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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鹏云:我亲历的大跃进年代

2017-12-12 11:08:15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倪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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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的大跃进年代

倪鹏云

  毛泽东逝世以后,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彻底否定了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和继续革命理论,并由此掀起了一股全盘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时代的歪风。这股歪风几乎把毛泽东时代描绘得一团添黑,攻击得一无是处。不仅文革是“彻底错误、一场浩劫”,而且从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化、大跃进到各种政治运动都被说成是极左路线指导下的错误。其中尤其是污蔑大跃进饿死几千万,成了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攻击毛泽东的重磅炮弹。

  下面所述是我在大跃进期间参加哈军工东风113军用歼击机科研任务过程,耳闻目睹大跃进运动的亲身感受和对大跃进的有关认识。供关心大跃进的朋友研究思考。亲历大跃进的人,现在可能都已是七老八十,时间不多了,写出这些亲历的史实,也是希望能给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朋友,从另一个侧面来了解那个伟大年代的历史事实!

  大跃进启动我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军用歼击机研制

  1951年我抗美援朝参军,经杭州笕桥空军预科总队8个月学习后到沈阳空军第八航校学习和工作6年,亲历了抗美援朝期间我国空军初建和发展的历程。1957年夏,我从第八航校调干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无线电专业学习,插班三年级。1957年到1958年我在哈军工学习了一年专业基础课。

  1958年,党中央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的战鼓敲起,不仅全国工业、农业而且科研、学校包括我们军队院校也都打破常规,敢想敢干地投入大跃进的浪潮。哈军工党委和空军工程系,根据我空军急需快速发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军用歼击机的需求,决定倾全系师生力量启动研制命名为东风113的高性能军用歼击机(“东风”取自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讲话)。当时我们新中国建立也只有七八年,无论军用飞机、民用飞机主要都是从苏联买的,数量也不多,飞机设计和制造工业也是刚刚起步,1958年以前,虽然航空工业部门已开始进行了仿制苏式米格机、自行研制歼击教练机和军用歼击机的工作,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主要性能上距离国际上军用歼击机的先进水平还相差较远。根据当时美国对我国日益加剧的军事威胁的形势,如果不能在军用歼击机的基本性能上尽快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将直接影响我们对抗美国军事威胁和保卫国家安全、保卫工农业经济发展的能力。当时哈军工的空军工程系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已经集中了国内相当强的航空专家和教师,从空气动力学、飞机总体设计、发动机、飞机电子设备等都已有了完整配套的专业,还有一个相当不错的空洞实验室,确实已有相当条件来进行自己飞机的研制。但是,哈军工成立也仅5年,空军工程系能够下决心启动和承担我国高性能军用歼击机的研制,确是借助了全国的大跃进的形势!

  哈军工初建时期,虽然也是在苏联专家大力帮助下发展的,导弹和军用歼击机等尖端武器的教学、科研也都是跟着苏联的装备和模式。但到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赫鲁晓夫已开始与美国一起来抑制我们,苏联对我们援助已开始收缩,许多苏联专家开始撤离,所以东风113上马并进行方案设计时,军委领导和校党委都强调,不仅性能指标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且要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甩掉对苏联和苏联专家的依赖。根据这一指导思想,1958年夏,哈军工空军工程系组织全系教师和高年级学员分飞机、发动机、机上电子设备和机上武器等小组进行了精心的方案设计和部分实验,国庆前后,东风113设计方案送北京由中央军委主持召集一机部、空军、五院等有关专家、领导参加的方案审议会,经过反复讨论,甚至激烈争论定案,由军委送交中共中央批准作为正式国家科研任务下达,研制费用直接由军费支出。

  实际上,不仅我们空军工程系,哈军工的其他系如海军、工程兵等都启动了一批当时在本系统内最先进的科研项目。我们空军无线电专业和海军无线电专业也联合启动了计算机和半导体的自行研制,在大跃进期间,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现在科大计算机学院研制的银河巨型机系列和万亿次天河计算机都是在当时大跃进成立的计算机研制小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还不仅是我们哈军工,全国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也都在当时启动了一批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项目。前不久,看到反映两弹一星发展历程的电视剧<国家命运>,实际上也是在大跃进敢想敢干、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精神鼓舞下,坚持实现的!哈军工当时也有不少人参加。

  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大会战

  根据大跃进的精神,哈军工空军工程系启动的东风113飞机研制任务也采取了非常规的方式,系党委决定:已经学习过专业基础课的四、五年级学生(二、三期)全部参加东风113研制任务,并由本专业教授会的教师与学生结合组成相应的科研小组,承担东风113大任务中划分下来的子任务。哈军工当时的组织建制,系划分为若干专科,我们无线电专科设科主任和专科党委,统一领导和管理教授会、实验室和学员队。教授会党支部和我们学员班党支部都在专科党委统一领导下。所以当我们专科承接了东风113机上无线电设备的研制任务后,在专科党委统一领导下,无论思想动员到师生结合的科研小组组成都很自然顺手。其实,在当时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无论是教授会的老师和学员班的学员对于能够直接参加我国自行研制高性能军用歼击机的任务都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对于教师与学生相结合走出课堂在科研实践中学习专业的方式也感到是一个非常自然、科学的教学之路,是大跃进推动的教育改革的一种实践尝试。我在空军八航校5年搞的就是苏式米格歼机机上无线电设备的教学和修理维护,现在有机会参加自行设计的歼击机研制,更感高兴!

  东风113任务不仅采用学校师生结合、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方式,而且还采用走出学校全国社会主义大协作的方式,这不仅因为自行设计研制我国高性能军用歼击机的任务需要集中全国飞机和航空方面的专家和力量,而且还由于整个研制过程需要科研与生产结合、学校与工厂结合,才有可能研制出可以作为实际军用武器装备部队的歼击机。所以,当1958年末东风113任务正式上马以后,除一部分人在哈尔滨的军工学院内进行以外,哈军工的大部分师生、干部都浩浩荡荡开赴全国科研战场,我们无线电专科的机上电子设备研制队伍主要奔向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简称西军电),因为西军电当时也是军内电子技术力量比较集中的一个学校。

  大约是1959年1月份,我们从哈尔滨坐火车经北京去西安,一路上看到人民公社大片整齐的农田和集体劳动的社员,晚上看到群众性大炼钢铁点燃的炉火如夜空中闪亮的星星,感受到全国大跃进热火朝天的气氛,至今想起仍有些激动之情。这种心情,由于大跃进被有些人歪曲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现在的年轻人心中可能是难以理解的。

  到西安西军电以后,我很快投入了东风113引导接收机的研制任务,我们这个小组七八个人,由二名老师和我们二期、三期的几个学生,经过近一年多的日夜奋战,终于做出了样机,准备去成都下厂生产。在此期间,机上雷达、通信设备等研制也多在西军电差不多时间完成,由于学员相对比较集中,老师也在一起,在此期间还穿插上了一些四年级的课程,如自动控制等,在科研实践过程中结合学习一些专业基础课,更有利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也应算是大跃进开创的一种教学模式吧!

  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样机生产

  1960年5月,我们承担东风113机上电子设备研制的人员带着任务从西安去成都电子工业部的对口工厂进行样机生产,雷达、通信等大部分研制小组去了719厂(四机部当时在成都最大的一个电子工厂),我们引导接收机组被分派到成都金牛区四机部第十研究所(通讯研究所)的附属工厂,当时东风113的飞机整机、发动机及其它机上电器和特种设备的研制,也在差不多时间下到全国各有关工厂进行样机生产。这是一个军民结合的全国大协作的大系统工程,也充分体现了大跃进的精神!

  在全国大跃进的气氛下,成都的有关研究所和工厂对于我们军队院校带下来的研制任务也是非常欢迎和支持的,无论从工作上、生产上和生活上都给以我们尽可能方便和周到地的安排,我们与所和厂的领导、技术人员以及工人师傅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摸爬滚打整整奋战了半年多,终于做出了样机,完成了任务。我们这些还在校学习的学员,也通过科研、生产的实践,学到了许多课堂上难以学到的知识,锻炼了独立工作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为了统一领导和协调东风113任务西南地区下厂各任务组的工作,哈军工空军工程系无线电专科党委在成都大校场成都军区院内专门成立了领导办公室,专科党委书记和主任经常驻守军区内进行具体领导和协调,包括研制小组与工厂关系的协调、研制小组任务进度与东风113整体任务进度的协调、研制小组之间的技术协调、研制任务与学校教育计划的协调、组织政治学习,特别是组织参加有关总路线、大跃进党内不同认识的讨论等,使我们虽然大约两年时间远离学院,但仍然能感受到党的坚强领导和关心,使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始终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战斗在科研生产第一线,感受到我们是在全国大跃进千军万马奔腾潮流中的一员。

  大跃进带出了一批科研成果和机构

  东风113飞机研制任务,经过哈军工空军工程系数百名师生与全国有关院校、研究所、工厂协作奋战近3年已基本上完成了试制任务。进入1961年,随着大跃进进入调整、巩固和提高阶段,国家决定由第三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部)新建第六研究院(飞机研究院),把东风113的研制成果整体移交给第六研究院巩固和提高。为了保证我国自行设计飞机的成果在新成立的飞机研究院继续发展,除了从学院抽调一些骨干教员到六院工作外,明令规定我们参加东风113任务并下厂参加样机生产的三期学员全部随任务分配给六院。在第六研究院成立同时,还成立了一批与飞机研究院配套的研究所如雷达研究所、导航研究所等,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都被分配到郑州、四川、西安等这些相关的研究所工作,这些参加东风研制的三期学员,以后在这些新成立的研究院和研究所中都成为中坚力量和骨干。

  我本应与本班同学一起分配随任务去有关研究所的,但当时哈军工进行院系专业大调整,决定原空军工程系与海军工程系的无线电专业联合成立新的电子工程系,系党委把我们在成都下十所的三人扣下,调新成立的电子工程系工作,新成立的电子工程系扩大了许多新的专业,包括雷达、导航、通信和计算机(以后分出成立计算机系)等,我被分配到导航教研室工作,可能也与我参加过东风113引导机研制有关。电子工程系的主要教师和干部力量,除了原来空军工程系与海军工程系无线电专科的教师和干部力量外,主要是相关专业的哈军工一、二期留校学员和大批应届毕业的四期学员,我们三期大部分随任务去了研究所,留下很少。这些在大跃进中参加东风113任务的师生在新成立的电子工程系中也都成为了中坚力量与骨干。哈军工1961年新成立的许多专业和系,可以说也是大跃进的产物和成果。我相信,不仅是我们哈军工,全国许多院校、系、专业、研究所可能都是在大跃进中许多先进科技项目上马然后经过调整、巩固和提高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我想,经历过那个大跃进年代的学生、教师和科技人员应该可以见证。

  大跃进不仅带出了一批科研成果,而且也带出了一批高质量科技人才。

  如何历史地看待大跃进时代的一些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毛泽东时代文革的被彻底否定,一些人也开始对大跃进进行了许多歪曲事实的抨击,连同人民公社、总路线几乎也被全部否定了,为什么会这样?我想结合我上述亲历大跃进年代的感受,谈点自己的认识和思考。

  一、关于大跃进起因的认识

  (1)抗美援朝战争的启示,落后就要挨打。抗美援朝战争虽然我们取得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三八线并实现停战的伟大胜利,但我们也确实付出了很惨重的代价,尤其是空军、导弹、原子弹等现代化尖端武器装备方面,我们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还是很大的。而发展军事武器装备,又需要有独立和坚实的工业基础,建国初期我国的工业基础包括钢产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也是有更大的差距。如果不能以大跃进的非常规方式迅速发展自己的工业和现代化军事力量,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很难巩固和发展。

  (2)帝国主义的封锁,苏修扼制,迫使我们自力更生、发奋图强。抗美援朝战争虽然迫使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签字停战,但他们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仍然一直采取外交上不承认、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扼杀政策。五十年代初,苏联对我们的工业和经济确有很大帮助,但1956年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也开始减缓对我们的援助,处处限制为难我们,到1960年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公然撕毁援助项目的合同,撤回全部苏联专家。这些情况,迫使我们只能自力更生、发奋图强,以跃进的步伐迅速发展经济才能求生存。

  (3)在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基础上,发展生产,迅速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面貌成为全党的共识。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之际,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基本上完成了农业从个体小生产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公私合营也基本上完成了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大跃进提供了劳动力和精神的基础。

  可见大跃进的产生,决不是少数领导人“头脑发热”,而是国内外形势所迫,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求生存、求发展所需。

  二、充分看到大跃进的巨大成就

  (1)一大批科研成果。我从哈军工看到的大跃进中启动和开创的飞机、半导体、计算机等当时比较先进的科研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可能仍然是很小一部分。实际上,当时全国所有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在大跃进精神鼓舞下都在各个领域上了一大批科研项目,取得很大成就,并相应地建立了一大批科研机构。导弹、原子弹和卫星等尖端军事技术的发展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它们也多是在大跃进时期上马,以独立自主、发奋图强的大跃进精神,以赶超苏、美的发展速度在六、七十年代实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第一颗东方红卫星的上天以及在国内罗布泊第一个带核弹头的远程导弹发射。与两弹一星相关的二机部、七机部和第五研究院,也是在这个时期相伴而生的。可以说大跃进启动了我国科研从无到有的飞跃,为我国以后科研事业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宝贵的基础,这一点,我相信科学院和大专院校老一些的同志也都应该可以见证的。

  (2)以钢为纲的工业大发展。大跃进中大炼钢铁一直被一些人作为攻击大跃进的一个“重磅炮弹”,但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到,虽然在大炼钢铁群众运动中确实造成一些浪费、付出一些代价,但我们的钢产量确实经过大跃进翻了几番,特别是在群众性大炼钢铁的基础上,各省市都建立了一批中大型钢铁厂,成为以后我国钢铁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力量。以湖南为例,湖南省最大的两个钢铁厂:株州钢铁厂与涟源钢铁厂就都是大跃进中大炼钢铁基础上建立的(我因协作搞信息化任务都去过)。而钢铁工业又是其他工业发展的基础,带动了其他工业大发展。大跃进中大炼钢铁为我国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基础的这一巨大成就不应被一笔抹煞。

  (3)人民公社运动基础上的农业大发展。人民公社运动与大跃进是相伴而生的;一方面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解放了生产力,也便于组织劳动力,人民公社社员成为大炼钢铁群众运动的重要力量,为钢铁工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人民公社在大跃进精神鼓舞下大力开展群众性兴修水利运动,在全国神州大地修建了成千上万的水库、水渠等水利工程,至今仍在中国的农业灌溉、渔业和旅游业起着重要作用,如果你在国内到一个水库风景区旅游时,你不妨打听一下,很可能不少都是当年大跃进兴建的。当时部队也经常组织参加人民公社的水利工程劳动,公社社员那种红旗招展、热火朝天集体劳动的场面,可能也是现在许多年青人难以想象的。虽然在1960-1961年困难时期,农业生产确实受到严重影响,但在1962年以后经过调整、巩固,由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和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1962年以后市场供应迅速恢复和发展,我们也都是直接感受到的。不能因为一、二年的困难时期的问题归咎于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而鼓吹“包产到户”。

  (4)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大发展。在大跃进精神鼓舞下,全国交通、能源、基建等各条战线也都以大胆创新的姿态取得许多成就,如成渝铁路、武汉长江大桥、大庆油田等都是在大跃进时期兴建完成的。特别是为庆祝国庆十周年,在1958到1959短短一年时间完成的包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在内的首都十大建筑,那也是全国大协作的辉煌成就。那段时间,我经常奔波于哈尔滨、北京、西安、成都之间,看着首都十大建筑日新月异拔地而起,总是胸湧澎湃,为祖国兴旺而自豪。最近看到北京卫视关于大跃进时期如何发动群众、自行设计、组织全国力量在不到一年时间建成能容万人开会的人民大会堂的专题片,仍然非常感人,其中提到美国国会大厦化了55年建成,也才能容纳三千人开会,人民大会堂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大会堂。我们有些人,可能就坐在大跃进时代建的人民大会堂中污蔑和攻击大跃进,实在不应该!

  (5)大跃进精神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笔宝贵财富。大跃进精神源于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包围、封锁和武力威胁形势下,为了国家和民族求生存、求发展、摆脱贫困、赶超发达国家而迸发出来的发奋图强、自力更生的精神,所以,大跃进开始时必定强调敢想敢干、大干快上、不怕苦、不怕死的拼命精神,但随着运动深入,总结运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逐步形成更为科学、辩证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大跃进中形成的全国社会主义大协作、教育科研生产劳动相结合、军民结合,也都是大跃进精神的体现。

  三、如何看待大跃进中的错误和问题

  (1)尊重事实,不能歪曲、夸大,更不能捏造。大跃进初期党中央领导确实存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认识不足、对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想得太简单,赶超发达国家和经济发展指标定得过高,导致以后在粮食生产上浮夸、虚报、高征购,农村集体所有制发展过快过大,取消自留地、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平调等错误,加上那几年确实发生严重自然灾害,造成全国性粮食减产和市场粮食和付食紧张,这是勿用违言的。但也绝不是如有些人攻击大跃进“饿死几千万!”。粮食付食紧张最严重的是1960-1961年,那时我正在成都工厂与工人一起搞我们的样机生产,每天工作在16小时以上,当时的伙食确实很差,每天几乎都是清水厚皮菜,盐都很少。但饭还是能吃饱的,晚上加班,晚12点还有一顿加攴。当时在工厂粮食定量是根据劳动强度定的,一线工人比厂长和技术人员都高。我这年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也算是在社会底层,没看到饿死一个人,工人的许多人家在农村,也没听说农村饿死人,我们哈军工的同学遍布全国,经常聚会,也没听说饿死人。后来知道:“饿死几千万”的说法是源于某些统计资料:大跃进期间全国人口负增长,减少了几千万,把减少的人口都说成是饿死的,有道理吗?

  (2)辩证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实是求事看待我党纠正错误的态度。现在不少人把大跃进中的错误归罪于毛泽东“头脑发热”、“不懂经济”。这是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的。那几年我们虽然在外搞任务,但有关中央文件还是及时传达和经常组织学习的,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1959年初传达毛主席给全国生产队长的一封信,毛主席在这封信中严厉批评了当时放卫星虚报产量、高指标高征购、平调等错误,要求生产队长顶住上面压力,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生产计划和增产指标,保证农民口粮。在此基础上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党中央在统一思想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纠左的措施。可见,正是毛主席最早发现大跃进初期的这种极左错误并最坚决进行纠正的。这不仅是因为毛泽东出身农村了解中国农村的情况,不相信亩产万斤的卫星,更因为毛泽东一贯的调查研究之风,除了派大批身边工作人员下各地农村蹲点调查以外,自己也长期坐专列奔波全国各地农村亲自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农民真实生活和生产情况,所以才能在许多领导干部还在热中于高指标放卫星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力挽狂澜,纠正错误。应该说,毛主席是当时党内头脑相对最清醒的。还应该指出,虽然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最早发现错误,最坚决纠正错误,但他仍然对已经产生的错误和损失勇于承担责任,在各种会议包括1962年七千人会议上多次作自我批评。尤其是在最困难时期,毛泽东严格要求降低自己伙食标准,不吃肉,以致自己也发生浮肿。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你还能见过这样的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领袖吗?

  (3)摆正错误和成就的关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庐山会议前期纠左的时候,特别强调了要充分肯定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的成就,要肯定总路线的大方向,要保护群众运动群众的积极性。并明确提出大跃进中成绩与错误的关系是九个指头和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这是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庐山会议后期的斗争,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以万言书为代表的少数党员干部,夸大了错误、动摇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大方向。庐山会议前期和后期的会议情况,会后都向全党进行了及时传达,当时我们在西安搞任务也及时听了传达并组织认真地学习和讨论,重点就是如何摆正和看待大跃进中成绩和错误的关系,不能夸大错误和否定总路线的大方向,至今印象很深。现在如李锐等一些参加过庐山会议并当时受批判的党员干部,严然以正确路线代表的姿态来批判、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是“极左”的路线错误。恰好从反面证明了庐山会议确实是一场肯定还是否定总路线的路线斗争。有意思的是,李锐他们当时在庐山会议上的检讨,拼命强调他们是坚决拥护总路线,只是对错误看得过大。

  对大跃进的基本肯定还是基本否定涉及和影响对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肯定还是基本否定,应该有一个符合历史事实明确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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