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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和、扬弃、文革与政治文明

2017-06-21 16:42:26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紫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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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甲骨文多次记载“王立中”,到《周易》卦爻尚中,再到孔子的中庸,到《礼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华文明将一般文明对中的政治崇尚抽象升华为文化方法论,形成了中华文化贵和尚中,不极端的思想精髓。朱熹解释“中”字说:“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论语集注·雍也》)。正因为中和哲学,中庸之道,全面否定、彻底否定的态度不为中华文明所接受,和谐融合,持中延续,才有了世界上几千年少有的不间断的中华文化。

  董仲舒说:“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春秋繁露义证 循天之道》),中国各阶层崇尚中,除了中原、中州、乃至中国的称谓,时至今日,北方中原语言中“中不中?""中!”一个“中”字成了好、美、妥当等万能褒义词。所以,贵和持中,不片面,不绝对,是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是价值观,也是中国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把尚中看成和稀泥,是一种肤浅。作为中国人,须明白何以为“中”。

  中华文化的中和哲学与唯物辩证法的否定观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承认彻底否定、绝对否定。马克思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采取了既否定又肯定的态度,批判的继承 。“ 辩证法在黑格尔神秘化了 …… 在那里 ,辩证法是倒立着的 ,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218页)。马克思说:“实践是一种批判 ,哲学在与现象世界的冲突中降为了世界的一个方面 、 一个环节,因而是在现实斗争中自我扬弃的环节”。(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40 卷 ,第 258 页 )

  全面彻底否定继续革命理论和文革,在一个阶段内是可能的,但不能长久。因为在中国文化哲学影响下,对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不易长久的让“全面彻底”的否定存在下去。政治家为把社会焦点扭向生产力而采取的权宜策略“不争论”,最终还是要服从实践中的唯物辩证法。更不要说在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辉煌发展的同时,超级富豪非线性增长,权力腐败普遍频发,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环境污染和长期通胀在侵害社会主体的健康与钱袋的当下。

  文革中出现的斗争扩大化失序和反文革逆流疯狂践踏法制,使得史无前例的继续革命实践探索产生了巨大社会成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生命迟暮阶段竭尽全力维护文革监督约束权力的基本面,纠正错误倾向,解放老干部,坚定实现既定目标。这些努力,在七十年代前半期集中在维持安定团结方面。朱德在去世前几个月赋诗“风雷兴未艾,快马再加鞭。全党团结紧,险峰敢登攀。”毛泽东批评文革骨干不团结二百多名中央委员,在白内障手术期间,盲写下对批判电影《创业》的批评,“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450页1975.7.25)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生命倒计时的垂暮之际,制订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四届人大领导班子,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不失时机地组织了向美、德、法、日、荷、瑞、等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为中国农村跨入高效石油农业,为十年后根本解决粮食问题准备了必要条件。毛周朱以生理的极限投入到继续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搏斗中去。

  由于文革骨干不懂得团结和经世治事,“太不懂群众生活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374页,1974.6.24),“全面内战”遗留的派性严重冲击了人民安居乐业,脱离了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文革当然是失败了。文革主要失败在毛周朱的生理寿命局限上,失败在违背毛周朱促进党内团结的强烈意愿,失败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认识方法被中止、被破坏,导致脱离对立统一法则,“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毛泽东年谱》第6卷,520页,1974.2.15)但是文革是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失败是成功之母,文革为解决公仆腐败的周期律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经验和教训,全面否定文革中人民的政治经济创新和经济成就,打入冷宫,是一种历史的不智。

  根据继续革命的思想,文革原设想7、8年来一次,这个时段符合人类对政治权力进行约束的共同思考和设计,例如与西方选举制国家最高领导人任期大致相同;权力去贵族化,接受平民大众的监督制约,这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权力者有罪推定,自证清白的“斗私批修”模式被美国证券市场从七十年代始所借鉴,用于监督对投资者的欺骗;干部参加劳动深入群众,奉献在前享受在后,发扬光大了战争年代干群关系,超越了西方政客与选民的关系等等,目的是防止公仆变质腐败,对这些文革和继续革命的本质特征、文革实践的合理内核进行认识和总结,是后来者的任务。

  个人崇拜迷信,扼杀独立思考,砸烂公检法,拿人命当儿戏等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在文革特殊时期的反映,是封建专制的残余,这种封建残余,残留在社会文化中,也残留在当时亿万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它不属于文革的本质特征。“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对这种封建残余的预防实践和初步设计,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真理标准大讨论、全民解放思想能够取得智慧成果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才是实践认识的伟大主体,几十年来,我们却听够了一些精英以启蒙者的姿态,作一些廉价的马后炮式的说教,试图抹掉文革实践的合理内核。

  恩格斯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2页)按照彻底否定的思路,“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革中所有的制约权力的群众性创新都是错误的,而巨资票选、按资选举的轮流执政又不符合国情,难道就在不痛不痒的、肤浅的和谐维稳中听任公仆大面积腐败,重蹈苏联崩溃覆辙吗?当然不是。最好的学习办法,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纠正错误,坚持真理,从现实出发,从民心出发,向人民群众学习,集中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思想智慧,对文革重新总结,同时,着眼解决公仆腐败的周期律,总结改革开放前后的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文明,发展中国自己的政治文明。

  文革中极左的极端化,“形而上学猖獗”下斗争的极端化违背了中华文化贵和尚中的核心哲学,受到人民的反对,也为 “ 彻底全面 ” 否定文革,为当时条件下工作重心的伟大战略转移找到了阶段性的政治依据。但是,彻底全面的否定本身就是一种极端态度,用极端的态度否定文革中的极端,当然是不能长久的。孔子言 “ 叩其两端而竭焉 ” (《论语》子罕第九),到了宋代朱熹那里,谓之“两端,犹言两头。言终始、本末、上下、精粗,无所不尽。”(《四书集注》),要求从时空范围内把握中和之大道。“‘过 ’ 就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我们现在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的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中找出与确定具有一定安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 (《毛泽东书信选集》145-146页)。经历了文革斗争扩大化的极端,经历了改革开放后权力腐败的登峰造极,中国人民完成了“ 叩其两端而竭焉 ”的认识周期。

  全面系统的掌握全部情况,总结各个时期的各种认识,寻找出正确的方法-----古人留给了我们足够的智慧,马克思主义给我们送来了其他民族的智慧,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实际出发,既不去东施效颦发达社会,又力所能及的吸收世界文明,这就需要正视中国的历史,正视文革遗产,正视我们的自己的实践经验教训。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定的为平民大众立场的指导下,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不跨越心中的魔障,正视文革历史,探索建设中国自身的政治文明呢?回顾历史,我们在五分之一人类复兴的宏大历史拐点中,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军事奇迹,创造了并继续创造着后来居上的经济奇迹,我们当然也可以创造人类瞩目的政治和文化奇迹。

  (本文2012年9月9日投稿给《求是论坛》后,即被放入内部交流区,本文一些观点与十一届六次会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悖,可能因此只能内部交流。现修改后投给《红歌会》,欢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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