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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而左|知识分子:从龙套演员到编剧

2018-01-12 10:05:50  来源:新青年2018  作者:右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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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做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了一个阶级。”——毛泽东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些都是描述中国传统读书人,也就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经典句子。

  这些描述中的知识分子,都是散兵游勇,其最高人生目标,也不过是想通过“头悬梁锥刺股”、寒窗苦读的个人奋斗,最终把学到的雕虫小技,到官府衙门去卖个好价钱,入庙堂,就是现在一般而言的“进入体制”,弄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所谓“学,而优,则仕”。

  《新白娘子传奇》许仕林高中状元

  我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唯一的一次自我检讨和自我忏悔,是明朝的李贽做的。他以个人的力量,向“三教合一”的整个传统文化和道德体系,发起了一次全面的进攻:孔孟的“仁义”,董仲舒的“神权”,朱夫子的“天理”,老聃的“无为”,释迦牟尼的“涅磐”,统统被他捅出各种各样的窟窿。他对儒家道统,德礼刑政,大声说“不”,对夫权思想,男女不平等无情挞伐,将“理学”违反人性,揭露于市井,把佛、道的欺骗和麻醉,撕撒在大众的眼前。

  李贽(1527~1602)

  可是,这位做了二十年小官的启蒙思想家,还是局限在传统知识分子的狭隘天地,最终没有完成自我的超越。他骂赤眉黄巢为盗贼,疼斥黄巾张鲁为妖孽,赞扬宋公明“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是“忠义之烈”。即便如此,他却没有得到统治者的宽恕,不得不接过统治者赐给他的毒药,自杀于狱中,“精忠报国”了。

  李贽的不幸所代表的是中国古文明和文化对于中国民众精神的一次完美的虐杀。虐杀完毕不过几百年,紫禁城金銮殿上乾隆爷脚下庸臣们的“喳”“喳”声就响彻五湖四海,盛世骤然“屹立”于世。不久南中国海上英国人的枪炮就盖过了这非人非鬼的“喳喳”声。原来,所谓盛世 ,不过是不肖子孙们把老爸老妈们拼了老命攒下的基业恣意挥霍,过起了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还恨不能把属于子孙万代的鱼池也给它竭了。就这样,我国历史在自取的耻辱中进入近代。

  生活腐朽的八旗子弟

  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作为一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发言,是康梁发起维新运动。但是,维新派知识分子依然还只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士大夫,不是那些在死地而求生的普通民众的代言人。他们没有独立的政治诉求,其所为不过是想修复那艘行驶了几千年,已经破烂不堪,无法再航行在现代文明海洋的古船。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在历史的悬崖边上碰得头破血流:维新运动不过百日就寿终正寝,康梁两位惜命,在“国际友人”的帮助下,死里逃生,而谭嗣同,不得不以热血和头颅,代替此前被证明为毫无意义的呐喊,谋求对国人真的唤醒。

  戊戌变法领导人康有为(1858-1927)

  接下来是孙中山的资产阶级精英革命,用同盟会老会员章太炎的话说是:“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秀才们,看不上工农大众,把他们排斥在外,垄断了革命权。满族皇帝的朝廷,那时已经是一口蛤蟆气都可以吹倒的,这样一个王朝的覆灭,本质上讲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联系甚微,却还是让秀才们成就了美名。秀才们登基,奴才成了老爷,其作为还比不上那原来的老爷,职业军人袁世凯略施小计,就把他们一个个玩于鼓掌之中。于是,“秋瑾”们枉送了卿卿性命,“华老栓”们香火却更加绵绵不断,“阿Q”们则白当了革命党人,带着对吴妈一类女人的无限的爱恋,糊里糊涂做了看客们的笑料。

  秋瑾(1875年11月8日-1907年7月15日)

  这就是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再怎么能耐,也不过是中国历史大剧里跑龙套的角色。虽然闹剧的大剧点缀过一点血色,这历史大剧充其量也还不过是低俗的悲剧。在这个剧里,虽然时不时也有几声“中国何处去”、“救亡图存”之类的盛世危言,可在知识分子眼里,“生存,还是死亡?”对于中国来说,其实从来都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那不过是他们自己用来咋呼老百姓的,是他们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种手段。“古国文明”昨日的风采实在总是让知识分子留恋不舍,所以他们“改良啊改良,革命啊革命”的叫喊,都不过是他们的自言自语,老百姓总是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更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一个自在的“阶级”,要有所作为,必先成为自为的阶级。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自为的阶级转换,第一次完成了传统身份的蜕变,成为时髦的明星,登台亮相于新旧历史接口处的历史舞台。

  “五四运动”标志这个阶级完成大集合,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正在改变着中国历史。此后,虽然这个阶级的主体,大体分裂为左右两大阵营,右的加盟了国民党集团,左的最终集结于延河水边,但是,正是他们各自朝着同一个理想——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中国——的集体奋斗,各自为现代中国做出了贡献。

  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最终用自己的语言告诫知识分子:右的一半虽然也带着那个崇高的理想,却因为扯不下那点假斯文和伪善的外衣,在行动上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所以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只有左的那半彪人马,在毛泽东的“说服”下,不自愿的扯下了假斯文和伪善的外衣,走了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才最终成为一个有为的阶级,在再造中国的历史活动中,建立起不朽的功勋。

  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改变跑龙套的角色,成为最重要的历史大剧的配角,终于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与毛泽东的个人人格力量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毛泽东是知识分子阶级中通过自我批判彻底完成自我解放的人,他为所有知识分子的自我解放做出了榜样,并将他的影响施加在全体知识分子阶级。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

  毛泽东的自我解放心得集中反映在他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中。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有为的阶级真正有所作为,是自那个讲话之后才开始的。在那个讲话里,毛泽东把文艺战线和军事战线并论,他说:“要战胜我们的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支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为此,他要求知识分子“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以工农兵及其干部”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作为文艺工作的对象。“思想感情上和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用劳动人民的语言,创作出“大众化”的文艺作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配合拿枪的军队打击和消灭“一切人民的敌人”。

  以下是谈话中,毛泽东对于自我解放之路的一个小小总结:

  “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做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了一个阶级。”

  毛泽东就是这样在革命的实践中,改变阶级立场,完成了对于古往今来一切启蒙者和革命者的超越,获得自我解放,获得光明,再成为光明的使者,回到“柏拉图的洞穴”之中,去解放大众阶级包括知识分子阶级。李贽的启蒙、康梁的改良、孙中山的革命,甚至谭嗣同的头颅和热血,在毛泽东的自我超越和解放,和由此引发的部分知识分子的自我解放运动,进而推动中国革命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无疑,毛泽东的路既是中国的路,代表着中国的进步、代表着中国的未来,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的路,代表着他们作为一个有为阶级的未来,代表着他们个人的未来只有放在这个阶级的未来中才是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

  不幸的是,毛泽东这个在延安完成的指导知识分子成为有为阶级的讲话,最终也成为了他向他的知识分子同伴所做的告别辞。在文化大ge命中,当毛泽东再次要他们学习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已经功成名就再度斯文起来的知识分子,就不再是众人皓首,而是集体联合党内代理人进行坚决的抵制。抵制无效,他们下到了田野工厂矿山。毛泽东曾经和工农兵大众融为一体的生活,让他们亲自去体验一下。同样的经历,在毛泽东,是投入革命的火炉,在他们,就成了“蹲牛棚”。(注:牛棚一词不是牛住的棚子,而是“牛鬼蛇神住的地方”,被季羡林等人认为是牛棚。季羡林写了《牛棚杂议》)

  江西小平楼外景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本来器重如山,可一些知识分子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浅薄。明摆着这个世界,不再是封闭的农业国,虎豹豺狼,对我虎视眈眈,非得要用虎豹豺狼的仁义道德,不能安邦立国,儒家那点祸过国、殃过民,只适用于封闭的封建的农业社会,不适合开放工业社会的浅薄杂耍,实在不应该再当宝贝使用,可偏有一些人不断向毛泽东贩卖自己的“炼丹术”。

  毛泽东和梁漱溟对话

  毛泽东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任何人可以在一切问题上批评他,但有两个原则问题,任何人是不可以让他放弃的,那就是:真正的共产党的领导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真正的共产党不懈的斗争使民族站立起来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使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组织起来了。这二者的结合,给出了中国光明的前途。谁要在这两个原则问题上,动歪念邪念,那么必然要被他请到冷板凳上去。这样一来,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来的系列运动(包括文ge)之中,毛泽东就理所当然地得罪了两个集团,一个是打完江山后只要享福不再要革命的部分官员组成的官僚集团;另一个是就是这个原形毕露,又披上了假斯文和伪善的外衣的知识分子集团。

  知识分子本性中具有天然的攀缘性和寄生性,他们不能有独立阶级的担当,却又想进到权力阶级,呼风唤雨。毛泽东以自我解放的经验认定,要消灭知识分子的攀援性和寄生性,让他们成为自为并有为的阶级,就必须要他们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像革命战争年代,先当人民的学生,再当人民的先生,成为工农兵阶级的一部分。这毫无疑问是动摇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立身为命的根本。他们曾融入革命的洪流,并给这个洪流推波助澜,成为毛泽东有力的帮手。在功劳面前,他们以为毛泽东已经成为他们的知音,没有想到,他们重新披上假斯文和伪善的外衣,而毛泽东原来真是彻底自我解放了,正在继续革命,解放更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毛泽东自己血液里流淌的早已是工农兵大众的血液,而他们自己褪去革命的红色,依然还是属于工农阶级头上那个仅仅是衣着干净的腐朽阶级的组成部分。

  蹲过“牛棚”的秀才们,骂过秦始皇,骂过马克思,再骂毛泽东的祖孙三代和一切工农兵群众都愚昧无知竟然匍匐在一个封建皇帝脚下之后,终于在毛泽东逝世不久找到他们自己真正的知音。“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原来在1957年灯火阑珊处,下达过10%右派指标”,对他们搞过“苦肉计”。(注:毛的估计全国有5000知识分子左右,而邓等人扩大了这个估计,害惨了知识分子,故而叫:苦肉计)

  1980年代初,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知音彼此还假模假样,同心协力追求“民主自由、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然而,他们之间一场识别系统造成的误会,就导致他们之间一场各自心怀鬼胎的搏杀:笔杆子终于屈服于枪杆子。“争论”结束,“不争论”开始。

  1989年中至1992年初,中国知识分子仿佛 “重度脑震荡”,抱着与庙堂不合作的态度,可是,他们在1992年闻听到他们的知音在“巡讲”中开出的资本主义药方之后,“病”就不治而愈:原来又是一场“苦肉计”。于是,双方相逢一笑抿恩仇,把酒再言欢,彼此谁也不再装模作样了,一切直来直去,假斯文和伪善的外衣,用一种与当初在延安完全不同的脱去方式,脱下了,大家一致地露出白花花的屁股蛋子,敞开胸怀,赤裸裸的拥抱权力、金钱和美女。相识恨晚,相识恨晚,不打不成交——知识分子如是说。

  更让知识分子高兴不已的是,他们不再是老九,不再是苦哈哈的龙套角色,也不再是毛泽东革命时代的配角,而是整个历史大剧不可或缺的编剧。他们中有吴敬琏、厉以宁这样的国师,有季羡林、巴金这样的伪儒,有张艺谋、冯小刚这样的文艺扒手,有陈有西、贺卫方这样的法律工匠,也有茅于轼、袁腾飞这样的跳梁小丑,当然也有分不清是官还是知识分子、直接挂着官员头衔又顶着博士帽的一群“谋国高手”们。

  在这个新剧本里,原来那个“另册”的魑魅魍魉,当稳了编剧者之外的其他人,都做了各种各样的正面演员,工农阶级则被打入了“另册”,被踏上无数只脚,再压上N座大山。兵哥阶级,因为主要掌握在八旗子弟手里,就被整体性赎买了,改造成为了专政工农阶级的机器。于是,毛泽东初步建立的各阶级的平等烟消云散了,平等再度成为大众的天梯,工农阶级及其子弟或者在黄土地上哭爹喊娘,或者在机器旁含泪怀念毛泽东,好一点的到公园里互相伴舞跳跳蹦嚓嚓,惨的就只好走上漫漫的上访路,更惨的看到儿女考取大学就跳楼跳河上吊……,至于广大的正在谋求上进的青年人群,则被等级制的格子构造固定在原地动弹不得。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孔老二的阴魂在棺材里咯咯发着阴冷的笑,一度还爬起身来,大摇大摆走到天安门历史博物馆门口……,孔老二的N代子孙则阳光明媚地慷慨陈词:毛泽东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党国官员们这时候在干什么呢?在豪宅里搂着美女乐不可支,入得巷来,不经意间说出一句:XXX,良心大大的好。

  秦之亡,都说是亡于严刑峻法,亡于暴政。但单单忽视了基本的事实:秦二世不仅荒淫无度,腐败透顶,还投降了,投降了被老爸废黜的贵族地主官僚和知识分子结成的同盟。

  毛泽东和他的时代,在当代秀才们笔下,比秦始皇和他的时代是还要暴戾百倍的,而当代秀才们亡起毛泽东的时代,也是丝毫不亚于他们的先辈们亡秦干过的勾当的。秀才们,为了可怜的优越感,当了亡秦,亡毛泽东时代的帮闲、帮忙和帮凶,但又不敢承担责任,只好做文章盖棺定论,说秦是亡于暴政,亡于严刑峻法,说毛泽东法xi`si浩劫,不亡天理不容。要是这些说法都成立,那后来的汉武帝吸取教训,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废了暴政,废了严刑峻法,把知识分子捧到了天上,这刘家的天下,却怎么也没有万古长青呢?而今天,法西斯没有了,浩劫变成了盛世,社会却处处冒火花,这又怎么解释呢?对此,秀才们却又鼓噪出别的理由。这些理由当然都与他们自己无关,因为世间只有他们是完人。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惯常的就是,诱奸了少女,提了裤子不认账,还说自己怜香惜玉,把自己打扮成救美的英雄。对于这样的二皮脸,毛泽东用胡罗卜加大棒,把他们赶到了旷野——世道就清明了,他们的知音用胡萝卜加大棒,把他们赎买进庙堂——世道就龌龊了。他们却说,毛泽东封建家长法西斯,他们的知音是明君伟人。劳动人民,没有胡罗卜,也没有大棒,只有拳头,对他们,应该怎么办呢?挥起拳头,无论何时,无论何地,见一个揍一个,一个人揍不过,就结伙揍——千万别把拳头留着打老婆。“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一旦这些家伙,处处挨揍,他们就会主动到劳动者中来解放自己了,劳动人民自我解放的新编历史大剧就离上演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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