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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 吴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进入新阶段—学习《矛盾论》、《实践论》及总书记726讲话的思考

2017-10-11 17:52:12  来源: 微信“察网时评”   作者:鹿野 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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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毛泽东主席发表《实践论》和《矛盾论》80周年。总书记一直强调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现在,全国各地普遍掀起了重温“两论”的热潮。笔者在这里也想结合习总书记726讲话谈谈自己对“两论”的看法,即其不仅是我党历史上的重要文献,更是分析判断当前形势的指南。

“两论”的历史背景与当前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实践论》和《矛盾论》分别发表于1937年7月到1937年8月。这是一个转折的关头。就中国共产党而言,是在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地位虽然初步确定,但是尚未清除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在思想上真正确立起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时期;就整个中国而言,是由土地革命战争向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转变,急需对这一新的形势作出分析与判断的时代。因此,“两论”绝不仅仅是哲学理论著作,其本身就是对于我们党和国家转折关头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分析与应对。例如,《实践论》当中就明确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这显然并不是泛泛而谈,而是在针对在当时盛行的党内教条主义。《矛盾论》则更为明显,对中国与日本、国民党与共产党、历史与现实的情况都作出了细致而又精准的分析。

  当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处在了一个转折的关头,“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就党内的形势而言,一方面新核心领导下的党中央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是仍然存在着不少违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问题,存在新自由主义及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改革开放的干扰、误导、破坏的问题。可以说“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就整个国家的形式而言,一方面数十年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中国已经进入从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通道。另一方面,中国不仅经济发展面临进入瓶颈期的压力,而且硬软实力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益凸显出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中国当作主要战略对手,中国在意识形态这一看不见的战线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不亚于一场新的抗日战争。

  因此,在当下我们重温“两论”绝不仅仅是对于重要历史文献的纪念性学习,更应该通过学习这一重要理论成果实现学以致用,对于当前的形势作出准确地判断与应对。

矛盾的转化与当前的主要矛盾

 

  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是辨证的、变化的,不是机械的、一成不变的。比如,虽然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整个历史时期最主要的矛盾,但是民族矛盾却不是在每一个具体时期都是最主要的。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中国的内部矛盾反而处于主要地位:

  【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

  然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则矛盾的地位起了变化。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都有这种情形。】

  用《矛盾论》来解读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就会发现虽然在整体上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时期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决定了我们必须在这一时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绝不是说每一时每一刻这一矛盾都是主要矛盾,如果要是“一手软,一手硬”的情况严重以及国际大气候的变化,主要矛盾就会发生转化像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特殊历史时期下,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就成为了事实上的主要矛盾。正如邓小平在那一历史时期指出的,“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阶段性特征,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显然,在这一新的阶段我国社会与文化层面的问题日益凸显,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纯粹经济层面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当然也不能再简单地坚持“GDP至上”的“发展主义”,一方面,在经济建设上要把结构调整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力求开启由“先富”到“共富”的进程。另一方面,在整个党和国家的工作当中,我们要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更为突出的地位。

  之所以要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更突出的地位,也是当前的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所决定的。就国际大气候而言,西方国家自通过“阿拉伯之春”搅乱了中东之后,中国几乎成了其推动所谓“普世价值”的最后对手。它们集中力量加强针对中国的渗透、颠覆活动,而且这一情况是当前乃至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逆转的。就国内小气候而言,几十年来我国一直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领导干部在“GDP至上”的“发展主义”指引之下忽视意识形态工作的情况。这导致我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发展很不平衡,在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的现象,在媒体舆论与教育领域更是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情况。

  总之,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在结合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对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应该明确,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绝不是也不应该是否认在当前的历史阶段下要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更突出的地位的理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进入新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及矛盾主要方面的转化

 

  《矛盾论》中指出了抓住主要矛盾的重要性,并且指出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都,很大程度上就是正确认识了主要矛盾。

  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深刻指出的: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新中国刚建立后,美国不仅仅加快武装国民党,而且准备武力阻扰中国解放台湾,还曾计划用武力消灭北朝鲜政权,让国民党军队以朝鲜半岛为跳板反攻大陆。据2010年日本学者香村正光在日本出版的《朝鲜战争中的日本人将军》一书披露,在1949年5月,美国驻韩大使穆乔同韩国国防部长申性模、内务部长金孝锡进行了会晤。穆乔指示韩国做好准备,“努力促进‘三八线’以北总攻击时机的早日到来”。驻韩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威廉·罗伯特特意向韩国陆军参谋长丁一权推荐了旧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河边虎四郎,参谋军官有末精三、田中新一、小野良三等四人,由他们组成名为“KATO”(即上述四人姓名的打头字母)的智囊团,协助“北进”计划的细化工作。据KATO成员有末精三的遗著介绍,“北进”计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将10个师主力集结于三八线,在美军(计划时美军未撤退)配合下,实施美韩联军直取黄海道西登陆作战;第二阶段,美韩联军将在平壤地区粉碎朝军,直进鸭绿江边,统一朝鲜半岛;第三阶段,在蒋介石军队配合下跨过中朝边境线,对中国东北实施美蒋韩联合“扫共作战”。这一北进战略,就是美国介入朝鲜内战的根本动机。

  在前三十年的相当多的时期内,我们面临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不得不在经济上将重工业、国防工业放在优先位置并做好战争准备,并将政治上的反腐败、反质变、反和平演变放在核心位置,有些阶段反腐败、反质变和反和平演变的工作甚至压倒了经济工作成为中心工作,这导致了“左”的错误。然而,正是因为我们在前三十年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打败了美国,迫使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内外困局下不得不向新中国低头让步,这就客观上为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更加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环境。正是因为我们在朝鲜及越南战场战胜了美国,正是因为有了两弹一星核潜艇来保障国家安全,改革开放才有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国家环境,我们在改革开放年代才能够集中精力改善人民生活(压缩投资大见效慢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我们才能够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才有资格能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整个党、整个国家主要矛盾的大转换,并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此外,我们还必须指出,前三十年的三反、五反等反腐败、反质变、反和平演变工作给80年代初期的中国留下了一个清廉的、坚强的、受到人民广泛信任的、帝国难以通过软硬手段扳倒的执政党,给改革开放的80年底留下了一个分配比较公平的社会——某年的动乱没有导致苏东剧变的悲剧,跟八十年代中国执政党的清廉程度及整个社会平等团结程度,远远高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密切相关。这一切都是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前提。

  正因为如此,党中央特别强调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连续性、整体性,不能相互否定。2013年12月26日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又进一步强调:

  【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

  两弹一星核潜艇、完备的工业体系、清廉的执政党、相对平等的社会……这一切都是改革开放前的时代留下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试想,如果我们五十年代跟着苏联亦步亦趋,学赫鲁晓夫那样做,那么到80年代,可能人民生活水平好一点,但是腐败严重,两极分化严重,意识形态混乱,那么我们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可能和苏联一块走入坟墓。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

  【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我们今天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今天的国家之所以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因为我们由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行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辅的基本经济制度。当前,新自由主义势力鼓吹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逐步扩大资本主义性质经济成分的比例。这里必然会存在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成为经济上“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那么国内外相互勾结的敌对势力就必然最终成为在政治上“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那么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

  毛泽东指出:

  【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

  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注意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在突出重点和主要矛盾的同时,也要把握好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如果忽视次要矛盾或矛盾次要方面,相应的主要矛盾或矛盾主要方面也难以解决好,并且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次要矛盾或矛盾次要方面也会转化为主要矛盾或矛盾主要方面。例如,苏联从赫鲁晓夫开始,尤其是到了戈尔巴乔时代,不仅否定苏联社会内部存在阶级斗争,也否认国际上存在阶级斗争,忽视帝国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结果,诺大的苏联被国内外相互勾结的敌对势力搞解体了,苏联社会性质发生了质变,经济社会大滑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政治经济改革就更加无从谈起了。

  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同样如此。改革开放时代很多情况下,中国一直存在邓小平说得“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很多干部注重抓经济建设工作,尤其是乐于通过私有化国有企业、发展私营经济和引进外资发展经济,忽视了意识形态工作、反腐败工作、国企党建工作、自主创新工作、反和平演变工作、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工作。邓小平在19八9年就明确而深刻地指出,“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资产阶级自由化、新自由主义和腐败相互勾结,必然对整个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产生严重的干扰、破坏和误导。比如,国企腐败问题和国企党建问题不重视,从严治党工作不重视,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和意识形态工作不抓紧,国有企业必然没有活力,也不可能承担社会主义的责任,甚至个别企业在极端情况下会发生质变,而且必然最终被某些新自由主义腐败势力所私有化和瓜分。如果经济建设搞好了,但是人民群众对腐败问题的容忍度超过了底线,或者两极分化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我们的执政基础也不稳定,最终会影响整个国家政权。如果阶级斗争和政权安全问题成为首要矛盾,如八9年前后,那么经济建设工作只能暂时放在一边了。这就是说如果忽略抓次要矛盾,就会影响主要矛盾问题的解决。

  腐败问题如此,意识形态问题也是如此。如果大部分人民群众,大部分高级干部都被错误的意识形态所影响,诸如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等等,我们的经济、政治建设和改革必然会被错误的思潮误导,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及其经济基础必然会被瓦解。

  国防和军事建设同样如此。总书记深刻指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像八十年代那样压缩军队和国防建设,继续要求军队要忍耐,那么虽然会在短时间内对经济民生有一点促进作用,但是军队作战能力和国防工业如果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落差越来越大,能否在未来保持和平与发展的环境,能否还有资格和条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个未知数了。

  由于毛泽东时代留给中国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我们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三十年里,长时期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并没有导致根本性的颠覆性问题,并且顺利实现了“富起来”的战略目标。但是,随着矛盾的积累,国内外资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不断发展、国企内部存在的腐败等问题不断积累、整个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国内错误思潮和敌对势力的不断增长、党内腐败和变质现象的不断蔓延,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如果我们在未来的一个阶段内,再不从严治党、再不肃清腐败、再不解决两极分化问题实现共同富裕,再不抓紧意识形态工作,再不彻底消除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土壤,那么我们的国家在未来一个时间内发生苏联解体那样的悲剧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总书记在726讲话中做出如下对时局的分析和对时代的战略判断:

  【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和准确判断当前世情国情党情。我们强调重视形势分析,对形势作出科学判断,是为制定方针、描绘蓝图提供依据,也是为了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知危图安。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看到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用《矛盾论》和《实践论》来分析今天中国的现实形势和具体条件,可以发现,我们客观上处于和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三十年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另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将新中国前两个三十年的优点都继承下来,避免其各自的短板和不足,真正做到两手抓,两手硬,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提供更加坚实的思想、物质、制度保障,只有如此,在新的三十年里和新的阶段里,才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四、苏联蜕变的前车之鉴

 

  其实,毛泽东主席在《矛盾论》当中已经从哲学的高度对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在总的历史发展当中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这并不排除在特定的条件下社会意识成为主要的决定性的东西:

  【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然而,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程来看,这个关系处理的并不好。像苏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应该说,在战后的历史条件下苏联突出和平建设的重要性自有其合理性,但是在苏共20大以后特别是苏共22大以后,苏联方面把这一思想推到了极端,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意识形态工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社会上就已经出现了“保尔精神过时论”和追捧西方流行文化的现象。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文化在《赫尔辛基协议》签订之后进一步渗透进来,苏联国内推崇沙俄时代的“贵族范”与东正教的现象也与日俱增。特别是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经济发展进入减速期的时候,没有能够及时进行工作重心调整,非但没有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反而进一步对于西方的种种资本主义思潮近乎不加甄别的敞开了大门……

  长期的量变不可避免的导致质变,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发现很难实现“加速发展”的情况之下,的确把工作重心转到了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但是,由于在意识形态领域欠账过多,积累的包袱过重,苏联并没有能够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恢复人们的劳动热情以实现经济发展,反而在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全面与西方资本主义接轨,以至历史虚无主义泛滥,马克思列宁主义被抛弃,最终导致亡党亡国的灾难。

  总书记指出:

  【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中宣部长代表中央的讲话中更加明确的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能够坚持下来,原因固然有很多,包括保守僵化等,但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则是根本原因。”这一切都表明,意识形态工作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死存亡当中同样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

让实践真正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实践论》当中指出,社会环境是在不断变化的,因此人们必须要根据变化的实际情况及时的作出调整:

  【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在当下我国出现了很多新的阶段性特征的情况下,某些改革初期某些地方干部由于各种原因形成的个别片面乃至论断,虽然在过去没有造成颠覆性错误,但是也成为了今天工作调整的主要障碍。

  比如说,在处理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关系时,某些人单纯的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上导致了“GDP至上”的“发展主义”。然而实际上,邓小平提出的这一论断是具有针对性和全面性的,即“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也就是说,邓小平强调的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在长期忽视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力水平低下特定条件下的论断,在此同时邓小平强调的坚持四项原则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则被不少干部有意抵制、忽视,使相关工作没有落到实处。在对意识形态工作长期不够重视的当下,更加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是理所当然的。

  再比如说,有一些人把邓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片面化、绝对化,认为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其实,邓小平的原话是“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而且,邓小平还在另一个讲话当中强调:“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批评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也就是说,邓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一论断仅仅是在针对20世纪90年代初否定改革开放的思潮盛行这一特殊时期的特定情况,在当下“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情况下,谁是各项工作特别是意识形态工作当中主要危险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在迅速变化的时代当中,我们只有真正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更加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更加重视全面从严治党,更加重视自主创新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更加重视共同富裕,才能推动党和国家有效地抵御种种重大风险,顺利驶向光明的彼岸。

  【鹿野、吴斌,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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