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播报朝鲜的免费住房，是官方首次正面介绍朝鲜的住房福利，金策工业大学教师住房国家全免费提供，拎包入住，而且面积大，二百零五平方米，不分教师等级，同等对待。这则新闻一定是会触动中国人，有为朝鲜点赞的，也有会说中央电视台新闻造假的，但真实与否，只能由朝鲜人体会，想买房和在还房货的中国人，个中滋味也惟有自已知了。
同一时间，我们在播放《马克思是对的》。这个题目很值得思考，现在说马克思是对的，隐含的又是谁错了?抑或以前认为马克思是错的，现在终于认清他对了?导师恩格斯一百多年前发表《论住宅问题》的著作，专门就住宅问题论述了三篇。恩格斯在第二篇中写到：
“住宅问题，只有当社会已经得到充分改造，以致可能着手消灭城乡对立，消灭这个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已弄到极端地步的对立时，才能获得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不能消灭这种对立，反而不得不使它日益尖锐化。”
“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
前几天，5月16日，格力公司女老板董明珠发话，要为员工提供免费住房，只要干到退休，就送你二房一厅的房子。这在中国已经住房市场化二十年的社会里，显得不仅政治不正确（南街村等十几个仍走集体经济的村庄，虽然已经实现了免费分配住房，但政治不正确，官方媒体从来不予报道），而且还显得极为“倒退”，这是又要“吃大锅饭”“养懒汉”么？
一 中国的土地制度
经过土改运动，中国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度彻底改变性质，变为公有制，城市土地属国有，乡村土地属集体所有。土地性质的颠覆性改变，极大地释放了缚束于土地上的生产积极性。封建土地所有权，地主豪强只看重土地所有权，而不在乎土地改良和土地产出率，土地分割出租给佃农，要的是出租利润，而租种的农民因生产的落后，既使大小中农和富农阶级，都是靠天收成，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土地显现的都是低沉的死气，中国是农业国，但又是极落后的农业国。
封建的土地制度是工业化的最大阻碍，不破除这一制度，中国工业化不可能开始也不可能进行，中外近代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如英国的“羊吃人”运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霹雳之革命手段推翻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国后的全面土改运动的胜利完成奠基了中国社会主义广厦。
土地所有权收归公有，对于中国这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出来的国家来说，其意义是革命性的，它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具基础性的根本制度，用一句结论性的话说，只要中国的土地是公有而不是私有，则中国社会主义大厦就是磐固的。
很早有声音说，中国应当将公有的土地再私有化，因为一切都私有化了，土地也应该私有，以保护自己的物权，购买房子只有七十年的产权是对买房者的不公。虽有声音干扰，但是土地制度实际变化不大。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前后几乎没有变化，农村土地制度从先前的人民公社土地集体经营制到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经营方式的变化，不变的是集体所有制，现在进行的农村土地确权流转，流转的还是经营权，不变的亦然是集体所有制，因此不论城市还是乡村，土地仍是公有。一旦土地私有，在开启阶段看似人人平等的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土地，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总会有人或因贫困、生病、好吃懒做，或因被欺压、欺骗而失去土地，集中到另些人之手，自由走向垄断是必然的规律，土地兼并又要出现，豪者愈豪，弱者愈弱，人对土地躲不开的依赖又会走进历史的循环之中了。
只有土地的公有才能杜绝土地兼并。尽管暂时有人垄断了土地的使用权，因不能最终获得所有权，国家始终有可随时收回土地的权力。这个权力是革命的最大成果，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基础。想否定这个权力的，是土地使用权的既得利益者们，他们叫嚣土地私有化，在物权法制定前，曾用看似美好的例子，如某外国某户的房屋，既使总统也不敢靠权力来侵占，修铁路也得改线绕行，但中国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保证了不再会回到革命前的制度上去了。
土地私有在不同的国家、在同一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有问题轻重的不同。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所提到的某此社会问题在建国前的中国不多见，但放到今天读，就会从中发现今天中国在住房问题上的影子了。土地在中国，中国人更爱土地，封建社会，有钱专爱买田置地，今天有钱最买房屋，是因为没什么能比房屋更与土地所紧密的了。
二 住房问题
吃穿用住是人的第一需求，人总要有个住处。吃穿用住中，住的成本较高。故房屋对人和家庭是一项重大压力。中国旧社会城市化极低，人们的住宅建筑相对简单容易，起地即可盖茅屋瓦舍。由农业国走向工业国，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集中，城市土地变得珍贵，住房便向高层发展，而且高楼越来越高，住房建设己不再能由单人单户所能建造，只能由专门建筑部门建造，住房便社会化了，而其中附着于土地上房屋的规划权是在土地所有者手中。
社会主义国家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作为一项最大的民生，房屋应由国家提供。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前是由资本家拿走，除了扩大再生产，大部分由资本家拿走用于个人和家庭消费。公有制适应了社会分工更细之下的社会化大生产，使国家统一进行社会化管理成为现实，社会化生产成为有机一体，工人阶级在统一生产中，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除了扩大再生产，改善生产条件和提高工人待遇外，剩下的由国家以税收的形式拿走，用于国家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因此国家向民众提供住宅成为现实和政府责任。
新中国初期，因家底太薄，工业化建设需要庞大资金，因此用于工业建设的多了，必然用于住房的就少，而且现代住房建设需要很多工业产品，如钢筋水泥，所以新中国要解决住房问题，首要的必然是先工业化建设。那一历史时期，积累建成的工业化，是后来实现城市化的基础。那时期在计划经济下，国家解决住房问题，是分解到单位，这是一种低级阶段的办法，这种低级的办法现在看来是一种历史的无奈，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单靠国家一级的力量，不太可能完全实现由国家解决。其中存在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福利房因不同的单位、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区，其差异是突出的。再后来，尤其企业改制成自负盈亏型，职工的住房问题就与单位效益好坏直接挂钩，而国家在住房问题上则是彻底甩了包袱。经过多少年，一些企业承受不了巨大的住房压力，有的苟延残喘，有的破产，而职工的住房问题越积越多，等待分房的排成了长队。直到1998年，彻底终止了福利分房而开始了住房的市场化。
住房市场化，是国家将住房资金以货币形式给付到个人，再由个人从市场上去购买住房。毕竟国家给付的购房资金很少，大部分还是由个人筹集。政策之初，在福利分房中排队但已无望的人，撤出来走向市场而买到了住房，它的示范性效应是快速的，初期的住房市场化首先满足了无房者的急需。但另一方面，市场化初期的房价尚不高，一些能折腾的，有关系的，善投机的人，在自由的住房市场上，左倒买右倒卖，赚到很多钱，在这些倒买倒卖中，房价也随之上涨了。房子是大项资产的生活必需品，一年年的小百姓们倾全部资蓄加透支未来收入放到住房上去，成为被房子支配的奴隶。归结言之，房产市场二十年发展，它已是中国最庞大的、最活跃的市场，跟随一次次炒房浪潮，房价已经高到了难攀的地步。
住房市场化中，得益最大的是政府和房地产商。中国土地的公有性质，政府可以随其所愿地支配任何一块土地的利用和给谁使用，而土地上的城郊居民或者农民，不过都是住店旅客。政府将土地拍卖出去，得到货币收入，买到土地的房地产商建造房屋，再将购买土地的费用、补偿搬迁的费用、建造成本、还有预期的利润统统加上去再卖给购房者，因此房地产企业一在中国出现，便最快速地长起来，其中的奥秘在于，政府零成本地出卖土地，以此房地产商便以低价补偿土地，再以单位土地面积上建千倍上万倍的住房面积，而获得高额利润。因此成就了房地产商是股市、纳税的大户，如任志强、王石、潘石屹等便可以在社会舆论上打个哈欠都能刮起一股台风了。
政府完全受益土地的公有，假如当初革命没有将中国的土地制度彻底颠覆，土地的私有一定会阻挡着市场的脚步，因为迈到哪里土地都是有主儿的，便只能修铁路必得绕行。而土地的依附者，城市的居民，农村的农民，由此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本，失地流离，或沦为无业流浪者，或沦为低贱的打工者，那些拿到一笔可观的拆迁款的人，便挥霍着，浪费着，总有一天也会花光，对面的是最可怜者是购买了房屋的广大购房者，不得不为房子而忙碌一生，只为得到这所住宅的所有者而已。
政府能做的最容易的是卖地，再从卖地到建成房屋后，便再从住房上源源不断地收取各种费用，经营着政府的运转，因此有专家指出，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都是卖地财政，土地经济是地方政府的支柱。不同于企业的，是企业已从政府的干预中独立出去，政府对企业的行为只剩税收。因此政府的行为，政府是土地的最大经营者，也最大的土地供应商，政府是赤裸裸的商人。剩下的，房地产商从政府手中拿到土地后，一切权利便归到了房地产商手中，在住房市场上搅风带浪地去赚尽可能高的利润，而无数小百姓们都不过是他们可任意宰割的羔羊了。
住房市场这条路，不知还能否继续走下去?仅短短二十年，住房市场便成一个巨大黑洞，它吸进去了无数的财富，捆绑了无数人为它献出自己的全部劳动力，它一边加速着其它实体经济的萧条和企业的破产，一边它将政府也同时拉上车来，一切都得听从它的摆布，按照专家的说法，房地产商绑架了政府。
政府善于将平整肥沃的耕地卖给住房市场，因为它的卖价更好，而全然忘记了耕地是做什么的，会不会发生粮食危机，仅所希望的是，城市又出了成片的高楼，又扩展了城区面积，城市化在进行，是为政绩。现在全国每一个城市无不是如此，它越来越好看了，越来越像国际化都市了，而背后却是萧条肮脏破败的农村，如非洲一般。官员们的心思都在城市，有谁还会放到农村去呢?
房地产商善于囤房居奇。它生产房屋只是在生产商品。二十年的住房市场，虽然生产了无数住房，但实际其空置率是奇高的。房地产商的唯一目的是生产房屋这个商品，用这个商品获取高额利润，而不是解决人的居住。因此可以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了，生产方式反映了生产目的。生产住房商品的不会是为了解决人的居住，要真正解决人的居住的，也不会生产住房商品。
以当前国内的住房存量计，假如分配的话，已经能够全部解决人们的住房需求，可能还有剩余，但现实是，一边住房空置，一边是翘首盼望住房和改善住房的需求者，对房地产商来说，是生产过剩了，所以任志强说，解决生产过剩的最好办法是炸掉，这话如同美国1929年经济危机中将过剩的牛奶倒入密西西比河一样，即使心疼地炸掉，也断不会降低房价销售，因为一旦降低房价，一是造成房地产商利润减少，二是打乱了市场正常的交易秩序。
高房价的持续走高，是人们收入差距持续加大的直接反映，房价走高，固然低收入者买不起，但高收入人群中总有人买得起，不愁卖不出去，因此任志强等大商人才能有底气说，建房就是给富人建的。只要中国的收入差距继续拉大，那么房价还是会走高的。
住房作为人的第一大需求，成了中国拉动经济的第一动力，住房市场成了经济的第一支柱。十几年的炒房运动，造就了无数从住房上的暴富君。吸附在住房上的货币存量是无法想象的，一套住房，少则几十万元，多则几百上千万元，这些货币一旦脱离住房，将不可避免地爆发货币洪流，那时不仅中国经济而且没有谁能无可避免地不被这洪水淹死。
三 住房问题的解决
住房虽然是第一的刚性需求，但生产已经严重过剩的住房市场，不能解决人们的住房需求，是因为这中间阻碍的一道高墙是资本所要保持和追求的利润。政府对联手起来的房地产商已经失去了控制力，从中央每次调控房价失败中已经得到验证，根源在于房子是房地产商的而不是政府的。政府指挥不动房地产商，便只能自己去盖经济适用房，以保障社会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不打自招地说明，政府对人们的住房是必须要负责的，如果连基本住房需求都不考虑的政府，政府一定是失职的。
中国的住房市场已经形成了恶性产业链，政府靠卖土地而生存，房地产商靠建房而获得利润，人们花巨资和向银行贷款而去买房。其中的政府、房地产商与银行是住房市场的剥夺者，中间广大的购房者只能是被剥夺者。任何一个市场总有饱和期。随着一批人的死去，其名下的住房将留给独生子女，依照夫妻二人都是独生子女，将来一个家庭至少拥有三套住房，那时供求关系可能将发生逆转，一则高收入者已不缺房也不再愿去为房地产商抬高房价，二则低收入者还将继续买不起房，供求关系的逆转使得房价不得不走低，那时政府也无必要再提供土地，房地产商也不愿意继续建房，这将是一个停滞之后的萧条期。如果政府乘机逐步将住房收归国有，或赎买、或银行实现抵押权，将是一个大胆且有智慧的选择。
现在的住房市场已经出现难以继续维持的苗头。政府不愿口头上承认，但行动上已经了说明了房地产市场难以为继，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捆绑在房地产上无疑是极其危险的。雄安新区的住房模式不是似曾相识吗？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最应该干的是保障人们的民生，要保障人们能免费受教育，免费接受医疗，免费住房，而将这些交给资本，而忘记了资本所追求的不是民生，而只是利润。这个教训，是无数人鲜血淋淋的牺牲，是实体经济的空心化，是虚拟经济的虚假繁荣。
2018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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