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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阳和平先生“官僚退化论”的回应——从“大民主”再向前

2017-12-19 17:38:08  来源:土逗公社  作者:五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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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和平老师

  

前言

  本文为笔者在读了阳和平先生的三篇文章:《关于民主、民心和专政之间关系的几点看法》、《试论无产阶级的大民主》、《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和其政党之间关系的探析》后,对文章内容的评论。

  如同阳先生文中所说,

  “在找出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失败的真正原因以前,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有什么理由指望工人阶级中的广大群众会把社会主义当作是自己解放的道路呢?同样的,工人阶级凭什么会相信新的一代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不会在掌权后再次摇身一变,把他们从阶级的公仆变成为压迫和剥削自己的主人?现在就是列宁所说的那种‘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

  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政权后,党和国家的官僚退化问题是导致世界革命遭遇目前的挫败的重要原因。这个问题是毛泽东主义者进行文革研究所期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一直以来从世界革命的经验中不断反思、研究的问题。

  

一、中国的工人政权是怎么走向失败的?——官僚退化理论

  (一)阳和平先生的官僚退化理论

  无论苏联、东欧还是中国,亦或是越南等等,看来最后都发生了修正主义退化,都进行了冠上不同名称的“市场化”、“私有化”,一句话——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按照因果关系倒推,乍看起来确实是由于一定原因,党内的“走资派”获得了胜利,因而大概导致我们失败的原因主要就是没有能够防止“走资派”吧?

  工人政权是怎么失败的?阳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用两句他自己的话来概括: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在掌权后几乎先后都变质了……成为压迫工人阶级的党国一体的官僚资产阶级政党。……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党内走资派的成长、壮大直至篡党夺权。”

  什么是“走资派”:

  “走资派因而就是那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首先是捍卫官僚特权、反对群众监督,其次是主张用资本主义的逻辑来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的党内当权者群体”。

  他们是因何产生:

  “掌权后,党的地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改变造成了至少两个问题:一方面社会上绝大多数的各种投机性人物想方设法钻进执政党里来,社会上的各种世界观也都会因此反映到党内来。另一方面……党内干部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变更严重地冲击着他们的思想。”

  这些原因又可以细分为:

  意识形态因素: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深处,骨子里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打天下,坐天下’是这些人的指导思想……喜好官僚特权、反对人民的监督。”

  “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性所造成的……”同时,又提出了一个暂时无解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在没有两个不同革命阶段的东欧和前苏联,党内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并不比中国的慢。”

  经济因素:官僚(物质)特权的存在,

  “它表现在党政干部在衣食住行、医疗卫生和子女教育等方面所享受的特权上”,“……我们可以确认官僚特权是政治投机和走资派产生的经济根源。”

  而这种物质上的官僚特权,部分还是由于服务于国家官僚机器运转的制度因素:

  “……群众监督缺位,官僚特权就成了上级制约下级,尤其是中央控制全国各级庞大官僚体系的一个极其有效的手段。……否则,不服从指挥的下级在没有其它威慑手段下很难掌控,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就得不到保证。……”

  最后,政治因素,即

  “没有一个向上和向下负责一致性的机制是走资派成长壮大的政治环境”。

  由于这些原因,“走资派”产生了。但是他们是怎么篡党夺权的呢?

  阳先生认为,

  “文革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革命派对走资派的认识来得太晚了,把他们的问题原先仅仅看成是认识问题,以为通过整党整风是可以克服的问题,没有认识到党内官僚资本集团在文革前已经初见规模了”。

  而“走资派”能够发展壮大,直至篡党夺权,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客观上的因素至少有三个,主观上至少有两个。

  客观上:

  一、“从国内阶级力量对比来看……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些国家还不充分……小资产阶级的人群(主要是农民)占这些国家总人口的比例较高,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势力比较强……”

  二、“从国际阶级势力对比来看,社会主义的政权受到帝国主义的重重围剿。与帝国主义相呼应的现代修正主义得到国际资本主义全方位的大力支持。”

  三、“从思想意识形态来看,资本主义的私有意识和法权意识在人民群众中和工人阶级中还有着很深厚的影响。……因而……新生资产阶级就有可能在两大阶级势力的对比上取得思想上、人心上,进而政治上的绝对优势。”

  但是主要原因是在主观上:

  “最主要的一条主观原因就是当时的无产阶级政党,由于缺乏经验,没有能够及时地认识到党内走资派的危险性,因而没有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危险已不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威胁,已不是国内已被推翻的老的地主或资产阶级的复辟,而是如何防止无产阶级的政党、防止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走到自己的反面。因而当时的无产阶级政党没能够及时地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党的各级领导蜕化变质,因而没能够及时地、自觉地把党放在群众的监督下。”

  “同时,社会主义时代工人群众的大多数还没有能够学会如何从全局利益出发,自觉有效的监督各级党政领导和政权机关,防止掌握国家机器的领导人……”

  总而言之,阳先生认为:一部分心理上不认同社会主义,或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的人,由于国家缺乏民主监督以及官僚体制的存在和由此产生的官僚特权(物质特权),进而选择了捍卫等级制的社会,选择了恢复资本主义,凭借客观上的优势,以及党和工人群众的“幼稚”,通过篡党夺权实现了这一点。

  (二)以革命马克思主义视角看新中国工人国家的官僚退化

  阳先生在其文中提到,

  “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是否有官僚体系,问题的根本是这一体系是否形成一个利益集团”……“托洛茨基主义者对官僚化的担忧是错位的。要想管理和协调大工业或全国的经济就必须有一批专职人员或官僚。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

  不知阳先生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了解程度怎样,不过托洛茨基主义者从来没有对官僚体系有任何天真的幻想,完全没有否定专职人员存在客观必然性和有限的必要性。然而在一个所谓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工人国家,国家机器不但没有精简,国家公共管理职能不但没有社会化,一句话,国家机器不但没有消亡,反倒增强起来,工人不但没有成为社会的主人,成为平等合作的劳动者,却不少都想进入国家机关以追求政治和物质特权,而国家越发凌驾于社会之上,剥夺了工人民主管理社会和政治、经济的权利……出现了这种“官僚化”,我们应不应该担忧?

  就像阳先生自己对官僚特权的总结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党的干部到了没有特权就“革不下去”的地步,只能用特权才能保持“集中”,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工人政党”已经离开列宁主义所要求的革命工人政党太远了。

  我们反对的“官僚化”不是指专职人员或官僚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必然与必要性,而是认为不断加深的“官僚化”是一种工人国家中特权阶层对革命的反动现象。

  在进行理论研究时,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仅仅把官僚化当作一种道德上的错误来谴责,相反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和历史现象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对它的存在、发展,以及消亡进行考察。

  对于中国革命所经过的历程我这样概括:

  由于受斯大林第三国际的控制和错误领导,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早期就具有了先天的官僚主义变态;由于阶段革命论和之后的两战的影响,党的组织形式向着更加“集中”的形式发展。从战后废墟中站起身来的工人阶级在客观地落后的基础之上无力改变业已形成的官僚专制体制;由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缺乏,随着经济的发展,专制官僚阶层却越发地脱离工人阶级,具有专断权力的官僚逐渐对自己特殊利益产生自觉,进而成为了一个特权阶层;从其本性出发,专制官僚一方面需要维护公有制,另一方面又想保持和扩大特权。

  同时官僚专制的低效和任性造成了许多错误,并使得群众的物质和精神需要长期被压制;这种体制进行自我纠正的必然结果和唯一方式就是内部集团斗争,对一部分官僚来说这种纠正机制本身是危险的,所以不如走资。统治官僚层逐渐分裂为保守官僚和改良官僚,分别抓住和利用了(不均匀的)群众维护公有制的需要和改善生活水平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出于集团斗争的需要推动了群众运动。但是后来群众运动却发展到威胁官僚专制的地步,所以整个官僚层不得不压制群众运动,但是这一点最后导致了“走资派”的胜利。

  1、官僚的暂时客观必要性及其退化的必然性

  我们认为,工人运动中的“官僚”或“专职人员”,最初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发展的不均匀性,加之工人由于劳动时间的限制等原因,无法广泛长期持续地参与运动。为了保护工人运动的成果,使工人阶级斗争的延续性得以保持,并且使其具有高水平,培养和选拔优秀的无产阶级战士是必要的。然而这种专业化,是官僚主义发展的基础。官僚化的基础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的,特别是对于落后和孤立的社会。

  而落后工人国家的过渡时期,往往刚从战争的废墟中刚走出不久,物质贫乏、生产力落后。资本主义的残余还存在,而工人国家却要完成沉重的积累任务,人民大众的基本物质和精神需求和社会主义积累需求的矛盾突出。并且这种矛盾由于保卫自己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而更加严重。文化水平上,工人大众甚至也许还不能普遍胜任复杂的社会管理工作。为了社会的管理和保卫革命政权,官僚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这种必要性在今天的中国应该是大大地减弱了的),一部分国家的工作人员或军人来自旧政权因而心理上可能也属于过去。较长的工作日使得工人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学习和实践集体管理社会。而世界革命又没有带来明显的推动力,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无法忽视。而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只是职能性质的官僚,退化的倾向就越发严重。在普遍贫乏的情况下,官僚作为人,必然要为自己(包括家庭)的利益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官僚主义的弊端是无法避免的,即使所有官僚名义上都是共产党员。

  2、能够完成退化的原因

  官僚主义退化一直以来是在与无产阶级革命冲击力的对抗过程中发展的,即是说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的衰弱、被官僚阶层长期压制,才导致了官僚化日益加深直至无法挽回。如果说最初官僚主义弊端的存在由于革命无产阶级发展的不平衡而获得了土壤,那么错误的政党组织体制和官僚专制制度则是它的肥料。

  因果关系的颠倒

  还记得前面阳先生总结的第一条主观原因吗?在我看来,在那里阳先生颠倒了因果关系,我们现在把它倒过来,稍加修改,就更加正确了:当时的无产阶级政党,由没有对官僚主义的正确认识,没有能够及时地、自觉地把党放在群众的监督之下,由于党内和国家的民主缺位,使得革命的经验和力量无法真正有效集中,因而没有认识到工人国家面临的主要危险已不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威胁,已不是国内已被推翻的老的地主或资产阶级的复辟,而是如何防止无产阶级的政党、防止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走到自己的反面。因而没能够及时地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党的各级领导蜕化变质。

  但是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忽视了阶级斗争的存在。退化的专制官僚阶层本身就是反对监督的,不可能“自觉”。虽然中共一直时不时反“官僚主义”,却把它只当作一种错误的工作作风来批判,只是干部的“思想”出了问题,却不改变出现这种症状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如果以为官僚主义只是办公处人员一切坏习惯的积聚,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想法。官僚主义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它是管理人物的一种特定制度。”

  (1)中国革命的先天变态

  早在中国革命成功前,党内和军队中就存在的等级式的官僚体系。而由于禁止了党内派别,普通党员的民主权利大大削减,虽说党的组织原则号称是“民主集中制”,但是实际上“集中”远远大于“民主”(比如第六、七、八次党代会之间竟都相隔十多年)。而军队就更不用说了。由于这种情况还尚可用战争和统一斗争的需要来作为辩护,当时的经济条件也不足以支撑起一个物质特权阶层,因而那时的官僚化还处于第一阶段,官僚特权还主要只是权威特权和政治优先权,没有引起党内外对官僚化全面、普遍的反抗。

  (2)社会主义民主的缺乏和官僚专制特权

  由于这种先天变态的存在,工人政权建立后,依仗着“客观需要”,在前一个时期形成的“集中”的政治体制顺利沿革成为“党管一切”、党国一体的一dang啭·zhi体制。党的先天变态,使得它很难提出另一种方式解决将面临的问题。

  我们知道,现代国家中任何阶级、阶层或集团要参与政权都需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由于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的缺乏,党的阶级性质开始慢慢蜕变,党的领导缩水为统治官僚层的领导,党内外自然没有力量与党国一体的官僚化抗衡。这种缺乏(粗略地)主要表现为:

  政治上,工人群众即没有权力选举公职人员,甚至连选择谁领导自己的权力也没有,如果在不形成有力政治力量的情况下也会因言获罪,那更不用说什么大政方针了;经济上,他们无法决定“属于自己”的国家的积累和消费比例、优先发展方向,甚至连自己干多少活、拿多少工资,在哪里做什么工作也无法决定。长此以往,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就必然逐渐僵化。

  因此,过去的因素造成了一种比它自己有力得多的当前的因素:由于官僚层掌握了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特权,垄断了进行经济计划和国家管理的权力,并且把武装紧握在自己手中,“没有一个操有财产分配权的人会忽略自己的。从社会的必要性所发展出来的官僚机关,自身又继续发展到远超过它必要的社会职能以上,并且成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因此也就成为整个社会机体的重大危险之源泉。”自然官僚化就逐渐不可避免地加深了。官僚特权的存在,进而使得成为“官僚”或“干部”变成了一种特殊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因而统治官僚层对于自己的利益也越发自觉,官僚体制本身获得了一种实际上大于社会主义目标的吸引力。

  官僚阶层形成的超阶段性的主要原因

  阳先生已经认识到了官僚特权在官僚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却又提出了“在没有两个不同革命阶段的东欧和前苏联,党内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并不比中国的慢”的问题。我认为,答案实际上就是由于这种有力的当前的因素的影响。为什么这种当前的因素更重要?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担心人们的意识来自过去,因为我们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我们的理论方法,其最锋利的部分就是其解释性和预见性,我们能够解决认识落后的问题,能够让人看清前方的道路;但是,我们无法直接凭借这一点改变眼前的客观困境,无法控制人们在清醒状况下所做的抉择。

  这样一种情形是可以设想的:无论你是一名大半辈子在激烈的社会运动中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的“老革命”,还是一名“苗红根正”的“青年才俊”,一旦你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不会看到理想最终实现的那一天了——世界革命进展缓慢,国家贫困落后——艰苦奋斗的日子还在前方。如果有一种理论既能够“肯定”自己的“贡献”,又能够“保持”自己的“理想”(某种程度上说,具有这种“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意味着一种优越性),你会不会选择它?官僚社会主义就是这种理论,在其框架下,“干部”们的“贡献”通过权威和政治优先权的制度化得到了肯定,同时又以物质特权落到实处。既可以继续“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又可以同时“享受胜利果实”。

  我不是在否定革命先辈的贡献,但是不难想象,虽然披上了浪漫的外衣,这种制度由于其必将导致的危险,而对任何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最终不过是一种甜蜜的陷阱。它的危险性由于其部分合理性而被增大,一旦这种理论得以制度化,官僚专制的吸引力就大大增强,并且无法通过其自身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其真诚信徒对这种危险的不自觉使其存在成为了一个吞噬革命成果的黑洞,自身被它吸入的同时又增加了它的质量,更不用说利用它来投机的人了。

  (3)工人国家官僚专制机器的运动机制及其前途

  官僚阶层具有对公有制的依赖性,同时又有维护、扩大特权的倾向;工人阶级有捍卫公有制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同时又具有满足个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追求。在实际斗争中这两对矛盾及代表它们的人们在社会运动中互相影响,相互利用。

  官僚阶层是的内部是普遍存在矛盾的。领袖、中央、地方,各级、各地的机关之间,生产单位、机关、军队之间,保守派和改良派官僚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只有在革命群众威胁到官僚专制本身时才会一致。

  同时群众之间也是有矛盾的,出身好的和不好的、吃得饱和吃不饱的、正式工和临时工、工人和农民之间,等等。

  只有意识到这一点,建国后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背后的规律才能够被把握。

  官僚层对于公有制的依赖性

  “如果力量对比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极不利于无产阶级的话,那么官僚们在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寄生虫的同时,获得特别强大的、表面上几乎是绝对的自主权。但这种自主权从来不可能是完美的。官僚不可能创建一种新的在质的方面不同于过渡时期的生产方式,因为他们不能完全脱离产生他们的那种生产方式。官僚的自主权要受到它所寄生的制度和生产方式的限制,但有了这种自主权,他们能作出一系列的决定,而且这些决定不是根据官僚作为社会特权阶层的本身利益而是根据他们能适应的一种制度的客观的历史条件作出的。人们必须十分仔细地将作为社会特权阶层的官僚的本身利益与纯粹有时间限制的、他们在一定的历史情况下可能作出的决定区分开来。”

  提出这一点,首先是为了说明官僚化和“走资”的区别。本质上说,官僚阶层的利益不是资本主义式的最大利润或资本积累,而是其作为“管理者”的绩效,“他们的特权是在彻底摧毁旧的统治阶级之后、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些特权与私有制的存在是不兼容的”,官僚主义者在维护官僚专制的同时还会维护“公有制”、“社会主义”,这是其对于公有制生产方式的寄生性、依赖性。

  一部分走资的必然性

  因为官僚专制的低效和专断,发生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工人国家之中分歧的产生是无法避免的。由于不能进行公开的、民主的讨论,意见分歧和各类诉求就只能反映为时隐时现的集团斗争。每次官僚专制的失误都有几个“坏人”来背锅,而官僚专制体制绝不会自己承认错误。官僚专制体制的机理,决定了“任何分歧在机关体制统治的条件下都有演变成封闭的派别集团斗争的趋势,这也完全是必然的。……机关体制必然会从自身产生派别。不仅如此,在这种只发号施令而不接受监督的封闭的机关体制内,出现集团一般说来是纠正机关政策的惟一可能性。”

  同时,这些特权者、名为“公仆”人上人,并不会完全满足这种“有限”的特权,官僚阶层作为完全了解自身利益和特权的社会阶层具有扩大这种特权的倾向,因而在官僚特权在公有制下无法保持的时候,大部分会不可避免地退化到下一个阶段,因为只有领袖的地位在当时才是难以撼动的。

  毛主义者的理论错误

  阳先生提到,“官僚主义者和走资派是全然不同的概念”。我们当然同意,“官僚主义者”不一定选择走资。但是从经验上说,“走资派”却都是“官僚主义者”,不但在成为真正的资产阶级之后首先是作为官僚资产阶级,要依赖官僚专制,而且就是在没有成形前也是官僚专制的拥护者和受益人。但是阳先生似乎把很多“官僚主义者”的错误都算在了“走资派”头上——比如“捍卫官僚特权、反对群众监督”这种典型的官僚主义症状——是在保护“官僚主义者”吗?我们认为“走资派”不过是专制官僚的一部分。

  而我们看来“官僚”和“官僚主义者”也是不同的概念,“官僚”的存在在一定条件下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因而它也会消亡;而“官僚主义者”的产生也有必然性,但是它的追求和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的存在不但对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必要,甚至还是一种有害的反动。

  我认为,把官僚专制的错误说成是走资派的错误,是导致了严重的不良后果的理论错误之一。从哲学上说是抛弃了唯物辩证法的后果,即混淆、忽视了官僚退化和官僚资产阶级形成的经济基础。虽然从最终结果看来,工人国家的前景不是政治革命就只能是资本主义复辟,但是党内官僚资产阶级在改革开放后才成为事实。虽然我们可以说任何剥削或特权思想都是前社会主义的意识的表现(比如“封建的”或“资本主义的”),但是光靠要求人思想“纯洁无私”是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的,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之前总是向“资产阶级”开炮,相当于把毛毛虫称为蝴蝶,“善良幼稚的无产阶级”,由于不具备预先的认识,还并不全然知道这个毛毛虫将会蜕变,因为那时它还在外形上并没有完成变化,而更糟糕的是隐约揭发官僚专制弊端的运动倾向马上就被以专政手段压制。因为毛主义理论本身庇护官僚专制,统治官僚层的内部斗争才能披上各种“拥护毛主席”的伪装,骑劫、绑架运动。

  官僚反动的必然性

  官僚阶层对于公有制的寄生性不得不使其保护公有制,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要求权力真正的掌握在平等的、联合的劳动者手中。为了保护官僚专制,必须取缔发展得“过火”的群众组织,而取缔了群众组织就等于帮助了官僚层中的走资派;反过来,如果不取缔群众组织,最终必然又会导致官僚专制的解体。所以这种矛盾的存在决定了要么官僚专制被取消,要么资本主义私有制复辟。所以说,当年取缔群众组织不仅仅是理论错误问题,而是“屁股决定脑袋”,是专制官僚层的必然选择。

  革命群众只能寄希望于领袖,很不幸,领袖最终没有站在自己一边,被解除武装、解散组织的革命工人自然无法与官僚专制的暴力机器抗衡,政治革命夭折于襁褓之中。

  武装问题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必须依靠国家的暴力机器维持,同样,工人国家资本主义的复辟,官僚资产阶级对革命成果的血腥掠夺也是在国家暴力之下实现的。这种国家暴力的绝对优势,我认为就是之前没有实现工人阶级的普遍武装代替常备军的结果。由于工人阶级既无自己的高级政治组织,又没有足够的武装,在政治斗争中必然处于劣势。

  也许有人会说,没有武装都要“派战”、武斗,武装了还得了?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历史上的问题不是无产阶级组织或武装得太好,反而是组织和武装得太差。一方面武斗主要是专制官僚和军人支持的“保皇派”先挑起的;另一方面,由于在官僚专制体制下没有民主地解决问题的渠道,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各种合理诉求一方面被迫被视为某政治路线的表现,分别受到支持或镇压或利用。这造成了工人阶级的诉求只能求助于路线斗争,只能向上找靠山。由此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分歧最终只能表达为“派战”,同时工人阶级维护社会主义和满足物质和精神需要的矛盾也因此不能在新的基础上达成统一。

  资产阶级意识残存

  阳先生屡次提到资产阶级意识或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存在的问题,认为工人阶级必须以无产阶级专政捍卫政权,并坚持不懈地与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这一点我是赞成的,但是必须把工人阶级提高生活水平的需求和资产阶级意识分别开,不能一概而论地说工人和劳动人民希望改善生活就是“资产阶级意识”作祟,就是“反革命”。资产阶级意识也有不同,产生于小生产比如小农经济的那种和最后导致“走资派”获得了“民心”的那种“自由化”也不同。工人国家如何克服基于小农经济的那种小资产阶级因素,前人已经有很多论述,这里不再赘言。而文革后期导致“走资派”成功篡权的那种“普遍存在于工人阶级之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我们不妨再思考一下。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社会主义制度”,或者,不如说过渡制度长期压制人民的基本需要,而官僚专制又剥夺了他们的政治或经济民主权利;如果劳动者干多干少都一样无法满足基本需要,又不能通过民主或政治手段决定总体积累消费比例(请别忘了他们是尝试过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因素”必然就获得一种吸引力,“自己多干一些(或许多吃点苦)能够得到更多物质分配”至少看上去还是一种折衷(虽然后来发现这也是谎言)。

  实际上,工人和劳动群众要求的一般民主权利,是工人运动历史上通过不断的斗争得来的,更是符合社会主义的追求的,而所要求的生活水平之提高,更是无可厚非。已经提前达到“按需分配”的统治官僚层假装不理解匮乏的劳动群众为什么这么“自私”,不是可笑吗?实际上,不过是利用群众的矛盾维护专制官僚特的权罢了。

  保守派官僚一看,认为更加不能够把政治和经济民主权利放到工人大众手中,而应该握在党的手中,觉得不是很自然吗?因为“资产阶级法权”还有很大的市场啊!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在群众中还有很大呼声,而担心实行民主后政权不保,所以觉得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而对于敢于运用物质刺激因素的改良派官僚来说,这种基于贫乏的对个人奋斗的支持,不正好有利于生产力吗。关键在于这两者都没有主动缩小官僚特权状态和群众的贫乏和无权状态的鸿沟,反而通过对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专制,制造了一种有利于官僚化的循环论证。

  

2

  

二、“大民主”?

  虽然在内涵和外延上有区别,我们和阳先生一样,也支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民主、支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支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不过在我看来,阳先生所追求的“大民主”实际上还是一种参杂了空想的官僚专制体制。

  阳先生已经认识到了没有监督的官僚特权是危险的,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看阳先生是不是提出了一种根本上不同的解决方案。

  (一)什么是“大民主”?

  从前文中我们知道,阳先生总结的工人政权失败原因的核心就是党内出了走资派。所谓的“大民主”,即文革时期出现的基于群众组织的群众监督模式的升级版,主要就是为了针对走资派。

  理论上,它要求的也是“下至经济基础的每一个细节(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如何交换等等),上至上层建筑的每一个领域(文化,教育,管理,等)无产阶级都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发言权、参与权和决策表决权”。它的政治前提是无产阶级专政,经济前提是“在广泛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基础上的计划经济”。

  它是为了“认定无产阶级的全局利益,探索个人、局部和全局利益的最佳权衡,探讨眼前和长远利益(如环保和生产,消费和积蓄)之间的相互关系,寻求社会资源在各行各业(如医疗,教育,科研和生产)之间的最佳比例,等等。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内容贯穿于人类社会化生产活动的每一个细节”。

  它的内涵是解决“谁制定的纪律,和为谁的利益而制定的纪律;是谁挑选的领导,和为谁的利益而挑选的领导;是谁决定的统一行动,和为谁的利益而决定的统一行动”这一问题。

  不过比起权衡侧重,“对自己的政权必须要有严格的监督和有效的制约……是无产阶级民主的首要任务”。

  看到这里,对托洛茨基主义稍微了解的读者可能会疑惑,是否是我引用错了?这似乎是托派的言论。我们继续看。

  “大民主”下,无产阶级管理社会的具体内容是:

  “除了人民代表大会制那种形式上的民主以外,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在农村合作社和人民公社里推行的民主管理制度是中国农民有史以来从未享受过的民主权利,在工业上推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技术改革)和反对‘一长制’等措施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具体表现。”

  且不说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鞍钢宪法”比资本主义高不到哪里去,根本达不到社会主义对工人民主管理经济的要求,就连毛主义者之中都有人承认理想中的“鞍钢宪法”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落实。所以我认为“大民主”之下工人阶级民主管理社会的内容还达不到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

  阳先生认为,为了防止走资派的产生和篡党夺权,“只有把巴黎公社的两个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历史经验相结合才有出路”。所谓“巴黎公社两原则”即“废除官僚特权和坚持无产阶级对其政权的民主监督”。

  首先,其所谓“废除官僚特权”,是指“表现在党政干部在衣食住行、医疗卫生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物质特权。

  但是,“要铲除滋生走资派的经济根源就必须把官僚特权和资产阶级法权严格地区分开来,造就一个政治与经济地位脱钩的分配体制,防止基于官僚特权所形成的一个官僚利益集团”。这样区分开来,是为了使因路线斗争而导致的干部职位变动不再影响干部的经济收入,减少路线斗争中的投机成分,因为“……路线斗争对经济地位的影响和关联改变了这一斗争的性质,滋生了斗争的投机性……”。

  “如果建国初期的工资改革能像文革期间那样实行‘升官不发财,罢官不丢财’的话,党内敢讲真话的人就不会比解放前大大地减少……当时干部工资的级别如果是按照一些客观的标准如工龄、党龄、经验、技术、教育或工时,而不是按个人的政治观点、权力机构的级别或领导岗位的高低来进行分配的话,就有可能实现政治与经济地位脱钩的体制”

  这样做“一方面保留了由于资产阶级法权所造成的党龄高的、贡献大的老干部的优越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取消了这一地位与官位的联系,使得在资产阶级法权还无法完全取消前,最大程度上消除了优越经济地位的腐蚀性”。

  但是我认为,物质特权和政治特权不是独立存在的,最初物质特权就是由政治优先权催生的,所以不消除政治特权是不行的,而仅仅依靠“群众监督”是不能够消除它的。同时,“不敢讲真话”并不仅仅是因为怕降薪水,还有惧怕政治打压的情况存在。

  就算如阳先生所设想的那样,由于取消了与官职高低挂钩的分配体制,真的使得路线斗争少了许多投机成分,剩下的“资产阶级法权”因素仍然会和官僚专制体制发生综合作用:

  首先,干部贡献大或小,按什么标准来决定?或者,我们知道干部的收入和工人的收入是分级的,这个级别谁来定?怎样定?专制官僚能不能利用“资产阶级法权”理所当然地造成巨大收入差异?谁决定“资产阶级法权”什么时候取消?我们决不能指望开明的官僚专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在自己需要讲觉悟的时候用“客观原因”搪塞,更不能在面临客观困境的时候去强迫别人讲觉悟。比如这样一种情况是必须反对的:部分干部经济地位优越时说“资产阶级法权”仍将长期存在,而劳动群众却只能吃大锅饭,或者一提涨工资或者改善生活就扣上“小资产阶级思想”帽子(更糟糕的是“私”、“修”甚至“反革命”罪名)。

  其次,如果干部工龄、党龄长就有优越经济地位,并且官职变化不影响收入的话,那么官僚阶层还是产生一个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趋势,产生一种“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如果革命发展再次由于某些原因而迟缓,这种倾向很可能将会导致官僚对于革命发展的不积极,因为毕竟只要自己混得够久,好日子照样过嘛。由于工人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将逐渐消亡“资产阶级法权”,那么,一部分习惯于这种优越地位的“干部”是不是会希望那一天晚一点到来,因而获得一种反革命的倾向呢?所以我认为,这种“最大程度”还不足够。

  对于政权的民主监督,在三篇文章中,阳先生都花了一定篇幅来强调说我们不能照搬资产阶级民主。这我们是同意的,资产阶级民主对革命无产阶级是不够的,形式民主是不够的。自然,我们也知道制度是需要人来维持的,任何制度、政策的施行程度取决于支持此种制度的社会力量在阶级斗争中的相对强度。

  而为了弥补形式民主,阳先生的主张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在实践上把文革期间形成的那种自发的半独立的群众组织当成群众民主监督和制约当权者的主要形式”。

  这种群众组织的性质和权限在其文中得到了明确的界定:“各级群众组织只有相对的独立性,没有绝对的独立性。首先它们的活动经费是国家包办的,否则他们的常设办公机构和工作人员无法生存。其次,虽然同级的自发的群众组织不受同级党委的领导,但需获得上级党委的许可……”。我不禁怀疑,脱产的国家机关的经费难道不是来自于劳动人民的剩余劳动吗?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好像是“国家”的恩赐似的。

  “群众组织最重要的任务和权力是对当权者的舆论监督,因此它的权限是在言论自由方面,如出版、集会、游行等方面的权力,而没有一派压一派的权力,没有强加于人的权力,比如不让人家说话,不让人家集会等等的权力。”对比文革中实际中出现过的诸多问题,阳先生的这一点主张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改进了。不过这种号称“社会主义民主最出色的表现”的东西,我们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货架上已经见过多次,实在是难免让我们向往社会主义的青年感到有些失望。

  这种群众组织是如何发挥自己的功能的呢?“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在不同的时期要有不同的主次关系,像波浪一样的有时強调党的领导,有时強调群众的监督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时地搞运动去剔除坏头目,又不能总是在运动中”。由于阳先生用“如何解决群众组织和党的关系问题是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必须进一步通过实践来解决的大问题”来回避了“党如何领导群众”这个最根本、最迫切的理论问题,联想到历史上发生的坏事,我必须问一句,这是不是说,“领导叫你搞运动的时候你不想搞也得搞,而叫你别搞的时候你敢搞就弄死你”?如果是,那么这既不是我们想要的工人民主,也不是我们想要的党的领导。

  同时,这句话很好地表明了他对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关系的认识。在人为的“治”、“乱”的交替之间,唯一不变的是党中央(最坏的情况下党中央也不足以信任,只剩下一个“孤军奋战”的领袖)的领导和其下的官僚专制体制。

  在“大民主”之下,假设一旦展开和“走资派”的斗争,由于结社的权利仅限于中央指挥下的群众组织,基层群众组织和官僚必然逐级向上寻求庇护,我不知道这样怎么就能够解决官僚专制和走资派的问题,文革不是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在中央有司令部,最后连毛主席也打不过他们嘛!革命群众和工人阶级既不能形成真正具有政纲的全国性的、具有充分政治代表性和足够政治活动能力的组织,又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那么失败是必然的。

  有人说文革在遇到军队问题以后风向就变了,是因为毛泽东为了防止全面内战,组织了战略性撤退,我看未必,一身剐到底舍不舍得?即使他真是心怀天下,为了避免内战而放弃了革命的前途,那么也不过说承认了这种压制群众、依靠官僚和军队的战略的错误。

  既然我们现在必须重来一次,那么我不愿意重蹈覆辙。

  (二)我们如何评价“大民主”?

  如果这就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全部内容,难怪文革要“七八年再来一次”呢,因为它的追求和实践之间有一道鸿沟,而问题的根源根本没有得到清除。

  我们知道,官僚主义的弊端在落后国家的过渡时期中由于客观原因,无法完全避免。官僚主义的加深不仅仅和官僚层获得的与职位相关的特殊物质待遇有关,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官僚垄断国家机器和经济单位的专权状况下官僚退化倾向必然会加深。我相信,阳先生强调党的领导,是为了保障工人国家向着社会主义发展,但是党如何领导却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稍不注意的话,很容易会变成“党靠枪领导”的官僚专制。

  1、缩水的巴黎公社经验

  首先让我们看看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巴黎公社原则”。阳先生在其文中提到,“巴黎公社两原则”是“废除官僚特权和坚持无产阶级对其政权的民主监督”。而作为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修课的巴黎公社经验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呢?从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巴黎公社用以代替被打碎的旧国家机器的,是这样一种新的制度:“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所有其它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

  这些原则后来被列宁加以阐述和肯定,在其著作《国家与革命》中有明确的论述。我把它们总结为:

  1)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随时可以撤换,取消政治特权。

  2)公职人员薪金不得超过技术工人,取消物质特权。

  3)实行立法和行政权统一、议行合一的代表会(即苏维埃)制度,工人广泛参加管理。

  4)以普遍的工人武装代替警察和常备军。

  人们常说的“巴黎公社两原则”,就是上面第一和第二条。任何读者只要细心地看了,就会发现,实际上光是这两条也和阳先生所说的不太一样。虽然阳先生没有说得十分明确,但是根据我对毛主义的一般了解,所谓“废除官僚特权”和“民主监督”,实际上就只保留了第二条,反而掩盖了巴黎公社原则的实质,实际就是一种倒退(如果我这个判断是错误的,那么实际上是一种好事,即意味着阳先生向托洛茨基主义靠近了)。实际上只是取消了官僚的物质特权,但是仍然保留了政治特权;群众某种程度上有权监督腐败官僚,却保留了官僚专制制度。这与我们革命的工人阶级所追求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还相去甚远。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即使取消了官僚的物质特权,如果没有“官员由选举产生、随时可以替换”这一条来取消官僚的政治特权,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幅图景:普通官僚本质上还是“党中央”的雇员,只不过现在没有了奖金,福利待遇差了一点。而上层官僚是无法受到下层群众和基层党员监督的,因为监督有效无效,是对是错的评判权,还是在上层甚至领袖手中。这种设计实际上既没有解决官僚退化不断加深的根源,又没有办法监督上层,相当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那么:

  1)各级官僚既然还有政治特权,会不会以某种方式谋私呢?

  2)即使假设领袖绝对正确,居于其下的官僚会不会联合起来架空领袖呢?

  3)党中央、领袖会不会退化呢?

  历史告诉我们,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文革实际上发生的状况就是整个官僚层的退化已经到了很深的地步,以至于保守派和改良派官僚发生了分裂。

  即使假设领袖是绝对正确的,他依靠什么来防止这种程度的退化呢?掌握在党中央手中的军队?难道军队又是独立于世的?群众组织吗?他们有什么能力和军队和国家抗衡,如果有,不就是内战了?如果没有以普遍的工人武装代替警察和常备军,则无法防止专制官僚的反动。

  如果没有苏维埃民主,如果劳动群众不能广泛地通过实质上民主的方式参与国家管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必然是动摇的,群众的需求被压制,其积极性、主动性就必将低落。

  2、无力的群众组织

  阳先生认为,由于群众组织不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还受到各种各样思想的影响,必然不能够代表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虽然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代表本阶级整体利益的……就只能是无产阶级集中统一的政党。没有这一政党无产阶级是无法行驶自己的权力。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力中心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些群众组织和政党的区别在于它既没有充分的独立性,也不具有全国性”。

  那么,假设群众组织要升级,要建立系统的政纲和全国组织性,并且宣称支持社会主义、实行民主集中制;或者要通过选举代表,组成党内反对派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可以吗?要解决这个问题,对阳先生来说只要简单几句话就够了:“与计划经济相辅相成的,代表无产阶级全局利益的政党只能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维护无产阶级全局利益的国家只能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因为多中心多党派都同时代表无产阶级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同时也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阳先生承认工人国家需要民主,但是虽然他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形式民主的局限性,但是他并没有把这种民主加以改进,让我们看到实质性的社会主义民主。在“肯定-否定”之后,我没有看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否定之否定”。且不说结社权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也存在,其中的群众组织尚不用事事符合“中央路线”。阳先生把它当作最后的救命稻草,期望用它来保障其他民主权利,它却也是无法胜任的。

  我们知道,群众组织由于其片面性不能够代替党的角色。但是,历史上群众组织之所以必然具有片面性是因为专制的官僚阶层从来没有允许群众组织的发展高过小派别,从来没有允许他们具有独立的纲领和全国性组织。经验和组织无法民主集中,自然只能有“派性”了。

  由于官僚专制还是存在,退化官僚在实际斗争中没有理由不利用自己的优势,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取缔群众组织是退化的专制官僚阶层的唯一选择,虽说阳先生觉得不应该取缔,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找一个借口取缔来很难吗?这样的群众组织,平时只能监督一下贪污腐败或摆官架子的官僚,对专制官僚阶层对劳动群众的制度性掠夺(即“合法的”)完全无能为力;最后在斗争高涨时,就只能仰望苍天,祈求有一位明君能够识得自己一片丹心,能够不取缔自己,实际上就只有“苦谏”或“死谏”的权利。

  3、消失的党的领导

  不允许建党?好吧,通过群众推举的党内代表来实行工人民主呢?不同意见要通过民主的方式得以表达以致获得多数的肯定,必须要经过广泛、严肃的讨论,然后形成支持者群体。但是党内不允许有派别啊。没有公开派别活动,只能讲悄悄话,那么:一方面,问题的讨论很难彻底、全面;另一方面,“上面”以反对“派别活动”来压制不同意见很难吗?历史已经给了我们教训了,没有广泛的讨论自由、派别自由,党内民主就是形式民主,党的领导实际也就是统治官僚阶层的领导。

  利用强制力量禁止派别、党派,并不能够消除分歧产生的根源,只能限制基层群众和党员中形成有力的政治力量,却基本上不能够防止党从上面(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发生退化和分裂,由于这种集中的党国一体的体制,投机者反而获得了染指国家政权的便利。

  我们已经知道,官僚专制自我纠正的唯一途径就是内部的集团斗争,一旦斗争开始,党的领导层就会分裂,而基层党组织对于上层的斗争是没有直接的制约的,只有听命的分。而党的干部一方面瘫痪无力,一方面退化,不能依靠广泛的党组织的革命群众只能“踢开党委闹革命”。使用行政手段、使用强制力不是党的领导的象征,而是党不能领导的象征。党的民主集中制消失,党的领导也就消失了,工人阶级通过党来进行民主专政也就化为泡影。

  至此我们看到,所谓“大民主”实际拿到劳动群众的手中时,看起来还要比最好情况下的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要小一点。

  

3

  

三、我们想要什么?:以苏维埃为中心的无产阶级民主专政

  抽象地说,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是两面一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实际上掌握了民主。就像资产阶级民主之所以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因为民主实际上还掌控在资产阶级手里,并且用暴力机器捍卫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我认为,“当权者”之所以能够具有更大的力量,源自这种“当权”本身就说明了还是官僚专制体制,民主还是形式民主,无产阶级实际上还是没有达到民主专政,在这种体制之下,所谓“群众”很容易受“当权派”的控制,因为他们本身必须接受来自“上面”的统治,而本身实践民主的能力是受到限制的。而我认为这种担心在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的情况下,在党真正取得了工人阶级先锋的地位时,是多余的,是属于布朗基主义者的担心,表现了“先锋队”与其宣称所代表的社会利益的分裂。

  我们想要的,具体地说,就是“政权归苏维埃”。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实行以苏维埃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民主。它包括真正的巴黎公社原则、民主的计划经济和广泛的实质民主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争取、继承下来的基本民主权利,比如新闻、集会、游行、罢工的自由等等,还包括把实行这些权利所必须的物质资料的公有化,不允许任何团体垄断。最后这里要强调的是党派自由,是因为党派自由是对不同意见最终的承认,是工人阶级其他民主权利的根本保障;反过来说,没有党派自由,任何其他民主权利在官僚专制下都会很容易地被削减至零。

  (一)苏维埃多党制的形式

  我认为阳先生对多党制持反对态度,部分原因是由于他设想的多党制和我们不一样。我认为靠什么来实现多党制下的集中呢?绝对不是一种定期换人的“党国一体”,而是靠党政分离的苏维埃民主体制。某个党的政纲、路线由民主的方法确定下以后,整个工人国家必须执行,而执政党对政纲有最终解释权,并且有权指导具体实施方法。同时行政和管理人员同样还要进行选举,而不是哪个党获选后就全盘用自己人塞满机关,党只有举荐的权利(也许实际情况需要指派,但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也许有人会说,要是某个不支持获选路线的人出任了公职人员,导致其“阳奉阴违”怎么办?“没有根本利益分歧”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很容易地就可以将其替换。任何出于派别目的怠工、搞破坏的就是违反苏维埃民主集中原则,那么其人可以随时撤换,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依法处理。如果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新社会的公民们有什么理由互相为难呢?

  从纯粹的理论角度说,这个问题的实质上不是总共需要几个党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真正施行程度。如果没有矛盾,只要一个政党不是自然的吗,何必去禁止?我绝不是倡导形式上的多党制,要是一个党足够,党内有充分的党内民主和派别自由,能够使工人国家发展过程之中各部分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在党内充分、自由地交流,使得意见能够平等地得到交换和综合,从而消除了分裂的必要的话,我们也绝不会主张追求形式而浪费资源。由于实践上人是活的,官僚退化和一dang啭·zhi是孪生兄弟,而一党很难不专制,所以我们强调工人国家中党派自由这种民主权利不能被妥协。我猜测,实际上,如果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得到最终保障,经过自由、平等、广泛地讨论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更可能倾向于在一个党内解决分歧。或者不如说,党也就消亡了。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只有当新社会的公民们经过社会主义民主一段时间的锻炼之后才会出现。

  在这样的环境中本来意见不同的团体、派别、政党以致整个工人阶级各部分、工人国家的各部分反而能够通过更好地交换意见,更好地认清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总体利益以及当前发展的重心。由于执政不会造成特权,那么党本位、组织崇拜、官僚退化就没有了基础。虽然分歧意味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不被视为一种罪恶。那么,我们才能够真正说工人阶级通过了自己的先锋党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

  (二)怎么解决问题?

  1、怎么解决“哪个阶级掌权”的问题?

  阳先生的“大民主”构想始终给人一种“需要一点民主,但不能太民主”的感觉。看起来像是考虑到了辩证法中“质和量”的关系,兼顾了政权和民主,从而保持了工人政权的长久稳固。但实际上却是使得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民主的矛盾、工人阶级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满足物质和精神需求的矛盾无法更进一步,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成统一。

  我们明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重要性,更明白先锋队的重要性和仅仅依靠分散的群众组织的不足。我当然明白阳先生的担心:“要是允许(主观上或者客观上的)反革命建党了那还了得”?总之,无非是因为“……相比政权来说,民主是第二位的”,“在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干扰下,无产阶级的民主不一定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普选或代表很容易被当权者左右”,无非是说,担心真正民主后工人政权不保。

  关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我毫不怀疑在取得政权之后一段时期中还会存在于部分工人阶级和其他群众之中,但是革命足以成功的先决条件,就是很大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意味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实际上已经被,并且仍在逐渐被一部分人替换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那种被小农包围的情况可以说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所面对的前景变了。

  我认为文革后期出现的所谓“资产阶级世界观”“占上风”,是群众对于官僚专制的“社会主义”的失望造成的。党的任务就在于想方设法避免这种“失望”,首先就需要克服官僚退化。工人政党和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自然不能松懈对落后部分的教育,但是这种教育不是通过命令、以专政手段压迫等方式,而是通过解释、说服和鼓励实践的方式才能够真正实现的。阳先生说没有看到托洛茨基主义者怎么解决民心影响民主的问题,我认为,民心固然是会影响民主的结果和政权的,但对于革命工人政党来说关键在于如何取得、保持民心。而不是说宣布自己是“先锋”,就只留给别人服从的分。

  只有形式主义者才会认为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共产党”永远等于共产党,“先锋队”永远是先锋队。事物无时无刻不处于运动中,工人政权和工人政党的先锋地位时刻都在巩固或者流失中。“只是自称为‘先锋队’,自称为先进部队是不够的,还要做得使其余一切部队都能看到并且不能不承认我们是走在前面。”

  民心问题,不是由党派自由直接解决的,而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教育和组织水平决定的。这个问题不能一言以蔽之,不过如果革命工人政党正确地启发和教育了广大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同时以自己正确的领导获得了“先锋队”的地位,那么“民心”才会有保障。否则,即使是用武力强迫也不会获得“民心”的。而工人民主,是工人阶级政治意识得以在意见的交换和辩论中成长的前提,如果提出一个不同于党中央的言论就被压制或迫害,那很难想象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能够成长(比如,遇罗克的问题,如果他是典型的反革命,党本来可以把他作为反面教材,细细地批判他的理论,而不是枪决)。

  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有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普遍武装的工人阶级,政权不会是个大问题。在农民人口比重仍较大的情况下,可以实行工人与农民有区别的选举制度(同时必须推进合理的农业的机械化和农民的工人化,或者说“共产化”)。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相信工人阶级会通过自己的选票自愿请人骑在自己头上,造成一个资产阶级。我相信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及其路线是不可能得到广大劳动群众的支持,它不可能通过社会主义民主的考验。群众即使暂时被欺骗了,他们的武装也能保障可以将这些代表随时撤换。

  潜伏的反革命能军事政变吗?我们甚至不用说在剥削阶级“业已消灭”的“社会主义”国家,武装的工人能不能够防止少量反革命分子成功的武装颠覆,就算是在阶级对立严重的资本主义社会,只要具备充足的武装和组织性,武装到牙齿的资产阶级暴力机器也不在话下。否则,革命还能成为一个选择吗?

  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侵略呢?习惯了社会主义民主,习惯于民主协作的计划经济的工人阶级,还会再甘愿成为雇佣奴隶吗。由于新社会的公民无法被征服和奴役,我猜测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如果一定要打的话,最终只可能是民族灭绝性质的,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2、怎么解决官僚退化的问题?

  经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了官僚退化是由于党内和工人国家民主的缺乏,官僚特权的无限膨胀。为此我们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面——工人民主。但是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克服客观的困难之外,要么从源头,即革命初期革命工人政党的组织上就进行预防,要么就是在工人国家中发动政治革命。因为我们是不可能依靠专制官僚来反对官僚专制的,官僚专制一旦形成,改变它的代价就会更大。所以我们应该优先注重预防,那么就意味着尽力在党内培养一种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习惯。它应该包括,成员之间的人格平等,代表由选举产生,代表大会的定期、经常召开,在会议上发表意见的自由,闭会期间依据会议的决定统一行动,但是少数派有权保留意见、重新提出问题。允许不同思想的存在,有组织派别的权利,大会前进行派别讨论。全职党员和当选国家公职人员的党员不享受特权,薪金不高于技术工人,最好还应该辅之以一定的轮换制度。

  至于派别存在的弊端,比如宗派主义,比如阳先生提到的托派的分裂(这种分裂在毛派中也存在),我们说“党内每一个重要的与延续的派别(更不用提每一个有组织的小组织了),都有成为某种社会利益的代言人的倾向。每一个不正确的偏差都可以,在其发展过程中,成为敌对无产阶级的或半敌对的某一阶级利益的表现。不过这个说法首先适用于官僚主义”。对此我只能引用一句话来作为我们共同的提醒:“只要以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过程作为学说的最高的和唯一的标准,那就不会有教条主义:只要把任务归结为协助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因而“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使特殊的知识分子的领导者成为不需要的人物,那就不会有宗派主义”。并期望事变的有利发展、理论研究的正确结论,以及各位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断的成长和成熟,能减少分裂,因为这是禁止派别所解决不了的。

  3、怎样能够更好地确定工人国家的利益所在?

  我们还记得,阳先生说多党不能够“都同时代表无产阶级的全局和长远利益”,且不说社会主义民主的党派自由从来不要求所有党都必须同时代表“全局”、“长远”,形式上的一党却能够,才是实在十分费解。而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更是十分蹩脚的借口,不用说,我们要完成的事业是前所未有的。而比如“文革的经验证明,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变色的最有效的手段不是建立多个与其作竞选对手的政党,而是建立起多个能随时监督其一切工作的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这种说法更是不负责任,文革什么时候有党派自由、竞争政党出现的反面教材了?“派战”?我前面已经说过群众派别组织的局限性了,但是要说“毛毛虫不会飞是蝴蝶不会飞的经验证明”,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人信服。文革历史要是说明了什么,那就是官僚专制和群众监督结合幻想的破产。为什么许多文革前期落马的官员不久又上去了?这和“公职人员选举产生,随时撤换”的巴黎公社原则不符。

  阳先生认为,社会主义多党制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按行业建党,二是按派性的观点建党。它们都不可能代表全局利益,因为它们要么是从行业利益,要么从小集团利益出发。我认为他把追求执政的党想得太简单了,这两种设想实际上还是《怎么办》中列宁批判过的工联主义。作为列宁主义者,我们相信采取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方法的党能够凭借其优越性而战胜这两种不成熟的“党”。

  我们知道,纲领、组织和战术的有机结合就是党。如果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希望在选举中获胜,那么很显然就需要尽可能使纲领明确、彻底,并且广泛涉及整个社会,突破行业和小团体的眼界,使组织分布广阔,并且仔细制定战术,才能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所以同理如果在社会主义党派自由之下,假设毛主义政党的政纲全面、组织完善,代表性极强,而其对手只代表一个行业或小团体,那毛主义政党是完全不用担心落选的!一方面,党派自由意味着要求各个工人政党完善自身,使自己具有尽可能大的代表性和理论的正确性;另一方面,意味着要求涉及工人国家发展的优先次序的政纲经过广泛的政治辩论才能确定。

  这样看来,是一个内部必然分裂退化的、官僚专制的、形式上“统一”的政党,还是经过了社会主义民主重重考验的政党,能够代表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符合“先锋”的称号呢?

  4、怎样更有利于党发挥积极作用?

  党的领导是通过民主集中进行的集体领导,是集体工作的成果。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自由讨论、统一行动。前面我们说过,官僚专制是党的领导的消失。没有民主集中就没有党的领导。要是不能够自由、全面地阐述自己的政治意见,民主集中不就是残缺的吗?长远来说,只有党内有派别自由,这种自由才能有最终的保障。

  阳先生提到了1921年俄共(布)十大禁止派别活动的历史,首先我必须说,毫无疑问那是一个权宜之计。当时苏维埃俄国由于处于战后恢复时期,军队复员暴露了战时共产主义造成的很大的经济问题,以及党内官僚主义滋长。为了使党不在理论问题上浪费时间而忽视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列宁才说“现在不应当有反对派,现在不是时候!”其次,取缔派别活动并不是压制意见、削减党内民主。比如,当时取缔派别之前就分歧进行了广泛的辩论,之后党不但采纳了“工人反对派”的合理意见,还把其成员吸收进了中央委员会。

  我们决不是形式地提倡分裂工人阶级的组织,组织的分裂意味着出现了迫切的问题。要解决问题只有依靠正确的领导,依靠对有分歧的问题进行诚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如果从我们现在的立足点,从(可能的)纲领上永久地禁止了党派,实际上只会给官僚主义压制不同意见以借口,实际不能够防止分裂(妨碍对问题认真分析反而会加深分裂),却还会窒息党。就像俄共后来的历史所昭示的那样。

  并且,按照现在革命力量的分散现状,纲领上禁止党派表现出一种很强的宗派主义特征,不利于工人革命力量的融合及其新生力量的发展。问一句不好听的,阳先生是不是认为“唯我独革”呢?在往后的事变发展中,是不是要其他思想派别当作敌人对待?

  和苏维埃的多党制一样,党内派别自由是为了保障党内民主。如果不允许派别自由,实际上党内民主就能被轻易削减。

  马克思主义是辩证的科学,只有在辩论中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同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通过辩论才能掌握。党只有通过广泛地集中经验和信息才能进行领导。这些是光靠服从命令和背诵语录所不能达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党员的要求不是只会服从命令的机器人,而是能够对革命负起责任的战士。在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的环境之中,对党员的主动性有更高的要求。而只有在主动的参与、辩论、实践而不是被动的执行的情况下,党员才能不断成长,党员的革命性才能得以保持。这些道理阳先生应该不会不懂。

  

4

  

四、结语

  总而言之,我认为阳先生的“大民主”还不够,离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还很远。该路线的不现实为官僚退化留下了许多便利。

  对官僚主义的理想主义幻想是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无法调和的。我们反对官僚特权,支持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但是这些权利只有在党派自由的条件下才能被保障。阳先生所提出的两个有待实践去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需要提早解决的,因为到时候再重新认识的话,就太晚了。这些问题是在工人革命政党建设的初期就应该做好的事情,因为一旦客观不利条件再次出现,等到官僚专制再次形成,那么就只有二次革命了。

  由于历史已经给了我们教训,我认为我们有必要选择更好的道路。如果阳先生是一位真正追求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追求人类普遍的平等和自由发展,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的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一定会向前一步,站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旗帜下的。

  作者:五叶

  编辑:signifier  Catherine

  美编: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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