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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反政府活动的发展与演变

2017-04-26 11:23:51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活力老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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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以西方“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反政府活动一直是中国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自由主义”思潮在从精英阶层到普通民众中的流行带来了思想上的混乱和大量不稳定因素。但与此同时,和“自由主义”在舆论场上的活跃不同,其在现实政治活动当中却存在严重的碎片化和泡沫化现象,实际组织动员能力极为有限,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陷入了严重的边缘化境地。

  关键词:自由主义 国家认同 集体价值

  中国现代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西方主流政治思想的统称,即“中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与“中右翼”的“自由保守主义”,这两类政党及其思想主张在现代西方社会的政治光谱中已经难以区分彼此,顾而传入中国之后被一律统称为“自由主义”,而中国政府以及拥护与支持当局及其政权合法性的民族主义势力的思想与意识形态基础,则是建立在所谓“极左翼”共产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与西方主流的意识形态之间显然存在显著的差异与对立,这一差异的产生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半殖民地化政治历程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西方的入侵导致了中国传统王朝国家的合法性出现危机并走向崩溃,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政治与思想真空,西方的各类思潮大量涌入,但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位与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现象不可避免的带来中国人对于西方所谓“主流意识”的质疑与困惑,西方一方面是老师,一方面又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敌人,这样的现实使得中国人对于“极左翼”产生了好感,而“极左翼”一方面肯定现代化与工业化的意义,但一方面由批判其负面影响,支持与同情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广大非西方民众,这与中国在传统王朝体系解体后所产生协调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的国家整合与改造要求产生了契合之处,因此“极左翼”共产主义在传入中国后迅速占据了中国社会思想的主流地位,同时也把作为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排挤到了边缘的位置,由于“自由主义”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推崇,使得它在具有民族主义面前显得缺乏道德正当性,因此自然显得曲高和寡,始终处于尴尬地位,其传播范围仅限于少数上层政治精英与知识分子当中,缺乏必要的民众基础。

  在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的主权民族国家体制得以完全确立,在建国初期具有高度军事动员色彩的政治体制下,“自由主义”遭到进一步的压制,特别是57年“鸣放”期间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旧精英”人士的言论引起了党内外干部群众(中共的“基本教义派”)的强烈不满,最终导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此后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自由主义”始终处于销声匿迹状态,这期间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也成为此后中国思想界“左翼”民族主义与“右翼”自由主义对立的历史起源。

  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到来,传统的具有强烈军事动员色彩的政经体制走向终结,国家对于社会经济的控制大幅度放松,在社会经济的活跃的同时,随着西方资本与文化的大量涌入,“自由主义”开始呈现复苏势头,从所谓“西单民主墙”事件开始,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开始出现,与20世纪上半叶的老“自由主义”相比,这一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有两个特点:一是极力强调个人价值,出于对建国初期的军事动员体制的厌恶,新“自由主义”对于集体主义与国家认同极为抵制,将其视为“专制”“独裁”的帮凶而大加鞭挞和全盘否定,这与老“自由主义”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台湾“自由主义”形成对比,后者虽然强调个人价值,但并未全盘否定集体主义与国家认同,虽然抗战时期由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周作人、张爱玲、张资平、刘呐鸥等)公开投靠日本,但在当时并未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流,而同期的台湾“自由主义”(从殷海光到李敖、胡佛、朱云汉等)则一直是两岸统一的积极支持者,对大陆的“左翼民族主义”也持温和态度。二是继承了“五四”以来的反传统主义,全盘拥抱西方文化,同时对无论是传统的“王朝中国”还是革命之后的“人民中国”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激烈态度,甚至公然“以中国人为耻辱”,主张“中国应该解体”。但无论是老“自由主义”还是台湾“自由主义”都无如此强烈的反传统主义与国家虚无主义,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一倾向很大程度是“极左翼”思维方式与“自由主义”话语结合出来的怪胎。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此类新“自由主义”在高校中极为流行,同时也影响了这一时期的高层决策,并在1986年-1989年期间引发多次学潮,并最后导致1989年事件的发生,最终使得中国的执政者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打击“自由主义”的活动,以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

  89年事件之后,“自由主义”开始退潮,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同时期苏东国家在“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巨变所带来经济上的剧烈衰退和民族宗教矛盾的严重激化甚至内战,使得许多人对“自由主义”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产生了怀疑,从而导致了“自由主义”影响力的迅速降低。另外一方面,这一时期“自由主义”活动人士一系列极端化的言行(如要中国“做三百年殖民地”)超出了一般公众所能接受的限度,严重损害了一般大众的朴素的民族情感,这也导致了90年代以后在民间思想领域“新左派”思潮的迅速崛起,同时,这一时期海外自由派组织陷入了碎片化和泡沫化的境地,内斗纷争不断,相互谩骂指责成为常态,也导致民众对“自由主义”在国家治理方面的能力产生了极大的疑问。这也一系列问题使得90年代之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虽然依旧存在,并且一再发起挑战当局的活动(如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事件和2008年“零八宪章”运动)等,但是不在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一些“自由主义”传媒(如南方报系和《炎黄春秋》)虽然依然在舆论场上经常发声,但是均遭到当局的严厉压制与左翼民族主义势力的反弹。

  纵观几十年来“自由主义”的演变与发展,可以看出,中国“自由派”已经陷入了雷声大、雨点小,看似轰轰烈烈,实则一事无成的境地。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其理论上的缺陷,一则自由主义过度强调个人价值,片面否定集体主义与国家认同,但是集体主义与国家认同是一切政治组织与动员的基础,也是西方民主政治所强调的规则底线的根基,任何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当中的,抽象的极端个人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同时,“自由主义”对中国现实与历史的全盘否定也难以获得一般大众的认可,几十年来的全球化过程充分表明,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全球化不仅没有削弱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反而由于不同种族与文化之间的接触的频繁,使得人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不同种族与文化之间的差异与隔阂,反过来又强化了原有的种族国家与文化认同,近年来西方极右翼民粹势力的崛起也表明,即使在自由主义的发祥地——西方国家,基于其传统白人种族主义和基督教文化的认同也在不断强化当中,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观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因此,中国自由主义的边缘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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