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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石:“对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点评两篇奇文

2018-01-10 14:14:05  来源:乌有之乡  作者: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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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点评《炎黄春秋》2012第8期唐宝林文《南京解放前后的陈修良》

 

  双石

  唐宝林先生的文章是为陈修良老太太叫撞天屈的,当然得铺排一通陈老太太的功劳苦劳,这个双某没得意见,老革命嘛!何况还是经历坎坷的老革命耶?但说功劳苦劳也就罢了,你揣着一颗别有的心来黑别人儿,乃至黑陈老太太到死也不愿弃之而去而又万恶的党,是不是差了点儿意思耶?比如唐先生的这段评述——

  包括三大战役中的其他战役中,多有这种事。所以,最高领导“用兵如神”的秘密就在于此,解放后毛泽东在接见韩练成时说过一句真心话:“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韩兢《隐形将军韩练成》,群众出版社2008年)坦陈了情报策反工作在战争中的作用。一个人下一盘棋,要另一方怎么落子,就怎么落子,哪有不赢的道理!

  【双某点评:先不说地下党大部分不是从事情报工作的,就算是,战争是只靠情报打赢的?情报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情报只是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没有任何一位战争指导者是只被情报牵着鼻子去打仗的——这还是排除情报有误的前提下!要不请唐先生解释一哈共产党情报工作那么精准,还是要打败仗耶?比如第五次反围剿,情报工作很出色吧?怎么还是败了?

  看来战争的参与者们各自认准自己的位置,还是很有必要的!

  至于学者,是不是还是要多少按捺一哈轻薄轻狂议事的毛病?何况是一辈子摇笔杆儿没见过枪林弹雨的唐先生你耶?你说是不是呀,唐先生?】

  然后唐先生又用大段的文字铺陈了陈老太太领导下的南京地下党策反国民党军的功劳苦劳,然后又是一句撞天屈式的文字——

  这完全是和平解放的景象,但是解放后,为了突出军队武装是解放南京的主因,大力贬低上海局和南京市委、国民党起义官兵、广大学生、工人、农民、市民、民主人士的作用,使人民长期不知真相。

  【双某点评:那么军队究竟是不是解放的“主因”耶?唐先生为什么就没想一想,这种“和平解放”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战争初期?那个时期万能的地下党咋就没试试“和平解放”耶?如果没有解放大军风卷残云兵临城下,这种和平解放该如何实现?能否实现?究竟哪个才是真相啊?唐先生能不能给个明确的结论?】

  文中,唐先生还列举了不少军队进城后出现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七届二中全会上被某个最高领导反复提醒过的问题,并冠以“长期在贫穷落后的农村生活的主流派(解放军和根据地南下干部)被严重的‘农民意识化’”,而对地下党方面的存在和可能存在的问题没有半点检点,那么地下党方面真的就干净得半点问题都没有么?比如,【唐先生想没想过地下党方面的问题?地下党有没有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思想作风与形势需要和任务变更格格不入的问题?长期处于地下斗争状况,在提高思想认识和斗争水平适应新环境方面,会不会有问题?比如群众工作,比如土地改革,比如恢复生产,有没有适应上的问题?】唐宝林先生自己在文中也说了,军队方面的问题是引起了军管会刘伯承等首长重视的,批评也是很重的,可见人家“主流派”还是能自省且有自我批评的,那么反问一哈:陈老太太有么?

  唐先生在文中还说:“在市委会议上,陈修良表示赞成(刘伯承)这个意见,并且组织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观看“闯王进京”戏剧。结果引起许多解放军和南下干部的极大不满,进而引起他们对原城市秘密党同志严重的打击和迫害。”

  【双某点评:请问唐研究员,你的这个结论有什么证据支撑?组织看一出戏,就引了来“严重打击和迫害”,这个逻辑摆渡是如何完成的?唐研究员不会连起码的学术规范都不知道也不遵守吧?莫非风闻言事也能登学术之堂?那么请问唐研究员怎么从逻辑上解释《甲申三百年祭》成为中共整风文件的?疾呼“我们不当李自成”的中共领袖乃至各级领导人们,又该咋挂上“严重打击和迫害”这条逻辑链耶?嗯?唐先生,要不你来说道一哈?】

  接下来唐宝林先生笔锋一转,又捧出了一个南京军管会的名单说事儿,以佐证“主流派打击地下党”的既定议题——

  28日公布华东局的决定,成立南京市军管会,主任由刘、宋两位书记兼任,陈修良虽参加了军管会,但如下这个名单正好反映了南京地方干部的实际地位。

  军管会主要领导成员和下设机构:

  委员兼主任:刘伯承

  委员兼副主任:宋任穷

  委员:张际春、江渭清、段君毅、陈同生、李达、柯庆施、徐平羽、罗士高、陈士榘、张霖之、孔从周、陈修良、周兴、黄华、刘宠光

  秘书长:陈同生

  副秘书长:李静宜

  供给部部长:张友亮

  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

  房地产管理处:第一处长:朱启銮

  第二处长:汤成功

  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段君毅

  副主任 刘峰 万里

  交通接管委员会:主任 刘宠光

  军事接管委员会:主任 孔从周

  副主任谭善和邓有伦

  政务接管委员会:主任罗士高

  副主任 齐仲恒

  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徐平羽

  副主任王明远任崇高

  公安部:部长周兴

  在总共37个职位中,原南京市委只有5人(下划线者),而且多为副职。

  (南京市军管会名单和南京市军管会各部负责人名单,1949年5月公布,存南京市档案馆)

  【双某点评:嘿嘿嘿嘿,唐宝林先生知道什么叫画蛇添足弄拙成拙么?!南京解放时地下党有党员2000人,这2000人在军管会有5名代表,其中一人还是市委常委,与其他32名代表所代表的人员比例相比较,这比例是高了,还是低了?实际地位究竟咋样?】

  唐宝林先生最过份的叙事是这个——

  进城后的干部配备,中央在1949年2月3日已早有准备:“如南京国民党不准备集中兵力守南京等城,我们可能于三月或四月占领南京。华东、华中调动集中及训练一万五千名干部的工作,应立即动手去做,并于二月底前去徐州集中待命。华北局所派一万七千干部在石家庄训练,交华东局率领随华野、中野向江南前进。哈尔滨、沈阳、唐山、天津、北平的城市工作干部,准备抽调相当数量去接收上海、南京、苏州、杭州诸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1949年2月3日,中央档案馆藏)也就是准备派出大量北方干部接收江南城市。这说明全国胜利前夕,中央早就决定了排斥原地方干部的方针。

  【双某点评:为接管城市准备干部的工作,竟然也能被歪曲为“中央早就决定了排斥原地方干部的方针”?那么请问唐研究员一句,中央是该为新区解放作这些准备耶?还是不该作这种准备?地下党能提供这种规模的干部队伍么?地下党的干部有建党建政群众工作的体验与经验么?有过清匪反霸组织恢复生产完成土地改革体验与经验么?在面临工作方针重大转变的历史时期,此前连组织生活集中学习的机会都没有的地下党,有没有重新学习整顿提高以适应新形势的必要?再者,如果中央真是“早就决定了排斥地方干部的方针”,那么怎么解释在接管后大量培养地方干部,特别是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培养地方干部的政策?比如以知识青年为主的南下工作团?

  以陈修良主持的南京地下党为例:地下党掌握的党员有2000人——还包括突击发展的,而接管南京需要的干部至少是1.5万人,请问南京地下党能拿出这样的队伍来么?

  唐研究员,双某批评你一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得问题吧?】

  接下来,唐先生还举了一些似是而非甚至无法查证的事例,又飞速完成了一个逻辑摆渡:

  对所谓地下党的集中整肃,在南京解放后很快到来。华东局第一书记于9月17日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召集了一次南京市支书及排以上干部党员大会(也称4000人大会)。会上的报告题目是《论忠诚与老实》,吹响了对南京地下党进行全面整顿(实为打击与迫害)的号角。

  报告还用根据地及解放军的党是“大儿子”、地下党是“小儿子”这种封建继承制的定位法,说明从南京开始所有长江以南解放城市的领导班子,必须以前者为主,后者必须拥护和服从,否则就是“不老实”。

  【双某点评:嘿嘿嘿嘿,双某严重怀疑唐先生这个陈述是为如今热衷于谩骂邓小平的左爷们准备的,可双某玩儿史证这票活儿是只认理儿不认人,站对不站队!所以还得跟唐先生计较一番:这个报告很多人听过,感觉为什么跟作者不一样?这个报告怎么就成了对地下党吹响的号角了?唐先生应该引出这个报告的内容来让我等后人瞅一瞅看一看呀?难道这个报告没有批评南下干部中的问题?说报告者没有“作起码调查”,那么唐先生耶?你给人家定罪,那是需要就事论事提供证据的,你有么!

  最起码,唐先生应该引出邓公原文来说事儿呀?唐先生,你引了么?除了没有前后文的“大儿子”了、“小儿子”(这个比方是否恰当姑且不论,可怎么就能被上纲上线成了“封建继承制的定位法”耶?),你拿出了什么证据?至于“前者为主”,请问有什么问题?在建国初期稳定政权的大背景下,军事斗争是不是第一位的?以前者为主有什么问题?还是老问题:当时的地下党,究竟有没有全面接管政权的能力,有没有支撑这种能力的干部资源和队伍?在对敌斗争还在进行还很严峻的环境,以军队干部为主的一元化领导,是有必要还是没必要?】

  除此之外,唐先生引用或查询证据的本钱也不够使唤啊!比如轻率地就声称:

  公开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对解放战争中其他战役,指示很多,很详细,唯独对渡江战役最少,只有一份。

  【双某点评:渡江战役的文献很多,军委的指示也很多,早已汇辑出版,唐先生是不是该先去看一看再去数一数?哪怕是唐先生拿出来说事儿的《毛泽东军事文集》,自己好歹也该数一数瞅一瞅呀?否则你拿什么本钱来撰文说事儿?要不双某来替你列几份——《同意三月底或作战的计划(1949年2月21日)》、《东北野战军先出两个军迫近汉口钳制白崇禧部(1949年2月11日)》、《第四野战军主力应于四月一日前完成出发准备(1949年3月17日)》、《第四野战争军先头两个军的任务(1949年3月20日)》、《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的理由(1949年4月14日)》、《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针渡河上面》(1949年4月16日)、《必须争取渡江一举成功(1949年4月17日)》、《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1949年4月18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1949年4月22日)》、《要做好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1949年4月27日)》、《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1949年4月30日)》《推迟占领杭州上海的时间(1949年5月3日)》、《占领吴淞嘉兴的等地应注意的问题(1949年5月6日)》……

  这都多少份了,唐研究员数数看?

  还有,唐先生大加抨击的“以解放军为主,以南下干部为主”的方针,究竟有什么问题?执行军管会的一切决定,究竟有什么问题?“地下党的主要任务是在配合与协助解放军,当上海解放后,地下党的任务即告结束”又有什么问题?莫非解放后地下党还要独立存在?如果唐先生为之叫撞天屈的陈老太太对这个都不能理解,那么南京地下党在思想情绪上存在的问题,还是不是空穴来风?】

  唐先生这种不引证据、乱引证据和断章取义选择性引用证据的毛病,还有很多。

  比如这个——

  5月23日,南京市委就会师问题向中央、华东局写了报告。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作为“正确处理”解放军和南下干部与地方党组织关系的经验,立即转批给中共华中局和西北局:“兹将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和本地党会师问题的经验转发你们,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必抓紧指导,不要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此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参见《宋任穷回忆录》,264、265页)

  【双某点评:这个报告是咋说的?唐先生读过没得?为什么不亮出来瞅瞅么?都是些什么经验?】

  直接抬没有出处找不到来源的“证据”,这也唐先生一类学者的拿手戏:

  从此,与“南下干部”相对的“地方党”、“地下党”这些名称随之迅速推广,并开始见诸于党的文件。这一大批出生入死冒险斗争并做出杰出贡献的战士,解放后重新被打入“地下”了。他们的命运就是近几年前才被披露出来的“新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份文件只发到当时的少数大军区的领导人。以致在完全实行了这个方针,打击了绝大部分地下党员(实为党内有独立思想和民主观念的知识分子,并扩大到党内其他领域及党外知识分子)后,又经过了改革开放约30年后,看过这个文件的个别幸存者才披露出来。

  在这一大背景下,为共产党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陈修良很快变成阶下囚,受尽屈辱、打击和害怕。

  【双某点评:陈修良很快变成阶下囚?多快?共产党的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长,1955年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是阶下囚?是贯彻“十六字方针”?那么南下工作团耶?当过总书记的上海交大地下党员江泽民耶?唐研究员,这是在发现历史还是在发明历史?先不说存不存在这个“十六字方针”,就算存在,能不能先把时间和范围闹清爽?什么时候下达的?针对的什么群体?是整个地下党么?如果这份文件只发到少数大军区领导人,请问组织部门怎么掌握怎么贯彻怎么执行?是不是甭管下头哪一级的干部都得这少数大军区领导人去筛选?他们忙活得过来么?】

  唐宝林先生接着展示了陈老太太的坎坷经历,但甭管什么原因,都一定要归类到万恶的共产党对地下党的歧视和迫害,全然不顾逻辑摆渡的封闭性完备性。比如,唐先生这么着归类,就一定要考虑其他没有地下党经历而又命运坎坷者该咋归类而不致于使唐先生的结论与之不洽。

  当然,唐先生可以把这一切归类于“万恶的共产党万恶的毛泽东”。可这样一来又麻烦了,这些叫撞天屈的老人儿,乃至叫撞天屈的吹鼓手唐先生,是在对谁叫撞天屈耶?这么万恶的一个党,你们还死活泡在里头不走,是啥政治节奏与节操?

  【双某点评:很难相信这是写出了《中国托派史》还给仲甫先生编过年谱的唐先生的大作,不说政治观点,引证引述的严肃严谨应该有吧?证据的完整完备应该有吧?这都是起码的学术道理学术规范吧?噢,《炎黄春称》说了,他们不是学术刊物,可历史问题的考证考辩,本身就要学术呀?唐先生你也是学界中人,也迎合他们的口味儿整这个八卦?】

  

《“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节录)点评

 

  穆广仁

  沙文汉(解放前任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副书记)、陈修良(解放前任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夫妇57年被双双打成“右派”,开除党籍。

  2004年秋天,收到友人寄给我的一封信,此信提到一段非常重要的史料:

  “老H多少年前来京,对我说:1949年南京解放后,南京市委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理方针。中央回电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位同志把这16字去问李慎之,李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沙尚之(南京原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的女儿)和我通信,我告诉她这十六个字,她打电话问老H,老H对她说,是昆明的M告诉他的。”

  

反复查证,确有其事

 

  我和许多老友们并不怀疑这十六字方针的真实性,因为解放后多年的事实已经明白无误地对它作了验证。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更确切的来源,最好能查到原件。

  我写了一封信给现在昆明的M,问他这十六个字的来源。M已经是80多岁、体弱多病的老人了,他说他已经不能执笔作复,只能在电话里回答一些问题。电话里传过来他的微弱而有点破碎的声音,但是,最重要的事情他还是说清楚了。他说:大约20多年前,也就是他从下放到云南边远农村回到昆明之后,也就是平反了他的“右派”错误结论之后,见到曾在中共西南局的一位老同志,这位老同志告诉他这十六字方针,并且对M说,他曾看到过有这十六字方针的文件。听M说有人看到过文件,我着实兴奋了一下,连忙问他这人姓甚名谁,现在哪里。M说,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事情似乎就到此为止,颇感遗憾。

  但是,我相信还会有别的来源和旁证。

  有幸,承老友S君告知,复旦大学的一位老战友,解放后的50年代在某安全部门工作时,那里的人就曾告诉他,有这样一个十六字方针。

  我并不满足这些口头转告,而希望得到更确切地证实。后来,一位曾从事南京党史工作的同志告诉我,上个世纪90年代,江苏省安全厅的一位负责人C君在查阅全国性大案的档案的时候,发现确有这么一份电报,那是在南京解放后不久,中央某领导人向毛泽东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置方针的时候,毛泽东批示了这十六个字。这个批示当时只发给了几个大区的负责人。

  我曾就此事向新闻界老前辈李普同志请教。他说,从这十六个字的文风、气势看,与毛泽东一贯的文笔是一致的。从他对知识分子一贯的偏见,从解放后他发动的历次矛头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的实践来看,这也只能是他的手笔。他是有远谋大略的,是从全局的大政策考虑的。别人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胆略发出这样的指示。

  我请李普同志问过一些健在的老一代革命家,希望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某种实证。杜老润生对他说,解放初期,他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的时候,曾经看到过这个关于对待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的文件。2006年2月,李普再请杜老谈谈有关这个文件的具体情况。杜老说,这个文件确实是他自己看到的,一点不假。但是对于文件上的十六字批示以外的细节,93岁的杜老已经记不起来了。

  至此,我的寻根问底算是到了头。能不能再进一步从中央档案馆找到这份文件的原件,或者其他可以引证的文字材料呢?由于文件本身的敏感性,在当前我国的保密制度下,还不能作这样的奢望。本文只能暂时“立此存照”,留待日后的史学工作者在有条件的时候加以查证。

  【评:这“寻根问底算是到了头”的东东,还是一地鸡毛!就是作者声称“反复查证,确有其事”的证据?弱弱地问一句,真要上得法庭,你们这些东东,有证据效力么?哪怕这个官司拿到你们心仪的天堂国去打耶?】

  

从南京地下党说起

 

  实践是最雄辩的历史见证。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就在解放不久的南京对地下党进行整党。整党的根据是:地下党组织不纯,反革命混进来了;许多新党员是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入党的,“动机不一,成分复杂”。邓小平1949年9月17日在南京市党的支部书记和排级以上党员大会上做题为《忠诚与老实》的报告,就是这样讲的。邓说,华东局指示必须对南京地下党进行整顿,而南京市委组织部门不同意,不认真执行,这是“无组织无纪律”。

  【评点:上级指示,下级该不该认真执行?如果不认真执行,算不算是“无组织无纪律?”】

  ……

  他一再强调,革命胜利一是靠党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他严厉地批评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对军队干部不服气的情绪。

  【评点:弱弱地问一句,邓公这个说法对不起?如果不对,作者认为该为这个座次表该如何排?请明示一哈好么?】

  看来,对于所谓南京地下党“组织不纯、成分复杂”的情况,是由南京解放之初重新组建的市委的领导人报告了华东局的,也转呈了党中央、毛主席,并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理方针。其他新解放地区也会有类似的报告和请示。毛泽东批示的这十六字方针,应该就是对于这类请示的回应。南京解放后,市委组织部的一位老同志就曾对原地下党学委负责人说,党组织在一次会上传达了中央精神,点明全国有四个地区地下党组织严重不纯:南京,福建,广西,云南。实际上,未被点名的地区的地下党也逃不出劫数。

  【评点:真有这个指示么?证据耶?】

  南京从1949年9月开始进行解放后的第一次整党。其他新解放地区也先后进行了整党。整党的矛头主要是对着地下党的。

  无论当时南京地下党的某些党员是否有什么严重问题,但对作为在国民党心脏地区进行长期斗争的一级组织,应该做出怎样的总的评价呢?对于那些在解放前夕最黑暗最危险的时候坚持斗争,不怕杀头、坐牢的革命者(包括那些入党不久的新党员)又该怎样评价呢?

  先从南京地下党领导层说起。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是一位早在1927年参加党的老资格的女革命家。南京解放后,解放军二野、三野的部队和南京地下党会师,成立了以刘伯承、宋任穷(之后是粟裕、唐亮)为首的南京市委。陈修良在市委中被安排了个组织部长的位置。她在上述整党问题和对待解放军和地下党的关系上吃了批评,被调离南京到上海、杭州工作,“降级使用”。到了“反右派”运动中,她和她的丈夫沙文汉(当时任浙江省省长)都被划为“极右”,时为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

  【评点:陈老太太自己和丈夫在1957年前的履历,恰恰与“降级使用”和“就地消化”之说不洽:陈是解放后第一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妇委主任——并非降级使用(同时期任南京市委书记分别是刘伯承、粟裕、唐亮,作者认为他们哪位不如陈老太太合适?),后来随丈夫(任浙江省省长)调浙江省委任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并非“就地消化”,而是调到邻省工作】

  再看看青年团南京市委的情况。从1949年夏开始建团起,一直都是由地下党员担任领导骨干的。整党一来,团市委的书记、副书记均被撤换、调离,书记改由三野的一位团政委担任,组织部长也换成部队调来的团级干部。此后还曾从南京军区政治部青年部调来一位长于唱歌跳舞的女干部担任团市委副书记。整党完成后,那位团政委调往上海高就。到1956年我离开南京时,团市委书记还是由一位从苏北地方部队来的一位原营级干部担任的。当然,这些从部队来的干部也都是很好的党员。但是,难道地下党员就都是不堪担当重任的好党员了吗?

  据南京一位从事党史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告诉我,南京这次整党从1949年9月到1950年,并没有查出一个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而在2000多名地下党员当中,却有300多名受到开除党籍、取消候补党员资格、退党、“停止党籍待审”等等各式各样的处分。

  整党之后,又经过不止一次的政治运动,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开始了。原任团市委副书记、团市委各职能部门的领导人,以及被“降级安排”到其他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是解放前参加地下党的),几乎被一网打尽;少数“漏网”未戴右派帽子者,也落得个或明或暗的“控制使用”。

  

全国各地大体都是这样

 

  只是南京团市委是这样的么?不,南京其他机关大体如此。只是南京一地么?不,全国各大城市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的命运,也大体如此。说“大体如此”,是因为各地情况总有某些差别。但也就是某些差别而已。原中共长沙市委秘书长刘晴波(地下党员、原中大学生运动领导骨干),因对肃反工作提了点意见,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在北京,原昆明西南联大地下党骨干,如袁永熙、李凌等,一大批优秀的地下党员被划为“右派”。

  福建是地下党的一个知名的重灾区。据《百年潮》杂志刊载的一篇文章记述,项南1981年到福建的时候,发现大批解放前在复杂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的出生入死的闽浙赣、闽西南地下党同志,解放后蒙受冤屈长期没有得到平反,甚至到了1978年还把一批原闽中地下党负责人当作叛徒、特务、内奸开除党籍,逮捕入狱。三大冤案涉及一千多名地下党员,大多是地下党在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和其他院校吸收的革命知识分子。

  【评点:能不能请作者把福建这重灾区是个啥情况拎拎清爽?冤案是谁整的?始作俑者为谁?又是谁指示调查平反的?能不能把账目整清爽了,再来掰活你的大明白?】

  ……

  2004年11月初稿,2007年5月改定

  [穆广仁北京人。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外文系。历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新华通讯社翻译部翻译、国际新闻编辑部编辑、开罗分社首席记者,新华社总编室副总编辑、中东总分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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