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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谈谈列宁与斯大林时代的“反共文学三巨头”

2017-06-23 14:16:48  来源: 察网   作者:鹿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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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我们谈了一谈索尔仁尼琴真实的情况,其实公知们编造出来的“受到迫害的反共勇士”还有很多,而且这些人的真实情况同样与公知们的宣传相去甚远。在这里我们仅仅介绍一下被一些公知称之为列宁与斯大林时代“反共文学三巨头”的扎米亚金、普拉东诺夫和施瓦尔茨的情况。

  首先说一下扎米亚金。当前在中国公知把持的舆论环境特别是文学评论环境中,奥威尔的反共小说《1984》几乎成了不能批判的政治正确。其实这部小说不但是在英美情报机关指导下完成的粗劣政治宣传品,而且还是一部抄袭之作。其抄袭的底本就是苏联作家扎米亚金的小说《我们》。

鹿野:谈谈列宁与斯大林时代的“反共文学三巨头”

  扎米亚金1884年生于一个神甫家庭,但是他并没有接受宗教信仰,反而自幼便颇为叛逆,早在1905年的时候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不过,大概是由于受到沙皇政府的两次逮捕和流放,扎米亚金在很大程度上被驯服了,在十月革命前其已经脱离了布尔什维克党。但是,由于苏维埃政权对于知识分子的破格重用政策,脱党的扎米亚金并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其在十月革命后担任了赫尔岑师范学院的教授和好几份杂志的编辑,既有铁饭碗又有外快。扎米亚金从190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代表作包括十月革命前的《岛民》和十月革命后的《洞窟》,前者主要写了大机器工业对于人的压榨,后者则主要写了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经济困难。当然最出名的还是1921年写成的长篇小说《我们》。这部15万字的小说中心内容是一千年以后的30世纪里一个“大一统王国”的情况。这个国家里的人没有姓名,只有号码,生活按照统一的作息时间表,甚至性行为也是依照一种粉红色的小票上面写的号码的规定进行。小说的主人公503号曾经一度受到古代思想自由的吸引,但是在接受了思想手术后成功纠正了错误,坚信“胜利属于我们”。

  今天的人认为这部小说是在讽刺共产主义理想的荒谬,开创了“反乌托邦文学”。不过,虽然诸如像奥威尔在美英情报机关主持下编写的《1984》等反共小说的确是对于《我们》拙劣的模仿,但是但就这部小说来本身来看却并非如此。因为其创作的1921年正是苏联结束了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的时代。当时,苏联绝大多数人对于新经济政策很不理解。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中就有保尔认为新经济政策表明党已经背叛了革命而一度加入托洛斯基反对派行列的情节。苏联当局急需批判战时共产主义宣传新经济政策的作品。扎米亚金正是为了紧跟形势才写了《我们》,借未来社会影射战时共产主义的一些平均分配政策。

  不过,扎米亚金的确做得太过分了。其没有看到战时共产主义固然有一定的偏颇之处,但是还是为保证国内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大功的。而且他虽只是顺应新经济政策的政治需要批判战时共产主义,但作品本身确实给人的感觉是共产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行不通。在当时社会上的广大劳动者本来就对于新经济政策疑虑重重的情况下,这样一部恶毒咒骂战时共产主义中某种平均政策的作品自然也不会得到人们什么好感。曾经跟扎米亚金有过密切交往的高尔基看了这部作品以后表示其中不过是在发泄“老处女的愤怒”,鲁迅则称之为“旧智识阶级所特有的怀疑和冷笑”。因此,它虽然在当时苏联广泛流传,但是并没有正式发表,在国外一发表就成为西方国家攻击苏联的政治工具。

  从艺术手法上来看,《我们》也是非常拙劣的,其用了当时流行的科幻题材。但是,任何奇幻的题材均不能违背现实主义的原则,特别是在批判与讽刺的文学之中决不能把讽刺对象反对的东西强加到对方头上。《我们》当中大力批判的绝对平均主义也从来不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理想,不过是消费品极度短缺之下的无奈之举。诸如给每个人编号,凭票进行性行为的做法更是没有也不可能出现的。事实上,苏联在十月革命初期反倒曾经出现过一些过分推崇恋爱自由而导致男女关系放纵的问题。这种先把对手根本不赞成甚至反对的内容强加到对手头上然后再进行批判,是所谓“反乌托邦文学”共有的卑劣做法,也使得它们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可言了。

  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是,1931年扎米亚金出国定居是受到了斯大林的迫害而流亡。其实恰恰相反,当时他身体不好,给斯大林写信希望能够认识他出国治病,斯大林亲自批准了他的请求。针对西方人说他是流亡的白俄侨民的说法,扎米亚京进行了愤怒的驳斥,表示自己始终是苏联作协的成员,始终相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1935年的时候,扎米亚金还作为苏联作协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巴黎举行的文化活动家代表大会。更有甚者,从扎米亚金出国一直到他1937年到国外病逝为止,苏联方面一直按月给他发工资,他也一直按月寄钱交付苏联分给自己的住房的房租。这难道也能算是受迫害吗?

  普拉东诺夫1899年生于一个铁路工人家庭。家里共有11个孩子,普拉东诺夫是老大,所以他在14岁的时候就辍学当了童工。也正因为这种态度,其在十月革命爆发以后第一时间就表示了积极拥护,后来又志愿参加红军与白军作战。普拉东诺夫也是一个全方位的天才,在诗歌、散文和剧本三个方面均有成就。他最早是作为诗人登上文坛的,1922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浅蓝色的深处》,以一种浪漫主义激情歌颂革命和集体主义,最后的一部作品是未完成的结局神话题材剧本《诺亚方舟》,而成名作则是192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叶皮凡水闸》。其自视甚高,传说在一次调查时他在关于“您属于哪个文学流派”的问题下写道“自成一派”。

  不过,普拉东诺夫的作品虽然非常丰富,但是现在备受推崇的还是其《基坑》(也被译为《地槽》)。这部小说共9万多字,主要内容是工程师普鲁舍夫斯基计划建造一座能让全世界无产者都住进去的大厦,于是动员工人们挖地基。期间挖地基的积极分子们还去乡下搞集体化。他们依靠一只会打铁的熊去识别富农,因为这只熊是无产阶级。铁匠熊把富农们找出来之后,积极分子编了一只大木筏将富农们放逐的大海里。农村里只剩下了中农和贫雇农,集体化就搞成了。但是,人们却对今后的生活一筹莫展。现在不少人宣称,《基坑》是“反集体化文学”的开山鼻祖。

  但是,我们如果认真考察一下《基坑》的创作背景,就会发现未必如此。这部小说写于1930年,当时斯大林针对集体化的问题发表了《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严厉的批评了集体化初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普拉东诺夫写这部小说,恐怕不无紧跟政治形势做宣传的动机。如果要是我们透视这一时期其整个创作来看,普拉东诺夫在斯大林发表《胜利冲昏头脑》之前所写的电影剧本《司机》和《基坑》中的内容大体相同,但是却是以欢乐喜庆的大结局为告终。1929年其写的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系列特写中,也是以一种夸张的浪漫主义讴歌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如果因为普拉东诺夫在《基坑》当中用夸张的手法讽刺了集体化中的“左”倾错误就认定其是“反集体化的勇士”,恐怕缺乏依据。

  当然,就《基坑》本身和另外三部内容类似的小说《切文古尔镇》、《贫农纪事》与《初生海》来看,的确有和扎米亚金类似的毛病。既不管是作者主观上怎么想的,客观上都会给读者以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全盘否定的印象。当时普拉东诺夫曾经把《切文古尔镇》的手稿寄给高尔基,表示对于出版社批评这部作品中“对于革命的描写不正确而不能发表”的结论不服气。他宣称自己是完全拥护社会主义的,只不过批评了现实社会中的一些不良现象以促进社会主义更好的发展罢了。高尔基看了以后回信中说,作者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但是不管作者本人是怎么想的,小说中对于革命者的描写确实容易引起人们对革命的反感,即“我不认为您是有意这样做的,但毕竟是这样做了”。应该说,这个评价确实看到了普拉东诺夫这些作品的要害。

  在这里还需要说一下,现在流传的说法是斯大林看到普拉东诺夫发表的《贫农纪事》后批示:“小说实际是‘富农纪事’,作者是个坏蛋、畜生”。但是这种说法唯一的出处是1991年苏联公知写的一个段子。后来很多历史学家进行考证,发现根本就找不到这个批示。事实上,不管是斯大林还是苏联文学界对普拉东诺夫都是比较宽容的。其《贫农纪事》等一些作品引起争议以后仍然可以顺利发表作品,1937年出版了特写和短篇小说集《波图旦河》,卫国战争时间又出版了四部特写和短篇小说集,战后又出版了两本儿童故事集。所以普拉东诺夫受到残酷迫害一说实在难以成立。

  普拉东诺夫于1951年病逝,享年52岁。纵观其一生的创作,以浪漫主义激情讴歌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占了绝大多数,只有极少数作品是针对“左”倾错误的批判。因此,如果要是把他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的话,不能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只是那些批判“左”倾错误的作品不仅艺术价值较差,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作者的本意罢了。但是,苏联公知与今天的中国学者偏偏把这几部作品拿出来大吹特吹,把普拉东诺夫说成一个反共斗士。这恐怕不仅仅是无知,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偏见。

  施瓦尔茨于1896年生于一个医生家庭,国内战争期间是一个演员。其于1923年开始文学创作,1924年加入国家出版社儿童文学部后成为一个多产的作家。他几乎所有作品均是以童话或儿童故事为题材,包括小说《别人家的女孩》、《一年级小学生》和剧本《雪女王》、《两棵枫树》等。但是,施瓦尔茨众多作品中最出名的还是所谓“反极权主义三部曲”《皇帝的新装》、《影子》和《龙》(也被译为《蛇妖》)这三个童话剧本。

  《皇帝的新装》是把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和《豌豆上的公主》、《牧猪人》融合起来的一篇剧本。其主要写一位公主爱上了牧猪人亨利,但是被迫嫁给了邻国的国王。亨利去为皇帝做“不称职的或者愚蠢得不可救药的人就看不见”的结婚礼服,于是大臣们和皇帝本人都交口称赞。最后当皇帝光着身子出场时一个孩子的惊叫引起了一片混乱,亨利趁乱救出了公主。《影子》取材于安徒生同名童话,即一个学者让自己的影子去窥探公主,结果影子取代了学者。只是施瓦尔茨又增加了一个光明的结尾,当影子要杀害学者的时候,学者命令影子恢复了原状。《龙》主要是对于民间故事的改写,即恶龙每年要求献上一位少女做祭品。后来游侠兰斯洛特想要屠龙时遭到了全城居民的反对,害怕其激怒恶龙而导致报复。剧本的大结局是,兰斯洛特杀死了恶龙之后市长又攫取了胜利果实,他虽然又战胜了市长父子,但是感慨“最难的是杀死每一个人心中的恶龙”。

  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施瓦尔茨这童话剧三部曲是最早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联系到一起进行批判的,是影射斯大林,开创了“反极权主义文学”,并且因为这个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其实,这未免有一点儿想象力过于丰富了。这三部曲的确是反法西斯的,但是跟斯大林没有什么关系。比如说,像《皇帝的新装》当中就有皇帝鼓吹种族主义,宣称自己的民族才是最优秀的民族,并且反对犹太人等情节:

  皇帝 太可怕了l公主是犹太女人?

  教授 瞧您说的,陛下!

  皇帝 亚当不是犹太人吗?

  教授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陛下。我有材料证明,亚当是卡拉伊姆人。

  皇帝 就算是吧!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公主的血统必须纯正……

  试问,这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和斯大林有什么关系呢?虽然施瓦尔茨在斯大林时代也受到过一些批评,但是仅仅限于认为他的个别作品中过于低估了劳动人民的力量,而且对他的总体创作始终是肯定的。他的作品也可以一直顺利的发表。像我国最为熟悉的《一年级小学生》就是苏联战后对文艺界进行整顿最高潮的1948年发表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部儿童小说又很快被苏联方面推荐给中国,使之顺利译成汉语。其1953年写的童话剧本《两棵枫树》则被推荐给了越南,长期被选入越南的中学语文课本。事实上,最早宣称这几部童话是影射斯大林的说法出自1961年苏共22大上公开批判斯大林之后,而施瓦尔茨在1958年就去世了。反正死人不能说话,只有由着控制舆论的公知们去胡扯了。

  总之,将扎米亚金、普拉东诺夫和施瓦尔茨称为苏联前期“反共文学三巨头”不过是苏联公知们乱认祖宗的表现。他们的创作虽然比较复杂,但是总体来看很难说是反共的。甚至其中一些被视之为反共的作品非但不是“体现了反共的勇气”,而且恰恰是在迎合当时苏联政策的需要。至于他们受到的所谓迫害更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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