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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伟伟 | 建党伟业之二:为什么是毛泽东?

2018-06-29 10:53:37  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曹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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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了。

  从整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看,这是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但从当时的社会现实看,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一诞生,中国的革命就开始从胜利走向胜利了。我们党成立后需要迫切解决的首要难题就是在党派林立的政治环境中生存,其次才是民族的救亡图存。这期间,党不仅在摸索中走了不少弯路,而且承受了巨大损失。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王明、博古、张闻天、张国焘等这些党的最高负责人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都有过自己的理解和主张,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他们甚至无法解决经费问题而实现党对革命独立自主的领导,以至于连他们自己负责人的位置都是经过共产国际指定确认的。而这些领导人中,向忠发和张国焘等还成了叛徒。直至毛泽东走上党的领导位置,我们党才不仅实现了真正独立自主的革命,走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复兴之路。

  为什么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留洋深造、当面聆听过列宁指导、能熟诵马列经典的人吗?因为毛泽东是国内声望卓著的学者教授吗?还是因为毛泽东是共产国际指定的接班人?

  都不是!毛泽东就是他自己,中国人民独立自主选择出的领袖,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选择的第一位领袖。他不仅重塑了中国共产党,他更是重塑了中国。而这一切并不是水到渠成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历经无数挫折、失败与牺牲后才选择出的伟大领袖。

  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领袖选择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个方面是通过“信仰”筛选,另一个方面是通过“路线”筛选。每一个方面,党都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都会淘汰一批人,这也是我们党自我革命的过程,而这两个方面的筛选过程自建党前夕便已经开始,从未中断。

  1920年7月,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在上海创建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聚集了当时信奉马克思学说、热衷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批精英人物,有俞秀松、李汉俊、李达、施存统、陈公培、沈玄庐、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沈泽民、高语罕、袁振英、李季、叶天底、金家凤、戴季陶等人,这些人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除了戴季陶在建党的前一天退出,其余人也顺理成章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他们中有信仰坚定如磐者、也有投机钻营者,更有背叛信仰、拔刀相向者。

  戴季陶,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同盟会,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一,也参加过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不仅革命经历丰富,而且才华横溢,民国国旗歌的歌词正是出于他的手笔,而且他写下了大量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所以,在陈独秀的邀请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戴季陶起草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党纲》。但他心里始终对国民党官位念念不忘,无法接受在党纲修改中提出的“共产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这一条,于是,戴季陶便迅速退出共产主义小组。戴季陶离开中共组织时,只有周佛海执手相送,这让他少了许多尴尬,得以体面退出。

  戴季陶也是个爱财如命的人,退出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后,他同蒋介石、张净江一起到上海做股票投机生意,惨遭失败,在回四川的路上,戴季陶投江自杀,幸好被几个渔民救起,才捡回了一条命。但他不思悔改,继续回到上海做他的投机生意。也正是这个热衷投机取财的戴季陶,以200大洋就拉走了那个曾对他执手相送的共产党一大代表、代理书记周佛海。

  离开共产党,擅长股票投机的戴季陶转身投向了他看中的潜力股——蒋介石。为了能够铁心跟随蒋介石,他将自己的亲生儿子送给了蒋介石,这个人便是蒋纬国。戴季陶最终和蒋介石沦为一道,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共人物。

  1927年3月28日,曾提倡“兼容并包”、对李大钊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赞赏的蔡元培与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一手策划清党、分共的党务案,组织发起“护国救党运动”,揭开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序幕。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和吴稚晖这四个人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在他们的号召下,戴季陶便迅速响应加入、积极策划屠杀,将屠刀伸向了共产党员。

  正是这些曾支持社会主义学说的道貌岸然、受人敬重的师者,主张杀了自己昔日支持的同事和朋友——李大钊和陈独秀。鲁迅对此十分痛心,他后来说,并非是受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而是当看到“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人是这些道貌岸然的“蔼然长者”和曾经尊敬的青年时,他的思路彻底轰毁了。鲁迅沉痛地说:“惟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其实,无产阶级并非是新兴的,只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反抗才刚刚开始。在反抗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倒在了血泊里,国共第一次合作也在血淋淋的葬礼中黯然结束。这些血淋淋的现实直接促成了鲁迅的思想转变。瞿秋白说,鲁迅自此“从绅士阶级的逆子二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

  党的发起人中,举起屠刀的何止戴季陶一人,而举起屠刀的人,又何曾念及自己曾经的信仰和战友?

  沈玄庐,上海共产主义的最早参与者、党的发起人之一,共青团创始人之一,曾是农民运动的领袖,因为在党内未争到职位,便自以为不得志,耿耿于怀。1923年中共三大时,被选为浙江代表的他拒绝参会,并致信陈独秀要求退党,到1924年中共四大时,他成了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者,被党开除党籍。随后,沈玄庐找到戴季陶,与其沆瀣一气,由中国共产党的浙江省代表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浙江省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沦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屠共刽子手。

  起草党纲的人带头违反党纲,组织共产党的人率先背叛党组织,曾一道并肩宣誓的党员率先屠杀党员,共产主义信仰在他们眼里不名一文。这便是在那个年代,共产主义者面临的境况,加之当时的他们远不能预见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所以,因各种原因退出共产党组织者接二连三。

  施存统,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感到共产党前途无望,便写下了《悲痛的自白》,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组织。一大批信仰不坚定者在读罢他的“自白”后,紧随其后,纷纷退出组织。而施存统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阵营,立即去为资产阶级说了半生的话。解放战争前夕,重庆氛围异常紧张,施存统因为批判蒋介石而遭到了国民党的封杀,最困难时,他没有工作,没有住房,还是一位叫周庚的中共地下党员接济了他。对此,施存统感慨了一生:“最后还是他曾抛弃的共产党帮了他”。

  李季,上海小组的发起人之一,当时国内十分有名的学者,在译著领域更是成为当时国内的顶尖人物,他翻译了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是系统将“阶级斗争理论”引入国内的第一人。毛泽东主席后来多次说起过,这本《社会主义史》是他“得到关于阶级斗争启蒙的三本书之一”。然而,李季这样一位在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抱定最忠诚的信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季与刘仁静一样,成了托洛茨基的忠实信徒,走向了党的对立面。新中国成立后,李季一度受聘担任国家出版总署特约翻译,1950年12月31日,李季与刘仁静在《人民日报》刊登声明,对自己曾经的叛党反革命行为进行了沉痛的反思。

  金家凤,五四运动时期就是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成员之一,认识陈独秀后,他从家中骗出6000多大洋交给了陈独秀资助革命,并从此跟随陈独秀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他也是后来共青团的创始人之一,与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有着密切的交往联系。1922年,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任命金家凤担任了秘书一职。但在李大钊被杀害、陈独秀被党撤销职务后,金家凤开始追随汪精卫反蒋,失败后又转而拥蒋。1940年夏,金家凤又投靠汪精卫而成了大汉奸。

  还有高语罕,后来在思想上与陈独秀走到了一起,被党开除党籍;陈公培,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脱离党组织;袁振英,共青团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即1921年8月就脱离党组织。

  脱党的还有沈雁冰,即著名作家茅盾,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再次出现时是他在上海以“茅盾”为笔名发表了小说《幻灭》,他也从此专心文学创作,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领军人物。陈望道,那个以信仰为甘而不知食味的青年,一边吃着墨汁一边翻译《共产党宣言》,而他也是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的中国第一人,他为筹备中共一大竭尽全力,也当选一大上海小组代表,但因为无法忍受陈独秀的“家长制”领导作风,便未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同时提出脱离组织,经反复劝阻无效,最终脱党。毛泽东主席曾告诫党员要坚持真理、勇于斗争,要有“六不怕”的斗争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劳改、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班房和杀头。陈望道如果能够同毛泽东一样,抛开个人一时失意,坚持为革命真理斗争到底,他后来的贡献也将无法估量。值得尊敬的是陈望道先生并未就此停下革命的脚步,在党外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但终究无法成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那样的革命领导者。

  党的发起者们,相当一部分就是这样与党仅仅有一面之缘、擦肩而过,甚至走向对立、你死我活。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缺少信心。如果自信的基础是有必胜的把握,理性的选择是趋利避害,那么置身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信心反倒是另类,加入共产主义阵营则是不理性的。而在更多的人眼里,那些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们不过都是几位学者与热血青年学生组成的“师生团体”,他们谁能够想到他们亲自发起组织的这个党又会在历史长河中掀起多大的浪花呢?

  除了毛泽东,他们谁都想象不到这朵浪花以后会多么波澜壮阔。而当时的中国,也只有毛泽东看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未来。

  1921年,新民学会的主要会员、毛泽东的同学萧子升从巴黎经北京返回长沙,毛泽东和萧子升在湖南求学期间曾一起徒步考察了湖南五县,友谊深厚,情同手足。而萧子升、毛泽东、蔡和森又是杨昌济的学生,这三人被誉为“杨门三杰”。杨昌济曾向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长章士钊力荐毛泽东和蔡和森。杨昌济在推荐信中道:“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欲言救国必先重二子……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虽然当时的萧子升已经担任李石曾的秘书,深受李石曾的赏识,无限风光,但在给章士钊的推荐信中,杨昌济并未提萧子升一字。或许杨昌济早就看到,萧子升不过是个只善空谈的无政府主义者,不会有太多作为。

  在从长沙离开时,毛泽东与萧子升一舟同行,毛泽东要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萧子升要去武汉为李石曾办事,但彼此都不知对方去向。他们两人抵足而卧、彻夜谈论。讨论的主题是如何寻找到一条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境的道路。萧子升主张以教育改造民众,反对革命带来的牺牲,而刚刚痛失恩师、慈母和严父的毛泽东已从温和的改良派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在他眼中,中国之问题非彻底革命而不能解决。

  一路上,毛泽东一直劝说萧子升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说:“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只要三五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改变中国”。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胜利的向往和预见,但萧子升丝毫不为所动,在他看来,毛泽东的想法简直是痴人说梦,毛泽东口中所说的那个共产党甚至远赶不上先前的那些社会主义组织。萧子升后来说:“我只知道毛泽东去上海是为了参加一次会议,但我并不知道这次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我也不像毛泽东那样认为这次会议有多重要”。毛泽东和萧子升,曾经情同手足的两人,终究没有谈到一起去,从此分道扬镳,再未相见。

  1927年,李石曾等人鼓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高官,身为李石曾秘书的萧子升深得信任,做了农政部的次长。萧子升并非等闲之辈,但他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的前途所在,所以走入歧途。而毛泽东是极具战略眼光的人,他第一次捕捉到了解救中国的讯号,如他的预言,在仅仅28年后,他参与组建的这个党就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30年后,他参与组建的这个党已经走上了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与萧子升分开后,毛泽东直奔上海参加党的一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共有13名代表出席,即:长沙代表毛泽东和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和陈潭秋、上海代表李达和李汉俊、北京代表刘仁静和张国焘、济南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还有身份备受争议的陈独秀私人代表包惠僧。13名代表中有4个是编辑,4个是中小学老师,5个还是学生。此时的毛泽东不过28岁,是个小学主事,担任大会的书记员。这13位代表在法租界李汉俊的哥哥李书诚的家里秘密开会建党,他们平均年龄28岁,最小的刘仁静仅19岁。当时列席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若不是马林的高度警觉,党的一大代表们差一点就被法国巡捕全部逮捕,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也险些就被扼杀在了襁褓里。

  党的一大,后来成为世界第一大党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大会,就这样在极为窘迫的情况下悄悄地召开了。而那次去上海开会的13名代表多数与萧子升一样,不像毛泽东那样认为这次会议有多重要,所以他们更看不清未来的道路。

  一位学者说:“开拓者前行时,往往顾不上体味他们对历史的贡献,而后来者回望时,就会清楚看出先驱们的伟大”。其实,作为开拓者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除了青年对马克思学说抱有的激情外,对未来一无所知,也正是因为先驱者们体味不到他们对历史的贡献,所以人生沉浮、命运各异,以至于后来者从今天回望,不禁对那段历史唏嘘感慨。这其中,就有一个最令人难以接受但不得不接受的“巨大遗憾”:李大钊、陈独秀两位建党先驱都缺席了党的一大。

  马林到上海时,陈独秀已经应陈炯明邀请出任南方政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为了争取陈独秀参加党的成立大会,会议的地点便定在上海。上海支部的同志表示同意,他们当即联名写信请陈独秀回到上海主持这次会议。如果陈独秀回来,或许就没有后面张国焘什么事了,党的一大上也可能会少许多争论。但历史无法弥补遗憾,陈独秀没有出席。当时担任南方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的陈独秀还兼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他在广州支部的会议上说:“因为兼着广东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人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而他对所组织的共产党当时的经费窘迫却不曾如此用心。

  李大钊同样没有出席一大,由于北洋政府财政困难,停发了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工资,这八所高校联合追讨工资,李大钊是其中的主要负责人,主持索薪斗争的相关工作,所以李大钊整天为追讨工资奔波,也去不了。事实上,李大钊不仅缺席了党的一大,北京支部选举代表的会议,李大钊也未参加。刘仁静在回忆北京小组选一大代表时讲:“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北京小组最初提出让邓中夏去,然而邓中夏要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没有时间参加,于是便提出让罗章龙去,然而罗章龙正以要召开工人座谈会、无法分身为由拒绝,最终才让刘仁静当代表去上海开会。于是,刘仁静说:“我们都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的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们党的创始人“南陈北李”就这样缺席了党的一大,成为我们党的一个历史性遗憾。其实,连“中国共产党”这个名字都是他们两人在书信来往中确定的。陈独秀曾初步拟了一个名称——中国社会共产党,并致信李大钊征求意见。李大钊则回信说:“不,我们的党,应该举‘亢慕义’之旗,就叫‘中国共产党’!”李大钊的意见最终被采纳,所以回望者也说:中国共产党从“亢慕义斋”走来。

  其实,后来李大钊也没有参加中共二大,张国焘曾到北京当面特请李大钊出席二大,李大钊表示一定参加,但由于李大钊当时除了北京大学的一些教学工作,还兼任北京非宗教同盟大会常务干事和北京教育会关于自治问题的研究编著部成员,没有时间参加,所以最终也没有去,他在二大中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

  校舍经费与党的经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这与“常务干事”“编著部成员”,相较之下,孰轻孰重?李大钊和陈独秀不是掂不出轻重,一些影视剧对两位建党先驱没有出席一大的原因作了模糊处理,其实,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想象不到在那个每天成立和解散一样多的组织的年代,这个弱小的党、这所谓的“一大”“二大”在中国历史上会产生多么巨大的意义。

  我们不会因为陈独秀和李大钊同志缺席”一大”就完全否定他们,我们毕竟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去要求当时的他们突破历史局限性。但曾经为建党积聚巨大优势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开始暴露出了他们的弱点,不仅是惯于理论推演而认识短浅,更有脱离基层的阶层痼疾,而这些痼疾又为日后党的坎坷命运埋下了伏笔。因为在大规模的“信仰”筛选淘汰掉一大批党员的同时,“路线”筛选也于无形间开始了,而且与“信仰”筛选一样残酷。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领导主体的政党,而且这些知识分子是留洋深受西方影响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建党之初,利金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中国情况报告时就指出:“就其成分看,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是纯粹知识分子性质的,他们照例也脱离中国的工人群众。我们曾经试图借助于我们建立的工会去争取对工人的影响,但是没有取得任何令人满意的结果。新建的中国工人局脱离群众,真正的工人运动与共产主义小组没有什么关系。这种情况突出地表现在香港罢工期间,这些小组对罢工不仅袖手旁观,甚至不会也不知道应该如何设法予以支援……与上述情况相反,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在青年学生中间倒是影响很大”。这便是现实境况,早期的中共领导人,要么空怀高远的理想与抱负,与一群青年学生熟练诵读马列经典著作,要么则热衷于工人运动,企图在中国再造一个“十月革命”式的胜利。总之,他们忽视了中国的实际,忽略了中国最广大的农民。

  所以,在中共一大代表中,毛泽东显得格外特殊,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高学历、留过洋、受到过列宁接见的其他领导人相比,虽然他也是知识分子,但他更是一位在贫苦农民生活的韶山冲土生土长的农民,他“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但张国焘对毛泽东的印象是“脱不了湖南的土气”。后来在博古等人眼里,毛泽东不过是个山沟里来的“土包子”,他的想法就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甚至一度在共产国际眼里,毛泽东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布尔什维克。然而,当时谁都不知道,这却是毛泽东最大的优势。

  中共三大上,面对党的领导层虽认识到“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但并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力量在于最广大的农民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农民问题”供与会代表讨论,他特别指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然而,在受共产国际和高级知识分子把控的中共党内,毛泽东的意见被视为奇谈怪论,他们认为毛泽东如此背离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放弃工人运动和城市,犯下了无知而又严重的错误。所以在中共三大的《决议案》中没有采纳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意见。当时那些熟读马克思著作的高级知识分子,并不能真正透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土地革命、农民问题本就是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只是在已经彻底“日耳曼化”的欧洲,武装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夺取国家公民地位的可能性已经消失,所以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才主要表现为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占国民大多数的是农民,受压迫剥削最沉重的也是农民,与欧洲各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所以照搬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实践模式,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失败。而当毛泽东率先通过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便几乎结成一个阵营要将这个土气十足的农家子弟的想法扼杀。实际上,当时包括斯大林在内,也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运动的内容没有深刻的认识。1926年10月26日,斯大林主持苏共政治局研究讨论,通过了一份给中共的指示,明确反对发动农民运动,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将此奉为“圣旨”,而这道“圣旨”不仅给毛泽东使了绊子,也给中国革命来了一次釜底抽薪。多年以后,在大家都意识到毛泽东在三大上关于农民运动的正确主张后,张国焘才勉强承认:“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中共极大的贡献”。

  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问题所在。几千年来,以读书人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向来被认为是中国的精英阶层,而这个阶层在此前又是构成士大夫这个特殊阶层的主体,他们鄙视动手、鄙视实践,更鄙视劳动和劳动者,理论脱离实际、生活脱离群众,所以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上下脱节乃至于社会分裂。曾担任党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沉痛地剖析了身为知识分子的自己,也映射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存在的弊端。当毛泽东发现知识分子自身局限性给党的革命路线带来的偏差时,高居中共核心领导层的知识分子们尚浑然不觉。他们作为知识者,事实上已经与劳动者成为判然分离的两个阶级,所以他们虽然能够制定出一些正确的革命纲领,却始终找不到实现革命目标的正确路径。中国共产党革命初期走过那么多弯路并不是因为党内缺乏熟读经典的知识分子,而是在于这些知识分子缺乏实践创新能力,保守僵化,陷于固定的知识模式而无法自拔。

  党内如此,军内也一样,毛泽东处处受到质疑。1929年夏,红四军党内围绕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针对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建军治军的制度处处质疑,从苏联留学归国的刘安恭在一次前敌委员会会议上直指担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说:“红四军的规章制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没有记载,一个字也对不上号,不合规范,土里土气,农民意识太强,应当统统废除”。因为刘安恭的留苏背景,红四军内许多人都认为他才是真正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使得毛泽东被孤立。正是基于这些深刻的教训,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严厉批评党内部分干部“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的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党的一大代表刘仁静后来回忆起毛泽东时,也感慨地说:“毛泽东话虽不多,但却是站得比我们高,看得比我们远。当我们大家还停留在以为把马克思主义照搬过来就是胜利的水平上时,毛泽东早已从另一个高度上考虑问题了”。王震将军在临终前也感叹:“毛主席比我们看得至少远五十年”。

  实际上,对毛泽东的误解不止一次或一时,而是长达十多年之久,毛泽东每提出一项主张,总是要被那些自以为是代表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能熟读马克思原著的知识分子质疑、嘲笑,甚至猛烈地打击。但毛泽东并不像陈望道、李汉俊那样,与陈独秀吵一架就拂袖而去,而是进行了漫长而又艰难的路线斗争,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又总是在惨遭失败之后不得不勉强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特别是在李德、博古等人把持红军时期,毛泽东与这些人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事实也反复证明了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多年以后,周恩来说:“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

  然而,对毛泽东这样的信任与拥护也并不是因一次或一时就确立的。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正式允许毛泽东参与决策指挥红军,在此后的三年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也是不断受到挑战。

  遵义会议后,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军队向红军围追堵截过来,为了突破敌人重温,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在敌人重兵之间寻隙穿梭。红军灵活机动的战术使得国民党军队手忙脚乱、疲于奔命,红军再渡乌江,佯攻贵阳,进逼昆明,巧渡金沙江,顺利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让红军取得了长征中的决定性胜利。这是毛泽东军事指挥中的得意之笔。但由于红军连续行军作战,加之为了保密而没有对作战决策进行有效宣传,部队疲劳且埋怨较多。当时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便提出: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于是,林彪写信给中革军委:“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彭德怀拒绝并反对林彪的意见。而毛泽东却是刚刚进入领导层,他一手培养提拔的爱将林彪竟强烈要求罢免他,这在当时的红军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因此,在渡过金沙江后,1935 年5 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会理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林彪:“你是娃娃,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对林彪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林彪牵头引发的风波平息不到一个月后,毛泽东又遇到了第二次挑战。1935年6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进至四川懋功,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并制定了两军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但张国焘却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对革命悲观失望,想偏安四川,便反对北上。同时,看到衣衫褴褛的红一方面军只剩下不到三万人,匮枪乏弹,而自己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兵精粮足,张国焘军阀思想和政治野心骤然膨胀,提出了“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拒不执行中央已经决定的北上方针。更为阴险的是,他鼓动部下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张国焘任军委主席、赋以“独断决行”大权等一系列要求。这是张国焘向毛泽东领导地位发起的挑战。1937年,张国焘在延安明确说,“毛儿盖会议上,除批评党中央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军事领导权”。毛泽东虽不是中央和军委的最高负责人,但却是实际上的领导着,所以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有着极高的威望。所以,张国焘的这些阴谋企图都被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中央所粉碎。1935年10月5日,夺权失败后的张国焘正式与中共中央决裂,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党籍,并下令“通缉”。中共中央到达陕北获悉情况后,便向全党公布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经过多次斗争和争取,南下受挫的张国焘也遭到了红四方面军官兵的普遍反对,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取消其另立的“中共中央”,与红二方面军北上到达甘南后,张国焘又于1936年9月27日致电陕北承认中共中央的领导。至此,由张国焘发起的分裂中央、挑战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阴谋被彻底粉碎。3个月后,1936年12月7日,毛泽东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则最终脱离共产党,投向了蒋介石的怀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徒。

  就在张国焘的分裂阴谋被挫败一年多后,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等人从共产国际回到延安,这时王明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处书记,他一回国就打着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幌子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党在洛川会议上通过的抗战的路线和政策进行指责批评,主张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将矛头指向毛泽东。由于王明的职务身份以及他宣称传达的都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党内许多人受王明蒙蔽,对其深信不疑,开始怀疑毛泽东的主张。而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超过延安,所以王明又公开声称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这是毛泽东又一次遇到的挑战。

  这一次与前两次不同,毛泽东指挥部队打胜仗、领导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些都是以革命实践的成功来证明了自己主张的正确性。而这一次面对来自王明的挑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处在了极为不利的境地,他们还没有办法立刻证明党的抗战政策的正确性,而且在共产国际的指示就是“圣旨”的那个年代,毛泽东拿不出共产国际给他们的指示。1937不安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结束后,政治局成员合影,王明坐在了正中间,毛泽东则站在了后排最靠边的位置,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变得十分微妙。

  1938年3月,任弼时受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汇报中国抗战的抗战形势和政策,其实最主要的是汇报王明回国后对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发起的挑战。4 月,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则讨论并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尤为可贵的是,共产国际或许意识到了他们之前所培养提拔的知识分子带给中国共产党多么严重的损失,所以,共产国际这次没有选择支持他们培养的王明。共产国际执委会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声明共产国际与中华民族反对日寇侵略者的解放斗争是团结一致的”。这是共产国际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在苏联养病的王稼祥决定与任弼时一同回国,临行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专门约见王稼祥和任弼时,特意嘱咐王稼祥向中共中央转达他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共产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当前,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要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领导下解决。” “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

  王稼祥回国后不久,1938 年9 月29 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一开始,王稼祥就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同时,王稼祥带回了另一个让党内同志震惊不已的消息。那就是早在王明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就约见了王明和王稼祥,并特意叮嘱王明:“你回中国要与中国同志关系搞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你回国去并不代表共产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李维汉参加了六届六中全会,他后来回忆说:“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领袖是毛泽东。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我们的也由此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真相大白,假传“圣旨”的王明无地自容。这一次,在共产国际以中共代表自居、回国后又以共产国际“钦差”自居的王明彻底被他“代表”的双方共同抛弃。其实,这一次,也是毛泽东化险为夷、中国共产党化险为夷、中国革命化险为夷。但这次与前两次更为不同的是,前两次毛泽东几乎是靠着自己的智慧赢得了斗争,而这一次,他的胜利则离不开季米特洛夫和王稼祥。后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中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此后,张闻天多次提议由毛泽东同志担任中央总负责,但都被毛泽东所拒绝。直到1943 年3 月,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的主要内容是由中央政治局领导全党,并决定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决定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在政治局方针之下有权处理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最为关键的是《决定》明确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决定》同时决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由毛泽东担任最高领导,对党的工作负责,且有最后决定之权。1945 年6月,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在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至此,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组织形式也完成了。

  一路坎坷、一路挫折,但又一路坚守初心。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的必然。一方面,毛泽东能够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当时世界和中国的革命形势,正如季米特洛夫告诉王稼祥:“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的贡献最大,是他走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为党和红军实现革命目标制定出了正确的路线和方针。在党和红军眼里,毛泽东是政治正确的象征。另一方面,毛泽东能够制定出正确的建军治军制度、正确的战略战术,并指挥红军打了许多胜仗,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看,毛泽东是军事正确的代表。所以,毛泽东是知识分子,他具有知识分子的思想先进性,却没有知识分子的痼疾;毛泽东是农民,具有农民强烈的反剥削压迫性,却没有农民思想落后一面;毛泽东是军事家,虽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军事职业教育,但却指挥了千军万马,连那些最优秀军事学府毕业的将帅也不得不倾心佩服……正是在毛泽东的正式领导之下,党的力量、军队的力量才得以完全释放,才得以担起中国革命的重任。而与毛泽东相比,从整个历史宏观看,其他人纵观是能够跻身领导层,但终究会以最快的速度被筛选淘汰,昙花一现。

  中国共产党诞生自陈独秀、李大钊始,涅槃重生却自毛泽东始。

  为什么是毛泽东?无它!中国共产党注定只选择正确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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