主流文明如何从古代希腊城邦末期阶级斗争的劣质民主,一步步演进为当今的自由主义的主流民主,我只能限于强调一条至关紧要的历史经验:先自由、后民主;也就是说,必须先建立起能有效制衡一切政治权力,切实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的法治和宪政(自由、法治、宪政和人权保障是一回事),然后实现全民普选、全民参政、“一人一票”式的民主。

  关键是如何在实际政治的层面上落实共和制,避免多数暴政式的民主?限于当时的政治经验,亚氏的解答有些已过时,其中对于当代还有启发意义的,第一是“混合均衡政体”——亚氏认为,现实可行的最优良政体,是兼具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温和民主制)三种正统政体优点的混合政体,后世就把它称为“共和制”。第二,这个“共和制”最优政体必须由中产阶级居优势(“枣核型”社会分层),这样,君主和贵族、贵族和平民之间才可能获至力量(权力)均衡。第三,仅有共和主义的制度还不够,因为制度是由人来创立、实施和维护的,还必须使大多数公民具备起码的“公民美德”,这“公民美德”首先意味着私利服从公益,而不是将个人或阶级的(即部分人的)利益置于全局利益之上。

  这就是共和主义的混合均衡政体”的理论源头(实际上亚氏并不是该范式的首创者,而是晚年的柏拉图)。这一主流范式经由波利比乌斯、西塞罗、托马斯?阿奎那、马基雅维利、洛克、孟德斯鸠等伟大思想家的不断发展完善,终于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十八世纪的美国结出近代自由民主的伟大果实。

  (三)近代自由民主与古代共和

  近代自由民主是古代共和传统的发展与完善。我们可以把近代自由民主,亦即现代共和的混合均衡最优政体的要点,与古代共和一一对比列举如下:

  一是从“混合均衡政体”转向“分权制衡政体”。混合均衡是指各种社会力量、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各得其所、各就其位”(“得到其应得”,即古人所理解的“正义”)的力量(权力)平衡;分权制衡则是政治权力(三权、五权或别的几权,皆无不可)的适度分离和相互制约平衡。古代共和的“三种正统政体的混合”在当代英美政制中依然清晰可辨:女王或总统是君主制因素,上议院和参议院是贵族制因素,下议院和众议院是温和民主制因素。共和政体权力制衡的核心原则,第一是“人性恶”假设——世间没全无私心和兽性(动物性)、永不会犯错的人间神,任何人只要掌握了权力就有滥用权力的天然(必然)倾向,因此优良政体的首要之务就是对权力的约束、限制和监督。请注意:这个“人性恶”假设,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一样,只是对于现实世界无限复杂的因果关系之网的简化概括,只是这个因果之网当中的一条主脉络,而绝不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孙子兵法》讲“立于不败之地”:战争是风险最大的事,近乎赌博,怎么可能“立于不败之地”?细读之后才恍然大悟:决策要从最坏的可能性出发,只有当你对于这些最坏的情况都已准备好应对方法之后,作出的决策(行动方案)才可能有最大的成功把握;把防守做到无懈可击,出击才可能获胜——这就是“先求(已之)不可胜,再求(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已,可胜在敌”,即立于不败之地。西方主流政治学和主流经济学的创建者或许没读过《孙子兵法》,却是与孙子的智慧如出一撤:任何一种关乎“人”的可行性理论,都必须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去考虑问题,这样,在最坏的可能性成为现实的情况下,这个理论指导下建立的制度和机制都能有效运作,那么,在不那么坏的情况下,它们岂不是运作得更好么!这样的制度,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长治久安。儒家学说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都说人性善,人可以是圣贤,世道不好,只是因为“善”被种种外在因素扭曲、遮蔽了,去除这些因素,就有了太平盛世,甚至人间天堂。这是传统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不了法治宪政的思想根源。

  二是从集体自由走向个体自由(个人自由)。古代希腊人崇尚自由,这是西方人颇以其自傲的由头之一。但长时期以来,他们却不知道,古希腊人的“古代人的自由”根本不是当代自由民主的“现代人的自由”。更严重的是,西方人似乎至今也没意识到,希腊人的自由是以奴隶制为必要条件的。希腊人的“自由”,实际上是两个意思:对外免于异国、异民族的压迫,相当于当今之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自治;对内免于一人、少数人或多数人的专制,主要是指建立起共和政体。这个共和政体之下却没“个人自由”之说,个人必须绝对服从集体,为群体和城邦的公共利益无条件地奉献牺牲。这个“集体自由”、集体主义的自由实际上只是很少一部分人——自由人公民的专利品,居人口多数的奴隶没份。奴隶不但没份,“自由”的涵义恰恰是用奴隶的不自由、被奴役作为对比来界定的,自由人的全部身分、地位、尊严和骄傲,就意味着和奴隶处处不同、截然相反——这可不是什么抽象原则和概念,是每日每时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无比生动的事实:你看到奴隶,就立刻知道了什么叫做“自由”。这大概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的古代版本——自由人的自由,和奴隶的被奴役、被专政并行不悖,混合成一个现实的政治制度。反过来说当然也同样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当代的奴隶制,只不过是把旧的统治\被统治地位颠倒一下而已。我们历史书上大肆赞美的斯巴达克思起义,其实斯巴达克思原本就是奴隶主,战败被俘成了奴隶,他如果“起义”成功,照样会再成为奴隶主。仅仅“颠倒”统治与被统治的地位,丝毫解决不了公平正义问题。

  三是从贵族共和,到民主共和。古代共和,除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不到一百年的雅典城邦,和中世纪末期的佛罗伦萨等极少数例外,基本上都是贵族共和,即贵族和平民共享统治权,但贵族更占优势的非君主制。理想和原则完全实现的现实个案难得见到,现实中的共和政体总是免不了要么偏向贵族和富人,要么偏向平民和穷人。但无论如何,古代的民主或“纯民主”、“不带修饰词的民主”不是共和,是如前所说的多数人的专制,而民主共和则是平民势力占优却仍然依良法而治、兼顾贵族的权益的混合平衡政体。从历史经验看,贵族共和要稳定得多,民主共和则易于滑向纯民主,纯民主则又常常从无政府、半无政府的混乱演变为“群众领袖”的独裁专制(所谓“僭主制”)。只是到了1776年之后的美国和1832年之后的英国,建立起长期稳定的民主共和,即今天的主流自由民主。对民主共和即自由民主,与纯民主即民粹民主这两者作出清晰的区分至关重要,这里再多说几句:自由民主或民主共和一定是精英和民众的合作互补,是富人和穷人各得其所,社会上、中、下各阶层各司其职、各得其利,是人权即每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得到法治和宪政的切实保障,是选贤任能、民众授权,少数精英在民众的授权与监督之下治理国家的代议制民主,是政治权力分散配置、相互制衡、任何人不得握有绝对的权力。纯民主或民粹民主则正相反,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削平尖子、向下看齐,是穷人仅仅为穷人自己的私利而压迫剥夺富人,是社会底层享有一切,是根本否认人权、只知有下层阶级的阶级之权,是不问智愚贤不肖,抽签当官、轮流坐庄式的直接民主,是底层民众即穷人(当代左派美其名曰“工农大众”、“劳动人民”、“人民群众”)掌握为所欲为、不受任何限制约束的绝对权力;等等。

  四是从等级制到人人平等。古代共和中的公民不是自由独立的个体,是按森严等级制排列的各种共同体当中受束缚的成员,不同的等级享有大为不同的权力和权利。现代共和则是法律和基本自由权利面前人人平等,其中的自由主义左翼则更进一步主张机会平等和社会保障,同时认可对社会有益的不平等(罗尔斯)。民粹民主则不满足于这种“形式平等”(似乎法律和基本自由权都是没“实质”、没内容的!),一定要弄到人人都像同一个车间制造出的机器零件一样才肯罢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永不生锈的螺旋钉”。

  以上是对混合均衡(分权制衡)的共和主流范式极粗略的概述,请特别注意“混合”这两个字。我们一定要充分意识到一个基本事实——人类所生活于其中,对于我们人类意义最为切近的这个客观世界,从自然界、人类个体到人类社会,毫无例外,一概是混合物。混合物的基本属性之一是,它们是不能用逻辑—数学工具完满描述的。而自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唯理主义哲学开其端,直到20世纪中期以前的西方科学(包括伟大的爱因斯坦在内),都深深地卷入了一个误区,以为世界万物的本质就是一整套逻辑—数学规律,科学的最终目的,就是把万千现象归结、化约为用逻辑—数学形式所表达的规律和公式,因此,愈是成熟、发达的科学分支学科,就愈是接近于成为一个首尾一贯的、严密的逻辑体系,最好是成为一个几何式的公理化形式系统。但随着量子力学、概率和统计,以及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协同学、混沌理论、自组织演化理论……等等一系列新理论、新方法论的发现,这种古老的泛逻辑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粗陋片面和过度简化等等局限性,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先进思想家的批判。

  这种“泛逻辑主义”方法论导致各种自成体系的“主义”之间互不相容的敌对和冲突,似乎好的社会、优良的政体,只能是某种一元主义的一统天下。这是对人类社会这个极其复杂的大混合物之“事实”和“价值”两方面的严重误判。我们现在的左右之争,宪政派内部的派别之争,就有这一个思想根源。

  泛逻辑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被引入价值领域,人们便想当然地认为,各种价值(即人们认为是好的、值得向往和拥有的东西)最终一定可以在一个理想状态或理想社会中完全和谐地完满实现。然而,这根本是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梦想,注定了永世无法实现。价值问题的根本性质之一恰恰是,我们要实现任何一种价值,都必定要以牺牲其它价值作为代价,各种“好”东西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永远无法消除的矛盾和冲突——效率和平等,秩序(安全)和自由,自由和平等,自由和民主,社会稳定和创新活力,真和善和美……等等,相互之间莫不如此。把任何一种价值目标(“好”东西)推向极端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把其它价值(好东西)牺牲掉,包括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内的一切极端主义之所以不可取,一切极端主义诉求一定是自毁性的,首先就是由“价值”问题的这个根本性质决定的。人间俗世不可能有天堂,不可能有理想完全彻底实现这回事,天堂、绝对、完全彻底……只存在于天国彼岸,和不切实际的纯逻辑推理的抽象观念世界之中。

  对这个共和主义主流范式充满敌意的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辩护要想站得住脚,出路是:论证确有比自由民主更优的政体;证明自己比自由民主更具有全面的综合竞争力,而不是仅限于按照某种理性主义的绝对标准挑自由民主的毛病。迄今为止,我们却没看到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任何值得一提的成果。

  (四)马克思主义既不科学,又不人道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没比较,就没鉴别。任何人,如果深陷于他的自我封闭的处境之中,是谈不到有什么见识的。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就是这样死抱住中华文明优越论不放,一次又一次地错失了现代化的机遇。被一次又一次地痛击之后,很不幸地,又一头掉进了另一个自我封闭的片面处境之中,这回,是一种全然不同的,叫做“马列主义”的来自西方的封闭处境。从古至今,我们中国人吃亏最大的,就是“封闭”这两个字,这是我们的历史给予我们的最为沉重的负面遗产。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当、也有可能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从神那里借一只眼睛”,不但跳出新老马克思主义的封闭体系,而且跳出其它种种一元性“主义”的封闭体系,甚至,跳出整个西方文明或中华文明的封闭体系,站在全人类各种文明纵向和横向比较的高度,来设定我们未来的目标和路径。没这样一种高瞻远瞩的境界和眼光,我们就既不可能了解从自身的文明当中应该继承什么、抛弃什么,也不可能懂得从西方文明当中应该学习什么、拒斥什么,我们的改革开放,当然也就只能是“盲人骑瞎马”,撞到哪里算哪里。

  所谓的“西方”,或“西方文明”,或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普世价值”的等价物、同一体,相反,它一定是一个大混合物、混合体;从价值观的角度看,其中既有许多最好的东西,是我们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根本没的,比如自由民主和科学方法;同时,其中也有许多最坏的东西,也是我们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所没的,比如——我个人这样认为——二分性、民粹性和幻想性。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三大病症的一个典型病例。

  1.二分性或两分法、二元性,是指一种截然二分、黑白判然、势不两立、激烈斗争冲突的零和博弈世界观方法论。中华文明里面根本没这种东西。我们的阴阳五行说当中虽然有阴阳二元,却还有五行相克相生,阴阳之间也根本不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地斗争冲突,而是相反相成、既相异又互补,“和而不同”——看一眼太极图就可以一目了然,那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之间的界线是圆弧、不是直线,意思是,这界线和区分是灵活的、弹性的、变化多端的、审美性艺术性的,而不是僵硬、固定、无可通融的敌我二分。

  西方文明的这种二分性有悠久的宗教、哲学和逻辑根源。宗教根源,主要是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等波斯宗教的影响,认为整个宇宙就是善、恶两大主神殊死搏斗、最后决战的一个大战场,历史终将以善神的完全胜利、恶神被彻底消灭而告终。哲学根源,来自于希腊哲学根深蒂固的本质—现象、理性—感性、物质—精神、灵魂—肉体、永恒—变化、天国—人间……等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逻辑根源,可归之于形式逻辑要么是、要么否(真或假,全或无)的二肢判断。

  二分法当然有其功用,尤其有助于构建一套条分缕析、明确清晰的概念体系,但它终究是一种过度简化的世界观。这种“好人,还是坏人?”式的幼童世界图景,竟然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时期之内,左右了相当大一部分(有时甚至是几乎全部)西方人的头脑,实在有点不可思议。

  2.民粹性,也可以叫作“人民崇拜”、“底层优越论”,是简单地把鄙视民众、贬低体力劳动的封建贵族等级制观念来个大颠倒,把能想象得到的一切美丽光环都套到“劳动人民”、“人民群众”头上,而这里的“劳动人民”和“人民群众”是指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等体力劳动者。

  直到19世纪工人运动兴起之前西方社会从来都是等级森严,缺乏横向和纵向社会流动性,人人被固定在某个社会等级之中,祖祖辈辈只能从事一种职业,财富、权力、权利和社会荣誉都按照社会等级高低分配。这种极度不平等必然会在底层社会的精英分子和其他阶层有平等意识的成员当中引发激烈的反感和愤恨,民粹主义就是他们对于社会不平等的一种极度简单化、情绪化的反应。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正是死抱住等级特权不放、拒绝改良的旧贵族自己制造出的死敌,一个已步入现代化进程的社会越是不平等,等级制越是后果严重,社会主义闹得越凶、越激烈。美国为什么没社会主义?就是因为美国没旧贵族。

  中国的传统社会却和西欧大为不同,自西周末年、春秋时代以来,中国的贵族社会就开始瓦解,平民的地位急速上升,尤其是科举制带来的垂直流动,以及大一统秩序下全国范围、甚至远及万里之外的商业贸易的发达所造成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水平流动,是同时代的西欧完全不能想象的。所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那是中世纪欧洲的图景,根本不适用于中国。也因此,中国从来没和民粹相类似的东西,中国人从底层社会到知识分子和上流社会,人们的价值观都是向上看,都是“力争上游”的,上进心极强——改革开放30年为什么经济发展成绩巨大?中国人的这种极为强烈的上进心是决定性因素——

  相应地,中国传统政治治理的原则和理想必然就是尚智、尚贤,即精英主义。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句中国人的传统信念不能作欧洲贵族式的解释,它不是一个事实判定句,不是说在上统治领导者一定聪明、在下被统治被领导者一定愚蠢,是说聪慧者应当居上、愚笨者应当在下——它是一句价值判断,讲的是“应当”如何。这当然不错,难道反过来倒是对的不成?你见过哪个家庭、企业或国家让愚笨无知者居上会有好下场的?我们看看外国那些成功的大企业(比如韦尔奇主管的GE,乔布斯的苹果),最优秀的大学,没一家不是把选才、用才、给一流人才创造最优越条件放在第一位的。“第一流的人才在哪里,光明和希望就在哪里”,这句话说得一点都不过分。

  然而,偏偏是马克思主义的民粹主义宣扬的就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无产阶级是最先进阶级”,也就是穷人有福、愚昧无知者才能上天堂,彻底颠倒黑白的一套。“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等等仇富话语和“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知识越多越反动”之间的同构性,基督再临、千禧年的千年至福和“共产主义人间天堂”之间的同构性,无需多大智慧便可一眼看穿。请记住:中华传统文明里从来没这种理直气壮、打着“社会正义”漂亮旗号,强行把每个人往下拉的反文明蒙昧主义。中国的底层造反,所谓的“农民起义”,杀富、仇富绝不少见,“为富不仁”、“杀富济贫”的旗号对民众的鼓动性也很强,但那只是在表达“凭什么你们富、我们穷”,是说“我们也应该富”,绝没半点“当穷人好”的意思。这才是底层民众的健全理性,正常社会的健康常态,而西方式的民粹主义则不过是僵化等级制下毫无改善机会的底层民众自欺欺人的自我夸大、自我抚慰罢了。

  而民粹最有害的后果,是它一旦和民主相结合,就会变成一种非常坏的坏民主——民粹民主,变成受教育程度低下的多数穷人对少数富人、精英、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的专制压迫和无情剥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为什么穷人居多数的国家不能实行民主的原因所在。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是民粹民主,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本人,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像今天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人们那样真心信奉这个民主。他们对于民主,哪怕是民粹民主,从来没什么好的评价。

  从举世公认的科学方法的角度看,马克思,和出色地继承了马克思学说“革命精髓”的列宁的民主观是十足混乱、自相矛盾的,但这在“辩证法”家的眼里却不但不是问题,相反,正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高级”的科学方法的表现——因为矛盾是推动事物运动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所以,自相矛盾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明之处。简言之,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主和专政是“对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民主是“人民大众最完全、最彻底的民主,和对资产阶级等等阶级敌人的暴力专政”,所以这个“无产阶级民主”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民主就是专政,专政就是民主 (同理,黑即白、白即黑,是即非、非即是,依此类推,可以推出一切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命题,直到当今“后现代”们的“唯一的规则就是没规则”)。至于“资产阶级虚伪的自由民主”,不过是少数剥削压迫阶级对多数人民的专政,所以,民主还是专政。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者放眼看去,无论何时何地,民主永远就是专政而已——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就是多数人对少数人专政,别无其它。理由呢?简单之极,因为民主是一种国家的统治形式,而国家无论何时何地,永远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统治即专政。必须等到共产主义彻底实现,阶级消亡、国家消亡、政治消亡、任何“统治”和“专政”一律消亡,当然,民主也就一起消亡了,毫无必要了。到那时,作为专政的民主也好,作为民主的民主也好,全都“消亡”了。

  总结一下: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斗争史观,共产主义之前的政治通通是专政,民主不论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当然毫无例外,通通是专政:“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列宁);共产主义之后则专政和民主都毫无意义了。所以,在一切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人们眼中的那个好东西,在马克思学说当中实在难说是个什么好东西。它要么就是专政,要么毫无意义。

  作为非辩证法家,你如果坚持“低级”的形式逻辑,非要把民主和专政区分开,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还剩下什么呢?当然,就是无产阶级的统治亦即多数穷人的统治,并且是多数穷人绝对的、“直接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统治(列宁)。这不但在民主理论的类型学上就是不折不扣的极端民主即民粹民主,更妙的是,列宁还毫不隐讳地道出了民粹民主的凶残本相——对少数人“直接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专政!

  马克思,列宁都根本没“歪曲”或“篡改”民主——当然是指民粹民主——的本质,也根本没生造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主新概念。许多(说不定是全部)西方学者对此理解有误。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民主不但源远流长,而且曾经长期占据过民主的主流位置。后发现代化国家民主化最大的困境,恰恰就在于此!

  在当时那个科学落后的军国主义普鲁士,和德国浪漫主义哲学背景中成长、接受教育的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惯于翱翔在人间天国幻想的云端,让诗人的浪漫思絮漫天飞舞。他哪怕是稍稍脚踏实地一点,也应该想到,他那个“无产阶级对阶级敌人的专政”有什么保证,不至于演变成对于任意划定的随便什么人的专政,甚至演变成“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不错,马克思有一个区分敌我的客观标准,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且不说何为多、何为少的界限如何划(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有过规定,雇工七人以下为合法,以上即“剥削”——试问理由何在?),无产阶级专政既然已剥夺了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资产阶级已成了无产阶级,为什么还要被专政?因为“拼死反抗”?因为“思想反动”?因为“世界观没改造好”?那么,思想反动或不反动就成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了!但划分的标准是什么?什么叫“思想反动”?由谁来定?

  阶级斗争以及“专政”永远会“扩大化”,以致斯大林把列宁时代的老布尔什维克几乎杀光,毛泽东把他的老战友们整得死去活来,都绝不是什么个人品质问题,正是马克思学说的逻辑必然;而马克思本人的“科学预见”却恰恰与此相反,他认定他那个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亦即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架直接通向彻底和谐人间天堂的天梯——这是太无知,太天真,还是过分沉迷于完全不切实际的白日梦幻,把美梦当了真?或,是因为他把哲学和科学混为一谈,甚至误以为某种哲学比科学更科学(一个科学欠发育时代的德国人所犯下的低级错误)?

  西方人至今仍然普遍认定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不可能是民主,但无论如何,那是货真价实的民主——民粹民主,多数暴政式的极权民主。只不过,无论如何,那绝不可能是自由民主!共产党人并没故意行骗,他们只不过是选错了民主类型,受骗上当了。他们的民主观其来有自,甚至,你说那曾经就是民主的主流,搞不好,未来说不定还会成为主流,也毫不为过。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一种遍布全球,极为“雄厚”的民主思想理论和社会文化的基础,我们才格外忧虑,一旦贸然开启中国民主化的大门,十之八九,就会是民粹民主的漫天狂潮席卷天下!

  3.幻想性,很类似心理异常中的“幻觉”和“妄想”,但又是一种正常的心理活动。也许可以这么说:幻想是介于心理病态的“幻觉妄想”和健全人的创造性“想象”之间的心理现象。无人能否认,科学大大地造福于人类;但科学如果被坏人和半通不通的人滥用,其为祸也是不可估量,而这个滥用随时随地都在发生。限于篇幅,本文只谈科学和幻想的关系。

  前面已讲到,“科学方法”简言之就是逻辑—数学方法,加上一头一尾的经验主义的观察和实验:从可观察的现象资料出发,运用逻辑和数学工具建构理论,然后再以可观察的现象和事实加以检验。大约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科学哲学的主流意见特别强调,这中间的“逻辑—数学方法”其实应该叫做“假说—演绎方法”,意思是,逻辑和数学只是一套思维工具(纯形式),本身无所谓真假(锯子、刨子有什么真假?只有好用不好用),有真假的只是理论的经验内容,即理论和其所指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真”、“真理”全都是建立在“假说”(或“假设”“设想”“猜测”“猜想”)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什么明确无误、无可置疑、不言自明的前提之上。永真、不可能错、“无可置疑”的只能是纯形式,任何带有经验内容(“现实”内容)的理论都只是假说而已,所有的“因为……所以……”都只是“如果……那么……”而已。所谓“真理”,只是一再地通过了检验,没被推翻,“非常可能正确”的东西。好的假说的提出,是科学创新的关键环节,是对科学家天才洞见和创造力最大的考验,这其中就必须运用高超的想象力。高超的想象力——问题就出在这儿。

  首先,好的假说,必须是两种因素(还有其它因素,姑置不论)的紧密配合:一方面是超越常规、天马行空般的丰富想象力;另一方面,是对科学规范的长期学习、遵循和熟练运用。只有后者,只能当教书匠,不可能有创新;只有前者,那就是我所说的“幻想”。许多“自学成才”的门外汉自认为的天才发现,其实都是幻想而已。在科学的初创期,这类人物还有用武之地,放到高度分工和专业化的今天,就只是笑柄而已。可悲的是,受毛泽东民粹主义(“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等等)的影响,我们今天还是不断看到这种悲剧性人物的表演。

  还需要说明:错误的假说和“幻想”不是一回事。“正确”的假说是一再通过了检验的(然而,由于归纳法的性质,再多次的检验也不可能保证它将来永不会错),“错误”的假说则只要是有一次通不过内行的严格检验,就可判定为错,一票否决。而幻想(特别典型的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幻想)是根本不懂、或根本拒绝“检验”等等这一套科学规范的。

  特别要注意的是,西方文明当中影响极为深远的一大流派,是和当代科学方法必不可少的一头一尾这个经验主义程序(毛泽东的说法叫作“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完全对立的。这个流派,就是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经由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传到笛卡尔、黑格尔等人的唯理主义(理性主义)哲学,被称为“欧陆理性主义”。这是近代西方哲学两大流派之一;另一派是“英国经验主义”。这套唯理主义哲学和方法论,认为通过观察、感官感知的“现象”、“经验事实”毫不重要;不但不重要,而且是虚假的、骗人的、不“真实”的,只有通过理性严密的逻辑推理得到的知识,才是真实的“本质”;而逻辑推理,就是以欧氏几何为范本,从无可置疑、理性上不言自明的前提(公理和基本概念)出发作严密的演绎逻辑的推演,最后建构出一个无逻辑谬误的理论体系。这其中,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原因是不了解“逻辑”(和数学)的本质,而这个不了解的原因又是由于不了解欧氏几何的性质。欧氏几何的直线、圆、弧……虽然已是高度抽象,但并不是完全没经验内容,仍然是对现实世界经验现象的抽象概括。希腊人由此误把理论的“纯形式”(逻辑和数学)和“经验内容”混为一谈,进而把两者的关系完全搞颠倒了——从经验内容中抽象出来的纯形式成了永不会错的“本质”,经验内容本身反倒成了虚假骗人的“现象”。这个错误可就犯得太大了,从中导致了波及人类知识每个重要领域的巨大谬误,以至于帕斯卡老早就讽刺说,“没任何一种荒谬绝伦的理论,是没被历来的(西方)思想家提出来过的”——括号中的“西方”两字是我加的,加上这两字才符合事实。简言之,这等于是把思维主体、思维对象和思惟产品这三个不同的东西,全部都归结为逻辑了!把这三者都等同于一个逻辑结构,就是我所说的泛逻辑主义,其中一个最荒唐的范例是黑格尔哲学。我们拿波普尔的“世界1,2,3”,和黑格尔的“辩证理性”作个对比,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科学方法的哲学基础,和玄想(幻想!)式的、完全不顾现实内容的纯粹抽象概念的游戏(唯理主义哲学)的巨大差别。

  不是从经验事实(现实存在的事物和现象)出发,而是从某个或某些任意选择的纯概念的定义出发,做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演(有耐心的读者不妨读一读黑格尔的《小逻辑》《大逻辑》),由于初始(基本)概念选取的无限多样性,和概念定义的多义性、含混性和任意性,以及概念和概念之间意义关联的多义、含混和任意性,于是,表面上看这种逻辑推演是合逻辑的,实际上却不存在任何客观的、学术的或专业的逻辑标准;又由于它们和现实世界完全脱节,当然也就不具有经验的(“实践的”)可检验性。于是,检验科学理论之真伪对错的两套标准:理论自身的逻辑自洽性、简洁性……等等“内在标准”,理论与外在现实、经验事实的关系(相关性、解释力、预测力……等等)“外在标准”,对这些“理论”就统统不起作用,而这就意味着它们根本就不是科学理论,而是非科学;如果它们还自称为“科学”,那它们就是伪科学。举例说,黑格尔哲学是非科学,其“逻辑学”处处违反逻辑;马克思主义则一部分是伪科学(不可检验、拒绝检验的部分),一部分是已被否证的错误理论(其预言被事实批驳了的部分,如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资本主义总危机,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越来越成为两大阶级的斗争、冲突和总决战,无产阶级专政是向无阶级、无国家社会的过渡……等等)。

  西方近代欧陆唯理主义哲学当中,其反经验主义、脱离现实的程度也很不相同,康德就是其中最“亲经验主义”,最富于科学精神的一位,而黑格尔却恰恰是在“科学性”这个方面对康德的大反动、大倒退——向空疏无意义的经院哲学的回归和倒退。实在可悲,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大厦,就建立在黑格尔的经院哲学式的玄想(幻想)式“方法”之上,这从马克思的成长背景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马克思受教育的环境对于培养科学思惟十分不利——欧陆哲学是反经验主义的,黑格尔哲学则不但反经验主义,其“辩证法”还从根基上破坏科学方法的逻辑核心,公然主张矛盾不但不是坏事,反而是天大的好事——矛盾是宇宙的“本质”、运动变化的根源!马克思求学的柏林大学所在的东普鲁士,当时又是整个欧洲文化最落后、科学最不发达的部分。塑造了马克思整个人生观、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妨说就是黑格尔加法国大革命(德国头脑加法国心)——反科学、激进主义、浪漫主义,以及,当时弥漫在德国学术界强烈的德国民族主义那种既自卑又傲慢,对英国发源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异已、疏离、批判和敌意。马克思的早年经历告诉我们,他的研究方法、理论建构方法全然不是前面所说的科学方法,而是“头足颠倒”之后的黑格尔主义——不论如何“颠倒”,其方法论的本质丝毫不变——把黑格尔“辩证法”绝对理念演进三段式直接套在历史演化上,搞出一套阶级矛盾斗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推动“社会基本形态”革命变动的进步主义“历史必然规律”,然后,再用后半生的“经济学研究”往这个黑格尔式理论骨架中填充血肉。这套黑格尔式研究路径和科学方法相去也未免过于遥远了!

  我们能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套假说看待,从而使其变得贴近科学一些呢?据我看没什么希望。一则马克思本人没半点认为他的学说只是假说、假设,其真理性有待事实检验的意思,他不但以为他那套东西是科学,顶尖科学,而科学是绝不会错的真理——这是19世纪西方盛行的一种新迷信,所谓“科学主义”信念——更致命的是,他还用许多典型的伪科学手法来拒绝、逃避科学检验,其中最有害的一种手法,就是“阶级性”——凡是批评、反对他的理论的,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是为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压迫阶级辩护的“庸俗”理论。马克思根本就不承认有什么可以检验或束缚他的“科学共同体的规范”,相反,他是自觉地选择作为一个极端激进的学术边缘人,自外于整个科学共同体,拒绝来自这个共同体的任何批评检验。照他妄自尊大的自我定义,他的理论由于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完全一致,而“无产阶级的利益”和“革命目标”、和“历史必然规律”、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和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历史的最高真理……根本是一个东西,他马克思又怎么可能错,怎么可能不是最高的真、善和美的体现,即人间俗世的活上帝?和这个人间上帝作对的——不管是在思想理论上,还是在实践行动上——所有人,又怎么可能不是全人类的凶恶敌人?

  其实,早已有充分证据表明(参见庞巴维克),马克思早在经济学“边际革命”刚刚出现时,就已知道他自己的理论站不住脚,为此大受打击,以至于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直到死,整整16年间再也没继续以后的写作。真正可耻的是,他和恩格斯居然把这件事实完全隐瞒了。

  不错,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以马克思为救世主耶稣基督的世俗宗教。马克思和他的忠实信徒列宁虽然都是无神论者,但十足吊诡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整个学说体系,都是对基督教的一个崎型、扭曲、颠倒的翻版:上帝=历史必然规律,先知或救世主基督=马克思,《圣经》=《资本论》,教皇=总书记,教士=共产党员,上帝的选民=无产阶级,魔鬼和异教徒=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压迫阶级”,原罪=私有制,末日审判=无产阶级专政,宗教裁判所=克格勃加古拉格,消灭异教徒=阶级斗争,圣战=世界革命,耶路撒冷=莫斯科,天堂=共产主义,地狱=资本主义……每一样要素,几乎都可以一一对应!——嘿,如此剽窃照搬,也太缺乏创造性了吧!

  这套惟妙惟肖的照抄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尽管马克思本人是养育了他的文明的一个自觉的、激烈的、极端的批判者和叛逆,但正如一个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他仍然从内心深处浸透着那个文明的精神和本质。

  毛泽东(和林彪)都高度重视“精神原子弹”的作用,这正是对共产党成功经验的精彩总结。没“对共产主义的必胜信念,”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夺取政权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事。中共的历史经验不支持经济决定论。毛泽东的错误不是什么“唯意志论”,相反,正是由于他在进城之后越来越深地陷入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之中,越来越背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才会一错再错。

  马克思主义大大有助于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成功,这丝毫不能说明它是科学,或是善的、合乎道德的。宗教可以和科学毫不相干,而实践的成功与科学检验根本不能等同。这些重大的认知误区都应当仔细地加以澄清,但本文不能再多谈了,只能就“马克思主义是种坏宗教”简要谈几句,就此离开马克思主义这摊混水。

  首先,好宗教是劝善的,慈悲为怀的,教世人相爱、互助、和谐相处。马克思主义坏宗教则完全相反,大肆鼓吹和煽动仇恨(“阶级仇,民族恨”)、斗争,教人相互为敌,专门制造不和谐——直到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完全实现之前,仇恨和斗争都是天经地义的最高尚神圣之事,而且,斗得越凶越狠,共产主义来得越快——因为矛盾和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和源泉!

  其次,好宗教的天国是完全超越性的,与人的生物性、物质性生命,与现实、现世的俗世生活完全隔开。好宗教根本否认任何“人间天堂”的可能性。你可以坚持说,这无法证明;然而,它也无法否证!马克思主义坏宗教则正相反,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人间天堂,断言说那是由“历史必然规律”打了百分之百保票的、历史未来的终点——马克思倒是没用过“历史终结”这个词,但共产主义之后还能有什么新鲜事(除科技进步之外),相信连全能的上帝也想象不出来——至少,马克思上帝自己就从来未置一词。“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第三,好宗教的神与人之间有不可逾越的深广鸿沟,尽管人的灵魂(精神世界)分享了神性,但人仍然永远是认知、道德、行为……每一种能力都极其有限的、速朽的生物,因此,把人尊崇为全知全能的神,乃是人类所犯下的种种大罪中一等一的渎神不敬之罪;而马克思主义坏宗教恰恰就是如此——把上帝推倒,把人类推上神座;而这恰恰是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思想理论根源。

  第四,好宗教是神权—俗权(教权—政权)二元分离的,也是信仰—科学二元分离的,不主张用世俗政权的强制力一统人们的信仰和思想,维护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反倒是世俗政权的重要职责。马克思主义坏宗教正相反,它是政教合一的;它自命为唯一的最高真理和绝不可能错误的顶尖科学,凡是不相信的人,只能是反动派、阶级敌人,必须统统消灭干净,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美好前景才不至于被阻挠和破坏。——我不禁要问,既然有“历史必然规律”作担保,谁又能干得成这种破坏捣乱的事,又有什么必要去消灭他呢?假如有人要破坏万有引力定律的实现,你去消灭他岂不是很愚蠢?而且,既然共产主义“必然”实现,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实现,大家成天睡大觉它也会实现,那有什么必要去奋斗?

  第五,好宗教尽管贬低、轻视人的现世生存,但这只是相对于那个只能用超越性的精神才能体悟到的死后的天国相比较而言,好宗教丝毫也不轻视和贬低现实生存中人应尽的职责,和必守的道德诫命,因为那都是神的旨意和律令。马克思主义坏宗教则相反,它在“共产主义”之前与之后划下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共产主义之前的全部人类文明史,统统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史前史”,充其量只有历史相对性的价值,从根本上、本质上全都是不合理、不正确、不道德的,一切真正的价值都只能到共产主义社会里去找,到那时人类的历史才真正开始。这就意味着把整个人类文明一笔抹煞、踩在脚下!如果真有一个共产主义,那还好说,要是根本没呢?要是共产主义根本就是马克思本人黑格尔式的玄想、幻想,凭空虚构的白日梦呢?那我们整个文明、整个人类不是一无所有,惨到底了吗?萨特等人居然还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怎么可能?这样一种把全部人类文明一笔抹煞,连人性(凡人皆有的人的本质属性)都根本否认,主张可以用一切暴力血腥的手段,把他(和其他共产党领袖)所界定的整个“敌对阶级”(其数量之庞大,无人知道其界线应当定在何处)彻底消灭的,空前绝后的反文明、反人类的学说,竟然可以美其名曰“人道主义”,这说明了什么?难道还不足以令人深思,促人警醒,认认真真地通过剖析西方极左派们的信仰和知识体系、个人和阶级私利乃至深层人格,去寻找西方文明深藏的致命病毒吗?

  那位竭尽全力维护“马克思主义革命精髓”的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公然无忌地说,“共产党人唯一的道德,就是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意思是,首先,由他列宁等一小撮“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决定什么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以及,什么是促进这一利益的适当手段,然后,凡是“服从”这一利益和手段的人及其行为,就统统是最“道德”不过的!这岂止是“个人崇拜”?这根本就是“领袖即神”!布尔什维克们就是这样彻底解脱了一切人类文明的道德束缚和良心谴责,走向了毫无顾忌的野蛮和残忍,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一定会导致的必然结果。

  最后,我把17年前写的一篇旧文章“促成中派的联盟”当中有关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照转如下,待有机会时再详谈。

  (五)简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文明分出的一个支脉。西方文明是一个多元综合体,马克思主义是从十九世纪中、末期的西方环境中,由一个德国犹太人马克思选择、综合了其中的若干因素发展出的一个庞杂体系。这个体系,按照某些学者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两部分: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老年马克思的科学主义。人道主义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之中应保留和发扬的成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与关怀,要求社会公正,对不合理、不人道的社会现实的批判,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等等。科学主义部分,即被共产党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中的“科学”,列宁所归纳的哲学(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政治经济学(来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来源于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则基本上“都是不科学的,意思是说没任何理由认为它们是正确的”。末句引号中是伯特兰?罗素的原话,只不过他是指马克思主义中来自黑格尔的成分。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主义部分,有的在当年就不是好的理论,有的是根本错误的,有的则是过于偏执和片面,而几乎它们的全部,在今天看来都是粗陋、原始和陈旧过时的。很遗憾,我们在这里无法详尽讨论和评价马克思主义,只能简述其要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点是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主义危机论。劳动价值论的逻辑论证是学术史上拙劣逻辑思维的一个典范(庞巴维克),使用价值各不相同,不可比较,但不同的使用价值却可以按一定的比例交换。这说明它们当中一定包含某一种共同的东西,这东西不能是别的,只能是生产时耗费的劳动。——这里包含太多的武断和逻辑错误。首先,使用价值并非不可比较,边际效用学派已大体解决了这一问题。马克思断言使用价值不可比较,便一刀切去了需求理论,等于砍掉了经济学的一半。其次,为什么是包含“某一种”东西而不能是包含“某几种”共同的东西?实际上谁都知道,使用价值中通常都包含至少三种共同的东西:自然资源(原材料)、资本(工具设备)和劳动。对于劳动能断言的一切,对于自然资源和资本大体都可以适用,因此,劳动获得工资,自然资源获得租金,资本获得利息或利润,道理基本相同。更重要的是,以三种生产要素的供求决定价格,高效率的生产决策才有合理依据,资源(生产要素)才能得到合理配置。苏式计划经济中对资源的极大浪费提供了一个充分的反证,而其理论源头就是马克思。马克思的“经济学”实际上是反经济学,它从根本上否定市场经济,主张计划经济即无效率的经济管制主义。

  剩余价值理论绕了无数伪逻辑的弯子之后说的就是一句空洞的话:资本家没付足工资。然而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的报酬是按其边际产出决定的,这又决定于生产要素的供求价格。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劳动力大量过剩而需求有限,其价格不可能太高——除非加上非市场的人为干预。这与剥削全然无关。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导致其崩溃,现在世界上几乎人人都知道那是一个大笑话,相反,倒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遭到彻底破产。一个“科学理论”,其预言力低劣到如此地步,除去表明其充分地不科学之外,还能说明别的什么吗?

  马克思的哲学理论是所谓“唯物辩证法”,据说是科学方法的顶峰。如按照当代科学哲学的看法,哲学与科学是两码事,哲学不是具有可检验性的知识,却可以包含一套准信仰和价值观,与陈述、解释、预言经验事实的科学迥异。更糟糕的是,唯物辩证法不但不是科学的思维方法,倒适足以成为科学思维的反面,是一套败坏逻辑思维的反逻辑,一套“黑也对白也对”、“这也好那也好”的空话大全,一套貌似全面实则毫无可操作性的“既要这样,又要那样”的废话集锦。辩证法的核心“矛盾论”则更是漏洞百出,这一“理论”断言,矛盾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动力与源泉,而矛盾无处不在。这是怎么知道的?从哪里知道的?有可遵循的操作程序和可判别的依据吗?且不说,“矛盾”这个关键词在辩证法里的定义多么的芜杂混乱,以至于它可以涵盖一切“差别”“不同”因此宽泛到无法有意义地使用,依据常识与科学,要判定一样事物运动的“动力”,要象判定一辆汽车的“动力”一样,依靠某种可判别的根据,某种可观察的差别状态:当有A时,汽车动,没A时汽车不动,则A为汽车运动的“动力”。但矛盾论一则断言矛盾是“动力”,同时又断言矛盾无处不在,即矛盾不可能没,亦即不可能发生“没矛盾该事物则不动”的状态。马克思是根据什么科学原理知道矛盾是运动的动力的,只能说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谜。

  如果说马克思的“经济学”导致计划经济的大失败,马克思“最高级的唯一科学的方法”唯物辩证法导致共产党国家科学的落后,逻辑思维的武断、混乱、无成效,学术研究的无成果,马克思的政治社会学说则导致(通过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中介和传递)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人类空前大灾难,生命、自由和人的尊严的大浩劫。这主要应归咎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阶级斗争固然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和现实存在,但马克思的独特“贡献”却在于,它不是仅仅满足于陈述和解释事实,它是赋予阶级斗争极高的价值评估,把阶级斗争武断地判定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而大加赞扬并大肆煽动。本来,即便赞成历史进步论(这是大可质疑的,共产党人一贯推崇的卢梭便是一位著名的唱反调者),不怀偏见的历史研究者也不难看出,历史进步多半来自知识(包括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和积累,而阶级斗争虽说有时会促进创新,但更经常的则是导致知识的大破坏,文明的大毁灭。二十世纪的革命、暴力、屠杀、残酷迫害政治反对派,直至对整个阶级的人为灭绝,不能不说与马克思“矛盾是动力”、“阶级斗争是火车头”的暴力煽动紧密相关。至于“无产阶级专政”,公正地说,马克思的解说与列宁的区别极大。马克思从未想到无产阶级的专政可以蜕变为党的专政、领袖的专政,他主张的是巴黎公社式的,雅各宾专政式的即古希腊城邦小国寡民、直接民主、公民人人参政、轮流当官式的古代民主,其“专政”的含义也与古代民主多数暴政对少数持异议者的残酷迫害同出一源,而绝对不是列宁主义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的极权主义。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多半会演变为要么无政府状态,要么一个独裁领袖操控下的多数暴政、群众专政式的极权主义。

  简言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是西方政治理论中极左的一支,大体上是源自卢梭的近代法国激进主义、民粹主义(平民主义)、浪漫乌托邦主义传统的延续,其间混杂着大陆理性主义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泛逻辑、伪逻辑思维方法,和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混乱不堪的歪曲改造。在哲学、经济学、政治社会学说等诸方面,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明中的英美传统都格格不入。

  不幸的是,这些不良因子被一位东方的策略(或阴谋)大师所继承,使之与帝俄的专制、愚味、落后的传统相

  结合而发扬光大,这位大师就是列宁。

  马克思、思格斯死后,马克思主义分裂成以第二国际所代表的一支和以第三国际所代表的一支。第二国际是马克思主义中更多地继承了其人道主义成分,日益靠拢和回归西方主流文明的一支,逐步演变成今天的第五国际,即社会党国际,其成员为各国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其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为社会民主主义。列宁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中更多地继承其科学主义成份,日益背离西方主流文明的东方化的一支;它由列宁所创立,被斯大林制度化,毛泽东则将其民粹化。“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各流派中最富于民粹主义色彩的变种。

  不论列宁所表述的动机和意图多么良好,这种劣-劣综合所导致的社会后果不会是别的,必定是斯大林主义的极权制度。列宁主义要成功,只有斯大林化。斯大林主义是制度化的列宁主义,极权化的列宁主义。

  极权主义是人类二十世纪的一大发明,一大悲惨发明,其危害之烈,堪称前无古人(尚不知是否后无来者)。它是工业文明、现代科技、宣传媒体、意识形态、组织技术、政党政治、群众运动等等现代因素有了足够的发展之后,借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文明的严重危机,才可能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又译“整体主义”,“全能主义”)不同于古代的和近现代的一般型态的专制主义(authoritarianism,又译“威权主义”、“权威主义”,或despotism),它是一种调动了前述的全部二十世纪现代因素,真正做到了对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到人的思想深处)都实行强有力的控制的超强型的专制主义。它有两个变种: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一套蛊惑人心的迎合大众的意识形态;一个超级强人式的“全知全能”的独裁领袖;一个具有超强组织力的居绝对统治地位的政党;这个政党垄断几乎全部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和宣传媒介;不允许任何不在其控制下的社会力量、团体和民间社会的存在;它依靠手中掌握的意识形态、组织资源和舆论工具对群众进行大规模动员,有效地发动多数暴政式的群众运动、群众恐怖,并以此作为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等等。尽管通常把列宁主义界定为极左的极权主义,把纳粹主义界定为极右的极权主义(有不少学者对此有异议,如哈耶克),但二者在本质上极为近似,都是自由开放社会最凶恶的敌人。特别是左翼极权主义的多数暴政式的极权民主,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得到多数底层民众的真正拥护(掺杂着内心恐惧和自我洗脑),对大批浪漫气质的文人型左倾知识分子具有难以抗拒的魅惑力。二战使极右的极权主义声名扫地,但直到九十年代苏联的崩溃,才使人类对极左的极权主义有了大体一致的评价。据布热津斯基,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仅对本国人民(不包括对外侵略),就欠下了史无前例的至少八千万条人命的血债:“有四个人,各有一套信条,按其信条,不仅对反对者个人,而且对以种族或阶级所界定的整个一类人进行肉体消灭,而这种做法被认定是对社会有益的”,由此“被蓄意杀害的令人心寒的总数高达八千万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内部发行版)。

  中国体制内外反改革、反XZ的保守派要保守的,就是这样一个“从文化的观点看,无论纳粹主义或斯大林主义都是不折不扣的野蛮主义的现代变种”(见布热津斯基)的,极左的极权主义传统。极左在今日中国仍有十分深厚的社会基础,一旦社会失序,数量巨大的各种失意社会群体、“边缘人群”都会集合在打着“社会公正”旗号的新毛派、新左派的旗下,再掀起新一轮底层造反的民粹暴力浪潮,将所有改革开放和自由民主的脆弱基础一扫而光。

  不彻底破除这个极左的“心中贼”,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新中国,富强也许勉强能达到,但民主、文明、和谐则根本无望。

  当然,我不是说一夜之间,自上而下宣布废除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思想解放、思想理论的启蒙更新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同样不能搞革命。比较可行的办法是,第一步彻底批判斯大林和列宁,第二步,仿照第二国际到第五国际(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社会党国际)的发展过程,逐步剥离马克思主义;同时,把毛泽东仅仅作为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之一高高供起,像祖先牌位一样,让他不起实际作用就行了,批毛会把一个庞大的社会势力推到对立面去。

  二、政治经济学是不是伪科学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更有必要回答传统政治经济学是不是伪科学。

  (一)传统政治经济学是伪科学?

  1.科学研究中,思路是第一位的。有时候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还重要。

  2.传统政治经济学是伪科学,传统政治经济学实质是利益分配学。剩余价值理论就是揭示利益分配的秘密的,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强大的解构能力。马克思在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后,在经济学的研究上没取得革命性的进展,因为他延续的仍然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但马克思主义强大的建构能力,仍然使后来的马克思者提出了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正确道路。

  3.经济学应该是资源利用科学。

  1995年世界银行提出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去衡量国家财富净值的变化,这种计算方法将各国财富分为三项具体内容:1、自然资本:即土地、水源、木材以及地下矿藏等;2、创造资产:即机器、工厂、建筑、水利系统、公路和铁路等工业产品;3、人力资源:即国民的教育水平和人均寿命,健康状况。用这种计算方法反映的结果是:一个国家使用和消耗了本国的自然资源后,要把所转化来的财富再转化到人力资源和创造资产上,若自然资源减少后,人力资源和创造资产的增加还不够自然资源的消耗,那么这种消耗就是一国财富的净减少,国家的综合财富就是负增值。这样的衡量标准为新的经济科学打开了正确的思路。公有制计划经济符合这样的思路。

  12小时劳动的价值是多少?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只要我们认真地研究一下计量原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大家都知道,当我们想知道一个物体的重量的时候,可以用秤去称;当我们想知道一个物体的长度的时候,可以用尺子去量。但秤为什么能计量出物体的重量呢?尺子为什么能计量出物体的长度呢?我们有什么理由理由相信这样计量出来的结果是正确的呢?秤砣自身有重量吗? 我们们怎样才能计量出第一个秤砣自身的重量呢?尺子自身有长度吗?我们怎样才能计量出第一把尺子自身的长度呢?我们讲,某物的重量为1公斤,某物的长度为10米。它的长度只能是1公斤吗?它的重量只能是10米吗?

  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就是“是什么”;其二就是“是多少”;其三就是“发展变化规律”。计量就是为了回答“是多少”这样的问题而产生的。人类对客观事物进行量化认识所要突破的第一道碍隘就是循环。而最终实现量化认识又得益于循环。如果客观事物不能循环,我们就根本无法正确认识它。人类对客观事物计量或量化方法是:

  第一, 设定计量或量化标准。即从客观事物中选取一个具体的对象,人为地、主观地将其自身的量作出设定。如,将一把斧子自身的重量设定为一斤或将第一只砝码自身的重量设定为一公斤;将光在一定时间内通过的路程设定为一米或将第一把尺子自身的长度设定为一尺等等。

  第二, 将被计量对象与设定的标准进行比较,找出它们相互平衡或相互等量的比例。这个比例就是我们所要认识的对象的量,这就是所有量化认识的根本方法。如果我们要对“12小时劳动的价值是多少”作出回答,就必须首先设定一个计量或量化标准,否则就是不可能的,并且会陷入循环而不能自拔。例如,如果我们非要追问第一只砝码自身的重量是多少、第一把尺子自身的长度是多少,也只好如马克思一样得出砝码没重量、重量不存在;尺子没长度、长度不存在的荒谬结论。量不是客观的,而是相对我们设定的标准而存在的。并不存在一个自身不需要被计量而又能计量其它事物的量的东西。我们平常所讲的1公斤也好,10米也好,其实都是省略了(而不是否定)上述所设定的前提。1公斤也并非只能是1公斤,随着设定的计量标准的改变,它还可以是3米、4天、5牛等等。如我们将一元货币的必要劳动含量设定为一小时,且某具体的“12小时劳动”等于6小时社会必要劳动,那么该“12小时劳动的价值”就等于6元。

  自经济学产生以来,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在象我们日常谈论重量、长度一样使用这一前提,也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并未给这一通常被我们省略的前提予以应有的重视。我们有哪一种商品的价值或价格不是在这一前提下被计量出来的?有谁能在不使用这一前提下,计量出任何商品的价值或价格?金银的价值并非天然。纸币含金说更是谎谬的自欺欺人。我们怎样才能正确地知道一只羊、一匹布值多少黄金呢?这种等式也并非永恒成立的。任何一种商品首先得换算成为等量的黄金。凭什么认为一两黄金能交换一只羊呢?为什么昨天交换一只羊而今天却交换两只羊?我们最终还得根据它们各自的劳动含量来进行判断确定。含金量其本质仍然是劳动含量。现象或经验不等于理论、不能用以代替理论,更不能用作理论的基础或前提。理论最终必须科学合理地解释各种现象或经验。商品之间的交换是以劳动作为基础的。如果在商品与货币的交换中,货币自身没劳动含量,这种交换成立吗?100元货币的价值是多少?政治经济学的妙处就在于适可而止。否则,无休无止地追问下去,货币也会没意义的,也会没价值。

  这种量化的方法科学吗?是科学的。正是这一科学的认识方法的掌握和运用,才使人类最终能成为高级智慧动物。达尔文的进化论只是从物质属性上阐述了人类的进化史。只有物质上的进化是不足以产生智慧的。意识和思维的进化才是决定因素。在物质属性上动物也在进化,并仍在进化。在意识或思维的进化过程中,符号的发明和运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符号创造了人类的历史,使各个独立的活动转变成为社会的活动,使交流、继承和积累成为可能。动物没历史。符号系统与实践如同电脑的操作系统与应用程序。没符号系统这个平台,任何个体的实践活动都不足以形成正确的认识。人是能适应、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并能运用符号对客观事物进行比较、区别以及想象、推理的智慧动物。人的物质进化特征可能多种多样,但意识或思维的进化基本相同。如果存在外星智慧生命,其体貌特征很可能与我们截然不同,但运用符号的能力却是必须的。

  符号设定的科学性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任意性和非唯一性:现代人觉得任意性和非唯一性与科学性之间是很难相容的。其实不然。正是这种任意性和非唯一性奠定了符号设定的科学性基础。任意性和非唯一性使得在数千年、乃至数万年以前的原始人类能发明和使用符号。科学的前提必须是没任何神秘的极其原始的东西,否则,当我们面对如此现代的科学文明成果时,很难与极其原始的甚至极其落后的前提相联系,而很容易将其归结为神的创造。同时,也正因为其具有任意性和非唯一性,才使得我们今天的符号具有如此丰富的多样性而不互相矛盾和否定。

  人类创造了历史,也创造了文明。但人毕竟是从动物进化而来。在人的智慧略高于动物的时候,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与认识水平相适应,并且应与今天的文明存在必然的联系。符号设定的任意性和非唯一特征,恰恰是与当初的认识最原始起点时所处的客观条件相适应。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说,今天的文明是人类所创造,而不是神的力量。

  是寓于循环之中二高于循环之上:客观事物是相互联系的,循环是其普遍联系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任何事物在相同属性上总可以建立起一种相互平衡或相等的关系。我们第一次对客观事物作出设定或标记时实质上就是在整个认识过程中建立了一个起点。循环是认识发展的客观基础,思维逻辑性的客观基础。

  大象的重量就是大象的重量或与大象相等或相平衡的重量,这绝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恰恰是最终认识大象重量的逻辑起点。如果我们永远地追问下去,是不会有今天的。人们之所以没被循环所困扰并走出了循环,也正是循环本身的特征所决定。因为只要我们任选一点进行标记或设定,即可达到认识或量化的目的。关于量,因为我们总可以在不同的事物的相同属性上建立起这样的联系:A=B=C=D=E=------=A,当我们设定其中之一,其他都可以一一被量化,对于其他总可以找到一个与设定标准之间建立平稳关系的比例而使之量化。

  马克思的理论的豆腐渣基石

  1.劳动没价值;劳动创造价值。

  推论:砝码没重量,砝码创造重量。

  尺子没长度,尺子创造长度。

  恩格斯在为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所写序言中说:

  2.“我们寻找劳动的价值,而我们所找到的却多于我们所需要的。对于工人来说,12小时劳动的价值是3马克,对于资本家来说却是6马克,资本家从这6马克中拿出3马克作为工资付给工人,而其余3马克则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样看来,劳动不是有一个价值,而是有两个价值,并且是两个极不相同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45页

  推论:我们寻找劳动创造的价值,我们得到的却多于我们所需要的。对于工人来说,12小时劳动创造的价值是3马克;对于资本家来说,12小时劳动创造的价值是6马克。这样劳动创造了两个价值,并且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价值。

  对于工人来说,12小时劳动的价值是3马克 (真)

  对于资本家来说,12小时劳动的价值是6马克 (真)

  劳动就有两个价值,并且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价值 (真)

  劳动没价值 (假)

  况且,12小时劳动的价值是3马克、12小时劳动的价值是6马克能同真吗?

  马克思以外的、我们通常所用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

  1小时劳动没价值 (真)

  2小时劳动没价值 (真)

  n小时劳动没价值 (真)

  劳动没价值 (真)

  任何量的劳动都没价值 (真)

  商品的价值由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 (假)

  3.我们不能用一种其自身需要被决定的价值来决定另一种价值。

  推论:我们不能用一种其自身需要被决定的量来决定另一种量。

  我们能用一种其自身不需要被决定的量来决定另一种量?

  我们是用一种其自身不需要被决定的量来决定另一种量?

  存在一种其自身需要被决定的量吗?是金银?是砝码?是尺子?

  谁找到、谁能找到一种其自身需要被决定的量?

  4.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必需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

  问题:必需生活资料的价值是由什么来决定的?难道这不是在用一种其自身需要被决定的价值来决定另一种价值?

  相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生产的商品是等到价的;相同必需生活资料所生产的劳动力等价吗?——饭桶理论!

  5.劳动力商品的使用可以创造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

  问题:自身价值是谁的价值?

  比自身更大的价值是谁的价值?

  劳动力商品有两个同时存在的价值?一个用于证明劳动力商品与资本的交换是等价值交换;一个用于证明资本家剥削了工人的剩余价值?

  6.剩余价值——资本家用3马克付给工人,而将另外3马克不付任何等价值地白白落入自己怕腰包——不等价值交换的结果。

  “资本家预付3先令,结果却实现出6先令,因为他预付的是6小时劳动的结晶的价值,而他取得的却是12小时劳动结晶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83页

  《剩余价值的生产》说:“资本家每天重复这一过程,他每天都预付3先令和每天取得6先令,这6先令中有一半又拿去支付工资,另一半则构成资本家不付任何等价而白白获得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或雇佣劳动制度,正是以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83页

  马克思先生以马克思先生赋予给马克思先生所独有的、天然的逻辑及其使用权(这是绝对排他的)构建了一个伟大的伪科学。如果说真理是一座城堡,那么,李嘉图是找到了城堡,只是没找到进入城堡的门;而马克思不仅没找到城堡,而且走向了反面,在一座貌似真理的城堡里着实地戏闹了一番。

  货币的本质

  货币是设定劳动含量的劳动价值计量工具是劳动者(所有的劳动者,包括上至主席总统,下至平民百姓)付出社会劳动的凭证;是劳动交换的媒介。货币的取得是劳动者付出社会劳动后所取得的社会劳动成果分配权力的凭证;是日后从整个社会劳动成果中领取与所付出的劳动量相等量的社会劳动量的凭证。货币为个人劳动更快捷地转化为社会劳动提供了便利。

  货币的需求量与所谓的黄金储备是毫无关系的。而是与社会必要劳动总量、单位货币社会必要劳动含量相关。

  货币的需求量=社会必要劳动总量/单位货币社会必要劳动含量

  商品交换的本质是劳动的交换

  社会就象一个大的股份公司,

  等价交换——实质是等量劳动的交换

  国家是全体人民利益的集合体,是不应该成为任何思想理论的试验品的,也不应为任何思想理论承担风险,那怕它是我们深信不疑的真理。

  马克思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希望我们能用客观冷静的态度去面对它。二十年前,我们进行了一场成功的思想解放运动,希望今天我们仍有这样的襟怀。我希望能再现二千年前百家争鸣的局面。我相信中华民族的未来会更加辉煌。

  《经济学基本原理》纲要

  自经济学产生以来,我们一直没形成对价值的正确认识。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始终没解决对价值量的认识问题。

  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就是“是什么”;其二就是“是多少”;其三就是“发展变化规律”。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只是回答了价值是什么这一个问题,并没回答是多少,准确在说是还没找到回答是多少这一问题的正确方法。至于发展变化规律,虽然也有不少的探索研究,但也不过是些舍本求末之举。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回答价值量的问题,使经济学彻底摆脱伪科学的困扰,为经济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奠定基础。

  什么是量?量是事物相同属性之间建立平衡、相等或公平交换的比例。量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是人们对客观世界量化的认识,是相对计量标准而言的,是依计量标准的变化而变化的。重量的量是物体之间建立平衡关系的比例;长度的量是物体之间延伸性相等关系的比例;价值的量是劳动之间建立等价交换关系的比例。我们日常所讲的10公斤也好、100米也好、50元也好,实质上讲的都是计量对象与计量标准之间的比例。

  所有的计量标准都是人们主观设定的。如:我们将某物自身的重量设定为1公斤,并约定与该物相平衡的物体的重量为1公斤;则与100倍于该物体相平衡的重量就为100公斤。砝码、尺子等计量工具都是依此原理产生的。1米就是“光在真空中,在1/299792458秒的时间内运行路程的长度”——1983年第17届国际计量大会确定的“1米”新定义。

  计量标准的设定具有任意性和非唯一性,因此也有公理性,不管你是否承认都无法否定因此而形成的计量结果。即使你另立标准,总存在、并可以找到不同标准之间的相互换算关系。计量单位也同样具有任意性和非唯一性的特点。

  不存在任何天然存在的、不需要被人主观决定或计量的量。

  价值量的计量与其它量的计量在原理上是一样的。价值就是劳动,劳动就是价值量所要计量的对象。价值量并不是对劳动的时间量的计量,而是对劳动的效率和效益量的计量。劳动量是可以用时间来计量的,但由于相同时间量的劳动其效率和效益却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必须有一个公平的、大家都能接受的的计量基础——这就是社会必要劳动量。个别劳动换算为社会必要劳动的比例就是价值量,如同大象换算为斧子的比例就是大象的重量一样。由于交往沟通的需要,也因为使用的方便,大家都习惯将量归结于某种大家都熟悉的、常见常用的东西。比如,将重量的量归结为斧子,等等。

  因此,人类计量的历史所揭示的计量基本原理可归纳如下:

  第一,设定量或量化标准。即从客观事物中选取一个具体的对象,人为地、主观地将其自身的量作出设定。如,将一把斧子自身的重量设定为1斤或将第一只砝码自身的重量设定为1公斤;将光在一定时间内通过的路程设定为1米或将第一把尺子自身的长度设定为1尺;将一定时间量的社会必要劳动的价值量设定为1元等等。 第二,将被计量对象与设定的标准进行比较,找出它们相互平衡或相互等量的比例。这个比例就是我们所要认识的对象的量。

  所有的量都是这样计量出来的,绝无例外。

  如:我们将1元货币的必要劳动含量设定为1小时,且某具体的“12小时劳动”等于6小时社会必要劳动,那么,该“12小时劳动的价值”就等于6元。但由于我们并没明确设定货币的劳动含量,这就容易引起人们的错觉,以为货币是没劳动含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们理论上的不成熟。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货币具有劳动含量的事实。首先,金属货币是以其自身的劳动含量作为保证的,尽管如此,但它所代表的劳动量与其实际的劳动量并非一致,往往会高于其自身的劳动含量;其二,纸币作为法定的强制流通的价值凭证,法律赋予了它与所有劳动等价交换的功能,这一事实的实质就是赋予或设定了纸币的劳动含量,否则,纸币就不会具有这种交换的功能,因为,所谓的等价交换必须是在同质的基础上的。在整个劳动交换过程中(商品交换的本质是劳动交换),任何货币其实只是一种方便交换的参数,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证使每个人能得到与自己所付出的劳动量相等量的劳动成果。法律强制流通就是以国家担保货币的劳动含量,使我们能达到上述目的。伪币是没劳动含量的。其三,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具有计量所有劳动的价值的功能。砝码是以自身的重量来计量物体的重量的;尺子是以自身的长度来计量物体的长度的;同样,货币是以自身的劳动价值量来计量其它劳动的价值量的。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条件下的货币是不具备这种功能的。马克思同样回答不了“1元货币的价值是多少”这样的问题的。其四,未来的电子货币也能证明这一点。试设想:未来我们每个人都持有一张电子卡,里面记录我们每个人所付出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所有的商品都以社会必要劳动量来标价,交换和经济秩序一样会正常进行的。如果对于未来缺乏想象力,难以理解,那就看看历史吧,去研究一下工分制吧。其五,货币用于储藏和支付,是以人们对其劳动含量的普遍认可为前提的。

  货币是设定劳动含量的劳动价值计量工具是劳动者(所有的劳动者,包括上至主席总统,下至平民百姓)付出社会劳动的凭证;是劳动交换的媒介。货币的取得是劳动者付出社会劳动后所取得的社会劳动成果分配权力的凭证;是日后从整个社会劳动成果中领取与所付出的劳动量相等量的社会劳动量的凭证。货币为个人劳动更快捷地转化为社会劳动提供了便利。

  货币的需求量与所谓的黄金储备是毫无关系的。而是与社会必要劳动总量、单位货币社会必要劳动含量相关。

  货币的需求量=社会必要劳动总量/单位货币社会必要劳动含量

  工资的本质:任何工资的确定过程都包括如下三个方面问题的回答:其一,一定的(一月或一周)时间内的劳动时间(即社会必要劳动量);第二,工资额;第三,劳资双方对一定时间内的劳动量所相当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及货币劳动含量的判断。只有在这三个方面达成一致后,劳动关系才能成立。尽管所有资本家和劳动者可能都没遵循这样的步骤,甚至根本就没认识到这种程度,但并不能否定这种潜在的约束力的存在。因此,工资的本质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

  商品的劳动量是按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计算确定的:以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来计算确定,以一个人按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在完全没社会分工的条件下独立完整地完成全部生产过程所需的劳动量来计算的。假如某个人在独立完整地完成全部生产过程的条件下生产的粮食为100公斤,而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生产的粮食为200公斤,那么他的劳动成果实际上只有100公斤,而另外的100公斤却是其他社会劳动的成果。税收是国家管理劳动的价值体现,决不是什么强制无偿的。

  世界上没无源之水、无本之末,任何事都是有其原因的。事物是相互联系的,前一环节往往能构成后一环节的原因,但并不能构成整个事物的根本原因。而那些贯穿整个事物始末的最根本原因,往往需要从最原始的起点上去寻找。

  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范围应该包括整个人类经济活动的全过程,而不是其中的一段,即应该从人类尚未完成与动物分离之前开始。从整个人类历史看,我们不难发现,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自然法则一直影响着我们,并将继续发挥作用。这就是:群体优先和个体平等。这两个自然法则,构成了一对矛盾,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中。可以这么说,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这一矛盾的运动史。由群体优先推导出了国家利益至上;由个体平等推导出了自由、民主和平等。等价交换——每个人都应该享有与自己所付出的社会劳动量相等量的社会劳动成果,由平等原则推导出来的。社会越落后,群体优先法则对个体平等的限制甚至损害就越大、越明显;反之,社会越是进步,个体平等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对群体优先的反作用就会越来越大。私有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产生,也将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消灭。

  商品交换的本质是劳动交换。

  劳动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消耗过程。谈论这种过程的交换似乎有点抽象。面对数十年如一日跪诵经典而又从末见过真理光芒的脑袋,我在寻找一种表达方式。于是乎,作一梦,见一老者,曰:我乃于光远院士也,特来给你讲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360人国,有360位公民,360个行业。每个人从事一种行业,每个人的劳动刚好能满足包括自己在内的360个人的需要。我为人人劳动,人人为我劳动,开始大家都觉得这样很公平。一天,生产粮食的人认为粮食是最重要的,是他养活了大家,于是闹而约:每个人都独立养活自己,即每个人轮流在360个岗位上干一天,所得全部归己。

  一天来了一个强盗,将前经济学家厉某的财物抢劫一空。聚。商。曰:改革成功否?为何除各自本行外,其它反不如前?厉曰:过去生产方式比现在更先进。至于公平问题,经我再进一步的研究认为,是不存在的。有了粮食没安全、没其它保障,同样损害大家共同利益。而这种生产方式实质是等量劳动之间的交换。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我们实际上是相互为他人劳动一天,即:我以我一天的劳动交换你为我一天的劳动,我们谁也没从中受益或受损。国家守卫和管理者以及其它公共利益服务者的劳动,其实都是我们每个人应承担的劳动,大家集中起来交由他们代替我们完成,我们也就理所当然地应该为他们付出等量劳动。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自己保护自己,所需要的劳动量可能比此还多。

  醒,豁然开朗。农村至今乃然存在的借工还工以及生产队时期的工分制,不正是这种劳动相互交换的例子吗。

  从理论上看,所有的商品,不管是物质形态的,还是非物质形态的智力成果、管理活动等,都可以抽象地表述为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如,一辆汽车、100公斤大米等,都可以用若干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来表示。不同的劳动的凝结构成了商品的不同的使用价值,而不同的使用价值的商品之间的交换是否公平合理,是以其劳动含量是否相等为标准来判断的。

  贫富形成的经济原因

  关于资本

  资本的本质是劳动,而不是被施了咒语的吃人工具。投资就是将过去的劳动投入到即时的生产过程。试想一想,如果你到一个不接受任何外来货币的地方去谋生会怎样?第一,你只能将现有的实物搬过去;第二,你只能白手起家,以自己的劳动去交换当地货币,别无他法。货币使劳动跨越时空进行交换成为可能。

  N M

  O A B

  上述OB是自然经济的生产过程,AB则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N是资本的价值。资本在新的生产过程中,并不是按原先的价值量来表现的,而是随着生产过程的进行而不断重置。任何资本,在它投入到具体的项目的一瞬间,其价值量就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再是原先的价值量,而是以未来的预期的劳动生产率为标准来重新计量的。而这个预期的劳动生产率与实际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异,就是企业的收益和风险。资本或投资的收益和风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营收益和风险,一是市场收益和风险。

  资本的经营收益和风险:

  一是劳资双方对出卖与取得的劳动的价值评价的差异。在前面的工资中谈到,劳资双方对一定时间内的劳动量所相当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及货币劳动含量的判断,这种判断所依据的标准是不同的。作为劳动者或出卖劳动的一方,他总是依据自己现有的条件和环境来判断自己的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的价值的;而作为资本的一方,则更多的是以预期的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的价值为标准来判断的。(这是辞职与解聘的原因。劳动的自由交换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

  二是资本现有的价值与重置价值之间的差异。重置价值是以预期的劳动生产率为标准计算的。相同的货币或劳动量量投入到不同的项目或行业,因其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其价值是不一样的。如投入100元到微软与投入100元到传统的行业其价值就不相等。

  资本的市场收益和风险:

  供求平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数量或实物量的平衡,一是价值量的平衡。从实物量上看,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汽车的需求量,但实际的需求量却是由可用于购买汽车的货币量来决定的。人口数量为极限需求量提供了依据。市场平衡关系是:价值 * 需求量=价格 * 供给量

  一般来说,价值和供给量是可以视为已知量的。关于共产主义——充分的自由和公平,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的消失,劳动生产率的同一; 个别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同一;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同一; 不会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美好! 客观的必然的——不会因为我们向往、追求、歌唱而早到;也不会因美国的批判、否认、诅咒而不来。如果真有共产主义,美国会比我们更早实现。

  政治经济学如同其它伪科学一样,是以欺骗为手段的。

  其一,所谓的劳动没价值的结论,却是以劳动是有价值为前提的。

  恩格斯在为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所写序言中说: “我们寻找劳动的价值,而我们所找到的却多于我们所需要的。对于工人来说,12小时劳动的价值是3马克,对于资本家来说却是6马克,资本家从这6马克中拿出3马克作为工资付给工人,而其余3马克则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样看来,劳动不是有一个价值,而是有两个价值,并且是两个极不相同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45页)“劳动不能有任何价值”。(《反杜林论》197页)“作为劳动价值的东西,就其通常意义来说,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79页)“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是个无意义的名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84页)

  如果劳动是有价值的,那么12小时劳动的价值是多少?12小时劳动的价值是12小时劳动。这是毫无意义同义语反复。

  以上是马克思让我们所能见到的 “劳动没价值” 全部证据。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不知道的,就是不存在的;马克思的每一句话都是经典,无庸置疑;马克思具有神授的、排他的逻辑及其使用权。

  对于工人来说,12小时劳动的价值是3马克 (真)

  对于资本家来说,12小时劳动的价值是6马克 (真)

  劳动就有两个价值,并且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价值 (真)

  劳动没价值 (假)

  12小时劳动的价值是3马克、12小时劳动的价值是6马克能同真吗?即使同真、哪怕只有一个真,常人也是不可能得出劳动没价值的结论的。

  马克思以外的、我们通常所用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

  1小时劳动没价值 (真)

  2小时劳动没价值 (真)

  n小时劳动没价值 (真)

  劳动没价值 (真)

  任何量的劳动都没价值 (真)

  商品的价值由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 (假)

  《政治经济学》教材倒是给了我们三个理由:

  “第一,如果劳动是商品,那它在出卖以前就必须已独立存在”。

  有道理!我不能丢我不曾拥有的东西。你当然也不能出卖你现在没的东西。但我现在有的东西一定会丢吗?你现在没的东西别人非要买怎么办?事实好象并不支持这样的理由,其一,并非在出卖以前就已独立存在的东西就一定能成为商品,如空气、阳光等;其二,出卖以前并不独立存在的东西也并非一定不是商品,如期货交易的钢材、预订的货物等。特别是预订的货物,这可不仅仅是现代人所采用的交易方式,在古代也已有之。空气好象没因此而成为商品,钢材好象没因此而不是商品。其三,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应该能正确解释所有的社会经济现象。当然,马克思有权拒绝对一些他并喜欢的经济现象作出解释。如:一个音乐家举办一场音乐演奏会,观众都为此支付了一定的货币。这是否属于交易、是否属于经济现象呢?交易的对象是什么?除了当场的感官感受外,在此之前和之后,音乐并不独立存在。其四,劳动力在出卖前倒是独立存在。但当资本家得到劳动力后,他并没立即付出货币,相反,倒是当他得到那个没价值的劳动后却付出了货币。资本家好象并不在乎有价值的劳动力,而更在乎没价值的劳动。也许这更符合马克思的等价交换原则——没价值的劳动与没价值的货币相交换,因为按劳动没价值相同的逻辑,货币也没价值。

  “如果货币有价值,那么,100元货币的价值是多少”?

  “第二,如果劳动是商品,有价值,那12小时劳动的价值是多少”?马克思不知道的、经济学家不知道的,就是不存在的。你知道也没用。但不可思议的是,马克思却能巧妙地知道所有由劳动量决定的商品(不仅仅是12小时劳动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

  “第三,如果劳动是商品,那么,按照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资本家就应把工人劳动创造的全部新价值付给工人,那么就否定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显然不符合实际,不等价交换,同样也不能说明剩余价值的生产”。

  既然劳动作为商品违反了等价交换的规律,那么劳动力作为商品就一定遵循了等价交换的规律。并且,劳动力已有了一个“由------必需的生活资料决定的价值”,那么,这个新的价值又是谁的价值呢?工人又凭什么向这个“新价值”主张权利呢?此其一也。

  其二,“不等价值交换,同样也不能说明剩余价值的生产”。这可不是马克思的本意。“资本家每天重复这一过程,他每天都预付3先令和每天取得6先令,这6先令中有一半又拿去支付工资,另一半则构成资本家不付任何等价而白白获得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或雇佣劳动制度,正是以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83页)任何伪科学都不反对用这种方式来维护其“真理性”,这一点倒也符合马克思的一惯逻辑。

  其三,我手上有一个足球,是一个虚无飘渺的世界、一棵若有若无的宝树所结的果子。这是你必须相信的。你必须相信这个虚无飘渺的世界、一棵若有若无的宝树是客观存在的。否则,你怎么解释这个足球的实实在在的存在呢?剩余价值本来应该是在“劳动没价值”这个前提下推导出来的结论,现在却成为证明前提存在的前提。即使剩余价值确实存在,凭什么排除其它可能的原因呢?

  第二,自相矛盾,前后否定。

  上述前提与结论的相互否定完全是恩格斯犯了伪科学之大忌——立场观点不能说得太明白——以致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材都没引用这一重要的证据,以致基本上没人注意这一唯一重要的证明“劳动没价值”的证据。马克思就高明多了,他认为,这根本不用不着证明——我不知道的,就是不存在的。因此,他不仅在肯定“劳动没价值”的同时,而且在之前、之后,都若无其事地谈论着劳动的价值,丝毫不在意谈论商品的价值实质就是谈论劳动的价值。

  “资本家预付3先令,结果却实现出6先令,因为他预付的是6小时劳动结晶的价值,而他取得的却是12小时劳动结晶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83页

  “工人是为了货币而向资产者出卖自己的劳动。资产者用经购买工人劳动的那个货币量,比如说两法郎,也可以买到两磅糖或一定数量的其他某种商品。他用以购买12小时劳动的两法郎,就是12小时劳动的价格。可见劳动是一种商品,和沙糖一模一样的商品,前者是用钟点来计量,后者是用重量来计量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52页

  “我们不能用一种其自身需要被决定的价值来决定另一种价值”。“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必需生活资料的价值是由什么来决定的?难道这不是在用一种其自身需要被决定的价值来决定另一种价值?

  “劳动力商品的使用可以创造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自身价值是谁的价值?比自身更大的价值是谁的价值?劳动力可以也应该有多个价值。这是由于马克思生产剩余价值的需要所决定的。劳动力应按哪个价值进行交换呢?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劳动的价值还是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多少?

  剩余价值不可能在交换中产生,也不可能在不等价交换中产生。但马克思又说:“资本家每天重复这一过程,他每天都预付3先令和每天取得6先令,这6先令中有一半又拿去支付工资,另一半则构成资本家不付任何等价而白白获得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或雇佣劳动制度,正是以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83页

  客观事物是相互联系的。循环是其普遍联系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任何事物,在相同属性上总可以建立起一种相互平衡或相等的关系。当我们第一次对客观事物作出设定或标记时,实质上就是在整个认识过程中,建立了一个起点。循环是认识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基础,也是思维逻辑性的客观基础。不循环或没循环,就不可能有人类正确的认识,甚至不可能有人类。春夏秋冬不是循环?“1=1”不是循环?这些都没意义?

  大象的重量是多少?大象的重量就是大象的重量。是与大象相等或相平衡的重量。这绝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恰恰是最终认识大象重量的逻辑起点。如果我们永远地追问下去,是不会有今天的。人们之所以没被循环所困扰并走出了循环,也正是循环本身的特征所决定。因为只要我们任选一点进行标记或设定,即可达到认识或量化的目的。关于量,因为我们总可以在不同的事物的相同属性上建立起这样的联系:A=B=C=D=E=------=A,当我们设定其中之一,其他都可以一一量化。对于其他,我们总可以找到一个与设定标准之间建立平稳关系的比例而使之量化。量是主观的,是主观的!不存在、不存在任何客观的量!

  第四,窃真理之外衣,掩谬误的骷骨。

  我在说10斤时,其意思指的是重量的量,是对物体重量的计量,是以物体是有重量为前提的;而马克思在说3马克时,似乎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事实上,3马克指的就是一定量的劳动的价值,而这正是李嘉图的观点;但他又似乎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所以他说这是商品的价值,换个地方他又偷偷告诉我们说,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价值量是以自身没价值的劳动为计量对象的。你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这样用,这可是你自己的事,马克思可没这样说。我们在说到量的时候,通常都习惯性地省略了这样一些前提,一是计量标准,二是计量对象,三是计量对象是具有量的属性的。如同所有的伪科学一样,都是以这些看似习以为常的无需严密论证的东西为前提,而偷换其中实质性的内容来达到欺骗的目的。价值是劳动,价值量是以劳动为计量对象的。劳动同所有的客观事物一样,既具有质的属性,又具有量的属性,并且是可以计量和认知的。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思想,最紧迫需要的是一部科学的《经济学》。醒醒吧!现在是我们最有信心清除伪科学的时候!劳动没价值、劳动力商品和剩余价值是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基石,却无一能成立。悲哉!

  所谓活劳动创造价值

  一个很现成的问题:12小时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多少?

  用马克思的方法,我们仍然只能得出劳动不创造价值、劳动创造价值毫无意义的结论;用恩格斯的方法,我们一样也找不到我们所需要的结果。“我们寻找劳动创造的价值,而我们所找到的同样多于我们所需要的。对于工人来说,12小时劳动创造的价值是3马克,对于资本家来说却是6马克,资本家从这6马克中拿出3马克作为工资付给工人,而其余3马克则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样看来,劳动不是创造有一个价值,而是创造有两个价值,并且是两个极不相同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45页

  劳动创造的价值是谁或是什么的价值呢?

  不是资本的价值,否则资本剥削说不能成立;不是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已有了一个“由必需生活资料决定的价值”;更不是劳动的价值,“劳动不能有任何价值”,否则我的剩余价值就生产不出来了。

  剩余价值倒是被生产出来了,但问题也更复杂了,剩余价值成了“孤儿”。

  劳动创造非价值:劳动创造价值;价值是凝结的劳动;劳动创造劳动;劳动没价值;劳动创造没价值。

  神创造了物质

  劳动没价值;劳动创造价值;并且不是所有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而是只有活劳动创造价值。不创造价值的劳动剥削创造价值的劳动,所以存在社会矛盾。

  神不是物质的;神创造物质;并不是所有的神都创造物质,而是只有我相信的神才能创造物质。创造物质的神应该消灭不创造物质的神,所以才有宗教矛盾。

  马克思理论是心诚则灵的真理!

  人类对量的认识,经历了由广义量向狭义量的漫长过程。所谓广义量,就是指以任意参照物所表示的量,如一人高、三分之一竿长、一只羊的价值等等;所谓狭义量,就是以固定或特定参照物所表示的量,如1公斤、10尺、2美元等等。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已注意到了广义的价值量,即交换价值;马克思不仅没在此基础上再向前走一步,反而否定了价值量的计量对象(劳动)有量的属性。我不知道马克思所说的3马克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以什么为计量对象的。

  价值量就是交换价值,是不同的个别劳动之间相互交换的比例。如甲12小时劳动生产1公斤粮食,乙8小时劳动生产与甲相同品质的1公斤粮食,甲12小时劳动的价值量或交换价值就是乙8小时劳动。如果我们将乙8小时劳动用1元(任意的、非唯一的)这个价值符号来表示,则12小时劳动的价值就是1元。

  关于剩余价值的辩论

  劳方:劳动力是特殊商品(理由不详)活劳动创造价值,其它劳动不创造价值(心诚则灵,没必要知道为什么)资本占有了剩余价值,资本剥削了工人。

  资方:资本是特殊商品(理由待找)资本创造价值,工人劳动不创造价值,因为先有投资,后有工人劳动,并且如果工人劳动能创造价值,他为什么不自己去创造,而要找上门来让我剥削呢? 资本占有剩余价值,工人已认可,各国(包括我们)法律也都认可;工人剥削了资本家,资本家养活了工人。

  价值计量的特殊性

  价值计量与重量的计量、长度的计量虽然在原理上相同,但仍然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重量和长度的计量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直观性;而价值的计量则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动态性。

  (二)强盗骗子才讲政治经济学?

  本文没写作大纲,不保证更新,绝不完稿,随时可能全文删除。敬请不必期待。这也是我第一次写东西的时候没考虑读者会不会有收获......

  做为强盗的后代,在经历了许多年的骗子生涯之后,终于决定为小学毕业程度的河友讲授政治经济学,只需耽误大家20分钟左右,即可树立全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可能弄得什么人生观都没了。

  第一讲 抱朴氏社会学

  抱朴氏社会学其实是一门伪科学,它全部内容只有一个分类法。按照《抱朴氏拜金分类法》,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穷人,一种是富人。另外还有一批,没明确的政治主张和独特利益,其实不能算是政治上的“人”。

  配套的,也就有两种政治经济家。

  代表富人的,叫做“公仆”,俗称为骗子;代表穷人的,叫做“先锋队”,俗称为强盗。富人有钱,也聪明,请得起人出主意,为了让自己更有钱,也为了更久地过好日子,就搞了一堆规矩,叫做法律,不准穷人看懂,但穷人必须遵守。为了让穷人遵守,富人也就捏着鼻子带头遵守,这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自己心里委屈怎么办?就把法律改得让自己舒服点,这就叫修法。有些写出来太露骨也泄密的规矩,不合适说透或写成法律,但大家都要做到,就叫做游戏规则。连一个字都不能写出来的重要口诀,只能口传心授,就叫潜规则。为了执行这些规则,保证富人不吃亏,就请一大帮想变成富人的聪明人帮他们当裁判,替他们下场踢球,这就是公仆和代理人。怕公仆和代理人把富人的钱卷走,或不听招呼,就把他们分成好几条线,想办法让他们不团结,这就叫“三权分立”。在规则范围内,把别人的钱搂到自己口袋里,这就叫骗!

  所以,富人的政治代理人都是骗子。

  穷人没钱,也不如富人聪明,只有一把力气。要想变富,只能从富人手里捞,可是富人早把规则定好了,不允许那么干。不过穷人不怕。规矩算个屁!富人要杀他,他反正要饿死了,不怕!他也没财产,烂命一条。想活命,就直接从富人手里弄钱。成了,多活一天是一天,不成,反正也就是死。所以“最大”先生说,在这场斗争中,“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失去的是什么锁链?是规则。“砸碎一个旧世界”!砸碎的是什么?规则。凭力气,破坏规则,从别人手里弄钱,就叫抢。所以穷人的政治代理人是强盗。那些为富人服务,又想变成富人的聪明人,住在富人家里,给富人管家。他们看不起穷人,自己不觉得自己是穷人,但自己又不是富人,穷人也不觉得他们是自己人,于是叫做“第三种人”。他们聪明,贪财,虚荣,但没钱,也没力气,更没胆量,怕打架,怕见血,自己也觉得地位很尴尬。需要给自己抹点粉,就给自己起了好多别名,主要喜欢管自己叫“中产阶级”,有时候也叫“白领”啥的。 “第三种人”,穷人和富人都不太待见他们,又因为他们没钱没胆量又没力气,实际上是被欺负的最厉害的一群人。大部分人最后还是变成了穷人,一小部分变成富人。为了骗他们继续跟富人绑在一起,为富人服务,别跑到穷人那边去,富人就拼命宣传这一小部分乍富的穷人,这就叫做“美国梦”

  强盗骗子鉴别法二(强权还是公理?看他们崇拜什么)

  强盗崇尚力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有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力量是哪里来的?“团结就是力量”!所以强盗挂在嘴上的,总是“团结”这两个字。那强盗帮里最可恨的家伙,为啥标签上总有“拉山头、搞分裂”这一类字样呢?因为他们不肯团结在帮主周围,而是想搞自己的地下力量。

  生死的关键在于谁掌握力量,拳头有多大很重要,拳头长在谁身上就更重要。“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强盗帮里掌握力量的人就在台上,是各级头目。他们指向哪里铁拳就砸到哪里,他们掌握着财富的分配权。

  按照《新阶级》的说法,“当生产资料和产品归全民所有之后,所有权就变得没意义,谁掌握了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和产品的分配权,谁就掌握了生产资料和产品本身”。所以官员是强盗帮真正的主人。主人就要有“主人翁意识”。在大小头目的行为上就演变为长官意志。官当的越大,也就越正确,直到当了帮主,那就统统正确,而且还要追溯蝌蚪时候的不凡,生下来就头顶光环,“自出洞来无敌手”,永远正确,从来就不犯错误。自下而上的时候呢,就叫做英雄崇拜了。有了难办的事或有好处的事,“领导定,领导定……”

  前者是相信领导,后者是爱护领导。实质都是围着领导转。

  崇拜英雄其实是崇拜强权,是崇拜力量的一个变种。凡是崇拜英雄的,内心深处都有反抗规则的冲动,都有成为喽罗和炮灰的潜质。

  崇尚力量的人都恨规则,他们管它叫“枷锁”。举例说,法律在强盗眼里是什么呢?“法律是统治阶级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以国家暴力为保障”。遮羞布是随时可以扯下来打人的。我最喜欢强盗的地方,就是人家直爽。

  而骗子崇尚规则。在骗子那里,官员不算什么主人,那只是个前台木偶,代理人,顶多也就是个托儿,做得好了,叫做职业经理人。

  规则的最明显表现形式就是法律。史尚宽写《物权法》,劈头就说,为啥要有物权法呢?“定分以息争”。这就是说规则的重要性。结果息争了吗?好像到现在也没,倒是养活了不少法律从业者。“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

  定分定分,规则上面叠道德,规则下面叠仪式,最终表现为形式主义,穿袍子戴假发,套路越来越繁琐,越来越不方便,稍不小心,连自己也绕糊涂了。所以大法官丹宁恨恨地说:“如果有任何妨碍做到公正的法律,那么法官所要做的全部本分工作就是合法地避开—甚至改变—那条法律”。这就是骗子被套路弄得不爽,想要抢钱的牢骚话了。

  规则本身还不能用来捞钱,捞钱要用规则下边的一个东东,叫做合同,这玩意以前叫做契约。是挺神圣的一个东西。祖师爷的祖师爷的祖师爷就喜欢用。

  他老人家在天上,看谁不顺眼就杀。电闪雷劈,把人弄成盐柱,放大水淹人,本来是个很有前途的强盗头。

  后来不知怎么一来改了性,跟人搞了个“耶十点”,还刻在石板上,算是约定,不守约定的,唯一的教育方法仍旧是电闪雷劈。再后来就发现亲自动手,手上沾血还是不够斯文,就另弄了一套约定,拿自己来历可疑儿子的血签字,找一帮代理人宣传,后来发展成一门大生意,养活了无数人。

  这套把戏就是契约,现在叫合同了。它特别特别神圣,谁违反谁就是人渣。

  神圣的东西都威力巨大而又特别从容。好的合同,那威力是那种千刀万剐的味道,只要你的肉,不要你的命。你离开骗子家门的时候,尽管肉被削得差不多精光,成了骨头架子,但毕竟还有口气,你是活着走的,这叫人权高于契约的原则。

  其实还是为了持续发展啦。当然了,也有爱好问题,骗子不屑于脱得一丝不挂,抡两把板斧满大街砍人。人家是斯文人,喜欢拿把小银刀慢慢划拉……

  大概就是李寻欢和李逵之间的等级差异吧。

  以上就是崇尚规则还是崇尚力量的鉴别法。

  简言之,就看权大还是法大。再通俗一点,就是升官发财哪个更要紧。认为升官重要的是强盗体系,认为发财更重要的是骗子体系。如果认为两个都重要,那么恭喜你!你能活到现在实在是太幸运了。

  认为力量和规则同等重要的人为什么难以活下来呢?这要分体系内和体系外两种情况。在体系内,你会触犯所谓“思想的纯洁性”。如果你在强盗队伍里说还有一样东西和力量一样重要,就有点像跑到拉登家里说还有个人跟真主一样伟大,那下场不用我多说。

  任何体系,对自己内部的异端比对异教徒狠得多,这是有道理的。在体系外,你会成为立场不明的墙头草。所谓同等重要,意味着双方都没法信任你。

  当然了,骗子羡慕强盗的铁拳,强盗羡慕骗子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所以有人才会说:“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专利”。问题是强盗和骗子直接可以谈,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人家根本不需要你。所以战火连天的时候,站在交战双方的中间,承受交叉火力,不管双方谁赢,你一定是输家。

  等到强盗骗子双方握手言和,谈判桌上又根本没你的位置,你还是输家。所以如果你骑了半天墙还能活下来,生存力肯定比蟑螂厉害多啦。

  还有个小例子:强盗喜欢力量,所以强盗喜欢朋友,喜欢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之类的话;骗子喜欢规则,所以喜欢说“没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之类的话。你说话的时候要小心点,不要说了别人的台词,后果会很严重。

  左派变成了强盗,无产阶级左派跟着变成了强盗。57年前无产阶级左派跟资产阶级(包括左右二派)握手言欢的时候,工农大众成了输家。

  蓬间雀们就不要否认自己否认暴力革命的本心了,“合法和平”的“社会革命”前景多么美妙,比定义法出来的“强盗”或“骗子”带来的结果不是都圣洁多了么?否认人背后的阶级而一味强调派别的相似、权力争夺的一致性,实质不是要否定左或右,就是要否认暴力-在这里将暴力简单而肤浅地归类为权力争夺-带来的社会革命。

  盗骗子鉴别法三(乐观还是悲观?看人生价值观)

  强盗是乐观主义者,相信啥都会越来越好,这叫革命的乐观主义。

  骗子是悲观主义者,相信人性本恶,没办法,他谁都信不过嘛!这叫理性的现实主义。骗子长了一颗精明算计的脑袋,而强盗拥有一颗年轻而叛逆的心。年轻的心不愿忍耐,所以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说法。强盗相信进化论,唱歌也唱《越来越好》。骗子宣传宿命论,喜欢研究世界末日,从《启示录》到《2012》都是他们弄出来的。可是他们相信自己的宣传吗?未必。

  强盗一说到未来就睁着眼说瞎话。人家今天就要饿死了,他说:“瓦西里同志,面包会有的。”你问未来什么样?他说反正是很好很好,你就放开了想吧。什么?想不出?要问我?我也说不太好,也许是“土豆烧牛肉”?要不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而骗子一说到未来就一团漆黑,社会崩溃,资源衰竭,全球变暖……总之,未来不乐观,自己不可靠,风险非常大。那怎么办呀?好办!把钱给我就行。我们开了一家公司,叫做“保险”公司,钱交给我们,您就甭操心啦。跟现代骗子那只看不见的手相比,江相派那些算命打卦吓唬人的小骗局不值一提。

  强盗一定是靠过去吓唬人,靠未来引诱人的;而骗子喜欢拿未来吓唬人。

  “这位朋友请留步,我看你印堂发黑,三日之内必有奇祸……”

  “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你留着钱干什么呢?你又没机会用,把你的钱给我吧,我帮你弄一张去天堂的单程票……”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实现自己价值观的主要方法,就是把自己喜欢不喜欢的东西都写在一个小牌牌上,往别人脑门上贴。

  要特别注意额头上的标签。强盗喜欢力量,所以你额头上可能会贴上一张“工作勤奋,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标签;喜欢团结,你额头上贴着“团结同事,顾全大局”;喜欢你立场鲜明,所以你额头上贴着“对帝国的敌人毫不留情”。哦,最后这个错了,那是缪勒的标签,快还回来。

  如果这些标签你都有,恭喜你,你在强盗帮里是骨灰级的人物。更大的可能性,你已是真正的骨灰了。

  那么,崇尚规则的骗子们怎么给自己最喜欢的人贴标签呢?他们管这些人叫“理性的现实主义者”。骗子既喜欢自己,又喜欢羊牯。他们这样称呼自己的时候,是正准备来骗你,你即将上当的时候。他们这样称呼你的时候,是已骗成了准备撤退,提醒你发现被骗了以后应该老老实实地吃哑巴亏。

  每当有人夸我理性平和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又要少点东西。也许已少了,只是我还不知道少了什么。

  强盗骗子鉴别法五(专业还是业余?看资格)

  强盗是穷人,可是什么才是穷人?“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不!不但那不算穷,能有一把力气也不算真穷,有一门技艺也不算真穷。“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嘛!穷到什么样是穷极了呢?那就是连技能都没的人。穷人没技能,代表他们的人当然也就不好炫耀自己有技能,这就叫谦虚。有些场合反而要炫耀自己也啥都不会,还很光荣,还鄙视有技能的人,这就叫“与群众打成一片”。所以强盗都是票友,最大的本事就是王八拳,看上去也有章法,威势逼人,其实瞎来一气。赢面也很大,“乱拳打死老师傅”嘛!

  搞砸了怎么办?好办!“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嘛!

  “说走咱就走呀,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骗子是替富人打工的托儿,没水平可不行,没人敢请你呀。

  所以骗子要读书,读完了还要考试,考试完了还要领营业执照,有了营业执照还要试用,试用完了还要签合同。把手按在一本叫做《2000年来骗术精华录》的黑皮金字厚书上,大声赌咒:“要是我随便动用第三只手,就让我不得好死!”说完以后脸皮不红,才算过关。

  为啥有可能脸红呢?因为那本书里明明白白写着:“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

  谁敢不按这本书说的办,就会有长翅膀的鸟人从天而降,拿把带火的长剑来教育你,一点都不好玩。能按着这本威力无穷的书睁眼说瞎话而脸不红心不跳,才有资格进职业骗子的大门。

  和前一节的内容结合起来看,单靠宣扬风险还骗不到钱,能骗到钱的是风险控制,要想替别人控制风险,帮助他们,你就要有他没的资格。只有获得这个资格,人家才会觉得你比他强,才会把毕生积蓄给你,不是吗?

  所以骗子这个行业会出大师,会分级别,而强盗不分级。你听说过拿到四级六级证书才去抢劫的强盗吗?

  骗子拿到营业执照之后,是不是就立刻跑到大街上骗人去了呢?不是的。

  他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鄙视和排除一切没营业执照的人,尽量不让别人拿到资格。这叫职业壁垒。

  无论强盗还是骗子,来自内部的威胁永远是最大的威胁……因此你只要听到“职业化”这几个字,你就可以很明确的得出结论:“骗子来了”!

  小结一下:凡是代表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崇拜力量、乐观向上、不讲资格规则的,都是强盗或候补强盗;凡是代表全体人民,讲究规则和资格,宣扬风险的,都是骗子或候补骗子。

  第三讲 强盗骗子的斗争

  仇恨来自于爱,有爱才有争夺。

  穷人和富人为什么会打起来?不是因为他们差异大,而是因为他们有相同的地方,有共同喜欢的东西,穷人和富人共同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呢?钱啊!

  富人的钱从哪里来的?

  两个渠道,从穷人那里骗,从其他富人那里骗。

  那么,穷人为什么会跑到山上去当强盗?

  实在是被欺负得受不了啦。说起来,穷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没雄心大志。有口饭吃就心满意足了,从来不想什么做大做强之类。自己又笨,不认识字,不关心也不知道外边的事。

  问题是那些富人想要更富,就建立政权,制定规则,招军警宪特,依法搜刮穷人。搜刮到什么程度呢?上限是每个穷人都不会变富,这算贤明君主统治下的盛世;下限是大部分穷人都不会饿死。一般社会都按照下限设立政策,可以多弄点钱嘛,这个就叫“以天下奉一人”。

  为什么会这样设定?因为富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贪婪,无止境的贪婪!

  问题是这个下限不安全,万一有啥天灾人祸,本来可以勉强生活的穷人就要饿死了。穷人可以饿死,富人照样要搜刮,这叫保证生活品质,是贪婪的本质所决定的。要从快饿死的人手里弄钱,光靠制度来骗就不够了,要辅之以暴力,养专门咬人的狗,给它们发合法咬人的营业执照。穷人有天灵盖的时候,富人有狼牙棒就够了,等到穷人拿起了石头,富人连坦克车都有了。暴力机器的建设是基本建设,可不能省钱。

  在打人这个技术上,富人才是师傅,而且是先动手的一方。

  再没雄心大志的草民,也是想活下去的,等到连最后的活路也没了,他就只好上山当强盗了,所以叫“逼上梁山”。被逼上梁山的林冲,就是一个典型的草民心态。老婆被抢,被栽赃判刑、被押送管教干部欺负,他都忍下来了,如果不烧他的草料场,他多半还是个模范犯人,还在傻乎乎地攒积分等着提前释放呢。

  可是连草料场都烧了,他还能干什么呢?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一般来说,反抗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情况或三个阶段:

  第一种情况,穷人知道自己过得不好,也知道是谁骗了自己的钱。上门去讨,被打出来了或被按照他听不懂的规则依法哄出来了。愤怒无奈之下,铤而走险,血溅五步,去报复骗了自己的人。这是一对一的反抗,是报复个人。杨白劳就是这么个人,他只恨黄世仁,对其他地主没什么意见。这种反抗前提是有明确的对象,行为是纯粹的个人行为,结局多半是投案或逃亡,最终被绳之以法。这种情况在任何社会都有。

  第二种情况,穷人知道自己过得不好,但不知道是谁骗了他,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过得好。看到周围的一些人肥马轻裘,纵情声色,自己却越来越苦,却不知道为什么苦,对未来彻底绝望,又不愿“自挂东南枝”默默地去死。就临死拉个垫背的,提刀上街,碰到谁砍谁。这是一对多的反抗,是报复社会。

  随着贫富差距增加,穷人只有绝望的未来,却不知谁该为此负责,没明确的报复对象,只能报复社会,这是垂死挣扎的疯狂。这时候的杨白劳,他看谁都不顺眼,连自己都恨。

  这种反抗没明确的对象,是反抗社会,伤害的是无辜者,行为是无计划的个人行为,结局多半是被绳之以法或送进精神病院。社会贫富差距越大,这种情况越多,它反映的是社会底层的生存压力。

  第三种情况,穷人知道自己过得不好,也知道是谁骗了他,是怎么骗的。这时候他反抗的不再是社会,而是制度。事到了这一步,社会的麻烦就大了。这时候的杨白劳已不再恨某个或某些富人,也不恨社会,他是要改变社会了。

  穷人除了一条命,啥都没,在反抗制度的过程中,只有靠人多,所以他一定会组织起来。靠什么组织起来?宗教,理想,美好的未来,凶恶的敌人,不管是啥,总之是用共同的憧憬和共同的恐惧编成一张网,把人们“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之后干什么?分为有政治纲领和没政治纲领两大流派。

  没政治纲领却有一定组织的,大秤分金,大块吃肉,今朝有酒今朝醉,活到哪天算哪天,不反抗制度,是山贼土匪。

  有政治纲领又有组织,又反抗现行制度的,才算是真正的强盗。

  那么强盗和骗子怎么打起来的呢?自发的落草穷人只能做山贼,很难升级为强盗,更不用说能和骗子斗起来旗鼓相当的强盗。强盗能成气候,源于富人和富人之间的内讧。富人内讧,是因为认为世界上的财富是个常量,只有这么多,穷人那里搜刮不到了,只好对准其他富人。都是没发展的眼光闹的。话说回来,弄其他富人的钱虽然风险大,来的也快啊。那富人和富人打架,怎么会弄出强盗来呢?强盗成帮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人力资源。

  本来富人就把穷人搜刮的“挣扎在死亡线上”,勉强存活。现在一打仗,这就是人祸,穷人一下子就被赶到死亡线下面去了,民不聊生,强盗最需要的人多势众这一条就具备了。

  另一个是骨干力量:富人跟富人打架,自己也是不出手的,要靠穷人当炮灰。炮灰也是需要训练和组织的,于是就有了受过训练和组织的穷人。

  等到富人打完架开始分赃,这些炮灰就又变回穷鬼,这次是受过训练、懂得组织纪律,除了打架不会别的的穷鬼。

  有了骨干,又裹挟了流民,于是就风起云涌,山河变色了。

  你看普法战争、一次大战、二次大战,每次富人大战后,立刻就会继之以穷人造反,领头的,全都是退伍兵。

  有了这两个条件穷人就会变成强盗吗?也不会,还需要一个具体的导火索。

  就是除了搜刮他之外,还要侮辱他。

  穷人之所以穷,一个原因是因为笨,不爱动脑筋,另一个是没出息不求上进。又笨又没出息的人,被人欺负了不会马上就跳起来,反而是马上会跪下去。“求求你放过我吧……”

  如果这时候扔给他一块干粮,他就会感激涕零地捡起带土的干粮,连着以前收到的欺负一起咽下去。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又能活下去了。

  可惜头磕在地下,得到的回答却往往是再挨上一脚,脑袋被踩到泥里去了。

  他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死。一个人死还是拖几个人一起死。

  所以要想让穷人上山当强盗,富人和他把持的官府必须堵住一切让穷人活下去的路。不协商,不救济,不准告状,不准上访,不准到处去说自己的委屈。不听话?关起来!打!

  一定要把他们打成强盗,他们成功了,是富人无止境的贪婪造就了自己的敌人。穷人变成强盗有个标准流程:倒霉,失去财产——跪在富人门前,被赶走——跪在官府门前——被赶走——失去了家人——惶惑——上山当强盗。

  所以说没天生的强盗,强盗都是被逼成这样的。

  组织起来的强盗会更强横一点吗?

  很意外,一点都不,他们更喜欢谈判,特别容易被招安。说来也很好理解,穷人本来就没出息,谁愿长年累月住在山里呀,给个出路就又回去做老百姓了,穷人容易满足,也就容易妥协。

  有政治纲领的强盗档次要高一点,他要让天下穷人过好日子。怎么才能做到呢?商量啊!你们富人能不能别要那么多钱?别光说财产权神圣和契约神圣,考虑点人权,让我们也过得稍微好一点?

  国家的事能不能搞个议会,让我们也参加,提点意见?

  跟富人商量让他少赚钱?你忘了富人的贪婪吗?

  猪跟人商量别吃它的肉,你猜猜人会不会答应?

  不答应!而且不理睬。

  然后猪居然在猪圈里游行,要显示力量。

  于是富人提起棍子就跳进猪圈里开打了,而且谁跳得欢就杀谁。

  然后猪就疯了……它们逃进山里,并且重新长出了獠牙……

  强盗开始抢钱,更有甚者,他们不承认骗子的规则,并且有自己的纲领,试图另起炉灶,建立一个不用钱来评价人的社会。

  于是阿巴公惊慌愤怒地说:“我要请求把所有的人都给绞死,如果我不能把我的钱重新找回来,我自己也得去上吊。”

  这就不仅仅是钱的事了,你要我的钱,我就要你的命!骗术不管用了,人家根本不按你的规则玩,于是骗子放下规则遮羞布,开始乱挥武器。

  这就打起来了,这一打,就是一百年。

  这是波澜壮阔的一百年,是极端血腥残忍的一百年,是大杀戮也是大融合的一百年,也是人类第一次超越了民族和宗教,赤裸裸地为了钱和命拼搏。

  都想要钱,都不想死。人类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分成了两大阵营,搏命厮杀。这个世界上钱确实是很重要的,穷人再团结,没钱,本来也打不过富人。为啥越来越壮大呢?除了自己团结,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富人不团结。

  贪婪的人本质上只能互相利用,不可能团结,富人之间勾心斗角,还都想把穷人当砝码来利用,就给穷人留下了周旋的余地。

  等到富人认识到应该共同防火的时候,星火已燎原。

  (三)再看政治经济学的那些谬误

  马克思也是一个洋人,连洋人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偏有一些中国人要拜倒在洋鬼子脚下还要把洋鬼子的东西拿来压中国人。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纯属扯淡,这个我以前早有详细的论述。所有那些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价格,价值就是交换价值就是价格,价值不能转化为价格就毫无价值,就象工厂里的那些废品一样最终毫无价值。同理,价值就是使用价值。其他所有那些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个别劳动时间之类的废话也是为了故意把事搞复杂而引入的一些毫无价值的马氏词语,你绝不可能在现代经济学中找到这些早已过时的东西。那些国内的无知经济学家习惯用马氏的词语来解释马氏的理论纯属浪费时间。这些低能的马氏经济学家不惜一生的时间来解释马氏的各种猜想和假设,可能他们乐于这种循环论证而自得其乐把。前面已说了,既然这些猜想和假设都纯属扯淡,那么解释这些猜想和假设更属于扯淡。

  我认为用马克思自己发明的劳动价值轮的观点和什么C+V+M的公式来解释或证明劳动价值论本身的正确是毫无价值的(这陷入了循环论证的怪圈,不过国内那些自以为聪明的马克思学者往往就是这么做的,所以都是无用功。其实劳动价值论早已过时。不然也不会被称为古典经济学了。

  为什么国内的学生从小到大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学习那些早已过时的理论?多学习一些知识本身没什么坏处,但却让那些人自以为懂了点什么价格,价值,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可变成本等马克思的术语就自以为懂了经济学,并用这些术语来解释现实生活和社会现象。完全是误人子弟,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要都花那么多时间去学经济学。如果不是立志要当一个经济学家,一个人的直觉和基本的生活常识也已能他很好地解释一般的经济现象。非要用那些马克思式的术语来讨论那些生活现象反而会把问题搞复杂了。

  就像上述有些人的回帖所说的那样:你不懂个别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在这里谈经济学。引用死人的话来解释证明死人的话是毫无意义。我看了只觉得好笑。可以说花那么多时间来学马克思的经济学不可能把人教得更聪明。

  举个例子来说,假如她们中的一个女人上街去买衣服,她会说那不是为了让自己更漂亮而可以吸引更多的男人,而是为了实现工人做衣服的劳动价值(我们看出其实买衣服本身就和劳动毫无关系),假如她想买的那件衣服的价格是1000元。那么她在买衣服前会认真考虑这件衣服的个别劳动时间是多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又是多少。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是多少?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又是如何决定价格的?然后才会决定买不买这件衣服吗。只有精神病患者可能才会这样做。可能这些问题不仅她自己说不清楚,可能连那些企业家或经济学家也永远没办法说清楚。从中可以看到学那些无用的劳动价值论是多么荒谬。)。

  其实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效用就是价值,价值就是有没用,价值就是一个主观评价(价值这个词语的原始解释就是如此,价值是主观的不信你去查字典)。既然是主观的就会因人而异。所以根本没不不变的价值存在(和劳动更是毫无关系,就象那个女人在买衣服前只会考虑这件衣服是不是让她更吸引男人而不会考虑衣服里到底包含了多少男人的劳动一样,如果不是这样怎么办)。

  价格就是你愿为一件衣服的效用所付出的货币量,就是如果你认为那件衣服穿在你身上让你更漂亮,你就掏一千元买它。如果不是你就会觉得它不值一千元,于是你就不买它。其实就这么简单。那里需要再引入什么个别劳动时间,平均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等废话来讨论这个简单的现象。不仅画蛇添足,而且让人觉得你精神不正常。所以引入劳动来谈价格不是白痴又是什么。

  价格和劳动毫无关系,价格由效用和竞争决定。没任何产品是由劳动决定的,甚至也不是由成本决定的。那些学马歇尔经济学的学生如果试试用马歇尔的学说去分析市场中的任何一个产品的价格就会发现毫无用处,(据国家发改委最新调查,康师傅方便面成本0。6元,价格3。3元,发改为认定价格欺诈,关键是这个0.6元和3.3元的关系既不能劳动价值论算出来更不能用马歇尔的曲线确定出来。所以马歇尔的学说也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没一个商品的现实价格可以由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交点确定下来。所以只是一种空想。

  这个问题,奥国学派早以做过论证,不再多说。所以微观经济学中唯一有价值的其实就是边际效用学说,其他那些是似而非看起来正确其实经不起推敲的东西根本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那些学了几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学生有没想过他们花了那么多时间死记硬背下来的破术语在生活中可以正确解释什么现象?什么也解释不了。

  价值就是有没用,价值就是一种主观的评价,这个不用看经济学了,去翻字典就可以查到了。换一句话来说,价格就是价值的货币化或客观化,就这么简单,和劳动有个鬼的关系。不能客观化的价值永远都是主观的。

  首先要搞清楚价格分为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还有个人价格和市场价格之分。马克思连个价格的区分都不会那里还能建立什么正确的价格理论和经济学。

  你愿化多少钱买一件衣服这就是就是个人需求价格,个人需求价格的平均就是市场需求价格。一个厂商愿以多少钱卖出一件产品这就是个别厂商的供给价格。个别厂商价格的平均就是市场供给价格。市场需求价格和市场供给价格的交点就是市场均衡价格。

  所以大家看出个人需求价格与厂商和任何他人都无关,你自己一个人就决定了。市场价格取决于需求价格和厂商竞争。也和劳动没任何关系。甚至和厂商的成本也没任何关系。(把供给简单地理解为和成本有关也是很白痴的,因为厂商一切以竞争和占领市场份额出发,即可以以远高于成本的价格也可以远低于成本提供商品。如香奈尔,CD就是这个市场的所有厂商都在以远高于成本的价格提供商品。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连马歇尔的经济学也是扯淡。价格不是又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决定的,不信你去给我画一个奥托的供给曲线出来,我想你不可能画出来,这也不是说你就不聪明,而是那个理论本身就是扯淡。可以所有的劳动价值论,成本价值论统统是扯淡,因为价值不仅和劳动和成本也无关。

  一个女人她刚买了一件衣服,你去问这件衣服对这个女人来说价值是什么,如果她足够诚实她会告诉你就是这件衣服能提高她的回头率,即使是天生最丑的女人都不例外。如果她说这种价值和造衣服的劳动有关,那她就不仅是一个丑鬼,而且还是一个白痴。

  还有那些白痴总是错误的将所有的汽车理解成汽车,其实汽车也分很多种,两种汽车之间如果没竞争关系就不会有任何价格和成本的关系。也根本不能平均。如宝马和奥托虽然都是汽车,但毫无替代和竞争关系,就是无论奥托怎么降价根本就不会影响宝马奔驰更不会影响劳斯莱斯的价格。所以所谓的马克思经济学家从来都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其实比如那个FVSF一看就知道从来就没做过生意办过企业的,从马克思的书上回到马克思的书上。所以全是空对空的瞎扯淡。如果他稍微有一点实践经验我相信也不会在这里瞎扯蛋了。实际上马克思自己都说了实践可以检验真理。所以只要把马克思的任何经济学放到现实经济中的任何领域去做个检验马上就会发现是一堆垃圾。不要告诉我说马克思的经济学适合一百年前或五百年后的共餐主义社会。真理应该随时随地正确才叫真理。

  产品的价值或效用依赖于主观评价,生产一只劳力士手表的劳动量并不等于一只普通手表的几万倍,但劳力士可以卖一百万元一只,普通手表只能卖几百元一只,因为劳力士的品牌值这个钱。劳力士手表的功能(使用价值)也并不比普通手表大几万倍,只是因为大家认劳力士的牌子,品牌就是一个主观的评价。

  一只手机如果经过两年还没卖出去就可能要淘汰,变得毫无价值,厂家也不得不将其作为打折拼或废品来处理。这并不是因为它没使用价值了。新的手机的包含的劳动量也不会比老手机有什么变化,只是因为人们受到了款式和潮流的影响。所以产品的价值或价格依赖于潮流时尚这些心理评价。

  艺术品的价值依赖于主观评价,自从凡高死后,一张凡高的画其包含的成本(或劳动量)或供给(或边际成本)都不会再增加,也不会再减少,只是需求(边际效用)变大了,所以价值和价格不断上涨。这和保存方式和成本也没任何关系。如果一个人几十年前偶然得到一张凡高的画,由于条件有限,他就将它藏在一只夜壶里,而其他人则把画保存在有空调的博物馆里。如果现在这个人的儿子把那副画拿出来拍卖,并不会因为他父亲曾经把这副画随便藏在了夜壶里没花劳动量来细心保存而说这副凡高的画就不值钱了。

  凡高就算花了一年的时间辛辛苦苦来画一幅画。他的那个巨高的个别劳动时间经过了这么多年,经过这么多人的平均也早应该平均成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了。如果按全世界所有画家画一副画的劳动量来进行平均,画一副那样的画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可能也不会超过一年,为什么他的画价格现在还高的那么离谱,而且看来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其他劳动者的劳动给平均下来,为什么?

  而且,那些埋在地下的古代文物如果要找现在的人来照原样加工出来看来也不是什么难事,而且也不能说古代人做一口棺材就比现代人做一口棺材花的劳动量大,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找几个民工用一年时间来慢慢做那口棺材,为什么现在做出来的棺材就没以前做的那么值钱了啦。

  凡高的画值钱,因为有人喜欢,就是有需求,而供给有限(供给有限也并不是说现在我们不能生产供给同样的产品,凡高那样的画随便找两个美术学院的学生也是可以临摹出来的),而且这和当时生产出来时所耗费的劳动量也没直接关系,更不用说什么劳动决定价值了(其实劳动什么价值也决定不了)。

  如果要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伦经济学来合理解释这种现象,就必须先加上一个附加条件:"就是已死去的人的劳动要比活着的人的劳动价值量更大,而且人死得越早,价值量就越大",所以原始社会人的劳动价值最大,未来进入共产主义以后的人的劳动价值就最小。除此以外没办法合理解释。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死人经济学是无比荒谬的。

  你不要看那个FVSF在这里振振有词的样子,其实我早就问过他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如何说明凡高的画为什么一直涨价的问题他却是故意避而不谈。

  为什么呢?其实这就是所有劳动价值论的死穴所在。

  就如马克思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在现代民主国家可说一钱不值。在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却被捧成天书。这就是一种主观评价。有用就有价值,无用就无价值。但先不讨论这个问题,不然FVSF又要偷换概念。

  还是回到那个凡高的画好了。为什么凡高的画一直在涨价从没跌过,难道死人也在不断的劳动吗。就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分析。价格由价值决定,价格高价值必然高,价值又由劳动决定。所以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凡高死了还在继续劳动,是凡高的死魂灵在劳动吧。所以他的画还在涨价。

  不要给我辩解说什么价格也会暂时偏离价值。凡高的画都涨了一百年了,从没下跌过,你敢说凡高的画将来会跌价吗,如果你是一个理智正常的人可能不会得出这个结论吧!如果解释不清楚这个问题就不要再提什么劳动价值论了,我早说了那是一堆垃圾。科学必须要能合理解释某个领域的所有的现象,那样才能叫科学,不然就一定是伪科学。

  我以前也问过FVSF:如果你站在地球上把一只苹果往天上扔出去,你什么时候看到它不会落下来的。如果你有一天早上起床后站在你家门口,你用尽全力把一只苹果向天上扔去,而那只苹果竟然就一直飞向外太空去了,而且再也不回来了:或你把你家的扫帚放平后夹在你自己的胯下,看看你自己能不那飞起来,如果你发现自己真的可以骑上你家的那把扫帚飞到天上去,那也并不能证明你从此就具有了哈里波特般的魔幻神力,而那一定是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出了问题。

  他的回答是什么,哑口无言。当然估计这次他还会继续用那套口词不清的说法来搪塞。但大家一定已看出来了就是他心中有鬼。另外,我从来没推崇过什么马歇尔,所有的成本决定论都是为科学。不然就请你用成本价值论来说清楚凡高的画是怎么一回事。

  竟然有人还在讨论什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存在的谬误”的话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没什么谬误,如果不是对经济学的无知就是除了吃饱饭没事做。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其实就是一把夜壶,夜壶有什么错,更不可能有什么谬误,你愿用夜壶就用,不愿用就用马桶,如果马桶也不好用,就直接去大街上方便好了。所以根本就不需要讨论夜壶的谬误。

  其实说得好听一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是那把夜壶,在一般人眼里它还没一个马桶好用,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却成了价值连城的圣物。甚至这个现象都不能用那个夜壶理论来解释,而必须用边际效用理论才能解释清楚。

  其余什么凡高的画也同这把夜壶。

  我现在叫你用马克思的C+V+M的公式或任何马克思而不是你自己的信口雌黄把那把千年夜壶的价格或价值给我算出来,算个大概数字也可以,然后去和市场上的真实价格比较一下,看有多大差异。

  其实我也知道你用马克思或马歇尔或任何劳动价值论(如果你还学过而不是道听途说的话)的理论都是不可能把那把夜壶的价格测算出来的,不仅夜壶算不出来,其他什么汽车。凡高的画还是衣服的价格价值也算不出来。所以我说那些貌似合理的成本价值论都是垃圾,一放到实际中就要现相。只是可惜有那么多白痴竟然傻到会把那些朽木当真理。

  所有劳动价值论和马歇尔经济学在这里发生错误的原因就在于所有的产品都是带有虚拟和主观效用成分的产品,绝对不含任何主观效用价值的产品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所有产品都要满足人的需要,完全客观没主观的人也从来就没在地球上出现和存在过。这就是马歇尔价格均衡理论发生错误的根本原因。

  按马歇尔的学说能得到的结果只能近似的符合于原材料和奥托这些低价行业的长期价格。而对所有中价高价行业都没意义。一个价格学说不能解释市场上的所有价格现象本身就有缺陷。

  除了石油矿产宝石等天然资源行业以外,任何一个行业的供给曲线都是从左向右下方倾斜的。可以说除了完全垄断行业,天才艺术家的创造和极度稀缺的矿石和宝石行业外。任何市场需求的增加都会造成供给的扩大,只要是通过人力资源的有效组织和增加就可以实现供给扩大和增加的行业。从长期来说,随着供给的增加产品的成本就会不断下降,其原因就是人力资源不是象宝石或天才那样属于不可再生的资源,世界上有的是人。

  萨伊说供给本身可以创造需求,其实需求也可以创造和扩大供给,所以供给和需求并不是互相独立的,而马歇尔把供给和需求当做独立的变量来加以分析,所以要出错了。看你对经济学有兴趣,今天还是教你一点有用的知识吧,你一定要记好了。因为这才是经济学价值论的真理。

  这个真理就是:任何产品一旦生产出来,生产它所花费的任何劳动或成本就已成了过去时,就是说产品出来后,对产品的价值来说劳动者就已死了,因为劳动者死了所以对以后产品价值的任何变化都无关,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清楚凡高死后它的画,马克思死后它的手稿,和那把千年夜壶的价格或价值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这个道理就是:劳动者死了,但产品的价值却活着。

  价值和价格只和活人的需求和稀缺有关和死去的劳动者无关。

  无论是马克思的书(指本人手稿原稿而非翻印的)还是凡高的画还是夜壶还是人和普洱茶,100年的茅台酒,八千年前的棺材,只要有需求同时供给越来越少其价值就要增加。

  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是:产品一出生,劳动者和劳动就已死了。所以产品价值和价格和劳动活劳动者无关。

  所以,一定要记住:劳动者死了!

  所有那些物理化学中的谬误和谎言都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的,而只有这个劳动价值论的谬论是在几乎被全世界所抛弃的情况下竟然还被那么多中国学生辛苦学习,当然这种学习不是自愿而是被强迫的。关键就是这个荒谬的理论有效用,符合权力的需要而不是经济的需要。所有的错误都是要依赖自己符合权力的需要而生存的。但所有问题的根源在那里啦,其实所有这些问题都不能怪那个马克思,因为你认识马克思,马克思可并不认识你,要怪只能怪我们传统文化中那个根深蒂固的愚不可及的”伟人论“。

  我中华民族从一个五千年的文民古国最后蜕变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原因在那里,原因就在于“伟人理论”。正是伟人理论在塑造了一系列半人半神的伟人的同时,把中华民族几乎变成了一个异常低能和丑陋的劣等民族。我们一天到晚高呼真主伟大,伟人伟大,真理伟大,但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实际的情况是历史上除了有几个枭雄和奸雄以外,根本就没出过什么象华盛顿,杰斐逊那样被历史和世界所公认的真正的伟人和思想家。更不要提什么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了,全是一堆垃圾。所以所谓的伟人理论也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一堆垃圾。

  伟人理论带来了两个严重的问题:

  一是伟人理论在把领导人塑造成伟人,半人半神的过程中,也极大的压抑了普通人的创造力,把普通中国人变成了一堆垃圾,一群蝼蚁,一群只会赚钱的经济动物。你看中国历史教科书中那个什么唐宗宋祖,这个伟人那个大帝的,根本没普通人的一点位置。其实祸害中国最惨重最深刻的那就是那个所谓的伟人理论了。那些无知的中国年轻人一说起伟人就津津乐道,好象伟人放出一个屁都是香的,都要膜拜。就像一位年轻女孩曾对李医生说:“主席伟大,主席真伟大,样样都伟大,真使人陶醉。”

  二是既然是伟人那么就不就不可能犯错误,即使犯了一个错误,他也决不能承认,那怎么办,就是用一个更大的错误去弥补第一个错误,结果就造成了更严重的错误。所谓的伟人晚年犯了错误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其实伟人晚年犯错误根本不能怪伟人,人非完人孰能无过,怪就要怪传统文化中的这个伟人理论。即使是凡夫俗子只要有一点功劳最后也要被他们抬到天上去。

  其实所谓的真理理论和伟人理论是息息相关和一脉相承的。没伟人理论也就没真理理论的位置,正是因为承认有伟人所以才有了所谓只有伟人才能发明和认识而普通人只能顶礼膜拜的所谓“真理”。

  伟人理论把那些夜壶也变成了圣物,把那些年轻人却变成了一群没独立思考能力而只会打屁的虫子。

  邓小平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和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其次,邓小平还坚决反对个人崇拜,他说: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他反复强调:“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

  记住邓小平同志的话“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77页。)

  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所有大肆宣扬伟人论的那些人都是别有用心的野心家,都是叛徒。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用大量的篇幅来吹捧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说: 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林彪的讲话震动了整个会场,这就是有名的"五。一八"讲话。

  所以,正如那个大叛徒大野心家林彪说的:以后谁再说自己是伟人,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如果有谁再说中国有伟人,也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如果还有谁敢说世界上有真理, 一定也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也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所以一定要记住:伟人死了,真理也死了,而中国人还活着!

  以前已论述过任何一个成熟的市场都是垄断或近似垄断经营的,细分行业之间的资本也并不是经常流动的。所以生产奔驰的依然在卖奔驰,生产奥托的也并没去转产奔驰。行业之间市场中的竞争者一般又包括一个市场领导者(主导者)和一到两个市场追随者(或竞争者)。价格是由市场领导者定的,这是个个别行动而不是平均行动,一般称为防御价格,市场追随者定的价格叫进攻价格。

  一个细分市场中的价格大致由分为高价,中价,和低价三种类型。如汽车行业中劳斯莱斯的价格是高价,本田算中等价,奥托夏利算低价,当然还可以再细分。已说了这几家是市场中的主导者,价格是由领先者制定的,那么一个市场竞争者采取的价格可以要么比奥托便宜,要么定得比劳斯莱斯还贵,都是有效的,当然最愚蠢的就是比奔驰便宜,比奥托贵了。这往往招致失败。其实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价格永远不会被平均,平均价格是不存在的,也么有那么厂商愚蠢到想去找到一个行业的平均价格尺度来哦给自己的产品定价。这就是马歇尔的学说不起作用的原因。即使在某些行业价格接近成本,但那也完全不是马歇尔解释的那么回事。其他不多说了。

  劳斯莱斯的高价本身就是一种需求,就是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就是要与众不同,要划清和穷人的区别。而这是人的本性。或说劳斯来斯按成本来定价,或按奔驰来定价,这种需求就不存在了。所以在这里不仅需求决定了价格,而且价格也决定了需求(其实价格本身也是需求,所以说价格最终由需求决定也没错)。价格和需求在这里成为一对充分必要条件,根本就没劳动或成本的任何位置。

  企业竞争的全部内容就是争夺市场份额。一个市场进入者在短期内价格定多高或多低的直接决定因素就是能否占领或抢夺市场份额。产品的价格并直接不和企业的盈利或亏损有关,因为这最终还是要取决于产品销量或说是市场份额。所以,在实现盈亏平衡点以前的任何价格都是毫无意义的。在这里成本和定价无关,成本在市场竞争中的唯一作用就是从长期来说能决定你的是盈利还是亏损,然后决定你可以在市场上的生存时间。如果马歇尔的均衡理论正好和市场竞争的长期结果相符合,那也只能说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并不能说他的理论就正确。

  马克思的学说作为一种价值来说本身就具有巨大的价值,从来没说过马克思的经济学从来没价值,而是说放在今天的现实经济环境中来研究现实经济问题毫无价值。不然你可以试一试,看马克思的学说到底可以正确解释什么经济现象。他能解释的别人都能解释,他不能解释的别人也能解释,所以那里还用得着把那些个别劳动时间,平均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等马克思式的古典经济学术语来解释现代经济现象,并让每个学生都来学一遍,然后去对现实经济现象进行是似而非的解释。从科学上来说这毫无价值,唯一的作用只能是洗脑。

  除了石油矿产宝石等天然资源行业,任何行业的供给曲线都是从左向右下方倾斜的,电视机和电脑的产量越大成本越低这本是个常识。就是你去买矿石,你买一顿的价格也要大大低于你买一万顿的价格。现实国民经济中绝大部分的行业都还没一个行业发展到了象宝石那样每增加提供一个单位的产品供给成本就会随之上升的局面,可以说在那些不以消耗原材料为基础的虚拟经济中会发生这种情况更是扯淡。至少我们现在还没看到这个情况,相反是产品提供得越多成本越低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供给曲线是从左向右下降而不是上升的。而且,对需求曲线来说产量越大价格越低也不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买劳斯莱斯的人增多其价格并不会更低。因为前面说过,价格降低,需求就没了。所以价格和产量无关。

  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根本就不存在,哪里还可以决定什么均衡价格?

  (四)一些砖家讲资本主义经济学时忘了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的优势就是可以用计划手段来解决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弊端,比如计划掉一些过剩的钢铁,污染代工厂,补足欠账的农业和猪肉养殖业,无粮不稳啊!不要打工扒分忘了根本啊!中国要出问题,一定是出在农业,而不是少生产几辆汽车,几部手机!

  信奉所谓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无非就是做精明的,浅薄的,逐利的庸俗经济学的学生和跟班,实际就是去做外国大商行的小贩。

  “经济”(Economics)一词,最早使用这个词的是古希腊的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前354)。在他的著作《经济论》中把奴隶主阶级对奴隶生产活动的组织和管理称为“oikovouia”,意指家庭经济管理

  社会主义需要的经济学是人民的经济学,不是奴隶经济学,而是政治在先,经济是从属于政治的,不讲政治的经济学最终必然是夹带私利的走向唯利是图经济学。应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加以批判性的分析,不难发现披上了科学外衣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依然是庸俗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阶级分析是等同的方法论范畴,旨在根除资本主义“伪科学”对经济理论建构的影响,终结“庸俗”经济学,使这门社会科学还原为推动历史生长的革命性力量。

  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劳动的付出没得到同样的回报,剩余价值被没付出劳动的“资本”所剥削。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产品的社会化必然会导致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解决的办法只有实行计划经济。这个结论现在看来也是非常正确的,得到了验证的!

  用商人的观点研究经济生活中的问题,把资本主义看作自然和永恒的社会制度,不能正确揭示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规律,其缺陷和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提倡的是市场配置资源,针对普通行业。

  除去某些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

  大的集团要做大做强,要组织起来打群架,对手就是欧美日。

  要誓死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人文性及在经济工作中的指导性应大大高于一般的资本主义应用经济学,这才能代表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思维的高度。

  资本主义经济学是如何催生经济危机的:

  生产资料私有,劳动成果按资分配,促使资本家追逐利润;为了追逐利润,无视市场需求,盲目扩张产能,以期能在市场竞争中抢先一步,获得高额利润;当生产能力超出市场需求,导致经济危机。

  一个房拖研究经济除了得出只有房地产才能救中国外还能得出什么?研究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中国正确的道路。从来不相信本届经济逻辑。感觉像算命的,说先生如何化解,烧纸钱,又出一问题,烧纸钱,元宝多点锭要锡泊型,又出一问题,在坟上烧,东南西北嗑个四方头!

  用原教旨主义的市场经济学来刺激人的原始欲望来达到发展经济的目地极度危险,金钱成了唯一的追求和成功标志,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一个优秀的教师也会不肯安于现状而会去追求做亿万富翁,和尚也会腐败,何况其他阶层,鼠有鼠路,蟹有蟹路,结果是造成了不择手段搞钱,贫富差距巨大,污染严重和腐败严重,从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可以推算出,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以透支生态环境与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已走到尽头,另一个重要危险是粮食自给率到2014年已降低至87%,三大主粮如大豆、玉米、小麦都依靠进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撇开因为土地污染导致的粮食污染不谈,仅就量上来说,中国有接近2亿人口的粮食依靠进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不可否认。但它也是有条件或社会发展阶段时期的。没任何理论观点是绝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果违背这个原则也就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用发展的理念,分析和判别社会经济或政治环境,才能正确应对或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和障碍。

  (五)政治经济学被颠覆了吗?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武器。2014 年 7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一段时期以来,由于淡化和曲解,对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认识出现了诸多误区。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个误读:

  1.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价值总量的变化吗?

  100 多年以来,经济学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和批判从未停止过。随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攻城略地,这种批判于今更甚。在当下经济学的课堂上,普遍流行着各种证伪劳动价值论的观点,而其中有关“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价值总量变化”的论点,则颇具典型意义。

  按劳动价值论的逻辑,在假定劳动的“复杂程度”既定的情况下,只要劳动时间不变,那么,一个社会每年生产的总产品的数量(使用价值量) 可能增加,但每年创造的价值总量(按劳动时间衡量) 则不会增加。而且,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自然力的贡献会越来越大,人力的使用将越来越少。因此,价值“不会增加”甚至于趋于“减少”,应当具有历史必然性。总产品的数量(使用价值量) 在不断增加,总价值量却保持不变甚至趋于减少。

  可现实的情况似乎并不是这样,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就是: 用来计量价值的经济数据 GDP——国内生产总值,其总量并不是在减少,而是在不断增加。看一看政府每年发布的统计数据,虽然经济增速上下起伏不定,但经济总量却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于是,现代经济学据此得出的结论必然是: 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劳动时间缩短与价值总量增加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就对这个很有“学术含金量”的批判起因于他对李嘉图有关价值理论的点评。早在 200 年前,“价值量是增长还是减少”的问题,就已引起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的高度关注。在谈到如何增加一个社会的财富时,李嘉图从劳动价值论的逻辑出发,区分了两种办法:“一个国家的财富(马克思注: 李嘉图指的是使用价值) 可以用两种方法增加: 它可能通过把更大的一部分收入用于维持生产劳动来增加,这不仅能增加商品总量的数量,而且能增加其价值; 或它也可能不通过使用追加的劳动量,而通过提高原来劳动量的生产率的方法来增加,这能增加商品的数量,但不能增加商品的价值。”

  李嘉图认为这两种办法都能增加社会的产品数量,但第一种办法同时也会增加社会的价值量,第二种办法却不会增加社会的价值量。第一种办法之所以既能增加产品的数量(使用价值量) 又能增加价值总量,是因为这种办法的核心是投入了更多的劳动量(生产率不变条件下的扩大再生产) 。李嘉图说的第二种办法,之所以在增加产品数量的同时,并不会增加价值总量,乃是因为,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产品的数量,并不会增加劳动量,所以逻辑上讲不会增加价值总量。

  但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结论并不正确,李嘉图说的第二种办法,其实也会增加价值量。因为:“如果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是由于同可变资本相比,固定资本的生产有所增加,那末,不仅再生产的量,而且再生产的价值都会增加,因为固定资本的价值有一部分是加入当年再生产的。这可能同人口的增加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同时发生,虽然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同这些工人推动的不变资本相比,相对地说在不断减少。因此,不仅财富会增加,价值也会增加,并且,虽然劳动的生产率提高了,虽然同生产出来的商品量相比,劳动量减少了,被推动起来的活劳动量却大了。最后,即使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也可能和每年人口的自然增长一起以同一程度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不仅按量而且按价值,都能进行积累。最后这几点李嘉图完全没注意到。”

  这段话很长,缺乏政治经济学知识结构训练的人,可能很难理解。马克思的意思是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不仅一个社会的产品数量会增加,而且社会的价值总量也会增加。概括一下,有这么几种情况会增加一个社会的价值总量: (1) “同可变资本相比,固定资本的生产有所增加”——增加的固定资本不会创造新价值,但会转移更多的旧价值到商品中去; (2) “人口的增加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看看每年新增就业人口的压力吧; (3) 虽然“劳动量减少了,被推动起来的活劳动量却大了”——在资本主义企业,一个人必须干 N 个人的活,劳动强度的增加是明摆着的事实; (4) “即使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也可能和每年人口的自然增长一起以同一程度增长”——资本要积累,再生产要扩大,这是每一个“有作为”的资本家的宿命。

  马克思说,这几种情况是李嘉图“完全没注意到”的。吊诡的是,马克思说的这几种情况,不仅李嘉图“完全没注意到”,而且现代经济学也“完全没注意到”。今天那些驳斥劳动价值论的“创新者”拿着马克思早已批判过的李嘉图的理论漏洞,来证明“马克思的错误”,这不是很滑稽么?

  顺便补充一点,除了马克思讲的几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既可以增加产品数量,又可以增加价值量。这种情况是: 即使劳动人口和劳动强度都没增加,只要提高劳动的复杂程度——用主流经济学的说法: 提高“人力资本”,那么,也可以在增加社会产品数量的同时,增加社会的价值总量。

  我要强调的是,李嘉图的错误与今天的这个论点在逻辑上的出发点是不同的: 李嘉图的出发点是承认劳动价值论,今天论点的出发点则是要否定劳动价值论。问题的要害至于,李嘉图的错误,并不在于他认识到了生产力的发展会缩短“劳动时间”,从而导致价值贬值; 而是在于,他把这种贬值绝对地理解成一个社会价值总量的无条件减少。李嘉图从一个正确的前提出发(肯定劳动价值论) ,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而今天的“创新者”们则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否定劳动价值论) ,得出了更加错误的结论。前者的错误,只是计算上的错误,是技术性错误; 而后者的错误,则是原则上的错误,是方法论的错误。

  2.“风险报酬”能驳倒剩余价值论吗?

  风险报酬理论,不仅是当下学术研究的主流范式,而且用“风险报酬”来驳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也是经济学课堂上正在流行的时尚。其基本逻辑是这样的: 既然资本家要承担投资风险,比如投资失败的后果,那么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就是正当的,资本收益中并没“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换言之,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并不是“剥削”,而是承担投资风险的回报。因此,马克思把资本家对经济剩余的占有定义为“剥削”(无偿占有他人劳动) 是意识形态的偏见。遗憾的是,面对“风险理论”的挑战,不少讲授政治经济学的老师全然没理论自信,要么王顾左右,要么缄默不语,要么直接加入批判剩余价值论的阵营。

  用“风险报酬”来证明资本占有经济剩余的正当性,尽管其源远流长,但 19 世纪的庸俗经济学家毕竟底气不足,只敢弱弱地聒噪几声而已。所以,马克思当年也只是顺带点过一下所谓的“风险报酬”。搞笑的是,这个庸俗经济学曾经缺乏理论自信的理论,今天居然成了经济学重拾理论自信的依据,足见“现代的”经济学不仅长进不大,甚至有通过开倒车挂倒档来“创新”发展的趋势。至于著名的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弗兰克·奈特,在那本声名远播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的书中,他把“风险”和“不确定性”区分开来(前者叫“概率性风险”,后者叫“非概率性风险”) ,只不过是把“风险”搞得跟 UFO 似的,更加高深莫测而已。国内学界不少人把“不确定性”奉为圭臬,仿佛只要把“风险”一刀切为两段:一段“概率性风险”,另一段“非概率性风险”,再加入“不确定性”的佐料使劲搅拌一下,就能把马克思给转晕乎了,真是幼稚得可以。所以,奈特教授用“不确定性”(非概率性风险) 来说明利润的来源,这种“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学术捣糨糊,历来是庸俗经济学的光荣传统,暂不讨论。

  关于“风险报酬”,我不打算拿马克思的逻辑说事,因为马克思的逻辑正是“风险报酬”要极力否定的目标。为了与“风险报酬”能有对话的共同基础,我按照“风险报酬”的逻辑展开讨论。风险报酬的逻辑,一言以蔽之: 但凡有风险的投入,其报酬都是正当的报酬,风险报酬没“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

  在展开这个逻辑之前,我先澄清三个概念: (1)什么是“剥削”? 剥削就是无偿占有,或不等价占有他人劳动的行为。必须指出,剥削不是一个法学概念,不是一个价值评价,不是一个道德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判断。(2) 什么是“风险”? 通俗地讲,风险就是发生不幸事件的概率。换句话说,风险是指一个事件导致我们所不希望的后果的可能性,或说,风险是指某一特定危险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的组合。从广义上讲,只要某一事件的发生存在着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可能性,那么就可以认为该事件存在着风险。(3) 什么是“风险报酬”? 风险报酬是指: 投资者因冒风险进行投资而要求的,并且超过无风险报酬的额外报酬。风险与报酬的基本关系是: 风险越大,要求的报酬率越高。

  如果说,“风险报酬”可以为资本占有经济剩余( 马克思说“无偿占有他人劳动”) 提供正当性,那么请问: 盗窃的风险大不大? 抢劫的风险大不大? 腐败的风险大不大? 贩毒的风险大不大? 整天提心吊胆,抑郁了、癌症了,甚至坐牢了、杀头了,如此巨大的风险,是不是可以为盗窃、抢劫、贩毒、腐败的获利提供理论上的正当性呢? 是不是就能抹去这些非法占有、无偿占有所包含的“剥削”性质呢? 有人或许会说我偷换概念,说你不能把“不同性质”的风险混为一谈。比如,资本家投资于制药的风险,与投资于制毒的风险,就不是一回事; 资本投资于物流业的风险,与资本投资于贩毒的风险,就不是一回事。虽然都有风险,但前者是“合法”的经济活动,后者是“非法”的经济活动。

  “合法性”不是一个永恒范畴,而是一个历史范畴。所谓“合法”,总是在某种既定社会关系下和法律框架下的“合法”,合不合法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今天合法不等于明天合法,现在合法不等于将来合法,反之反是。

  姑且不论“剥削”究竟是一个法学概念还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也不深究用“合法”与“非法”来否定剥削的存在是否科学,即使“不同性质的风险”真的存在,即使剔除“非法”的经济活动,也不能证明剩余价值论是“一种偏见”。下面,就来看看“合法”的活动吧,我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帝王的风险。皇帝打天下坐天下有没风险?皇帝投资经营的是整个国家,一旦投资经营国家失败,不仅政治和经济上要承担王朝破产的后果,整个皇族都要跟着毁灭——这就叫“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皇帝经营国家的风险是不是最大的风险?我不知道; 但皇帝经营整个国家的风险,至少比某个资本家投资企业的风险更大,这恐怕不会有异议吧? 问题在于,你能不能因此证明,秦始皇征收的赋税不是对劳动者(比如农民) 的“剥削”呢? 你能不能因此证明,秦始皇征发的徭役不是对劳动者的“剥削”呢?别拿“好皇帝”和“坏皇帝”的区别来说事,也别拿封建国家征税的“合法性”来辩护( 这一点,连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都不会答应) 。如果以现代民主理念来考量,这些赋税中肯定包含“封建盘剥”。可是如果用“风险报酬”来考量,这些赋税难道不就是国君经营天下的风险报酬吗? 所以,“成王败寇”的逻辑只能说明经营天下成败的后果很残酷,丝毫也不能证明皇帝的征税不是对劳动者的剥削。

  第二个例子: 赌博的风险。赌博的投资风险大不大? 很大! 当然,我这里说的是“合法赌博”,比如买彩票撞大运,比如投资股市。炒股失败的风险是巨大的,投资股市有输有赢。少数人在股市上发了、赚了,由此带来的巨额利润或巨额剩余能不能证明这个巨额收益就是股票投资人自己创造的呢? 即使“风险报酬”能为这些巨额收益的“正当性”“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也仅仅是证明了股票持有人占有这些价值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并不能证明这些价值是股票持有人自己劳动创造出来的。换言之,“风险报酬”仅仅证明了占有这些收益的合法性,并没证明这些收益究竟是谁创造出来的。

  第三个例子:雇佣关系的风险。在市场经济活动中,雇佣关系的风险并非只存在于资本一方。资本投资经济活动当然有风险,但难道劳动投入经济活动就没风险吗?失业的风险对于养家糊口的劳动者而言绝不会比资本家的投资风险低,甚至可能高于资本家投资失败的后果。道理很简单: 财物的损失与生存的威胁相比,哪一个风险更大? 与资本投资失误的财产损失相比,劳动者以及家人生存和生命受到威胁,是更大的风险。如果说,占有巨额经济剩余是对资本投资风险的合理补偿,那么,只给失业者十分有限的失业救济金就一定是合理的吗? “风险报酬”如此厚此薄彼,科学吗? 何况,即使风险报酬能为资本占有巨额收益提供辩护,这种辩护也仅仅是证明了资本占有经济剩余的“正当性”,并没证明这些经济剩余来源于资本的投入,而不是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劳动。

  其实,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只是在证明这样一个事实: 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常态,“剥削”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与通常的看法不同,马克思并没去证明“剥削”究竟是“合法”还是“非法”的,是“道德”还是“不道德”的。马克思的着眼点不是道德评价,而是历史评价。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不是剩余价值论的任务,历史判断和事实判断才是剩余价值论的使命。

  按照投入产出分析,皇帝也好,资本家也罢,他们的活动毕竟付出了“成本”,甚至也包含了些许自己的“劳动”耗费在其中,即使马克思也不否认这一点。比如资本家的收益,马克思也承认其中包含有资本家的管理劳动所得,用马克思说: “产业利润中也包含一点属于工资的东西(在不存在领取这种工资的经理的地方) 。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captain of industry) 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在劳动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的投入与报酬严重地不对称: 资本对巨额收益的占有,为什么远远大于资本家付出的管理劳动? 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要揭示的秘密所在。

  在帝王的风险报酬中或在资本的风险报酬中究竟有多少价值是皇帝和资本“自己劳动创造”的? 或说在其巨额风险报酬中,究竟有多少是“经营天下”或“管理经济”的正当收入?与其说这些风险报酬是“合理的”,不如说这些风险报酬是“历史的”,恐怕更具科学性。我说的科学性是有理论自信的,这个理论自信来源于马克思的下面论述: “工人们自己创办的合作工厂。它们提供了一个实例,证明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职能执行者对工人来说已成为多余的了,就像在资本家本人看来,土地所有者的职能对资产阶级的生产是多余的一样。”

  3.“阶级性”与“科学性”势不两立吗?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阶级性,一直是有些学者用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重要依据。遗憾的是,当代有很多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似乎也在回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问题在于,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要厘清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阶级性的关系,就必须厘清社会科学阶级性与科学性的关系。至于什么是“阶级性”,什么是“科学性”,这两个概念的分歧如何辨析,又如何达成共识,并不是这篇文章的任务。

  社会科学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的关系,无非有以下三种基本组合:二者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按主流经济学的说法: 但凡有阶级性,就无科学性;有科学性,就不能有阶级性。这有点像《智取威虎山》里面那句经典台词: “有我无他,有他无我。您看着办吧! ”二者共存共荣,和谐相处。阶级性与科学性互相包容,相安无事。这是一个“世界大同”的学术境界: 没矛盾,没冲突。二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相生相克,既相互冲突,又相辅相成。

  第一种组合可以排除。主流经济学断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是科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阶级性,所以马克思主义没科学性可言。这个判断,本身就带有很强的阶级性(立场) 。主流经济学说自己的理论只有科学性,没阶级性。这是自欺欺人。任何社会科学都带有阶级性,用“立场”“位置”这个词也是一回事。比如,新自由主义作出的“马克思主义是伪科学”的判断就有阶级性寓于其中,如果有阶级性(或“立场”选择) ,就没科学性,那么秉持新自由主义的立场是不是“选边站队”? 经济学家茅于轼“要为富人说话”的价值判断有没“阶级倾向”? 如果这些立场和倾向也有阶级性,那新自由主义又何来的科学性可言呢? 在这个问题上,主流经济学历来就是搞双重标准,说自己没阶级性,别人有阶级性。其实,否认阶级性,本身就是一种阶级性。

  都是社会科学,如果说科学性与阶级性是不共戴天,那么凡是社会科学的理论也就毫无科学性可言了,我们讨论的前提也就不存在了。因为讨论的前提至少要预设你自己的主张和说法是包含“客观性”的,是有着“科学性”的。

  第二种组合也可以排除,假定:承认“社会科学既有阶级性,又有科学性,且这两性总是和谐的”。问题是如果大家都承认对方的理论是科学性与阶级性的和谐一致也就不会有理论分歧了,也就没必要纠结这个问题了。问题还在于,人们对哪个理论是“二者和谐”的,哪个理论是“二者不和谐”的,根本就达不成起码共识。如果连起码的共识都没,又怎么“和谐共处”? 又何来“共存共荣”? 所以,这种组合不会存在。不同的理论总是宣称,别人的理论,其阶级性与科学性是相克的,矛盾的; 而一说到自己的理论,二者的关系就和谐了,不矛盾了。既然都是社会科学,你凭什么说别的理论阶级性与科学性都是冲突的,只有自己的理论其阶级性与科学性才是和谐的呢?在这里,同样不能搞双重标准。何况,主流经济学不仅搞双重标准,而且压根就不承认自己的理论有阶级性。

  有人指责马克思说,你马克思不就是这样的人吗? 你马克思断言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庸俗经济学,你这不是很狭隘吗,你这不是很偏见吗? 要我说,马克思是坦诚的。不管马克思怎样给别的理论做“科学性”的鉴定,至少他敢于承认自己的理论有着阶级性吧? 不像那些自诩“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从来不掩饰自己理论的阶级性——至于这个阶级性是不是狭隘和偏见? 另说。

  第三种组合不仅公允,而且也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性与科学性的认识就是第三种组合。马克思主义总是历史地、辩证地评价某种理论的科学性和阶级性,不是像某些人误解地那样总是一概而论地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就一定是“伪科学”。在这个问题上,恰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历史观。

  怎样运用唯物辩证的历史观来认识阶级性与科学性之间的关系? 什么时候阶级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 什么时候阶级性与科学性是对立的? 什么条件下二者相生? 什么条件下二者相克?某种阶级的阶级性就注定要阻碍其理论的科学性吗? 什么样的阶级性能对科学理论产生推动力? 什么样的阶级性会阻碍人们的科学认识? 只有说清了这些问题,才能客观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

  关于这些疑问,只能简要概括一下。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当某个阶级处于历史的上升期时,它有着相应的进步性和革命性。与此相应,它所体现的阶级性就能促使它的理论更倾向于对历史事实作出客观判断,从而科学地把握客观规律,正确地认识社会。这就是阶级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当某个阶级处于历史的下降期或衰亡期时,它有着相应的反动性和腐朽性。出于维护固化既得利益,它所体现的阶级性就会阻碍它的理论做出客观判断,从而不能正确认识社会。

  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某个阶级的阶级性对科学性的作用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无他,原因还是要用马克思的逻辑来解释: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比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经济学相应就比较敢于揭示和承认客观经济事实。劳动价值论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资产阶级学者最先提出来并加以阐释的,但现在别说劳动价值论,就是“价值”这个词都人间蒸发掉了,剩下一把孤独的“叉子”(均衡价格) 矗在那里。至于“阶级斗争”理论,有教养的学者早就和它划清界限了,还搞了一个“利益集团博弈”来顶包。甚至连“阶级”都成了敏感词在“阶层”的电梯公寓里人人各就各位,不准僭越。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不讳言它的阶级性,但这并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可以不顾客观,歪曲事实,只剩下主观的价值判断,而不能做出客观的事实判断。我必须澄清一个基本事实: 马克思在剖析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时候,他的“着眼点”是事实判断,而不是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着眼点”不是价值判断,并不等于马克思就没价值判断。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相统一,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统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性与阶级性相统一的最好体现。

  4.结语

  不论是19 世纪的庸俗经济学还是21世纪的现代经济学都一次又一次地宣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崩溃了,但每一次的崩溃总是紧接着崩溃预言的崩溃。经济学为啥如此期盼马克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崩溃? 这让我想起了列宁引用过的一句格言: “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

  三、经济学是不是伪科学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更有必要回答宏观经济学是不是伪科学。

  (一)宏观经济学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

  我决定把题目改成“宏观经济学的模型很扯淡很垃圾”,或改为“宏观经济学是科学主义”比较恰当。

  下面谈谈我对宏观滥用数学的感受,以索洛增长模型为例(索洛模型在中级和高级宏观中都有涉及):

  a)首先设定一大堆的变量

  如产出(Y),资本(K),劳动(L),A(技术)等等。

  b)按照基本的常识列出一堆基本的等式,

  若Y=F(k,AL)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明产出和资本、劳动及技术正相关

  k=K/AL 人均资本等于总资本除以有效劳动人口,等等。

  c)经过一系列很低级的数学变换(涉及合并同类项、求偏导、拉格朗日函数等等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最基本的知识)

  d)最终变换得到一个看似很繁琐的公式(看上去有很多变量而已)

  如索洛模型考虑自然资源与土地的因素后,变形后的公式

  在平衡增长路径上每工人平均产出增长率为:

  公式一:gbgp=[(1-α-β-γ)g-βb-(β+γ)n]/(1-α)

  以上这个费尽力气变换出来的公式,只表示了gbgp 与 g正相关,与b和 n负相关;而且这个公式没任何定量分析的意义。

  而这个结论用一句简单的人类语言:

  自然资源(b)的减少和人口(n)的增长会使每工人平均产出下降,而技术进步(g)则促进每工人平均产出上升。

  (这个结论初中生用脚趾头都能得出来吧)

  我这里有两个基本的问题:

  既然只能表达定性的关系,用数学公式有什么意义?数学的表达简洁吗?至少我在我所学习到的所有宏观经济学公式中没见到,反而是陷入到众多变量的愚蠢的数学变换,得到一个看似繁琐的公式,表达一个幼稚的经济学常识。

  2.通过基本常识和假设列出一堆不能表示定量关系的等式,再经过一系列所谓严密的低级数学变换,得到一个繁琐的公式,定性的表达和经济常识相吻合的结论。

  难道宏观经济学家们寄希望于“所谓严密的低级数学变换”,来给宏观经济学披上一层严谨科学的外衣?

  除了以上所谓理论的讨论,林毅夫说过,西方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在近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使用情况来看,是有问题的;无论是“华盛顿共识”还是“休克疗法”,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各个国家二战后的经济赶超战略都是失败的,反而是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最后分享林毅夫“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与总结”:经济理论的作用就像一张地图,地图不是真实世界本身,而是帮我们了解周遭的环境以及下一步如果往前,往后,往右或往左会遇到什么新景象的工具。地图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抽象和简化,但如果把重要的地标忽略了或划错了,经常会造成人们行动的失误。

  讨论就会有思想的火花:

  1.回到宏观经济学各种模型诞生的历史背景下去看,今天很习以为常的观点,在当时是否反映了进步的先进的经济发展理念?这样的话,有朋友举得例子非常好:我们今天看起来“简单的经济学常识”是否真的简单,放在这些经济学理论刚出来的几十年前来看的话?比如自然资源(b)的减少和人口(n)的增长会使每工人平均产出下降,而技术进步(g)则促进每工人平均产出上升。要知道在我国建国初期还提的口号是人多力量大。

  这样的角度来看,”经济学模型通过数学变换得到一个看似繁琐的公式,表达一个幼稚的经济学常识“的说法不恰当!

  2.宏观经济学有过于科学主义的问题!

  通过数学变形得到某个公式,然后把公式跟现实经济现象上靠(有时还靠不上),这种研究方法我极其不能认同。 经济学家得出某个公式难道是坐在家里用笔算出来的,还是实际考察经济数据得到的?经济学毕竟不能等同于物理,数学计算不能模拟社会发展的!

  我仅仅期末考了高级宏观,很不爽,写了上个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帖子,纯属牢骚抱怨:http://www.pinggu.org/bbs/thread-672263-1-1.html很多同学很关注,还有很多激动的~~ 其实我无意上升到讨论宏观经济学这门学科研究思想和存在价值的高度,再次开贴纯属汇集各路观点,方便各位看官:(1楼还转载了一篇《读书》上发过的文章,推荐大家看看~《经济学的科学主义谬误》)

  从高宏的求导技巧说起,经济学的导数是边界概念在数学上的引申。那么求导有现实存在的意义么?别说经济学,社会科学,就纯粹的物质科学而言,导数是什么?非常牛逼的一个大数学家戴德金的墓志铭“上帝创造了整数,把其余的留给了人类”,这句话看着好像很普通,实际上戴德金之前还有一个著名的数学史反思——“罗比他法则”:无穷小除以无穷小,怎么就可能是一个确定的数?(或无穷大除以无穷大吧。)为什么戴德金会质疑?很简单,因为涉及“无穷”。伽利略对“无穷”感到迷惑:自然数跟偶数似乎一样多啊:N~2N是一个一一对应的函数,一一对应就是一样多。但明显偶数是自然数的一个部分,可从函数论的角度,这两个集合的元素是应该一样多啊。然后是后来的冯诺依曼旅馆问题等等。都涉及到了无穷。这就是数学家研究的导数,试问,物理学上研究无穷么?物理学根本不顾及这些的。经济学上。你见过哪个经济学在研究无穷?

  物理史上2大“巧合”:黎曼面和广义力矩(黎曼VS爱因斯坦洛伦茨变换),规范场和纤维丛(陈省身VS杨振宁)。什么意思?数学上早就认识到了一个东西(黎曼研究四维空间,广义相对论也涉及四维空间),然后物理学家从物理理论上给出具体模型。数学的基础是什么?公理,公理的基础呢?难道是上帝?这就是思维能否把握客观实在的问题,也就是“理论”的问题。

  物质科学之母物理尚且如此,其他自然科学,到底是否唯心呢?记住,数学就是彻底的唯心主义,因为数学的任何公理,都是不可用实践检验、人类默认的。物质科学之母的物理学,认识世界靠数学(反物质那个例子还记得吧?反物质是从质能方程“想”出来的,至今仍未发现,而“想”出反物质的狄拉克就是30年代的物理诺奖获得者,并且有“直觉大师”的美誉。那么质能方程呢?历史告诉我们,是爱因斯坦自己想出来的,没经过任何实验。)物理需要数学,在哲学上的意义极为深刻,不是为了什么表达式清楚之类。搞物质科学的人类大哲们,无一不是唯心主义者;数学史最厉害的诸如笛卡尔,高斯,黎曼,柯西,庞加莱,康托,希尔伯特等人,无一不是有神论者。因为人家知道得多,也就更加谦卑了。

  那么,“理论”。老生常谈。要说理论,中国的理论是最完美的,比如:天狗吃月。你回归一万次一亿次,也是对的。问你,宏观经济学或计量经济学的回归也好,分析也罢,有意义么?那就是吻合的,还能通过格兰杰因果校验。理论?什么是理论?因为所以就是理论?因为有天狗,所以有月食?经济学也好,物质科学也罢,最重要的就是脱离“理论”,但,没几个人能脱离“理论”。思考过这些问题没?哪来那么多因为所以啊,这是建立在一个人有了充分的物质科学积累和人文社会知识之后的才能理解的。当然了,不必谴责和指责任何的教科书,教科书是交给我们一种思维的方法,其实人类的思维是否能把握客观世界,就是在物质科学也没定论,不必苛求经济学的。如果站在这个层面,我们会对“理论”宽容很多,也就会静下心来研究自己喜欢的“理论”。

  宏观的逻辑建立在“因为_所以”上,我的主要观点是,至少从物质科学的历史上看,没“因为-所以”。要是“因为所以”能解决问题,牛顿力学体系就够了。太阳的升起和落下有因为所以吗?难说。但人类的思维是停留在逻辑层面上的,所以我们只能用非常世俗的“因为所以”去尝试着把握这个世界。黑格尔、爱因斯坦、高斯之类的大哲可以免去这种思维,但你我都不能,甚至是萨缪尔森,克鲁格曼他们,似乎也不能吧。但这不代表这门学科没意义,没价值。觉得这篇文章写出了很实际的一个问题,但,没必要深究的。

  经济学从来都是政治经济学,也从来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这是一个很主观的领域的。要么踏踏实实的做国民经济核算分析,要么踏踏实实的做技术进步测量,都很有用——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指标。而经济学的核心——资源配置,说实话,这是一个政治论题,真的。人类社会的管理,权力才是核心,不是什么理论。我们能做的,就是学好老师打算交给我们的,迷惘一下,思考一下,然后找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娶妻生子,给父母尽孝道,就差不多了。权力面前,除了真理,都会低头。可我不是我妄自菲薄,咱这一代人,没几个在追求真理:物质条件不允许,精神境界也达不到。

  宏观经济学吧,是不是科学真的不重要的,但她的存在价值至少真的很重要。不是科学而存在的重要东西多了,数学就不说了,艺术,亲情,宗教,等等。我是不反对你的标题的,内容也不反对,仅仅反对拿着数学的棒子打压其他学科的作风,也反感拿着数学标榜自身是“科学”的一些做法。

  我是极端厌恶公理化经济学的。按照上世纪50年代人类的数学认知能力,数学分为分析学、几何学、代数学。分析学是数学的语言,代数学是数学的手段,几何学是数学的目的。分析学之所以重要而基础,就是因为它在研究“度量”,研究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宏观经济学也需要研究这些。看看纯粹分析学的证明,比如lebesgue定理,拉东-尼古丁定理,或更浅显的lusin定理吧,体验一下,就会知道里面的抽象和繁琐。为什么如此繁琐?就是为了完美。不完美的局部会导致不完美的整体。宏观经济学很多时候繁琐的那些,都是在做局部的测试。所以不能因为宏观在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上的异常繁琐而指责什么,这是必须的。 我对你引用的博主的观点后半部分非常赞同,这一点特别说明一下。不赞同的是前半部分拿着数学的棒子打人。

  对此文博主引用数学抨击经济学的做法感到不妥,因为按照数学的公理体系,任何科学都只是披上了数学的外衣。按照咱中国人庸俗的理解库恩的学科分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类,数学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社会科学。所以,此文本身就定位错了,拿甚至不是科学的数学攻击经济学,常识性的错误。小平问李政道什么是科学,李政道认为“能重复的就是科学”,按照这种认识论,经济学还真是科学,量子物理还真不是科学了。有些时候举着“科学”的旗帜插遍山头甚是威风,但可能对这旗帜是什么,还不知道。经济学是实证的学科,大家攻击它,可能是因为有些“经济学家”要把它改造成“规范”的吧。

  用“唯物主义者”的观点看,那些唯心世界观的哲学本身就是伪科学的。别的不说,按照这种二流哲学家但在大陆影响甚广的观点,反正中外哲学史上TOP10的大哲们都是在认识论上错误的了。还有一点,大家耳熟能详的大数学家,天才数学家们,牛顿(天主教),莱布尼兹,伽罗华,柯西,高斯,黎曼,傅里叶,拉格朗日,笛卡尔,康托,等等。看看基本的数学史,你会发现都是唯心主义者,数学就是唯心者构建的,科学可以标榜自己是唯物的么?这个问题库恩早就思考过了,马克思恩格斯好像没思考过吧。这些都是逻辑和存在的命题,科学本身是不是伪的其实无所谓了,所以,宏观经济学就算是伪科学也不代表什么了。不代表宏观经济学是没价值的,艺术就没逻辑,也没符合科学规律的可预测性,灵感要是能预测,德彪西的曲子也就不值钱了,也就没人听了。

  我理解的宏观繁杂到一定程度,还是库兹涅茨的国民经济核算系统思想吧。宏观的构建是凯恩斯和库兹涅茨共同做出的杰出贡献,凯恩斯是逻辑的把握和库兹涅茨会计的实证。《通论》《邱吉尔先生的经济结果》是凯恩斯在“因为所以”框架下构建的宏观视角,库兹涅茨为各种数据的分类和以后用到的数据决策做出杰出贡献。这就是宏观经济学构建的雏形。看了那篇回复,没人对库兹涅茨这么重要的宏观经济学家做出论述或一点自己的看法,觉得有些失望。没国民经济核算系统,哪来什么计量和货币学派以及后来的学派。再说了,统计学也不是数学的分支,统计最早出现在是社会学,然后是物理学(热学),最后到现在的经济学,指责统计学至于宏观,也很缺乏理性。

  邓矮子把国家综合财富的负增加叫做硬道理,是主观幻想。毛泽东时代人均寿命从35岁增长到75岁,才是真发展。矮子搞的起点比毛泽东时代高,时间比毛泽东时代长,自然资源的消耗比毛泽东时代大N倍,人均寿命却负增长了两岁。这样的道理硬起来是祸国殃民的,人民群众都感受到了。

  (二)宏观经济学真的是伪科学?

  预测宏观政策这事是非常不靠谱的,我自己一直研究宏观经济,一直教宏观经济,其实宏观经济是一个伪科学。宏观经济预测,做到后来感到非常沮丧,不是因为老输给宋国青,而是后来发现宋国青只不过跟统计局联系的好一点。

  这是非常不靠谱的事,要求国务院微调经济,恰到好处既不过分又不欠缺,这样的事没办法做的,做这样的事前提是对经济有准确的预测,这样政策才有超前性。我们知道预测是充满误差、个人判断、不确定因素的事件。而且中国,要做预测,做比较好的预测一定要有可靠的数据,咱们的数据有多可靠,宋国青比我清楚,因为他跟统计局沟通的多。我们宏观调控我们发现我们神了,我们想让通货膨胀下来的时候就下来,CPI4.9%怎么碰也碰不上,CPI确实是在下降,但把单项加总怎么加也加不上,我们说控制通胀就下来了,我们说持续内需就上来了。8月份零售销售总额增长,怎么看看不懂,增长20%多,把通货膨胀扣掉,实际增长16%、17%,这不知道从哪来的,去年GDP增长11.9%,把投资消费、进出口等等加起来,再把电力消耗和11.9%对一下,根本对不上。如果消费、投资、进出口算,去年GDP增长在14%、15%之间。所以这样的数据充满无意识误差,有意识的我们这些宏观经济学家干脆失业就完了。怎么预测宏观经济未来的发展,如果不能很好的预测,你的政策怎么样能微调恰到好处?

  当前我觉得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认为关键问题并不是说GDP增长速度下行,我同意国青的观察,经济不断的减弱。要不要货币政策重新放松,我觉得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你放松,永远有松早了,松晚了,有可能不到位、又有可能到头了,永远有这样的问题,只要我们对这个数据不完整的、充满误差的,只是抓到了经济的一小部分,我们的预测一定会出现偏差的。这个问题上我回到我的问题上,这次美国闹出这么大的事,就是美国货币政策过宽,放出过多流动性,把市场资金价格全部扭曲了,扭曲资金价格指引下,投资银行开始搞金融创新,搞出各种各样的进创新,是因为格林斯潘的措施。格林斯潘个人的历史地位在几个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银行家现在堕落到次贷危机、美国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银行家不是格林斯潘是沃尔克,在位的时候的备受争议。所以你说格林斯潘这么聪明的人,大家崇拜的跟神似的,货币政策怎么有这些大的篓子啊?所以货币政策我们能掌握到什么程度?货币政策不出大问题已是万幸万幸。

  目标值不是用宏观政策微调经济,而是宏观经济如何不犯大错误,保证国民经济宏观的环境稳定,这已相当好了。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里,弗里德曼很详细的回顾了美国货币政策,用数据说话,不是像我们这几位在今天空口无凭的争论,用数据说话,说的是美国70年代80年代的货币政策根本就没平滑经济的波动,恰恰相反,美国经济周期是跟着美国货币周期走的,换句话说货币政策不是经济的稳定器而是经济周期的发生器,货币本身是经济不稳定的根源。因此弗里德曼讲,为了稳定经济最好的货币政策是货币政策本身保持稳定。因此是经济波动的根源,你做相关性分析看的非常清楚,货币政策的波动在前,经济波动在后,谁是原因,是谁结果一目了然。这对格林斯潘有非常大的影响,他不要做制造经济不稳定的美联储主席,货币政策要改弦更张,结果是流动性过剩。

  所以我们在宏观经济、市场面前,不要老想着参破市场的形势,不要做这样的幻想。市场是什么?市场是超越我们认知能力的,什么是自然,自然就是超越人类的物质能力的。过去我们工业革命之后,人类脑袋发昏,人类说认识自然是为了改造自然,现在不说了吧?为什么不说了?在大自然面前大家感觉到大自然是无法改造的,货币学派的核心是的什么?弗里德曼的哲学含义是什么?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超越人类能力的力量,在这些力量面前,不要幻想我们比市场、比自然、比上帝聪明,来驾驭市场、改造自然,受了惩罚之后老实了,人和自然最好的办法是顺应自然,认识自然是为了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还有我们说驾驭市场,宏观经济学就是为了驾驭市场而设计的,如果驾驭市场是不可能的,宏观经济学可以不教,但微观经济学一定要教。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企业缺乏应对的弹性,缺乏应对的充分灵活性,这是我们的问题。应对目前的宏观环境的剧烈变化,我觉得是微观改革,要问一下为什么我们的中小企业人民币升值10%就活不下去?《劳动法》一颁布,公司成本上升10%就活不下去?为什么长期以来利润率那么薄?有什么办法增加中小企业抗击风险的能力?有什么办法增加中国经济应对宏观环境的问题?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所以对我们来说微观改革的紧迫性远远大于对宏观经济预测。

  我讲完了,下面讲什么?市场?市场其实已没再可以讲的了,该讲的全讲过了,他不听,把赌注越下越大,最后看怎么收场。现在把央企弄进去了,就差国务院、财政部自己买股票了,还有什么措施?你买进去了,你知道到底部了么?如果没到底部,停止买的那一天就是市场狂抛的时候。如果一个理性市场上,当央企停止购买的时候,市场一定是在他们买最后一笔之前全抛出去。任何理性投资者都是这样的,怎么判断这个市场到了底部?首先要判断深市公司的盈利到了底部?判断上市公司盈利,要判断中国经济增长到了底部?刚才说了不可能,不可能有人抄到底。大家都说抄底,真正在市场上谁抄底了,真正抄底的是坐在家里的,处心积虑想抄底的一般都撞在高山上,如果市场能被我们抄底了,这就不是市场了。市场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不可知的。

  我们市场上的措施,经济学中有一个叫政策经济效益递减。党刊发社论,中央电视台给大家鼓劲市场都没动静,才拿走2500万你忽悠谁啊?央企资产有多少咱们算算。我们资本市场上也是国进民退,国有化之后谁玩啊?市场还是市场么?再往下走怎么走啊?这些问题不考虑,老说美国救市咱们也救市,美国救市和中国救市有什么区别?美国如果不救,这个金融体系跨掉,所以为什么我看我们网上讲鲍尔森给佩洛西下跪。如果高盛倒掉了,还有谁不能倒?所以他能不救吗?中国救谁呢?救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在救什么?指数跌到2000点如果不救中国体系就跨了么?中国经济就完了么?我不知道它在救什么?

  (三)经济学家缺少“靠谱”的客观经济数据?

  经济学研究都是基于数据的,但如果各政府部门提供的数据相互打架,如果企业提供的数据不够真实,如何指望经济学人基于这些“问题数据”得出靠谱的政策建议?想必据此得出的“经济学家不靠谱”的论断也是有失公允的。并不是说经济学家没这个能力,关键是他手上没“靠谱”的数据。

  问题一:人们把经济学看作社会科学的“皇后”,认为它是“最科学的社会科学”,因为经济学比其他社会科学更多运用了数学,但经济学数学化或称模型化,也遭到越来越多的诟病。

  问题二:近年来,中国经济学家屡遭公众诟病,甚至有网友发出“中国的经济学家有几个能说真话?”的质疑。

  问题三:我国高校培养出的本土博士求职形势越来越严峻已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有在本土培养出一流的博士才能称得上真正成功的教育,而本土博士艰难的就业现状势必影响到我国一流本科生、硕士生未来的选择,进而影响到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缘何本土博士受歧视?

  周林,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2006年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周林教授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1989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耶鲁大学、杜克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任教。

  为何公众会对于现代经济学理论或经济学家存在这么多质疑?

  日前,记者把问题统统抛给了周林教授。作为经济学家,作为本科时主修数学的经济学家,作为海外顶尖高校执教后归国实践经济学教育的经济学家,他对于这些问题有什么理解?

  现代经济学研究离不开数学工具

  文汇报:您的父母都是数学教授,您本人是复旦大学82届数学系毕业生,而这个班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班级”。“数学基因”对您的经济研究有多大帮助?

  周林:我本科学的是数学。虽然我父母都从事数学教学,家中数学造诣最深的当数我的伯父周毓麟院士,他在非线性偏微分方程以及其计算数学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并且对中国核武器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60年代初离开北大到九所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家人都不了解他在干什么,直到“两弹一星”工程解秘之后,才知道他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我的兄长周青也是一个很优秀的数学家。对家人感到惭愧的是,我数学本科毕业后就转了方向。

  但我得以顺利转向经济学研究,不得不说是得益于我的数学背景。1985年,我参加了“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的筛选考试,由邹至庄先生亲自出题。复旦考过的5人全部都是学习数学出身,其它学校的情况也类似。

  现代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在分析和研究经济问题时,一方面要有逻辑严谨的理论分析模型,另一方面要有依赖于计量经济学方法或统计方法的实证检验和预测。这是经济学领先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地方,也是经济学不同于其它人文学科的地方。我既然是学习数学出身,娴熟掌握数学语言和统计方法,转到现代经济学门下就不像当年在国内攻读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学子们那么痛苦。

  文汇报:数学模型被很多学科广泛应用,也就是说掌握了数学这把“钥匙”可以打开很多扇“门”。是什么原因促使您选择了经济学呢?

  周林:1982年从复旦数学系毕业留校,并没留在数学系,而是去了管理科学系,也就是今天复旦管理学院的前身。在管理科学系工作的过程中,我开始接触到现代经济学,那时还称“西方经济学”,看到了优化理论和博弈论等数学工具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每一个人都非常关注经济问题。而当我发现经济问题可以用数学方法来研究,就特别地兴奋,而经济学对我就更加有吸引力了。我一开始主要是自学,阅读了高鸿业翻译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还有厉以宁和秦宛顺编著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仅仅是基本的现代经济学的内容,但这已是那个年代国内现代经济学的最高水平了。80年代初期,出国深造的机会多集中在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的出现,为对现代经济学感兴趣的年轻人创造了一个天赐良机。我因此有幸到普林斯顿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从而彻底地转变了我学术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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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8“福特班”学员陈映申的国际贸易课程笔记,内容为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图片由陈映申提供)

  经济学研究决不是经济学家自娱自乐的一场游戏

  文汇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一直批判数学在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状况,认为数学固然使经济学变得精密而优美,但同时也使得经济学成为一种看不懂的和无法使用的理论,使经济分析变成了一种游戏。您是世界计量经济学会的荣誉会员(fellow),对此有何看法?

  周林:关于数学与经济学之间联系的争论早已有之,然而,我认为数学工具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无可厚非。

  数学是纯粹的逻辑关系,本身并没任何现实世界的内容,它只是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理论,但它可以被社会科学应用。

  一分为二地来看这个问题,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问题,是具体的社会现象。但其研究方法却是高度量化的,需要很多数学和统计学的工具。比如,描述经济运行状况自然离不开CPI、PPI、工业增加值、出口、新增贷款等繁复的经济数据,这些都是量化的概念。研究过程也不是简单的数据堆砌,必须要有分析的框架和模型。如果仅仅是数据的罗列,那就变成了统计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建立数学经济模型,分析各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从中引申出经济原则和理论,进行分析与预测,为决策提供方案。

  科斯教授是产权理论的创始人,产权理论的研究中也有很多数学的模型。

  另外,在思想性方面,数学是一门非常严谨的学问,其严密的逻辑性对于追求精确和理性的经济学研究之影响不容小觑。

  假定这是一门科学,且不讲经济学,不论核物理还是原子能物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终归是晦涩难懂的。不能根据多数人的无法理解而判定某个学科为伪科学。今天,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无疑还是要有经济理论的应用。

  做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的研究内容或许很偏、很专业,和应用离得比较远。这是任何学科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当然也包括经济学。翻开一本经济学术期刊里的论文,势必有相当数量的文章是无法应用的,至少短时间内,看不到其应用性的,但这并不说明我们整个经济学依赖数学模型的研究方法出现了错误。

  在普林斯顿学习期间,我的宏观经济学任课老师是前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本·伯南克教授(BenShalomBernanke)。伯南克长时间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他的大部分生活都与校园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分析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停滞的根源,还是研究美国金融系统失灵,都是非常抽象的科学语言。除了近年来大受追捧的畅销书《金融的本质》《大萧条》外,他所写的《微观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原理》等基础学科教材才真正影响了更多的经济学学子。

  在学术领域的建树,并不妨碍伯南克转身成为美国人心目中那个带领整个国家摆脱经济低迷的最大功臣。我举伯南克的例子,是想说不能说把经济学理论研究透了,就变成了纸上谈兵的书呆子,反而做不好经济了。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的管理者一定要有经济学研究的学科背景。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经济学研究决不是经济学家自娱自乐的一场游戏。

  国内经济发展给经济学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发挥空间

  文汇报: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毕业后,您去了耶鲁大学执教,成为最早进入美国顶尖大学担任教授的“开路者”之一,并提出了“周氏议价集”。后来,又成为美国杜克大学的终身教授。2010年4月起,您全职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回国发展?

  周林:海外有很多华人经济学家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但何去何从,完全是看你的所学在哪里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无疑,国内经济发展给经济学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发挥空间。当然,这并不局限在经济领域,其他学科应该也是这样。

  在国外,我们更多就是做一个教授该做的事,而且也没太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改变。因为从学科的发展来看,国外各方面都是比较成熟的。在那里,你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学者,拥有你的学术地位,但并不需要你去影响这个学科的发展方向。固然经济学在批判中不断地发展,并得到完善,但总体来讲,大家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同的,并没什么太大的争议。但在国内,大家对于现代经济学还是有着不同的认识与理解。更多人一起探讨、研究,或许有助于更快地摸索出一个相对正确的方向。

  事实上,包括我在内,很多人回来都是在做教育的。坦率地讲,我现在花在学术研究上的时间已很少,而是把精力更多地放在研究怎么样把现代经济学教育办好上了,并且乐在其中。

  文汇报:接下来中国的经济学人应该把眼光或注意力放在什么地方?

  周林:既然立足于中国,肯定是要关注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事。因为经济学毕竟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所以,我觉得很多学者,甚至于大多数的学者,应该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关心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之上。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跟任何一个学科都一样有应用也要有理论,中国学者也有责任为人类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屠呦呦先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如此伟大的学术成就其实也是聚焦在学科理论大厦的一个具体的点上,绝对不是颠覆医学或药学的一整套体系。

  我们的学生写博士论文题目往往非常大,比如《谈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难免有些不切实际。问题在于这并不是个案,也不是仅仅体现在博士论文当中。很多学者或多或少地会走进这样的误区,似乎眼界不高一点就别当经济学家了。

  事实上,所有的进步都是一步一步积累而来的。任何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也都是一小块一小块堆叠起来的,不能好高骛远。

  结合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建立可以比较好地刻画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型,或许供那些跟中国处于类似的发展阶段的国家参考,比如说印度或非洲国家。

  学术研究是“目的”还是“工具”?

  文汇报:近年来,中国经济学家屡遭公众诟病,甚至有网友发出“中国的经济学家有几个能说真话?”的质疑。作为经济学家,您对此有怎样的看法?

  周林:不只是公众,很多的企业也好,政府部门也罢,都会批评经济学家给出的东西“不着边际”。其中有些批判的确是对的,但有些时候学者也确有难处。

  我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经济理论研究还存在很多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就像我前面所讲,经济学研究都是基于数据的,但如果各政府部门提供的数据相互打架,如果企业提供的数据不够真实,如何指望经济学人基于这些“问题数据”得出靠谱的政策建议?想必据此得出这样的论断也有失公允。

  我们习惯于拉着经济学家,让他即兴谈一下“对中国的宏观经济的看法”。坦率地讲,我认为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瞎侃”。并不是说经济学家没这个能力,关键是他手上没“靠谱”的数据。我们的社会应该对于学者更加开放,让学者有机会接触到最新的、客观的数据。

  有些数据要人家提供,有些数据是可以自己搜集的。西南财经大学有一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抽取28000户家庭进行全国调研。我认为,他们收集的数据就很有价值,调研得出的经济分析也就更加准确。

  文汇报:您现在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现代经济学教育上,又在海外教学多年。在您看来,国内现代经济学教育情况如何?

  周林:我不敢说今天国内高校的现代经济学教育已然与国际接轨,但至少大家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拿本科教育来说,就我们今天的课程设置而言,如果一个学生能沉下心来学习,我认为完全可以打好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或许我们的欠缺之处更多地体现在学术环境上。对于教育而言,课程本身只是一个方面,整个高校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氛围也是非常重要的。

  学术研究是“目的”还是“工具”?恐怕现实中我们往往更多地把学术视作了工具,而非目的。很多时候,研究行为并非真正地出于对于学科自身的追求与热爱。这样讲或许有些绝对,但问题确是存在的,不能漠视它的存在。

  今天,以安泰为例,我们的师资队伍呈多元化趋势,很多教师都有海外的求学经历,包括我在内。当然,我们学院里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学者是我们本土培养出来的,他们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和遇到的问题,认识得更为深刻。

  我认为,目前高校偏好海外招聘的现象,只是阶段性的,情况是在慢慢改变的。我们会通过一些渠道,为本土培养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因为这是必须要做的事。不能说我们高喊着“办国际化一流学校”的口号,而自己培养出来的博士却不能在这样一所“国际化的学校”教课,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

  我也想借此机会解释一下,为什么高校会偏好“海龟”?这其中也有些许无奈。首先我们的教师一定都要有博士学位,而博士生的培养受学术氛围等因素影响较大,就这一点而言,国外一些好的学校明显做得要好很多,这就又回到了前面所提的“学术氛围”的问题。另外一点,从生源角度来看,总体来说至少在研究生层面,比较好的学生,尤其是想做学术研究的学生还是更多地选择出国深造。所以,某种程度上,这也导致了高校海外招聘的普遍现象。

  从日本、台湾地区的经验来看,随着教育水平、学术氛围不断改善和进步,好的学生不一定会再选择出国留学,这也会反过来促进国内高等教育的发展。

  令人感到宽慰的是,现在我们一些本土培养的比较优秀的学生,也有机会去海外任教,比如去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当然未必是海外的一流院校,但这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因为,海外高校招聘更多还是依据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发表情况,受包括语言障碍在内一些因素影响,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海外执教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不过,客观地讲,我们的学生在这方面进步得很快,论文发表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型人才,这是今天每一所中国高校的目标,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只希望通过努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否则我们回来也没啥意思。

  (四)宏观经济学陷入了困境?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宏观经济学发生了倒退。如今,宏观经济学对识别问题的处理并不比20世纪70年代早期更值得信任,但它却因为更加不透明而逃避了质疑。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家们忽略了明显的事实,假装不知道诸如“紧缩的货币政策可以引起经济衰退”这样简单的道理。他们的模型把宏观变量的波动归因于假想的原因,而这些原因不受任何个人行为的影响。通过把宏观经济学与物理学中的弦理论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在科学中的一种一般的失败模式——当对德高望重的领导者的尊重演变成对权威的顺从,当这种顺从取代了客观事实在科学真理中的最终决定性地位时,这种失败模式就会发生。

  李·斯莫林(Lee Smolin)只是注意到,在他的研究生涯中物理学在其核心问题上没任何进展,于是他开始写作《物理学的困境》(Smolin,2007)一书。然而,宏观经济学的困境更加严重——我已观察到超过三十年的知识倒退了。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对识别问题不屑一顾。他们没意识到,在一个方程组中根据变量的观测值对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做出判断是多么困难。到20世纪70年代末,宏观经济学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正如卡纳瓦和萨拉(Canova and Sala,2009)在近期一篇文章的标题中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回到了原点(Back to Square One)”。目前的宏观模型使用令人难以置信的识别假设以得到令人困惑的结论。为了让本文的读者感受一下这些结论有多么奇怪,我们可以看看一位重要的宏观经济学家在一篇发表于2010年的文章中是如何评述的:“……出于公开透明的目的,我必须承认,我自己并不完全相信货币的重要性,除了在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1.事实

  要对“货币政策并不重要”这一观点做一个直截了当的检验,沃克尔(Volcker)的紧缩政策就是可用于检验的事件。美联储直接控制着基础货币,即公众持有的通货与银行存款准备金之和,可以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来调控基础货币。

  图1给出了在沃克尔紧缩政策前后20年中历年的基础货币和消费价格指数(CPI)。图1上半部分的实线(在线版本是蓝线)是基础货币。实线下面的虚线(在线版本是红线)是CPI。这两个变量的初始时间为1960年,其初始值都标准化为1,所以纵轴表示了倍数,每向上移动一小格意味着变量是以前的2倍。由于纵轴表示的是倍数,所以通货膨胀率就是CPI曲线的斜率。

  图1下半部分更详细地给出了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如图中的长虚线所示。图中的直虚线是对沃克尔紧缩政策前后通胀率的线性拟合。图1上下两部分都用阴影标明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所判断的经济收缩时期。我用颜色更深的阴影标明了沃克尔紧缩政策时期的两次衰退。从上下两图中可以看到,通胀的水平和趋势在两次衰退发生时出现了突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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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1960-2000年的基础货币和价格水平

  当一个银行向另一个银行借入准备金时会按照名义联邦基金利率支付利息。如果美联储让准备金变得稀缺,联邦基金利率就会上升。表明货币政策宽松程度的最佳指标是实际联邦基金利率,即名义联邦基金利率与通胀率之差。在沃克尔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时候,实际联邦基金利率比战后任何时期都要高。

  沃克尔担任美联储主席两个月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联储将改变其运行方式。在克里斯蒂娜•罗默和大卫•罗默(Christina Romer & David Romer,1989)的研究中对导致这一变化的美联储内部商讨进行了总结。美联储官员预计这一变化会引起“联邦基金利率的迅速上升”并“抑制经济中的通胀压力”。

  在图2中,横轴的时间以1979年8月沃克尔上任时为0时刻。图2中的实线(在线版本是蓝线)显示实际联邦基金利率在沃克尔上任后不久从接近于0增长到了5%左右。实际联邦基金利率是名义联邦基金利率减去图2中断点线(在线版本是红线)所表示的通胀率之后的结果。断点线表示月度同比通胀率,即CPI在12个月之中的增长率。虚线(在线版本是黑线)表示失业率。与GDP数据不同的是,月度失业率数据是可得的。在第一次衰退期间,随着失业率从6.3%增长到7.8%,产出下降了2.2%。在第二次衰退期间,随着失业率从7.2%增长到10.8%,产出下降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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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沃克尔的紧缩政策

  图2的数据对美联储官员所预料到的事件提出了一种简单的因果解释:

  美联储致力于实现高于现行通胀率约500个基点的名义联邦基金利率,只在第一次衰退期间偏离了这一目标;较高的实际联邦基金利率降低了产出,增加了失业;通胀率下降了。要么是较高的失业率与较大的产出缺口相结合导致了通胀率下降,要么是美联储的行为改变了人们的预期导致了通胀率下降。

  如果美联储能使利率发生500个基点的变化,那么对货币政策重要性的质疑就是很可笑的了。面对图2的数据,对“货币政策并不重要”这一教条保持忠诚的唯一途径就是证明不管美联储的官员怎么想,他们并没改变联邦基金利率;改变联邦基金利率的是一种虚构的冲击,这种冲击使得利率恰好在这个时间恰好提高了那么多,使得美联储的官员误认为是他们自己改变了利率。

  据我所知,没经济学家认为提高沃克尔任期内实际利率的是一种虚构的冲击,但许多人却赞成那些表达这种观点的模型。

  2.后真实模型

  在基德兰德和普利斯科特(Kydland & Prescott,1982)建立起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BC)后,宏观经济学家习惯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宏观变量的波动是由虚构的冲击造成的,而不是由人们所采取的行为造成的。究其本质,RBC模型依赖于两个恒等式。第一个恒等式将通常的增长核算残差定义为产出Y的增长率与生产投入指数X的增长率之差:众所周知,阿布拉莫维茨(Abromovitz,1956)将这一残差称为“对我们无知程度的衡量”。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也为了提醒我们自己的无知,我把变量A称为“燃素”。

  第二个恒等式,即货币数量论,将流通速度v定义为名义产出(即实际产出Y与价格水平P之积)与货币总量M的比值:

  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将经济衰退解释为“燃素”的外生性下降。给定产出Y,货币总量M的变化所产生的唯一影响就是价格水平P的同比例变化。在这个模型中,货币政策的效果是那么微不足道,正如普利斯科特在明尼苏达大学教给研究生的那样:“就理解经济问题而言,邮政经济学比货币经济学还要关键”(Chong,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iefer,2014)。

  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支持者把这一模型的微观基础当作模型的主要优势之一。这样问题就来了:这一模型所采用的负面“燃素”冲击并没微观证据支持,对负面“燃素”冲击究竟是什么意思也没合理的理论解读。

  在一封私人信件中,一个曾与普利斯科特在明尼苏达大学有过交往的人告诉我,在我们都变得麻木之前帮助我记住了遇到“负面技术冲击”是什么样子的:“普利斯科特邀请我担任他的一个学生预答辩的第二考官……我还没见过或想过世上还存在那个学生所做的校准工作。我认为出于很多原因这种工作没什么科学价值,但在学生报告进行的过程中,我还算认真地去理解报告内容。当轮到我提问时,我(甚至没去想技术性冲击这个概念并不是那个学生的研究所针对的问题)问道:“这些技术性冲击是什么?普利斯科特紧张地就好像刚刚中了一颗子弹。在经过了大约四五秒的尴尬后,他咆哮着说:“技术性冲击就是那拥挤的交通。”(我们所在的房间能看到外面一座桥上在午后时段的拥堵,这座桥在几十年之后垮塌了。)倘若他真正所想的东西有效说明了这个概念,我是会听下去的……”

  倘若有任何人严肃对待微观基础的问题,那么这种懒惰的理论构建就会得到遏制。假定一个经济学家认为交通拥堵是对宏观波动打的一个比方,或认为交通拥堵就是宏观波动的原因,那么显然,这种理论继续发展的方向就是去探讨司机们决定何时开车以及走什么路线。从这些决策的相互作用中就会出现看起来随机的交通流量波动。这是考察波动的一种合理方式。这种方式与假设存在一种虚构的、不是由人的行为所造成的交通冲击是完全对立的。

  作为对虚构冲击的回应,标准的辩护会引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53)来自于未知权威的方法论主张,即“理论越重要,其假设就越不切实际(p.14)”。近些年来,“所有模型都是假的”这一论断似乎已被普遍用作一种理由来抛弃那些与流行模型不相符合的事实。

  这些来自方法论的托辞,这些“无法令人信服的”对事实的抛弃,反映出模型对真理不置可否的关系,这种关系远远超越了后现代主义的讽刺,使得这些模型应该得到它们自己的标签。我给它们起名叫作“后真实模型(post-real models)”。

  3.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对RBC核心模型的扩展

  更多虚构的冲击

  一旦宏观经济学家认为采用一个虚构的冲击变量是合理的,他们就会使用更多这样的变量。由此,连同我建议名字一起形成了一个“大观园”:

  一种一般型的“燃素”:能增加由给定投入生产的消费品数量。

  一种“投资专用”型“燃素”:能增加由给定投入生产的资本品数量。

  一种“巨魔”:能随机改变支付给所有工人的工资。

  一种“小鬼”:能随机改变产出的价格水平。

  “以太”:增加投资者的风险偏好。

  “热质”:使人们想要减少闲暇。

  粘性价格

  为了让货币政策有可能产生作用,DSGE的经验模型用粘性价格“妆扮”RBC模型。粘性价格使货币政策有可能影响产出,但拟合或校准的模型所得出的结果从来没远离RBC的教条。也就是说,即使货币政策有作用,作用也很小。

  正如我将说明的,当模型中变量的数量增加时,模型识别问题将会更为糟糕。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计量经济学家在决定出现什么结果上具有更大的自由度。

  识别问题的意思是:为了得到结果,计量经济学家必须要在方程组中加入除数据之外更多的东西。我把加入的东西称为“未知真相的事实(Facts with Unknown Truth Value,FWUTV)”,是为了强调以下这一点:虽然计量的估算过程把FWUTV假设为已知真相的事实,但估算过程并没反映出真相是什么。当前,DSGE经验模型的做法是通过“校准”一些参数的值加入一些FWUTV,或施加紧绷的贝叶斯先验分布。正如布兰查德(Blanchard,2016)所观察到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紧绷的先验分布最多具有较弱的合理性,估算结果所反映的更多是研究者所施加的先验分布而不是似然函数。”

  对一个参数施加的先验分布可以对其他参数的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这意味着,计量经济学家可以去搜寻一些先验分布施加给看似次要的参数上,以找到那些给经济学家所关心的参数带来预料结果的先验分布。

  一个例子

  斯迈茨(Smets)和乌特斯(Wouters)的模型(以下简称SW模型)被誉为DSGE计量经济方法的一个突破性成果。斯迈茨和乌特斯把模型应用于包括沃克尔紧缩政策时期在内的一段美国历史时期的数据,得出了以下结论:……货币政策冲击在所有情况下只对产出的预测变化中的一小部分产生影响。(p.599)……货币政策冲击只对通货膨胀波动产生一小部分的影响。(p.599)……[在对产出和通胀的相关性的解释中]:货币政策冲击不起作用的原因有两个,其中之一是货币政策冲击对通胀和产出变化只产生一小部分的影响。(p.601)

  在这个模型中,重要的不是货币而是虚构的冲击力。下面就是两位作者关于这些冲击力的说法,我只是修改了斜体字的部分:

  “需求”冲击,比如以太(亦称为风险溢价、外生支出)和投资专用型燃素(亦称为技术性冲击)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短期产出预测的变化,而巨魔(亦称为工资加成)或热素(亦称为劳动供给)以及产出专用型燃素(亦称为技术性冲击)在相对较小的程度上解释了中长期产出预测的变化……通胀的变化大部分受小鬼(亦称为短期价格加成冲击)和巨魔(亦称为长期工资加成冲击)所驱使。(p.587)

  随后的一篇文章的评论中(Linde,Smets,Wouters 2016,脚注16)强调虚构的驱动力给后真实宏观经济学所带来的自由度(同样只增加了斜体字部分):

  小鬼的价格加成和巨魔的工资加成在解释SW模型中的通胀和实际工资变动时的突出作用受到了查理、基欧和迈克格莱坦的研究(Chari,Kehoe & McGrattan,2009)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两个因素的解释力过大了。然而,加里、斯迈茨和乌特斯(Galí,Smets & Wouters,2011)的研究说明价格加成冲击的解释力大小可以通过允许热素(亦称为对家庭偏好冲击)的存在而大幅度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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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一个假设的劳动市场

  4.识别问题

  由于允许虚构冲击的存在而使模型含有更多变量的建模策略使得识别问题更加严重。这给决定怎样获得实证经验的结果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

  最简单的供求模型中的识别问题

  考虑任何有关识别问题的方式就是先把它放到一个有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市场中去考虑。假设我们有图3中的数据,纵轴是工资的对数值w,横轴是劳动量的对数值l。为了预测一项政策变化的影响,经济学家们需要去了解劳动需求的弹性。在这里,识别问题的意思是:只根据这些分散的点无法计算劳动需求的弹性。为了生成图中的数据点,我用一个带有随机冲击的对数线性需求曲线和对数线性供给曲线生成数据。然后,我尝试只用这些数据来估计其背后的曲线。我建立一个具有供求曲线和独立误差项的模型,然后用我的统计软件计算供求两条曲线的截距和斜率。结果,统计软件报错了。(软件工程师严肃地向我确认,这是在表示错误。)

  接下来我施加了“供给曲线是垂直的”这一限制条件,即在模型中加入了一个未知真相的事实(FWUTV)。(这个限制条件是真是假你们是不知道的,因为我并没告诉你们我所知道的用于生成数据的曲线的真实情况。)有了这个FWUTV,统计软件得出了结果,如图3下半部分粗线(在线版是蓝线)所示。如果统计软件不报错,这个可接受的做法就好像一个人在说“这个模型被识别了”。

  再下一步,我通过施加“供给曲线穿过原点”这一限制条件加入了另一个不同的FWUTV。模型再一次被识别,统计软件没报错。这时得到的结果如图3下半部分细线(在线版是红线)所示。

  你并不知道这两个FWUTV是否为真,但你知道至少其中有一个一定是假的,但估计结果并不能告诉你哪一个可能是假的。因此在没任何额外信息的情况下,根据统计软件是否报错来进行识别所得出的需求弹性是毫无意义的。

  参数量放大问题

  假设x是关于m个变量观测值的一个向量。我们将m个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线性联立方程模型写为:

  矩阵S对角线上的数值为0,因此等式说明了x的每一项等于其他各项的一个线性组合,加上一个常数,再加上一个误差项。为简单起见,假设基于其他一些信息来源,我们知道残差εt在每一个时期都是独立产生的。同时假设x的任何一项都不是其他项的滞后值。这个等式有m⊃2;个参数要估计,因为矩阵S有m(m-1)个非对角线斜率参数,且常数c有m个元素。

  这个系统中的误差项可能包括遗漏变量,这些遗漏变量会影响已观测到的变量。因此,假设“x中不同变量所对应的误差项是不相关的”这一判断是没一个先验基础的。(供求曲线误差项不相关的假设是另一个FWUTV,我把它混入了产生图3下半部分曲线的估算过程中。)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用对x的方差-协方差矩阵的样本估计所得出的所有信息,来计算描述ε的方差-协方差矩阵的参数。因此,这个方程组需要从m个方程中计算m⊃2;个参数,这些方程让x的期望值等于从观测数据得出的x的平均值为:

  SW模型一共有7个变量,就有7⊃2;=49个参数要估算,但只有7个等式,因此模型内需要加入42个FWUTV才能保证统计软件不报错。

  加入预期使得识别问题变得加倍糟糕

  在卢卡斯和萨金特(Lucas & Sargent,1979)对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的批判中,他们通过引入一套新的“跨方程限制条件”提出理性预期将有助于解决识别问题。为了看看预期影响决策时会发生什么,假设预期工资对劳动供给有一个影响,且这个影响独立于现时的工资,因为人们是根据预期工资决定是否参加现时劳动市场的。为了体现这个影响,劳动供给等式中必须包含依赖预期工资的一项。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在原来的线性系统中加入另一个m*m的参数矩阵B来体现μ(x)的影响:这样的变化对匹配数据中的均值的m个方程式带来了一点变化:

  从这些m个等式中,现在的挑战是计算多一倍的参数,也就是2m⊃2;个参数。在一个有7个变量的方程组中,这意味着有2*7⊃2;-7=91个变量需要通过时间序列x之外的信息来确定。此外,如果参数没变化或误差分布没变化,x的期望值将保持不变,即使x有再多的观测值,即使我们知道所有关于S中的斜率系数的知识,从中也不能解出常数项c。

  所以,允许预期有可能影响行为会使识别问题变得至少双倍糟糕。这可能是西姆斯(Sims,1980)写下面的话时心里所想的事:“然而在我看来,理性预期对识别所具有的颠覆作用比起人们已认识到的还要严重。”西姆斯写于1980年的文章在今天仍然重要,它也注意到我在前面部分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参数的数量是模型中变量数量的平方;同时,西姆斯写于1980年的文章将从预期项中无法分离出常数项这一问题归因于索洛(Solow,1974)的研究。

  5.对待识别问题上的倒退

  后真实宏观经济学家并没对卢卡斯和萨金特(Lucas and Sargent, 1979)所说的识别问题给予认真的关注。他们仍然依赖于FWUTV。他们目前所做的一切似乎是为了寻找加入FWUTV的新方式。

  自然实验

  面对一个估计劳动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的挑战时,弗里德曼和施瓦茨(Friedman & Schwartz,1963)的方法是寻找两个相邻的时期。这两个时期条件非常相似,除了有这样一个变化,使之前的劳动供给曲线相对于之后发生了位移。为了找到这样的两个时期,他们会仔细审视历史证据,并在散点图中加入信息。

  如果历史环境真的提供了这样一对时期,那么他们就会忽略所有其他数据点,仅基于这两个时期的一对数据点进行估计。如果卢卡斯和萨金特(Lucas & Sargent,1979)的观点——识别问题是宏观经济学的经验分析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正确的,那么抛弃那些数据就是有道理的。比起一个有着更小的标准误的无意义的估计来说,一个有着较大标准误的有意义的估计是更好的。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方法加入了一个其他人可以对其真伪进行评价的事实。这个方法允许对证据进行积少成多的科学分析。当然,允许这种科学分析意味着要让结果面向批评和修正。

  当我读研究生时,我对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关于准备金增加的观点印象深刻——他们声称,准备金增加造成了1938-1939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克里斯蒂娜•罗默和大卫•罗默(Christina Romer & David Romer,1989)挑战了这种对历史以及大萧条阶段其他几个时期的解读。他们认为最可靠的识别信息应来自于战后时期,尤其是沃克尔紧缩政策时期。目前我对美国货币政策对产出影响的估算更依赖于最直截了当的实验,即沃克尔紧缩政策时期。

  通过假设识别

  随着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模型建立者在他们的模型中增加变量的数量,他们就会碰到“从m个等式中估算m⊃2;个参数”的问题。这些经济学家们以给许多参数赋值的方式加入FWUTV来回应这个问题,主要做法就是将参数赋值为0。如卢卡斯和萨金特所注意到的,在很多情况下,不存在独立的证据可以检验这些FWUTV的真伪。但值得称赞的是,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建立者对于他们对模型的处理是公开透明的。

  通过数学推导识别

  卢卡斯和萨金特(Lucas & Sargent,1979)似乎提出解决识别问题的一个关键就是,数学推导可以确定联立系统中的一些参数。但解决识别问题意味着加入可检验其真伪的事实,然而数学并不能建立这样一个事实,而且从来不能,永远也不能。在实践中,数学所做的就是让FWUTV远离对识别问题的讨论。凯恩斯主义者往往说:“假设P为真,那么这个模型就被识别了。”依赖于微观基础的作者会说:“假设A……假设B……等等,所以我们证明了P为真,那么这个模型就被识别了。”为了在劳动市场的例子中用足够的“假设A……假设B……等等”说明这个过程是怎样进行的,想象一个代表性当事人从消费得到的正效用为?从劳动得到的负效用为?劳动负效用取决于由随机变量γ表示的“以太”水平的波动。

  产出Y=πAL的生产技术就是劳动乘以流行水平的“燃素”π,再乘以一个常数A。社会计划者的问题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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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导出劳动供求曲线,我们将上面的最大化问题分离成由工资W连接的两个分开的最大化问题:接下来,对虚构的随机变量γ,π做一些分布假设。具体来说,假设他们是对数正态分布,即

  在一些代数转换后,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就还原为下面这个方程组:

  需求

  供给

  上式中,lD是LD的对数,lS是LS的对数,w是工资的对数。这个方程组有一个标准的、弹性不变的劳动需求曲线,以及一条截距为0的劳动供给曲线——这好像是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做到的。

  有了足够的数学推导,作者就会有足够的自信认为大部分读者将永远找不到FWUTV隐藏在模型中哪一部分。一个论文评审人如果不知道FWUTV是什么或羞于开口问,那就不能说识别中的假设是不可信的了。

  在这个例子中,FWUTV就是的log(γ)中值为0。误差项的分布假设是隐藏FWUTV的好地方,因为很少会有人关注这个地方。而且,如果一个批评者确实看到这是识别假设,他又如何能进一步赢得关于“以太”的真正期望值的争论呢?如果作者可以编造一个虚构的变量,“我说这样就这样”似乎成了回答任何有关虚构变量属性问题的相当有说服力的答案。

  通过模糊处理识别问题

  我从不明白识别是怎样在当前的DSGE经验模型中实现的。在某种程度上,DSGE经验模型依赖于上面一部分提到的通过推导处理识别问题的类型。DSGE经验模型也依赖于校准——校准其实是通过假设识别的别称。但我从不知道FWUTV是否会隐藏于模型的其他地方。报告这些经验结果的论文并不讨论识别问题。例如,在斯迈茨和乌特斯(Smets & Wooters,2007)的文章中,并没“识别”这个词出现。为了重新做出那个模型的结果,我阅读了作者使用的统计软件Dynare的使用指南。在介绍贝叶斯方法的优点时,使用指南上写到:

  第三,先验信息的加入也会帮助识别参数。(p.78)

  这是一个启示。使用贝叶斯方法意味着你的统计软件永远不会报错。

  回想起来,这一点应该很容易看到。为了生成图3中的细线,我使用了一个FWUTV作为限制条件,即供给曲线的截距为0。这就像给截距的分布加上了一个紧绷的先验条件。如果我把先验条件放宽一点,并用贝叶斯估计取代最大似然估计,我应该得到一个几乎相同的需求弹性值。

  如果我这样做,贝叶斯估计过程将表明供给曲线截距的后验分布接近于我所加入的先验分布。因此用专业术语讲,我可以这样说“数据并没给供给曲线截距的值提供信息。”但另一方面我可以说“需求曲线的斜率有一个不同于它的先验分布的后验分布。”通过省略,读者会推断是数据包含了关于需求弹性的信息,如同似然函数所做的那样,可事实上是在供给函数的截距上施加的先验条件将需求曲线的弹性固定下来并产生了一个紧绷的后验条件。通过改变我加进供给曲线的先验条件,我可以改变我得到的需求弹性的后验条件,直到得到我喜欢的那个弹性。先验条件就是FWUTV的向量,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新鲜事。但一旦理解了这件事并且开始认真阅读后,我意识到这在计量经济学家之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本文引言部分中提到的那篇论文中,卡纳瓦和萨拉(Canova & Sala,2009)写道“不加批判地使用贝叶斯方法,包括使用并没真正反映分布不确定性的先验分布,这会隐藏识别所存在的毛病。”奥纳茨基和威廉姆斯(Onatski & Williams,2010)表明,如果你将不同的先验条件加入早期的SW模型,你会得到不同的结构性估计结果。伊斯科里弗(Iskrev,2010)、科缪恩杰和恩格(Komunjer & Ng,2011)注意到,如果没任何来自先验条件的信息,SW模型就是不可识别的。瑞克(Reicher,2015)赞同西姆斯在讨论哈坦纳卡(Hatanaka,1975)的结果时的观点。鲍梅斯特和哈密尔顿(Baumeister & Hamilton,2015)指出,在一个利用贝叶斯办法估计的供求市场的双变量自回归模型中,“即使有无限的样本数据,任何关于需求弹性的推断也只能来自于先验分布”是非常有可能的。

  6.关于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的问题

  从“当经济学家试图回答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些标准问题时会做什么”的元问题(meta-question)中,可以帮助我们分离出这些标准问题,比如美联储是否会增加实际联邦基金率。元问题的一个例子就是“为什么宏观经济学家开始用虚构的驱动力解释波动”。另一个例子就是“为什么他们似乎忘记了已被发现的关于识别问题的事”。我发现一个更具有启示性的根本问题就是“为什么粒子物理学中的弦理论家们和后真实宏观经济学家们之间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为了说明他们的相似性,我将复制斯莫林(Smolin,2007)在其书的第16章所列出的弦理论家们的七个鲜明特点:极大的自信;一个异常牢固的群体;对团体的认同感类似于对宗教信仰或政治平台的认同感;本团体和团体外专家间强烈的界限感;对不在本团体的专家们的想法、观点和工作的漠视和无视;倾向于乐观地解释证据,倾向于相信夸大的或不完全的结果陈述,忽视理论可能是错误的可能性;对一个研究项目应该涉及风险的程度缺乏认识。

  斯莫林的观点中一个令人惊讶之处就是他拒绝弦理论家们提出的借口,即弦理论家们之所以不注意数据是因为没可行的方法在弦理论所考虑的层次上收集关于能量的数据,斯莫林在其书第13章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认为对于大量未被解释的事实来说,如果理论家们想要解决,那就可以被解决。在物理学中和在宏观经济学中也一样,对事实的忽视应该被理解为是一种主观选择。

  斯莫林的观点几乎完全与马里奥•邦奇(Mario Bunge,1984)提出的人类集体努力的分类法相一致。邦奇首先将“研究”领域和“信仰”领域区分开来。在研究领域,例如数学、科学和技术,追求真理是协调手段。而在信仰领域,如宗教和政治行动,则是权威协调团体成员的努力。

  通过权威协调并非天生不好。有时候我们也别无选择。废奴运动就属于信仰领域,就是依赖于权威来做出决定,这些决定诸如运动的成员是否应当将受监禁的罪犯视为奴隶。一些权威人士必须做出决定,因为既没一个合乎逻辑的论证,也没任何事实能让运动的成员独立解决问题。

  在邦奇的分类法中,伪科学是信仰领域的一个特殊类别,它声称自己是科学。由于信仰领域不同于研究领域由规范来维系,因此它很危险。因为规范通过社会互动传播,混入科学家队伍的伪科学家们可以破坏科学生存所需的规范。受人敬重的人在塑造一个领域的规范上异常重要,特别是能给这一领域带来新成员的教师这一角色。出于这个原因,一个对科学领域有效的防御办法就是让最受人尊崇的研究者恪守最高标准的科学品性。

  7.忠诚可以腐蚀科学规范

  这种不应该采纳的科学的失败模式是指,当有些人受自身利益驱动时,对科学的威胁就产生了。人们总是受自身利益的驱使的。如果科学要求它的参与者是无私的圣人,那它永远也不会存在。

  就像市场一样,科学是一个使用竞争把个人私利导向集体利益的社会制度。问题是,在科学中的竞争就像市场竞争一样容易出现互相勾结。

  卢卡斯、普利斯科特和萨金特推动了后真实宏观经济学的发展。1980年以前,他们对宏观经济学理论做出了重要的科学贡献。当这些贡献引起可能是讽刺的、蔑视的、过了头的批评时,他们就都“躲到了洞里”。结果,他们发展出了一种忠诚的纽带,这种忠诚在很多社会环境下都是令人钦佩而富有成效的。

  下面两个例子说明了忠诚可以在科学中引入偏见。

  例1:卢卡斯支持普利斯科特

  在卢卡斯于2003年在美国经济学协会的主席演讲中,他强烈支持了普利斯科特关于“货币经济学是微不足道的”的观点。这个态度与卢卡斯于1995年所做的诺贝尔获奖演讲很不一致,他在1995年的演讲中对认为“货币政策确实重要”以及这个观点给宏观经济理论带来挑战的原因做了一个细致的讨论。这个态度也与卢卡斯(Lucas,1994,p. 153)对鲍尔和曼昆(Ball & Mankiw,1994)的一篇论文的评论不一致。在那个评论中卢卡斯写道,科克莱恩(Cochrane,1994)提出了一个准确的观点,即“至少对战后的美国来说,关于货币不稳定性的真实效果的重要性及性质很少可以说是牢固确定下来的。”

  科克莱恩指出,如果货币按照他的向量自回归模型所认为的那样具有系统性影响,那么,比起“评价使货币政策更加可预测可以如何进一步稳定产出”来说,研究诸如最后贷款人角色的货币政策以及存款保险这样的金融制度是更加重要的。根据科克莱恩(Cochrane,1994,p.331)的观点,如果上述评价得到的结果是货币政策的好处很小,那么“可能不是答案错了,而是我们问错了问题。”

  然而,卢卡斯(Lucas,2003,p.11)考察了使货币政策更可预测的效应,并得出了潜在福利收益确实很小的结论,规模“大约是消费的万分之几。”

  卢卡斯写道:他2003年演讲的结论是在美国的战后时代,货币因素并不是“这一时期实际不稳定性的一个主要来源,也不是说货币因素并不重要,或说货币因素从来也没重要过。我赞同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对1929-1933大萧条时期的观点,而且这也是我现在看到的雷曼破产后2008-2009年经济衰退的方式。”(Lucas,2013,p. Xxiv,italics in the original)事实上,他退了一步并承认了科克莱恩的观点,也就是研究美联储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是更重要的。

  卢卡斯(Lucas,2003)也支持了普利斯科特(Prescott,1986)的估计结果:84%的产出变动是由于“燃素”或称技术冲击造成的,即使科克莱恩的同一结果显示这个估计的t值大约为1.2,所以标准误置信区间包含了从0%到100%的所有值。科克莱恩报告说,试图通过其他方法估计这一结果的经济学家们得到了从0%、0.002%、0.003%到Prescott估算的约80%的各种各样的估计值。相对于他在演讲前后的文章,对于卢卡斯在2003年的演讲中对普利斯科特的强烈支持来说,我所能看到的唯一解释就是他在尽他自己最大的努力支持他的朋友普利斯科特。

  例2:萨金特支持卢卡斯

  萨金特为卢卡斯(Lucas,1980)关于货币数量论的一篇文章提供的辩护,在1980年的文章中估计了名义货币的需求,并且发现它与价格水平成正比,与货币数量论的预测一致。他发现了一种过滤数据的方法,用他所关注一个历史时期的美国经济数据(1953-1977)来得到货币数量论的结果,并且似乎暗示这样的结论:任何施加到他的过滤方法中的识别假设都必须是正确的,因为用这些假设得出的结论支持了货币数量论。怀特曼(Whiteman,1984)说明了如何明确找出卢卡斯的过滤方法所对应的那些识别假设。

  萨金特和苏瑞可(Sargent & Surico,2011)重新审视了卢卡斯的方法,并且表明当这个方法被应用到Volcker紧缩政策时期后的数据上时,这一方法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他们表明变化可能产生于货币供给过程的变化。

  在论述这个论点的过程中,他们用最有利的方式描述卢卡斯在1980年的文章。卢卡斯写道,他的研究结果对“在何种程度上用纯古典的、货币的驱动力来理解评估战后的通胀和利率的程度”(Lucas,1980,p.1005)是有意义的。萨金特和苏瑞可对这句话做了不太合理的解释,他们说“卢卡斯的目的……正是为了说明他的结果依赖于1953-1977年这一时期的货币供给过程。”(p.110)

  他们还误读了卢卡斯关于货币数量论可能会不成立的条件所做的评论。从上下文可以清晰地看出卢卡斯的意思是指,对于他的过滤方法所去除的高频变动来说,货币数量论将不再成立。这并不是如萨金特和苏瑞可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警告,即如果美联储采用一个不同的货币供给规则,过滤方法将产生不同的结果。

  对萨金特和苏瑞可的结果最简单的描述就是,只有在关于货币供给的严格限制假设下,使用卢卡斯的估计量,货币需求中价格水平的指数就是可识别的(即得到了真实参数的一致估计量)。萨金特和苏瑞可并没通过这个方式描述他们的结果。事实上,他们从没提过识别问题,即使他们估计自己的结构性DSGE模型,因而他们可以进行政策实验并询问“如果货币供给规则改变会发生什么”这一问题。他们表示,他们依赖于贝叶斯估算方法,并且像往常一样,一些参数具有紧绷的先验条件,这些先验条件产生了非常相似的后验条件。

  倘若是一个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者在1980年写了一篇文章,提供了一个估计出的货币需求曲线,这个曲线作为方程可以被加入一个1970年老式的多方程凯恩斯主义模型中,我估计萨金特会对这样一篇文章做出更清晰的回应。尤其是,我怀疑在这种情况中,他就不会在脚注2中对某个人(可能是一个论文评审人)提出的识别问题做这样一个含糊的回应了:

  此外,DSGE模型就是被设计成使用跨方程限制的模型,这些跨方程限制源自卢卡斯(Lucas,1972)和萨金特(Sargent, 1971)所提倡的理性预期模型的方式,以解释包含通胀的回归将如何依赖于货币和财政政策规则。我们认为,我们正在以模型设计者所想要的一种方式使用我们的结构模型(p.110)。

  当卢卡斯和萨金特(Lucas & Sargent,1979,p.52)写道“任何人如果声称具有给出定量经济政策建议的能力,那么就必须解决时间序列的结构模型中的识别问题”时,他们使用“任何人”这个词意味着,没人可以得到拒绝回答识别问题的通行证。没人会说“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8.回到原点

  我同意卢卡斯和萨金特(Lucas & Sargent,1979)的严厉批评,即以前大型凯恩斯主义宏观模型依赖于并不可信的识别假设。现在的情况更严重。宏观模型使假设更不可信、更不透明。

  我 也同意卢卡斯和萨金特对那些凯恩斯主义模型的预测做出的严厉批评,比如说通胀率的增加将引起失业率的下降的预测。而卢卡斯(Lucas,2003)提出了一个事实论断,其错误更严重:我此次讲座的论点是,宏观经济学在这个原始意义上已成功了,即它预防衰退的核心问题已解决了,所有实践中的目标都已解决了,而且事实上已解决很多年了。(p.1)

  使用全球产量损失作为一个度量标准,2008-2009年金融危机表明,比起凯恩斯模型有错的预测,卢卡斯的预测是更严重的失败。

  所以,卢卡斯和萨金特对凯恩斯主义宏观模型的以下判断同样适用于后真实宏观模型,适用于生成后真实模型的程序:

  这些预测非常不正确,并且以前它们基于的原则从根本上说是缺陷的,这些现在是明摆着的事实……处在经济周期中的当代学生面临的任务是整理残骸……(Lucas &Sargent,1979,p.49)

  9.我的元模型(meta-model)

  在关于宏观经济学状况的各种评论中,我关于宏观经济学倒退成为伪科学的悲观评价处于十分极端的位置。大多数评论承认宏观经济学存在改进的空间,也赞同稳步的推进,这个进步起码是用看重更复杂的工具的后真实模型的标准来衡量的。元问题很自然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少有人说我所说的这些话,以及我所做的评论是否是一个应该被拒绝的异类。

  要用模型来解释我为什么做出不同选择,那就应该追溯到不同的偏好、不同的价格或不同的信息上。其他人也看到相同的文章并且已参与相同的讨论中,所以我们可以消除信息不对称。

  在初步的分析中,假设所有经济学家有相同的偏好似乎是合理的。我们都从做好我们工作的专业精神中得到满足。做好工作意味着当有人做了一个似乎是错误论断的时候应当公开反对。

  当做出错误论断的人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具有斯莫林列举的特点的团体领导者时,存在一个与公开反对相关的代价。这个代价对我来说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不再是一个学术研究者。我是一个实践者,这意味着我想让有用的知识起作用。我不在乎我是否再次在重要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或赢得任何专业荣誉,这些对实现我的目标没太大的帮助。于是,在具有斯莫林提出的特点的团队中,成员所面临的威胁对我来说并不适用。

  科学规范

  一些在私下谈话中同意关于宏观经济学现状描述的经济学家们在公开场合下并不会这么说。这也符合基于不同代价的解释。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劝阻我不要公开反对,这种劝说需要其他一些解释。

  如果他们不得不亲眼看到批评一个受人尊敬的领导者所引起的不愉快的反应,他们可能觉得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代价。毫无疑问不愉快反应的情绪是激烈的。在我批评了卢卡斯的一篇文章后,我有机会遇到了一个非常生气以致于一开始气得说不出话的人。最终,他对我说,“你这是在谋杀Bob。”

  但我的感觉是,问题比逃避更严重。一些我认识的经济学家们似乎已开始吸收后真实宏观经济学家们积极推进的规范,即公开批评一个权威人士对任何人来说是一个严重违反品行准则的行为,而无论事实是真是假、预测是对是错,还是模型是没意义的都不足为虑。

  不能批评的权威机构所设置的规范有助于人们作为追求政治、道德、宗教目的信仰领域的成员而互相合作。就像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2012)观察到的,这种类型的规范具有存在价值,因为当一个群体的成员受到另一个群体攻击时,这个规范帮助成员们发起协同防御。这个规范由两个内在的道德观念支持:道德观念鼓励我们服从权威,迫使人们自我牺牲以捍卫神圣的纯洁。

  科学,以及其他所有的研究领域都由启蒙运动催生,因这些内在的道德观念上的“一切从零开始”而存活下来。成员们培养的是一切都不是神圣的和权威应该永远受到挑战的信念。在这个意义上,比起笛卡尔或牛顿,伏尔泰对启蒙运动的研究领域的知识奠基更加重要。

  拒绝对权威的任何依赖,一个研究领域的成员只通过保持对真理矢志不渝的追求来协调成员各自独立的研究成果。通过来自对大量公开披露的事实和逻辑的独立评价形成的基本共识,这种对真理的追求才能逐步建立起来。这些事实和逻辑的评价来自于崇尚开诚布公表达异议的人,来自于接受自己错误的人,以及抓住机会推翻权威的错误论断的人。

  即使科学运作良好,它也不是完美的。涉及到人的事物都不是完美的。科学家们致力于追求真理,即使他们知道绝对真理永远不会被揭示。他们所希望的是确立判断一个论断是不是真理的共识,这种共识的宽松程度如同在股票市场上确立一个公司的价值。这个共识可能会误入歧途,也许偏差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最终,它会被自由挑战共识的反叛者和仍然认为正确的事实很重要这一共识的支持者拉回到真实中来。

  尽管存在明显缺陷,科学已相当擅长于生产有用的知识。科学也是协调很多人的信仰的一种好方式,不使用强制在亿万人中间建立共识的唯一方式。

  10.经济学今后的困境

  一些经济学家表明后真实宏观经济学是一潭死水,完全可以忽略它,并以此来反击我的担忧;毕竟,“有多少经济学家真的相信极其紧缩的货币政策对实际产出没影响呢?”这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盲点。问题并不是宏观经济学所说的与事实不符。真正的问题是其他经济学家并不在意宏观经济学家不关心事实本身。比起坚定地维护错误,冷漠的容忍一个明显的错误对科学更具有腐蚀性。

  在早期职业生涯做出重要科学贡献的经济学家们走上了一条远离科学的道路。当这些经济学家们是我所认识的和我所喜欢的人的时候,当那么多其他我所认识的人将这些领导者当做偶像崇拜的时候,我这么说是很痛苦的。但科学和启蒙运动的精神是人类最重要的成就。他们比我们任何人的感情都重要的多。

  你可能不会和我分担我对科学的追求,但问问你自己:你想要你的孩子被更忠于朋友而不是医学的医生诊治吗?如果不想,你为什么会期待那些想要答案的人们在知道我们更忠于朋友而不是事实后还会继续关注经济学家们呢?

  很多人似乎很欣赏福斯特(E. M. Forster)的论断:对于他来说,他的朋友比他的国家更重要。对于我来说,如果他这样写,“如果我必须在背叛科学和背叛朋友间做出一个选择,我希望我有勇气背叛我的朋友”,我将更钦佩他。

  (五)中国经济学被奴化或殖民化?

  1.洪教授的“中国经济学之路”到底是一条怎样的路?

  中国经济学到底应该是一门怎样的经济学?该朝着哪个方向奔?往哪条路上走?洪教授在他的“中国经济学将会如何演变?”(或“中国经济学之路”)一文中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作了明示。

  首先,他在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回顾中为我们作了这样的点化。他认为,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在过去30年中一直处于“从以政治经济学和计划经济理论为主的理论体系,转为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现代经济学”(所谓现代经济学就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或现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笔者注,下同。)的“深刻的转型中”,对此表示了由衷的肯定与赞誉。他说:这是中国经济学领域的“巨大进步”,希望中国经济学家们“继续追踪”,“努力缩小与现代经济学最先进的教育和研究水平的差距”

  其次,谈到中国经济学家今后的任务与中国经济学未来走向时,洪教授又为我们作了这般提示:“中国经济学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是运用现代经济学先进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结合中国经济现实进行理论创新,从理论上解释中国经济现实并指导中国经济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吸收全世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和理论创新的所有合理成分,为我所用。”

  另外,在谈到中国经济学的实质性内涵或所谓特色时,洪教授也为我们作了如此阐释。他说:“市场经济理论,主要就是研究在市场条件下,经济决策者如何对稀缺资源进行最优配置的一门科学,其基本框架、基本原理、基本分析方法是无国界之分的,可以用来研究实行不同经济制度,同样运用市场调节机制的所有经济体。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只有一个。”还说:“运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结合中国实际,用符合现代经济学规范和国际惯用的术语与方式,来解释中国经济实际运行的规律......而不是试图去独创另一套有别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经济理论。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实质内涵,也是‘中国经济学’的特色,有望形成Ronald Coase所说的‘中国经济学派’。”

  最后,在谈到中国经济学学术评价方式与评价标准时,洪教授又为我们作了这番说明。他说:“在中国高校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特别是学术型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应该有一个主要的、比较客观的学术评价方式和体系。而真正能体现学术水平和科学价值的是高水平的、经过匿名审稿的经济学学术期刊,特别是海外高水平的经济学学术期刊的论文。以在高水平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作为中国高校经济学者最主要的学术评价标准”。他还说:“随着将国内外一流经济学学术期刊论文作为经济学研究最主要甚至唯一的学术研究评价标准,中国高校经济学研究目前相对比较浮躁的学术氛围将大大改善,中国经济学研究水平也将大幅度提升。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学在经历过这次深刻的转型过程后,将成为一门既与现代经济学接轨,又能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全球化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的科学,形成具有广泛国际学术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学派。”

  这就是洪教授为我们中国经济学所指出的一条所谓演化之路,或转型之路。

  读罢上述诸点,笔者大有被奴化与被殖民化的感觉。因为不论从哪种角度看,洪教授给我们指引的路说穿了,就是要我们“运用现代经济学先进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以国际同行惯用的术语和方式”来说明、解释并指导中国现实,用现代经济学的标准作为“最主要甚至唯一”标准来评价、规范中国经济学,让中国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接轨”,并且强调“而不是试图去独创另一套有别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经济理论”。总之,中国经济学只能走西方经济学之路,以西方经济学作引领,最后完全“与现代经济学接轨”,成为西方经济学的被殖民者。中国的经济学若真的是朝着这个方向奔、按着这样的路子走,那还是中国经济学吗?不言而喻,它只能是西方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的被殖民者。那时,我们的中国经济学只能成为西方经济学的附庸,随西方经济学亦步亦趋,为首是瞻;同时,中国经济学家也只能成为西方经济学家的应声虫,跟着他们随声附和、人云亦云。想到此,不禁令人毛骨悚然,好像马上就要被扔进地狱一样似的。

  2.中国经济学为什么不能走西方经济学之路?

  众所周知,经济学是一门具有鲜明阶级性和意识形态特征的社会科学。经济学从产生到现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从来就是如此。这一点,洪教授自己也是认可的,他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是这么明明白白说的。经济学,自从以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以来,马克思就认为,它有着“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和“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之分。“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它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所以它被称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则是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所以它也被称为“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由于它的特殊阶级属性,再加上它又是由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创立的,所以亦被称为西方经济学。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又有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庸俗政治经济学之分。所谓“现代经济学”属于“资产阶级的经政治济学”的后一类,即庸俗经济学。而“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则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是由马克思亲自创立的,其代表作是他的鸿篇巨著《资本论》,这是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与该生产方式的阶级本质、运行规律、发展趋势及历史结局,是一部宣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战斗祭文。此外,它还是一部指导世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中国经济学理应属于这一类。

  可见,所谓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就其根本性质来说是相互排斥与根本对立的,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尽管它们在若干具体问题上可能有些可相互借鉴、相互融通的地方,但这不能抹煞二者之间根本质的差别。有鉴于此,请问:这种与中国经济学根本对立的所谓现代经济学能说明、解释我们的现实吗?能指导我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吗?这里首先有一个“姓资姓社”的问题。西方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虽说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体制,但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即使生产资料为其国家所有,但其最后的本质仍然是私有制,因为资本主义的国家不过是那种“理想的总资本家”而已。 而我们的市场经济却是建立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即使它还很不完善、很不充分,远没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想的那种程度。然而,无论怎样,它毕竟为全体国民共同所有而非为个别人或少数人所有。由于中西各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不同,所以,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也就根本不同。这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理论说明、解释不了我们的现实,指导不了我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尤其是所谓现代经济学,它是西方经济学的庸俗部分,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演化与积累,特别是经过上世纪80年代“华盛顿共识”的武装之后,它潜心推销其“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政治主张与政策措施,使之在庸俗化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成了极端庸俗化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更不可能说明、解释中国的现实,更指导不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

  洪教授说:“不管是私有制,还是中国目前的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市场经济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实践者,无论是公有制企业的法人代表,民营企业家,还是消费者个人,均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都是在维护自身所代表的利益的前提下,根据市场价格信号,从事经济活动(的)”。问题没那么简单,虽然不管是以私有制为基础还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都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各经济主体,无论是公有制企业的法人代表、民营企业家、还是消费者个人都要根据市场价格信号来从事经济活动。但建立在不同所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自然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运行规则与发展规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市场经济,其运行与发展只接受资本主义一种经济规律的指导和约束(包括资产阶级国家的指导与约束),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基础上的,要接受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指导和约束外,更要接受(不论其广度还是深度)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指导与约束,还要接受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即国家法律、政府政策、国民道德、传统文化、历史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与作用。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高度统一的市场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或充分自由的市场经济,也不是现代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所谓“有管理的市场经济”。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同是市场机制、价格信号,它们却有不同的作用机理和实现方式。我国经济的这种现实及其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是现代经济学过去从未碰到过的,因而,无力面对我国的社会现实,不可能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理论解释。

  现代经济学连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因为它不是科学。那种西方经济学(包括现代经济学在内)是科学、乃至唯一科学的说法,只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用以欺骗公众、愚弄公众的一种手法。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种伪科学与反科学的东西。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包括现代经济学在内,它的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由一系列假设条件作前提的基础上的。这些假设条件因为是假设的,所以就没任何客观依据,而只能由经济学家们频自己的主观意识作任意想象。并且这些由经济学家们想象出来的种种假设条件还极其苛刻与复杂,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如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自己所说的那样,几乎是到了要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没任何摩擦力和空气阻力的世界。这岂不荒唐?具体情况无需细言,仅以所谓“经济人”假说为例。经济人假说,是全部西方经济学,包括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第一个、且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前提。它认为,人并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那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是一种所谓的“经济动物”,其秉性就是自私,乃至极端的自私。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按照“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法则进行的,并且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利可以不择手段。

  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的理论还有科学性可言吗?正因为如此,所以,它的原创者亚当·斯密在他进行《国富论》创作的过程中,也没放弃对道德哲学的研究,并且还抽出时间对他的《道德情操论》进行修订,在1767年出版了第3版;1774年,《国富论》写作完成,斯密又一次对《道德情操论》进行修订,出版了它的第4版。此后的16年中,斯密除了对《国富论》仅做过一次修订外,其余全部时间一直在潜心修订《道德情操论》一书,出版其第5、6版,直至他的人生终点。这一情况是否表明斯密对所谓“经济人”假说一事本来就心存疑虑?

  在这种假设前提下建立起来的理论能是科学吗?这样的理论,能真正说明、解决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吗?试问:那种困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百多年的经济周期问题为什么总是得不到排除或遏制?或那种市场需求不足、劳动就业不充分,或所谓流动性时而过松、时而偏紧的难题为什么总是与资本主义如影随形、缠绵缱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别的且不说,就以本世纪来发生的源于美国次贷危机尔后又危及整个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那些宣称可以将经济活动数字化、信息化,对经济运行作精确计算、准确预测的现代经济学,为什么事先没丝毫觉察,作出点滴反应?面对如此重大的事件,美国15000多位经济学家全都成了聋子、瞎子!危机爆发后,英国女皇到伦敦经济学院向经济学家们发出“为什么英国经济学界没人预测到这场危机?”的质问时,在场的经济学家们个个目瞪口呆、无言以对,全都成了哑巴和傻子!试问:现代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权威性到哪里去了?这能让人们相信现代经济学是科学吗?否!不仅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度的人们不相信,而且连那些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即使是那里的政府高官也不相信,甚至包括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不例外。面对如此汹涌澎湃的金融危机,他们并不热心去请教那些所谓现代经济学的大师,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而是抱着一颗虔诚的心去请教那位已离世100多年的马克思,如饥似渴地去拜读他的《资本论》。一时间,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掀起了一股马克思热、《资本论》热。由此,还掀起了一股经济学改革浪潮。这岂不是令人不可思议吗?这从另一方面对现代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作了个最好的诠释。

  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不能说明、解释和指导中国的现实,至于它的研究方法乃至表术用语就更不值得一说了。研究方法、表术用语是为一定原理的阐述和理论体系的建立服务的,有什么样的理论要求就会有什么样研究方法和术语来为之服务。由于现代经济学的伪科学性,自然,那种所谓一定要把现代经济学的标准作为评价、规范中国经济学的“最主要甚至唯一”标准的主张也是完全错误的,极端有害的。同样,那种所谓中国经济学只能“快速转型”,“与现代经济学接轨”,而不能“独创另一套有别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经济理论”的主张更是荒唐、怪谬与霸道。试问:一种连西方资本主义的现实都说明不了、解决不了,因而连西方人都不相信的理论,怎么又可以解释、说明和指导中国现实呢?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又要将它强加给中国,而不让我们独创一个有别于它的中国经济学呢?这是谁家的理论、谁家的逻辑?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要将中国经济学往被殖民的路上引吗?这样的理论、这样的逻辑我们绝不接受,这样的路子我们绝不走!我们一定要奋发努力,另辟蹊径,创造出有我们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当然,我们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完全拒绝整个西方经济学,包括现代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若对某些具体原理作具体分析,还是有着某些合理成分可以为我们借鉴的,如其中的弹性原理、边际原理等等。此外,还有那些阶级性不太强、意识形态特征不太重的应用学科,如生产力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会计学、市场营销学等等。这些都是可以为我们所借和鉴利用的,我们决不会将之一律拒之门外的。当然,这种借鉴与利用也是有选择、有条件、有分寸的,决不是多多益善,来者不拒。

  3.中国经济学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中国经济学既然不能走西方经济学之路,而需要另辟蹊径,那么,这条路又该如何走?习近平同志在视察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中心时的讲话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追本溯源,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指导之下取得的。《资本论》作为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加强《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要学以致用,切实发挥理论的现实指导作用,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我们的基本理论遵循和方法论指导,研究和总结我国市场经济的具体实践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给予理论抽象与升华,创立独具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对此,洪教授有自己的看法,他不主张、不支持我们的选择。洪教授说:“在中国经济学快速转型、日益与现代经济学接轨的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提到中国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个问题,不用回避,也不必担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是马克思在吸收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前人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总结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出的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显示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非凡观察力与洞察力,这一点至今无人能出其右。”还说:“由于时代和实践的限制,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最近几十年人类的一项崭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在市场机制条件下如何运行的研究非常少。事实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与实践,在马克思逝世后的100多年来,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也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何运行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够。”云云。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不适用,有局限,不能作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指南与依据,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马克思的《资本论》只是“在吸收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前人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总结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吗?马克思主义,包括克思的《资本论》不能作为我们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指南与依据?洪教授真是错得太远了!实际上,马克思的《资本论》除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其剥削本质、发展规律与历史趋势之外,还有很多创新和与发展。并且,这种创新和发展是全面的、系统的、历史性的。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资本论》的诞生,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深刻革命。

  首先,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著述《资本论》的过程中运用了由他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这是迄今为止,人类正确认识与研究自身历史及一切社会现象最根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也是我们研究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总的指导思想与根本方法。这种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精髓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贯穿于他的《资本论》的全书。 马克思就是凭借这一世界观与方法论,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考察与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最后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并且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作了一系列科学预言与构想。《资本论》的诞生,完成了对历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后批判,独创了一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的这一世界观与方法论,具有永恒的真理性与科学价值,值得我们永远恪守与遵循。这也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在构建中国经济学时必须始终遵循的思想原则。

  其次,即使在经济学领域《资本论》也不只是“在吸收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前人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总结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而且也有许多创新与发展。马克思如是说:我的这部书即《资本论》从理论方面来说,有“三个崭新的因素”。这就是:一是对剩余价值与它的具体形式地租、利润、利息等作了区分,揭示了地租、利润、利息的本质;二是从商品的二因素中发现了劳动的二重性,为破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秘密找到了“生理解剖刀”;三是将工资形式与其本质作了区别,揭穿了资本主义工资的欺骗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隐蔽性,等等。

  实际上,《资本论》的创新与发展并不就是这些,除了这些之外,首先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创造。这是史无前例的。当然,仅就理论方面来说,也不只这三个方面,而是全面的、系统的。马克思的这种创新品格、创造精神也是激励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强大精神动力。构建中国经济学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创造性劳动,没先例,没捷径,完全靠我们自己去创造,没创新品格与创造精神,是绝对不行的。《资本论》正好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精神激励,这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精神财富。

  《资本论》还创造了一个由众多经济学科构成的科学体系,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集大成。《资本论》中还蕴藏着马克思的市场学、市场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土地经济学、时间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经济伦理学,以及生产关系再生产理论、资源配置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收入分配理论、消费者理论,等等,等等。事实上,《资本论》是一座无尽的思想宝库,只要我们潜心研究,深入开发,还将会有更多的发现。怎么能说《资本论》只写出了“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呢?《资本论》中如此丰富的思想宝藏不是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资源吗?尤其是其中的市场经济学。

  如果不怀偏见,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学者,都会明白《资本论》也是一部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学。众所周知,《资本论》研究过商品与货币、市场与价格、供给与需求、竞争与垄断、分配与积累、生产与再生产、世界市场与国际贸易等。这些,都是一般市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它关于这些方面的原理,也都是一般市场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如商品及其价值理论,货币本质及其流通规律理论,市场及价格变动理论,供给与需求相互关系理论,竞争与垄断相互关系理论,分配与生产、消费及积累相互关系理论,生产、再生产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理论,世界市场与殖民的理论,国际贸易与国际价值理论,等等。

  如果我们的思维不仅限于此,《资本论》中那些即使是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或特殊范畴、规律与原理,只要我们通过科学抽象,将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的那种特殊生产关系撇开,其所剩下的部分对于其他形式的商品经济,特别是那些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也是普遍适用的,因而,它们都是构成一般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原理的重要内容。比如,《资本论》关于资本及其有关范畴。资本,按照马克思的规定,它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资本家支配雇佣劳动的一种特殊权力。如果我们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予以撇开,就可将资本视为能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价值增殖的某种生产条件。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今天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也仍然保留了资本这一范畴,即使是是在公有制经济内部也不例外。再如,关于剩余价值及其有关范畴。剩余价值,在《资本论》中,它是指由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那个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体现着资本家对工人一种剥削关系。如过撇开其特有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那种超出劳动者自身需要以外的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不论在哪种社会状态下也都是存在的。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它不仅可以体现在剩余劳动产品中,而且还会体现在它的价值形式上。剩余劳动产品的这种价值形式,不论人们怎么称呼它,但作为一种价值余额它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这样,作为剩余产品的价值存在自然也就成了所有商品经济社会共有的经济范畴。既然如此,那么,与此相关的利润、利息、地租等范畴也一样。因为它们都不过是剩余产品价值形式的一种变相的存在或别称而已。这些范畴即使在我们今天仍然存在。

  既然资本、剩余价值这些核心经济范畴都可以是所有形式的商品经济社会存在的一般范畴,那么,《资本论》中,一些与此有关的如资本增殖、资本积累、个别资本的循环与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与流通、利润平均化等范畴及其相关原理,也一样是适用于所有其它形式的商品经济社会的。如在资本增殖与积累方面,通过采用新的技术手段,节约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增强资本的价值增殖能力的方式与方法;在个别资本循环与周转方面,各种职能形式的资本空间上的同时并存、时间上的相互继起和数量上的按比例分配,确保资本运行的连续性,以及最大限度地节约流通时间,加快资本周转,提高资本盈利率的原理;在社会资本再生产与流通方面,社会生产各部门在物质形式与价值形式上必须在其质与量的两个方面相互适应,保持均衡状态,以及货币在其流通中的重要作用的原理;在利润平均化方面,关于资本竞争与资本转移,促进资源流动,实现合理配置的原理;此外,还有关于银行的作用及其与之有关的经济参数如利润率、利息率、股息率等对社会经济活动调节作用的原理,如此等等。这些也都是对商品经济一般原理与规律的揭示,它对所其它有形式的商品经济、尤其是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 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也都是适应的。

  总之,《资本论》是一部关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经典文献,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学。其基本原理与研究方法适用于研究任何形式的市场经济。如果洪教授的“市场经济原理只有一个”的说法是成立,那么它就是马克思的市场经济学,而非所谓现代经济学。此外,在马克思的思想宝库里,除了这些关于市场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之外,还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科学原理,尤其是《资本论》更是一部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教科书。马克思在著述《资本论》的过程中,可以说,他吸收了自己和恩格斯以往全部文献中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精华,因而在这里他最早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特征作了清晰明白且集中的阐述。同时,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尤其是那些制度性的矛盾时,也往往对社会主义作出过许多、乃至一系列科学预测与构想。因而,在《资本论》中,有马克思主义非常丰富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原理。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将这二者结合起来,用以指导、总结我们今天的具体实践,这既是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基本遵循,也是其主要的理论资源。

  上述可见,洪教授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看着只是“在吸收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前人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总结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出的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是轻率的,错误的。洪教授之所以如是说,这么做,是为了兜售他的所谓现代经济学,排斥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构建中的指导作用与主导地位,将中国经济学引向西方经济学之路。然而,在另一方面,洪教授还向中国学者奢谈什么中国经济学的所谓“中国特色”、“中国学派”,云云。这不是出尔反尔,自相矛盾吗?一个洪教授说“市场经济原理只有一个”即现代经济学,中国“而不是试图去独创另一套有别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经济理论”,因而中国经济学只能“快速转型”,“与现代经济学接轨”。而另一个洪教授又来一个所谓“中国特色”、“中国学派”之说。这到底让人们相信哪一个洪教授呢?我们应该相信前一个洪教授,因为他道理讲得最充分,并且把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排斥掉了;后一个洪教授则是信口开河,言不由衷,不可相信。

  4.简短的结论

  现代经济学由于它固有的阶级属性和一系列以庸俗的假设条件为前提的立论基础,使它的理论不可能被全人类共同接受。特别是还由于这一理论经历过“华盛顿共识”的武装,达到了庸俗经济学的极点,成了西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欺骗世界人民的手段,使它越来越不得人心。洪永淼教授的“中国经济学将会如何演变?”或“中国经济学之路”向中国学者力推现代经济学,要中国经济学“快速转型”,“与现代经济学接轨”的主张是错误的,极其有害的。它既严重脱离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根本背离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与发展目标,更是完全违背我国一批真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志向与意愿,只能把中国经济学引入歧途。

  同时,还使我们明白,面对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我们必须要有我们自己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能指导我国具体实践的经济学。因而,我们必须另辟蹊径,走自主创新之路,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我们的基本理论遵循和方法论指导,研究和总结我国的丰富实践与宝贵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给予理论抽象与升华。

  因此,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成了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和必须练习的基本功。没这项基本功,那我们就只能是坐而论道、纸上谈兵。当然,我们还要认真学习我们中国领导人、尤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战略思考以及形成的一系列理论成果,这是最新、最活、最现实的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泉源。如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关于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的思想;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思想;关于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并使之相互协调、良性互动、深度融合的经济发展的理论;关于进一步扩大开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参与世界济经治理,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思想,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理论成果和重要的思想资源。它不仅为我们构建是中国经济学提供了重要指导思想,而且还直接提供了的重要思想资源,成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理论瑰宝。

  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我国领导人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思想,并以此作为我们重要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丰富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愿景不要多久就会变成现实。事实将证明,这才是我们唯一可行的道路。

  (六)西方经济学宰制了我们?

  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居然被某种势力不动声色地搞成了一门“水课”而已。“水课”者,可有可无也,可上可不上也,上了也是白上也。总而言之,“有”等于“没”也——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地位可想而知。于是,才会有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不知道劳动价值论为何物,才会有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教授公开嘲笑:“马克思是谁?我不认识他”。此种局面若不改变,18大以来强调“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教育目标,岂不是又会被某种势力悬置成为一个笑话?

  在我国,经济学界的主流们基本上都反对用“西方经济学”这一名称,他们主张以“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取代之。他们提出的理由其实根本站不住脚。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含有“政治”要求的概念,或说是含有“学派”、“主张”、“思潮”的概念。

  用“经济学”的称谓来取代“西方经济学”这个称谓,其真实目的,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他们所定义的“现代经济学”或“当代经济学”中完全排挤出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高校经济学的教育方向和研究方向,实现中国理论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国际化”,与“国际公认”的“现代经济学”即现代西方经济学“全面接轨”。而接轨的实质,就是要让我国理论经济学全面西化、全面美国化。这种所谓“国际化”的后果,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边缘化。作为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我亲身经历了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过程:

  在本科阶段,在理论经济学的课程安排中,政治经济学是根本无法同西方经济学相提并论的。政治经济学只在大一通识教育阶段开设,开两学期,每周一次。第一学期学习资本主义部分,由于时间限制,老师一般只能讲到“剩余价值生产”,最多大概讲一下“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并且讲得非常浅显,考试也十分简单。

  第二学期的社会主义部分,老师在课堂基本闲聊,讲八卦,学生也就笑笑乐乐完事了。政治经济学这门课因学分少、课时少、内容随意、考试简单,既然老师也没应有的重视,我们学生就理所当然地称之为“水课”,混个学分罢了。

  至于学了什么?我当时就记得个什么“m、c、v”,其含义也不甚了了,更别提马克思主义整个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了。

  而对西方经济学,那重视程度可大不一样,真可谓天壤之别。从大二开始进入专业课学习阶段,首先开设的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微观和宏观)。大三开设英文的中级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一共就是四学期。另外还有计量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经济博弈论、数理经济学等等课程的补充学习。

  由于当时初入经济学领域,一看“高大上”的课程名称和众多的课程安排,心里就有这样感觉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学。何况里面的内容又是数学,又是模型,看起来“很科学”、“很唬人”的样子。加之考试难度之大,平时作业之多,所占学分也多,我们学生自然就会特别重视,不重视不行,你就拿不到学分。

  伟大的经济学家就是斯密和凯恩斯等根本没觉得马克思也是个经济学家,感觉他就是个老旧的、奇怪的、甚至是极端的哲学家吧!虽然当时没读过他们任何著作,也没自己的独立思考,但我们所处的社会背景、学习环境、教学安排给我们带来的印象就是这样的,这种感觉对于大学生来说具有普适性。

  悲哀的是,在这样充满热情地学习了几年西方经济学之后,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当我们对西方经济学有了一个基本了解后,我发现很多同学都迷茫了,甚至反感了。我们以虔诚的心态去学习,却发现西方经济学好像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科学”,觉得自己是不是学了一门“伪科学”?甚至有同学觉得入错了行。西方经济学有很多假设和前提,虽然形式上貌似很科学,其实很主观,离我们的现实不仅遥远,而且解释力也很表皮。它的模型太抽象,抽象得令人生疑。

  经济运行的复杂过程,作为人类社会生存的普遍现象,用无视社会关系的抽象假设和数学方程就能精确描述吗?我越来越怀疑教科书里面的那些数学公式:继续留在理论经济学这个领域做研究,到底有多大的意义?于是,很多继续深造的同学要么去学习数学、统计,要么去学习实用性更强的金融、会计,继续留在理论经济学领域的很少。当然,这时的我们早已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存在,居然真的以为经济学只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了。

  好在我们学校政治经济学专业一直在艰难地坚守,情况似乎还没进一步恶化。在理论经济学考研专业课程中,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要求占60%,西方经济学内容要求占40%,这样一来,考生对政治经济学就必须给予起码的重视了。说老实话,我也是在考研复习中,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了肤浅的理解。在以后的深入学习中,我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刻性和科学性,已远远超越了西经的数学模型所能达到的理解高度。

  现在高校理论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做法相当不公平。作为理论经济学的两大对立体系,“马经”和“西经”的地位,至少学校的重视程度不应该“厚西薄马”,一味地抬高“西经”,打压“马经”。在师资配备上要引进有水平、真正研究和热爱政治经济学的老师来为学生授课。具体而言,我建议:

  首先,大一学习经济学初期应该设置一门“经济学导论”课,让同学们对经济学领域的全貌有个大致了解,重点了解它的两大对立体系。并开设一门经济思想史课程,让同学们了解经济学的来龙去脉,了解经济学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

  其次,“马经”和“西经”在课程安排和学时上,至少应当实行“五五分”,而不能人为地把“马经”边缘化为弱势课程。我觉得,西方经济学的初级和中级完全可以合二为一,以同学们的高中数学水平和理解力是完全可以掌握中级内容的。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安排不仅要大大增加,而且授课内容必须更加深入,要带领同学们读马恩原著、读《资本论》,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思想精髓。唯有如此,学生才能真正全面地了解经济学,并在认真的学习、思考之后,比较出优劣来。在现在的课程设置安排下,绝大多数学生在四年”西经“的训练下、教育下,看问题非常肤浅,不是更加客观了,而为更加迷茫了,甚至对经济学学科产生了怀疑甚至是偏见。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研究生阶段,经济学的这种“国际化”要求有增无减。不论是什么专业方向的学生,都要以西方经济学作为学科基础课,并且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硕士阶段是“三中”,中微、中宏、中计,博士阶段是“三高”)。特别是博士阶段,我们不仅要在这种理论经济学教育“国际化”背景下,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全是数学模型的“三高”,还要面对理论经济学研究“国际化”带来的发表论文的压力。

  学校要求博士阶段的学生必须在高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否则不准毕业答辩。而入围的基本上都是以西方经济学为研究范式的学术刊物,鲜有政治经济学类的期刊。于是,我们这些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为了达到毕业要求,又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去计量、建模、找数据,盲目地模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得不丢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范式。

  大家心知肚明:现在许多用数学模型分析问题的所谓学术论文,基本上就是在做“伪问题”而已。对于这些乱象,博士生们不禁感叹,“原来都是套路”。

  可是,果真如此,试问我们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还剩下多少时间和精力去读马恩原著、去思考、去夯实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呢?连基础都不扎实,又何谈发展,何谈创新呢?今后即使我们能有幸毕业,又有多少理论功底和自信,去给我们的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呢?

  总而言之,就我自己的学习经历而言,西方主流经济学几乎从本科开始,就无情地限制了我们的选择空间,并粗暴地宰制了我们的思考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没看到崇高的学术自由,甚至连一点学习自由的味道也没嗅到。

  (七)西方经济学被终结了?

  本书通过对价值、劳动等概念的分析将这些古典概念作出新的内容和解释,系统地研究了交换比例的决定规则和变化规律以及数学表达形式。阐述了价格区间运动的膨胀、收缩、移动方式及其不确定性,为彻底摆脱传统价格,在批判的过程中也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经济学理论。

  本书的不同寻常之处是作者完全不受现有经济学观念左右,在批判之中独立提出了一整套全新的经济学理论,包括价值和劳动、交换和价格、效用、生产、货币、宏观等方面。因此,本书不仅仅是一个终结,而且更是一个建立。

  作者通过对经济现象的高度抽象得到2+2模型,由此人手,将“公平”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前提。并由此指出西方经济学将交换双方放在不平等地位的做法是错误的,其自我标榜的“公平”也是虚伪的。作者以心理学的理论为基础,将需求简约为两个层次:必要需求和非必要需求。进而全新定义了“需求量”,通过心理学理论指出,每一种需求的量都是稳定的,与价格无关。从而摆脱了西方经济学的“价格和需求量有关”、“价格决定需求量”的错误思维定势,彻底否定了传统经济学研究价格和需求量关系的思路。

  作者通过对价值、劳动等概念的认真分析,赋予这些古典概念以新的内容和解释,使之摆脱了无法适用于精神产品的尴尬境地。

  作者系统地研究了交换比例的决定规则和变化规律以及数学表达形式。指出,价格是一个由交换双方共同决定边界的“区间形式”,阐述了价格区间运动的膨胀、收缩、移动方式及其不确定性,为彻底摆脱传统价格概念的束缚,更好地理解价格的决定机制及运动机理提供了理论基础。

  作者还大胆地对经济学界敏感的货币体系危机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对货币经济的泡沫特性进行了理论探讨。通过对多部门的货币平衡的分析以及产出收支平衡分析,得出没货币增量发行就不可能有经济增长的结论,这个结论看似简单,但准确道出了货币经济的泡沫特征。

  作者指出,宏观经济的本质是政治。没政府不干预的经济存在,政府不干预的经济也无法稳定存在,国家干预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需要。这在经济自由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里,无疑给学界浇了一盆使之清醒的冷水。

  作者独到的见解使得本书完全不同于时下流行的对西方经济学的种种肤浅指责。在掩卷之余,读者将会感觉到,西方经济学终结的时候真正到来了。

  沉舟侧畔千帆过,枯木前头万树春。

  希望像作者在书中所言的:下一代人将不再跟随萨缪尔森学习经济学。

  (八)为什么说现当代西方经济学是一门伪科学?

  “(研究社会科学)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仿效那些用来研究大自然的有效方法。(马克的书) 也许将预见社会科学即将到来的革命。”

  ——李·麦金泰尔(Lee McIntyre)

  在我们开始理论探讨之前,不妨先来看一些超重量级经济学大师,根据自己的经济理论而进行实践的市场表现。

  1.1975年,经济学家库普曼斯与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共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获奖论文是《资产分配的最优理论》,这两位专家号称根据他们的理论投资就无往不利。当时有好事的记者问:既然这个理论这么厉害,你们有没想过用这笔奖金来证实这个伟大的理论呢?二老捋着胡子自豪地答道:“我们正准备如此。”不过,很快他们就用自己的无敌理论把得到的奖金亏光光,只有在老婆面前跪搓衣板的份了。

  2. 1997年美国经济学家默顿和斯科尔斯以期权定价理论获诺贝尔奖,二人摩拳擦掌组建投资公司,不幸的是,用他们自创的全世界最牛的理论进行期货市场交易时,却屡战屡败直至关门。

  3.在胡佛时代,经济学界威望最高的莫过欧文?费雪,他当时的地位如日中天,相当于经济学界的南帝北丐。不过总统本人似乎对他很不感冒,从没让他进入过顾问班子。总统的顾虑是有远见的:在1929年美国大股灾到来前夕,费雪还喝着红牛振臂高呼:“股价将达到某种持久的高峰状态。”这有点像中国股市6000 点时那些股神的忽悠:“黄金十年才开始,股指万点不是梦。”在那场股灾中,数以千计的人跳楼自杀,欧文?费雪几天中损失了几百万美元,顷刻间倾家荡产,从此负债累累,直到1947年在穷困潦倒中去世。

  4. 在20世纪80年代有个经济学家不甘寂寞,准备在股票市场上小试牛刀。他与朋友合开了一家公司,专门向人提供股票投资的建议以及代理股票买卖。结果客户不是套牢就是割肉,亏得哭爹喊娘,而他自己的收入连租金水电都不够支付,在赔了几百万美元之后只好惨淡收场,从此专心做经济理论及宏观经济趋势的研究工作,后来他进入了美联储,他的名字是艾伦?格林斯潘。

  5. “二战”后的美国有个奇特的现象,每当华盛顿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一职因种种原因空缺时,便是美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候,无论从就业率、经济发展率、贫困率哪个指标来看都很不错。而一旦主席的宝座有屁股占着时,经济就开始往下滑。像哈伯?斯坦和查尔斯?舒尔兹这样的一代经济学大侠任职期间,贫困率却以2%左右的可怕速度增长。

  小阿尔弗雷德?马拉伯是《花儿姐日报》的财经专栏作家,在这行混了几十年后忽然感慨道:“经济学说好听点是一门伪科学,说得不好听,就是纯属瞎掰。”

  马拉伯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在经济学界这个江湖中,三山五岳门派林立,如供给学派、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对同一病症常常开出截然不同的方子,对象是个活人的话早就被医死几十遍了。如果是武林选盟主倒也简单,大家扑上去干上一架就立见高下,裘千丈再能忽悠,也经不起欧阳峰一巴掌……可惜经济学家没这么豪爽,只能靠嘴皮争个高低。

  最近人们还普遍认为经济学是我们理解人类社会正确的框架,心理学、进化生物学包括经济学本身的研究者现在已意识到,他们正活在一个集体的梦幻中。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卡亚玛(Francis Fukayama)曾写道,在理性选择的理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百分之八十是正确的"。如今看来百分之八十是错误的,光看看那些由于专注于理性行为而暴露的问题可想而知。

  根本原因在于,现当代经济学理论中的最重要的基本假设都是错误的。

  西方经济学有三个基本前提假设:

  第一个基本前提假设是理性人假设,又称经济人假设,或最大化原则,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前提假设。第二个基本前提假设是信息完全假设。价格机制是传递供求信息的经济机制,信息完全假设具体体现在自由波动的价格上。最大化原则加上完全竞争假设才能推导出信息完全假设。第三个基本前提假设是市场出清假设,它与前两个基本前提假设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是前两者的逻辑推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围绕着对这三个基本前提假设的反思而展开。西方经济学从以上三个基本前提假设出发,通过数学演绎推理,得出结论。

  例如,关于“理性人”假设。这一假设条件认为:经济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其行为均是利已的,他在做出一项经济决策时,总是深思熟虑地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各种可能的机会、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比较,都力图以自己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按理性人的假设,市场中的每一个人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无论买者还是卖者。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就是买者和卖者(我们称之为微观主体)对自身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过程,更进一步地说,就是市场机制通过对微观主体的诱导进而引起对资源配置的过程。供求双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就会形成市场的动态均衡——我们称之为市场均衡。于是,以均衡过程为核心就形成了微观经济学教材的基本分析思路:

  1.在既定的假设条件下,生产者与消费者在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上相遇,双方都力图以自己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最后形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产品市场局部均衡;在生产要素市场上相遇,双方也都力图以自己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形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要素市场局部均衡;

  2.静态分析基础上所形成的局部均衡既然是供求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那么,第一,这种均衡就是一种最佳均衡,任何一种改变对于供求双方的利益格局都会带来再调整,这种状态经济学称之为帕累托最优状态;第二,此时的人力、财力、物力的配置就是资源配置的最佳配置,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也就实现了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第三,既然是最有效率的、最佳配置,那么这种资源配置的制度基础——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就是最好的财产组织制度。

  3.最好的制度不等于能解决资源配置中所有的问题。——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为了保持市场经济效率,对于市场机制不能解决的问题,就需要政府的政策来修补。

  “理性人”的假设是约翰·穆勒提炼、由帕累托最先引进经济学的,其实,理性人的假设一开始就不断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

  其中,最主要的挑战来自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马氏认为人的需求可以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交往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这五个层次的需求具有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由物质向精神深化的特点。而且,精神层次的需求是很难用理性来分析与衡量的,自然也做不到完全理性化;

  二是西蒙的有限理性说。理性是指一种行为方式,它第一,适合实现指定的目标;第二,而且在给定的条件下和约束的限度之内。通俗地说,人的自身理性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穷尽一切精力去寻求最佳决策,而只是寻求满意决策便罢了。例如围棋对弈,你不可能在对方出一招出穷尽所有的应招,也没这个必要穷尽所有应招,只要能战胜对方,那怕是多一点成本也认了;

  三是威廉姆森的机会主义说。威廉姆森说:“理性的有限性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因此就需要我们正视为此付出的各种成本,包括计划成本、适应成本,监督成本”。他还说:“我说的投机……既包括主动去骗人,也包括不得己去骗人,还有事前及事后骗人。” 他认为:经济中的人都自利,只要能利已,便不惜损人;正是由于人的理性有限,才使得有的交易者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环境或利用某种有利的讨价还价地位欺诈对方。

  四是莱宾斯坦的X低效率理论说。莱宾斯坦认为:人是有惰性的,往往不尽全力去工作,人们往往很难按照接近于完全的计算程序来做出决策;人在顺利的环境下不会激情努力,只有当变化的环境引起的外部压力变得充分巨大时,人们才会改变他的行为;许多市场的竞争是不完全的,这就提供了免于竞争压力的庇护所。在得到庇护的环境中,企业没必要使成本极小化。由加强庇护性引起的产品价格提高也许会伴随着生产成本的增加,但投入成本增加的百分率与产出成本增加的百分率之间没必然联系。

  五是诺思的意识形态说。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体系,它对人的行为具有强有力的约束,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每个人的个人行为受一整套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协调,“如果每个人都相信私人家庭‘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可以在室内无人而门不闭户的情况下不用担心房屋会被毁或被盗。如果一个美丽的乡村被认为是公共物品,个人就不会随便扔杂物。如果人们相信政治民主的价值,他们就会把投票当做一项公民的义务来履行。为了所有者的利益,劳动会勤勤恳恳,管理会兢兢业业,契约就会像法律上那样,同样在精神上受到尊重”。

  两百多年前,人类科学的探究工程有了不错的起点,当时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人们通常都会追求自我利益,这主要是由于人类具有从自然界脱颖而出的本领,也就是我们思考和推理的能力。

  半个世纪以前的战后时期,经济学家学会如何围绕亚当·斯密的理念,建立一个生动形象的数学框架,并把理性作为所有人类行为的向导,甚至,他们还发现了一种方法来证明人类社会在某些方面的数学定理。由于数学的深奥难懂,假设人的理性到了完美境界的经济学,已被认为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典范,并以这一假设引领着科学潮流。

  然而,回顾经济学的历史,我们不得不感觉到,当经济学家把几乎所有注意力都聚焦在推理和计算能力上的时候,也正是他们陷入智慧的桎梏的时候。他们试图把所有的人类行为都简化为理性的行为,就好像试图把所有事物都简化为混乱的物理学家一样,努力把所有事物都塞进一个概念的空盒子里,然后开始表演起智慧和数学的特技,但这么做并没成功。

  根据科学的普通标准,即用来衡量那些解释真实世界的理论是否站得住脚,经得起检验的标准,大多数的经济学理论无论数学计算有多复杂深奥,最后都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幸好,一些无畏的思想家现在已开始让经济学慢慢起死回生。至关重要的地方在于,他们开始为人类个体描绘出一张更加真实的图象,不像理性的计算机,也不像经济学家一直以来所主张的,而是一个真实的生物,有着完全不同又更为复杂的"思维本能"。

  经济学家认为,我们人类最重要的是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这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特有的本领。我们不像其他动物那样做本能的奴隶,而是利用我们的理性,来权衡所有行为的潜在成本与效益。如果三家银行的利率不一样,你一定会去利率最高的那一家存钱,除非另一家银行提供免费账户,或是其他更吸引人的好处。

  在经济学的理论里,经济学家把所有人都看成是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的表亲。高尔顿是十九世纪英国统计学家和发明家(他曾经发明一种带有铰链盖的高帽子,可以给人的头部散热),他一生都在搜集数据,做各种测量和计算,甚至还做实验检验人类祈祷有没用(他的结论认为没用),并且做了一张非常详尽的表,罗列了一个欧洲人去"荒蛮"国家旅行时,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方案。如果你要做片木筏,应该选择哪一种木材才好?翻看下高尔顿1872年的一本书--《旅行的艺术》(Art of Travel)就知道了,在这本书中,高尔顿已计算出了许多种木材的"浮力",如桤木、岑木、榉木、榆木、杉木、松木、橡木、杨木和柳木等。

  撇开这些成就不谈,最重要的是,高尔顿是个善于思考的人,一个试图用大脑思考的力量来面对一切挑战的"理性"人。过去的半个世纪,经济学家认为我们所有人基本上都和高尔顿没什么两样。

  举个例子,二十世纪6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认为,罪犯未必就是那些与社会格格不入,道德上有缺陷的人,他们只不过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发现犯法才是他们最佳的选择,于是决定犯罪。一个没推销能力的人也许会觉得,与其踏踏实实找份工作,不如去偷车或抢劫年迈的妇女。根据贝克尔的"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理论,犯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企业经营,惩罚和刑期都是可能成本的一部分。

  另外,贝克尔几十年来发表了一系列(后来让他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论文,进一步指出他的"理性选择"理论几乎适用所有的人类行为。贝克尔说,人们在做任何事之前,都已做了一个理性的决定,人们选择跳槽、结婚或是离异,是因为如果不那么做的话,他们得到的结果只会更糟糕。

  为什么把大把的时间和金钱投资在孩子身上?你可能会认为是因为出于爱,出于情感和繁衍后代的需要,但贝克尔的理论则暗示了,为人父母实际上是在对未来做明智的投资,指望将来能从他们的孩子那获得更多的回报。他总结说:"只要那些投资的回报率比银行的存款利率高,父母生养孩子,就能间接防老。"

  基于贝克尔所谓的"经济的思维方式"建立起来的理论进一步设想,人们不仅努力做出理性的决定,而且有无限的智慧确保在做决定时不会犯错。有个典型的例子,现代经济学中有个核心概念,也就是所谓的"生命周期储蓄理论"(Life Cycle Theory of Savings)。假如40岁的你一年挣6万美元,你会花多少,又会存多少?

  回答这一类问题,对于研究人们出于长远考虑会存多少、每年会花费多少来说非常重要。经济学家在建立的大部分模型中都假定,每个人都利用绝对理性的方式,也就是先算出未来每一年的收入,再进行繁复的计算--或许需要一台电脑才算得清楚--来确定他们今年应该存多少,有生之年平均下来才有多少可以用。

  这一模型不仅假设了所有人都是理性的,而且假设了人的理性程度都是完美的,都要经过精准和详尽的计算才会做出决定。这就是标准经济学。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的,"被人们所接受的经济学理论,其基础是建立在人是绝对理性的假设之上的。理性是人类行为可预测性的前提,并把这种可预测性建设成了系统性科学研究的一个'候选人'"。这一观点似乎暗示了,假如没了始终不变地对人类理性的假设,那么连一门关于人类的科学都不存在了。

  这么看待人类世界或许有点狭隘。就我个人而言,我就经常会犯错,会有愚蠢的想法,会故意拖沓,也会冲动行事。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你也应该是这样的。普通人常常会出于愤怒,出于爱恨做出情绪化的行为,考虑得很少,甚至根本没任何计算。其实有许多迹象都表明,没一个人完全符合经济学理论中理想化的理性人。而且,现在大部分的经济学家也不认为人们会按照理性的方式采取行动。即便如此,对人类理性的假设仍然是现代经济学思想的中心,关于这一现象或许有两个理由能解释。

  密歇根大学的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表示,经济学家始终这么热衷于人是理性的这一观点,理由其实很简单--没理性视角,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人类行为是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但如果我们假定每个人都是绝对理性的,那么每个人就是一模一样的了。更何况,要预测在任何不同的情况下人们会做出怎样的行为,所牵涉到的问题比数学问题还要复杂,不仅仅是逻辑的推理过程而已。阿克塞尔罗德指出:"理性选择的研究方法之所以成为主流,并不是因为学者们认为这个方法是符合现实的,相反,正是这一方法不切实际的地方破坏了它作为一种建议基础的价值。其实,理性选择假设的真正优势在于,它使推理成了可能。"假设人是绝对理性的,能使我们单凭逻辑建构理论,而不用再煞费苦心地进行观察。

  经济学家特别喜欢绝对理性的第二个理由,其实不一定是出于科学本身和科学研究的困难,而是因为经济学家本身也是人,也会受到社会反馈机制的作用。经济学家也和普通人一样,有孩子,有房子,有事业。如果说,所有研究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的人,都使用理性选择的研究方法,那么自然而然地,人们就会从那些角度出发去评价某人的研究质量。

  1970年到1990年经济学家建立的模式中,人变得越来越理性。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说:"经济学这一领域的审美观变成了这样:如果A模式中的人比B模式中的人更精明,那么A模式就优于B模式。"如果假设人是绝对理性,可以使你的工作得到更高的评价,那又何乐不为呢?

  有些经济学家承认,这一因素影响到了他们的论文。我读过一篇文章,作者认为,对于任何一个经济学家个人而言,也许依赖"理性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即便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理念是错误的。但毕竟这个理论还是占据主流的地位,与其攻击它,不如赞同它,这样才有利于经济学家的职业发展。

  你可以说它是国王的新衣,不管怎样,理性的经济学可能再也经不起现实的考验了,事实上也已站不住脚了。有些经济学家甚至到最后黔驴技穷地争辩说,经济学不应该是研究现实世界的,而应该定义为是一门研究进行互动的、绝对理性的人的科学。这一态度让我想起了一位英国贵族女士曾经这样评价某个伯肯黑德(Berkenhead)的君主:"他聪明绝顶,可有时聪明过头了"。

  幸好有些经济学家勇敢地站了出来,选择研究那些能真正适用于现实世界的理论。他们的研究工作已证明了,把理性选择本身当作一种社会现象,要比把它当作一种理论来得有趣,这是毫无疑问的。有三点事实:第一,有时我们就是不理性的,不管我们有多努力地想做到理性;第二,即使我们能做到理性,但大部分的人并不是理性的;第三,理性或不理性都不要紧,因为我们还能利用其他方法来做决定,而且做出的决定也不差,甚至更好。

  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经济学用于现实,你注定在现实经济游戏中必败无疑。

  一个猜数游戏

  1987年的某一天,《金融时报》上出现了一则奇怪的竞猜广告,邀请银行家和商人参加一个数字竞猜比赛,参与者必须在0到100之间选择一个整数寄回去。谁猜的数字最接近所有数字之和的平均数的三分之二,谁就是赢家。如果猜中数字的人不止一个,那么就以随机抽签的方式选出唯一一个赢家,奖品是一套协和航空从伦敦到纽约头等舱的往返机票,价值超过一万美元。

  想象一下,如果你也参加了竞猜的话,你会怎么选择数字呢?根据传统经济学的观点,你会理性地选择一个数字,可是,怎么选才是理性的呢?

  你显然不知道其他人会选择哪个数字,这样一来,想要理性也有点困难。所以,你可能一开始会做一个大概的猜测:也许人们选择的数字在0到100整个范围之间随机变化,这样的话,平均数大约是50,所以33会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33接近50的三分之二。你满怀期待地寄去了这个数字,接着又来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如果其他人都和你想的一样,情况又会怎样呢?

  如果真是那样,其他人也会选择一个33左右的数字,那么33的三分之二就是22。你可以把这个数字寄回去,或按照这一思路再仔细想一想。如果其他人又和你想的一样,那么平均数就是22了,所以最佳的猜测在15左右。

  以此类推下去,你想得越多,数字就会变得越小,而真正的疑问也来了,你究竟该停在哪个数字上?继续按照这一逻辑推理,你会开始怀疑每个人都会选择一个非常小的数字,甚至可能就是0。而实际上,0这个数字也是一个符合数学逻辑的答案,因为0的三分之二还是0,每个人都选择0,那么每个人都猜对了。理性的经济学家会选择0,但除了他们之外,其他人会这么选吗?

  结果是,的确还有其他人选择了0,但并不多。这个奇怪的猜数游戏是由芝加哥大学的理查德·泰勒设计的,当他把寄来的数字列成表格的时候,他发现,有少数一部分人真的选择了0,而很多人选的都是33和22--逻辑思维停在了第一步或第二步。最后的统计结果,平均数是18.9,赢家选择的是13。

  泰勒设计这个猜数游戏主要是为了说明,理性的经济学家头脑中的人的行为方式与现实生活明显不符。认为人们应该选择数字0的想法来自于经济学的传统理论,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博弈论"(game theory),它讨论的是理性的人在竞争性的环境中,怎样能有最佳的行为表现。

  【评论】所以理性经济人假设得出的结论在现实中注定在绝大情况下都是错误的。原因是实际上真正的人群是由大部分都不可能完全理智的人组成的。

  【推论】所以如果要在经济活动中取得成功,我们要依赖的假设绝对不应该是什么理性经济人假设,而是要依赖大部分人,尤其是中间群体的行为想法来做对应的经济决策。而中间群体这部分人的思想行为最值得研究,可以肯定他们因为大部分都是普通人,不可能做到大多数时候的理性选择。

  二十世纪50年代,数学家约翰·纳什(John Nash)--近来电影《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故事主人公的原型--证明了,一个理性的人在得知其竞争对手也都是理性的情况下,很多时候他总是能找到一个"最佳"策略加以运用。所以,在泰勒的猜数游戏中,最佳的策略就是选择0。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是完全理性的,那么他们都会选择同样的数字,而0是唯一一个等于平均数三分之二的数字。

  理性的经济学家来参与这个竞猜,就一定会输。事实上那么猜既不理性也不聪明,不过只是天真烂漫而已,尤其是他们把人的行为想得太简单了。一个经济学家能尽量让自己变得理性,但他却无法控制其他人和他一样理性。

  这个竞猜游戏不是纯粹的数学问题,因为最佳数字是根据所有人选择的实际数字而定的,而谁也不知道人们会出于多么疯狂的理由来选择那些数字。结果,这个竞猜游戏和理性一族的博弈论扯不上一点关系,但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和这个游戏相似的实际情况,仅仅依靠推理和逻辑是根本应付不了的。

  举个例子,早晨开车去上班,为了避免交通堵塞,你会想要选一条别人不会走的路。但其他人也会这么想。结果你的想法就变成,许多人都在尝试做一些大多数人不会做的事,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无法猜透别人的心思。再想想股票买卖,因为牵涉到大笔的资金,所以你想理性地采取行动应该总能赢利吧。

  其实不然。经济学中有个古老的论点,认为股票的价格必定反映了其公平合理的价值,因为投资者是理性的,他们会买进那些价值低估的股票,使股价上涨,或会卖出那些价值高估的股票,直到股价跌落为止。理性的投资者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可以轻松挣到钱。

  但没这么简单,假设某些聪明人发现个别股票的价格非常低,为了轻松获利,他们或许会理性地买进持仓,想着等股价涨到应有价值的时候,再卖出赚上一笔。但就像泰勒的猜数游戏中理性的经济学家一样,他们对股票的看法也许是对的,但把人想得太简单了。因为还存在着非理性的投资者,他们完全得不到咨讯,也没好的理由要持有这只股票,觉得自己会输钱的他们就继续抛售,使得股价跌得更低。无论这看起来有多可笑多恼人,他们还是会这么做。

  所以,在股票市场中一个绝对理性的投资者也会赔本。因为股市的运作是建立在人们的信念上的,而不同的人又有不同的信念和想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力求做到理性,反而就太奇怪了。

  如果认为克利夫兰的气温可以影响股市的人足够多,那么这个城市的温度真的就能影响股市,所以作为一个明智的投资者,则最好在买卖股票之前,先查询下克利夫兰的天气情况,哪怕这听起来是多么"不理性"。说穿了,理性只是一个某些时候可以使用的工具而已,甚至这个工具只能停留在理论的层面。或许还会有人希望能保全理性选择的理论,但对于他们来说,继续探索下去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甚至有时候,在做出一个符合逻辑的决定之前,连孩子都会做的计算,我们大多数人反而不会了。所以看来,出错是我们人类甩不掉的遗传基因。

  出错是一种本能

  如果我告诉你,一个球拍加一个球,一共是1.10美元,球拍比球贵1美元,那么球是多少钱?这个问题显然不需要很复杂的计算,难度就和小学生每天功课要演算的题目差不多。但在几年前,麻省理工学院的心理学家谢恩·弗雷德里克(Shane Frederick)让普林斯顿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学生来解答这个问题时,给了学生们足够的时间算出答案,结果呢,50%普林斯顿的学生和56%密歇根的学生都答错了。他们的答案是:球拍1美元,球0.1美元或10美分;而正确的答案是:球拍1.05美元,球0.05美元或5美分。

  几乎每个人第一次被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脱口而出10美分的答案,这个答案感觉上就像是正确的。乍一看1.10美元的总价可以简单地分成1美元和0.1美元,粗算一下,两个量也正好相差1。所以对于我们的大脑来说,10美分的答案就好像是个"自然"的反映--人们下意识地努力作答,但要答对还需要更大的努力。而用不同的问法来问这个问题,似乎就没那么难了。如果我说,球拍和球一共1.10美元,球拍是1.05美元,球多少钱?这次你的本能就不会出错了。

  对于这个实验,"理性选择"显然无法解释,同样也无法解释过去十年来,心理学家和实验经济学家所做的上百个实验。如果你想找到合理的解释,那么必须得另辟蹊径。而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两个系统"的观点,则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途径。

  卡尼曼认为在人类大脑这套装置中有两个系统,其中只有一个系统是理性的。这个理性的系统能有意识地根据逻辑处理信息,工作起来很慢,一步接着一步,而且只有依靠持续不断的努力和全神贯注才能运作。但在这个计算的大脑之下,还有另一个"本能"的大脑,它运作起来快速,自动,很难掌控。我们本能的大脑看到了1.10,于是就把这个数字分成了1和0.1,它一把抓住了重要的细节,很快地给出了答案,做事风格利落迅速,不需要任何"理性"的分析。

  卡尼曼,还有其他人开始逐渐把理性的幻觉从经济学中拆离。1970到1980这十年中,卡尼曼和已故的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 Tversky)共同合作,研究在许多简单的情况下,思维的本能是如何对信息的接收和使用产生影响的,并了解道聪明人如何渐渐偏离了经济学家的理性理念。他们发现如何"框定"一个问题,或如何呈现一种情况,会对人们的处理方式产生戏剧性的影响。例如,告诉病人手术的成功率有90%,和告诉病人手术有10%的可能会失败,这两种告知方式会使病人做出不同的决定,前者更有可能使病人接受手术。同样地,对相同的金额进行不同的描述,价值也会变得不一样。假设你要买的CD是15美元,店员说再走两分钟到另一家店里,这张CD只卖10美元,你可以节省5美元。很多人都会努力省下这5美元,但研究表明,如果同样的人要买的是一件125美元的皮夹克时,他们就不介意省不省这5块钱。从理性的角度来讲,两种情况下的5块钱都是一样的,然而本能的大脑却并不同意,它认为一种情况中的5块钱,比另一情况中的5块钱更值钱。

  显然这种想法完全是非理性的。但典型的人就是这样,要是你把实际很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生硬地给它们套上一件满是灰尘的数据外套,那么情况就更糟了。如今,对艾滋病病毒HIV的抗体检测准确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某人身上携带HIV病毒,那么从他的化验报告中就能体现出来,检测的准确率是99.9%。如果某人没HIV病毒,那么化验结果的准确率更高达99.99%。

  现在,让我们到美国大街上随便找个人来为其做HIV抗体检测,只要他不是静脉吸毒者,不是男同性恋,或不属于其他患爱滋病的高危人群就行。如果化验的结果呈阳性,那么这个人就真的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吗?准确的几率又是多少呢?问这些问题的人看似好像丢了大脑,问得多余,这个人携带HIV病毒几乎是肯定的了。这么想对吗?错。正确的答案是,化验准确的几率只有50%。

  如果你的答案错了,不要沮丧,因为这个问题德国马普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的心理学家歌德·吉戈仁泽(Gerd Gigerenzer)问了好几百人,从学生到数学家,再从数学家到经验丰富的医师,结果却发现,大约95%的大学生和40%的医师都答错了,尽管后者经历过特别的训练,但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仍然出错了。所以,问题就出在我们的思维本能。

  其实,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么你的思维已被本能的大脑掌控了,使得你没发现,我还没给你足够的信息能让你做出正确的答案。要做出理性的判断,你就要知道一开始我们从大街上"随便"找来的这个人,本来就不太可能是HIV病毒的携带者,因为只要不属于高危人群--男同性恋、静脉吸毒者等,10000个美国人里只有1个人会感染HIV病毒。这就意味着,这个人患有HIV病毒的概率和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概率只有万分之一,而没HIV病毒的人抗体检测却呈阳性的概率也是万分之一。所以,呈阳性的结果,对错的可能性各占一半。如果这么说你还是不清楚,那么很有可能是因为可能性这个问题迷糊了人的大脑。那么现在,我们用实际的人数来思考这个问题。想象一下,有10000个肯定不属于高危人群的人到医院做HIV的抗体检测,根据我们之前所说的,普通人,也就是非高危人群,带有HIV病毒的概率是万分之一,那么前来做检测的那10000人里,可能就有一个人真的感染了HIV病毒。由于抗体检测的准确率很高,所以几乎所有人的检测结果都是正确的(9999个人的检测结果呈阴性,1个人的检测结果呈阳性)。但又因为抗体检测不是绝对完美的--10000次检测中会发生1次错误,所以这些人中有某个人的检测结果也会呈阳性(抗体检测呈假阳性的几率,要比呈假阴性的几率大得多)。最后总结下来,10000个人里面,我们大概能发现一个真阳性和一个假阳性,所以阳性结果的准确率只有50%。

  总而言之,不是我们失去了理性,而是我们惯常的思维背离了理性。许多经济学家喜欢把这种背离称作为"反常状态",彷佛它们是对理性观念的背弃,莫明其妙,叫人费解。但进一步思考,也许我们思维的本能其实一点也不反常,或许在人类历史上还具有非凡的意义。

  现代人的头,石器时代的脑

  理性选择这一理论的问题在于,把人的大脑看成了一台全能电脑--一套任由主人输入工作任务的超强设备。但人脑不是全能电脑,虽然和其他东西相比,它的确能更轻松地做好一些事(比如能在50公尺开外就从背影认出自己的朋友),但要让它计算223乘以57是多少,恐怕就要费一番周折。

  再想想人的心脏,就像一个精致的泵,把血液输送到全身的动脉和静脉中,但这个泵不是全能的,如果用它来抽取车里的汽油,就肯定不行。心脏是由进化过程为了某种特定的功能设计而来的,我们的人脑也是这样。

  给人脑作比喻,应该是一台现在正陈列于伦敦科学博物馆内的奇特机器。高约一米八的木制结构支撑起一连串大小不同的钢轮,连接轮子的一根金属轴一直延伸到正下方一面可旋转的鼓上,一支机械笔能在鼓上做下标记。如果你扳动这台机器的手柄,所有的轮子都会旋转起来,鼓也跟着转动,于是机械笔就开始画出曲线,虽然画得不是很整齐,但时高时低的曲线基本上也很有规律。如果你看看机器下方的说明,你会发现,这台设备是由英国物理学家威廉·汤姆逊(William Thomson)在十九世纪末发明的,并一直用到了1950年左右。这台机器的功能是预测趋势的发展。大小不同的轮子受到太阳、月亮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发生了变化,而整套机械装置把所有的变化因素组合在一起,计算整个发展趋势。

  然而,这台机器除此之外没其他功能。它不是一台电脑,因为它无法进行编程。所以说,用它来比喻我们的人脑更好一些。我们人脑就像这台机器一样,是为了特定的目的,专门设计出来的一套设备,用来完成特定的任务。

  人类的大脑是经过了几百万年进化的产物,在其构造和功能里包涵着演变的历史痕迹。大脑进化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数学问题,不是为了驾驶车辆,不是为了判断风险的金融投资,当然也不是为了一眼望穿复杂的数据森林。

  大脑进化是为了解决我们的祖先在另一个世界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个世界与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有着天壤之别。要理解什么是社会原子,最重要的就是了解这一事实。在99%的人类历史中,我们的祖先都住在一个小型的游牧群体中,打猎和采集是他们的生存方式。约翰·图比(John Tooby)说,"他们整整一辈子都在露营旅行",靠采集植物或猎狩动物维持生命。经过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会逐渐给人类的大脑带来利好的变化,使大脑能帮助我们的祖先解决最紧迫的日常生存问题--打猎、寻伴、抚育后代,辨别谁能信任,谁是危险分子。

  你不会期望汤姆逊的机器擅长做飞机航行的计算,因为它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设计出来的。人类的大脑在面对现代世界时,也存在一个类似的问题,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生存环境相比,我们更能适应祖先的生存环境,我们还没来得及适应现在的环境,所以导致出现了一些奇异的状况。我们的祖先害怕蛇是因为他们知道,在浓密的非洲热带雨林中,蛇是一种巨大的危险。

  时至今日,像蜘蛛和蛇这样的动物仍然会让很多人感到害怕,但却很少有谁会对电插座和开车产生巨大的恐惧,而一般来说,电插座和开车的潜在危险要比蛇和蜘蛛大得多。我们的大脑是为了特殊目的进行信息处理的机器,为我们提供了思维的本能,用以适应祖先的世界,就像图比所说的,"人类本能的思维做起推论来,就像蜘蛛织网一样,轻而易举,毫不费力,浑然天成"。

  另外,人类还有一种特别的习惯性行为,即"规避损失"。理性的思维认为,人们有多想得到10美元,就有多不想损失10美元(在衡量同样价值大小的收获和损失时,应该有同等程度的好恶情绪),但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举个例子来说,英国的一档电视智力竞赛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中,参赛者要回答一系列的选择题,答对了就能继续答下去,一直到答错为止。每答对一题,参赛者的潜在奖金就翻一倍,但要是答错了损失则更大。几年前,加拿大贝尔法斯特女皇大学(Queen's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加索尔·拉诺(Gauthier Lanot)及其同事分析了515位参赛者的表现,结果发现,其中只有三个人一路冲关到底,赢得了100万英镑的奖金,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在赢钱的时候退出了,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放手一搏,可惜最后答错被淘汰出局。

  要是参赛者们能更大胆地放手一博,那么原本会有更多人能赢得那100万,参赛人员赢得奖金的总数也会更大。一般说来,一个理性的人会比一个现实的人赢得更多,因为现实的人特别想规避巨大的损失。而有趣的是,还有研究者在实验室里的灵长类动物身上,也发现了类似于"规避损失"的行为倾向。

  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劳瑞·桑托斯(Laurie Santos)和经济学家基思·陈(Keith Chen)把僧帽猴作为实验对象,通过操纵实验的细节设计了两种有关于葡萄的"赌局",潜在收获(肯定能得到一个葡萄,但有一半机会能得到另一个葡萄);潜在损失(肯定能得到两个葡萄,但有一半可能会失去其中一个葡萄)。尽管这两种赌局的情况是一样的,但相较于后者来说,僧帽猴更喜欢前者,因为前者被佯装成了一个会赢的赌局,而对后者的描述则暗示着很可能会输。人类与灵长类动物之间非理性程度的相似性,正暗示了一个进化的深层起源。

  所以,当我们讨论人类行为与决策过程时,理性并不能解答所有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们也不该感到惊讶。我们有意识的大脑无法看见本能的大脑的行为,控制仅仅是一种错觉而已。

  或许德国心理学家本杰明·利贝特(Benjamin Libet)在二十世纪80年代做的一项颇受争议的著名实验,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让人沮丧的想法。利贝特和同事用电极来监测,人在采取简单行动和做决策(譬如按按钮)时,大脑皮层的活动情况是怎样的。实验里在一段固定的时间间隔内,志愿测试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按动按钮,并让他们在感觉到有按按钮冲动的时刻做下记录。

  研究者发现,测试者在意识到自己的意图并决定那么做之后,大约花了五分之一秒(两百毫秒)的时间实际按下了按钮。而真正让人感到讶异的是,根据电极的记录显示,大脑皮层的活动比按按钮这个动作快了半秒(五百毫秒),也就是说,大脑皮层的活动比我们的意识(有冲动想要按按钮)还要快三百毫秒。这样看来,实验的结果完全颠覆了我们原来的想法--有意识的大脑先做出决定,接着发布指令,最后身体才做出反应,挪动手臂和手指。而利贝特的实验却暗示了,测试者的大脑皮层先开始运作之后,才有了决定按按钮的意识。至少在这个实验中,有意识的大脑并不是行为的掌控者,满脑子都只是错觉而已。

  因此,我们真的应该认真对待卡尼曼的"两个系统"的观念。当我们第一次面临某种新状况时,我们的本能系统发出了即时反应。那一刻,我们成了现代世界的原始人,变成了僧帽猴,用祖先传承给我们的大脑工具来面对现时的情况。

  只有过后,我们的第二个大脑系统才姗姗来迟,此时我们又变成了弗朗西斯·高尔顿,心里没底地亮出了理性大牌。再想想普林斯顿和密歇根大学的那些学生,在试图确定球和球拍的价格时,出于思维的本能,他们迅速有效地一眼发现了模式,眨眼的功夫就知道如何把1.10分解成大小正确的量。有一半的人仅仅经过本能的思考就给出了答案,还有一半的人,用第二个大脑系统成功地控制了本能思维,所以给出了正确的答案。

  绝对的理性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外,而人不是。问题根源在于把人看作了理性的高级计算器,可我们是人类漫长演化史上的一部分,穿着现代的衣服过着原始人的生活,身上背了个笨拙的计算器,本能地来思考问题。

  做个粗略的总结,我们可以说卡尼曼的"两个系统"与两个基本的原则相一致,这两个原则解释了许多人类的行为,至少它们能解决实际的问题。

  原则一:我们不是理性的计算器,而是狡猾的赌徒。直觉、情绪、猜疑,它们都是从哪来的?来自大脑深处锁着的原始人,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和感受,与我们有意识的大脑完全不同。我们今天之所以活着,是因为我们祖先的行为已被硬套上了一整套简单的规则,告诉他们如何做决策才会有好的结果。虽然这些好的结果足以让他们生存下来,但却和理性的计算没什么关系。而我们现在也是这么回事。高尔顿的理性精神似乎只占据了一小部分人的心智,其他人更像是被原始的精神支配了,迅速又粗蛮地做出判断,没什么时间去管细枝末节。

  原则二:我们是有适应能力的机会主义者。虽然理性的思维并不如过去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么重要,但也不是完全不重要,因为我们的部分大脑的确是依靠推理和逻辑来帮助我们的本能系统,并避免让我们陷入困难。即便如此,真正使我们有意识的那部分大脑力量强大的并不是逻辑思维,而是一种适应能力--根据规则、思想或信念采取行动,然后根据结果来调节自己的适应能力。

  理性地思考问题本身通常意味着要在思想上走一条反复实践的道路,从初步的猜测迈向一系列更有进展的答案。人类智慧的秘密是我们会按照简单的规则行动,并根据情况进行调节和吸取经验教训。不知道怎么做不用担心,因为在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你就会学到一些东西,甚至连理性也是一个经验性的过程。

  【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另外一个巨大谬论,经济活动由市场主导】

  参见以下例子

  【肥尾现象】

  大约30年前数学家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各种类型的金融市场,从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到德国的DAX指数,都对"意料之外"的大幅波动丝毫没抵抗能力。 在金融市场中,怪异风暴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奇怪。要了解事件的原因,就要掌握我们人类最显著的特征中,学习能力与适应能力的集体意义。

  假设今天的油价是每桶64美元,那么一个月后,油价会变成多少呢?看到这个问题,也许你考虑的是国际政治局势,或是乌克兰主要输油管的情况。但你不可能知道确切的价格会是多少,这是一个统计学上的问题。回答这一问题的传统方法,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有人提出来了。

  法国物理学家路易斯·巴谢利耶(Louis Bachelier)在一篇名为《投机理论》(Theory of Speculation)的博士论文中假设,如果记录一支股票的价格在许多个时间间隔(比如一天,一个月)中的变化情况,那么你会发现这些价格都落在了一条"铃型曲线"(bell curve)上,就像在高中数学中的抛物线一样(见图4)。价格变化有一个平均值,位于铃型曲线的顶点,也是变化值最常出现的地方。然后,曲线向顶点两侧快速下降,说明无论是上涨还是下降,巨大的价格变化都不常见。从IQ测试到骰子游戏,很多事都符合铃型曲线,甚至数学家还把铃型曲线称为"常态"分布,因为它看似就像大自然的运作方式。

  巴谢利耶的想法很明显--金融市场的变数和其他事物一样也符合铃型曲线。现代经济学家普遍认同了他的观点,同时还进一步挖掘了这一观点的内在逻辑。正如我们在上一章里谈到的,如果说人们或多或少都是理性,那么一般来说股票的价格就不应该大起大落,脱离它们的实际价值。这种说法暗示,如果股票的价格发生了变化,那么原因肯定是"新的讯息"打击了这个市场,比如,企业主要管理层发生了变动,或,又发现了一块新的油田等等。你无法事先预计到这些讯息,所以,当许多新讯息聚集到一起,不同类的新讯息又来源于不同渠道,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时,最后的结果就可能是符合铃型曲线的惊人变化。

  综上所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价格应该是任意波动的,而且上下浮动的幅度很小。如果某些事件或是研究对象符合铃型曲线,那么你很少会碰到与平均值相去甚远数值。就拿人的体重来说, 45公斤是常见的人体体重,偶尔你也会碰到几个90公斤重的大胖子,但没人的体重会达到135公斤。根据铃型曲线显示,石油、粮食、汽车或是其他东西的价格变化的幅度都不大,一般是0.5%或1%,而一天之内10%到20%的大幅波动是不可能的。

  由于巴谢利耶铃型曲线图中股价是随机跳动的,颇像真实的股市情况,所以他的理论看似也很有道理。事实上,没一个人把这一理论放到真实的金融市场上,对照数据一一进行检验,直到1963年,在IBM研究所工作的另一个法国人,数学家比诺·曼德布洛特(Benoit Mandelbrot)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曼德布洛特对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棉花价格的浮动情况做了研究,他记录了数日或数周的价格差异,看看价格变化的频率是怎样的,然后根据数据画出图形。他发现了一个很像铃型曲线的模式,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曲线的"尾巴"在降至0的过程中比铃型曲线更缓慢(见图5)。从技术上来说,数学家把曼德布洛特发现的这种模式称为"幂次法则"(power law)。当时幂次法则的重要意义在于,由于曲线的下降速度非常慢,因此使得人们并不难预测到事件的极端变化,而依靠"常态"的数据分析却很少能做到这一点。

  四十年后,我们知道了石油、猪肉或股票的价格都是这样变化的。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的股票价格中,也能找到同样的模式,抑或是在著名的标普500指数中、其他地方(如日本和德国)的股票市场上也不例外,外汇市场和债券市场亦是如此。迹象是相当明显的--在所有市场中,事件的极端变化要比根据常态数据推测出来的发生频率更平常。

  经济学或金融学的任何理论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方式都无法令人信服,大众的想法是价格的大多数剧烈波动,也许仅仅是因为受到了"外来刺激",譬如扰乱秩序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或是重大企业或政府的丑闻事件。没错,这些事件显然可以震撼市场,也必定会使价格大幅度波动,但这种笼统的解释似乎无法刷清所有疑点,因为还有许多价格的大幅波动,背后却没任何大型事件发生。

  1991年,一群经济学家对二战以来美国50个单日价格波动情况做了研究调查,结果发现,其中有许多个价格波动发生的当日,并没什么大新闻。

  所以,"肥尾现象"的谜团仍旧没得到解答,这也使经济学家陷入更尴尬的境地,毕竟不是市场,经济学家还能拿什么来解释呢?这个谜团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莫顿、修斯以及LTCM基金的其他金融奇才也试图预测,他们会不会因为市场的巨幅动荡受到沉重的打击,并且利用"普遍性"数据--一个经济学家理性信念的产物,来预测这些不确定的事。根据铃型曲线对市场动荡的预计,股票价值单日降幅达到10%,应该只有每500年才会发生一次。然而,现实的数据却给出了一个更可靠的预测:每五年就会发生一次,这一频率对于LTCM来说太快了,使得他们无法利用交易战略侥幸过关,继续生存下去。

  【评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在经济学上面无预警性地爆发,是肥尾现象的又一个例子。伟大的物理学家尤因·魏格纳(Eugene Wigner)在1960年写的论文中推测说,在自然科学的数学界,有一种他称之为"不切实际的效力"。魏格纳讲了一个虚构的故事,高中时代曾是好友的两人几年后再次碰面,一起谈论他们各自的工作。其中一人是人口变化趋势的统计员,他把近来的工作展示给他的朋友看,朋友很快就产生了疑惑,指着一个公式中的pi符号问道:"这个符合是什么意思?"统计员解释说:"pi代表圆周与直径的比例。"朋友大笑:"这也太扯了。人口能和圆周搭上边吗?!"

  没错,圆周的几何学怎么可能和人口统计学有关呢?就我所知,没人真正地解释过这一问题。同样奇怪的地方恐怕还在于,由一个问题启发而来的数学模型,很快又能适用于其他看似完全不同的问题。

  许多投资股票的人都被认为是"读表专家"--他们观察以往价格变动的图表,试图发现某种模式,帮助他们预测未来的价格走向。他们的行为颇像阿瑟酒吧模式中的顾客,只不过,读表专家寻找的是价格的波动模式,而不是去酒吧人数的变化模式。价格可涨可跌,酒吧可挤可空,投资者可以选择购买或出售股票,就像人们可以选择去酒吧或呆家里一样。由于这种相似性,El Farol酒吧的模式就可以转变为一个股票市场的模式,只不过多加了一个关键--价格。

  任何市场都有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即价格的涨跌是由不平衡的供求关系造成的。如果想买股票的人比想卖股票的人多,那么股价应该就会上涨,反之股价则下降。90年代末期阿瑟和经济学家布莱克·勒布朗(Blake Lebaron)和物理学家理查德·帕默(Richard Palmer)用这一理念把酒吧模式转变成了一个适用于金融市场的模式,这一模式虽然非常简单,但适应性很强。

  在这个虚幻的金融市场中,人们就像El Farol酒吧的顾客一样,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跟踪各种各样的理论,从中选择一个看上去最好的,来决定是买进还是卖出股票。通过对以往价格的考察,每一个理论都预测了未来价格的走势。为了完成这一模式,阿瑟和同事们假设,如果等着买股票的人比卖股票的人多,那么不管什么时候价格都会上涨,如果买股票的人比卖股票的人少,那么不管什么时候价格都会下跌。整个逻辑非常简单:过往价格的模式影响了投资者当下的决定,那些决定使得买家和卖家的人数产生了不平衡,从而引发了新的价格波动,制造了一连串的因果效应。

  为了测试这一理念的现实意义,阿瑟与其他专家建立了另一个电脑模型。虽然这一模型很简单,但结果却让人非常吃惊。在他们虚拟的市场中,价格的涨跌毫无规律,有时还发生非常剧烈和突然的变化。其实所有的起因都是由于市场中有适应能力的参与者,在相互互动时产生了内部动力。这一模拟市场有赢家也有输家,资金有聚有散,市场本身就具有了某种情绪。

  用定性的话来说,这个市场看上去很真实,而且不受到任何外来刺激的影响(这一点是很值得注意的)。单单从定性分析来看,这个模型就已相当成功了,因为它的落脚点是很真实的人类个体行为,虽然这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了。不仅如此,阿瑟和他的同事按照曼德布洛特的方式进行数据分析,看看在模拟的市场中,价格波动具有哪些数学特点。他们改变了人们假设的类型,改变了他们在做决定时所查看价格记录的历史时间,另外还更改了模型中的一些细节。经过上百次的模拟,研究人员发现,以上因素中没一个能对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个模型没经过任何特别的调试,却非常自然地,总是表现出剧烈波动的"肥尾"倾向,就和现实的市场一样。

  所以看来,理性无法解释的问题、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谜团,终于在适应性行为和自我组合中找到了合理的解释。阿瑟不必解决所有高深的技术问题,也不需要发明新的数学公式,他的模型是相当粗糙的,但成功了,关键是因为做对了一件事--它舍弃了绝对的理性观念,用看似更真实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取而代之。于是,那些"肥尾现象"就和北极冻原上的石堆一样,是自然形成的。

  这个市场中的大起大落,不能用外来刺激加以解释,也不能归咎于任何一个人的行为在人类"反常"的行为面前,找不到一眼就能看出的起因。相反,市场之所以发生剧烈动荡--这是所有市场普遍具有的特性--是因为,市场中的参与者,也就是社会原子,在进行互动时,自行组合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微妙的模式。要弄明白为什么一个群体很大,而另一个群体很小,就要对所有交易者脑中的理论或假设,这种复杂的演变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看看一个交易者的行为是如何影响了价格的变化,从而改变(不改变)他人的行为。

  阿瑟及其同事早期的示范之后,许多人对这个模式进一步研究,而且似乎正在把市场理论带入令人兴奋的时代而变得更真实、准确了。这一成功说明,好的科学思考方式有一个要点。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主张,研究者不该根据对人类行为的准确设想来建构他们的理论,相反,如果研究的是不正确的假设,那么他们理解群体社会的能力就会提高。他认为:"真正重要的、具有意义的假设,是那些与现实世界相去甚远的描述性"设想"。总的来说,理论越有意义,设想就越不切实际。理由很简单,如果一个假设能以少"解释"多,那么这个假设就是重要的,也就是说,要从复杂无序中,从有待解释的现象背后的细枝末节中,提炼出共有的、重要的元素,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有效的假设。因此重要的是,在一个假设中,对设想的描述一定是错误的。"

  弗里德曼如此捍卫经济学中的理性设想有对也有错,所有的科学都是在简化真实世界的基础上展开研究的,这肯定是没错的。我们之所以了解行星的运动,是因为我们把行星看作完美的球体,或是某个把所有的质量都集中到一个点上的物体,在通常情况下都忽略了其他元素,如形状的歪曲、大气中盘旋的气体等等。我们忽视大部分的细节,这么做并无大碍,因为我们的模型的确已总结出了最重要的细节,也就是星体的质量分布情况,这决定了行星在重力场中如何运行,如何对其他星体施加重力。行星运动模型中的设想,的确在"描述上"是错误的,但这种假设之所以有力,是因为从这个设想的核心出发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所类的科学也应该建立在简化个体,简化动因的基础上,但不一定对人类行为的要点就能抓对,从不重要的细节中也能简化出个体,勾勒出一幅错误的图象。这也就是弗里德曼论点的错误所在,也是"理性"经济学站不住脚的地方。

  理性设想没把人类的行为描述完整,而且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预先假定人类是不会学习的,不会做出假设并一一加以试验,不会改变主意。这种理性设想排除了现实生活中绝大部分的人类行为。人类行为在根本上具有适应性,这一点从概念上来说,就和理性的观点一样简单,但前者是符合实际的,尤其符合人们在做决定时,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不断变化的市场机制这一事实。

  现代思想之所以和长久以来传统的理念背道而驰,是因为市场之所以如此难以捉摸不是由于人类个体的复杂性,而是许多人组合起来后形成了微妙的秩序,任何市场都是这样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原因在于模式,不在于人。对于那些经济学领域内保守的传统人士而言,这一点或许很难消化,他们很难接受这种新的理念,但正是由于这些理念的成功,最近牛津大学才会挑选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尼尔·约翰逊(Neil Johnson)来担任计算金融系的主任,而没选择其他经济学或是金融学的老教授。约翰逊及其他一些物理学家证明了这种理念的可行性,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能预测金融市场的未来。

  【评论】肥尾现象在经济领域的大量存在,表明了理性人假设这个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假设是根本不需要的。那么如果一定要在各种价格波动中引进这个不必要的理性人假设的话,必然就会导致错误的结果。而佛里德曼这个所谓的经济学大师的实践过程,本身就可以用来证明其经济学理论的失败。

  戴天宇讲演(节选)

  将经济学家称为骗子,并非惊人之语。即使在西方经济学帝国新古典王朝的龙兴之地,早有人这么说,一位是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一位是新剑桥学派的领军人物。

  纯粹的江湖骗子。——保罗·克鲁格曼

  我学习经济学,是为了不受经济学家们的骗。—琼·罗宾逊

  还有更难听的,“Post-autistic Economics”运动中,法、英、美等国的经济学硕士博士,干脆嘲讽主流经济学家为autism(一种儿童精神病症,主要症状为自我封闭、耽于幻想)。

  为什么会这样?个人看法是:与其称经济学家为骗子,不如说经济学是一门伪科学,一门裹挟着大量事实性认识的伪科学!其明显特征是:按照逻辑主干演绎出来的结论,多半是错的;脱离逻辑主干从事实中归纳的,多半是对的

  科学不外乎两点:事实;把事实贯穿起来的逻辑;而逻辑本身,也要回到事实中去检验!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事实永远是对的,错的只是理论。

  伪科学不会蠢到直接与事实相对抗,而是在逻辑上做手脚,颠倒因果、混淆正反,用扭曲的线条穿起事实;同时,为了阻止对逻辑本身进行检验,或将它们装扮成“神谕”,不允许碰;或将它们装扮成“常识”,没必要碰。

  主流经济学更无赖,那个供在神龛的“经济人——最大化——均衡”逻辑主干,起点干脆不是普遍事实,而是一个假设——“经济人”假设,既然只是假设,似乎无需事实检验,不过,话说回来,既然只是假设,结论自然也是假设,可你见过哪一个主流经济学家会宣称自己的结论仅仅只是假设,只是“空想资本主义”吗?!至于其逻辑本身,更是流氓至极,干脆昭告天下:我拒绝用事实检验,我就无赖,你能把我怎么着?!

  必然地,为了维护“经济人——最大化——均衡”这一逻辑主干的神圣和纯洁,事实便在主流框架中被排斥、被阉割、被颠倒、被扭曲,以此求得形式上的完美和逻辑上的优美。现代主流经济学催生出的,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怪胎,一个只有科学化之形而无科学化之实的形式逻辑怪胎。

  伪科学,比科学更像科学,只有一样学不像:可重复、可检验!

  可怜的,是那些盲从者,尤其是不明白主流经济学中哪些是脏水、哪些是孩子的西饭。我们知道,如果前提出了问题,则后面所有的论证、模型、推导等,都是在做无用功,譬如争论50年的“针尖天使”问题,那些虔诚的信徒,竟无一人突破思维的禁锢,追问一句:到底有没天使?

  所以,他们只是可怜的糊涂虫。

  一般人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喜欢通过学习和自省来构建自己的观点,然而却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自己的邻居在想什么,接着盲目从众。

  ——马克·吐温(Mark Twain)

  【评论】马克吐温提到的人们的从众性现象本质上说就是一种反理性人假设的普遍现象。

  美国经济学家法玛、汉森和罗伯特-希勒荣获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美国经济学家是因为对资产价格的实证分析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那么,什么是“资产价格的实证分析”?

  不同于中国人喜欢的“波段分析”、“趋势分析”,在三位经济学家的学术研究中,他们的分析基础在于“有效市场假说”,并用数学模型、严谨的计量分析研究资本市场。而他们的研究成功,对于散户来说,或许不是好消息。

  其中,“资产价格的实证分析”的基石就是法玛教授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EMH)。该假说认为,相关的信息如果不受扭曲且在证券价格中得到充分反映,市场就是有效的。有效市场假说的一个最主要的推论就是,任何战胜市场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因为股票的价格已充分反映了所有可能的信息,包括所有公开的公共信息和未公开的私人信息,在股票价格对信息的迅速反应下,不可能存在任何高出正常收益的机会。

  1970年他在《金融》杂志上发表《有效资本市场:理论与实证研究回顾》,该论文不仅对过去有关EMH的研究作了系统的总结,还提出了研究EMH的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在此以后,EMH蓬勃发展,其内涵不断加深、外延不断扩大,最终成为现代金融经济学的支柱理论之一。该论文集注意力于有效资本市场的理论与实证证据,体现了这样一个思想:市场参与者的相互作用与信息传播的扭曲阻止了个人投资者在竞争的资本市场上获得既定收益。

  关于EMH的实证研究工作分为3类:弱势检验(Weak-form tests)、半强势检验(Semi-strong-form-tests)、强势检验(Strong-form tests)。强势检验研究的对象是专业投资者或内幕人士的收益率。专业投资者有能力资助对一个公司、一个行业甚至一个经济的长期研究-经济学中称之为基本分析。如果能发现某一投资者具有重复的超越表现,则表明它具有预测能力。

  这法玛教授的研究成果里,“打赢大盘”是极其小概率事件,股票价格已蕴含了足够多的信息,除非“具有预测能力”。当然,在中国股市,这样政策市、内幕横行的市场里,另当别论。而席勒教授则通过数学模型深入研究了资产的价格波动。他在《市场波动》(Market Volatility)详细论述了如何运用数学分析和行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面对投机市场中的价格波动。

  席勒教授还运用学术成果分析、预测了现实世界。

  在2000年,希勒教授在《非理性繁荣》这本书中,希勒教授比较了美国近140年来股票市场市盈率(P/E)的变化情况,指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美国股票市场指数大幅上涨是脱离实际经济运行的反常现象。他进一步详细的分析了导致这种非理性繁荣。然而就在这本书问世之际,美国股市发生了巨震,2000年3月初,道琼斯指数在短短几周之内由历史最高点记录11700点下跌了近20%,同时纳斯达克指数也遭受了重创,由2000年3月24日的5078点跌至4月17日的3227点,其跌幅超过30%。

  席勒教授还发现,股票市场的总市值与该国GDP之比是一个良好的市场估值指标:当比率低于50%,市场显著低估;比率介于50%-75%,市场温和低估;比率在75%-90%时市场估值合理,高于90%则高估。

  但很明显,中国股市是一个例外。

  当然,席勒教授还指出股票市场是不稳定的,股价的时涨时落决定了人们不可能从其中获得稳定的受益。这对中国的职业散户来说,或许真是“忠言逆耳”。

  拉尔斯·皮特·汉森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主要贡献是发现了在经济和金融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广义矩方法,用数学模型深化了实证分析的研究成果。

  从三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成功来看,对中国股民最有用的信息或许是——散户,就别全职炒股了,没戏的。

  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股市三年趋势可以推测

  2013年10月15日09:15

  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马、拉尔斯·皮特·汉森以及罗伯特·J·席勒获诺贝尔奖,以表彰他们在研究资产市场的发展趋势时采用了新方法。

  瑞典皇家科学院说,三名经济学家为“现有对资产价值的认知奠定了基础”。几乎没什么方法能准确预测未来几天或几周股市债市的走向,但可以通过研究,对三年以上的价格进行预测。“这些看起来令人惊讶且矛盾的发现正是今年诺奖得主分析作出的工作。”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三人分享120万美元奖金。

  资料显示,法马是意大利裔移民的第三代。他最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该假说认为,相关的信息如果不受扭曲且在证券价格中得到充分反映,市场就是有效的。有效市场假说最主要的推论就是,任何战胜市场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因为股票的价格已充分反映了所有可能的信息。

  席勒在金融市场、行为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不动产、统计方法以及市场道德判断、公共选择等方面,著作颇丰。他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两次准确预言金融泡沫破裂。在2000年出版的《非理性繁荣》中,他准确预言了股市泡沫。几乎在这本书开卖的同时,纽约股市出现暴跌。另外,从2003年开始他就预言美国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前一年,他撰文称,美国即将出现房地产崩盘并将带来严重金融恐慌。

  值得指出的是,法马认为,股票价格波动是无法预测的,遵循“随机行走”的轨迹。这一观点在其1965年的一篇名为“股票价格行为”的论文中被首次提出。法马认为,投资者在买卖股票时会迅速有效地利用可能的信息,所有已知的、影响一种股票价格的因素都已反映在股票的价格中,因此,根据这一理论,在有效市场中,股票的技术分析是无效的。

  然而就在他的这一理论被广泛接受,并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经济学院被讲授时,罗伯特·希勒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1981年,希勒在一篇名为“股价确实会因为波动剧烈而无法用随后的股息来衡量吗?”的文章中发出了直接挑战,认为在理性股票市场中,投资者将根据股票未来的股息收入,通过折现来衡量当前股价水平,而非所谓的“随机行走”。

  【评论】经济学界备受推崇的这三位经济学家的对股市的研究成果,再次说明了经济学是一门伪科学。

  《今日心理学》:经济学家是可怕的人种

  经济学家更为吝啬、更喜欢欺骗,对社会上不公平现象漠不关心。 经济学家更为吝啬、更喜欢欺骗,对社会上不公平现象漠不关心。

  新浪财经讯 北京时间10月28日上午消息 为什么那只看不见的手喜欢掴你的耳光?因为它的主人非常可怕。

  沃顿商学院教授Adam Grant在《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撰文称,经济学家是一种可怕的人种,康奈尔三位教授的研究发现经济学家更为吝啬、更喜欢欺骗,对社会上不公平现象漠不关心。

  Grant认为这是因为经济学家深信资本主义奠基人与《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的基本宗旨:人们行为的基础是理性追求自我利益。这里重点是自我。换句话说,经济学家认为自私行为并没什么不妥,因为经济学理论告诉他们,自私是应该的。Grant教授举出了三个例子来验证他的观点:

  首先,与其它学科比如文学、历史、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物理、化学与生物学科相比,经济学教授非常吝啬。Grant表示,“超出两倍的经济学教授在慈善活动中捐出的钱是零。”其次,德国一项研究发现,经济学专业学生更喜欢进行欺骗性行为,如果他们认为这么做让他们获利的话。最后,学经济的人更贪欲。这不禁让我们想起电影《华尔街》中的主角Gordon Gekko。

  诺奖委员会经济学奖颁奖词

  2013年10月14日

  预测股票或债券未来数日或数周的价格是不可能的,但预测这些价格的更广泛长期走势是非常有可能的,如未来三至五年。这些发现,或让人感到意外,或同时相互冲突,这就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马、拉尔斯·皮特·汉森以及罗伯特·J·席勒的研究成果。

  始于1960年代,尤金·法马和数位合作者展示了股票价格短期走势极难预测,新信息非常快的就被计入了股价中。这些发现不但对后续研究影响深远,同时还改变了市场实践。全球股市中指数基金的出现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如果价格未来数日或数周的走向几乎不可能进行预测,那么未来数年的走势不是更难于预测吗?回答是否定的,这是罗伯特·J·席勒1980年代的发现。他发现股价波动幅度远大于公司分红,市息率高时倾向于下跌,低时倾向于升高。这一模式不仅对股票适用,对债券和其它资产也适用。

  理性投资者对股价不确定性的反应是这些发现中的一个解释,高未来回报之后被视为对高风险时期持有高风险资产的一种补偿。

  拉尔斯·皮特·汉森研究出了一种统计方法,尤其适用于检验资产定价理性理论。用此方法,汉森和其他研究人员发现,为解释资产价格,这些理论的修正大有帮助。另一种解释聚焦理性投资行为的背离,所谓的行为金融学纳入了机构限制,如融资限制,这避免了投资者对市场中的任何价格错配进行交易。

  这些学者为资产价格的当前理解打下了基础,

  这部分依赖于风险和风险态度波动,部分在于行为偏见和市场摩擦。(铁军)

  “新经济”幻象

  谢国忠

  当前这轮围绕着社交网络、电子商务和在线游戏的互联网繁荣,迄今并未给经济体带来较为显著的生产率提高。这一繁荣更多是将已存在的需求由线下向线上的重新转移分配。由于绝大部分的热门企业已借助低成本融资和无盈利的模式占据了市场份额,这一需求的再分配不太可能主要得益于分销渠道变得更为高效。低成本融资,即流动性泡沫,很有可能才是催生互联网繁荣的主要引擎。

  这个泡沫本身或许不会对经济体有太大的破坏性作用,因为相比全球经济的投资总量,这部分的融资数额还较小。但它给了中国一个“错误的寄望”,让中国以为能借此重振中国经济。如果人们认为互联网繁荣的潮水能把中国经济推向远方,谁还会有动力去推进改革?

  产品通过何种方式销售与产品本身相比并不那么重要。乔布斯(Steve Jobs)有iPhone在手,通过线上还是苹果零售店出售,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一个可持续的经济体应该是建立在随着时间推移,产品质量越来越好,成本越来越低这样一种商业模式上。如果一个经济体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中间商,却缺乏独特、高附加值的产品,经济体将无法走远。

  中国持续发展的惟一途径是,提高供应端的效率,并将家庭部门的储蓄转变成他们的实际购买力。这要求大幅削减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支出,取消市场准入审批以加强市场竞争。其中一个必要的条件是,刺破高收益债泡沫。

  比特币综合征

  智能手机将互联网置于每个人的手掌之中。人们借由手机可以真实地触摸到互联网技术,因此对许多东西都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全球的低息环境促使他们对某些新奇的、可接触到的、但完全不能被理解的事物多有认同。这就是为什么配置于互联网股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s)如此受欢迎的原因。比特币是个极端的例子,它反映了大众想象力如何创造了一种荒唐、离奇,且很有可能带有犯罪性质的东西。比特币基本就是私自印钱,尽管是通过数码的形式。这在任何国家都是违法的行为。不过由于任何与数码相关的事物很容易抓住大众,甚至包括政治领袖的想象力,迄今为止没任何一个国家如此定性比特币。即使是全球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平台瘫痪,价值近5亿美元的比特币消失,仍然没能促使政府采取任何行动。比特币事实上只有两个用处:洗黑钱与投机。

  在线游戏已成了货真价实的摇钱树,但对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不利,沉迷于在线游戏的人们通常生产率低下,最糟糕的是对年轻人的损害。在线游戏在财务上获得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内容缺乏监管。在纸质媒体、电视和电影领域,带有性和暴力的内容是受限制的,但在线上游戏领域,目前并不存在这样的标准。

  对于在线游戏的沉迷,已导致整整一代人的身体健康和学业成绩严重受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政府竟然没像监管其他有害、易上瘾、但具有娱乐性的其他产品(如香烟、酒精、赌博等)那样对在线游戏实行监管。这无疑得益于任何与互联网相关的东西在当下世界所带有的光环。但总有一天,政府和消费者会意识到,互联网世界和现实世界并无二致,其中的产品一些是有价值的,一些是琐碎无聊的,还有一些是有害的、需要被监管的。

  狂热、 时尚, 还是创新?

  距离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已有十多年,一个更大的泡沫已于2008年开始酝酿。社交网络、电子商务和在线游戏企业已成为金融市场的宠儿。某些获利颇丰的企业,估值已达到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顶峰时期的水平。纳斯达克指数在2000年一度攀升至逾5400点,但在低谷一度下跌至1000点水平。

  今天的互联网泡沫故事虽然背景不同,但受吹捧的理由类似。2000年时有三个理由支持那些缺乏经验、缺乏营收、没盈利的初创公司获得超高的估值:互联网改变了一切:所有商业被认为要么转移到线上,要么灭亡;互联网世界里“赢者通吃”;网络世界里的先发优势巨大,因为消费者们不会改变他们的习惯。历史可证,上述理由完全是错误的。2000年的互联网热潮基本已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是在苟延残喘。全球经济正越来越被那些掌控着他们自己“商业王国”的跨国企业掌控。它们延续着一贯的商业模式。互联网颠覆的只是那些最容易受到数字革命冲击的行业:音乐、平面媒体和广电业是最主要的代表。

  同样的理由又被应用于今天的互联网热潮,一度有传言称社交网络软件,如WhatsApp和微信,将完全打破现有电信公司的秩序,尽管仅仅是需要借助后者网络的软件。电子商务将完全取代实体店,这个说法与1999年何其相似。

  上世纪90年代愈演愈烈的互联网很大程度上只是一股风潮,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获益的只是信息和数字消费品行业,如书籍、音乐和旅游预约。对于那些处理实体商品和服务的行业,互联网商业模式的优势较为有限。新一股互联网风潮的一个典型体现是3D打印,这是彻头彻尾的风潮。这一发明充其量只会是个“小众产品”。互联网在商业中的优势仍将限于消费类电子信息产品领域。

  社交媒体在今天异常受欢迎。暂时不考虑其商业潜能,它事实上很难带来经济体生产率的显著提升。没错,人们确实有了一个可以每天发布自己干了什么事的地方。但这能给经济体带来什么?甚至可以认为,社交网络只是提供了一个可以让人们低成本地进行炫耀或自恋的场所。

  在此轮互联网繁荣期,那些取代了短信的通讯工具,大行其道。由于这些通信工具让人们能在同一个平台上交流,它们中的成功者往往拥有庞大的用户群。吸引力在于,越来越多的人在使用它们,这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自我实现的泡沫。一旦它们开始收取较为显著的费用——无论是以现金的形式,还是以恶化用户体验的插播广告方式,竞争的压力都会导致人们对它们的忠诚度下降,就像在其他市场一样。“赢者通吃”只在服务是免费时行得通。一旦缺乏这个条件,竞争将把所有人的资本回报率都压低至接近平均水平。

  上一轮互联网泡沫中电子商务如日中天,但泡沫破裂后多数失败了,幸存的基本只是在线旅行社。而这轮互联网泡沫出现了两个新的维度。第一个是线上商铺。它声称具有一个基于多样化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一些商铺取得成功,另一些失败;但失败的被新加入者所取代。但为什么成功的网店不能最终自立门户呢?寻根溯源,是因为全球有太多的廉价资金在寻找高投资回报率的机会。

  第二个维度是在线商店的垂直整合,直至物流环节。于是,诸如亚马逊这样的企业正在宣扬投资数百亿美元于实体基础设施。这无疑将导致它们与沃尔玛之类的商场一样重资产。资本密集型的企业有可能在股市获得高估值吗?

  智能手机为上述的所有商业模式开启了移动时代,但借助台式电脑平台获得蓬勃发展的商业的风险会因智能手机的到来而增加。但市场却草率地下结论称,移动互联网会让这些旧商业变得更加成功,移动时代将把他们中的大多数淘汰。

  这一轮互联网繁荣或许会为世界留下一些能持续发展的企业,但无论这些企业能获得多大的商业成功,他们都不会对有关经济体的生产率提升产生显著影响。互联网并不改变产品和大部分服务背后的生产机器,只有新的产品和服务才能推动经济体前行。营销只是营销,充其量只能给小部分人带来财富。

  修补“旧经济”

  中国经济需要实现结构性重组,这一点已早有共识。始于2008年的刺激政策让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变得愈发糟糕,改革的任务更为艰巨。“三中全会”已勾勒出经济改革的方向,剩下的问题是何时和以何种方式推进改革。

  “新经济”似乎给一些人提供了再等等看的理由。如果它能重塑中国经济,等待它发挥作用就成了一个较好的策略。这事实上回到了旧的策略——等待大潮涨起,在增长中解决所有问题。所谓的“新经济”很大程度上是“水中花、镜中月”。仅仅通过新方式售卖旧东西,将不太可能重塑经济体。

  中国需要在供应端提高效率,在需求端增加家庭部门的支出。改革经济的第一步是砍掉低效和浪费型的投资,并将储蓄转移至家庭部门的消费上。刺激性政策是为了增加投资。中国应做出的改变显而易见。

  戳破高收益债泡沫是经济重组的第一步。高收益债支持的是回报率并没如此之高的活动,因此需要依靠抵押品,主要是土地,来作为担保。由于过去10年,土地价格已上升了超过30倍,土地这个抵押品的价值很有可能已虚高。当土地价格泡沫破裂,这些抵押品将没多少价值。

  未来几周内,更多的信托产品将出现违约。国有银行或地方政府如果对其实施救助,那将是错误的。衡量改革决心的试金石是,会否继续对信托产品进行救助,从而继续人们对政府不会让任何人破产的预期。

  戳破泡沫是提升经济效率的一个核心步骤。它会砍掉浪费性的支出。储蓄也能在物价下降的情况下转化成家庭部门的支出。当然,当投资率初降,GDP增长会受到冲击,但我们不应为此而惊慌,家庭部门的需求将很快再度提振经济。泡沫破裂是改革的一半,这是未来几周我们需要做出的抉择。

  Peter Lynch 对 沃顿商学院和学院派理论的评价:

  在富达公司实习一段时间后,我回到沃顿大学继续读研究生二年级,此时我比以前更加怀疑学院式的股票市场理论。据我看来,在沃顿大学所学的那些据说能帮助你成功投资的理论只能让你失败。上学期间我学习了统计学,高级微积分学和定量分析。而从定量分析的角度看,我在富达公司所见到的事在现实世界里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我也发现很难将有效市场假说(即股票市场的一切信息都是可知的,并且股票的定价也都是合理的)与随机漫步假说(即市场的涨跌是不合理性的,也是完全不可预测的)统一起来。我所看到的股票市场中许多奇怪的波动行情使我对有效市场假说理论产生了质疑,而富达公司那些出色的基金管理人员的成功也与随机漫步假说不甚相符。显然,在投资方面沃顿大学那些信奉定量分析和随机漫步理论的教授们远远没我在富达的新同事做得好,因此面对理论和实践,我选择了后者。当你获悉一个人在肯德基的股票上了赚了20倍,并且他在事先就已解释了该股票上涨的原因时,你很难相信这种盛行的学院式的市场无理性理论。直到现在我也不相信理论界和预言家们的话。

  沃顿大学的有些课程还是有一定价值的,但即使所有的课程都没学习的价值,在这里的这段求学经历也是有价值的,因为我在这里遇到了卡罗林。

  芒格对大学金融学课程的评价:

  【巴菲特:孩子理财教育要从父母抓起,大学教的许多金融课程胡说八道。】

  提问:什么是促进孩子理财素养的最佳途径?

  巴菲特:越早愈好,这不能仅依靠学校,也必须依赖你的家庭。假如没学校教育介入,你很难拥有超过父母的理财习惯,在读书的很早阶段就接受理财教育。

  芒格:理财教育的多数责任应由父母承担,在理财教育方面,大学的问题比小学、中学要大,目前大学教的许多金融课程都是胡说八道。

  当前最热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存在致命缺陷

  新浪财经讯 42岁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巴黎商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是目前经济学界的明星人物。他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引起极大的反响,2个月时间已卖出4.6万册并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这对于一本将近700页的学术著作来讲,是相当了不起的。皮克迪提出的主要理论是:由于投资回报率倾向于高于增长率,贫富不均是资本主义固有的东西,所以需要对富人征收累进的全球税收来保护民主社会。  皮克迪指出:“当资本回报率超过产出和收入的增长率,就像19世纪那样(而且似乎很可能在21世纪再次发生),资本主义将自动产生顽固的、不可持续的贫富不均,严重破坏作为民主社会根基的精英价值观。”  换句话说,皮克迪认为当今社会可能正在进入一个财富集中的时期,贫富进一步分化。经济增长疲软,而资本的所有者将获得越来越大的收入份额,并通过再投资不断累积。最终,这种格局,再加上继承的因素,将造成一个悠闲的资本家阶级,相比之下,中低收入阶层辛辛苦苦却依然生活艰难。皮克迪说:“这是过去所发生的,将来很可能再次发生。”  为何皮克迪认定未来经济增长将低于资本回报率呢?皮克迪的回答是:在1700-2012年间,全球产出年均增长1.6%,其中0.8%来自于人口增长,0.8%来自于人均产出增长,未来几十年和几个世纪人口增长不可能再达到这一速度,劳动生产率可以不断增长下去,但速度不会超过1-1.5%。相比之下,过去几百年资本回报率可以达到4-5%,高风险资产的回报率可能更高。皮克迪指出,他与马克思的看法不同,并没证据表明资本回报率在长期应该下降。他指出,根据福布斯富豪榜,在1987-2013年间,排名前几位的富豪财富年均增长6-7%,超过全球人均财富和收入增速的3倍。皮克迪认为:“财富集中现象可能会在某个时点企稳,但也许发生在非常高的水平。” 美国1910年以来国民收入流向最高收入10%群体的比例美国1910年以来国民收入流向最高收入10%群体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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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克迪的《21世纪资本论》显然有向马克思的《资本论》致敬的意思。他自己并不否认这一点:“我试图让分配问题以及对长期趋势的研究回归经济学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我所追随的是19世纪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开创的传统。我与他们一个最重要区别在于我使用大量历史数据。”  不过皮克迪并非马克思式的革命者,他在接受采访时称:“我赞同私有财产,但资本主义和市场应该成为民主的奴隶,而不是相反。”  皮克迪去华盛顿宣传他的新书,受到非同寻常的礼遇。他与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Jacob Lew)举行了会面、与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研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演讲。随后他又飞往纽约出席联合国的见面会,并与斯蒂格利茨和克鲁格曼等诺贝尔经济学家举行公开的座谈。克鲁格曼在书评中预测皮克迪的新书将“同时改变我们思考社会和研究经济学的方式”。

 

  企业天生没良心

  导读:圣克拉拉大学教授、商业道德专家维拉斯奎兹(Manuel Velasquez)在MarketWatch撰文指出,多年来,美国司法系统在若干判例当中渐渐习惯了将企业人格化,但这样的理念和实践其实是非常有害的,而且也有欠公平。

  以下即维拉斯奎兹的评论文章全文:

  在最高法院的审理当中,Hobby Lobby的辩护律师称,这家企业提供给员工的福利不应该包括《平价医疗法案》所涵盖的各种避孕用品,因为如果这样做,就会侵害到他们的良心和宗教信仰。

  可是,一家企业真的会有良心吗?企业会有宗教信仰吗?答案是否定的。现实当中的企业其实没良心和信仰,而且也不可能有。

  良心道德心是人类独有的特性,当一个人有了自己的是非观念,并且想要按照自己的原则去生活,当做出有悖于这些原则的事时会感到悔恨,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人是有良心的,有道德心的。当我们说一家企业有道德心,其实就是给企业赋予了人性,将其当作了一个有信仰、有欲望、有感情的“大块头”。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有260万部通用汽车(34.75, 0.00, 0.00%)(GM)的产品安装了有问题的引擎开关,造成了至少十三人丧命。日前,《纽约时报》在报道中这样写道:“通用汽车在2002年批准了这一有缺陷的开关设计,尽管为该公司生产这一部件的Delphi都警告说,他们的开关并不合乎规格。”

  不久前,丰田汽车(109, -0.44, -0.40%)(TM)的管理层也与司法当局就一起刑事诉讼达成了和解,诉讼的起源是他们的产品油门踏板存在问题,同样导致了若干人丧生。对此,《纽约时报》的报道是:“司法部重视的,是丰田如何在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面前,在议会面前,以及在大众面前说谎的。”

  报纸的编辑和记者在无意识中将企业人格化了——通用汽车“批准”了,Delphi“警告”了,而丰田汽车“说谎”了。不过实际上,批准、警告和说谎等等都是人类的活动,必须人类使用自己的心智才能做到,而企业显然是没心智的。

  企业没心智,因此自然也就没良心,没信仰,没欲望也没感情。当然,无论如何,新闻工作者还是习惯将企业拟人化。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答案非常简单:一家企业并不是一个单单自己本身,相反,其实是一群人的集合。企业的行为就是这些人——通常都是顶级的经理人——的决定,企业所相信的,就是这些人说企业相信的。

  当我们将一家企业视为一体的时候,我们就给其背后负责运转的员工和经理人们蒙上了面纱。结果就是,我们将所有商业行为,所有企业运作者的信念都先入为主地视为负责任的。这一前提就是麻烦的根源。

  我们可以拿丰田的油门缺陷案件来做个例子。这一指控由丰田承担,他们被罚款12亿美元。可是,没任何一位丰田的管理层成员因不当行为被起诉。这12亿美元是由丰田的股东来承担的,尽管这件事和他们根本没任何关联。相反,那些应该承担责任的经理人们却没受到惩罚。

  在法庭上,赋予企业人格已不止一次造成了麻烦。

  1886年,圣克拉拉县与南太平洋铁路之间的官司,最高法院裁定,企业是一个人群,拥有其他人所拥有的一切保障,最高法院一直在按照这样的原则裁决。企业既然是人,就享有宪法赋予所有人的权利,包括诉讼的权利,免于非法搜查和拘禁的自由,由陪审团判决的权利——还有最近,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裁定的,对自己青睐的候选人给予无限度支持的权利。总之,在所有这些裁定之下,企业似乎确实是具有某种法律人格的。

  可是,事实是,当一家企业被授予这些权利,得到并且可以行使这些权利的,其实是经理人们。比如,在联合公民案当中,法院实质上是授予了企业经理人动用企业财富去支持和推广他们喜欢的候选人的权利。本质上说来,我们的司法系统是在给予已权利巨大的人——那些企业的管理者——以更多权利。

  企业没良心,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应该停止企业人格化,承认企业良心、信仰、行为或是我们给予企业的权利,本质上都是属于那些企业管理者的。

  诺奖得主贝克尔:为何乌托邦永远不会实现

  新浪财经讯 北京时间5月5日消息,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周六辞世,享年83岁。贝克尔将经济理论扩展到对人类行为的研究,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开辟了一个以前只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关心的研究领域,拓宽了经济学的疆界。贝克尔与他的老师兼同事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是仅有两位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和总统自由奖章的经济学家。

  在1992年接受诺贝尔奖时,贝克尔作了题为《生活的经济学视角》(The Economic Way Of Looking At Life)的获奖演说。在演讲中,贝克尔开宗明义提出两个重要观点。第一个观点是,经济学家假设所有人都是自私的(追求效用最大化),这种对人类动机的看法过于狭隘。人们的行为可能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嫉妒、怨恨等等)。另一个观点是,虽然在许多领域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带来物质产品的丰富,但有一种资源永远是稀缺的,那就是——时间。时间永远会用尽,一天永远都只有24个小时。正因此,“乌托邦”(Utopia)永远不会来临,因为稀缺性不会消失。下面是贝克尔获奖演说开始部分的几段话:

  我的研究使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社会问题,并将范围扩大到以前经济学家并不关注的领域。我的演讲将描述这种方法,并用过去和当前研究工作中的一些例子来进行说明。与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我的经济分析方法并不假定人的行为纯粹受到私利的驱动。这是一种分析方法,而不是对特定动机所作的假定。与同道一起,我一直试图让经济学家放弃关于私利的狭隘假设。人类行为的驱动因素是非常多样的,包括各种价值观和偏好。我在分析中假定,当某人认同某种福利,他就会将其最大化,无论他是自私的、无私的、忠诚的、恶意的还是有受虐倾向的。他们的行为是前瞻的,而且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尤其是,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预测他们行为的不确定后果 然而,前瞻性的行为也可能根植于过去,因为过去经历能对人的态度和价值观产生长久的影响。制约人行为的因素有多种,包括收入、时间、记忆偏差、计算能力,以及其他有限的资源,也包括经济和其他领域中可获得的机遇。这些机遇主要由其他个人和组织单独的和集体的行为所决定。不同的制约对于不同环境具有决定性,但最根本的制约是时间的有限性。经济和医疗的进步已极大地延长了人类寿命,但并未影响时间本身的物理流动。对于所有人而言,每天都严格限定在24小时。因此虽然富裕国家产品和服务已极大地增加,可供消费的时间却并未改变。因此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一样,需求仍未得到满足。当物品的丰富可能造成新增物品价值下降,时间却在物品富足时变得更有价值。对于所有人需要都得到充分满足的‘乌托邦’理想,效用最大化是不适用的。但恒定的时间流动使得这样的‘乌托邦’不可能出现。

  五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共同得出结论:禁毒弊大于利

  索罗斯语出惊人:禁毒是徒劳的 产生巨大的浪费

  索罗斯一语震惊四座:禁毒不仅是徒劳的,而且产生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浪费,全球已为此浪费了1万亿美元!

  金融大鳄、美国大麻合法化的幕后推手乔治·索罗斯上周在英国《金报》撰文指出,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全球的政府将大量的金钱投入到禁毒活动中,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而且效果适得其反。

  此前曾提到,近20年来,索罗斯一直致力于推动大麻合法化,为此砸下8000多万美金。索罗斯不仅坐镇幕后指挥,还身先士卒,亲自出马公开呐喊以支持大麻合法化。索罗斯指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最新报告支持他的观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最新完成了一个对禁毒的研究,五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共同得出结论:禁毒弊大于利。研究显示,禁毒催生了一个价值3000亿美元的庞大黑市。各国的禁毒行动将毒品监控的重担交给了阿富汗、墨西哥等毒品生产和转运国。而且,禁毒者忽视了一个基本问题:毒品市场有着高度的适应性。一旦在某个国家受到了压制,这个市场就会在其他国家兴起。

  比如哥伦比亚政府通过有效的手段控制了该国的可卡因之后,毒贩们随后转移到了墨西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报告估计,2007年之后,受哥伦比亚政府的禁毒政策影响,墨西哥的凶杀率至少上升了20%。

  报告显示,在1994至2008年之间,“哥伦比亚约有四分之一的凶杀案都是由非法毒品市场引发。平均每年大概有3800例凶杀与非法毒品市场或禁毒有关。”这种暴力环境对经济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公司纷纷迁走,外资陆续撤资,产业日渐萧条,国民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逃离。

  索罗斯认为,禁毒伤害的不仅有毒品生产国,还有毒品消费国。

  美国尤其如此。美国仅有全球5%的人口,但监狱里的罪犯几乎占全球的四分之一。他们中的许多人就与毒品相关。在全球监狱里关押的900万罪犯中,有40%与毒品犯罪有关。随着亚洲、拉丁美洲和西非的毒品犯罪稳步攀升,这个比例只会越来越大。索罗斯建议:现有的禁毒策略,应该被危害减轻计划所取代。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减轻毒品带来的危害,而不是简单的禁毒。

  多年来,我的开发社会基金资助了许多毒品危害减轻计划,比如针头交换项目,这被证明是预防HIV病毒经济有效的方法。有一个国家发现,每投入1美元进行针头交换,可以在后续节省27美元。同样的,投资有监控的药物注射室和毒瘾药物辅助治疗也能起到类似的效果。尽管如此,美国国会依然禁止联邦财政资助针头交换等计划,全球许多政府甚至避免在国际论坛上提及伤害减轻计划,以免与主流的禁毒思想相违背。然而,改变还是有可能的。2016年,联合国大会将重新审查现有的毒品监控系统。长期以来,联合国一直致力于在全球推行统一的禁毒政策,并相信通过禁毒能解决全球毒品问题。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报告建议各国政府将重点放在已被证明有效的公共健康政策上,减少非法市场的危害。对此,我表示衷心赞同。

  各国政府有必要权衡目前禁毒政策的成本和效益,将资源投入到真正有效果的项目中去。这不仅能救人无数,而且能避免很多浪费。

  FT: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宿命

  英国《金 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特点吗?当严重危机爆发,政府必须救助金融体系吗?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在他的《压力测试》(Stress Test)一书中,对这两个问题给出了肯定答案。2007至2009年危机期间,盖特纳曾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行长、美国财政部长。但这样的答案也有损市场经济的合法性。资本主义易发生危机,这一点已够糟糕了。而对于那些用愚蠢或犯罪行为给经济造成损害的人,政府感觉必须提供救助,从而保护无辜民众,这一点就更加糟糕了。

  盖特纳不但相信危机注定会反复发生,而且认为政府必须以雷霆之力予以应对。制止危机的唯一途径,是消除那些导致恐慌成为合理情绪的条件。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借入更多、支出更多,并使纳税人面对更多的短期风险——“即便这似乎是在奖励无能和贪腐,即便这会加剧人们对政府变成失去控制、大手大脚、热衷纾困的大政府的看法”。这直截了当地道出了一种不受欢迎的观点。

  在危机期间担任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主席的希拉•贝尔(Sheila Bair),提出,如果华尔街相信政府一定会为其输得一塌糊涂的赌注埋单,那么不稳定将是必然结果。她表示,盖特纳对纾困的合理化要想站住脚,必须认可一个错误的两难选择:“我们要么放任不管,要么采取过度措施,此外再无选择。”

  资本主义易发生危机的观点似乎很有道理。稳定局面会变得不稳定。盖特纳认为,在很长的繁荣期中冒风险,是符合人性的。

  在危机之前的杠杆周期里,人们就是这样。人们增加杠杆不是因为预料将得到纾困,而是期待取得收益。不过,确实存在我所称的“理性的轻率”——如果出现最糟糕的情况,政府就可能出手纾困,这一事实肯定会令债权人感到安心,因此加剧了发生破坏稳定的信贷泡沫的风险。

  当初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下后,新的萧条局面似乎就要形成。作为应对,2008年10月,主要高收入国家组成的7国集团(G7)的财长和央行行长承诺,“采取果断行动、利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工具,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提供支持,并防止其破产”。他们兑现了承诺,并产生了效果。以银行间无担保贷款利率与未来预期官方利率之间的利差衡量,恐慌情绪逐渐消散了。在美国,经过两个季度的收缩之后,经济开始企稳。

  盖特纳认为,这类危机的正确对策包含三个部分:大规模货币与财政支持;为系统重要性机构的债务提供担保;以及苛刻的压力测试。如果一家机构无力筹集资金,那么政府必须向其注资。

  当时的环境——最主要的是,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政府的法定权力很有限——使得更合适的对策几乎不可能出台。资产价值很难确定,资本缓冲很薄弱,依靠变化不定的来源借入短期资金的情况很普遍,清算复杂金融机构的机制很不健全,导致各国政府别无选择。它们不能冒风险承受连锁式金融崩溃的经济后果。

  类似地,各国当局被迫大量使用货币与财政工具,以减少长期的经济损害。即便如此,代价也十分巨大。2014年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1950至2007年间的趋势水平低了17%。

  资本主义确实易发生危机,美国政府在危机中实施干预是正确的。这些结论将我们置于一种无助境地——我们的命运明显被绑到了一部末日机器上。许多市场经济支持者的回答似乎是,政府不应加大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力度,但又干脆提出政府在下次危机时不得实施纾困。纾困是如此不得人心,以至于未来可能真的尝试这种思路。但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可能性,是大大减小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使其在遇到危机时远更容易处置。这方面的可选措施包括:提高所有可能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的资本金要求,并对能在危机中吸收亏损的长期债务提出要求;减少鼓励举债的税收激励措施;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加固银行存款的安全;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力度;提高复杂金融机构无偿债能力时对其进行清算的能力。这类措施应会令世界更接近贝尔希望的样子。恐怕各种错误远比道德风险更能制造危机。不过,在救助之后的确存在道德风险,尤其是在系统重要性机构的债权人当中。

  盖特纳已敦促实施更严格的监管。但他也提到了“意外后果定律”。他指出,将看得见的那部分金融体系打造得越是安全,脆弱性在较隐蔽、但可能更危险的地方出现的危险性就越大。他补充称,这恰恰就是危机之前、伴随影子银行体系膨胀而发生的情况。这样一来,严格监管最终可能弄巧成拙。

  这一警告言之有理。但也有解决办法。一种干预主义办法是,对演进中的金融体系实施全面监管,在风险转移之时增加资本金和其他要求。另一种办法是,确保核心金融机构能挺得过外围“地震”。不过,还有一种办法是提高透明度要求,从而避免一些明显荒谬的做法,比如让关键机构积累下庞大的表外头寸。

  我们必须比以往更努力地减轻我们的金融体系易发生危机的特性。我们必须能在发生危机时进行干预,但不必像上次那样实施全面救助。正如盖特纳所警告的那样,这些努力可能会失败。不过,我看不到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指数基金

  在上个月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他再度解释,如果普通投资者购买并长期持有指数,会获得良好收益。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他们不适合投资个股。如果他们尝试买卖个股, 他们不会比买指数并持有很长时间做得好。

  那为什么大多数人仍旧不那么做?巴菲特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因为他们觉得买个股更有趣,总是有人让你买这买那,你希望能快速赚钱。而试图快速赚钱是最糟糕的错误。”

  而每年的伯克希尔股东大会, 巴菲特都不忘记嘲讽华尔街上的基金经理。事实上,也不止巴菲特,经典名著《漫步华尔街》(A Random Walk Down on Wall Street)的作者伯顿·麦基尔(Burton Malkiel) 也持同样的看法。

  麦基尔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同时又浸淫华尔街数十年。他认为最有效的投资策略是购买便宜和易操作的指数基金(index fund),被誉为指数投资鼻祖。他最经典的比喻是,一个蒙上眼睛的愚蠢的猴子朝着报纸金融版面上掷飞镖,它所选择的投资组合和一个专家精心选择的投资组合表现一样好。

  而且麦基尔从理论上在2003年提出的“有效资本市场”理论已被广泛接受,也就是说证券市场在反映个股和整个股票市场的信息时极为有效。而当信息出现时,关于这种信息的新闻快速传播,没延迟地反映到了股票的价格当中。所以不管是研究过去股票走势试图判断未来价格的技术分析,还是研究公司季报和资产价值以帮助投资者寻找“价值被低估”股票的基本面分析,都不能使投资者的回报超过随机挑选的个股组合,至少相对于可比的风险是这样的。

  麦基尔认为没人可以一直找到盈利的股票和债券,因为没人可以预测市场的最高点和最低点,与之相对应的投资策略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机购买,在华尔街上只能是随机的漫步(random walk)。麦基尔坚信市场是有效的,这也是在华尔街上只能随机漫步的原因。对于投资对冲基金以及积极管理的共同基金他不以为然,认为那些富人总想追求最新潮的投资方式,可往往发现自己遭受损失。

  指数基金成华尔街大佬的共识

  2013年一个不会什么投资技巧、最盲从的投资者会是美国市场的赢家,如果你只是买了指数并持有,你就能跟上大市, 这意味着最少29%的盈利。2013年,加上分红,道琼斯(16947.08, 25.62, 0.15%)工业指数上涨了29%, 标准普尔上涨了32%。 相反, 那些精通各种投资策略、试图算准市场上下起伏的职业投资者尤其是对冲基金经理, 情况可能不怎么样。掌管15亿美元的基金经理Lawrence Glazer 说:“你的投资策略越复杂,你就越糟糕。”

  Andew Lo是麻省理工学院金融工程教授,美国财经科技网站Business Insider称他是金融历史上最聪明的人之一。但他所发明的对冲产品自从2009设立以来在任何的市场情况下都没赚到钱。 2011年市场普遍下滑时,Andew Lo的对冲基金亏了2.75%, 2012年标准普尔500指数涨了16%,Andew Lo亏了7.69%. 而在2013年标普上涨32.4%这样的大牛市里,他的业绩是-8%。

  购买指数并长期持有会超过大部分基金经理,也是很多华尔街大佬的共识。

  Permal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 其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艾萨克·苏埃德(Isaac Souede)对于巴菲特建议普通投资者购买指数基金的策略也深表赞同, 他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其实大部分共同基金,都不能跑赢大盘, 再加上这些基金的收费, 投资者的回报很难超过直接投资指数。即便是对冲基金如果是以20年这样的长期投资来说,能胜过大盘的也不过寥寥。

  当然非常优秀的对冲基金不管市场起伏都能有很好的回报。在2008年,宏观基金取得了4.8%的平均回报率,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大跌37%。而Renaissance Technology基金在过去几十年都能一直保持10%以上的回报。另外,巴菲特的Berkeshire Hathaway的A股,股价从1987年11月初的2900美元涨到今天的190067美元,平均每年增长率在17%以上。而同期标准普尔每年的平均增长率不足8%。不过,这样优秀的基金确实数目不多。要不然麦道夫以每年8%的稳定收益就能吸引600亿美元资金,造成有史以来最大的庞氏骗局。当然,他在纳斯达克的显要地位也起了很大作用。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购买指数基金并长期持有最有可能获得良好回报。当然每个人的投资目的千差万别,购买指数基金也不适合所有人,长期是关键。投资者需要在市场大幅下滑时还能停留其中,也就是说承担市场风险的能力。在2008年11月20日,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在752.22点,是自1997年以来的最低点。随后随着金融危机深入继续下滑,到2009年3月9日,已跌至676.53点,是13年来的最低点。如果这时卖出必然损失惨重,但如果一直持有,现在标准普尔500已超过1900点,达到创纪录的高度。

  另外,指数基金规模有限,比如一亿美元就有可能影响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市场起落,也不适合规模庞大的机构投资者,比如有些资产达几亿或几十亿美元的退休基金还是需要寻找优秀的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经理,来管理其财富。

  诚如芒格所言,大学里的金融学都是胡说八道

  “Andew Lo是麻省理工学院金融工程教授,美国财经科技网站Business Insider称他是金融历史上最聪明的人之一。但他所发明的对冲产品自从2009设立以来在任何的市场情况下都没赚到钱。 2011年市场普遍下滑时,Andew Lo的对冲基金亏了2.75%, 2012年标准普尔500指数涨了16%,Andew Lo亏了7.69%. 而在2013年标普上涨32.4%这样的大牛市里,他的业绩是-8%。”

  “有效资本市场”理论,又一个骗子理论

  “而且麦基尔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述,他在2003年提出的“有效资本市场”理论已被广泛接受。证券市场在反映个股和整个股票市场的信息时极为有效。而当信息出现时,关于这种信息的新闻快速传播,没延迟地反映到了股票的价格当中。所以不管是研究过去股票走势试图判断未来价格的技术分析,还是研究公司季报和资产价值以帮助投资者寻找“价值被低估”股票的基本面分析,都不能使投资者的回报超过随机挑选的个股组合,至少相对于可比的风险是这样的。“

  股市是随机漫步的? 金融市场上一直盈利的人相对数目很少,但绝对数目还是有一些的。巴菲特投资快50年了,只在2001年和2008年亏损。从概率上简单计算可知,如果是随机漫步,出现巴菲特这种现象的随机的可能性接近等于0,这普林斯顿经济学教授也就是胡说八道的水平。

  “麦基尔认为没人可以一直找到盈利的股票和债券,因为没人可以预测市场的最高点和最低点,与之相对应的投资策略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机购买,也就是说在华尔街上只能是随机的漫步(random walk)。麦基尔坚信市场是有效的,这也是在华尔街上只能随机漫步的原因。对于投资对冲基金以及积极管理的共同基金他不以为然,认为那些富人总想追求最新潮的投资方式,可往往发现自己遭受损失。”对上文的几点评价:针对指数型ETF,有一些情况要注意:

  一是不适合A股:如果让大家都买指数基金,这个现在对中国股市是不成立的。如果一个人买了中国的指数,并且持有十年的后果,就是收益率不仅没,即使不考虑通货膨胀,持有12年后的结果收益反而是 -10%, 再加上货币贬值几乎10倍左右。此人的收益回报会是 - 90%。美国的情况是大盘一直比较稳定向上走,同时通货膨胀率极低,一个反映就是在流通领域里面,200多年前开始使用的美元,其一分的硬币单位仍在购物中被频繁使用;二是不适合特大资金】会造成巨大波动;三是风险性:当所有人都热衷于投资指数基金以后,就会造成大盘在一定时间内形成巨大泡沫,比如现在的美股,在面临第一季度GDP下跌2.9%的数据下仍然收涨,这就是泡沫的形成。然后随着2014年的QE退出,2015年的升息,和企业利润的不能达到预期,造成泡沫的破裂,从而使买入指数基金的人也会蒙受巨大损失。

  经济学:课本通常不会告诉我们的五件事

  想了解经济学,又觉得大部头的典籍看得头疼?热心学者出手了。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发展研究员、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Ha-Joon Chang)最近出了一本介绍经济学的袖珍“教科书”。

  如下图所示,这部名叫“小小蓝皮书”(The Little Blue Book)的作品开门见山,挑明要告诉大家经济学著作通常不会广而告知的五件事,其核心可以分别归纳为五句话。华尔街见闻在此概括张夏准的部分观点如下。希望大家留意,这只是一家之言,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看法能揭示经济学的一切误区和真理。

  95%的经济学内容都是常识:不是非要拿到学位才能弄懂经济学。我们误解了经济学,而且很多专业的经济学家也觉得,自己从事的是普通人感到太难的研究。至少私底下,这些经济学家可能会说,跟大家解释也没用,因为没什么人能懂。可要是什么事物没法解释给别人听,那应该是解释的人出了问题。

  经济学不是科学:除了专家想让我们相信可以怎么做以外,经济学还有别的“做法”。经济学没唯一的标准答案,平常人也不一定要对专家的共识看法深信不疑。常见的经济学有不少于九种流派,没哪一种能自称比其他流派高人一等,而且它们的观点还不能绝对算真理。

  经济学是政治学:政治家经常拿经济学的观点来证明自己想做的任何事。经济学是种政治观,它永远也不可能是科学。我们只有了解这世上有各种各样的经济理论,才能告诉那些当权者,他们宣称某种理论“无可替代”,其实恰恰说错了。

  永远不要相信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没法预计金融危机,也没带来什么改变。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让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大吃一惊,不仅如此,他们也没法给危机留下的后遗症开出什么像样的药方。这么看来,经济学患上了严重的自大症。金融危机是个惨痛的教训,它提醒我们,不要把经济交给专业的经济学家和其他技术官僚管理,人人都要积极参与管理。

  必须让经济学为人类而变:这项任务意义重大,不能只留给专家来做。如果我们愿向专业的经济学家发起挑战,他们就不能垄断经济学的所有真理。和我们生活中学会做其他事一样,克服了起步阶段的困难,日久天长,熟能生巧,就可以越来越轻松地胜任经济领域活跃公民的角色。没任何理由自鸣得意,只要提出革命的诉求,组织发起革命,今后就会得到让人惊叹的成绩,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为之奋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佛里德曼对毒品的看法:“毒品导致的危害,往往来自于禁毒。如果毒品合法化,危害反倒会大大降低。”所以这样的人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并为国家经济政策提供顾问咨询,美国经济想不出问题都不行。

  又一个金融学教授的谬论:黄金跌到800美元,超过一半的金矿会关门。

  美国现在为了打压黄金,真是各种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

  杜克大学专家:黄金公允价值800美元

  新浪财经讯 北京时间7月7日晚间消息,黄金(1324.90, 8.40, 0.64%)年内上涨10%,让看多者重燃希望,近三年前开始的熊市或终将结束。但学术界的金价专家之一的杜克大学金融教授哈维认为,黄金公允价格略超800美元。

  看多者认为黄金将继续上涨,因为投资者将寻求对冲通胀上升、汇率波动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据哈维,金价重返2011年8月创下的历史最高水平可能性不大。当时金价达到每盎司1,929.20美元,较周四收盘价1,320.40美元高出600美元。他认为,黄金的公允价格略超过 每盎司800美元。按其模型,黄金价格对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比值超过3.4这一平均水平,金价倾向于下跌;比值大幅低于该水平时金价倾向于上涨。目前CPI指数为237.1,比值为5.6。哈维称,黄金重返公允值所需时间可能很久,而且也不会平滑下跌,所以短期上涨是有可能的。有一项短期因素让他认为金价短期大幅上涨也值得怀疑:美债收益率上升。哈维指出,过去十年,金价对收益率变动很是敏感,如果你认为未来数月平均收益率将走高,那么金价很有可能会下跌。

  美股评论:解决收入不均收税并非答案

  导读:曼哈顿研究所专家、前劳工部首席经济学家法齐哥特-罗斯(Diana Furchtgott-Roth)在MarketWatch撰文介绍了两位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利用政府税收手段进行收入再分配,不但不能解决收入不均的问题,反而可能使其进一步恶化。以下即法齐哥特-罗斯的评论文章全文:

  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畅销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为政策制定者和观察家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由,让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进行财富再分配,提高税率。

  可实际上,我们现在是时候将法国经济学家从舞台上请下去了。两位经济学教授,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梅尔策(Allan Meltzer)和沃顿商学院的理查德(Scott Richard)用不同的数据构筑了一个新的模型,对皮克提的结论提出了挑战。两位专家的发现和我们惯常的想法恰好相反——政府主导的再分配往往会导致分配不均的进一步严重化,而不是改善局面。

  在7月4日发表的报告《关于政府成长和收入分配的合理理论》当中,梅尔策和理查德说明了,为什么以再分配来改变收入不平衡不但效率低下,而且往往还会事与愿违,让问题愈发严重。

  梅尔策/理查德模型的核心前提是,假定技术进步是“边干边学”的结果。在这一前提下,劳动者生产的东西越多,他们的劳动率水平就会更高,而更高的税负会打压他们的劳动,这就意味着税务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减缓。

  两位专家假设,所有人都会实现自己终生效应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就适用所谓“中间选民理论”了。也就是说,税率是由中等收入者决定,这样选择出来的税率很可能要搞过那些收入在中等水平以上的人的愿望。

  用于转移支付的高税率会遏制经济增长。这是因为,这会导致那些依靠这些支付,觉得不工作更好的人数量增加。与此同时,依然在劳动的人们“边干边学”的频率也会降低。关于这一点,芝加哥大学教授穆里甘(Casey Mulligan)在其获奖书籍《再分配衰退》(The Redistribution Recession)当中已有广泛论述。伴随税负增加,转移支付增长,劳动的时间和获得的技术都会下滑,打压经济增长。

  梅尔策和理查德正式论证了在造成经济不平等这一点上与技术的发展与富有者的寻租特权(这两者是皮克提强调的)相比,低生产率劳动者劳动工时的减少作用更大。以更高的税收来削弱富有者的影响,将要付出牺牲经济增长的代价,而众所周知,所有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机会的增加,都依赖增长。

  在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都可以迅速提升,这是因为他们可以学习来自成熟经济体的现成技术。结果就是,伴随有用的技术逐渐全部被消化吸收,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势必要开始减缓。伴随经济增长速度减缓,“边干边学”进程减速,政府增长的速度就相对提升了。政府越大,其实收入不平衡就越严重。皮克提认为,收入不平衡是经济越来越倾向于报偿富人的结果,但梅尔策和理查德却在研究中揭示,政府的膨胀才是不平衡背后的关键因素。

  成熟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商业周期,而不是学习其他国家技术的追赶效应。电脑发明出来,文员的生产率相对于农夫就大大提升了。生产率的不平衡自然界会带来更多收入的不平衡,使中间选民更可能选择增税,造成更大的不平衡,移民或低技能劳动者亦然。如果低生产率劳动者移民到美国,相对生产率的配置就会变得不那么均衡,同样会导致中间选民倾向于选择高税率。

  梅尔策和理查德使用人口统计局和圣路易斯联储的数据对他们的美国经济结论进行了测试。他们收集了1967年到2011年的数据,追踪了税率、平均工时、家庭收入中值和平均值及生产率等各种变量的表现。他们的模型发现,生产率在持续成长,直至2007年之后,开始下滑。将他们对生产率、税率和收入不均情况的评估与现实进行比较,他们发现两者非常契合。

  在收入不均正成为广泛讨论话题的今天,许多人都相信,政府利用税收手段进行再分配会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鸿沟,但梅尔策和理查德却告诉我们,更高的税率或许能在消费面对不平衡有所削弱,但归根结底,在收入面只能造成更严重的不平衡。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忽视的结论。

  “要投资成功,你不需要掌握beta、有效市场、当代投资组合理论、期权定价理论,不需要了解新兴市场。事实上,对此你一无所知或更好。当然,这不是大部分商学院的看法,他们的金融课程尽是这些科目。在我们看来,投资学学生仅仅需要两个课程:如何给公司估值,如何看待市场价格。”——巴菲特

  1996苏黎世大学:银行家有为利撒谎倾向

  瑞士科研人员称,基于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他们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银行家会为了经济利益说谎。这个苏黎世大学(University of Zurich)的研究团队,通过玩游戏的实验方式,证明“银行业的主流文化削弱和破坏了人们的诚信规范,说明重建诚信文化的举措非常重要”。这项研究成果发布在顶尖学术期刊《自然》(Nature)杂志上。金融界(6.97, 0.23, 3.41%)近年来出现了多起流氓交易、利率操纵案件,以及种种避税丑闻,导致金融业“名誉扫地并出现信任危机”。研究人员们在论文中探讨了这些现象背后的心理机制。

  共有200名银行家参与了这一研究,其中128人来自同一家未指明的国际银行。研究人员将参与人员随机分成了两组。游戏开始之前,“治疗组”被问到了一系列与工作有关的问题,比如“你在银行的职能是什么?”与此同时,“对照组”则要回答一系列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问题,比如“你每周看几个小时电视?”

  游戏参与者要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扔10次硬币,并在网上将结果汇报给研究人员。每扔一次硬币,提前猜对正反面的参与者会赢得20美元奖金。

  如果每个人都完全诚实,每个小组中猜对的比例都应该是50%。实验结果显示,对照组的结果为51.6%,接近这一比例。至于事先曾考虑过银行业相关问题的治疗组,报出猜对的比例则为58.2%。统计上来说,该数字大幅倾向于不诚实汇报,作弊的比例估计为26%。苏黎世团队的成员之一米歇尔-马雷夏尔(Michel Maréchal)表示,银行家在“对照组情况下行为普遍诚实”。“当有人提醒过他们的银行员工身份之后,相当比例的人变得不诚实起来。”

  为考察这种效应是否是银行业特有的现象,研究人员对其他行业从业者(包括制药、电信以及IT行业)和学生开展了同样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预先被问到有关工作的问题并不会导致更多作弊现象。

  在对该研究报告的评论中,里昂大学(University of Lyon)经济学教授马里-克莱尔-维勒瓦尔(Marie Claire Villeval)表示:“这些发现确认了有关金融业行为的部分流行观点的正确性……它对于确保该行业商业诚信文化、重建信任十分重要。”

  根据苏黎世团队另一位成员阿兰-科恩(Alain Cohn)的说法,最重要的是“管理层应以身作则,展现出建设诚信商业文化的决心”。

  苏黎世团队的研究人员还就恢复金融产业诚信的举措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比如,他们支持这样一种看法:银行家应该像医生发下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那样,发下职业誓言。他们认为,这么做将“促使他们考虑其行为对社会的影响,而不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的短期收益上”。

  私募经理江晖:建立在中国股市的实际操作上的对有效市场理论的看法

  西方的投资哲学的逻辑是长期收益和长期回报,因为有效市场理论,大家都差不多。但如果按这个理论出发,很难得出这个结论。但我自己在做私募之前,我做了十多年基金经理,我知道市场是不有效的,我觉得有效市场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呢?一个同样的信息,在不同人的分析角度来看,它是不一样的结论。比如美联储搞QE的时候,如果我是一个水平很高的人来研究这个股票,它应该是暴涨。但如果是没经验的人,他的结论是股市会涨,但不知道涨多少。

  所以,不管什么信息来了,不同的投资者会做不同的结论,这取决于它的能力,它的经验。所以,一个信息给了一万个人,他可以得出一千个结论,而不是一个结论。所以,我认为西方理论是错误的,有效市场理论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中国的基金经理为什么在过去16年的公募基金成立的历史中,好的基金经理能每年跑赢指数10个点,20个点,你无法理解这个事。因为有一批基金经理,而不是比如说我,或某些个人,可能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基金经理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认为这个市场不是有效的。因为每个人分析信息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大妈分析不了,我作为一个专业的投资人,我可以分析,而且我可以看的很远。所以,我们从零开始研究绝对回报。

  我们研究什么是绝对回报?怎么样才能做到绝对回报?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你的长期回报除以长期最大回撤,应该是2:1,当然没一个特别的理论算法,我们应该找一个教授算这个事。但如果2:1,基本上算绝对回报了。因为这样风险和收益是不对称的。如果这样你长期日积月累,给客户的基本上挣钱了,你亏钱的概率很小很小。怎么做到这个呢?就是在投资中要讲确定性,你要找到机会就是确定性的,这么一个信息来了,判断一个确定的事。所以,因为丰富多彩、各种各样的类别,不管一个什么信息来了,可以确定的判断某一个类别市场的上涨,你确定它90%以上的概率上涨。

  举个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例子:比如油价下跌了,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如果一个大妈不知道什么结论,如果一个研究员说,它有多少品种会受制于油价下跌。我们作为专业的研究人来说,可以至少看到有两类机会受制于油价下跌,其中一个是航空。所以,我们从油价下跌马上可以得出结论,航空股会上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可以受制于油价下跌的时候,可以10类行业受制于油价上涨,但要分析其他条件。我们航空股也不是很差,票价也很平稳,所以,这样你有很多条件必须选出来,至少有一个到两个品种是稳赚的,所以这就是确定性。所以,在这种条件下,你可以认为所谓的有效市场理论是不对的。因为在这个油价下跌过程中,经历的时间很长,航空上涨经历的时间也很长,关键看得有多高,多远,多准。所以,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比起来,这就是它的专业能力,他能看的很远,很高,所以这就是确定性

  【巴菲特:经济学家对企业一点用都没】

  在有股东问低利率环境是否影响投资决策时,巴菲特指出:“我实在想不起来,我曾基于宏观经济因素而决定做过任何一桩买卖”,“如果企业雇用一位经济学家,那意味着浪费钱多雇了个人。”详见O巴菲特:经济学家一点用都没 这让“经济学家”们情何以堪?

  杨小凯妻子吴小娟 在复旦大学纪念杨小凯逝世十周年时候的讲话摘录

  经济大权被夺 经济学家“不懂经济”

  作为一个学经济学的人,小凯在家庭的经济方面是怎么回事,大家可能会很有兴趣。我们家的经济大权,刚开始是小凯掌握,因为他是经济学家嘛。后来我发现好几次买股票,钱都亏得一干二净。我就开始对他的经济研究有点怀疑了,就把经济大权掌回来了。我想如果我现在还不改变方向,我们家可能就破产了。掌回来以后我就开始投资。印象很深的事是,当时我准备买房,炒房产。每次想去看房子的时候,我们小凯就说不去。我问为什么不去啊?这么大的事你不去,我一个人吓死了。他说,“我最好不要去。我一去,会给你很坏的印象。”我当时不是很明白。但没办法,就自己去了。然后我就自己做决定。

  小凯过世以后我问一个他的学生,为什么每次投资小凯都不跟我出去,他说有一个美国的诺贝尔奖得主讲过自己的故事:“我在房价最高的时候就买房子,太太说不要买,我不信。在房价最低的时候,就卖房子,太太说不要卖,我就要卖。”我明白了他的意思,真正搞经济学的,在实际的问题上还是有点差别。

  这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每次经济上的决定小凯都不出面——小凯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人。后来在家里经济方面的决定,都是对的。

  各国政府和央行奉行凯恩斯经济学的那一套,原因是这一套有利于政府和央行控制经济。至于是否真的对经济有利,那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各国央行开始负利率了,说明凯恩斯主义已快走到尽头。如果世界经济接下来发生世界性的危机,凯恩斯这一派也

  其实长期以来,鹅有一个问题,就是

  【评论】供给侧改革注定会失败的原因

  奶粉的例子说明,解决中国经济的困境,不是什么经济刺激,不是去库存,而是抓质量。表面看生产严重过剩,实质是劣质产品的相对过剩。真正质量好的产品,反而是供不应求的。比如婴儿奶粉,比如中国 人到海外抢购的产品。

  所以供给侧改革注定是无法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尤其是想得到去库存的目的。因为生产太多质量低,价格低的产品,你再清仓打折去库存,甚至有时候免费送人,别人都懒得要的。而企业的生产质量不提高,今年库存清仓去掉了,明年继续生产同样的劣质货,还要经济增长生产更多,还要继续卖, 卖的光才是怪事。这么简单的逻辑,谁都想得通的。

  经济刺激为什么最近这5-6年效果越来越差?债务几十万亿的膨胀,结果经济增长反而在减速。如果产品质量差,经济刺激只会导致更多的劣质产品,市场卖不出去,生产越多,库存越多,自然企业会减产。比如工业用电反而在下降,多少说明了这个原因。而房地产的去库存就更不可能实现了。因为现在房子的问题不仅仅是生产过剩问题,也不仅仅是质量问题,比如根据住建部的说法,一般寿命30年。房子最重要的问题是,以社会当前的购买力,已到了发文件要民工买房的地步,也就是整个社会的购买力都无法去掉库存了。这个只需要比较一下居民存款和库存房的总价就明白了,这两个数字是同一个数量级的。所以房价不清场甩卖,库存是根本去不掉的。

  顺便吐槽供给侧这三个字,真别扭。好好的汉语不用,比如供给面啥的,用这种语文不及格的生硬词。

  中国经济的出路,是提高质量。中国的出路,是让人们过上高质量的生活。没毒奶粉,没毒食品,没严重污染的生活,这是基本质量。

  玩弄名词,没质量基础上的胡乱刺激,东一榔头,西一锄头,只是在破坏中国经济的完整性,会越搞越差的。不如踏踏实实解决民生问题,让人民过上有质量的生活,到时候可能会发现,不仅收获了民意民心,而且经济也自然上去了。

  教科书上的经济学原理失效 外汇市场究竟是怎么运转的?

  江金泽:最近的一场金融危机让整个金融市场大变样,你曾经在教科书上学到的一些经典经济学原理已失效。

  例如,抛补利率平价理论(Covered Interest Parity, CIP)的崩溃,而随后形成的恶性循环也是教科书上从来没写过的。

  CIP简单说就是各国远期汇率价差由利率差决定,因为各国利率不同,资本会由低利率国家流向高利率国家套利,同时为规避汇率风险会通过远期市场比如swap来锁定远期汇率,这就导致低利率国货币的现汇汇率下浮,期汇汇率上浮;高利率国货币的现汇汇率上浮,期汇汇率下浮。

  随着抛补套利的不断进行,远期和即期差价就会不断加大,直到远期汇率的升水、贴水率约等于两国间的利率差异,此时两种资产所提供的收益率完全相等,这时抛补套利活动就会停止,利率平价(Interest Parity)成立,此时的外汇市场便进入arbitrage-free状态。

  当然,完美出现均衡状态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但市场大体上围绕这一逻辑在运行的情况在金融危机前的十年间,得到了数据的有效支持。

  衍生品价格显示CIP的崩溃

  我们可以用基差互换(cross-currency basis swap)这一衍生品工具来观察上述抛补利率平价(CIP)实现的“完美”程度。该工具价格绝对值的高低可以简单理解为一货币远期利率升贴水的程度高低,也可以当成对冲货币风险的成本的高低。(比如说图中的EUR-USD的basis swap指USD Libor和Euribor之间的利差,当前的数值显示,若要将一笔1年期欧元贷款换成美元,需要付出33.4个基点的额外成本;若是澳元换美元则可获得8.3个基点的收益。)

  在CIP成立的情况下,远期利率swap反映出远期汇价差,因为套利存在,抛远期高息货币买远期低息货币的情况存在,所以远期不管是高息还是低息货币的远期利率swap也应该差别不大。图中可以看到,除了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出现了一些波动,在2008年以前欧、日、镑等主要货币对美元的basis swap波动都非常之小,说明远期利率在那段时间基本呈现均衡状态。

  但随后的波动已彻底打破了教科书上的规律,不同货币对美元远期利率升贴水持续位于高位,并大幅震荡。尤其是在2008金融危机高峰和2011年底欧债危机高峰期间。显示CIP状态不复存在。

  用国际清算银行(BIS)经济顾问兼研究主管申铉松周三在华盛顿的话来形容:我原来教给我的学生说,抛补利率平价理论是国际金融里唯一可以依赖的逻辑。尽管现在教科书上仍然在教这个理论,但我想说这已不对了。

  申铉松还称,如今的金融市场对全球事件之间联系要比任何时候都要密切,而实体经济的“舞步”也越来越跟着金融市场的节奏走。

  【关于申铉松的演讲,华尔街见闻在昨日已报道过,他还提到CIP被打破部分体现为全球货币政策分歧和宽松的美元贷款环境收紧。在CIP被打破时,美元一升值,银行会收缩贷款,跨境信贷规模减少,这会产生严重后果,威胁到投资者和企业针对多种货币交易的风险而做的对冲。】

  至于CIP为什么会失效,首当其冲的便是上次金融危机后全球监管层对银行施加了更强力的限制措施,限制了银行自己的套利行为的同时也减少了对全球投资者的资本输出。“在金融危机以前,全球银行积极在货币之间套利,这加强了CIP现象的形成,”美联储经济学家Wenxin Du和Alexander Tepper,以及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家Adrien Verdelhan在上月一份报告中表示,“但危机以后,一系列的监管改革,导致银行们套利和做市相关扩大资产负债表行为的成本激增。”

  比如巴塞尔III协议强化了资本充足率要求,银行每增持一块钱衍生品资产,都要拿出对应的高质量流动性资产(比如现金)做资本缓冲。以至于扣除成本后的套利收益显得没任何吸引力。其他的市场参与者,比如对冲基金也越来越难以参与市场,因为他们做杠杆交易主要资金来源就是银行,而银行们并不愿把钱借给这些机构做交易,因为这会扩大银行们的资产负债表。

  套利是金融市场中不可缺少的一股力量,彭社的的分析认为,随着这股力量的减弱,外汇市场呈现出更多脆弱性,随之而来的是资产价格也随着汇率变动出现更多波动,意味着美联储在加息时,要更加谨慎,特别是在如今别的央行都背道而行的时候。(恰逢本周俄罗斯央行和韩国央行双双降息)

  在如今的加息预期中,全球对安全的美元资产需求将进一步增长,结果就是美元升值更多,CIP逻辑崩溃的状态下,远期对即期价差过大导致对冲汇率风险的成本进一步上升,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也越来越差,形成恶性循环。

  “在美元贬值通道里,全球银行有能力为机构投资者提供价格合理的对冲工具,”申铉松表示,“但美元走强的时候,银行们发现要展期原来放出去的美元信贷变得越来越难。”

  得“量化”者得天下:要致富先学好数学和计算机

  排名前列的对冲基金没使用经济学的因子投资或诺奖经济学家的

  《机构投资者》旗下出版物《阿尔法》公布的“2016年全球收入最高的对冲基金经理”排行榜显示,前十位收入最高的对冲基金经理中,有八位被归为量化基金经理,前25位有一半属于量化分析。 榜上有名的企业包括文艺复兴科技(Renaissance Technologies), 德劭基金(D.E. Shaw),西格玛(Two Sigma),千禧年基金(Millennium), Citadel以及Schonfeld等等,这些当中没一家基金公司参与因子投资( factor investing ),或叫做smart beta投资,也没一家基金应用了诺贝尔经济学家创造的理论。相反,这些上榜的基金依赖的是数学与计算机技术的结合。 对冲基金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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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量化投资崛起,业内流行一句话:得“量化”者得天下,而文艺复兴科技的Jim Simons则是量化投资的“巨擘”,2015年其以17亿美元的收入与Citadel创始人Kenneth Griffin并列第一。 量化交易(Quantitative Trading)是指借助现代统计学和数学的方法,利用计算机技术来进行交易的证券投资方式。量化交易从庞大的历史数据中海选能带来超额收益的多种“大概率”事件以制定策略,用数量模型验证及固化这些规律和策略,然后严格执行已固化的策略来指导投资,以求获得可以持续的、稳定且高于平均收益的超额回报。 【以下为经济学的废话】(因为上面的投资基金没一个按照这个来做的) 不过,读者可能会问,因子投资(factor investing )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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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thematical Investor博客写道,金融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M)。资产定价模型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家William Sharpe及其他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的理论。到现在,将近60年之后,全球的学生还在接受这样的知识:证券的收益是无风险利率(risk-free rate)以及“风险溢价”(risk premium)的线性函数。 定价模型 该博客称,忘掉资产负债表、新闻、市场情绪、资金流吧,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浓缩在一个简单的公式当中。自从资产定价模型在著名的Journal of Finance发表之后,这一公式几乎在每本金融教科书都会出现,它是所谓因子投资(factor investing)的基石,也称作smart beta。不过,金融真的有那么简单吗?该博客还提到,金融市场是极其复杂的系统,数百万的金融从业者相互之间不同步地、不对称地交换信息。成千上万发表在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的论文都声称,他们以实证的方式验证过他们的理论。当然,这些理论是基于统计上的事后检验(backtests),而这样的检验方式容易被操纵。 在量化投资日益流行之时,“smart beta”投资策略并非没市场,实际上这一投资策略也涉及到量化方法。Smart Beta是一种介于主动管理和被动投资之间的新的基金投资策略,近年来得到越来越多投资者关注。Smart Beta是加入了一些投资策略,将理念直接设计到指数里,试图通过透明的、基于规则的、量化的方法投资特定领域,来捕捉风险溢价,以保证这个指数能跑赢现在的市场。 富时集团(FTSE Group)首席执行官Mark Makepeace曾表示,最终,全球每一美元投资中将有35美分是依照这种策略投资的。

 

  如今已是量化交易的天下,运用数学或统计模型来模拟金融市场的未来走向,从而预估金融产品的潜在收益,这已成了投资界的“时尚”。所以,想要在投资领域大放异彩,看来就不得不好好学习数学和计算机技术了。

  (九)离开政治的经济学都是伪科学?

  现在的大学除了教授经济学还教授政治经济学,所以大家不要迷信科学,也不要信任教科书。昨天的科学,可能就是今天的谬论,而今天的科学,仍然会是明天的伪科学。在过去,只有政治经济学,后来学习文化的人多了,领域细分了,结果经济学和政治学分家了;一方面,确实培养了一些专家学者教授,另一方面,过分细化的科学研究,导致许多人成了书呆子,死啃书本,结果耽误了自己不说,还因为宣传错误的谬论,把相信他们专家学者的人们,也误导到歧路。

  传统政治经济学是伪科学新经济理论书籍出炉论证西方经济学是伪科学骗局,政府是无辜背黑锅房地产泡沫是伪命题,经济学是伪科学。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经济学领域越研究越深入,也可以说越研究越糊涂下,经济学开始和政治学结合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两个学术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就证明脱离政治,经济学理论一钱不值。21世纪的经济学家们,基本明白,经济是人或许多人,造成的一种社会现象,而人是有智慧的,也就是有政治活动,所以任何人、人群,必然在产生经济活动时,出现政治活动。我这样阐述,大家能明白吧?

  我的智慧思考成果,经常被人隐藏后,当成他的智慧成果对外宣讲。最近连我家中的电脑文章都被删除,甚至无法在电脑中贮存文章了。

  为了避免意外,只能在各网站,一段一段打上来,避免全部撰写完成后,文章就突然消失,变成某些人的智慧成果和资本了。

  经济学的模型,其实就是数字和几何组成的。任何经济学流派,都有自己的数字模型,但所有研究经济的人,都承认,任何涉及经济的数学模型,都无法高比例准确预测经济。经济学的数字模型不能阐述、解释、证明、预测经济,主要原因,就是在数字模型中,去除了有些存在不确定变量的因素,而这不确定的变量因素,其实就是人。在人创造的经济活动中,去除了人的因素,那么经济学理论和模型,可能成功吗?

  美国盛产大师,也盛产巨骗,例如华尔街的经济大师们,也是巨骗。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理论,无非是让自己发财,让美国财阀、政府发财。而这些理论中,相当高比例是毒药,哪国政府信服、采纳,哪国经济就被美国人掠夺一空。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越是强调经济学的纯粹属性的理论,越是具有欺骗性,我根本不承认脱离政治的经济学,就象伟大领袖讲的,文学从来有阶级属性的,因为任何作者都是有感情、立场的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人在参与,这种情况下,不承认政治在里面的巨大作用,要么幼稚可笑,要么别有用心。

  新自由主义经济大师弗里德曼,通过研究二战前后的历史,认为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搞的经济新政是错误的,因为大量经济资料证明,这无益于提振美国经济,反而导致美国经济在新政后,出现了再次下滑。有理、有据,确实令人信服,反正我是服气,因为我不懂经济,懂经济的也服气,因为无人正面反驳他成功。当代著名经济大师的理论,确实能迷惑所有的人,甚至包括他自己。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作,在世界各国关注中,次贷危机变成金融危机,正当各国隐藏自己的幸灾乐祸时,目瞪口呆地看到,美国政府将金融危机,变成了世界的。从那到现在,世界经济仍然处在大萧条中,这就是美元独霸世界的好处,美国打个喷嚏,世界就冷得哆嗦,世界不得不为美国债务和经济危机,承担本不应该承担的痛苦和损失。如果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美国政府应该不干涉这场经济危机,因为经济学家们说了——市场的归市场解决,相信随着市场的主动自我调整,美国经济会逐渐恢复健康状态的。

  美国政府相信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所以面对经济危机时,开始拒绝救助任何银行和财阀,结果世界著名的老牌、巨型、强大的投行——雷曼,倒闭了。接着大大小小的银行、财阀,大多坚持不下去了。我认为美国政府明白上当了,成了傻子,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骗到下水道中了,所以开始大力救助银行、财阀。不管大小,一律成为美国政府的施救对象,不然金融系统垮掉了,美国赖以生存的基石,就没了,接着国家也破产倒闭了。此事首先证明,新自由主义经济是胡扯,其次证明美国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方面,力度特别大,表面投入近2万亿美元,我认为这个实际数字,最少在5万亿美元。

  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国政府逐渐救助银行和财阀,这属于不属于政治?在欧盟和日本,面对世界危机带来的灾难,个个都使出浑身解数,动用政府权力,来帮助银行、企业,这些政治活动是纯经济规律吗?既然西方政权口口声声,反对给予中国大陆市场经济地位,那么世界危机时,中国大陆搞的4万亿投资,以拉动GDP的政策,西方政权为什么大声赞美?很明显,中国大陆的拉动GDP行动,是政治而不是经济;西方政权这时突然鼓励中国大陆的非市场行为,无非是因为中国大陆的政治举措,能让西方各国企业和经济,占到便宜。

  美国靠医疗产业化拉动GDP非常有效,所占比重甚至超过军费、维稳费,结果是六分之一美国人永远掏不起医保费,能掏得起医保的人也往往在住院后接到账单就宣布破产,经常有医保公司无法百分百报销。美国的医疗产业是高度市场化的,是世界唯一,而不是之最;但这样的市场化,并没给美国人民,带来真正的利益,该得病一样得病,该病死一样病死,查查美国人的死亡记录,就明白这一切。这是市场化,还是存在财阀、企业赚取巨额利润的政治活动?

  2015年中央会议后,提出“限制公立医院,大力发展民营医院”,我马上明白其未来,就是美国化,彻底地市场化,公立医院全部贱卖、白送有钱人、有权人家属。这样确实能拉高GDP,看看美国就知道;但再看看美国人面对医疗的困境,就知道这必是一条不归路,人民群众最终连医保费,也缴纳不起,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剧。2016年1月3日,《求是》杂志发表楼继伟的文章。《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文章提出,要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过去中国大陆人在退休后,不再缴纳医保费,而现在则要继续缴纳医保费。

  退休人员继续缴纳医保,应该是民政部门的研究内容,或是卫生部研究的内容,总之和财政部无关。但财政部长出来表示,“要公开抢劫”了,只能说明中国大陆财政赤字巨大,已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财政部首先承受不了了,第一个跳出来。国家宏观经济面,无处不在的政治活动,完全证明了经济离不开政治,并永远与政治相伴。所谓的经济学,其实都是骗人的,前面或后面,没政治两个字,那么这门学科只能越学越糊涂,因为任何经济活动,从上到下、从大到小、从无到有,都能看到无处不在的政治,只因为经济是人的活动。

  所谓市场倒逼改革,所谓市场化,所谓私有化,支持和反对的两方,主要内在驱动力,就是内心的政治活动、政治思维。伟大领袖说的对,你有什么样的阶级立场,就有什么样的言行。医疗产业化的程度,是左右两派较量的结果,这方面的改革和现象,首先就是政治活动的最终体现。我承认自己是左派,但也认可保护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认为一切建立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法律制定、修改、司法解释,出现越来越夸张的资产阶级特点,我认为这将激怒绝大多数中国大陆人。

  大约在2010年左右,我曾在海外发表一篇文章,详细阐述了机器人生产制造的趋势,认为不大力发展智能机器人参与制造业,中国大陆可能会被淘汰,因为机器普遍介入制造业,形成制造的产品质优价廉,会挤垮中国大陆制造;可是全面铺开机器人制造,那么大量中国大陆人将失业,造成社会危机。但在前年开始,我大力呼吁发展智能机器人,因为机器人制造的产品,可以帮助中国大陆的出口业创汇。并继续抢占世界商品市场,将现实的、潜在的、未来的竞争对手们,挤垮,这样才能保障中国大陆经济的复苏和提高。

  有些专家学者认为,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大陆将“做臭”、“做垮”机器人制造领域。因为只要中国大陆人感兴趣的项目,都是一哄而上,剽窃外国技术、互相模仿、压低成本等等,最终将这个领域或这类产品,搞到极低价位,无企业能赚钱为止。但这样一来,世界穷国、各国穷人,因为中国大陆的制造业,而普遍享受到现代高科技服务,这对人类不是好事吗?这就是中国人为人类做的巨大贡献,也只有中国人,才能让人类普遍享受这一切尊严和富裕。

  世界低端机器人,最终是中国大陆的天下。但中、高端机器人,世界可能需要二十年左右,才能达到普遍参与精密制造业。技术含金量越高的机器人,越不容易被模仿和超越,所以中国大陆的机器人研制,要尽快发展中 、高端,争取几年时间,就让绝大多数国家和企业,无法模仿和竞争。如果中国大陆的机器人,参与到制造业每一个角落和细节中,那么中国大陆的商品,更加物美价廉,必然彻底占领世界市场,从而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没政策的扶持,即没政治的明显参与,我不认为这个目标能实现。

  在去年,我认为研制机器人,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都需要政策引导,即给购买机器人参与制造的企业,进行无息贷款或补贴,以帮助它们扩大企业规模,更主动参与世界市场竞争。同时,对那些立项研制机器人的,如果其规划、设计、作用、过程、结果,令专家们考察感觉不错的,政府都应该拨款支持,并重奖研制成功的科研人员和单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政治这样参与经济活动,有可能导致太空站的内外维修,也会出现精密机器人参与的技术飞跃。

  新闻报道中国大陆的军机种类繁多,所以在挂弹方面,每种军机、每种导弹,都有不同的挂弹机械,而且手工操作成分居多,即危险又费时,无法适应现代战争的快速反应需要。最终有个军工小组,发明了一个多功能挂弹机,可以将各种炸弹装在各种军机上,只要手一按键,机械就自动完成工作。建国快70年了,才发明这种机械,是不是因为军事太保密了,没让国企、民企知道此事,如果企业发现了这个弊端,估计早就解决了。政治决定经济,两者之间的作用,可能是正向也可能是反向的;我认为军队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障碍,还是尽量允许企业知道,并参与这一解决过程中,企业得到利润,军队战斗力得到保障。

  现在政府面临巨额财政赤字,俄罗斯更严重,但面对美国军队的挤压,国家安全受到现实威胁。如果继续提高军费,必将出现美国利用“星球大战”计划,拖垮苏联的局面;如果大幅度下调军费,则两国都无法保卫国家安全,马上就是现实危险。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以及互相影响,在这个事上充分体现了。所以我这两年来,建议俄罗斯和中国大陆,互换全部最高军事技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两国可以立即节省上千亿美元的军费,甚至许多技术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这将节省巨大时间、金钱、技术的浪费,两国很快就可以独自对抗美军了。

  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阵地要加强

  在中国,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等都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这些机构和组织同样是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尤其要成为传播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阵地。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阵地建设任重道远

  当前我们党面临复杂形势和历史任务,需要我们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阵地建设,按照党的要求树立坚强的担当意识和战斗勇气。

  1.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阵地建设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需要。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最根本的是在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指出了正确方向,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不转向,不僵化,不走邪。同时,它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能抓住复杂事物的本质,发挥好社会主义优势,为我国不断探寻适合中国国情发展的建设道路、理念和具体政策提供指导。历史证明,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唯一的金钥匙,其他任何经济学都不可能完成这项艰巨任务。鉴此,必须加强这个阵地的智库职能和堡垒作用。

  2.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阵地建设方可、回击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挑战,从根本上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现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仍然占优势,它们总是用各种手段扼制中国,包括以实际经济政策限制和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的攻击。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不断开动机器大肆宣扬反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希拉里说:“只要充分地运用好美国的巧实力和软实力,美国就能完全掌握中国。”而推动新自由主义泛滥是其相当重要的思想武器。他们大肆推销私有化的药方,叫嚣消灭中国的国有企业,就像糖衣包住的毒药一样迷惑人,并且打着“学术自由”的幌子在我国培植学术“代理人”,妄图以西化占领高校、党校的课堂、讲坛,尤其是以给“药方”的形式促使一些领导者“换脑筋”。这些年来,在我国的一些重要领域忽视经济学方面意识形态斗争的隐蔽性,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许多方面被边缘化,甚至挤出课堂,消灭国有经济的杂音也不绝于耳,甚至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政治领域。其虚伪性就在于以学术为名行颠覆之实,打着所谓“超意识形态”、“非政治化”的幌子,欺骗和俘虏了很多人。乃至一些党校教师竟成了新自由主义的义务宣传员。在这方面我们同样要解决“挨骂”和争取话语权的问题。所以,要解决上述问题并承担起这样的重任,也必须加强我们的阵地建设,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加强劲的学术话语权,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反击新自由主义等伪科学。

  3.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阵地建设是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的重要保证。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相当一些人中比较严重,迷信西方、崇拜西方,许多教师乃至干部言必称西方,“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有的人奉西方理论和价值观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鼓吹手。乃至有的人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对正面的宣传不相信,却偏爱听信网上和社会上的杂音,乃至谣言,不加分析地把假话当真理。在经济学教学中、期刊杂志上,对那些唬人而无用的东西很有兴趣,却不愿看党的文件、正式发布的新闻,致使谬种流布。为了争取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不做西方思潮的吹鼓手,必须要发挥好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宣传真理的功能,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素养以提高鉴别能力。

  4.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阵地建设有利于克服某些领导层长期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的倾向。当前,在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着轻视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舆论工作的倾向,更谈不上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了。甚至有个别领导干部认为马克思主义无用,政治经济学无用。加强阵地建设关键在领导,而阵地强了反过头来会促进领导干部提高素质、增加信心,有了抓手。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阵地应当成为帮助领导干部的教师、出好主意的智库、实际贯彻的载体,理论研究、宣传的力量。

  (二)要在“发声亮剑”中壮大马克思主义阵地

  第一阶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导我们实现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各种错误认识。

  一种是“无用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是些“口号”,只会批判别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那么多,有哪一派能真正全面解决中国的问题?革命时期毛泽东等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创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指导了根据地的建设和支持了解放战争;建国后又是靠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决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即使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同样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实际困难,比如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殃及世界,而社会主义中国能保持高速增长,正是得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2013年后多数发达国家的增速只有百分之一至二,而中国及时调整到新常态中仍保持中高速增长,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我们党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回答了我国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五个政策”着力点、“五个任务”等政策,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的理论创新。至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精神更应采取科学态度,批判的战斗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特性之一,可视为经济理论领域的清道夫,等于给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开出“负面清单”,使我们免于走进迷途陷阱。有些专门制造、散布荒谬言论的人对“批判”最反感,就是害怕揭穿他们的谎言。批判不是乱扣帽子,而是以理服人,用真理反驳谬论,是“破”与“立”相结合,指出正确的道路。所以,科学的批判是有用的。

  另一种是“过时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只是几本伟大的经典论著(如《资本论》《帝国主义论》等),而是一个发展着的科学体系。从170多年的历史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体有四个发展阶段(或说四次飞跃)。

  第一阶段,是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从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飞跃。这就是马克思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两个必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代表著作是《资本论》等宏伟巨著。历史证明,《资本论》仍然是分析当今资本主义矛盾的锐利武器,它的原理和科学方法永远不会过时。在2008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资本论》又成为西方国家政界人士和学者的必读书。

  第二阶段是从科学理论向革命实践的飞跃,主要是列宁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写了《帝国主义论》,并领导了十月革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称“列宁主义”。对于苏联的历史,我们应当采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第一,苏联的伟大成就不可抹杀,它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实现工业化、能同西方资本主义抗衡的强大国家,打败了法西斯的侵略,也为今天俄罗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它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和经济技术力量。第二,苏联的失败并不等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只能说是苏联模式的失败,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可以更清醒地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三阶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飞跃,产生了毛泽东经济思想。包括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民主革命的经济纲领,具体指导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对土地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改造、城市工作及城乡互动、工农业发展、财政改革等作了多方面论述,对于我国从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起了指导作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仍有借鉴意义;社会主义改造理论阐述经济学意义上的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时期的“一化三改”,并未采用剥夺资本主义经济方案,而是和平过渡,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是一种独创(部分借鉴了苏联新经济政策)。虽然时间短促,形式单调些,方法粗糙些,但基本上是成功的,经济发展是迅速而稳定的;探索社会建设道路的理论,20世纪50年代之后经济建设虽然主要采用了计划经济体制,但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基本建成了比较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摆脱了对外国经济特别是西方的依赖,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也有不少创新,如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综合平衡、统筹兼顾方针、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协调发展,采取先进科学技术和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等观点。主要论著有《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等。

  第四阶段是中国向改革开放的飞跃,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经济学说,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内容大体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基本经济制度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科学发展论、新常态与新发展理念论、新时代世界经济论,等等。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立阶段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完整理论体系,今后还会随着实践不断发展,永远不会过时。

  还有一种是“俗浅论”。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俗、不深奥,理论性不强。这完全是无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批评的:“有的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看就懂,没什么好学的。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博大精深,而语言并不追求玄虚晦涩。邓小平讲得好:“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明白学”,是武装群众的,其道理则是反映客观规律的,表述深入浅出,内容科学而语言朴实。而有些经济理论故弄玄虚,不仅语言刻意晦涩,而且故意把简单道理复杂化,连篇累牍地列了一串又一串数学公式,让人看不懂(其实有的模型就是错误的),最后寥寥数语作个结论。这样的理论其实就是唬人,甚至害人害己。研究马克思主义,就是提倡时代化、民族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定要遵循这个原则。

  (三)以“自身硬”促进马克思主义阵地硬

  打铁还要自身硬。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阵地建设也是如此。必须先从“自身硬”做起,提高我们自身的素养,增强阵地意识的自觉和定力,支撑阵地的壮大。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注重三个转变。

  1.转变学风,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原著,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论著。这是我们的“看家本领”。现在流行一种浮躁和迷信西方的学气:不认真读书、不学习党的文件,有的连时事也不关心,却喜欢听小道消息,尤其是过分陶醉于网络上的声音。现在有些教师、研究人员经常滔滔不绝地发表议论,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说三道四,实际上并未认真读原著,更未深入领会要义,对西方经济学却很痴迷,但也未真正读懂。现在,我们必须下硬功夫扫除这种风气,认真读一读代表性的原著,除马、恩、列之外,要读一读毛泽东、陈云、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有关论著,特别是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教育者应当先受教育,学好“看家本领”。同时,要认真学习中央的有关文件,那是中央的集体创作,渗透着重要的理论养分。还要面向实际,弥补从“校门到校门”的先天不足,善于回答现实问题。理论工作者应以此增强自身的责任担当和免疫力,这样才能有底气进行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宣传。有了这样的“看家本领”,才能自身硬起来。

  2.转变文风,学会以中国的风格和大众化的语言表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并能解众人之惑。写文章、发议论,是让人明白,不是叫人越听越糊涂,更不是以晦涩的语言和迷人的模型炫耀自己。研究、传授经济学要管用,要能解决实际问题和认识问题,而不是吓唬人、标榜自己,或掩盖自己的肤浅无能。例如有的高校规定经济学硕士、博士论文一定要有数学模型,为了毕业许多学生不惜花钱请别人造模型,造者未必真,用者更不懂,教师未必看,以其昏昏使人愰愰(而无法昭昭),这哪里是做学问?还有些杂志连篇累牍登数学公式,这不是解决经济问题,而是玩数学游戏。奇怪的是,这类迷宫式的刊物却推崇备至、被奉为标榜,结果是害人害己。现在连欧美许多国家的教师、学生都起来反对这类玄虚无用的假学问,因为连2008年金融危机都测不出来,而在我国却有人仍然奉为金科玉律,美其名曰“同国际接轨”,实际是同资产阶级经济学话语权接轨。实在是咄咄怪事!现在是应该彻底清算、扫除这种歪风的时候了。

  3.转变“偏科”现象,促进多学科交叉集成。现在自然科学中有一种很好的趋势,就是多种学科交叉集成,形成集成创新。而经济学中这门视阈广阔的学科却大量存在“偏科”现象:“言必称希腊”,除了“希腊”全然不懂,对“科学”外的东西闭目塞听。一是对经济学的许多部门经济学不大懂,二是对上层建筑和社会动向不关心,三是对科学技术排斥在外,使得视野思路越来越窄,怎么指导实际经济生活?社会经济体犹如人这个有机体一样,也是一个有机整体,各种因素普遍联系,研究某一门学科除了精通主业之外,还应了解整体和相关知识。比如,科技创新同经济运用关联越来越紧密,而许多经济学家则将它排斥在外。这不符合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潮流。100年前列宁就说过:“经济学家要永远向前看、向技术进步这方面看,否则他马上就会落后。”(《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而科技创新与垄断则是国际经济领域斗争的前沿。美国“联合新闻”网称:“数百年来科技一直是西方征服地球的钥匙。但如今,中国的科技进步意味着这种状况即将改变。”对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漠视。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应当克服此类“偏科”现象,尤其是要关注、学习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引进科技创新元素创新经济科学。这是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增强战斗力的重要路径。

  (四)当代中国呼唤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迄今未能走出金融危机的衰退阴影。倘若美国经济真的早已复苏,特朗普为何不惜以减税吸引美国企业回流?同样因为经济困局,英国政坛折腾出了“脱欧”,法国的传统政党输掉大选,日本政府深陷债务泥潭,大家过得可都不怎么样。中国经济虽然也面临诸多问题,但表现堪称一枝独秀。从2006年到2015年,中国GDP提高了300%,达到676708亿元人民币。尽管2016年GDP增长率回落到6.7%,但中国仍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在设法调整产业结构、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1.西方经济学的尴尬

  时下最尴尬的,恐怕要数那些靠西方经济学吃饭的经济学家了。这些人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掌握话语权。在这些人看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是不容置疑的“神圣样板”,但凡中国哪些地方与之不一致,那就说明中国存在“体制问题”。可是现在呢?西方经济体普遍陷于困境,“神圣样板”的伟岸形象实在撑不下去了。目睹现实,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产生疑问——为何市场化如此彻底的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停滞?为何私有化如此彻底的东欧国家一蹶不振?为何没全盘接受西方经济制度的中国反而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西方经济学的裱糊匠和复读机当然无法解释,他们只会一再声称:中国经济的一切问题都是“市场化不彻底”导致的,只要把资源配置完全交给市场,让私人资本完全支配经济,政府少管闲事,那么一切都会自然好起来。如果上述手段还不能解决问题,那就是因为市场化和私有化还不够彻底。由此可见,移植到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已完全脱离了客观实践,充斥着自说自话、循环论证的神学逻辑。西方经济学丧失公信力并非偶然。你可以永远欺骗一部分人或暂时欺骗所有人,但无法永远欺骗所有人,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非科学性和庸俗性就是欺骗性。

  2.西方经济学为什么不是科学?

  诸多裱糊匠和复读机长期霸占高等院校的经济学专业,鼓吹“只有西方经济学才是科学”的论调,不择手段地排挤和倾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需要实践来检验,而且在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对于一个确定的事物、现象只允许有一种正确的解释,不允许存在两种以上的相互抵触的说法。这在科学哲学中叫做内部自洽性,也可以理解为“一元真理”。西方经济学多个流派之间的观点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如以保罗·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把国家干预作为调节经济的基本手段,主张同时应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防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干预,甚至认为经济危机带来的衰退期才是经济复苏的开始,不如“早死早托生”。西方经济学的多个学派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缺乏起码的共识,试问哪家算是“科学”、哪家又算是“伪科学”?观点相互矛盾的萨缪尔森、哈耶克、弗里德曼竟然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可真是说不清的糊涂账。西方经济学体系仍然处于前科学阶段,其理论体系不仅缺乏内部自洽性,更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萨缪尔森(左)与哈耶克(右)的经济理论存在普遍冲突,结果两个人都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盛名之下的大奖,不过是笔糊涂账。西方经济学中的所谓“定理”和数学中的定理完全不是一回事,数学定理是由必要的基本假设,通过严谨推导得出的结论,在实践中颠扑不破。例如,代数中的韦达定理给出多项式方程的根与系数的关系,自发现以来被成功应用了400多年。西方经济学的所谓“定理”不过是将某种观点无限拔高乃至神化的产物,并不是由基本假设严谨推导出来的,甚至基本假设本身就不能成立。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被新制度经济学派备加吹捧的“科斯定理”:“在交易费用为0、对产权充分界定并加以实施的条件下,外部性因素不会引起资源的不当配置。”按照“科斯定理”的思路,如果某私企工厂造成了烟尘污染,附近遭受污染的居民应该和私企谈判,要么私企自己安装除尘设备,要么给居民家里提供除尘设备;即使没政府的外部干预,私企和周边居民也会自动达成成本最低的协议、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种思路放在现实中就是扯淡——如果私企雇佣黑社会去恐吓周边居民,会不会比购置除尘设备更省钱?许多房地产商的强拆制造了大量社会矛盾,拥有产权的居民在强势的房地产商面前有谈判权吗?被黑社会招呼、全家挨揍的倒是比比皆是。西方经济学中的所谓“定理”,往往不考虑必要的现实因素,在现实的社会治理中毫无可操作性。

  3.不结合实际的经济学理论有什么用?

  科学理论的价值在于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而西方经济学不是科学这两种能力一样都没。西方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天经地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时弗里德曼、哈耶克之流着实高兴了一阵子,许多中国学者甘愿做他们的复读机,不厌其烦地弹奏“国企必然完蛋”的滥调。可近年来国有企业偏偏发展得很不错:截至2015年底,上海市地方国有企业共计11,493户,资产总额15.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9.1%。2015年上海地方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272.22亿元,增长24.0%。2017年一季度,山东省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20929亿元,同比增长27%。2017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96.3亿元,同比增70.5%。如此亮眼的数据,充分证明国有企业是搞得好的。从近年的实际情况来看,国有企业发展得越好的地区经济形势越是欣欣向荣。而且,地方政府的产业规划越是细致用心,当地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就越顺畅。西方经济学的复读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是唯一合理的“神圣样板”,号称“金钟罩铁布衫”的“洋师傅”却一病不起,拒绝练习私有化“神功”的中国活得还挺好,他们的脸往哪儿搁?复读机既无法解释公有制经济取得的成就,也无法解释地方政府政策引导的成功,因为这些是“洋师傅”压根没的路数。复读机都是些只要屁股不要脑袋的家伙,不是从经济现象中提炼客观规律,而是预设立场和既定观点、然后选择性地搜罗论据来粉饰自己的“合理性”,这种愚昧落后的治学方式不过是浪费国家的教育经费、制造学术垃圾罢了。西方经济学的“神预测”在中国屡屡穿帮,在此举几个例子就好。远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早在香港回归之际便预言,一国之内不可能同时存在相互汇率可变的两种货币,所以港币将在香港回归两年后消失,2017年梁振英在《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纪念册的发行仪式上还特意翻起了这本旧账。近有媒体热捧的“经济学大师”陈志武在2014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声称,超级计算机纯粹是摆设,政府出资创新搞的都是些没用的东西。但才到2017年,我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1号”就已处于饱和运行状态。美国能源部还怒砸3亿美元建造新的超级计算机,生怕在这个领域输给中国。“大师”到底有什么水平,只不过发表“神预测”的“大师”毫无愧意,仍在各种场合继续唱衰中国经济。正因为西方经济学在预测能力上的极端匮乏,一线投资人压根就不在乎裱糊匠和复读机平时说些什么。那些自命不凡的“大师”对科学技术一窍不通,也就不可能深刻理解工业化对经济运行的重大影响。连超级计算机能做什么都不知道,就敢出来大放厥词。真要是按照他们的意见去投资,只怕赔得连底裤都不剩。所以,投资人宁可花大量时间去研究银行、券商和咨询公司的行业报告也不愿听“大师”信口开河。

  4.西方经济学的庸俗性

  西方经济学当然值得研究,但研究需要科学的态度。打个比方,宗教本质上是扭曲的世界观,但我国也有宗教学研究。宗教学研究的基本立场是“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研究宗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自己去拜佛求仙。同理,研究西方经济学也要坚持科学态度、保留批判精神,而不应盲信盲从、不能自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庸俗经济学的丧钟已敲响了"。既然如此,倒是真有必要弄清楚,西方经济学究竟“庸俗”在什么地方?我们避开一切晦涩的理论,只谈“庸俗”的两个要点:不承认商品的内在价值,不承认经济活动中存在剥削(即以不合理代价占有他人劳动成果)这两个要点是近现代西方经济学(即庸俗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分野,也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认为商品存在内在价值,但表述不够完善。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衡量价值的尺度,解决了价值表述的矛盾。李嘉图则明确承认剥削的存在,而且认为地主是一个不创造任何价值的食利群体、妨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马克思则开发出剩余价值学说,更加深入地阐述了剥削的本质。茅于轼,还记得当年昆明湖畔力挺的泛亚交易所吗?庸俗经济学不承认商品的内在价值,试图完全用边际分析和供求关系来解释商品的价格和交换规律。既然庸俗经济学否认劳动创造的价值,自然不会承认存在以不合理代价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剥削行为。对于在胁迫下形成的不合理价格(例如雇主利用较高的失业率故意压低工资),庸俗经济学一贯采取掩耳盗铃的态度。庸俗经济学不承认剥削,认为按照生产要素分配天经地义,自然不会谋求从制度上解决分配的问题,与我国宪法中的按劳分配水火不容。近现代西方经济学虽然没停止对理论的发展,但仍然无法脱离其庸俗本质。其忠实信徒在个人生活中甚至更加庸俗,完全沦为私人资本的吹鼓手。茅于轼就曾为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站台,鼓吹泛亚的“金融创新”利国利民、不需要银监会监管。待到2015年泛亚的“庞氏骗局”被揭穿,22万投资者400多亿元的血汗钱被席卷一空,一开始就在装糊涂。这类人不仅没任何学术精神,更无视公众利益。

  5.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何实事求是

  经济学理应是经世济民之学,探讨如何让人民群众普遍从经济发展中获益。西方经济学只谈资本增殖,却回避财富分配,如何“经世济民”?无论裱糊匠和复读机如何不情愿,他们都注定被历史无情地淘汰。拥有制度自信的中国,无需盲目照搬别国的经济制度,而应当开发出符合国情的经济学思想体系。这便是习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善思想体系,需要大量人才的共同协作,可能还需要一代人的功夫。以发展的眼光来看,这套思想体系应该具备以下特点:一是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历史唯物主义和以人为本的视角探讨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二是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长期协调发展提供明确的指导思想。公有制经济是改善分配的核心力量,唯有发达的公有制经济才能支撑更高层次的社会形态;三是与产业经济密切结合,充分考虑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互联网正在迅速改变生产方式,人工智能也正在不远处招手,未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将面临巨大变革;四是涵盖货币、金融与财政税收的相关研究,为政府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五是实现由微观到宏观层面的理论自洽,宏观分析要有微观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有大量统计数据支持。经济学不是玄学而是实学,不以清谈的风度论高下。毕业于哪个名校,发表过多少文章,都不是经济学人值得炫耀的资本。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可是这又如何?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又有哪位诺贝尔奖得主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案、帮助美国经济成功实现复苏?中国经济学界仍然浮躁,但沽名钓誉的把戏已没法继续忽悠人民群众了。衡量经济学人的标准应该是什么?为经济发展解决了哪些实际问题,为强国富民提供了哪些实际帮助,才是成功的标准。陈云同志只接受了很少的学校教育,连中学文凭都没,更没来自学术圈和媒体的吹捧。但要说到对新中国经济布局和发展的深远影响,却无人能望其项背,这才是当之无愧的经济学大师。当下的中国,正需要一批既有实学又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人,来开创新时代的、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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