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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泮泉:国企改革必须坚守以人民为本的基本理念

2017-12-03 09:56:27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于泮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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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必须坚守以人民为本的基本理念

——相关国企改革的十八点思考之四、五、六

  摘要:要让我们的国资委切实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履行好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与出资人的责任,就必须把它从政府系列剥离出来而变身成人大系列的一个专门委员会,且由人民直接选举(或最少层次的间接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中再选举产生出来;资本主义国有企业与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秉承的是以资为本,后者坚守的是以人民为本(不是简单的以人为本);如果说,最初我们国有企业采用的是“全民所有,国家经营”(国营)模式,那么,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最佳模式应该是“全民所有,集体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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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四、国企改革必须在国家管理的宏观层面上让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为国家、国企完全平等的主人。

  通过前文的叙述,我们已经知道,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就属于全体人民,就属于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国有企业就应该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企业。

  原则是确定了,但如何在国企改革中落实这一原则,仍然是必须加以认真解决的大问题。

  首先,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完全平等的属于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作为主人的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对国有企业自然就应该具有完全平等的监督管理权的。但是,设想每一个人都直接参与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显然是不现实、不可能的。为了让这一监督管理权不落空且集中有力地得以实现,必须在全体人民的赞许下专门成立一个类似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的机构来代行所有者(出资人)的权力。现在,我们的国资委掌控在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手中,只是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一个下属机关。而对它是如何建立、如何履职的,全体人民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不知情,也无法过问的——这怎么行?!要知道,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下属的国资委不论是怎样产生的,其总归是由各级官员(所谓国家公务员即仅仅是全体人民中的一个群体)所组成,不可避免地会同广大人民群众产生着各种矛盾。在具体运作中,如果弄得不好,这一矛盾,甚至有转化为人民群众同走资派的矛盾的可能性。如果我的这一论断成立,幻想作为矛盾的一方、即让党政官员们组成的国资委代表另一方即全体人民的意志去履行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监督管理权,那不是荒唐可笑吗?唯一的可行出路是将国资委从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中剥离出来交到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手中,并变身或改革成完全由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代表所组成、且隶属于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成为受人大委托、代表全体人民行使对国有资本所有权与监督管理权的专门机构

  但这需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首先让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统统都变身成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代表组成的、人民的(而不是官员们的)代表机关。而像现在这样主要由权力精英、资本精英、知识精英们组成与把持,而把工农大众排除在外的所谓人大代表们,想让他们真正代表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利益与意志去行使权力恐怕连门儿也不会有。

  为此必须在改革中,制定出新的人民代表选举法明文规定,人民代表的组成结构要同人民的组成结构相一致,并作为一条坚定不移的原则永久地贯彻下去。选前就要通过选民登记,统计出工人、农民、解放军士兵、实践证明能坚定地站在工农大众立场上的知识分子、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城乡居民、国家公务员(党政官员)、民主党派人员、爱国宗教人士、各种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其他人员等社会各界人员的确切人数,从中计算出各界人员的构成比例;此后就要基本按照这一比例将人民代表候选人名额公平合理地分配到各个所属地方、单位。在实行倍额候选的情况下,正式选举中只能在同一界别中二选一,任何人不能跨界当选。

  为此,为了使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不改变其人民代表的本色,从人民代表候选人的确定开始就必须在人民群众中充分酝酿、认可的基础上产生,而且应坚定地实行“倍额候选”,即候选人的人数必须是应选人的双倍。既能保证人民代表的选举一次完成,又给选举人充分选择的余地,真正体现出“选举产生”、而非幕后决定的结果。而且这样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不能脱离生产、作战训练、教学科研等第一线,而必须像当年毛主席对陈永贵要求的那样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人大机关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搞调研,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发现其不称职,还要能十分方便地被改选、撤换。

  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主这杆大旗曾经牢牢地抓在共产党人为代表的翻身做了主人的人民自己的国家手里。那时形成了两大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一个就是以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以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才形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只是由于此后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修叛徒集团等的背叛,民主这杆大旗才被帝国主义者在不知不觉中夺了过去,以至帝国主义阵营的国家统统成了所谓“民主”国家,而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则统统变成了帝国主义者口中的独裁国家,拒不学习中国搞改革开放的朝鲜更被诬蔑为“邪恶轴心”。而帝国主义者用以标榜自己“民主”的唯一资本不是别的,竟然只是一人一票的选举,虽然其这一所谓的“民主选举”仅仅局限在政治领域,而且只有总统、州长、国会议员等才是所谓一人一票“民主选举”产生的,其他人员的产生都同所谓民主选举完全无关;至于经济领域,如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是决不允许“一人一票民主选举”染指一丝一毫的。他们深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知道只要守住经济领域私有制这一底线,紧紧地抓住国家的经济命脉大权不放,一切“选举”、包括“一人一票民主选举”在内,笃定都是“有钱人的游戏”。

  这种所谓一人一票民主选举的骗人之处还在于完整的选举权本来应该是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统一、选举权与罢免权的统一这样两个统一。在这两个统一中统统只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而否定、抛弃、完全不讲另一方面,都只能是骗人的。想想看,每个人都是人而不是神,人人都有看走眼的时候,都有暂时被骗的可能性(哪怕一群人也一样)。如果一个骗子当选,选举人对他没有了必要的监督罢免权,这样的“选举权”有个屁用?资产阶级只讲一人一票的“选举权”,绝然不提一人一票的被选举权,更绝然不提一人一票的罢免权。广大劳动人民只“享有”一人一票的“选举”权,而完全没有被选举权(在资产阶级牢牢地掌控社会舆论的条件下,连自己的名字都难以让人知晓的劳动人民中之任何一员成为总统、州长等以及国会议员候选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没有一丝一毫的罢免权(只有资产阶级的总统、州长等和国会议员们才享有这样的罢免权)。这样的“一人一票选举权”,对于广大劳动人民说来,就是狗屁一个,只是表面上光鲜,实质上除了徒然成为骗人招牌外是毫无用处的。奇怪的是,我们的精英们却对这样的“选举”推崇备至,每到其“选举”之日,总有人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地大肆宣传。真不知对他们说什么好了。

  社会主义条件下,既然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完全平等的所有者,都是国有企业完全平等的主人,那么理所当然,一个人,无论他的功劳再大、资格再老、取得的地位再高,也绝不允许他享有超出这种平等以外的任何特权。从理论上说,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不仅都应该享有完全平等的选举权,同时也应该享有完全平等的被选举权与监督罢免权。为这种被选举权和监督罢免权人为地设置任何非必要的资格限制都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虽然一些必要的自然限制不可避免。如我们总不能让一个尚不懂事的孩子充当要职吧?总不能让一个傻子充当人民代表吧?总不能让一个对法律一无可知的法盲充当法官吧?但把选人用人严格地限制在所谓国家公务员范围之内,并人为地把公务员分成三六九等,明目张胆地剥夺工农大众及低一级公务员的被选举权,则是极不可取的。正如马克思所总结出的那样,“用等级受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法兰西内战》单行本第57页)可惜,我们的精英们只知道羡慕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而根本不去想一想怎样去完善自己国家人民的包括选举权在内各项政治权利。

  在上述我们所设想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中,各级党政官员以及所谓企业家(实际上的资本家)等,因人员结构所限都只能占有其中一个极小的份额,而工农大众才会成为人民代表组成人员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一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有人可能会担心这些人民代表的素质,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当年,马克思与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历史经验时就指出,虽然巴黎公社委员们大多数都是布朗基主义者或普鲁东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因为他们“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它通过的决议也就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列宁:《国家与革命》单行本68页)。如果我们的各级人民代表都能以工农大众为主体,其所通过的决议想不代表人民群众的呼声都难。相反,如果人民代表大多由党政官员、影视明星、知名企业家等所组成,尽管许多人会顶着“共产党人”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等桂冠,想完全代表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与利益都是不可能的。

  有人还会担心工农大众的知名度太低而难以遴选出合适的人民代表候选人,这也是不难解决的。不要把“选举”看得多么神圣,必要时先把适合当人民代表的工农兵群众集中起来抓阄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不要把抓阄决定人民代表视同儿戏,它很可能因杜绝了一切人为因素的干扰而更显得公平。因为无论他们中的哪一个人当选人民代表后都会强于局外人而更适于代表工农大众的意志与利益。

  那么,大量党政官员们都被挡在人大会议门外合适吗?我们完全可以让应该出现在人大会场的党政官员们列席会议以备人民代表随时质询和咨询就可以了:他们可以有必要的发言权而没有选举决定权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这样,人大开会时,由党政官员们为会议准备好政府工作报告和各种法律草案等各种文件以备审议、修改、补充、完善(如果人民代表对其很不满意,也有权对它推倒重来);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在广泛征求人民群众意见基础上准备好国家各个岗位负责人的候选人名单(原则上尽量实行倍额候选)以供代表选举、决定就行了。至于国资委组成人员,则须在充分协商基础上,确定来自不同地方、单位而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代表做候选人(倍额),交由人大会议选举、决定好了。相信这样的国资委是一定会较好地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而有效地行使对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监督管理权的。

  在今天的世界上,委托代理关系已经广泛存在,处处事事亲力亲为、事必躬亲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但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并非都有效,委托代理层次是越少越好。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虽然也可以由人民代表选举产生,但这种委托代理层次毕竟还是太多,远远不如经人民直接选举(或最少层次的间接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再当选为国资委组成人员要更好一些。

  附带说两句题外话:我设想的应该从政府系列转成人大系列专门委员会的不是只有一个国资委。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时深刻地指出,“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法兰西内战》单行本55页)马克思在146年前提出的这一重要思想至今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完善仍然有着遵照执行之必要: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统统不应该只是任何人手中的一个玩物、一个议会式的清谈馆,而必须成为议政合一的工作机关。当然,如果将国务院的机构统统转移到全国人大来并不可取,但其中最重要的职权,如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应更名为财政委员会)、发改委(应更名为计划与改革委员会)、国资委等执掌我们整个国家与一切国家机关经济命脉大权的机关则必须由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划归到自己手中来的。这样,人民代表大会制作为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政治制度、政体,才名副其实。(详见本人网文《必须把人民代表大会办成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具权威性的国家实体机关》http://www.wyzxwk.com/Article/zetan/2013/10/306965.html)

  思考五、国企改革必须打破“现代企业制度”下以资为本的资本主义陷阱,牢固树立以人民为本的社会主义经管理念

  笔者以上在宏观层面上对国企改革问题做了自以为较全面的思考,并觉得,如果将这些统统变成人们的共识,进一步微观层面上的国企改革就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了。

  国有企业就属于全体人民,就属于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国有企业完全平等的主人。这样的观念可不符合走资派们的胃口。走资派们最希望建立的只是一个形式上平等(以便于欺骗民众)而事实上不平等,由少数人剥削、统治、压迫多数人的资本主义的国企与资本主义的社会。也许当年他们跟着毛主席、共产党闹革命的时候,压根儿就不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而只是为了解放他们自己,以便于有朝一日由他们取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位置而成为新的人上人。只是有碍于马列主义领导同人民群众密切结合的强大威力,他们才不得不把自己的真实想法深深隐藏起来。因而在他们眼里,一旦夺取了政权,就是革命的结束,就要推动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什么社会主义,什么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早被他们忘到耳门外了。但在毛主席活着的时候,这样的念头他们想也不要想。毛主席逝世了,四人帮被粉碎了,文革派即继续革命派的势力被清除了,他们终于可以小心翼翼地从试探开始,逐步放开手脚地大干一场了。先是他们通过我们党的组织系统在全国农村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小岗经验分田单干。这一步走“对”了:在让亿万农民“一夜跨过温饱线”的同时,也把有组织的农民阶级打成了一盘散沙,轻而易举地拿掉了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于是,他们深受鼓舞,接着就是试图复制农村经验,在国有企业推动承包制、租赁制“改革”试点,但由于违背社会化大生产规律而必然失败。从失败中他们悟出其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工人阶级。最开始他们还不敢拿刚刚失去了最可靠同盟者的工人阶级开刀,于是他们利用中国人特有的添犊之情,借口国有企业人满为患,让精力正旺的、年仅四五十岁的国企职工提前“退休”而准许其子女“接班”。这样,对付那些乳臭未干、年轻毛嫩的小孩子,事情就简单多了。这是极其“高明”的一招。可以说不仅那时的整个人民、而且直至三十多年后今天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读懂、更别说识破乃至抵制走资派们这一“伟大的”战略布局了!许多人甚至对此感激涕零!!真可谓“被人卖了还会帮人数钱”。

  出人意料地扫除了巨大障碍,下一步就顺利多了。他们通过造谣“国企效率低下”,大造“国企改制”的舆论,继而通过“抓大放小”、“靓女先嫁”、“管理层收购”、“一股了之”等理由与办法,将绝大部分中小国有企业和几乎全部乡镇集体企业一律“改制”(实质上是变卖)成了所谓民营企业(即实质上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在资产阶级被消灭了三十多年后,又一手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大地上人为地重新缔造出了一大批资本主义企业和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说我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么,到了三、四十年后的八十年代末直至九十年代,有人则以国企改革的名义,开启了对社会主义工商业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的先河。那个自封核心的大人物曾掩耳盗铃般地信誓旦旦:“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出现在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言犹在耳,两极分化与资产阶级的出现很快就在我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神奇的是,虽然这等于打了此人一个异常响亮的大嘴巴,但人是容易健忘的。经过人家几番忽悠,人们已经把文革中“走资派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吃二茬苦,受二茬罪”等警告忘得一干二净了。以至不久之后的九十年代后期,又一个“敢踏地雷阵”、“敢进万丈深渊”的大人物推动“下岗分流再就业”,一下子砸碎了四千万工人,包括刚刚“接班”的新工人的铁饭碗,也能忽悠人们“为国分忧”,喊着“我不下岗谁下岗”的口号,替人家数钱。千万不要小瞧了“下岗分流再就业”七个字,“下岗分流”前,工人阶级还勉强可以称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再就业”后,同一个工人阶级则地地道道沦落成“弱势群体”了。那个时候,国有企业经营得不好,就是国企效率低下;经营得好,就是“国企垄断”。所以,只要是国有企业就是该死,就横竖得死!一番折腾,我国境内成千上万中小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统统变身成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以至在偌大社会主义中国县域经济范围内的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几乎被扫荡一空。同时, “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行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11期58页)可见,如果说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那么,卖国主义则同资本主义有着同样的天然联系。期间牵涉到的国企家底被严重低估、钱权交易、国有财产大量流失,且导致腐败的案件层出不穷,无官不贪以及坑蒙拐骗时常发生几乎成了常态,新“三座大山”逐渐形成,黄赌毒黑沉渣泛起并迅速发展蔓延,社会生活环境与自然生活环境急剧恶化……

  几番折腾,到了本世纪初期,不仅农村集体经济除了南街、华西、刘庄等极少数村庄外几乎全军覆没;国有经济也已经五分天下仅剩其一了。但人家仍然不死心、不放手。叫嚣“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要“深化改革”,“把改革进行到底”,“不改革死路一条”。具体做法,除了继续编造“国企垄断”、“国企效率低下”、“警惕国进民退”话题,执意推动“国退民进”即“社退资进”。看来不把仅存的国有企业彻底私有化、资本主义化掉,他们是不会甘心的。事实上,国企改革的三十年,就是资本主义企业不断地取代社会主义企业的三十年。与此同时,他们又提出了要在仅存的国有企业普遍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立马组织实施(至今已基本完成)。

  何谓“现代企业制度”?绝对语焉不详。官方从来没有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说法,仅给出了一个“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十六字特征;实践上则几乎无一例外地强制推行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的“公司制改造”,把一切国有企业统统“改制”成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实质上就是要求一切无法一下子私有化掉的国有企业,也统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接轨,把它们统统“改制”、“混合”成同资本主义企业毫无二致则已。

  我这样说并非信口开河,那十六个字本来就是一个神话。从十六个字面世的1993年至今,二十四个年头过去了,仅存的国企已经统统变身成各式各样的“公司”,但人们从来也没有看到哪一个公司的“产权”真正“清晰”过(若非说它“清晰”,也仅仅“清晰”在:过去是百分之百属于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所有,他们就说这是“产权模糊”;现在则是“清晰”到远远低于百分之百的另若干个“混合”而成的大小不等“清晰”数字,就说它“产权清晰”了),权责真正“明确”过(权力统统从人民手中剥夺到政府任命的董事、董事长、总经理等人手里,盈利时也会主要在这些人中分配,亏损时则由国家与人民买单——这就叫“权责明确”?)政企真正“分开”过(只要还打着国企的招牌,企业同相关国家机关就必然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能完全分开;而一旦完全分开了,它就根本不是国有企业,同资产阶级私有制企业毫无二致了),管理更“科学”过(何谓“科学”?完全凭人信口开河)。在所谓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制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其核心内含与根本标志。而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并不一致。由于信息不对称,经营者千方百计损害所有者权益的情况之发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怎能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所有者把经营权转交给经营者(所谓两权分离)完全是一种无奈之举。我们竟然把它当成神圣一样地供奉起来,实在是愚蠢到家了。而且即使按照走资派们津津乐道的生产力标准看,对国企的“公司制改造”也并不成功,“实证结果表明试点企业改制后利润率都有所下降,虽然销售利润率稍有下降(统计检验不显著),但是总资产利润率和净资产利润率显著恶化。改制后79家试点企业的平均资产利润率和所有者权益利润率分别下降1.7%和7.41%(统计显著水平为1%)。尽管我们期待传统的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重组改制后利润率会有所提高,但是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仅约30%的试点企业改制后利润率上升。”(《经济科学》2002年第1期《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化改制的实证研究》)为了有利于复辟资本主义,有人实在是不择手段,一切都不管不顾了。直到201 5年9月下发的有关文件仍然要求稳妥推动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通过实行股份制、上市等途径已经实行混合所有制的国有企业,要着力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把国企混改、股份制改造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当成国企改革的主要内容。

  我之所以对高层拟就的国企改革路线图忧心忡忡,还因为我认为这个路线图实质上就是一副对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彻底实行资本主义改造的路线图。社会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之不同,不仅在于其根本性质上的所有者不同,而且由这一根本性质所规定,在其经营管理理念上也应有着完全不同的路数与特点。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法兰西内战》单行本52页)“恰巧相反,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列宁:《国家与革命》单行本34页)。同样,虽然社会主义不是在空地上,而是在资本主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必要的批判借鉴不可缺少,但社会主义企业也不能照搬资本主义的企业形式我们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结合我国人民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在批判地继承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建立起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的崭新形式。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我们也一直是努力这样做的。不论是没收官僚资本还是赎买民族资本后,我们都是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同资本主义经管理念划清界限,努力探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等一整套国有企业的崭新经管方式;现在可好,不仅完全不想划清这个界限,而且还要努力同资本主义经管方式“接轨”,这种改革方向不出大问题才是咄咄怪事!

  在我看来,通过国企改革应该建立起来的崭新经营管理体制同资本主义国有企业明显不同点就在于: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秉承的基本理念是以资为本;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则必须坚守以人民为本(注意:不是简单的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资本主义企业以资为本理念第一个表现就是把所谓的产权看成是压倒一切、比天还重的权力。为什么会这样呢?

  “产权”之“产”就是财产,但又不是一般的“财产”,而是生产资料之“产”、资产之“产”,即能够成为资本的财产。正如有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即占有生产资料、占有资产(即资本)的阶级;无产阶级就是除了自己双手外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不占有资产(即资本)的阶级一样。所谓产权,其实就是资本家阶级通过掌控资本而榨取剩余价值的权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资本才是统治一切的权力,任何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权势等等都是由他是否占有资本、占有资本的多少决定的,即都是由资本所支配的。掌控了一定数量的资本,就等于掌控了他人劳动与生存的权利,就等于掌控了使自己能够自然地成为剥削者与压迫者的权力;而一旦失去了一切资本,他就笃定会变成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其极端重视产权与产权改革就不难理解了。这个秘密资产阶级一向讳莫如深,向来不肯承认。因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成了其不可改变的信条。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12页)的第一版序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轻的罪”。资本主义国有企业有国有独资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两种形式,其产权虽然并不一定就属于某个或某些资本家私人,但其运营则恰恰都是为整个资本家阶级特别是特大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其“产权”恰恰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代表着整个资产阶级不断地榨取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以更好地维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奇怪的是,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人,也在鹦鹉学舌般地经常使用着所谓“产权”这一话语,也在经常谈论着他们的所谓产权改革,真是令人费解。

  相反,无产阶级乃至全体人民最看重的应该是所有权,即对生产资料、对资本的完全平等所有权。如果说资产阶级会把产权看成自己的命根子,那么,这种完全平等的所有权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说来,其重要性比起产权对于资产阶级说来也毫不逊色,甚至会更胜一筹。要获得这一权利,只有坚定地地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即联合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才办得到。否则,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或只占有极少的生产资料(资本),他就“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典里只有所有权概念,是没有产权位置的,绝不允许通过所谓“产权改革”贩卖夹杂其中的私有化私货。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关注的是如何保证全体人民对这些资本的平等所有权,而不是什么“产权”、“产权改革”。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指工人阶级——引者注)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如何。”(《共产党宣言》单行本58页)

  2、资产阶级以资为本理念第二个重要表现就是卖力地推行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因为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是有利于强化、放大资本权力的最重要手段。资产阶级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把平等的权利喊得震天响,宣扬所谓“人人生而平等”。其实他们真正看重的平等,只是“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的平等,一股一票的“平等”, 即只是建立在以资为本基础上的、形式上的“平等”而事实上的不平等。在这一原则下,不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毫无“平等”可言,即使同为资产阶级,腰缠万贯的亿万富翁能同身价百万的小老板讲平等吗?有不少善良人仅凭自我感觉,就认为“股份合作和职工持股是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新型形式”(《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23页),这是一种相当糊涂的认识。在任何情况下,股份制都只能是一种私有制形式,同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不会有一毛钱的关系。在国企改革中,他们最关心的是要对我们的国企实行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造,竭尽全力地去维护私有制,而且是竭力地维护放大了、并可以不断放大的私有制。每一位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看清楚这一点,不能稀里糊涂地就着上了资产阶级的道。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搞什么混合所有制,绝对是一条复辟资本主义的邪路、一条绞杀国企社会主义性质的死路、一条国企改革的绝路。

  同股份制改造密切相连的还有所谓“混改”即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本来经营得很好的国有企业也一律要引进“民间资本”,引进外国资本,引进“战略投资者”。奇怪的是,这究竟是要让“产权”因“混合”而“清晰”起来还是使它进一步混沌起来?其实,其真实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国企的“混改”而把国有经济成分稀释开来,把国有资本的控制权逐步转移到民间资本家、外国资本家、帝国主义“战略投资者”手里。套用一句文革语言: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以人为本最有利的制度安排是成员制,而不是股份制,更不是混合所有制。你是一个组织、一个集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成员,你就该享有这个组织、这个集体、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成员的平等权利,不能允许任何人享有超出这种平等权利以外的任何特权;一旦你因各种原因离开了这个组织、集体、社会、国家,你原来享有的相应权利理所当然会随着你的离去而自然消失。而一旦进入或重新进入这里,你的成员权也会自然产生或自动恢复。就是说,只有这样,你的权利、权力才会同你的这个人本身,同你的这个社会成员身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不受资本,不受任何物的支配。相反,任何资本、物,则只能受包括每一位成员在内的这些个组织、集体、国家、社会所支配。这才算得上人人生而平等。我们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一切公有制的企事业单位,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统统实行成员制,才不会存在因其所占股份、资本、财产等不同而形成权利不平等的问题,才可能实现人们不受民族、种族、身份、地位等种种影响的、在政治权利方面的完全平等。

  股份制不尽情理的地方还在于:一个股份制企业,往往由成千上万股所组成,但由于实行一股一票原则,这个股份公司其实只能掌控在一个或几个大股东、特大股东手里。大量中小股东,除了只能按照一定比例获取一定红利外,不会享有对股份公司任何实质性权利的;其中大量小股东同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不会有任何实质上的差别,他们仍然必须在得到资本家允许的情况下才能劳动从而生存下去。他们占有极少股票的作用只在于把自己更紧地绑在资本的战车上、更须卖力地为大资本家打工、受大资本家更深的剥削而已。与此相反,对于特大垄断资本家说来,由于公司的股票数量太多且极度分散,无需握有企业全部股票而只要占有其中的很少的股份,有时甚至只要占有其中百分之一、二有表决权的股票,就可能对企业的重大决策发挥出决定性的影响。而让自己手中的股票发挥出四两拨千斤的神奇功效,助推手中资本的效力又陡然上升了若干倍,能够达到其单凭原有股份难以达成的各种罪恶目标。

  相反,只有坚定地实行成员制,才会不仅让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平等、有尊严地生活下去,而且,资本、财产、物才会第一次失去支配人的力量而成为受人支配的对象,切切实实地实现以人为本的目标。现在我国的农村正在推行土地确权。其要“确”的则不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而是土地、房屋等所谓财产权、私人“产权”,以为日后推动资本下乡收购这些“财产”或让这些“财产”变股份做准备。本来历经三十余年不变的分田单干,有的家庭成员死了或户口早已转走,但仍然占有土地;有的已经长大成人,或户口早已由外地转进,但仍然没有分得土地。这种情形合理吗?明知不合理,却非要把这种不合理通过确权而固定下来。其基本思路,还是旨在不断地削弱人们的集体成员权而卖力地强化资本的股份权、产权——说明这一政策绝不是一项好政策。真要沿着这一条路子一抹黑地走下去,除非在我国农村会在一夜之间出现千千万万个左文学那样的支部书记愿意带领亿万农民走塘约式的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否则,不仅我们的社会主义根基会在这一代“共产党人”手中毁掉,而且我们曾经实现了的“耕者有其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也会毁于一旦。

  这样讲不是说股份制就是洪水猛兽,社会主义企业就完全碰不得。为了解决资金不足等问题,为了在短时间内积聚起足够多的资金以壮大国企的实力,适当地引人一点股份制机制并非不可以。但这须掌握一个原则,就是必须把坚持国企社会主义性质放在第一位,非国有股股东的唯一权利只限于利用手中的股票,按照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取得相应的红利,而不得享有除此之外的任何特权,不得以此侵犯任何人本应享有对国有企业平等主人的权利。至于为了某种政治上的目的而主张引进所谓“战略投资者”,那完全是居心叵测,我们必须严加提防。还有一些人主张国企职工持股,如果确有必要,我不持异议,但不能仅限于国企职工,应该是任何公民都应具有这个权利,但任何持股者都不得享有比其他国企职工更多、更大的权利。社会主义成员权不容侵犯人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任何权利都不能无端地为资本、为物所左右与支配

  3、资本主义企业以资为本理念的第三个表现是其竭力助推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等企业组织机构。现在我们整个社会的主流舆论包括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人们,似乎对这所谓“新三会”的资本主义性质统统视而不见,完全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它们只为资本服务的特有属性。 其实这“新三会”实行的均是资本主义的一股一票制度,明目张胆地撕毁了一人一票的自我伪装,维护的是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平等”原则,只能成为资本即大资本家们用来榨取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御用工具,绝不可能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得到兼容。因为统治人民的政治形式不能成为人民解放的政治形式;剥削人民的经济形式也不能成为人民摆脱剥削的经济形式。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必须坚决抛弃它,而用最能体现一人一票原则的新形式取而代之。而这些新形式本来是我们的一切公有制企业自始就有的,只是没能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而已。这就是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党委会等老三会。其作用本文将在后面的思考中分别予以具体论述。

  由此可见,在作为生产劳动基本条件的劳动与资本的博弈中,资本主义企业,包括资本主义国有企业,从经营管理理念上说,就是始终站在资本的立场上,为资本争权利(权力),为资本说话的:注重产权,把产权看得比天还重,实质上是把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权利(权力)看得比天还重,完全不把劳动(劳动者)的权利当成一回事;鼓吹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要对我们的国企进行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造,是因为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是最有利于资本、特别最有利于国际上特大金融垄断资本更方便、更大规模剥削劳苦大众的经济制度安排,对中国的国企实行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造成功之日,就是我们的国企、我们的国家将逐步变质成资本主义附庸之时;至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则统统都是资本支配劳动的组织形式,丝毫不会顾及到劳动与劳动者的权益。由于没有受到强有力的批判,在我国大力宣传与推行以资为本理念已经到了赤裸裸、肆无忌惮的地步了。不彻底清算以资为本理念,就不会有我国有企业社会主义性质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相反,社会主义企业、特别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则必须以人民为本,针锋相对地站在劳动、劳动者的立场上,为劳动、劳动者、劳动人民争权利(权力):1、必须把注重所有权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上去考量。如果说产权是资本、资本家的命根子,那么,对生产资料、对资本完全平等的所有权,才是劳动、劳动者的命根子。没有它,劳动就无法自主地进行,人们劳动、生存的权利都得不到有效保证;劳动者就只能任人宰割。因此早在170多年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庄严宣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党宣言》单行本38页);并号召要同传统的私有制关系、传统的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上,44页)。虽然在今天的条件下,消灭私有制的任务我们还不能一蹴而就地迅即完成,而只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经济结构,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信念无论如何不能有任何动摇。2、大力宣传实行成员制的优越性,认真探索切切实实的一人一票制的实施途径,平等地对待每一个社会成员,坚决批判那种认股不认人、认资不认人、认物不认人、认钱不认人的铜臭气,在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肃清资本支配劳动的余毒,牢固树立劳动支配资本的坚定信念,做出有利于劳动、有利于劳动者、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制度安排。3、坚决摒弃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企业组织机构设置,强化职工大会(职代会)、工会、党委会等组织机构在国有企业中的权威。把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办成国有企业的最高权力机关;把党组织办成国有企业的政治核心;把工会办成自力自为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肃清“一长制”的余毒影响,把国企经理人变成为全体人民服务、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同职工群众融合一体的光荣岗位

  做到了这些,才算是坚守了以人民为本的社会主义理念。

  思考六、如果说,最初我们国有企业采用的是“全民所有,国家经营”模式,那么,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最佳模式,应该是“全民所有,集体经营”。

  资产阶级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除了把平等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外,也把自由、民主的口号喊得同样震天响。可它那个“自由”,是只有大资本家阶级的人才会享有的,至于广大劳动者,他们所能享有的只是“自由”得一无所有、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已。说到广大劳动者能够享有的“民主”,也只是把它解释成残缺不全的“选举权”而已。而我们所理解的民主,只能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选举权的确是其表现之一,在这一方面,我们做的也的确很不够,有大力强化之必要(在后面的文章中,我们将会专门谈到)。但选举权不是唯一的一项,更不是最重要的一项;而人民能否享有充分的管理权则更重要得多。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应该享有的最大,最根本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没有管理权的“当家作主”注定是难以想象的一场骗局。管理国家,我们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两点:一、让人民代表(而不是叫什么“人大代表”)能够真正代表人民,人民代表的组成必须以工农大众为主体,一切人民代表和一切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统统必须时刻处于人民监督之中并随时可以被改选撤换;二、让人民代表大会成为最具权威性的国家机关,其他一切机关都必须听命于它,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须实行工人工资制度,不得享有任何特权。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定不移沿着这一条路走下去。

  管理企业,特别是管理国有企业,我们又该怎样做呢?

  全体人民都是国有企业的主人,但若设想每一个人都直接参与每一个国企的管理工作,当然是不现实、不可能的。一个国有企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进去了许多职工;习惯上也派去了企业管理者。表面上看,自然而然、合情合理。但是,这些“管理者”凭什么就天然地享有管理者的特权?那么多企业职工凭什么就只有充当被管理者的命运?这种情况如果仅持续三天两日当然不是问题,但固化起来,谁能担保其不会发展成阶级对立?企业只由这一部分人管理,其他职工群众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等各种权利,这些人岂不成了救世主?在“救世主”的管理下,广大职工乃至广大人民群众还会等到有同救世主一样当家作主的那一天吗?不仅等不到那一天,相反,久而久之,那些“管理者”一定会同资本家一样向国企职工发号施令,国企职工则只能沦落到同雇佣工人毫无二致的地步。

  出路就在于,伴随着企业的成立,既然分配到该企业的一切人员都是国企完全平等的主人,那么,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也就应当交给这些人员平等地共同享有。从企业成立的第一天起,有关国家机关和相应的党组织就应当负起一个使命:力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把进入或即将进入这个国有企业的所有职工群众统统充分地发动、组织起来,结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同时把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完全交到这个集体手里,而不是仅仅交由极少数人组成的管理团队去“管理”。各级人大通过国资委等国家机关把握好大政方针,全体人民通过自己、通过自己自愿结成的组织、通过相应的国家机关加强对企业一切经营管理行为的监督就行了。

  可以对这一模式用八个字加以概括:全民所有、集体经营。

  前面说过,改开以来,对国企改革,我们先后推行过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管理层收购、公司制改造、甚至通过“抓大放小”、“靓女先嫁”或所谓一股了之等种种方式。其结果,除了造成国有财产大量流失、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不断做大外,几乎无一成功(可气的是,走资派们对此就是死不认账,还要一抹黑地走下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除了丧尽天良地把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掉外,还把仅存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权统统交到以“新三会”为代表的极少数权势者的手里,而把广大国企职工甩弃一边,自然造成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阶级对立。那些权势者一旦大权在握,就俨然变成了气指颐使的资本家,至少也会显示出十足的资本家大老板的派头来;而大量国企职工则纷纷沦落成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的性质想不改变也难。要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必须把国企的经营管理权原原本本地交到国企职工群众集体的手中,实行全民所有,集体经营

  有左翼学者看到国有企业存有种种弊端,或明或暗地提出要用集体所有制或所谓社会所有制、人民所有制去取代它。想法可嘉,方向却并非无可挑剔。同全民所有制比较起来,集体经济虽然也是公有制经济,也有其特有优势而不可或缺,但不能保证不同集体间因各种因素造成的无可避免的不平等;社会所有制或所谓人民所有制应如何定位,同样语焉不详。用它们取代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只能是一种倒退。何况当年的南斯拉夫就曾实行过集体所有制或所谓社会所有制,并不成功。不要以为集体所有与集体经营只是一词之差,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只有“全民所有,集体经营”,才能够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出国有企业特有的优越性来。要明确,一个国有企业,是把它交到一个人或几个人组成的团队手里,与交到全体职工集体手里,效果会截然不同。交给一个小团队,这个小团队成员就很容易产生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会自然形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隔阂与对立,并最终发展成阶级对立;交给全体职工,才会在职工群体中形成完全平等的价值观念、强烈的集体荣誉感、与履行好经营管理权的高度责任感。这是只有社会主义企业才会具有的。所以,如果说,最初我们国有企业采用的是“全民所有,国家经营”模式(于是才有所谓“国营企业”的称呼),那么,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最佳模式,应该是“全民所有,集体经营”。

  当然,即使办到了这些,我们也不能因此而陶醉,还必须对与之相关的组织与个人做好相应的权利义务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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