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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琅:十月革命的动力和模式

2017-11-13 15:26:24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刘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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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于社会主义的怀疑

  当精英们宣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产生及失败是二十世纪的遗产时,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改革者,试图消灭阶级和私有制而构想的一种追求理想然而缺乏现实基础的制度。

  持这一种观点的甚至包括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们。俄国革命的先驱普烈汉诺夫生前就从未停止反对十月革命。因为他认为,俄国的现实基础乃是半封建农奴制的半资本主义。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在这种经济基础上不可能发育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因此,作为俄罗斯共产党创始人的普烈汉诺夫认为,俄国首先应当搞资本主义,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应等待资本主义经济成熟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正是文革时被左派奋力批判的“唯生力论”。但是,普烈汉诺夫忘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边还说过,由于发达国家的牵引,落后国家会有跨越式发展。马克思说:“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

  在中国,普烈汉诺夫式的“同路人”甚至包括了刘邓这样的高级领导。毛在一九六七年三月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走什么道路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五十多年,仍是这个问题。”

  (二)发达国家挡住了落后国家的路

  社会主义不仅仅是空想,人的自由解放不仅仅具有哲学意义,而且是一个经济命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书的中译本第30页,马克思讲了这样一段话:“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存在于20世纪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乃是落后的农业国以国有制的形式,将国家经济政治力量,集结为一个强大聚合体,以之对抗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一种有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形态。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际是以民族社会主义的形态,实施重商主义的国家垄断和保护主义政策,在落后国家中快速推进工业化的一种特殊历史选择。当然,如果单纯是为了工业化,中国俄国只能走日本德国的道路。而事实上他们做得更多,更伟大。

  落后国家跨越了资本主义成熟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并不是几个革命家的空想,而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状态的结果。

  资本主义就像一枚硬币,有正面也有反面;人们往往只看到它灿烂的正面,却忽视了另一面。资本主义越是不断扩张,不平衡越是加剧,最终将全球分裂成两个世界。马克思当年预言的两个阶级的对立,随着全球化转变为世界规模。这两个世界联系愈来愈紧密,依赖程度越来越深,差距却越来越大。落后国家沦为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

  革命前的帝俄正处于这一发展阶段。一直以来我们夸大了帝俄的发展水平,以配合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真是削屡适足之举。事实上与其说它是与英美等国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如说是一个资本主义不充分发展和畸型发展的国家。

  中国的落后程度则更甚。这些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并不因为它们的经济已经首先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程度,而是因为它不能再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

  在历史上,资本主义这条路,中国是早就走过的,证明了是死路一条。

  为了实现现代化和民族自立,中华民族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之路,历时八十余年。可是,洋务派实行的枝枝节节的改革不行,维新派用和平的方法求全变又不行,孙中山采用革命的方法改造中国还是不行!

  原因是,第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阻碍了落后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有人认为,可以先做三百年殖民地,然后通向现代化;有人说,可以和平崛起。但在历史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发达国家的发达,是以落后国家的落后为前提的;发达国家决不允许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与自己争夺资源和市场。在历史上,第二代工业国家即美日德意,无不是通过铁与血实现的。作为工业化第三梯队的中俄国,历史给它们的选择就更少了。

  第二,生产资料社会化已经成为使国家摆脱野蛮状态的一个必要条件。

  全球化进程,在落后国家产生失衡、脆弱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两极分化,一极是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无论沙皇还是四大家族,都没有力量也不愿反对落后制度和外国资本,他们没有力量也不愿去推进民族现代化。另一极是政治上成熟的工人阶级,和上亿的赤贫的农民。由于资源和市场大部分已经用来满足发达的外国资产阶级,剩下的已经不足以培育出一个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尚且不足以维系社会平衡,更不用说完成消灭君主政体和农民遭受的半封建奴隶制的任务,在国有制统治基础上为建立社会化生产创造条件。这一历史使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承担。

  因为发展不平衡,这些国家就如年久失修的茅屋,摇摇欲坠。只要在世界大战的暴风雨来临,必然土崩瓦解--而大战的来临也是发展不平衡的必然。

  在中、俄等落后国家,革命虽然以社会主义命名,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完成资本主义所不能完成的任务。这一历史发展进程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无法预料的。生活在十九世纪的导师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为二十世纪的我们描画未来世界的蓝图。

  简单地说,在中、俄等落后国家,革命虽然以社会主义命名,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完成资本主义所不能完成的任务。

  先烈们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并不是空想。正如俄国革命家托洛茨基在其杰作《被背叛的革命》开宗明义地指出的:

  “俄国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并不因为它的经济已经首先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程度,而是因为它不能再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生产资料社会化已经成为使国家摆脱野蛮状态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落后国家的复合发展规律。”

  在20世纪30年代,毛断言在20世纪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不适合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毛说:中国反对国内封建主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革命,不是法国式或是英国式的那种向资本主义迈进的旧式的民主革命,而是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新式的民主革命。

  首先,帝国主义势力是不会允许中国发生任何以独立的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改革。每一次只要中国人起来挑战传统的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就会单独地或者是联合起来利用武力对其进行镇压。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革命的这种反应使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老师总是不允许学生去学习他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旧的势力---整个地主阶级、经济上和政府中的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因此,帝国主义才会利用它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力量来支持,鼓舞,培养和保护这些封建势力的幸存者。

  而且,资本主义并不是我们正确的选择,毛说:“社会主义不允许我们选择资本主义。”意思是说,如果没有和世界上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力量----包括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相联合,赢得他们的支持,那么中国的革命就不会成功。二战后美国英国联手出卖中国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中国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和摇摆不定的。因为如果不把工人和农民完全动员起来的话,是不可能彻底地摧毁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和其买办阶级走狗的。但是动员工人阶级就意味着必须在对工人的管理上有很多的限制,同时也要满足工人们的要求。动员农民意味着必须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要完成就必须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自然包括土地所有权),但是中国的地主阶级又和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对土地所有权的没收威胁到了所有的私有制,这使资本家摇摆不定,因为他们使渴望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那里获得解放。一次又一次的实践证明,民族资产阶级是不能作为中国人民反抗国内外敌人的领导阶级的。因此,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就自然的转移到了中国的工人阶级,转移到了作为所有被压迫人民代表的中国的共产党的身上。中国的工人阶级比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人数更多,同时也更加有经验。

  (三) 以国有制的方式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国家是真正的土地占有者”。“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马克思)可以看到,私有制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的形态之一,它的另一种形态是国有制。那么,资本主义也不能被解释成一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形态。劳动者与分离和独立的物质财富生产的进行不仅在私有制基础上是可能的,而且在国有制的基础上也是可能的。可见,私有制仅仅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形态之一,它的另一种形态可能是国有制。所以,所有制不是界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本质,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国有制,是不正确的。

  那么,这个实质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独立的物质财富生产和再生产,在于作为使雇佣劳动者异化并对他们进行剥削的手段的所有制的再生产。以国有制为基础的亚洲型资本主义与欧洲型私有制资本主义相似,这不仅表现为劳动与资本对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分离、剥削雇佣劳动,而且表现在它的历史作用上:它的使命是彻底破坏原始完整的公社结构,并为形成新的更成熟的社会性固有的完整性准备前提。

  俄国是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处在公社关系衰落和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成熟阶段。革命前夕,俄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有经济成分,而且本国和外国私人资本的主要部分,都处于国有资本的重大影响和监督之下。

  俄国国有制资本的原始积累,与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以及俄国在东方的整个殖民主义政策紧密相连。俄国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结束阶段正好与社会革命本身同步。剥夺土地占有者始终是这一过程的基础。俄国1917年革命的目标,是反对完全衰老的亚洲封建主义,同时反对业已发展起来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它的使命是为农民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和在国有制统治基础上建立社会化生产创造条件,如果我们不理解革命的这一特殊性,就不能理解革命的进程和及其后果,就不能理解它客观上可能成为而且已经成为导致确立国家资本主义的革命。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这一事实本身证明,俄国的封建主义不仅完全没有生命力,而且俄国也不适宜走私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及其私有制成分的命运就证明了这一点。

  (四)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

  十月革命的初衷并不是在落后的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赶超战略”等理论与实践,是在全欧洲革命,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被挫败、苏维埃工农政权被长期孤立这一始料未及的严酷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是在得不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支持的条件下,在非常不得已的情况下,依靠俄国自身的薄弱物质基础保卫工农夺取政权的革命果实的悲壮努力。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与其说是十月革命成功后的主动选择,不如说是整个欧洲革命失败的被迫结果。

  另一方面,十月革命和苏联国家建设的意义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俄国内部的社会制度变迁,而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大震荡、大改组和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企。这才是考察和评价所谓“斯大林模式”应有的世界历史框架。

  苏联社会主义经验对人类历史的推动,与其说是在苏联内部,不如说是在苏联外部:在于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震荡,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冲击,对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不发达地区的唤醒和鼓舞。我们观察到:苏联的出现,对西方社会的劳动阶级和广大群众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它迫使西方统治者给人民更多的权利,迫使西方社会作一定的改良,使西方主流体制被迫接受人权、民族自决、男女同权等等和共产主义思想有关的口号。

  但是,西方国家对苏联(以及后来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则是恰恰相反:反革命军事围堵使苏联长期处在革命恐怖之下,使苏联领导忙于肃反,困于内讧,西方军事压力和颠覆阴谋是压抑苏联内部民主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苏联对世界上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鼓舞和支持是人所共知的,其实,苏联和世界体系脱钩、以赶超战略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的经验,在一个时期内更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民族资产阶级倾慕和学习的对象。

  (五)社会主义与太阳同在

  1949年开国大典上,毛回到中南海后对身边卫士说的第一句话是:“胜利来之不易!”这句蕴含深刻内容的话他连续说了两遍。

  胜利确实来之不易!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毛也有六位亲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新中国的成立,使被奴役的中华民族站起来,实现了民族独立,保护了民族工业。

  革命使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民众第一次有了发言权,并以对平等、公正的号召,激起民众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热情。

  革命政权通过把生产资料集中到国家手中,得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迅速实现工业化。

  革命意识形态有效地抵制西方文化侵略,造就了国家和民族的空前团结。

  这是先烈历尽艰辛牺牲流血换来的社/会主/义中国,这个国家没有官僚买办作威作福,没有政客大款仗势欺人,没有贪官污吏压迫人民,没有侵吞国家财产的窃国大盗。

  这个国家工农劳动人民不再是雇佣奴隶,被宪法确立为国家主人。人民的就业、劳动保护、教育、医疗、养老从制度上得到保障。没有失地农民和下岗工人。没有天价的医药费,没有高昂的学费。

  这个国家没有崇洋媚外,奴颜卑膝,只有发奋图强民族自尊,不会出卖国家资产,不会乞求外援外资,更不会依傍洋人,洋云亦云。

  这个国家尽管技术落后,设备简陋却增产增收,产品先进,皮带车床造出精密机械,自力更生造出两弹一星,钢铁基地,石油大庆,长江大桥,万吨巨轮,自制“歼8”,“59”诞生,运十上天。

  这个国家依靠人民白手起家建立起工农业生产体系,大寨田,红旗渠。“十大关系”,“鞍钢宪法”造福人民,生产率世界先进。

  这个国家人民当时虽然贫困,却和睦相处,物价稳定,治安上乘。没有处处强盗小偷,户户铜窗铁门。没有骄淫奢华,没有贫寒之困。

  这个国家没有尔虞我诈,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腐败蔓生。

  这个国家没有吸毒,没有卖淫。也没有二奶,小蜜,三陪小姐。

  尽管社/会主/义之路上有曲折,有黑暗,但它作为中国从落后走向现代化的捷径,作为对平等、正义的诉求,其价值将永不磨灭,其历史功绩将与太阳同在!

  (六)发展不平衡规律

  对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研究,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社会主义革命的范式,是否仅仅是历史发展的特例呢?

  正如社会主义是在落后的中、俄等国,而不是在发达国家中建立的;在中国历史上,秦帝国勃起于西陲,清王朝龙兴于白山黑水。在世界历史上,新古典文明发源地是当时落后的边缘地带即欧洲、中国、印度,而不是在最古老的文明中心-中东。资本主义的源头也是岛国英国,而不是远为富足的中国或其它中亚大国。

  在资本主义的扩张历程中,拉丁美洲人口较多,城市较大,文化发达,而且远为富有。但拉丁美洲国家最终沦为附庸国,而相对落后的北美却成为资本主义的心脏。北美因为受外资控制的企业的束缚较少而发展起相对独立的经济,拉美却因其单一的依附于宗主国的大种植园经济而不可能出现全面的经济发展。

  和庸俗历史观的看法相背,新的社会形态总是先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取得跳跃式的突破,人类社会的演变是以部分质变的形式进行的。率先发生变革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不是在中心地区的、发达的社会,而是在边缘地区的、贫困的、适应性强的社会。

  “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理论是是毛在1959年底提出来的,毛认为:量变与质变是对立的统一,不能说量变中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在一个长的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与许多部分的质变。

  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阶级的。但毛运用部分质变理论观察历史发展和中国现实,提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两阶段论是对西欧发达工业国家的革命的预见,不作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先验模式;共产主义可能要经过许多阶段;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阶段性是由事物发展的质变或部分质变引起的。

  经过文革的实践,毛更是确信: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不同质,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甚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存在矛盾和斗争。此即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这二十多年来,毛和他的理论本来已经被打翻在地,还踏上了一只脚;但是,今天他的幽灵又在中国大地徘徊,就连部分党的高层也委婉地喊出了“控制资产阶级”的口号。

  在历史上,秦汉建制,接下来是魏晋的反动;英国资产阶级在通过光荣革命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后,又过一百多年才建立了健全的议会制度。而他们完成工业革命,战胜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在二百多年后。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社会形态的转变通常是在经济领域发生量变,经济基础的量变引发了上层建筑的质变,即革命或改革。随后又产生不断的量变和部分质变。社会形态的转变是一个连续的、不间断的过程,社会的新质与旧质同时存在,互相斗争。

  在变革中,作为新质的上层建筑,特别是新的国家,对于旧的经济基础,起到了推动作用。

  单线式的、按部就班的发展只存在于教授们的实验室中;在真实的历史图景中,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具备教授们需要的全部发展的要素,历史上这种长期处于孤立状态的文明,必将长期陷于停滞甚至灭亡;而落后文明与较高文明的交往,将改变落后文明原有发展趋势,进行跳跃式的发展。

  例如,蛮族社会与古罗马社会的结合,产生了高于两者的封建社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研究了欧洲封建社会形成中的非连续性,揭示了日耳曼社会的交往和跨越式发展。他指出欧洲封建主义并不完全是从古代奴隶社会里演化出来的,即不是由古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激化、奴隶起义带来的结果。欧洲封建制度产生于日耳曼原始公社制度和古代奴隶制下的生产力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来自于古代奴隶制内部。

  日耳曼封建制度的形成不是由于内部生产力连续性发展造成的生产关系变革,而是在原始军事组织与被征服地区先进生产力相互影响下形成的,这个历史交往过程表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是多样化的 ,绝非仅仅是直接决定和单线连续发展。物质生产力发展的途径也不是在一个单一社会单位内按部就班地连续积累起来的。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人类社会并不是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顺序按部就班地演进的。

  整个人类社会的演进是一个连续性的、不平衡的、交织着多种形态的过程,可能跳跃前进,可能停滞不前。

  无论就人类社会的整体而言,还是就它的子系统(一国或者一个地区)而言,其演进过程都不是整体性的,而是以部分质变的方式进行的。社会的演进是一个连续的、不间断的过程。

  无论就人类社会的整体而言,还是就它的子系统(一国或者一个地区)而言,其社会形态都是不平衡的。发展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在任何一个时间内,新旧质同时存在且相互斗争。

  (七)发展的动力

  既然人类社会的演进是一个不平衡的、交织着多种形态的过程,可能跳跃前进,可能停滞不前。那么,决定一个社会或飞跃,或停滞,或走此路,或走彼路的原因何在呢?

  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多余,因为每个中学生都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然而,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直接的吗?而且,生产力本身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单纯的技术积累,抑或地理环境决定?

  如果说发展直接依赖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我们就必须承认苏联“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观点。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率先发生的变革,多半不是在中心地区的、富裕的、传统的、板结的社会,而是在边缘地区的、原始的、贫穷的、适应性强的社会。如果说发展直接依赖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我们就必须承认,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也能逐渐发展起资本主义。如果说发展直接依赖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我们就必须承认,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超越了资本主义这个人类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因而必须倒退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人类学告诉我们,原始人很早就了解植物生长的基本原理,但是,经过了漫长的数千年后,人类才从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这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狩猎能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因此,原始人缺乏实行农业革命的动力(另一原因是,可以栽培的植物和可以驯养的动物为数较少)。然而,更新世末期的气候剧变,破坏了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由来已久的平衡。人类为了适应这一情况,不得不利用所掌握的有关植物生长的知识,来生产食物。

  农业革命的传播,完全由极其多样的当地环境决定。在森林地区,如长江流域和美国西南部,由于没有铁器,农业出现得晚些。当地丰富的食物资源也成了拒绝采用新技术的原因之一。在当地所提供的物种资源方面,欧亚非的民族找到了可以提供肉类、奶和羊毛并可作驮畜的各种动物。而美洲印第安人则没有获得类似的动物,他们能够栽培苋属植物、接骨木、向日葵等,但它们的产量很低,对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起不了重大影响。

  可以设想,如果不发生某种变化来破坏使狩猎社会得以安逸舒适地存在下去的平衡,农业的发生是不可设想的;而且,即使当这种变化到来时,农业也只能发生在那些能找到适于栽培植物的地区。也就是说,发展是有地理的先决条件的。

  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不但决定它的发展趋势和水平,还影响它的民族性格。正如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的泛滥不可预知、来势凶猛,从而促成了苏美尔人的不安全感和悲观那样,尼罗河每年的泛滥可以预知、势头平缓,助长了埃及人的自信和乐观。第三个文明,即希腊文明取得非凡成就的另一个原因是城邦的出现,这与希腊的临海多山的地形有关。

  埃及文明及希腊文明所取得的成就,不能完全归因于地理环境。

  埃及文明的出现,受益于苏美尔人的影响。在贸易过程中,埃及人了解到苏美尔文明,深受激励,使某些已在他们的流域地区产生影响的力量加速发挥作用,从而促进了文明的早日到来。

  希腊文明也得益于与其他文明的交往。公元前三千纪初叶,克里特的新石器文明已经建立很久了。小亚细亚或叙利亚的外来移民带着新技术来到这里。克里特岛人与外界的距离近到可以受到来自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影响,但又远到可以无忧无虑地保持自己的特点。这使他们的文明成为古代世界最优美、最有特色的文明。

  因此我们的第二个结论是:不同文明的交往是发展的重要因素。事实上,仅仅在文明系统的范围内,是无法产生新社会的因子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所能提供的物种和资源都是有限的,都不能为未来的表演,准备所有的道具。

  因此,生产力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的决定因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中介因素,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起作用的。交往即是其中之一(还包括主体意识)。在社会内部,生产力通过交往关系起作用;在不同的国家、民族间,生产力通过国家和民族间的交往起作用。

  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亚兹认为:“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也就是说,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的可能性。

  我们将发展的根本动力归结为历史的人的实践。而社会实践两个最基本的方面是生产和交往。交往的需要来自于生产,但是,它一旦从物质生产中产生出来,就对后者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着眼于交往关系,指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是三大形态的依次演进,并且揭示了共产主义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是其必须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一般来说,人类社会越原始、越孤立,受到纯粹的地理因素的影响就愈大,各个点之间表现出的相似性、规律性就越大。相反,世界历史愈是发展,各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就愈频繁,落后国家也就越容易吸取发达国家的最先进成就,从而实现飞跃。也就是说,它所表现的多样性、复杂性、不平衡性就越明显。

  那种认为落后国家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或者认为必须倒退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的观点,是离开了交往,特别是民族间的交往所造成的。如果在一党集权执政的政治体制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去补资/本主/义的课,那么官僚集团在没有社会力量制衡的情况下,它绝不会放弃其权势利益,政治上的民主协商制度和法制都将无法落到实处;它一定会破坏一切法律和政治的游戏规则实现其短期利益最大化;它一定会利用官僚特权假公济私、化公为私;它一定会无情盘剥敲榨劳动者,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除了压榨之外根本不会尽到保护之责;它一定会贪婪而又迅速地聚敛私产而暴富,成为最腐朽最反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刘琅)

  19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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