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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毛泽东在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中的关系——兼谈“鲁迅如果活着会怎样”

2017-02-27 18:24:21  来源:乌有之乡网  作者:pio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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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鲁迅之子周海婴撰写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记载,“1957年,罗稷南先生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回答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

  五十年前的罗稷南先生“惊出一身冷汗”,五十年后的学者精英、律师精英“喜出两个鼻涕泡”——又抓住了毛泽东的一个罪证。于是一改往日对鲁迅深恶痛绝的态度,假腥腥地为鲁迅先生的早逝庆幸起来。

  下面就讨论关于鲁迅先生和毛主席与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一些问题,顺便揭露一下精英们的丑陋嘴脸。

  (一)谈谈“反右”及相关的几个问题

  右派精英把“反右”比作秦始皇的“坑儒”,污蔑成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洗脑”、“愚化”,目的是巩固毛主席的“皇位”。这个说法很阴险,也很能欺骗受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影响的老百姓——他们对帝王将相们的手段很熟悉。

  我们就下面几个问题展开讨论。

  一、知识分子要不要改造?

  非常必要。别说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就是今天的知识分子也太需要改造思想。我上中学时就希望将来能上大学,大学毕业就是干部待遇——“学而优则士”。

  当干部有啥好处?不干活还多拿,人五人六,高人一等,“堂上一呼阶下喏”——封建等级、剥削思想。

  鲁迅先生的《孔乙已》、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甚至毛主席几十年的“劳动者最光荣”、“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的思想教育,到现在也没能战胜几千年前孔老二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流毒。

  今天,也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和改造。

  二、毛泽东排斥知识分子吗?

  这是个伪命题。不想做无谓的回答。看一段毛主席的讲话:

  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就不能活动。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我们学校就不能办。我们有许多报纸就不能出,我们的文学艺术,共产党就没有出梅兰芳,就没有出周信芳;大学教授就没有,工程师现在开始有一点,很少;技术人员开始有一些进了共产党,大批的还是党外人士。

  所以,我们几百万知识分子,不管他多么动摇,但是,是有用之人,是我们人民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现在只有他们当教员,没有别的教员,因为他是上代遗留下来的,是社会遗下来的。论他们的出身都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但是可以教育过来,我们不要搞唯成分论,鲁迅也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马克思就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列宁也是,那怎么得了呀?这就不能讲唯成分论。因为现在,他们——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没有社会根子了,他们的社会基础、他们的社会根子,我们已经挖了,现在他们就像降落伞一样,吊在空中了,所以就便于改造,并不要怕他们。(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二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三、毛泽东要把知识分子往什么方向改造?

  向无产阶级文化方向改造,而鲁迅的方向就是无产阶级文化方向。

  毛泽东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作谈会上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要为人民大众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并号召造知识分子以鲁迅为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知识分子的方向就是毛主席的“为人民大众服务”,就是鲁迅先生的“俯首甘为孺子牛”。

  四、知识分子为什么要为人民大众服务?

  因为劳动人民养活了官员、资本家和知识分子。有些东西说是他们养活了劳动人民,那么,没有官员、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原始社会,劳动人民是不是都饿死、冻死了?知识产生于劳动,整个人类发展史就是制造劳动工具的历史。最初的知识传承也是在劳动实践中完成,后来由于劳动技能和知识的不断增加,才产生了专门学习劳动技能的学校和专门从事劳动技能传承和发展的知识分子。所以,知识服务于劳动。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的一员,并非是一个高贵于劳动人民的什么特殊群体。

  然而,孔老二横空出世,胡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知识分子便逐渐脱离劳动人民,成了剥削阶级的帮闲、幕僚。知识也成了他们在劳动人民面前炫耀的资本。后来竟畸化成为只学八个人的文章,一朝金榜题名,就位极人臣,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而且封妻荫子,鸡犬升天。——一个孔乙已、一个范进就把整个罪恶的科举制揭露的淋漓尽致。

  “为人民服务”就是让知识服务于劳动和劳动人民,让知识分子回归劳动人民队伍。这是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本质回归,谈不上什么“先人后己”、“舍己为人”。然而到了精英嘴里就成了“迫害”。

  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十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

  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阶级,我们这个国家要向什么方向去,他们不懂这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说中国有五张皮,旧有的三张,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过去知识分子就靠这三张皮吃饭,此外还靠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一个小生产者所有制。我们上一回民主革命,不过革那三张皮而已,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社会主义革命革两张皮:民族资产阶级所有制同小生产者所有制(小资产阶级所有制)。这五张皮现在都不存了,老皮三张久已不在,新皮二张也不存了,现在剩下什么皮呢?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个公有制这个皮。当然这又分两部分,一个全民所有制,一个集体所有制,现在靠谁吃饭?民主党派也好,大学教授也好,科学家也好,新闻记者也好,是吃工人的饭,吃集体农民的饭,是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总起来是吃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饭,吃公有制的饭。

  脱离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教育必然走向岐途,知识又成了“敲门砖”。我赶上了国家包分配的“末班车”,考上大学就是“中状元”的感觉——一切都有了。现在不包分配了,是不是就走上正轨了?我有一个亲属,今年毕业,我去他那找本书,他慷慨的说:“都拿去,我已经告别看书的年龄了”;再看看每年学生毕业期间,废品收购站里堆积成山的教材、资料,就知道现在的教育就是浪费青春和树木、肥了书商和废品收购站的事业。

  五、毛主席如何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就是被“伤痕派”所诟病的“上山下乡”、蹲“牛棚”。我一直相信毛主席采取“知识分子和工农劳动相结合”的改造方式,就有受鲁迅先生影响的成份。鲁迅先生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写道:

  这样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是毫不足惜的。当革命文学的运动勃兴时,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忽然变过来了,那时用来解释这现象的,是突变之说。但我们知道,所谓突变者,是说A要变B,几个条件已经完备,而独缺其一的时候,这一个条件一出现,于是就变成了B。……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称突变过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不久就又突变回去了。

  (旧知识分子)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最近左联的提出了“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就是对于这一点的很正确的理解。

  当右派们发现跟着毛泽东非但吃不到劳动者供献上来“黄油面包”,而且还要受“大字不识一萝筐”的工人、农民领导。于是他们无法容忍了,要复辟——复辟到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朝得第,封妻荫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士大夫时代。

  鲁迅先生早就看穿了他们的嘴脸:

  我少年多看俄国、波斯、荷兰等国的小说,深知他们亦时常起来革命,但是他们的思想,终是不符事实,……如俄国的文学家,他们到革命成功了,就逃到别国去过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未革命以前,以革命为神圣的、应当的;不知达到了目的,每餐只有两块面包,到不如前日的生活舒服,所以他们垂首丧气的漂泊在他乡。再讲我们中国,在民国未成立以前,一般人士均热烈提倡革命;到了革命成功,一般下等阶级人民,均站立起来了,而主持革命的人,到不如不革命自由。所以现在中国产生了一班遗老,他们均痛恨革命。

  无耻酸儒们反而造谣说,毛主席要把他们为民请命的“铁骨”,改造成只会为毛主席歌功颂德的“软骨”。他们个个成了大义凛然、不畏强权的民族脊梁、志士仁人。

  今天,洋人、贪官、资本家残酷压迫工农群众,“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右派精英们,非但不替劳动人民说一句话,反而无耻的说是“替富人说话,给穷人办事”。

  十月二十五日在鲁迅先生在上海劳动大学做《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时说:

  几年前有一位中国大学教授,他很奇怪,为什么有人要描写一个车夫的事情,这就因为大学教授一向住在高大的洋房里,不明白平民的生活。欧洲的著作家往往是平民出身,所以也同样的感受到平民的苦痛,当然能痛痛快快写出来为平民说话,因此平民以为知识阶级对于自身是有益的;于是赞成他,到处都欢迎他,但是他们既受此荣誉,地位就增高了,而同时却把平民忘记了,变成一种特别的阶级。那时他们自以为了不得,到阔人家里去宴会,钱也多了,房子东西都要好的,终于与平民远远的离开了。他享受了高贵的生活,就记不起从前一切的贫苦生活了。——所以请诸位不要拍手,拍了手把我的地位一提高,我就要忘记了说话的。他不但不同情于平民或许还要压迫平民,以致变成了平民的敌人。

  今天再读此文,发现我们要说的话,几十年前鲁迅就替我们说了。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同样是鲁迅先生的主张。

  (二)鲁迅会反对“民主集中制”——即右派说的“专制”吗?

  一、毛主席“专制”吗?

  这个问题已不需要我做深入讨论。只摘录几段毛主席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希望把我们国家造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提,不要使人不敢说。我们这些人有错误缺点必须改,不改就不行,因为没有道理,无论党还是政府,都不实行官僚主义,不能强制人们做那些没有道理的事。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我相信,人民的政治情况,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就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这样,我们的文化、科学、政治、经济,我们整个国家,就一定可以比较快地繁荣发展起来。

  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批评是好的,没有批评,压制批评就不好。斯大林就是犯这个错误。斯大林做了许多好事,但是他做了一些坏事,他混合这两者,拿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人民,人民内部的矛盾,说不得政府的坏话,说不得共产党的坏话,一说坏话,风吹草动,就说你是特务,把你抓起来。所以现在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示威游行、请愿。但是我们要反对官僚主义,要克服官僚主义,那什么罢工、罢课这些东西就会少的,但是怎样也要有。那怎么办?有就用对付人民内部的方法来对付。

  一个地方罢了工,我们就去嚷:“嗨,你破坏党的领导!”知识分子批评了我们,我们就责问他:“你要涣散无产阶级的队伍吗?你要破坏党的领导,破坏民主集中制吗?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吗?”到处拿这文章做挡箭牌。这行不行呢?这就不行。我们在原则上不提倡罢工罢课,不提倡错误的文章,不提倡有毒素的戏等等,但是事实上发生了一些个别的罢工罢课,报纸上登了一些个别错误的文章,戏台上演了一些个别不好的戏,对于这些现象采取放的方针,采取说服教育的方针,没有大害,反倒有利;采取压的方针,反倒不利。这样的方针比较容易调整社会秩序,调整领导者跟被领导者,政府跟人民,党跟人民的关系。这种调整的结果,正是巩固了党,巩固了民主集中制。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并是说就可以任意鼓吹封建、剥削、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样的流毒对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今天的现状已经充分证明。所以毛主席又说:

  我们中国民族,是个好民族。这个民族是很讲道理的,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我们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既集中统一,又是生动活泼;有民主,又有集中;有自由,又有纪律。两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要把人家的嘴巴封住,不准人家讲话。应该提倡讲,应该生动活泼。对大多数人是言者无罪,不管你怎么样尖锐,怎么痛骂一阵,也没有罪。不受整,不给穿“小鞋”。“小鞋”要给右派穿。

  这也是鲁迅先生的观点:

  说起大众来,界限宽泛得很,其中包括着各式各样的人,但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由我看来,其实也并不如读书人所推想的那么愚蠢。他们是要智识,要新的智识,要学习,能摄取的。当然,如果满口新语法,新名词,他们是什么也不懂;但逐渐的检必要的灌输进去,他们却会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许还赛过成见更多的读书人。……不过也不能听大众的自然,因为有些见识,他们究竟还在觉悟的读书人之下,如果不给他们随时拣选,也许会误拿了无益的,甚而至于有害的东西。所以,“迎合大众”的新帮闲,是绝对的要不得的。

  二、鲁迅先生反对“专制”吗?

  除了权贵,恐怕没人喜欢专制。 然而,鲁迅先生在《关于知识阶级》中说道:

  在原始时代酋长的命令是不能反对的,无怀疑的,在那时酋长带领着群众并吞衰小的部落;于是部落渐渐的大了,团体也大了。一个人就不能支配了。因为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在古时野蛮民族常侵略文明很发达的民族,在历史上常见的。现在知识阶级在国内的弊病,正与古时一样。

  总之,思想一自由,能力要减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现在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这是知识阶级本身的缺点。

  可以看出,鲁迅先生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化的。如果在“专制”的强秦和“民主”的弱宋之间选一个,鲁迅先生一定会选择强秦。因为鲁迅先生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和毛主席等人一样,信仰什么主义首先要看这个主义能不能使民族独立和富强,决不会把个人自由凌驾在国家之上。

  一些网上开博的学者、律师竟能意测“但依鲁迅的性格,要他闭上嘴巴不‘呐喊’,估计是很难做到。看来,倘使他能活到建国后,也只有坐牢的份了”。而且惺惺作态,“ 鲁迅虽然遭过国民党的通缉,但没有坐过国民党的牢。如此看来,鲁迅的早逝,不但不是个人的悲剧,反而是人生的‘幸运’。”

  建国后,鲁迅先生“呐喊”什么呢?和大右派罗隆基、储安平们一道鼓吹“民主宪政”吗?鲁迅先生作为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会因为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坐共产党的大牢?所谓的学者、律师如果不是不学无术,就是故意蛊惑“毛泽东比蒋介石国民党还残暴、还专制”的谣言。

  笃信英国的民主制度、要求走军队国家化和民主宪政的大右派储安平,曾经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办报批评国民党腐败政治。有人就把储安平比作鲁迅,这其实是无知。

  鲁迅先生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明确指出:

  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因为他生长在这正在灭亡着的阶级中,所以他有甚深的了解,甚大的憎恶,而向这刺下去的刀也最为致命与有力。固然,有些貌似革命的作品,也并非要将本阶级或资产阶级推翻,倒在憎恨或失望于他们的不能改良,不能较长久的保持地位,所以从无产阶级的见地看来,不过是“兄弟阋于墙”,两方一样是敌对。但是,那结果,却也能在革命的潮流中,成为一粒泡沫的。对于这些的作品,我以为实在无须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学,作者也无须为了将来的名誉起见,自称为无产阶级的作家的。

  鲁迅先生上面说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就是指储安平等人。储安平的西方宪政理想听起来很好,然而并不现实。原因就是张宏良教授所说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不允许我们跟着他们“姓赵”。所以毛主席说:“我们增加一吨钢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就高兴。你美国增加几百万吨钢,我也不高兴,你越多我越不高兴。你增加那么多钢,干什么呢?你增加那么多钢就很危险,要打我们的。我们有些知识分子,还在那里吹美国钢!钢!钢!那么多!这是我们要说服他们的。”

  三、鲁迅先生反对利用“专政”手段推行无产阶级文化吗?

  鲁迅先生写道: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毫无疑问:鲁迅先生支持用“专政”手段推行无产阶级方化运动。

  四、鲁迅先生反对官僚主义吗?

  这是毫无疑问的。官僚主义是反人民的。在这一点上鲁迅先生是和反了一辈子官僚主义的毛主席是共通的。如果鲁迅先生活到文革,看到毛主席晚年不惜发动打倒整个官僚集团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被毛主席称为“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视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政治远见”的鲁迅先生,决不会象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不理解;更不会要等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待资改派全面复辟时,才发现毛主席发动“文革”的伟大意义。

  官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是对立关系。

  综上所述,鲁迅先生如果活到“反右”时,绝不会反对毛主席和无产阶级专政。

  再假设鲁迅反对了毛主席,就会进牢房吗?

  毛泽东在下面的讲话和文章里阐述了对“右派”的政策。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对社会上有许多错误议论,我们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究竟那个是对的,那个是不对,我们只有这样一个方法,别的方法都是不要。而现在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呢,就是继续过去那种方法,或者叫做军法从事,……这个办法不行了,这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在现在呢,不是对付敌人,而是对付人民内部的问题,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民族资本家,大学教授、医生,这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行了。

  一九五七年五月,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

  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强烈地表现他们自己的,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的方法。但是必须估计到他们的大多数较之解放初期是大有进步了。他们对我们提出的大多数批评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任他们。必须给予职权。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是对的就应该接纳。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企图摆脱这种领导。而只要没有这种领导,社会主义就不能完成,我们的民族就要受到绝大的灾难。

  为什么不争取右派?要争取的。只有他们感到孤立的时候,才有争取的可能。现在他们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们企图灭掉共产党,那肯就范?孤立就会起分化,我们必须分化右派,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有些人健忘罢了。

  是不是大“整”?要看右派先生们今后的行为作决定,毒草是要锄的,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整”人又是一件事,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什么叫严重违法乱纪?就是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而这种损害是在屡诫不听,一意孤行的情况下引起的。其他普通犯错误的人,更加是"治病救人"。这是一个恰当的限度,党内党外一切如此。“整”也是治病救人。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的讲话:

  现在我们取得了全国的胜利,政权是巩固的用摆事实讲道理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找到了适合阶级斗争的形式,今后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整风也好,建议也好,都可以用辩论形式解决。不仅与中间派一道,也与右派一道,农村与地主、富农一道,上报,骂的狗血淋头,“党天下”“下轿”等,这是好的形式,容易发挥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责任心。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可能有相当多数的右派分子,他想通了,大势所趋,他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置工作。右派因为他反对社会主义,他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当作过去对地主,对反革命派那样来办,基本的标志就是不取消他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譬如林希翎那样的人,现在做什么工作呢?她在人民大学扫地。劳动改造,那是个别的人。但是你要费孝通,还有人民大学的吴景超去劳动改造,那怎么行呢?那总不好吧。这么大知识分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现在我们的干部许多要去劳动,北京就放了几万人下去,一定要做几年工,也算劳动改造吧。将来大学生要先做几年工,不然一辈子就没有做过工,没有种过田。当然,我不是在这里宣布吓你们,要你黄炎老、陈垣先生、张文伯都下去做苦工。

  右派许多人是有才干的,在这一点上我倒还相当赏识他们。不过他这个才干用来反共反社会主义就不行了。怎么样把他们改造一下?比如费孝通,我跟他谈过,我说,你可不可以改一下呀?

  右派中间那些不变的,不愿意脱胎换骨的,大概章乃器就算,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我们说你还不行,你是白色,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

  右派估计到了,他说,这个风潮总要过去就是了。很正确呀,你不能老反右派,年年反,天天反。比如现在北京这个反右派的空气就比铰不那么浓厚了,因为反的差不多,不过没有完结就是了。不要松劲。有些人死不投降,像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将来还说服他,说几次,他一定不服,你还天天开会呀?摆到那里,听他怎么办。我们采取不捉人,而且又不剥夺他的选举权的办法,对于这些人,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分化他,那么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怎么办呢?那也就算了,他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多数人要向前进,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了,我们这个国家的面貌会有改变的。

  以上就是毛主席对右派采取的“批评从严,处理从宽”政策,经过近三十年不间断的加工、揉捏、发酵、膨化,就变成了秦始皇的“坑儒”。当年右派把毛主席比作秦始皇的说法传到毛主席耳中,毛主席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的比他多。……我看有四万六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坑掉了”。这句话被反动派们珍藏在“保险箱”里,作为毛主席残害知识分子的“罪证”。

  罗稷南版“鲁迅活着会怎样”,被右派精英们反复炒作,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就信以为真。毛主席在1957年3月10日 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谈到的这个话题,才是毛泽东版“鲁迅活着会怎样”: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现在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的。俗语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我的同乡成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

  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反右的时候,挨整就是批判和劳动。

  “政治设计院”的章伯均、“平反委员会”的罗隆基、“党天下”的储安平,这几个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代表、右派的“老祖宗”,都没进牢房,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却要进牢房,这是根本不值一驳的谣言。况且,对“右派”的改造,就是要把罗隆基、章伯均、储安平等改造成为“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

  毛主席谈话里的“有人问”的“有人”,不出意外,就是罗稷南。现在流行的版本就是把毛主席上面的回答肢解分割、提炼浓缩、醋醺盐渍、杂烩冷拼后端上桌面的。造谣、污蔑、断章取义本来就是右派精英们的惯用伎俩。

  都说改革三十年来科技、文化领域没有一点创新,原来他们的创新精神都应用到历史研究领域了。一些连琐屑小事都不可能知情的所谓原中南海警卫、清洁工等,也不甘寂寞,大曝“秘闻”、“内幕”,学者、律师利用上厕所的 “空儿”, 蹲在马桶上,和着大便的气味,就能创作一个绝对真实,不容置疑的历史事件。

  再假设鲁迅活到文革会怎样?

  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还要继续革命——也是鲁迅先生的观点。

  毛主席建国后,发起的一次次运动——小革命,最后发展到对执政党自身的大革命,最后连当年在党旗下宣誓“为共产主义献身”的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们都不理解了。陈毅曾经问周恩来:“我们当初干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革命经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后,干嘛还要这么折腾?”

  陈毅在红军时期也曾写过“血雨腥风应有涯”的诗句,可见在大多人眼里,革命只是一次“起义”。起义胜利的一天,就是革命“结束”的一天。殊不知革命要贯穿整个人类历史。革别人的命容易理解,革自己的命就不容易明白了。所以到了普通人眼里,就成了“鸟尽弓藏,免死狗烹”。

  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讲座中谈到:

  江苏浙江谈到革命二字,听的人都很害怕,讲的人也很危险。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凡是至今还未灭亡的民族,还都天天在努力革命,虽然往往不过是小革命。

  鲁迅也曾经批评过成仿吾关于“革命”的宣传:“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对于革命的理解,鲁迅先生和毛主席一样深刻,现在一些自以为比鲁迅先生更高明的所谓学者、专家,实际上连看懂鲁迅文章的水平都没有。

  二、鲁迅先生如果活着,将继续同资产阶级腐朽文化进行战斗

  三十年代,蒋介石向工农红军发动军事围剿的同时,也发动了对无产阶级文化的围剿。在工农红军反对围剿的战斗过程中,确定了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的军事上的正确路线;在无产阶级“左翼”文学家的反围剿的斗争中,确定了以鲁迅先生为领袖的无产阶级文化战线的正确方向。毛主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先生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中指出:

  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

  鲁迅先生又在《上海文艺之一瞥》对腐朽的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进行了深刻批判:

  那时的读书人,大概可以分他为两种,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只读四书五经,做八股,非常规矩的。而才子却此外还要看小说,例如《红楼梦》,还要做考试上用不着的古今体诗之类。……所以君子们的行径,在才子就谓之“迂”。

  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见了婊子。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青姑娘聚集在一处,样子很有些像《红楼梦》,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贾宝玉;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当然是佳人,于是才子佳人的书就产生了。……

  佳人才子的书盛行的好几年,后一辈的才子的心思就渐渐改变了。他们发见了佳人并非因为“爱才若渴”而做婊子的,佳人只为的是钱。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钱,是不应该的,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伏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当,还占了她们的便宜,叙述这各种手段的小说就出现了,社会上也很风行,因为可以做嫖学教科书去读。这些书里面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加)呆子,而是在婊子那里得了胜利的英雄豪杰,是才子+流氓。

  现在的中国电影,还在很受着这“才子+流氓”式的影响,里面的英雄,作为“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头滑脑的,和一些住惯了上海,晓得怎样“拆梢”,“揩油”,“吊膀子”的滑头少年一样。……

  这时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胡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不再都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然而鸳鸯胡蝶派作为命根的那婚姻问题,却也因此而诺拉(Nora)似的跑掉了。

  一方面是留学过美国的绅士派,他们以为文艺是专给老爷太太们看的,所以主角除老爷太太之外,只配有文人,学士,艺术家,教授,小姐等等,要会说Yes,No,这才是绅士的庄严,那时吴苾先生就曾经发表过文章,说是真不懂为什么有些人竟喜欢描写下流社会。

  ……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毛主席领导的军事路线的全面胜利;然而,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鲁迅先生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阵营与资产阶级文化阵营的战斗,并没有彻底胜利。二者之间的战斗,一刻也没有停止,到了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又处于类似鲁迅先生《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所描述的境地,然而,无产阶级文化也如鲁迅先生形容的那样,“是荒野中萌芽”,刚开始显露勃勃生机。

  新中国成立后,痛失主将——鲁迅的无产阶级文化阵地一度被资产阶级文化所占领。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戏剧要推陈出新,不要推陈出旧。一天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一类。”他还拿上发表着姚文元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的题为《略论时代精神问题》的《光明日报》递给刘少奇看,说:“我们的戏剧电影阵地,全让给资产阶级了,这些部门都是他们的人。无产阶级进不去。这篇文章提出了时代精神是以主要的革命潮流为主的。如果不这样讲,就是地富反坏右也会有他们的时代精神了。”

  周扬在同年十月的戏曲工作会议上就说:“主张演鬼戏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思想,正像彭真同志所讲的:戏曲特别是京剧,适合于表现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嘛。在艺术的问题上可是不能强求和硬性规定。那样下去,就会打乱了艺术的规律。”

  江青把这些给毛泽东汇报以后,毛泽东说:“放屁!解放十多年了,无产阶级拿不出自己的东西,这是我们的耻辱。这些人,我看他们像这样走下去,永远也过不了社会主义的关。”他想了很久。才对江青说,“我看还是你下去,亲自抓一些戏剧改革的典型出来,给他们树立几个样板看一看。用无产阶级自己的东西把资产阶级、封建主义彻底打下去。”

  刘少奇听到毛泽东的一系列对文艺工作的批评后,于1964年1月3日召开了中央文艺座谈会,讨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问题。

  毛泽东看了这次座谈会的报告,说:“名义上是贯彻我的指示,实际上是抵制。这些人已经习惯了对我们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我看,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都轰下去,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住机关,否则写不出东西来。不下去不给开饭,看他们怎么办?……我劝你们这些人都去看看江青搞的戏,给她一个支持。这不是支持我,是支持革命。”

  江青开始主抓无产阶级文化“样板戏”的全面工作,江青从此走向政治前台,成为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角。毛主席事实上又兼任了无阶级文化阵营的新主将,向着已占领无产阶级思想文化阵地的资产阶级文化,发起全面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革命。

  如果鲁迅先生活着,无产阶级“左翼”文化断不会遭受那十多年的挫折,更无需毛主席继任无产阶级文化主将。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连续看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等江青亲自指导过的戏剧,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毛泽东翘起大拇指,夸奖道:“好,你们演得好,比起那些帝王将相来,我看好多了。这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呢。”

  观摩中,彭真、陆定一和周扬等人多次说:“江青搞的那几个戏粗制滥造,根本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调演时大家看看还可以,演完之后也就结束了。”

  陆定一说:“这些东西,非骡子非马,有什么看头,还是传统的东西过瘾。”

  周扬在总结这次调演时,说:“我们认为,过去我们所提出的挖掘传统、抢救遗产、提倡流派、拜师等等,这些做法并没有错,还是正确的。”

  毛泽东多次对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工作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中宣部在陆定一的领导下已经变成了阎王殿,压制着一大批红小鬼。……周扬这个人早年跟着王明那些人走,三十年代反对鲁迅,和鲁迅几乎闹得势不两立,这是一个什么问题?我看是他自己本身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一个修正主义者。”

  1966年11月28日,周恩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作了一个讲话:“我国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

  这就指出了六十年代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三十年代鲁迅先生领导的无产阶级“左翼”文化运动的继续。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上,毛主席的方向也是鲁迅的方向。只不过后一次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由党的最高领导人发动,用“人民民主专政”手段保证执行的,所以影响程度之巨、范围之广,是前一次无法比拟的。

  毛主席多次建议党内同志多读鲁迅先生的书,而《鲁迅全集》在当时是唯一能和《毛选》并列的书籍。 毛主席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又写道:“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结尾的话

  孙中山先生去世时,留下遗嘱——“革命沿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看到即得利益的国民党大员们只顾争权夺利、转向反动时,鲁迅先生挥笔写道:“在他们看来,革命早已成功。”

  毛主席进北京之初,告诫全党——“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在毛主席去世后,资改派立刻砍掉毛主席制定的工业和国防建设上的重大项目,转向“吃喝玩乐”的资产阶级经济方式。如果鲁迅活着,一定会挥笔写道:“在他们看来,万里长征早已走完了最后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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