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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泮泉:以思想政治工作治企是我国有企业的特有优势

2017-12-13 09:47:13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于泮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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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虽然必要的法律、制度、规则不可或缺,依法、依规办事也是题中之义,但依法治国、依法治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制政府、法制企业之类,并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以马列毛主义做行动指南和根本指导思想,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主人翁的责任感和积极性,通过不断完善思想政治工作来管理我们的国家,经管我们的国有企业,才是我们的特有优势。

国企改革

以思想政治工作治企是我国有企业的特有优势

——相关国企改革的十八点思考之十八

  谁都知道,国有企业得以正常运行,相应法律与必要规章制度的遵循必不可少,依法治企、依法治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题中之义,正如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不能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的人民共和国不能没有宪法和各种法律;各种交通工具的运行不能不遵守交通规则一样。但若由此,就紧步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尘,喊出什么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企业以及要法治、不要人治之类的口号,而把我们曾经的特有优势,我们曾经最擅长的思想政治工作,把人们是否具有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积极性等因素看得无足轻重、可有可无,那可就大可商榷了。因为它完全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与企业同资本主义国家与企业的本质区别。

  资本主义国家与企业是建立在两大阶级利益根本对立基础上的,分别是资产阶级压迫与剥削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工具。而其得以有效实施这种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行为最隐蔽、也最得力的手段,就是他们通过国家机器和企业组织制定的法律和各种制度、规则。因而,要法治、不要人治,依法治国、依法治企,建立所谓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制企业等等,是其必然而唯一的选择,而且是这些法律、制度、规则等,规定得越具体、越完备越好。在雇佣劳动制度下,没有这些法律、制度、规则等强制性作用的发挥,企图让广大劳动者顺顺溜溜地服从资本的压迫与剥削,让其国家与企业之正常运转都是不可想象的。

  同资本主义截然相反,社会主义国家与企业都是建立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它们的运行主要依靠人民当家作主,依靠人们的自觉行动。任何法律、制度、规则等,都只能起到某种必要的矫正性、辅助性、引导性的作用,而且对任何合理法律与规章制度的遵守、执行也都只能建立在人们自觉自愿守法基础上,不能让人们觉得它对自己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在艰难的井冈山上、长征路上、抗美援朝战场上,甚至曾经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开始经济建设的环境中,我们党始终能够把人民聚拢在一起,艰苦奋斗而不溃散,并取得一个又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胜利,主要靠的不是法律、纪律、规章、制度等各种规则,靠的是坚定的革命理想与信念,靠的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这政治工作三大原则,靠的是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靠的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说,虽然必要的规则约束不可或缺,但唯有把人民群众视为主人,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不断增强国企职工主人翁的责任感与积极性才是社会主义国企运行的一个基本样态。毛主席后来回顾我人民军队创建的最伟大成就时,把建立士兵委员会的作用看得同“支部建在连上”同等重要,甚至更胜一筹,就是这个道理。忘记了这些,把什么建立法制国家、法治政府、法制社会、法制企业视为一个天大的目标去追求,甚至提出了“法律大于天”这样蛊惑人心的口号,完全是忘记了自己的根与本,忘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所谓“制度好使坏人无法干坏事,制度不好使好人无法干好事”之类,看起来蛮有道理,其实蛊惑人心。再完备的法律也只能管住几个老实守法的人,完全无法阻止任何人的铤而走险。何况法律规定得再好、再完备,百密必有一疏,幻想用法律管理一切,根本不可能。在精英们心目中法制最完备的美国,能阻止枪击案的频发吗?能够阻止白人警察射杀黑人无辜者事件发生吗?我们建国初期,只有《宪法》与《婚姻法》两部法律,我们不是在艰苦的抗美援朝战争与国民党残余还在负隅顽抗、百废待兴的环境中,仍然很快就医治好了百年创伤,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吗?不要强迫人们去做“法治?还是人治?”这样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单选题。再好的法律也要靠“人”来制定、“人”来遵守,“人”来执行的。归根结底,“法治”必须靠“人治”去落实离开了“人治”,任何法律都是狗屁一个!不是说“稳定压倒一切”吗?视人民大众为草芥、为仇雠、为刁民,企图通过强调法制作用的方式去求得社会的稳定,只能南辕北辙。当然,我们所说的“人治”不是仅仅依靠几个“关键少数”人去“治”,而必须依靠全体人民去治!脱离了人民群众,希图通过依法治国、依法治企的方式让人们产生出主人翁责任感与积极性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与企业的正常运行,门儿也没有。法治国家、法制企业的目标实现了,人们统统成了多如牛毛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的约束对象,只能按照法制的规定亦步亦趋,其主人翁的责任感与积极性、创造性乃至其社会主义性质本身可就荡然无存了

  因为从根本上说,任何法律都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都只能为一定的阶级服务,都是这一定的阶级去镇压敌对阶级反抗的工具,超阶级的法律制度根本就不可能在任何社会中存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即资产阶级——引者注)的意志”( 《共产党宣言》单行本41页)。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说的的确好听。其实只是一个骗人的口号,从来就不可能真正兑现。例如,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都有上一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看起来“平等”得很:张三有私有财产,我去保护你张三;李四有私有财产,我会去保护李四。这不是“平等”得很吗?可是,对一无所有的穷人说来,哪里有什么“私有财产”需要你来保护?所以,这一条法律条文反映的只是有产阶级的意志与根本利益,同无产阶级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反而由于“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这一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单行本第7页),这条法律就只是有产阶级借以利用这些“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去“理直气壮地”剥削、压迫无产阶级的利器。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平等”可言?我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喜欢《物权法》?无非《物权法》才是专门昭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信条的法律,是他们显示自己“高贵”身份而傲视、歧视穷人,有效对付人民大众反抗的工具,如此而已。

  要人们养成主人翁责任感与积极性,必要的法律、法规不可或缺,但首要的是必须保证这些法律、法规要符合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与利益,必须让广大人民群众由奴隶变成主人,把人们之间由森严的等级关系变成完全平等、互助合作的同志式关系。而不是只知道不断强化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虽然一定条件下必要的权威与服从也必不可少。而建立权威与服从的关系主要依靠人们的自觉自愿,而不是单纯依赖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规则的外在强制。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一旦让人们明确了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又受到必要的尊重,其服从命令听指挥就完全不成问题,而且会竭尽所能地去消灭敌人;在和平环境中,明确了自己的主人地位,和参加各项活动的作用意义,千方百计地把事情做到最好也是很自然的。当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不是只能从所谓国家公务员、高级干部,而也可以从普通工人农民中产生;当一个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人能够同普通工人农民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群众中能够爆发出来的正能量之大是不可想象的!当年的大寨人能够在从来没有过的大旱面前,依靠从来没有过的大干,赢得从来没有过的大丰收,靠的就是这种主人翁的责任感、积极性;大庆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众多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保家卫国,同样是具有主人翁责任感、积极性的生动体现。这些都不是任何严密的法制或法治所能促成的。再好的法律、规则能促使黄继光去堵敌人的枪眼、董存瑞去炸碉堡、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吗?唯有不断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力度与作用,让人们养成主人翁责任感与积极性,才是我们的特有优势。

  要人们养成主人翁责任感与积极性,需要我们从党中央到地方、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统统要把广大人民群众视为主人,包括把切切实实的选举权原原本本地交到广大人民群众手里。人民当家作主,最重要的当然如毛主席所说,人民要争来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而不是骗人的资本主义式的一人一票(前面说过,其实是一股一票)选举权。而要使人民真实有效地行使这些管理权,真实有效的一人一票选举绝对不可或缺。如今我们已经建国接近七十年了,中国共产党也已经“执政”了近七十年,实事求是地说,人民群众本该享有的这个真实有效、一人一票的选举权仍然没有争到手!我们不得不说,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悲哀,更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悲哀,是早就赢得了执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最该受诟病之处。如果说资本主义选举是有钱人的游戏,我们的选举则只能是“关键少数”们认认真真、一本正经玩的一个只能用来欺人骗己、白白地浪费选举人时光与精力的更无聊的游戏。远的不说,就说辉煌庄严的十九大吧,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仅仅搞了一个百分之八的差额,但仍然很不放心,大概是生怕某些“必保”的人落选,而执意要先搞一个“预选”,最后的正式“选举”仍然是等额“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选举是怎样进行的,我不得而知。我总疑心让那么多党代表们待在北京干等着(连这些“选”出来的党代表们也不敢相信?),而非要由党的中央全会等额“选”(当然,我不敢确定)出来,这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上有所好,下必效焉,下面的一切“选举”,不能不是比这更甚的同一个德性。我直接参加过一个人民代表的选举:四个候选人(这四个候选人是怎样产生的,我毫不知情),四选三,须“差”掉一个。我问该怎样“差”?主持选举的人直接告诉我,“在这三个名字上打对号,在那个名字上打叉”。我老老实实地遵照执行了。因为这绝对是“上面”的意思,我不能难为他。

  有人总会拿条件不成熟来搪塞。早在建国前的解放区,老百姓大多是文盲。那个条件“成熟”吗?我们仍然通过在候选人身后洒豆子的办法,给广大选民以充分的民主选举权。难道现在的条件尚不如那时成熟吗?所以,非不成熟也,是不想也,是不愿意相信群众也。

  如果我们真想像习近平同志所一再强调的那样,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就货真价实地相信一回群众,依靠一回群众,下一个最大的决心,从候选人的产生开始,就把一个真真切切的一人一票选举权原原本本地交到选民的手里吧!要知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是只有对物质生活的向往。 在物质生活需要基本上获得满足后,人民群众更会着力去追求精神生活,其中首要的就是要求民主,要求当家作主,要求握有实实在在的选举权。而不希望人家拿着“选举权”做诱饵,一再忽悠、耍弄自己。其中许多具体想法我在《思考五》(发表时误标为《思考四》国企改革必须在国家管理的宏观层面上让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为国家、国企完全平等的主人)中已经谈到了,这里不必重复,仅再加一点:我认为,越是在较重要的选举的时候,越是要尽力更靠近直接选举一些,越须有选民意愿的直接而真实的表达。如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纪检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都应该由全党直接选举产生(完全不应该自逊于、而必须远远地高出台湾的国民党与民进党主席的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则可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书记处成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则可由党的中央全会选举(决定)产生,而且最好尽力实行倍额候选。

  这样做很难吗?不难!一点儿也不难!!因为它只是一个想不想敢不敢(重复地说,就是一个想不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敢不敢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包括想不想、敢不敢相信和依靠党代表与人民代表)的问题。但是,想让当权派们改变自己的观念,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由假变真,由口号变成行动,把已经到了自己嘴里的“肥肉”吐出来,真的是很难很难!!(所以,毛主席把整走资派当作文革的重点恰恰是抓住了要害,习近平敢抓大老虎也是很伟大的)我想,如能真像我所设想的那样办,单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党中央深得民心的众多举措,无论谁同习近平同志一起,同做总书记的候选人,习近平同志的当选都是没有悬念的事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崇高威望都是不可动摇、且只能更高的。而如果他真的不行了,被选掉了,不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一个共产党人,为了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连死都不怕,还怕被选掉吗?毛主席在红四军党的会议上,前委书记都被选掉了。那又如何?服从选举结果就是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而且,我们的选举不是资本主义那样你死我活的“竞选”。倍额候选,当不成总书记的候选人还可以继续做政治局常务委员的候选人;落选的政治局常委候选人,还可以继续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候选人(得选票过半,而位次超出应选名额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也可以直接宣布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落选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也可以继续做中央委员候选人(得选票过半,而位次超出应选名额的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可以直接宣布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做到了这些,国企总经理的直接选举,国企管理权直接交到全体国企职工手里,实践我们所设想的整个国企改革路线图,就完全不成问题了;完成了这些,就走完了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在政治制度上表现的最后一里路,那样,我们再去嘲笑那个“有钱人的游戏”,是不是更会理直气壮一点?央视的主持人再去报道台湾的选举时,是不是就不必再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啦?

  最后,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充分发挥我们党最擅长的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特有优势,把加强对全党(包括对中共中央总书记本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极大地激发起人民群众主人翁的责任感、积极性来。要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在人民群众中自发产生,也不能在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头脑中自发产生,而是统统须从外面灌输进来的。虽然“灌输”一词在一些人的眼里可能很不受待见。但是例如,在资本主义企业里,工人劳动一天,资本家会付给工人一天工资,劳动一小时,资本家会付给一小时工资,劳动一个月,还会付给一个月工资,人们不会轻易发现蕴藏其中的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而社会主义企业运行同此似乎也没有多少差别。其实,虽然两种企业制度下都须有剩余价值的产生,但这个剩余价值的归属则完全不一样,前者始终归资本家阶级占有和支配,后者首先落入企业手里,但要在国家(全体人民)、企业(全体职工)、职工个人之间分配,“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哥达纲领批判》单行本第13页)每一位劳动者始终都是完全平等的主人,这里是不存在任何剥削的。遗憾的是,所有这些认识,没有“灌输”,人们统统不会轻易看到(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国有企业,本质上已经同资本主义企业相差无几,更不可能看到了)。而如果只知道一味地片面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治企,只会更进一步蒙蔽人们的双眼。唯一可行的办法只能是不断强化国家与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强化教育与学习的功能,才能让人们深刻认清隐藏在事物内部的真理,才能使人们的主人翁责任感、积极性得到不断的强化,并转化为改天换地的物质力量。

  毛主席生前,曾说过,“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现在呢?情况比那时不知要更严重几百倍!不仅党的一般干部,甚至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直至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有几人认认真真、自觉自愿、实实在在地读过几本马恩列的书、毛主席的书?让这样的人主政,不走上邪路,才是咄咄怪事。不读马列的书,对马列主义一窍不通,严格说起来,不仅没有资格做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一名普通共产党员也不合格。早在1939年,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因为马列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行动指南啊。在今天这样科学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基本不知《共产党宣言》为何物的人,绝不会是一位合格的共产党员,更不会自觉自愿地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

  早在2009年5月13日,习近平同志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时,就在中央党校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领导素质的核心和灵魂,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领导干部读书学习,首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导干部在研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同时,要追根溯源,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读马列、学毛著,要精,要原原本本地学、仔仔细细地读,下一番真功夫。”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十八大以来,情况才有了很大好转。但就在今天,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有几人像习近平同志所要求的那样,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的看家本领啦?

  所以,要搞好国企改革,要做好我们的各项工作,首要的就是要切切实实地把马列毛主义当作自己的行动指南,当作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充分发挥我党的特有优势,把思想政治工作、把对包括一切领导干部在内的广大党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下大气力做好学习型党委、学习型政府、学习型组织、学习型企业、乃至学习型人的建设工作。不要害怕有人把这个诬蔑为洗脑。人出生时本来就是一张白纸,其大脑中所有的一切,统统都是被人“灌输”、教育同本人的实践活动相结合的产物,说得难听一点,都同“洗脑”密不可分。差别只在于,是被科学理论“洗脑”,还是被反动理论“洗脑”而已。没有被“洗”过脑、不受任何“洗脑”影响的人,根本就没有出生过。除非他是一个从来都没有同任何人接触过的“狼孩”。

  十九大前,谈到指导思想,人们立即会本能地想到那啰里啰嗦的、一大堆让人望而生厌的、八股式的文字堆砌。其实,这一大堆八股式文字堆砌用六个字就能概括:马列毛、邓三科。而把马列毛与邓三科搞在一起,包括热衷于这样搞的人,心里面都会十分清楚,这完全是为了掩人耳目不得已而为之。其真实用心就是要以邓三科取代马列毛。根据是:1、邓三科又被称为特色理论。而这个特色理论是把毛泽东思想排除在外的。谁都知道,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晶,其对中国革命与建设道路的探索与建树比任何思想、任何主义都深刻。有意把毛泽东思想排除在“中国特色”之外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清楚地向世人宣示,作为特色理论的邓三科是同马列毛完全不同而且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2、尽管还有一些时候,为了掩人耳目,也为了抬高一下邓三科的身价,有人会卖力地宣扬什么邓三科与马列毛一脉相承;但他们一旦觉得自己的地位稳固了,就会撕破伪装,干脆毫不掩饰地只讲邓三科而把马列毛晾在一边;人们对此也早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只是在他们心里觉得空落落的时候,才会敷衍了事地提一提马列毛。3、由于资本主义普照之光的作用,加之一些党内高层利用其掌控的各路媒体,与国内外敌对势力沆瀣一气,持续不断的宣传,持续不断的给人洗脑,如今马列毛在许多人心目中、在整个社会上已经被严重地边缘化、甚至妖魔化了。有人早就敢于以学术研究的名义,明目张胆地质疑马列毛的真理性而不会受到认真而彻底的追究,相反却会收到许多热捧的。反毛、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先锋人物袁腾飞、贺卫方、茅于轼、王长江、任志强、洪振快、毕福剑、恶警王文军等所受到的礼遇,而敢于正当防卫的邓玉娇、惨遭开胸验肺的张文超、为工人阶级鼓与呼的赵东民、被扭断了脖子的周秀云、富士康十三跳、许多基本群众因正当上访而被投入黑监狱、许多基本群众只是因自发地纪念毛主席就被无端传讯等众多普通民众的惨烈遭遇,早就验证了我们的这一判断。4、明眼人都会看到,正是在那个所谓的特色理论指导下,我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之路了;更可怕的是,在邓三科的蛊惑下,不少人对此已经相当麻木而见怪不怪了。面对资本主义在许多地方、许多方面、很大程度上已经复辟的事实,许多人在心目中已经相当地坦然且甘之若素了;更多人则明知这是一条邪路但深感无能为力而无所作为了(如果有事,中国的今天,会不会同当年的苏联一样“没有一人是男儿”?对此,我深感忧虑)。5、若不改弦易辙,清水煮青蛙,假以时日,我们的国有企业乃至我们的整个国家,在特色理论指引下,会一步一步地同资本主义“接轨”而距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的。紧接着总有一天,马列毛主义会在我们的《宪法》与《党章》中被清除干净,迫使共产党不得不改名换姓而彻底垮台,我们的国家也会紧步苏东的后尘,在一夜之间由现在的所谓世界老二,跌落成如今天的俄罗斯乃至其他加盟共和国一样,四分五裂地变成若干个三、四流弱国、穷国了,甚至会变质成比崩溃了的苏联更悲惨的、由大大小小的卖国汉奸们把持的、帝国主义附庸国与准殖民地了。到那时,如今那些特色理论的吹鼓手们也会随着主子的眼色,更加肆无忌惮地咒骂共产党、咒骂社会主义、咒骂马列毛主义,进而咒骂特色理论,连累这特色理论自身也会跟着身败名裂而变成不齿于人类的一堆臭狗屎。

  相反,马、列、毛虽然所处的时代和其面对的世界并不相同,但其始终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问题;始终坚持正确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观点、坚持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真正动力的观点、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上,却是始终不渝、一脉相传的。这同邓三科借口时代不同了,事实上始终站在社会精英而同工农大众相对立的立场上、甚至站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立场上看问题;事实上始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观点,事实上始终视人民群众为草芥、为仇雠,始终不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在大搞唯心论与形而上学,恰成鲜明对照。

  邓三科不是曾经极端热衷于宣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近四十年的实践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邓三科为中国人民指引的绝对是一条复辟资本主义的邪路,一条亡党亡国亡族(亡我中华民族)的死路。只有回归马列毛,才有中国共产党的未来,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未来,才有全体中国人民的未来

  当然,我们这样说,不是说邓三科就一无是处,更不是说讲过邓三科的人中就没有一些有良心的共产党人了。其貌似“正确”、似是而非的地方还是比比皆是的。还有如胡锦涛同志的“八荣八耻”说等等,我就很赞成,虽然其略显简单了些。否则,这个特色理论也不可能欺骗世人长达三十多年之久的。但其整体上的立场、观点、方法之违反马列毛主义的性质则是不容否认的。这里仅举一例。例如我们的对港工作方针被描述为十二个字: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方针无疑完全是正确的;但如果不讲辩证法,仅仅对它做形而上学的理解与解读,就定然大谬不然了。首先,只谈一国两制,不去辨明“一国”与“两制”的关系,有人肯定就会力图用“两制”去压制“一国”。由于以美国帝国主义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在当今世界上仍然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一些“港人”相较于大陆人之“优越感”由此自然而生,这不能不是“港独”滋生蔓延的根源之一。其次,只讲“港人治港”,其实是仅仅依靠极少数精英富豪“治港”,而把香港广大底层民众统统晾在一边,怎能真正赢得广大“港人”的民心?回归之后,认同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的香港同胞不是比以前更多而是更少了,这不是很耐人寻味吗?最后,要不要讲清“高度自治”同完全自治的区别?当年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时,是必须向它的宗主国纳税的,回归后的香港竟然可以不向中央政府缴纳税收;而且回归前的香港有没有终审法院我不知道,但即使有,大英帝国的最高法院对相关案件恐怕也是有权过问的。我们竟然将一切案件的终审权统统交给了香港终审法院,这能让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理念在一些“港人”的心目中丝毫不打折扣吗?而且,即使在建国前,我们党在香港都一直建有雄厚的根基,可是,回归后,在香港是否建有我们的党组织,党组织是否能够继续在香港活动我们不知道,但即使有,它也是继续处于地下状态,连我们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设置香港代表团的位置。这正常吗?难道在回归后的香港,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个见不得人的怪物吗?所以,这个所谓的“特色理论”应如何定位,历史自会得出公论。但相比之下,马列毛之朴素与博深同邓三科之盲傲与肤浅倒是让人可窥一斑的。我们的国企改革若继续以邓三科为指导,不彻底改革成资本主义企业,人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的国家若持之以恒地沿着邓三科指引的道路走下去,除了亡党亡国亡族之外大概不会有什么更好的结局的。

  邓三科之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在其具体的“猫论”,“摸论”,“先富论”,“不争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暗地里的资本家可以入党论,堪与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比肩的“三个代表”论,十年让房价涨了十倍还说“遏制住了房价过快增长势头”论,等等,等等,无一不表现得淋漓尽致。对其中许多谬论,本人已经写了不少文章予以批驳了【注】,这里就不加赘述了。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情况才有了很大转机。但三十多年来形成的惯性不是一下子就能扭转过来的。

  我们之所以要把马列毛主义当作国企改革和一切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首要原因是因为,只有马列毛才一以贯之公开宣布他们的理论是为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的。只有在马列毛主义指引下,我们的国企改革才能更深刻地反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要求和根本利益。反之,正是在邓三科的执意催生、培育、放纵、袒护下,才打着改革、包括国企改革的幌子,让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在被消灭了多年以后又重新产生并迅速发展壮大;同时让已经当家做了主人且成了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又重新被套上了被剥削、被奴役的枷锁,充分暴露出其为资产阶级服务与张目的资产阶级本性。为了掩人耳目,邓三科又极力掩盖与否认社会上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存在,执意不提、极力回避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基本观点。这些,都严重地背离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意愿,严重地背叛了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

  当然,马列毛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我们必须把它作为国企改革与其他一切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的首要原因,但还不是其最重要的原因,更不是其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于其科学性,在于它深刻地反映了自然、社会、人类思维之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和趋势,在于任何人的活动及其结果统统逃脱不了它所指明的这个规律与趋势,在于如习近平同志所说,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之深远,古今中外没有任何其他思想能够同它相媲美。人们不是很喜欢谈论博大精深这个词吗?其实,真正最够得上博大精深的,可以说非马列毛主义莫属。例如,重视环保问题,提出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命题还只是近几年的事情,而早在一百几十年前,恩格斯就告诫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恩格斯还举例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储藏库。”恩格斯还谆谆告诫我们,“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998页)。细细地品味一下恩格斯异常朴素的话语,其在一百多年前对生态文明所达到的理论认识高度,至今谁人能企及?大概连习近平同志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都难以同它相媲美。但这还已经是一百多年后的事情了。想一想那个至今仍被许多人视为圭臬的“发展是硬道理”一语,竟然把发展生产力的作用捧上了天,似乎只要生产力发展上去了,只要GDP发展上去了,什么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了,哪管资源是否枯竭、环境是否恶化、自然灾害是否频仍、人们是否两极分化、资本主义是否复辟了?!这又是何其丑恶、丑陋+浅薄之至啊!还有毛主席在《毛选》四卷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言简意赅,道出了一个连小孩子也能明白的真理。可是现在有多少个成年人已经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以至于一提到自己的盟友朝鲜,总是一副鄙视与怨恨的神情,而一说到频繁地对中国搞抵近侦察、频繁地搞针对中国的联合军演、执意要遏制中国发展的美国,则立刻眉飞色舞起来了?!

  更了不起的是,马列毛主义的阶级性与科学性是高度统一的。由于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同社会发展规律与趋势是高度一致的:越是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与趋势,就越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所要求的;反之也一样,越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与趋势的东西,就越是违反无产阶级根本意志的。所以,只有马列毛主义才会毫无顾忌地表明其鲜明的阶级性立场;而其他思想,包括邓三科在内,竭力掩盖与抹杀自己的阶级性,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只要一谈到阶级性,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把它归之于权贵、富豪、资产阶级之列的。

  所以,有理有据地批判邓三科,重振马列毛主义的雄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与趋势。借用毛主席的话来说,我们的眼力不够,需要借助于望远镜与显微镜,马列毛主义就是我们的望远镜与显微镜。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列毛主义,我们的事业需要马列毛主义,我们的国企改革同样需要马列毛主义。马列毛主义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来源于实践,是对千百万人民群众革命与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马列毛主义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能够对实践提供科学指导,马列毛主义一旦与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就能产生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无穷无尽的物质力量;马列毛主义之所以有力量,还因为它经受了千百万人民群众实践的检验,并在这种检验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坚持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最根本的就是要把马列毛主义普遍真理同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毫无意义的;离开了马列毛主义的指导,这种实践也只能是盲目的实践,无法达成预想的结果。

  借助于马列毛主义,正如前面所说过的,我们就会看到,压迫无产阶级的政治形式不能成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形式;剥削人民的经济形式也不能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形式。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利用现成的国家机器,并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打碎这个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取而代之;同样,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利用现成的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经管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想当年,我们对社会主义苏联推行的一长制都抱有坚决反对的态度,而采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今天,我们就更没有理由在我们的国有企业中强行搞资本主义式的什么“现代企业制度”了。

  马列毛主义之博大精深,使我们要深刻地领会、把握它,不是一件容易事,必须坚决反对两种倾向:既要反对教条主义,更要反对修正主义。

  所谓教条主义,是把马列毛主义当成教条,遇事总喜欢到马列毛那里去找现成的答案;即使时间、地点、条件变化了,他们依然死死地抱住几个条条不放,甚至不惜曲解马列毛的原意,以“适应”他们所理解的“条条”。如武装斗争、暴力革命在一定条件下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这是马列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但如何应用它,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为转移。但那个著名的王明就不管这一套,既然苏联十月革命是城市中心,首先搞城市暴动,继而夺取全国政权,那就强迫中国革命也必须这样搞。完全不晓得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这样搞,只能是死路一条。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路子,这才是对马列主义这一普遍真理的正确运用。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情况有变,共产国际主张搞统一战线。这无疑也是对的。但这个王明,仍然恶习不改,仍然死死地抱住共产国际的教条不放,又从极左跳到极右,疯狂叫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其实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一切服从蒋介石。按照王明这一套搞下去,我们还能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吗?

  和教条主义相反,还有一种错误倾向,就是借口时间、地点、条件变了,就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不灵了,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发展”了。典型的就是苏联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它违背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拼命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要与帝国主义国家大搞什么“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在国内则拼命宣传“全民国家、全民党”。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三和两全”。他的继任者们又继续推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历经短短的二十几年,到了戈尔巴乔夫手里,终于把苏联这个世界上曾经的第二大经济体和十月革命的故乡搞到亡党亡国的地步。剧变后的俄罗斯,由一个威风凛凛、对美国都能够取咄咄逼人攻势地位的超级大国,立马跌落成了一个二流国家(其他加盟共和国,有的可能连三流国家也算不上)。此后的俄罗斯人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卓越的爱国者普京,终止了俄罗斯继续分裂的势头,但近二十年过去了,其在经济上仍然没有摆脱世界二流国家的地位。那句豪言壮语“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能否兑现,我仍然深表怀疑。如果说在当年的苏东剧变中,尚有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在苦苦支撑着;那么,如果今天,中国的修正主义得逞了,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各族人民的下场将会比前苏联更惨烈得多。中国没有走到这一步,多亏中国有个毛泽东和他的文革。但今天没有走到这一步,不等于永远不会走到这一步……这个结果,这样的可能性,在今天的中国,不知还有多少人一直在想着。现在的特色理论,一而再、再而三、不竭余力地强调“中国特色”,表面上看理直气壮得很,但其用心就很值得怀疑。因为这个“中国特色”必须是在马列毛主义指导下的“特色”;离开马列毛主义、离开了马列毛主义指导、同马列毛主义相区隔、排除了毛泽东思想的任何特色理论统统只能是修正主义的代名词

  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表面上的不同,掩盖不了它们的共同点:将马列毛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割裂开来。教条主义者借口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性,否认人民群众每一具体实践的特殊性,往往会打着“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招牌,以势吓人,祸害革命;修正主义则借口环境变了,否认马列毛主义的普遍真理性,因而往往会打着“特色”的旗号、“发展”的旗号、“与时俱进”的旗号,去“修正”马克思主义,逐步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最终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本身。还记得吧,毛主席当年曾风趣地对人们说,要请赫鲁晓夫来讲他那个“发展”了的马列主义即修正主义吗?而今天,完全不必到国外,中国的赫鲁晓夫们不是天天都在给我们上课吗?

  回到国企改革上,邓三科是既搞教条主义又搞修正主义。对资本主义所谓普世价值大搞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对马列毛主义大搞修正主义。这种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混合物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所谓同资本主义世界“接轨”:资本主义世界极端重视“产权”,邓三科也热衷于“产权”、“产权改革”;资本主义世界奉行的企业制度被邓三科称之为“现代企业制度”,虽然这个“现代企业制度”现在日渐式微,邓三科对此依然乐此不疲;资本主义企业大多是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邓三科同样要把我们的国有企业统统“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资本主义企业经管机构包括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邓三科也同样热衷于这“三会”……

  中国现在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公然处处与资本主义接轨式的教条主义,同时也是这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更放肆的表现形式

  庆父不除,国无宁日。

  好在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并一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一再强调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看家本领,还时常直接引用毛主席的话来说明问题……说明习近平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在做着重回马列毛主义,让自己的思想同马列毛(而不是同邓三科)一脉相传的工作;党的十九大更提出了我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的新判断。如果说过去只要提到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言必称邓三科;那么,以后,撇开邓三科(就像以前下意识地抛开马列毛一样),只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讲以这一思想武装头脑、指导行动,就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了,事实上旨在暗示作为旧时代产物的邓三科已经过时,须用新的思想取而代之。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相信这并非只是我个人的一相情愿,因为以后再提到指导思想时,完全可以只讲这个习近平的思想,而不必在任何时候都非把那一大堆啰啰嗦嗦的文字统统搬出来了。十九大闭幕后,习近平同志又直接率领他的团队瞻仰党的一大会址,重温入党誓词等等,也让人民看到了他的良苦用心。而在新党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表述中,仍然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仍然看不见那一大堆啰啰嗦嗦的文字堆砌。

  当然,真正重回马列毛,仍然任重道远,须有我们的党中央同全国亿万人民长时间的共同艰苦努力。

  不要以为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越来越近了,所谓“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行百里路,半九十”,哪怕走完了九十九路,也不能保证最后一里路不翻车。这绝非危言耸听。不重回马列毛,不争回国企改革的话语权,不及早拨正国企改革的航向,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被连根拔起的那一天,等来的只能是中国梦的彻底破碎……

  要知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全人类。这才是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

  最后,让我们引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两段语录做结束语吧。

  毛主席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一切,让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毛主席还号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全文完)

 

  【注】:如我分别发表于乌有之乡网站的2009-10-9《必须对这几句口号做马克思主义的解读》、2009-11-25《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2009-11-30《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续)》以及发表于红歌会网、乌有之乡网2014-12-1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等。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412/70685.html

  http://www.wyzxwk.com/Article/sichao/2014/12/334335.html

  在标明“全文完”之后,我还想画蛇添足地啰嗦几句题外话:

  如果有不少人对本文的观点不认同,我一点儿也不会感觉奇怪与不高兴,甚至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我很希望广大网友们都能认真地看一看刚刚还挂在网上的一个视频。可惜我无力将这个视频上传了。估计红歌会网友也会有很多人看过这个视频。内容是一大堆“民国范儿”“在一起怀念民国”(原话),鼓吹“民国是理想、自由,以及为追求理想和自由所付出的努力”(原话)。“前面那个共和国实际上不是我们所描述的那样,也不是我们被告知的那样”,“民国是光芒四射的民国”。鼓吹“所以最富的还是那个时代”(原话)。“山西老一点的老百姓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怀念那个时代。”(大意)“张勋是很不怎么样的,但是至少他对老百姓是非常好的”(大意)。“民国有黑暗、有枪毙人,那是流氓、土匪、军阀们干的,而且绝不能同现在相比的。”(大意)。同时,他们则诬蔑“你不知道,中国这六十年是全世界枪毙人最多的国家,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原话)“喉管切掉,不是只有张志新一个人,我所知道被枪毙的,就有四十几个人集体被喉管切掉”,“像杀猪一样”,“还有的半边脑袋给崩掉了”。(大意)“”镇反”时,那是集体枪毙,一大堆人拉出来,直接用机枪集体扫射。你以为那是国民党干的啊”(大意)。诬蔑共产党做的坏事,“他能做出来,你都不敢看,这就是现实。”(原话)鼓吹“在老蒋时代,民主是多少的问题,今天是有无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区别。”(原话)。“一个叫苏星(音)的理论物理学家,被打成右派,他有的是钱(按: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有的是钱”?——这些“民国范儿”们也有说漏嘴的时候?),到街上买东西,没有人敢卖给他,都是国家的。这个比枪毙更吓人”。同时,这帮“民国范儿”还没有忘记要顺便妖魔化文革一下:他们说,在他们鼓吹“民国教育很灿烂”,而诬蔑新中国教育时,一个女大学生反驳他们,“我觉得我们学校很好,我们受的教育也很好”时,马上遭到一片嘘声,“我说,你千万不要嘘她,她这就是文革作风!你让她把话说出来。”(大意)同时,他们也没有忘记要特别赞赏一点:“其实现在对年轻人谈民国,是蛮犯忌的事情,倒不是犯了体制的忌”,“我觉得现在很民国——这就是民国”,“从某种程度上,现在也很像民国。”——一语道破了天机!

  这个视频是“民国范儿”们精心自导自演的:一个人在提到张鸣、陈丹青等“民国大范儿”时,无意中还说出了“贾导”一词。

  针对这个视频,我(“我爱劳动”)发了一条微博:“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当时许多人还半信半疑,看了这个视频后,你还会怀疑吗?”

  可惜的是,正如石家庄陈庆义网友所说,“一帮文化骗子,以陈丹青为代表的所谓民国范"们,一方面怀念国民党时期少数人的富足生活,一方面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网警们干嘛去了?难道你们只抓拥毛者吗? ”

  只是,我不知道,中国修正主义大佬们,听到“倒不是犯了体制的忌”,“现在也很像民国”时,会是怎样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受宠若惊的模样?!!

  但是,我还是非常赞成其中一句很“立志”的话:“努力了,不一定能改变;不努力,肯定不会改变。”至于“民国范儿”要“改变”什么,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下最大的决心去改变什么,就无须我多说了吧?

  ——真不巧,民国范儿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精心安排、精心策划、精心导演出来的这一个视频,会从另一个侧面帮助我论证了这一篇让他们恨入骨髓的文章之基本观点的正确性!

  我真应该由衷地向他们道一声,“谢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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