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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利群:从“左联”的历史看左翼的内部冲突

2018-07-12 16:06:46  来源:激流网2018  作者:唐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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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30日下午,激流网邀请唐利群老师为大家作了一场题为“从‘左联’的历史看左翼的内部冲突”的讲座,试图在历史中寻找某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经验或教训。

  

  讲座现场

  “我们之所以回顾历史,往往是因为历史的幽灵重现,或者是现实发生的种种情形把我们拉回到遥远的过去的现场,使我们重温某种熟悉的滋味。”正是在现实的集体中所面临的一些冲突和矛盾,让唐老师决定和大家探讨这一话题。

  她首先讲述了自己的思想转变历程:“在一个冷漠的、自私自利的、尔虞我诈的时代和社会中,突然有一天,你发现还有另外一群人,居然还有共同的信仰与理想,居然还要追求被世人弃之如敝履的真理,还要为跟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社会正义而奋斗,这个发现让你有一种找到了同志、同道、同类的感觉,而且这种认同会超越性别、年龄、地域的种种限制,让你有一种归属感和幸福感。到最后甚至会产生这样一个感觉:天下左翼是一家。”

  “当然,再后来你也会发现这个感觉可能是个幻觉。左翼内部也充满了矛盾、冲突和斗争。虽然我们常说正是因为左翼有信仰,所以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而左翼好争辩,也是重民主的体现;但是,也有大量的冲突和争斗,却是无谓的内耗,会对左翼事业造成阻碍和伤害。”

  “讲座的内容分三部分,一、‘左联’是个什么组织,二、内部冲突举隅,三、做一个(真正的)左派真难”。

  

  “左联”召开成立大会旧址 上海虹口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今多伦路201弄2号)

  

一、“左联”是个什么组织?

 

  因为不知大家对于“左联”有多少了解,唐老师先简要介绍了一下“左联”的基本情况。让大家对“左联”到底是一个什么组织有所认识。

  “左联”全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彼时约有盟员四五十人;1936年春,因形势变化,“左联”自动解散,此时盟员已达四五百人。它独立存在6年有余,是当时文坛中一个极为显赫的存在。

  在此第一个要明白的是“左联”乃一文学组织,作家团体;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三个要清楚的是当时是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因为这三点,“左联”与之前(五四时期)或之后(建国后)的文学团体和组织都不太一样,具有一定特殊性。

  同之前相比,五四时期涌现过大量的文学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湖畔诗社等等,这些文学社团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学运动,它们是具有同人性质的、有相似文学主张的作者的聚合。而“左联”则是作为共产党的文化战线存在的,组织化程度要高得多,盟员很多同时是共产党员。“左联”成立时通过了一个《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号召左翼作家们“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把文艺“作为解放斗争的武器”,向“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可见它是具有鲜明阶级立场、为了人类解放事业而存在的。

  今天的主流学界常常会说因为有政党或政治的干预,会使文学的发展受到阻碍,但“左联”的历史恰好表明:如果没有这种组织化,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左翼文学运动的蓬勃展开。“左联”当时发展很快,除了上海左联,1930年9月北平也成立了左联组织;此后远在日本东京的进步中国青年也组织了左联;在全国另外一些地区,也曾一度出现过左联组织。同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也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东方分部。

  

  “左联”结构及组织图解

  而除了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代先后成立的还有社联(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剧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美联(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乐联(中国左翼音乐工作者联盟)、语联(中国左翼世界语工作者联盟)、教联(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影联(中国左翼电影工作者联盟)等八个左翼文化团体,(一说除左翼作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外,其他尚系小组),“左联”与它们关系密切,时常往来,相互参加彼此的活动,形成了文化革命的浩大声势。文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是上述左翼文化团体的直接领导。文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是文总的上级领导,是上述所有左翼文化团体的最高领导者和决策者。

  “左联”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战线之一翼,是中国的三十年代之所以为“红色的三十年代”的标志和原因。“左联”在文艺大众化运动、左翼文学创作、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和传播、与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联系……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将“左联”与建国以后的文学组织相比,也有不同。1949年后成立作协、文联,这些机构是全国性政权建立之后党直接领导的。而1930年代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共产党尚在生死存亡的艰苦斗争中,不可能对“左联”做全方位、制度化的领导,所以“左联”自我决策的自由空间要大一些;另一方面,“左联”也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文化围剿下曲折发展的,它成立后不久便遭取缔,可以说一直处于半地下状态,左翼书刊屡遭查禁、焚毁,左翼作家有时候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如果考虑到上海这个半殖民地都市的特点,那么租界空间的存在,又往往为左翼的活动提供了一定的自由度。这些都是与建国以后很不一样的因素。

  通过对比,我们对“左联”的性质有了大致的了解:“左联”是一个文学团体,而且是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对政治、对现实的介入是高度自觉的。但是文学如何介入政治?“左联”内部又是有分歧的。下面唐老师主要从“左联”成立之“始”、发展之“中”、解散之“末”各选取一些事例来加以说明。

  

二、内部冲突举隅

 

  始

  1930年“左联”的成立,其实是团结的产物。没有团结就不会有“左联”的存在。

  但在“左联”成立之前,有过激烈的论战和斗争。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大革命挫败,不少革命者先后从前线退回到上海,从政治革命领域转至文化领域。如创造社、太阳社的青年人就在1928年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同时批判一大批他们认为当时文坛“落伍”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批判叶圣陶,“只描写个人和守旧的封建社会”,“是中华民国的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批判鲁迅“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而郁达夫“对于社会的态度与上述二人没有差别。”

  只有鲁迅对这种批判作了回应,于是更猛烈的攻击都向他集中,并不断升级。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各种“帽子”乱飞:

  李初梨《请看中国的DonQuixote底乱舞》认为鲁迅 “为布鲁乔亚氾当了一条忠实的看家狗”

  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称鲁迅为“支配阶级的走狗”,“引着青年走向死灭的道路,为跟着他走的青年们掘了无数无数的坟墓”

  郭沫若《文艺战上的封建余孽》:“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这场与左翼青年与鲁迅的混战发生得有点突兀,因为此前不久鲁迅与郭沫若以及创造社的成员原本有联合的意愿,欲“造成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还打算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战斗的园地。怎么这么短的时期内画风就发生这么显著的变化?

  关于这其中的原因,学界有各种阐释,如有的看法是创造社、太阳社的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教条式的、生搬硬套的;有人则视之为“左翼青年文化”同“左翼中年文化”的对抗,左翼青年富有激情而不稳定,与鲁迅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之后形成的深沉冷峻的特质区别甚大;还有人认为青年们过多地受到了日本福本主义的影响:追求纯粹的阶级意识,清除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郭沫若很早便说过文学包含了两个范畴:革命的文学和反革命的文学,成仿吾说得更清楚:“谁也不许站在中间。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

  不过,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应该是他们对社会现实、革命形势的判断迥异。当时的情况是:在国际上,处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盛时期,各国共产党都认为世界无产级革命就要到来,莫斯科的第三国际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估计也过分乐观;在国内,四·一二政变无疑造成了中国革命重大挫败,但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都不承认革命受到打击,瞿秋白当时的判断是“中国革命是高涨而不是低落”,“中国革命的高涨而且是无间断的性质”,左翼青年的看法亦如是,如蒋光慈:“中国社会革命的潮流已经到了极高涨的时代”;钱杏邨:“我们说,革命运动是在进展着并没有停顿。在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底下,革命的势力能不进展么?”正是误判了形势,也就误判了敌我,所以他们会排拒一切非社会主义的倾向,而要展开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清算。

  而鲁迅的判断则不然,他认为这并不是革命的高扬时期,而是革命受到挫折,甚至认为那时候“社会停滞着”。他也不相信知识分子那么容易就获得无产阶级意识,转变到无产阶级立场上去了。

  鲁迅批评那种不知反省,“唯我独革”的姿态:“从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潭,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

  最后还是由党出面制止了这场论争。由此可见:一是革命文学论争发动的背后并没有总指挥,二是有一个党是多么重要。据阳翰笙回忆,大约是1929年9月,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李富春找到他,向他了解与鲁迅论争的情况,并指出创造社、太阳社花那么大的精力来批评鲁迅是不正确的,“要立即停止论争,与鲁迅团结起来。”

  结果是创造社、太阳社所有的刊物一律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并派了冯雪峰、夏衍、冯乃超三人去和鲁迅沟通,冯乃超本来写过文章批评鲁迅,但鲁迅见到了他们还是很高兴的,笑容满面。鲁迅对于年轻人的做法,是谅解的,表示愿意团结起来。(阳翰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 》)

  “左联”也就是求同存异的团结的产物。一方面由于左翼青年的批判促使鲁迅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著作,以理解他们所操持的新异的话语是怎么回事,这实际上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另一方面,分歧仍然存在,对于像鲁迅这样外部理论只有转换、内化为自己的血肉才算真正接受的特点,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或达到的。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

  

  《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可以比较一下“左联”筹备会拟定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和鲁迅在成立大会上的发言《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据夏衍回忆:鲁迅很仔细地同时也是很吃力地阅读了那份文字简直像从外文翻译过来的纲领,后来慢慢地说:“我没意见,同意这个纲领”,又说:“反正这种性质的文章我是不会做的”。(夏衍:《“左联”成立前后》)而鲁迅后来做的发言,依然是清醒的告诫——倘若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针对《理论纲领》提出的“诗人……是预言者,艺术家……是人类的导师”的浪漫说法,他也提醒“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的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

  中

  在“左联”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性质和定位上的某种张力:

  •   共产党的直接领导     VS  鲁迅作为“左联”盟主、精神领袖

  •   纪律严明的半政党     VS  结构较为松散的群众性文学组织

  •   参与实际的政治斗争   VS  进行革命文学的创作

  ……                          ……

  如果它是以鲁迅为凝聚力的进步文学团体,就应该致力于革命和进步的文学力量的广泛团结,以扩大其影响力。但对它又经常有类似政党的要求,不仅要“领导文学斗争”,有时候也要领导政治斗争,如1930年8月4日,左联执委会通过《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的决议,“号召左联全联盟员到工厂到农村社会的下层中去”,要求“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应该为苏维埃政权作拼死活的斗争”。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左联”在敌人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搞“飞行集会”、“节日游行”、“总同盟罢工”,甚至鼓吹“武装暴动”,左倾盲动,造成了革命力量的损失。

  而对于达不到斗争要求的成员,“左联”也有关门主义的做法。比如郁达夫原本不符合“左联”的标准,因为他比较自由散漫,但鲁迅认为郁达夫是一个很好的作家,所以推荐他列席“左联”发起人名单。但加入之后郁达夫不愿如一般盟员那样参加游行、集会、散发传单、张贴革命标语等政治活动,而且还继续同林语堂、徐志摩这样的自由主义作家交往,并说过“我是作家,不是战士”这样的话。这当然引起一些左联中人的不满。郁达夫也了解这些,在1930年秋致函“左联”,说明自己“不能过斗争生活”,要求退出。而1930年11月16日“左联”第四次盟员大会,第六条决议是肃清一切投机和反动分子,并当场表决开除郁达夫。这又引起了鲁迅的反感。

  其实郁达夫虽然算不上无产阶级的战士,但他不满于国民党的统治,还是可以算应该争取的进步作家的,即使被开除以后他也仍然做过不少营救被捕同志的事。

  而“革命文学”的倡导者蒋光慈也因为参加政治活动少,创作的作品思想立场上被认为有问题而被开除出“左联”。

  

  王一榴创作的漫画《左翼作家联盟》

  对于鲁迅则有特殊对待,考虑到他的年龄、身体等情况,并不要求他参加此类活动。但“左联”在如何领导方面存在矛盾。鲁迅的声名和地位无人能及,原本想给他设一个“主席”或“委员长”之类的职务,被鲁迅坚决拒绝。所以“左联”是集体领导,鲁迅并不担任重要职务,也不参加盟员最基本的组织生活,但重要的事情又要征得他的同意。

  任白戈后来回忆道:“本来‘左联’是在双重领导下工作:一方面要接受鲁迅先生的指导,一方面要接受党的领导。这两方面的领导要做到一致而不发生矛盾,主要是靠党的组织如何与鲁迅先生通气和协商,而且善于听取和尊重鲁迅先生的意见,同时也依靠‘左联’向鲁迅先生汇报请示工作的人能够如实地反映情况,并善于领会和疏通双方的意见。”

  但这不容易办得到,一方面要看鲁迅与党团书记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要看汇报的人能否准确传达党团书记的意思。“左联”初期的几位党团书记,如潘汉年、冯乃超、冯雪峰等,都能与鲁迅保持良好关系,但1933年周扬接任“左联”党团书记的职位后,双方便起了隔阂,汇报人胡风也时常被指责蓄意歪曲周扬的意见,破坏鲁迅与党的关系。也就是在那前后,鲁迅数次受到“左联”“同道中人”的攻击。

  第一次发生在1932年“左联”与“自由人”之间的论争接近尾声之时,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第1卷第4期发表了芸生的诗《汉奸的供状》,这首150行的长诗,绝大部分是对论敌的人身攻击。开首讽刺人的外表:“穿着江北苦力的衣裳,/倒也像,只是皮肤白一点。……你这‘爱真理’的‘自由人’呀,/满涂脂粉的姑娘。/洗掉他那江北苦力的衣裳,/仔细点看看,/兄弟们,白来兮啊!/这雪一般白的‘自由人’。/真是温柔肉有香!”……更甚的是还有以污言秽语来谩骂、恐吓的字句:“放屁,肏你的妈,你祖宗托洛兹基的话。/ 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做剖开的西瓜!”

  冯雪峰当时身为文委书记,阅后对此深感不满,立即去找编者周扬,建议在下一期刊物上有一个公开纠正的表示。但是周扬不接受冯雪峰的意见,最后甚至争吵起来。冯雪峰当天与瞿秋白见面以后,谈起芸生的诗以及同周扬谈话的情况,瞿秋白同意雪峰的意见,也认为应当公开纠正。当天晚上,冯雪峰特地去看望鲁迅,也谈起此事,“鲁迅翻阅了一下那首诗后认为这是流氓作风,自己先纠正一下是好的,争取主动。”冯雪峰请鲁迅出面讲话,鲁迅以个人名义写下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这一篇文章。

  文中鲁迅批评了芸生所用的手法:“这诗,一目了然,是看了前一期的别德纳衣的讽刺诗而作的。然而我们来比一比吧,别德纳衣的诗虽然自认为‘恶毒’,但其中最甚的也不过是笑骂。这诗怎么样?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 的。”鲁迅认为:作者其实并不应该在无产的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鬼脸,由我看来,真是鲁莽之极了。”并告诫左翼作家不要因袭中国历来文坛上那种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的手法,还强调:作者“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在如何对待对立派“自由人”方面,冯雪峰等与周扬是有分歧的,而更严重的事情还在后头。在鲁迅的公开信刊出后三个月左右,《现代文化》1卷2期上发表了首甲、方萌、郭冰若及丘东平四人联名的文章——《对鲁迅先生的<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对鲁迅的主要观点进行了逐条批驳。文章一开头便定下调子:不要“忘记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要是因为反对左倾关门主义而松懈对贩卖手的斗争,对不正确倾向作调和,这和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无分轩轾,我们也必须肃清他。因为这是陷入了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的陷阱!”……“鲁迅先生为要纠正‘切西瓜‘之类的‘恐吓’时,却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怕自己的脸孔被别一阶级的人看成吓人的鬼脸,将会走到动摇妥协的道路。”他们下结论说:鲁迅是犯上了空喊“和平革命论”及“戴白手套的革命”的错误。甚至“无形中已对敌人陪着笑脸三鞠躬了”。这等于全盘推翻了鲁迅的意见而且上纲上线。

  因为四个人中有三个是化名,其中一个还故意叫做“郭冰若”,“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错者”(实际上跟郭沫若无关),鲁迅询问是怎么回事时又得不到明确的答复,因而顿感寒心:“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我提出质问,但结果是模模胡胡,不得要领,我真好像见鬼,怕了。后来又遇到相像的事两回,我的心至今还没有热。”

  第二次是廖沫沙攻击鲁迅杂文《倒提》。1934年,上海的外国租界当局作出规定,凡倒提着鸡鸭走过租界的人,需予罚款。这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平,认为这是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针对这种言论,鲁迅用“公汗”的笔名,在6月28日《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了杂文《倒提》。他用反语讽刺那些“自叹不如鸡鸭者”:“这其实是误解了西洋人。他们鄙夷我们是的确的,但并未放在动物之下。”进而提醒人们:“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绝不可跟鸡鸭去比高下。一比高下,倒露出了那种“莫为乱离人,宁为太平犬”的奴才习性。鲁迅指出:“租界上并无禁止苛待华人的规律,正因为我们该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的缘故。”

  没过几天,就出现了廖沫沙发表在《大晚报》上的批评文章《论“花边文学”》,把《倒提》的观点概括为华人既已“受了西洋人的优待,不应该再鸣不平”。并判断说:“上海的洋行,有一种帮洋人经营生意的华人,通称叫‘买办’”,这一篇《倒提》就类似“这般人为他们的东家而作的手笔”。如果说《倒提》层层递进的含义被简单误读为“买办意识”尚属个人理解阐释方面的问题,那么廖沫沙在批评文章被《自由谈》认为不宜发表并告知涉及的是“一位先辈或友人”之后,仍然将稿件投给经常批评鲁迅的《大晚报》,就有故意之嫌了。

  第三次是田汉攻击鲁迅。1934年《社会月报》8月号上,刊登了鲁迅就大众语问题《答曹聚仁先生信》,此篇被排在第一篇,另外还有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续)》,排在卷末。奇怪的是田汉在《大晚报》化名“绍伯”刊出杂文《调和——读<社会月报>八月号》,批评鲁迅“替杨邨人打开场锣鼓”,攻击鲁迅“善于调和”;而杨邨人当时已公开背叛革命,曾被鲁迅毫不留情地批判为“革命的小贩”,田汉却拿刊物编排借题发挥,给鲁迅安上莫须有的罪名,的确令人莫名其妙。鲁迅后来反击道:“ 我并无此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

  这些内部的冲突,反映出“左联”的一些年轻人与鲁迅这个盟主之间有很多意见不合之处。虽然不是敌我矛盾,但如果以权势压人,会使情况变得更糟。1936年春,冯雪峰自延安重返上海,鲁迅对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鲁迅与周扬一派的关系可见一斑。最典型的当属“四条汉子”因为鲁迅的文章而成为一个专门的称谓,鲁迅的笔是这样为之画像的:“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这真使我口呆目瞪。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证据不足以服人的情况下给同志下政治定论,使得鲁迅将周扬等人视为“轻易诬人的青年”,产生“怀疑以至憎恶”,最后将其概括为:“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批评不可谓不重。

  唐老师感叹,内部冲突发展到这个程度,还是值得反思的。

  末

  关于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冯雪峰有以下的说法:“只要有鲁迅先生存在,‘左联’就存在;只要鲁迅先生不垮,‘左联’就不会垮;只要鲁迅先生不退出‘左联’,不放弃领导,‘左联’的组织和它的活动与斗争就能够坚持。”但是“左联”在鲁迅先生还存在,还不垮,还没有退出的时候解散了。

  解散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因为国际形势变化,苏联为了应对法西斯崛起,外交政策改变,积极争取盟友,指示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人民统战之必要。”“左联”驻莫斯科代表萧三写信回国,要求左翼作家的“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建议宣布“左联”解散。

  鲁迅是第一个看到此信的人。转周扬后,周扬把这封信给各联盟的党团成员看了,“经过讨论,一致同意解散原有的左翼组织,另行组织各自的广大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新的团体。”

  但鲁迅却反对解散“左联”。时任“左联”行政书记的徐懋庸第一次去见鲁迅谈此事,鲁迅回答说:组织统一战线团体,我是赞成的,但以为“左联”不宜解散。我们的“左翼作家”,虽说是无产阶级,实际上幼稚得很,同资产阶级作家去讲统一战线,弄得不好,不但不能把他们统过来,反而会被他们统去,这是很危险的。如果“左联”解散了,自己的人们没有一个可以商量事情的组织,那就更危险。不如“左联”还是秘密存在。

  徐懋庸回去后“左联”常委会开会,文总的胡乔木“作了长篇发言,主要的意思是:统一战线团体是群众团体,左联也是群众团体。在一个群众团体里面秘密存在另一个群众团体,就会造成宗派主义,这不好,而且会使左联具有‘第二党’的性质,更不好。于是与会者一致同意解散左联。”徐懋庸再次去见鲁迅,汇报决议。鲁迅听了回答说:既然大家主张解散,我也没意见了。但是,我主张在解散时发表一个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势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文艺团体,而使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更加深入。倘若不发表这样一个宣言,而无声无息的解散,则会被社会上认为我们经不起国民党的压迫,自行溃散了,这是很不好的。

  徐懋庸向周扬传达了鲁迅的意见。周扬认为意见很好,“文总”要进行讨论。几天后周扬告诉徐懋庸:“文总”已讨论过了,结论是“文总”下属左翼团体很多,“左联”解散发宣言,其余团体解散势必也要发宣言,这太轰动,不好,决定各“联”解散时都不发表宣言,只由“文总”发表一个总的宣言。徐懋庸又第三次去见鲁迅,传达周扬的意见。鲁迅答曰:“那也好。”

  但是几天后,周扬说:“文总”也不发宣言了,原因是不久将正式成立“文化界救国会”,要是“文总”发宣言解散,那么国民党可能认为“文化界救国会”就是“文总”的后台,这对“救国会”不利。于是徐懋庸第四次去见鲁迅,说明情况。“鲁迅听了,就脸色一沉,一言不发。”

  鲁迅自1934年秋天起便不再担任“左联”任何职务,而且对“左联”的领导人有很多不满和意见。但鲁迅却反对解散“左联”。可见鲁迅是非常珍视“左联”的存在的,是把“左联”当作“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帜”的。这与周扬等人平时把“左联”当成第二党,此时却迅速执行共产国际的解散指令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中可以看出多方面的意涵,一是虽然前面说了“左联”存在那么些冲突与矛盾、问题与缺点,但它却是1930年代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兴起、发展的标志,是先进力量的代表,这是不可否认的;二是虽然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左翼存在的方式也应该做相应的调整,但这种调整如何不是断裂式的却也需要考量。三是在服从上级命令与保持独立思考之间如何达成最佳解决方案,则是更高的考验。

  讲座结尾,唐老师结合历史和现实,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和观点:

  

三、做一个(真正的)左派真难

 

  最后其实是想发点感慨。在翻阅历史资料的过程中,发现现实的情形与之何其相似。比如说我们在各种圈子里经常会听到由于立场不同、意见分歧而产生的毫无思想养分的谩骂,也经常看到一些人自认为掌握着最先进的理论武器,指斥别人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而不做任何具体的分析,还能够感受到进入一个群体,却因为非原则性的问题而被排斥为对立面……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左翼能不能有些进步呢?比方说在对待哪怕是敌人,也牢记“恐吓和辱骂绝不是战斗”;在对待内部分歧时,能够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陷入宗派的纠纷……既然有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的共同目标,为什么不能达成联合?

  总的来说,在当下做一个真正的左派真的很难,因为要考量的事太多,我们可以源源不断地列出下面这些关系:

  •   既要团结,又要斗争

  •   既要不断清除非马、反马思想,又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   既要做先锋队,又要建立统一战线

  •   既要建立统一战线,又要保持独立性

  如果愿意,还可以继续列下去:

  •   既要党的领导,又要群众路线

  •   既要勇于行动,又要防止冒进

  •   既要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又要有强烈的主观能动性

  •     ……                 ……

  这些充满辩证法的字眼,同时也蕴含着矛盾。处理得好就是辩证法,处理不好则是无数的矛盾和冲突。虽然这么难,也还要坚持做下去:左翼的任务是破坏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如何破坏,如何创造,需要探索的太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非常不容易分辨,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从变动中的活生生的现实出发,根据对象的实际情况作出有效的判断和行动。

  下午6时许,讲座在大家的热烈讨论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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