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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泮泉:把国企改革过程变成“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过程

2017-11-30 09:50:54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于泮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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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国企改革过程变成“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过程

——相关国企改革的十八点思考之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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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我国今天要搞好国企改革,第一步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重新发动群众,让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重新组织起来,上升为统治阶级;继而把一切国有企业所有权统统重新夺回到人民群众手中,因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就属于全体人民,就属于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社会主义制度最基本特征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按照马克思“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理论的要求,通过改革,让国有企业牢牢地掌控在组织成为统治阶级而联合起来的全体人民手里,让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都平等的成为国有企业的主人,把所有国有企业统统办成人民当家作主的企业,才应该是我国国企改革应该追求的根本目标。

 

  思考二:我们的国有企业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体人民的企业

  谈到国企改革,所面临的第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的性质问题,或者说到底,就是通过国企改革,应该把国有企业变成什么性质企业的问题。明确了这一点,才算抓住了根本,才能明确国企改革的方向、路线与目标。

  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所有的企业,它的性质自然同国家的性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我国有国有企业,英法日意加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有企业,世界上大量不发达或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也大多都有自己的国有企业。我们能以“同国际接轨”的名义向那样的国有企业靠拢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它们的国有企业不管说的怎样好听,都是资本主义性质乃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企业。我们不仅不能向那样的企业性质靠拢,而且正如在政治上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起全新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一样,在经济上我们也必须通过改革,建立起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而全新并不断完善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

  我国宪法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我们的国有企业就应该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的企业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单行本22页——本文所说的单行本均指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单行本,下同)中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给共产党人建立的国家下了一个严格的定义:“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这样,我们的国有企业当然也只能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企业”。在我国今天的情况下,应该成为统治阶级的不是只有无产阶级一个阶级,而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体人民作为一个整体都应成为统治阶级中之一员。所以,我们国家就只能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全体人民;我国的国有企业也只能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全体人民的企业,或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体人民的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我国宪法第七条就明文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 这里的“全民”,显然只能有一个解释:即“全体人民”——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体人民。而不能有其他任何第二种解释。

  由此,把全体人民锻造成一个强大无比的统治阶级,才是搞好国企改革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70年前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44页)中就已经告诉我们:“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无产阶级才谈得上“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中国,全国人民虽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早就翻身得解放而站起来成了统治阶级,但由于1980年代初通过分田单干将已经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农民打成了一盘散沙;1990年代末又通过国企改制、下岗分流把已经成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打成了弱势群体,作为统治阶级的全体人民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我们今天要搞好国企改革,第一步也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重新发动群众,让工农大众重新组织起来,上升为统治阶级,形成一个古今中外人数最为众多、队伍最为壮观、精力最为集中、目标最为明确,而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无坚不摧的统治力量。这就使得我们的国企改革不能不是一个系统工程,须通盘考量,精心谋划、认真组织、扎实推进。把国企改革视为一个纯经济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它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首先就是政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毫不逊色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那种夺权斗争的天大的政治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思想文化问题、意识形态上的问题。是千方百计地把人民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组织成为一个强大的统治阶级,形成一股强大无比的统治力量;还是百计千方地把人民群众重新打成一盘散沙,让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地服从资本、服从精英们的统治,这是判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共产党人的又一个极其重要的试金石和分水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这一条我们现在还在讲,这很好,但是还很不够。还必须敢于、并能够更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让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只有你切切实实地放手发动群众,才能证明你的确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了。否则,你虽然口头上讲相信、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而不敢、不想发动群众,反而害怕群众,担心群众一旦被发动、组织起来以后“不好办”,你那个群众路线,你那个“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就一定的假的、仅仅是典型的叶公好龙而已

  思考三:全体人民、进而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我国国有企业完全平等的主人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同资本主义国有企业最大区别就在于企业的主人不同: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的主人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主人则只能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全体人民。

  何以有此不同?

  我们知道,人们生活在世界上,首先须有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的吃穿住用等生活必需品,否则,人类、人类社会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这些生活必需品,既不能从天上自动掉下来,也不能从地上自动长出来,归根结底都是通过人们自己的劳动生产出来的。即使在所谓的“知识经济时代”,如果没有人的劳动参与其中并同一定的生产资料相结合,这些生活必需品也不可能从“知识”中自动地长出来。甚至“知识经济时代”说法本身也不过是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用来忽悠、掩盖乃至美化其通过“知识”、“专利”、“品牌”、“知识产权”等剥削各国劳动人民的行径而已。因为那个“知识”等物件一旦掌控在资本家手里,就如同机器、货币(金钱)一样变身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即资本了。“知识经济”中“知识”这一本质我们必须要看透。我们辛辛苦苦生产一件产品,所得利润的绝大部分都被人家以所谓知识产权的名义拿走了,从而形成了一个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现象,不能永远不变地继续下去了。

  而要从事劳动生产,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基本条件: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人;有作为一定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生产资料。只有将二者按一定的比例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才能开始劳动生产过程。没有劳动力,再好的生产资料放在那里也是一堆毫无用处的死物;而“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单行本第7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一切都商品化、资本化、价值化,甚至一切都可以货币来计量化了,一切都是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服务了。由此,人们从事劳动生产的两个条件也就转化为劳动与资本了:资本家占有资本;雇佣工人能够劳动。即使资本主义国有企业也不能例外。资本家以可变资本的形式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后,就可以开始一个劳动与资本相结合的劳动生产过程了。由于产业后备军的大量存在而资本“稀缺”,资本家要找到雇佣工人轻而易举;雇佣工人要劳动与生存,则必须接受人家苛刻的条件,“心甘情愿”地接受资本的剥削,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于是,资本支配劳动,雇佣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劳动成果归资本家占有和支配,资本家只能给雇佣工人相当于其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大基本特点。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同样是具有这两大基本特点的企业;企业的主人理所当然地只能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或特大金融垄断资产阶级了。一个人如果没有资本,或者只握有少量资本(如股票),不能依靠这些“资本”榨取足够多剩余价值以满足自己生活的基本需要,就只能充当资本(资本家们)的雇佣奴隶了。

  从资本主义脱胎而来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仍然要以劳动与资本相结合作为自己从事劳动生产的两个基本条件(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也一样),由于资本已经脱离了资本家阶级而掌握在作为统治阶级的全体人民(国家)手里,实现了劳动与资本的直接结合,二者的位置就完全颠倒过来了:由资本支配劳动转变为劳动支配资本;成为自己命运主人的劳动者在党的组织领导下自主地联合起来,有组织地使用公有的生产资料(资本)从事劳动生产劳动成果首先归劳动者集体(企业、国家)占有和支配,在做出了各种必要的扣除后,劳动者依据按劳分配原则获得能够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物质、精神,以及自身发展等多方面需要的工资——这将成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三个主要特点。

  正如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的资本具体掌控在资本家阶级的代理人(国家)手里,资产阶级是其国有企业主人一样,社会主义国有资本因掌控在全体人民(国家)手里,全体人民、进而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自然都是国有企业的主人,或者说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就应该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企业。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一些中小资本家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国有企业的主人,那并不奇怪。因为资本总是按股计票的,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从而取得等量利益,是通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原则。在物支配人的制度决定下,握有大量资本的大资本家继而特大金融垄断资本家才是国家乃至国企的真正主人,中小资本家的作用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资本主义一人一票的选举不过是大资本家乃至特大金融垄断资本家阶级按照自己的意愿操纵舆论工具运作,用以愚弄民众的基本手段而已,仍然摆脱不了实质上一股一票的窠臼与实质。通过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大多只能是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普通工农大众被选举上去的可能性几近为零。而且即使真有少数人当选,如果你不听话,即使你贵为总统,特大金融垄断资本家照样有办法整倒你甚至干掉你,然后不了了之(如美国的肯尼迪、尼克松——当然他们同样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同工农大众无缘),甚至遭遇一场血腥的大清洗(如智利的阿连德、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至于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监事会主席等等,则完全是“一股一票”施展威力的天地,绝不允许“一人一票”染指一丝一毫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里,大量劳动者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国企的主人,除了源于人们的觉悟程度不到位以外,主要在于我们的应有体制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换句话说那才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掌控在极少数“管理者”手里,广大劳动者缺乏参与国企管理的有效机制,是我们的国企主人感觉不到自己是主人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有人总喜欢拿国有企业“产权模糊”说事,其实,若说“模糊”,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的产权同样“模糊”,其“国进”、“国退”的时候都有,且经常交替进行,但国有企业本身却从来也没有因“模糊”而彻底“退”干净过。这就是其所谓“产权模糊”论调不能成立的一个有力证据。所谓国有企业“产权模糊”的论调根本就不能成立;企图以所谓“产权模糊”为由将国有企业全部“改革”、私有化掉,更是其不良居心的大暴露。

  我国的国有企业,是通过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而没收官僚资本和此后的“一化三改”中赎买民族资本这两条途径建立起来的。其一经建立,它的所有权就是十分确定的:它就属于已经站起来(成为统治阶级)的我国全体人民,就属于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因此才被称为“国营企业”(全民所有、国家经营的企业)或全民所有制企业。只是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只能学习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做法,不可能全体人民都去一起经营它,而认为只能交由一个由“国家”指定的专门管理团队去经营管理,但我们还是力图通过推广“鞍钢宪法”,让国企职工尽可能多地去参与管理,让全体人民切切实实地感觉到自己已经是国有企业的主人,并焕发出极大的主人翁责任感与积极性来。大庆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就是这种责任感与积极性的生动体现。而大量涌现出来的王进喜、陈永贵、雷锋、王杰、孟泰、赵梦桃、张丙贵、焦裕禄、时传祥、邢燕子、向秀丽、蔚凤英等英模人物简直数不胜数,而默默无闻、而甘于奉献的普通百姓足可以数以亿计。如果不是把自己当作主人,这种感天动地事情的出现是无法解释清楚的——尽管那时我们做的仍然不到位,缺陷仍然不少。

  思考四:我对马克思“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思想的理解——名副其实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只能同时又是个人所有制

  要跳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我们设置的“明晰产权”陷阱,正确进行国企改革,还必须重温并坚决贯彻马克思“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思想。

  在《资本论》第一卷832页中,马克思有一段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著名论述:“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对马克思这一论述应怎样理解,目前人们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恩格斯当年在回击江湖骗子杜林诬蔑时,曾认为“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反杜林论》单行本128页),即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个人所有制”是指消费品的个人所有制,不同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我认为这个说法站不住脚,不能因为它出自另一位革命导师之口就具有天然合理性。道理很简单:因为不合逻辑。作为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马克思一直在讲生产资料所有制,横插进一个消费品所有制进来无论如何说不通。而今天大量的自由主义公知,抓住其中“个人”一词不放,认为个人所有制就是一种私有制,或所谓“人人皆有的私有制”。为其把国企改革引向私有化之路寻找理论根据。但这是不值一驳的。因为这不仅违背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精神(“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党宣言》单行本38页);而且马克思在这一段话里也已经明确指出“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再说了,只要是私有制,总会是一些人占有较多生产资料,一些人占有较少生产资料,一些人则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人人皆有的私有制”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来;退一万步,勉强建立起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总会因种种不可抗拒的原因而“自愿”卖掉从而失去其已经占有的生产资料,另一些人则会“托上帝或天老爷”的福而占有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从而使“人人皆有的私有制”化作泡影。而许多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个人所有制就是公有制的同志,虽然观点正确,但理由往往也显得很牵强,因为其无法告诉人们,马克思何以要把公有制称之为个人所有制。

  我则坚定地认为,马克思要“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思想拿到今天,就是要把国有企业改革成名副其实的全民所有制即真正归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全体人民、归全体人民中每一个人共同所有、而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企业;国企改革的过程,就应该是马克思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过程。理由是: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过程,是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最初的肯定阶段,“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中,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所有”,这是一种私有制,理所当然地可以称之为“个人所有制”;后来进入否定阶段,劳动者“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被“少数掠夺者”“剥夺”了去,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就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取代而不存在了;最后,进入否定之否定(新的肯定)阶段,“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资本论》第1卷832页)“这是否定的否定”,其结果是生产资料又重新回到了广大劳动者手里,但不是一个个具体的生产资料对号入座地直接回到一个个不同的劳动者手里,而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公有基础上(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首先把一切生产资料都作为资本交到“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或全体人民手里,从而让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个人全都平等地成为国有资本的主人。把这种所有制称之为全新而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不是名至实归吗?

  所以,马克思口中的“个人所有制”与今天我们所讲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就是同义语。可以把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与这个“个人所有制”看成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或两种不同解读:全民所有制旨在强调“全民”即全体人民共同所有,个人所有制旨在强调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个人完全平等地所有;前者强调全体人民都是国有企业的主人,后者强调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都平等地成为国有企业的主人。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每一个个人都能完全平等地所有,而是有的人较多的“所有”,有的人较少的“所有”;或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那个“全民所有”还是真的“全民所有”吗?

  这种个人所有制一旦建立起来,国家就如同一个特大股份公司(但绝不能变成什么股份公司),一切生产资料(资本)都只能在这个特大“股份公司”中发挥作用而不能游离于这个特大“股份公司”之外。所有无产者,进而一切公民,统统成为这个特大“股份公司”的“股东”。只不过这时不再有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区别,人人都成为完全平等的“股东”。一方面任何人都不能说,这部分生产资料(资本)是我的,那部分生产资料(资本)是他的(“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单行本13页);另一方面,上自国家主席,下至普通百姓,每个人都恰恰是国家这个特大“股份公司”的整个资本的完全平等的所有者,每个人都对这些资本享有完全平等的所有权。想当年,刘少奇同志曾紧紧地握住时传祥的手,深情地说,我与你老时一样,你做掏粪工人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之间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对生产资料(资本)关系从而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关系的真实写照。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成为资本家,或者说,人人都是完全平等的“资本家”(人人都是国有企业完全平等的主人)。这样,对每个劳动者说来,过去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夺的所有权(第一个否定),又重新回到自己手中(否定之否定),不过,这“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使全体公民中的每个个人都成为国有资本的完全平等的所有者。马克思将它称为“个人所有制”,旨在于要特别强调每个公民对国有资本都拥有完全平等的所有权,都是国有企业完全平等的主人!

  这样,尽管有人宣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有搞明白,但至少在左派队伍里认为社会主义有三个基本特征(公有制、按劳分配、人民民主专政)上还是达成了高度共识的。而体现这三个基本特征的精髓则只有一个,这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或者干脆说,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基本特征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归根结底,如果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目标则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企业而不是要建立一个仅带有一定社会主义因素,由政府任命的董事、董事长、总经理等当家作主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

  这里,“平等”原则即全体人民之间平等互助合作的同志式关系的建立,对国有企业、进而对社会主义国家、对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均有着极其特殊的重要性:只要这一原则发生了动摇,马克思设想的“个人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就将不复存在。如果不承认(或没有做到)每个个人对整个国有资本都拥有这种完全平等的所有权,那么,所谓“全民”所有制则只是徒有虚名,名不副实了;所谓国有资本之“国”也将不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或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全体人民,而仍然只是或变质为少数人即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之“国”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反复强调,“在发展过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利就失去政治的性质”(《宣言》单行本第45页),“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宣言》第46页)。前一句话已经说得十分明确了:所谓“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首先就是全部生产资料(资本)都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这同前面所说“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完全是一个意思,这明明说的就是生产资料(而不是消费资料)所有制,而且这种所有制的最恰当的名字当然就是“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或直接就叫“个人所有制”即社会主义国有制或全民所有制;后一句话则是说,共产党人要解放全人类,即让“一切人”自由发展,首先就必须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从而当然必须以每个人都成为生产资料(资本)的主人为条件。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核心,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即新型个人所有制乃是马克思的一贯思想。在社会主义国有企业里的每一位职工、社会主义国家里每一位公民都不能说,这一部分国有财产是我的,那一部分国有财产是他的;但人人恰恰都平等地成为这些财产的主人,成为国家的主人;人人都必须尊重其他人同自己平等的主人翁地位,而不允许有任何人、任何形式的特权存在。这样,量转化质,资本主义的一股一票才转化为社会主义的一人一票。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百姓,人人都成为国有企业完全平等的主人、国有资本完全平等的所有者,原来的物(资本)才第一次失去支配人(劳动)的力量,而成为受人支配的对象了。我们党“以人为本”(其实应该是“以人民为本)发展观,我体会最终就是要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本。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又必须以人人都平等地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从而人人都成为国家的主人为条件,即以“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为条件。

  在这种个人所有制条件下,每个劳动者都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不再一无所有,而是同其他劳动者一起,成为整个国有资本的平等所有者,成为国有企业的主人,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共产党宣言》第58页);另一方面,他们又都仅仅是劳动者(而不能成为剥削者),不能像资本家那样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

  由此,名副其实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只能同时又是个人所有制。国企改革的过程就应该是让组织起来成为统治阶级的全体人民重新夺回一切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让一切国有企业统统变成人民当家做主的企业而重新建立马克思所说的个人所有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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