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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打了10 年工,还是没想明白打工者的生活何以至此 | 房子和我们的生活

2018-08-02 08:01:52  来源:好奇心研究所  作者:刘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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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被认为是园林城市的苏州,工业化的一面往往被人忽略。我们将用三个故事记录一个叫“沈巷村”的地方,它是工业化苏州的缩影。这是第二篇。

  桂林人全桂荣瘦瘦的,照相严肃,人前爱笑。37 年人生中,有 10 年在打工,10 年在经营打工者公益机构“星星家园”。他心里一直有两个困惑:为什么打工者的生活是这样?出路在哪?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答案。

  这场打工之旅从 1999 年、全桂荣初中毕业两年后开始,辗转广东、浙江、福建和江苏。其中还穿插着一些小风波,比如陷入传销窝点,或因暂住证的问题蹲派出所。回想起来,全桂荣觉得自己可以说“什么样的地方都住过,什么样的工都打过”,不过大多时间不长,以技术含量较低的普工为主。这往往意味着每天 12 小时的工作时长,糟糕的工作环境,变化不大的薪水,以及无法稳定下来的生活。

  他用一句话总结了这 10 年生活:“好像不管你在一个地方工作多少年,这个地方都不会属于你,你都只是一个外来的过客”。

  2009 年,全桂荣在劳工机构的帮助下联系上香港基金会乐施会,在苏州市木渎镇沈巷村找到一间约 60 平米、年租金一万多的房子,创立了“工友家园”。平日供住在附近的工人交流娱乐,同时也提供工伤、讨薪方面的法律援助。常驻员工除了全桂荣自己,还有“小叶”和“花姐”。“小叶”负责法律咨询,“花姐”负责服务女工。2013 年,工友家园在苏州市民政局正式注册为“苏州星星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

  沈巷村流动性大,星星家园是属于工人们的少有的公共空间。来的人都叫全桂荣“小全”,彼此称呼也多是这个格式,在姓氏前加个“小”。这么一叫,即便互不相识,也愿意放下戒备,坐下来聊几句。

  房子的后部是乒乓球室,墙上挂着两把吉他;前部则是图书室,正中间摆了一张长木桌子,围着几个条凳。书有外国文学、中国文学,也有些实用性较强的技术课程学习手册。

  

  星星家园

  全桂荣在沈巷村“东西南北都住过”。对他来说,换住处变得更像某种考察,而文学是表达和记录的主要途径。

  他分享给《好奇心日报》一组短诗,标题为《六平方的出租房》,其中第一首写到:“240 元的房租/一元的电价/每月十元的水费/是六平方的身价/一张床、一张小桌、一扇小窗、一扇门/一盏白炽灯/一包衣服,几个衣架/是我暂时所有的家当。”

  文学对全桂荣可能也是一种开解。他聊起过去几年一直在写的一本小说。写得多时,一天可以写六千字,都是关于自己在深圳一家手机键盘工厂里打工的经历,“我在那里从普通员工做到助理工程师,看到很多东西,感觉有比较完整的东西可以讲”。比起发表的欲望,这更多是对心里的疑惑有个交待。

  他还反复提到,想写一部关于沈巷村前世今生的“民族志”,重点在工友状况方面,但总觉得个人能力不够,想找人请教,找人类学和民族志方面的书来读。

  公益机构的经营一直比较困难。2016 年 4 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境外 NGO 在国内开展活动必须向有关部门备案或注册,资助公益机构的程序也更为繁琐。在苏州工业园区胜浦镇经营“启点社区服务中心”的罗长发告诉《好奇心日报》,从这以后找资金也变得更困难了。去年给启点提供资金的是主要关注流动人口的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有 30 、40 个机构申请,最后通过了 8 个。

  全桂荣也面临类似的困境。提供项目资金支持的香港乐施会今年将资助下调了约 30%,全桂荣打算不再从星星家园领薪资,回到工厂打工。这背后的另一个考虑是,他的家庭最近也遇上一些变故:孩子刚满一周岁,去年丈母娘因突发脑溢血去世,今年岳父则被查出肠癌,每月医药费至少一万,另外需要月供 3800 元的房贷。

  提到这个,全桂荣口气平淡,“上有老下有小,是挺烦的。”

  

  年轻的全桂荣(右)和室友

  我们用口述的方式记录下了和他的对话:

  

“感觉像回到旧社会一样”

 

  我 1997 年初中毕业,在桂林老家农村呆了两年,就去广东普宁打工了。

  普宁到处都是织布厂和制衣厂,家庭作坊居多,小的就一两人,大的也才十几人。去到厂里以后才发现,当普通工人还真不容易。原来觉得普通工人的定义就是,除工作外,还有自己的业余生活或者学习空间。但实际不是那么回事,就像以前的包身工一样,除了工作、睡觉,就只有工作、睡觉,没有什么时间学习或者娱乐,感觉像回到旧社会一样。

  我那时候先去做的织布工,每天 12 个小时,不分白天黑夜。做了一个礼拜,就不想干了。虽然那时候的工资其实还行,刚开始已经有四五百块钱。同一个工厂的工友说,哎,你再忍一下,适应了就好。的确忍一忍就觉得没那么苦了,但留下来之后还是非常压抑。你会想“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啊,我们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为什么我们工人的状况还这么糟糕?”会很纳闷,觉得这样工作和生活,自己就像工具一样。

  发了第一份工资——工资不是全发,老板大部分扣着,一个月就发一两百块钱,相当于生活费——我去买了一本书,《鲁迅全集》。只花了十来块钱,后来发现是盗版的。我以前就对文学很感兴趣,鲁迅写了很多普通人的故事,还有很多针砭时弊的散文,就想了解一下他为什么会这样说,这样写,我经历的可不可以也这样写,我们的这种状况怎么办。我还买了一些高中课文去学。就是迷茫和焦虑,以前没有出来,真觉得工人的状况应该还好。

  有些老乡在中山和东莞打工,比我还糟糕,有的人一个月工作下来才拿一百来块钱。但回家种地更挣不到钱。90 年代在老家农村很难赚钱的,上初中的时候我交了一些笔友,我们家里穷到零花钱连买邮票寄信的钱都没有。家庭负担也很重,我记得那几年,我哥哥结婚要花钱,盖房子又要花钱。

  

  广东普宁,图片来自南方论坛

  普宁工厂老板一般都包吃包住。工人住宿比较典型的一种,车间和宿舍是一体的,用木板或胶合板隔开。那种一般很窄,上下铺再加个小过道。另一种是住在老板家的空房,一般都是毛坯房。还有是和其它工厂的工人住在一起。

  我在普宁换过五六个厂,住宿也跟着换,这三种都住过,最短的只几个月,最长的有两年。在这里住宿没什么隐私和自由度可言,而且老板可以随时叫你起来干活,半夜来了棉纱就把你从床上揪起来。

  第一个厂条件尤其恶劣。床离机器不远,车间大约有 100 平米,人住的地方只占 10 平米,旁边厕所和厨房靠在一起。

  在厨房里负责做饭的是老板的老爸,那个老头很小气。我们上夜班得吃夜宵,一般是煮晚饭时留一点剩饭剩菜给我们自己炒,但煮剩下的菜、肉、油,老头会藏起来。我们一直知道,但不屑于翻出来。有次他把油藏到垃圾堆里面,第二天发现里面爬满了蚂蚁,他不倒掉,把油化掉、用纱布把蚂蚁过滤掉,接着拿来炒菜给我们吃。一个江西工人很生气,说“不吃了,我要倒掉”。我很饿,想想也没有亲眼看到,还是吃了。

  

  车间和住宿一体的家庭作坊

  1999 年到 2000 年间特别焦虑,在那个厂一年多我就忍受不下去了,觉得这个社会很黑暗。工人的状况很糟糕,城市的治安状况也很糟糕,经常有打架、枪战的事情。有次离我们的厂不远的地方,市政府出动了几百号警力去抓贩毒的人,结果一个都没抓到。有些派出所的所长,听说还是花钱买的。

  我们晚上都不怎么敢出去。怕治安差,另外也是怕抓暂住证。

  我被抓过两次。有一天我上夜班,中午爬起来吃了个午饭,想出门散散步,就穿着拖鞋懒懒散散地在马路上走。突然有辆货车刷地在我面前斜插过来,停住,驾驶室的门哗一下打开。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这车要拦住我,就绕过去继续走。车上蹿下个人一下抓住了我的肩,我使劲反手甩掉,问他“你干嘛?”“查暂住证的!”我一下就蔫了。

  当时派出所都用厢式货车改装成“猪猡车”,后面的大货箱开个小窗子用来透气。后门打开一看,上面已经有一二十个人了,陆陆续续装了有二十来号人,在货厢里只能站着。有的人有暂住证,但被抓的时候被撕了;还有两个是从广东别的地方来看朋友的,被问”你来这里多久了”“三天了”“三天了,为什么不办暂住证?上!”

  派出所的临时看守所里有个水泥通铺,最里头有个便池,二三十个人就在这二十来平方的地方等人来赎。我从下午两三点蹲到晚上 10 点。下午五六点的时候狱卒就拿着一个铁桶来敲敲打打,“开饭了开饭了”,稀饭,30 块钱一餐,“你们吃也得花钱不吃也得花钱”,拿起一摞黄色搪瓷碗放在门口。当时好像没一个人要吃。

  有个人抓住不锈钢门嚷“放我出去”,被抓出去一个多小时后再回来,就老实了。双手手腕处紫了一圈,说是被用手铐铐住,吊了一个多小时。到晚上 10 点钟,我们老板来赎我,花了 150 来块钱,说是因为本地人所以打了半折。

  我那时候很幼稚,也挺纯真的吧,觉得我的心灵还是很纯净的,不想余生在这么黑暗肮脏的社会里面度过,所以想结束自己,去自杀。听四川老乡说,西藏的雪山很圣洁,我就想要去圣洁干净的地方死。当时谁也没告诉,觉得没人会理解,就跟同厂的堂弟说,如果老家人问起,就说我去广州了。

  10 月左右,从广州到昆明,再到拉萨。以前交通不方便,旅行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到昆明之后,只能坐汽车,一段一段路地坐。那时候死都不怕了,就有点自虐。我在荒山野岭睡过两个晚上,想着冻死算了。有个晚上找了个灌木丛,把所有衣服穿上,还是在打哆嗦,冻到晚上两点多还是没死,一摸身上衣服都冻僵了,脸上只是有点湿。想着还是先起来走吧。

  最开始我还能摸到路, 但路上有修路工的工棚,里面的狗叫得很凶,想到会不会是藏獒,被咬得不死不活就惨了,于是就从荒山野岭上去。走到六七点钟摸到一个镇上,坐上一辆拖拉机往前走了一段,又接着徒步。在荒山上过夜,旁边河水哗啦啦响,我就想到看过的鬼故事,想到水葬;旁边灌木丛里也窸窸窣窣的,不知是什么东西,一晚上迷迷糊糊没睡好。

  终于拦到一辆出租车,司机问我干嘛的,我说去昌都找哥哥,哥哥在做建筑工。我留了个心眼,身上还剩几百,但跟司机说只有 50 元,他最后收了 30 块钱,带我走了 100 多公里。到昌都,又从昌都做中巴到拉萨,走了七八天,每天发生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比如晚上所有人只能睡在车上,都抱着行李,担心车匪路霸,这让我想到莫泊桑写的《羊脂球》。

  到拉萨三四天,我又犹豫了。就在这里结束自己吗?结束自己,外面的社会会改变吗?会不会是因为视野太狭隘、知识太有限而不能解答我的疑惑?如果真想死,哪里黄土不埋人,何必专门跑去雪山?我就不想死了,坐火车去了西宁。

  

“天下乌鸦一般黑”

 

  在西宁,我呆了一个多月。做过家政工、工艺厂杂工、中介。我和西宁一些乡下小伙子去家政公司找工作,经理是湖北人,最后留下了我,可能觉得我比本地人好管理,让我擦玻璃。不过做了十几天这个家政公司就倒闭了。

  这里不包吃,住是去蹭其它擦玻璃的人租的民房,在楼梯下面放着一张床,零下十几度,只盖一床毛毯。有次好久没洗头,热水要花钱,我就用冷水洗了个头。洗完没走几步,一摸头都是硬的。可能也是年轻,感冒了几天,没吃药就好了。

  后来我想了下,觉得西宁的打工环境差,还不如回普宁,环境更熟悉,相对稳定,工资也更高。但那时候已经身无分文了,有段时间三天只花了 10 块钱,还是问人家借的。我去西藏之前给家里汇了 1000 元,为了从西宁回普宁又找家里要回了 700 元。想起来很愧疚,出来 20 来年没怎么给家里汇钱,汇了次 1000 元还要了那么多回来。

  回普宁以后,我一直想其他地方会不会有更好的收入、环境,让打工者更有尊严一点,但是一直没有发现。深圳、中山、阳江、惠州都去过,每去一个地方就觉得心又被伤了一次,虽然一直想稳定。我二哥批评我,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说我不到黄河心不死。

  在广东呆了好几年之后,我就觉得好像不管你在一个地方工作多少年,这个地方都不会属于你,你都只是一个外来的过客。

  2004 年左右,我跟我二哥、族弟聊到回家做种养殖,包了个鱼塘养鸭养鱼。我们几个也很拼命,但做着做着又觉得很迷茫。我和家里的思想观念有点不一样了,之前让我能够付出生命去行动的疑惑也没有解决——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呢?打工者的状况和旧社会有什么区别?我呆了三四个月,有天拿个塑料袋,带了几件衣服和几百块钱,又出来了。感觉很决绝、很悲壮。

  出来就直接去厦门了,当时想厦门也是经济特区之一,会不会情况会好一点。在那里呆了一两个月,打了好几份工。印象最深的是机场附近的一个家具厂。厂里有一两百号人,我做杂工。工作强度很大,操作的机器也很危险。家具厂很多切割机,直接拿原材料去锯,没有防护措施。很多工人被拖欠了两年多工资,就陷在这里。如果去告,老板可能就跑路了,即使拍卖机器也不会有多少钱。

  我觉得这里没有出路,对身体也很不好。扫完地,漫天的灰尘,前 10 口痰都是黑的。干了一周就走了,没要工钱,感觉去劳动局告不一定有结果,为了这么一点小钱不值得。但心里很郁闷,站在员工宿舍里盯着窗户看了好久,一拳过去把窗户打裂,手磕破了,但也算是发泄了。

  中间我还被骗了两次去做传销。第一次是去阳江那边,说工作环境好、工资也可以,去的时候就发现是做传销的,呆了一个礼拜,逃出来了。第二次是 2005 年,有个初中同学在惠州博罗县,说厂里在招工,我过去一看发现又是传销。在那里呆了一两天,想把初中同学也带出来,没想到他完全被洗脑了,硬说这不是传销,是新型营销。我们大吵了一架,他们把我关在房间里,让“讲师”轮流给我“上课”,从上午九、十点上到下午三、四点,觉得说不通,在闹市区也不敢怎么样,就把我放出来了。

  那五六年的感觉像一直在个圈子里,绕不出来。

  在普宁又做了一段时间,2005 年下半年回桂林学了半年电脑。我之前经历的都是家庭小作坊、小企业,深圳、东莞的大企业、工厂接触不多,在大工业化生产下的工人状况是怎样的呢?2006 年 4 月,就想去东莞、深圳的大企业体验一下。

  先是在东莞一家几千人的文具厂打工,工资也是六七百,给文件夹的金属配件部分镀铬。厂里用的化学制剂有盐酸、硫酸、硝酸、氰化钾,很多工人得皮肤病。我是负责”跑缸“,拿做好的产品放到六个清水缸里挨个漂洗。这家工厂最夸张的是 24 小时两班工作制,即工作 6 小时、休息 6 小时,循环往复。很要命,你永远睡不饱。

  后来去深圳,我到一家玩具厂做了半年,做喷油工。一个月八九百工资,一天按喷枪要按两三千次,早上起来手都伸不开。后来还做过移印工,说是厂里最好的工作,其实就是坐在那里印东西。有个小青年最开始产量是每天五六千,他八小时就干完休息了;主管加到七千,他八小时又干完了,主管接着加。总之就是逼着你加班。

  我还去深圳送过牛奶、送过快递。印象比较深的是送牛奶。骑单车,三天两头爆胎,爆了胎得要花双倍力气才踩得动,早上五六点钟没有修理铺,只能硬着头皮踩。

  

“打工群体可以有什么样的出路?”

 

  2007 年,我进入深圳一家做手机按键的公司,这算是遇到过的最好的一份工作。五六百人的工厂,我最开始做品检,后来成为助理工程师、实验室主管,也算是中层干部了。那时普通员工的工资 1000 元左右,我每个月除吃住外,工资近 2000 块,五天工作八小时,比较轻松。在厂里也有个比较中意的女孩子。

  这时候有个公益机构的人跟我提到一个实习计划,每月 800 元补贴,可以到一些劳工机构学习,学成后可能还是回工厂。我当时犹豫了好几天,最后还是想再给自己一次机会,看打工群体可以有什么样的出路,所以花了半年时间在全国各地的劳工机构实习。

  那段时间其实也很迷茫,比如我经常会想,全国打工者有近 3 亿,一个机构只能服务一个片区,这种帮助对我们群体能有多大。

  2008 年,我听说苏州的工厂待遇不错,于是到苏州来打工观察。最初在一个喷涂厂,给电视机外框喷漆,也是 12 小时工作制,做了几个月,劳动强度很大。一个月八九百块。

  苏州的公司很少包住,要自己找房子。在喷涂厂时,我在集宿楼住过一两个月。住的地方叫“新市民服务中心”,当时看到还觉得很好奇,“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又是新市民,又是服务中心。”

  

  新市民服务中心

  去了以后才发现和东莞、深圳那边的员工宿舍很类似,记得有五层,全部住满的话将近 7000 人。集宿楼模式都差不多,最少的有四人间,四个上下铺架子床,最多的是 10 - 11 个人住,我后来看建设标准是每间 32 平方米,带一个小阳台、一个卫生间,有的可能有单独的淋浴间,每个床位一个月一百块。

  我看到媒体报道,说这“提升了农民工的居住尊严”,很纳闷。这怎么就提升了,就是一般的员工宿舍。

  集宿楼有个很不好的方面,我当时住的房间,8 张床位上住得了 7 个人,都是不同公司的员工,有个是网吧网管,有个在华硕工作。大家的上下班时间都不一样,好像总是有人进进出出,有人洗漱、有人睡觉、有人上班。

  有个人和我对床,总是半夜 12 点回来,早上 6 点就起来上班了,而我是早八点对晚八点,所以我们很少见面说上话。那个网管是中午 12 点到晚上 12 点,华硕那个是早七点到晚七点,但离得远,所以五点就得起来,晚上九点才回。我睡得不太沉,老觉得被吵醒。

  

  全桂荣在新市民服务中心的宿舍

  后来换到另一个小电子厂工作,我就搬到了万枫家园,是那种三室一厅的回迁房小区,卫生条件比民房稍好些,但比不上普通的商品房小区。300 左右一个月,不过住得不久。

  2008 年底,我想结合自己对文学的兴趣办一个工友图书室,就到沈巷村找了个地方,二楼临街,一年才一万多,除夕那天自己在这里屁颠屁颠地安装电线、书柜什么的,晚上就住在图书室里,打个地铺。中午 12 点半开到晚上 9 点半。来的人越来越多,才到附近租房住。

  沈巷村的东西南北我都住过,也是想体验一下这里民房的住房状况。最好的、也是住得比较久的一个有三年,在西边一个后院的三楼,一层有 6 间房,我的房间 10 平米左右,320 元一个月,有窗,采光不错,破床、破桌还有个破柜子。

  整栋楼只有两个厕所,在前院,要先从后院下楼,再去前院的阳台。 阳台里有淋浴间,房东当时吹牛说“整个沈巷只有两三家有淋浴间”。这两个厕所给我印象深刻,不管你去哪一个,回来身上肯定都有一股臭气,半小时之后才散得掉。

  那时候我和现在的妻子、当时的女朋友在图书室认识不久。她是志愿者,常州人。我们一起去北京出差,她聊起父亲原来也是普通打工者,我们从那以后开始慢慢熟悉起来。她偶尔来这里住,就很抗拒上厕所。

  

  

  全桂荣住了三年的房间,也是他在沈巷村住过条件最好的一个

  我还住过一个四面没有窗户的房子,在二楼,只有四到五个平方,除了一张床就没什么空间了,一个月 260 元。白天不开灯也伸手不见五指,隔板房也特别不隔音,彼此的动静都听得很清楚。冬天取暖就是用体温暖被窝,“小太阳”用处不太大,很干燥而且很费电;夏天空调也费电,就只有熬,席子是烫的,一晚上擦几遍,但水很快就蒸发了。有个搞笑的说法,是得在床的四角放盆水,把四肢浸进去,才能解暑。

  后来我找到一个一层的房间,靠着巷口,后面还有一小块空地,看上去挺惬意。住进去才知道,没想到那么潮湿,从四五月住到八九月,书如果十天不翻就发霉了。下午晒好被子,晚上回去想闻太阳的香味,但是一摸感觉都是湿的。衣服如果不拿出去晒,就会长毛。

  

  沈巷村潮湿的一楼房间

  住到 2016 年底,我妻子快生产了,我才离开沈巷村的出租屋。吴江区前几年房价还没有被炒起来,我们的房子购于 2014 年,将近 7000 元/平方,实际使用面积约 80 来平方,首付 20 来万吧,月供 3800 多元。以我的收入来说月供都难搞定,都是我老婆在供吧。

  

星星家园这几年

 

  2012 年底,有个工友触动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流动儿童活动室。

  那年冬天我还住在三层的那个出租屋里,有天回家洗漱完快十点半了,一个女人打电话给我,第一话就说“你能不能救救我的孩子”。她是安徽人,老公河南的,孩子从小在苏州长大。因为父母打工,孩子经常换学校和住处,老公对孩子还有家暴倾向,夫妻俩当时因为情感问题到要离婚的状态。这个孩子在家里得不到什么关爱,也没有固定的朋友,性格就比较孤僻。

  这个在打工子女中很普遍。每一次分别对小孩子来说是很难受的,所以干脆就不交朋友。

  这个孩子当时才 15 岁左右吧,在社区里碰到一些小混混,就跟他们混在一起,经常去偷去抢,三天两头被警察抓到。警察就找这个安徽女人谈话。这个女人找过社区,也找过妇联、工会,但一个是政府的工作不可能每个方面都涵盖到,另外她是外地人,从户籍制度来说,你不是本地人,你的事情可能就不归我管。她就只能病急乱投医,来找我。

  我们当时没开始做儿童工作,只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后来她好像也没有带孩子来过,但这个案子让我们觉得 2013 年必须要开一个儿童活动室。

  那年过完年,我就在沈巷村里到处转找地方,后来找到现在的“爱心小屋”。我们底子很薄,我本身也是工友出身,资金来源很紧张,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就到网上求助,在微博上到处@——当时还没有朋友圈,我是 2013 年 7 月份才有的微信。后来联系到苏州电视台的一个记者,他们当时正好关注流动儿童,就来我们这里做报道,也连接一些资源。

  转让费和房租找到了一些资金支持,但人员工资还没解决,所以我们后来又找到上海联劝基金会。苏州电视台做了很多宣传,我们就在离这里二三十里的地方又办了个“爱心小屋”,那个是村委会免费提供的,现在还在。

  沈巷村这个“爱心小屋”刚搬到图书室旁边,因为原来的位置房租涨了,而且地方比较小,45 平米。最开始转让费大概是两万二,一年房租只要一万四,去年涨到一万八。

  我想明年完成一部长篇小说。从 10 年前就动笔了,一直写写停停,现在写了 10 万字……关于我在深圳工厂的经历,蛮有代表性的……一直拖着,想明年写出来。我们在社区里希望通过文学或者文艺真实地记录工友的生存状况,让大家思考群体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通过作品向社会发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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