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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一民:1967年王、关、戚被抓缘由

2017-01-09 11:03:23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邹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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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说:“关锋一直认为,抓“王、关、戚”的事情主要是总理搞的。我说不是,总理在江青认为我在整她‘黑材料’的时候,还为我说过话呢。关锋说,你这个人,不要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摘自《戚本禹回忆录》第三部分第二十七章 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 4、周总理和我)

  1967年,外事口和外交部的激进派受“打倒一切”极左思潮的影响,以陈毅当时的不当言论为由,妄图“打倒陈毅”。毛主席认为,对陈毅等老干部“可以烧一烧,但不能烧焦”,主张对陈毅要“一批二保”。周总理千方百计地设法“保护陈毅”,主张“先批判,后定性”。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关、戚支持激进派“打倒陈毅”。他们觊觎插手外交部的运动。戚本禹说:“有一次,总理问我,外交部你认识的人中有哪些人可以重用?我向他介绍了我所知道的几个人。钱其琛,他是我在上海地下党时的小领导,很聪明,又能干;李道豫,他是我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地下党的战友,等等。”(摘自《戚本禹回忆录》第三部分 第二十七章 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 4、周总理和我)

  据笔者所知,文革时,钱其琛在高教部任职,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任参赞负责留学生工作;上世纪70年代文革基本结束后才调入外交部领导新闻司。李道豫(晚清重臣李鸿章一位弟弟的重孙)当时与笔者同在外交部国际司一处(主管联合国事务)工作,是科员,文革初期观点摇摆不定。上世纪八十年代,李道豫才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九十年代任中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和驻美国大使。当时他们没被戚本禹相中。

  事实上,“王、关、戚被抓”与陈毅问题有牵连。196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总理主持的会上,陈毅、谭震林副总理等老革命对激进派批斗老干部的极左行径深感愤怒,发表情绪激动的讲话。毛主席获悉后于19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与会者严厉批评了陈毅、谭震林等老干部。3 月14 日,首都红卫兵举行万人游行示威,高呼“反击二月逆流”,扬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3 月20 日,《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新闻电影片中剪掉了陈毅的镜头。3 月27 日,首都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誓死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4月初,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在大街上贴出“炮轰陈毅”大字报,宣称陈毅在“在‘二月逆流’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表现很坏”。北京外国语学院等一些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积极响应,喊出“打倒陈毅”的口号。

  1967年4月外交部和外事口的文革围绕着陈毅问题而展开,形成两大派:激进派(主张“打倒陈毅”)和稳健派(主张“批判陈毅”)。

  外交部共有2300多名工作人员,不包括驻外人员和部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其中25%为部、司、处级领导干部,其余为一般普通人员,即科员或工勤人员。1966年12月外交部只有一个全部性的群众组织,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联络站》),领导外交部文革运动。有65%的人参加这个组织。1967年1月《联络站》核心组夺了部党委的权。事后,周总理对《联络站》“夺权”的定位是“夺运动的领导权和业务的监督权”。

  1967年4月《联络站》核心组却仿效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作法猛烈炮轰陈毅。他们认定,陈毅是外交部“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的总根子”, “陈毅是外交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在对外事务中推行“刘、邓、陈‘三降一灭’修正主义外交路线”,主张“坚决打倒三反分子陈毅”,“誓死与陈毅血战到底!”

  4月10日,㚈交部出现一个稳健派群众組织,名为巜革命造反总部》(简称《总部》),成员来自总务司交通科、亚非司、国际司、礼宾司、办公厅文印处、政治部调干支部、业余学校、总务司供应处以及世界知识出版社、印度研究所等部属单位,大約有200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机关工人。他们不同意打倒陈毅,认为:陈毅犯有严重错误,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必须发动群众进行深入的揭发和批判。他们口号是“陈毅不投降,就坚决打倒他”。

  在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把同意或不同意“打倒陈毅”、“ 打倒陈、姬(鹏飞)、乔(冠华)”(姬和乔当时是副外长),作为外交部运动中“革(命)与保(守)”的标准。同意的人是“造反派”,不同意的被扣上“保皇派”的大帽子。

  在外事口出现同样的情况,群众组织也分为两大派。4月13日,外交部《联络站》和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等35个单位的激进派组织成立《批判陈毅联络站》(简称《批陈联络站》)。他们宣称要打倒陈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与此同时,国务院外事政治部《革命造反委员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红旗造反团》、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等稳健派牵头组建《外事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委员会》(简称(《外事联委》),主张批判陈毅。

  书写到此,笔者不得不引出一位“达人”——姚登山。姚登山(1918年-1998年)山西襄汾人。20 岁时在家乡参加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姚在山西家乡一带打游击,抗击敌人,担任过游击队长和县委书记,建国后调到外交部。文革爆发时,姚登山为我国驻印尼大使馆临时代办(当时是使馆一把手)。印尼右派军人集团掀起大规模镇压印尼境内的爱国华侨,并包围和封锁我国大使馆。姚登山领导我使馆人员抗击印尼当局的暴行,被印尼政府“驱除出境”。4 月30 日姚登山率领我国使馆部分人员回国,他们被誉为英雄。当他们抵达北京时,在机场受到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政府领导人以和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以及数千群众英雄式的热烈欢迎。第二天在天安门城楼“五一”焰火晚会上,毛主席接见他,后来江青也来了,并照了相。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一张大相片:姚登山左手挽着毛主席,右手挽着江青,站在毛泽东与江青中间,颐指昂然。国内新闻媒体称姚为“红色外交战士”。被毛主席接见过、头戴“红色外交战士”桂冠的姚登山心怀谋算地参加外交部《联络站》,成为响当当的“造反派”。之后,姚登山在外交部、有关涉外部门以及大专院校作“抗暴斗争”报告,显示他领导我国使馆人员“敢于斗争,敢于造反,敢于革命,敢于胜利”。他还头脑发热,身体力行地胡乱“造反”。1967年5月-8月期间,他多次受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却不思悔改,后被隔离审查四年(1967年9月-1971年6月),坐牢九年(1971年6月-1980年8月)。这些都是后话。

  参加《联络站》后,姚登山和《联络站》核心组进入携手合谋时期。5月11日,外交部《联络站》联合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六·一六》、《井冈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驻外使领馆《九·九兵团》、中侨委和归侨等9个单位的红卫兵组织发起在天安门及北京主要街道搞游行示威,高举“打倒陈毅”的大幅标语。他们游行到中南海,向周总理施压,要中央同意让陈毅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实为“公开批斗陈毅”。姚登山积极支持和参与。

  当天深夜至12日凌晨,周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室紧急接见了上述组织的代表,同他们连续进行了5个多小时的谈话。周总理明确指出:“揪陈毅,中央不同意。(陈毅)有错误可以批判,但揪人不行。”周总理严厉批评他们的极端行径。关于召开“批判陈毅大会”一事,周总理原则同意,指示待安排妥当后开会。

  5月16日后,外事口一些院校的激进派组织贴出矛头指向周总理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如:“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绝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

  6月10日外交部《联络站》召开“彻底砸烂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修正主义特权阶层誓师大会”。

  由于《联络站》核心组夺权后推行极左路线,组织内部出现离心倾向。6月份《联络站》内的一些反对派(来自业余学校、领事司、条法司、苏欧司、干部司、亚非司、美洲和澳洲洲司、第二亚洲司等部门的科员,大约有一百多人,全部是知识分子)认为,《联络站》核心组1月夺权后犯了严重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联络站》核心组还在沿着这条错误路线继续往下滑。他们决心另起炉灶,于6 月10 日成立《攀险峰野战兵团》(简称《攀险峰》)。对陈毅问题,《攀险峰》的口号也是:陈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在政治上,《攀险峰》的观点与《总部》基本一致,成立后与《总部》并肩战斗。

  至此,外交部人员分成两大派,分属三个群众组织。

  7 月8日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和研究室王海容、刘华秋和陈德和等十一人(其中有《联络站》队员)贴出关于《对陈毅要“一批二保”》的大字报。大字报认为,中央对陈毅是:“一批二保”。对这一精神,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切实领会,紧紧跟上。他们认为,陈毅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对他的错误要进行无情的揭露,彻底的批判,真正把他的错误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并切实肃清他的影响和流毒。尽管陈毅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有时站错了队,但全面地、历史地看,从现有材料看,总的说来他还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是三反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还是跟毛主席走的。对他的错误的批判,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一看二帮。完全拥护周总理“先批判后定性”的指示。

  王海容是毛泽东主席的表侄孙女。她是外交部的一位年青科员,在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工作,从事分析和研究国际形势。她常有机会去中南海向毛主席反映外交部的运动情况。

  为使运动正常健康运转,周总理多次召集外交部两大派《联络站》(夺权组织)(主张打倒陈毅)与《总部》和《攀险峰》(主张批判陈毅)等三个群众组织的代表开会,研究“批陈(毅)会议”的具体安排。周总理建议,先由外交部两派的三个群众组织联合召开几次小会批判陈毅,然后由外事口两大派群众组织《批陈联络站》(主张打倒陈毅)和《外事联委》(主张批判陈毅)分别召开一次大会批判陈毅。周总理认为,通过批判陈毅,两大派统一看法,取得一致意见,最终实现革命大联合。外交部《总部》和《攀险峰》和《外事联委》遵照毛主席“一批二保”的指示,接受周总理的安排。外交部《联络站》(夺权组织)和外事口《批陈联络站》(激进派)认为陈毅是“三反分子”,主张坚决打倒陈,先打倒后批臭。为造声势,他们要先开大会批斗陈毅,并要挟周总理不批准另一派群众组织召开有关陈毅的批判大会。周总理和外交部广大群众坚决反对激进派的作法,所以有关陈毅的大、小会议迟迟未能举行。激进派急不可待,决定采取更加极端的作法,妄图强逼周总理满足他们的极端主张。

  7月15日(至8月5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和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二百余名激进红卫兵组成所谓《揪陈大军》,来到位于东交民巷30号的外交部(内部办公地点)门口安营扎寨,妄图揪出陈毅。

  7月18日首都红代会《批陈联络站》发表声明,坚决支持《揪陈大军》的“革命行动”,“强烈要求陈毅必须立即滚到群众中来,接受批斗”,“不打倒陈毅,誓不罢休”。

  8月2日(至5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造反兵团》(极端派)头头刘令凯等十余人组成小分队强行冲入东交民巷15号外交部(部长办公和接待外宾的地方),封锁外交部大门,不准人员进出。外事活动被迫中断和取消,在国内外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

  8 月4 日下午和傍晚,谢富治副总理分别召见《揪陈大军》代表和北京外国语学院极端派小分队代表,宣布中央同意让“陈毅出来参加批判会”。次日这两拨人无奈撤离外交部。

  在此关键时刻,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与“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相遇了。

  同日下午,北京市新闻界和电影界的造反派举行《首都电影、新闻界支援港九同胞斗争大会》,声讨港英当局暴行。《中央文革小组》组员关锋和戚本禹出席会议。姚登山也出席这次会议。会前,关锋、戚本禹和姚登山进行了短暂的交谈。

  关锋和戚本禹都鼓动姚登山“站出来革命”,支持造反派。当谈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冲外交部揪陈毅问题时,戚本禹对姚说,“革命小将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来揪陈毅,这种革命行动,总的讲,这个大方向对得很。” 戚本禹接着又说,“二月份我们保过陈毅,由于陈毅翻案,所以我们收回了。如果他不翻案,他早就过关了。这是二月的事了,现在已是三、四、五月过去了。为什么到现在几个月了不让下去。我看了陈毅的材料,陈毅的问题是严重的。他应该下去,到群众中去检讨和接受批判。为什么不下来,外交部所有造反派都有意见。”

  当谈到对缅甸的新闻报道时,关锋对姚登山说,“关于缅甸问题,《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送外交部,然后外交部又写了一篇。外交部这篇社论旗帜不鲜明,战斗力不强。最后总理还是决定用《人民日报》写的。外交部打电话质问《人民日报》,为什么发表这样一篇社论。之后《人民日报》在新闻报道中提到了‘打倒奈温反动政府’的口号。外交部又打电话质问《人民日报》,为什么报道这样的口号。” 关锋又说,“这样看来,外交部十多年来受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流毒是很深的。外交部领导思想上不是毛主席的针锋相对、敢于斗争的指导思想,而是怕。怕什么呢?怕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

  最后,戚本禹对姚登山说,“外交部领导思想上就是顾虑重重,害怕这个,害怕那个,甚至在挨骂的时候,自己还在那里说两国友好关系。看来,今后外交战线上的希望寄托在这些革命小将们身上”。

  回外交部后,姚登山立即向《联络站》核心组传达他与关锋和戚本禹的谈话。当晚,姚还向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的所谓《揪陈大军》传达他与关锋和戚本禹的谈话的精神,并赞扬地说:“小将们不辞辛苦来揪陈,大方向正确,表示坚决支持”。

  同一天深夜,周总理接见外交部三个组织代表,宣布于8月6日外交部两派三组织的200名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第一次联合批陈小会,随后再召开几次小会,最后外事系统两大派在人民大会堂分别召开万人批陈大会。周总理希望两派通过批陈,实现革命大联合,然后进行斗批改。周总理再三嘱咐,开会时会场不得悬挂“打倒陈毅”之类的标语、条幅,并说“你们(指激进派)喊打倒,我也不好坐在旁边”。周总理反复重申:会场不许挂“打倒”、“三反分子” 陈毅之类的标语,开会期间不许有侮辱陈毅人格的举动,不准呼喊“打倒陈毅”口号。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当场“承诺保证”按周总理指示办。

  8月5日下午,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召开全体大会,由姚登山传达戚本禹和关锋与他的讲话精神:肯定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造反兵团》和《红旗革命造反团》等冲击外交部揪陈毅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革命精神很好。姚登山宣称,从谈话精神来看,戚本禹对陈毅不下来很有反感。传达过程中,激进派的造反气焰急剧升温。

  当晚,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稳健派)核心组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书面汇报当日开会情况,指出姚登山传达的关锋和戚本禹讲话与中央的精神不符,并指出“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

  书面汇报信全文如下: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

  我部姚登山同志八月四日在一次活动中和戚本禹同志作了个人接触,曾谈到批判陈毅问题。姚不顾八月四日总理关于批陈会议的指示,竟把戚本禹同志的讲话作为正式指示向我部全体工作人员传达,在传达过程中,群情激昂,高呼“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北外六一六及红旗革命造反团(主张坚决“打倒陈毅”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造反兵团》和《红旗革命造反团》——笔者注)听了姚的传达后也纷纷贴出“号外”,以各取所需的手法为自己冲外交部的错误行动打掩护。

  我们认为,姚这样做的结果,给人造成总理与中央文革在批陈问题上有矛盾的错误印象。在我部全体工作人员会上传达后,联络站某些战斗队的代表上台表态,只提戚本禹同志八月四日的讲话,而不提总理八月四日的指示。现寄上姚的传达全文和有关传单、号外供参考。

  此致 敬礼!

  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印)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

  8月5日,《联络站》核心组决定推翻已商妥的“批陈会议”安排。他们伙同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激进派)一起向周总理“请示”,要求更改会议规模,诡称 “群众要求先开大会,后开小会”。周总理断然予以否决。

  8月6日凌晨,周总理秘书钱家栋通知《联络站》核心组,总理决定当天下午一时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外交部第一次批陈小会。《联络站》核心组即通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上午十一时,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的一些人堵住东郊民巷30号外交部大门(外交部出席批陈小会代表的集中地),阻扰《总部》、《攀险峰》等群众组织代表赴会。与此同时,该组织的另一些人包围人民大会堂,阻拦代表进入会场。《总部》一些代表驱车赴人民大会堂时,途中遭遇一些激进分子的拦截、谩骂和殴打。第一次批陈小会就这样被外事口的激进派破坏了。

  当日中午周总理接见外交部《联络站》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的代表,严厉批评激进派破坏第一次批陈小会的行径。《联络站》核心组被迫接受于次日下午举行第一次批陈小会,但要求在外交部内召开。激进派以为在外交部内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8 月7 日外交部在东交民巷30 号外交部大楼一层小礼堂召开第一次联合批陈小会。午后1时,周总理来到外交部准备出席第一次“批判陈毅小会”。他走到会场门口,卫士长成元功报告说,会场内悬挂有“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周总理当即质问《联络站》核心组会议主持人:“昨天说的好好的,已经达成‘协议’了嘛,你们还这样干!”说罢,他坚持要《联络站》核心组撤下标语后才进场。《联络站》核心组只得摘下会场内的所有标语。之后周总理进入会场。会议期间,各派代表在台上正常发言,发言间隙时台下两派人员开展一场“口号战”,一派疯狂地呼喊“坚决打倒三反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毅!”,另一派则不甘示弱地喊“陈毅不投降,就坚决打倒他!”周总理始终在场,激进派没敢对陈毅采取过激行动。外交部第一次批陈小会无大乱地开完了。

  当日中午,刚代表中央处理完武汉事件返回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看到外交部《总部》8月5日的书面汇报后,要秘书兰运蜀打电话给外交部姚登山,决定当晚接见他和《联络站》的代表。

  当晚七时,王力在钓鱼台他的办公室接见姚登山和《联络站》核心组头头王中琪、王荣久、王和兴和黄安国等七人。接见时,《联络站》代表向王力汇报外交部运动有关批判外事口“头号走资派”陈毅及其“三反”言行、夺部党委权、《总部》组织以及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冲击、封堵外交部等情况。

  王力说,“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

  关于《联络站》一月夺权,王力说,“你们一月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下班子?”“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有点权才有威风。”

  谈到《总部》8月5日向中央反映情况的那封信时,王力说,“外交部竟有人告状。名义上攻击姚登山,实际上攻击戚本禹,这不正常。这不是革命势力,这是保守势力。我反对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做法,鲜明的反对!”“关锋、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是正确的,姚登山同志传达是对的,做得完全对,我们支持你(指姚登山)。”“从这封信我们看出这代表一种错误思潮,我们认为问题严重,找你们来谈谈。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当《联络站》代表谈到他们三次整风(由于《联络站》夺权后屡犯错误,周总理指示《联络站》核心组进行整风——笔者注)受到压抑时,王力说,“你们有多少好检查的?他们问题那么严重,他们检查了多少?你们以后有什么材料寄给我们。”…… “毛主席和周总理要我过问外交部,在主席那里说的”。……. “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 “监督小组(1月《联络站》夺权后成立的小组,监督外交部党委——笔者注)不能成为花瓶、点缀品。”

  关于打倒陈毅和学生围困外交部问题,王力说,“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他 (指陈毅 ——笔者注) 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做检查,就是可以揪。”“堵了外交部大门,这当然是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的那么严重”。……“红卫兵揪陈,到外交部安营扎寨,大方向有什么错?一点没有错。”

  8月8日王力还专门亲笔致函姚登山,表示大力支持他们,坚决反对《总部》。

  王力给姚登山亲笔信的全文如下:

  姚登山同志:

  我们接到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八月五日的一封信,并附了你讲话的一个摘要。这封信和材料,关锋、戚本禹同志和我都看了。我们认为,革命造反总部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对头。戚本禹同志讲的几句话,是正确的。你讲的话,也是对的。这些话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号,是好事,是革命的景象。这些,为什么一定要加以反对呢?斗争的矛头究竟要指向谁呢?在要陈毅到群众中去检查的问题上,总理同文革小组的同志是一致的,企图从中寻找什么裂痕是徒劳的。现将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信和附件送去。

  敬  礼!

  王  力(签名)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

  王力的召见以及这封亲笔信使姚登山和《联络站》核心组心喜乐狂,准备大干一场。外交部又开始乱起来了。

  8月8日,《联络站》核心组第一把手王中琪紧急召开下属所有战斗队队长开会,传达8月7日“王力讲话”和王力8月8日来信。王中琪宣称,王力讲话是正式指示,决心要坚决打倒陈毅,要彻底砸烂外交部的“三降一灭”。会议决定要借王力讲话的“东风”,整顿思想,整顿队伍,准备采取更加激烈的举措。

  8月9日外交部《联络站》举行全体大会。先是由姚登山传达王力讲话精神,宣读王力给他的信,大谈王力如何支持他,要他站出来,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接着《联络站》核心组反复朗读“王力讲话”全文。他们把“王力讲话”捧上天,胡说它“吹响了外事口文化大革命新的进军号”,是“毛泽东思想的凯歌”,是“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新十六条”等等。会场狂热气氛达到空前无比的高涨,极左思潮肆虐。他们咒骂《革命造反总部》和《攀险峰野战兵团》是“保皇狗”,呼喊“打倒保皇派”等口号,决定对《总部》和《攀险峰》开展强大“政治攻势”,压垮它们。会后他们凭借“王力讲话”所造成的声势,大造“夺权”舆论,策划进行“机构改革”。他们贴出大标语:“彻底改组外交部党委!”“打倒三反分子陈毅!”

  8月11日外事口《批陈联络站》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万人“批斗陈毅大会”。

  周恩来估计到激进派不会遵守承诺。为确保陈毅的安全,周总理事先与北京卫戍区傅崇碧司令员拟定应急方案,指示傅崇碧司令员派士兵負責保卫;周总理特意调来了数十名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安排他们坐在主席台前两排,防止激进派冲上主席台攻击陈毅。

  当日上午十一时,外事口30多个激进派组织以及其他系统的激进派组织从四面八方开始涌入人民大会堂大会议厅,共一万多人与会。激进派违背诺言,在会场主席台上方挂着巨大六字横幅“批斗陈毅大会”。会场周围悬挂“彻底砸烂‘三降一灭’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就打倒谁”等大型标语。

  下午一时,周总理、陈毅和姬鹏飞(副外长)到会。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也到会。

  事情果不出周总理所料。当周总理进入会场时,一些激进红卫兵突然从会议厅二楼投下四幅“誓与三反分子陈毅血战到底!”的长条巨幅大标语。前排几十位女生同时亮出“打倒陈毅!”的标语牌。

  一时十五分大会开始。大会主席团主席宋远利(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头头)首先发言。此时,几十幅“打倒陈毅”、“打倒三反分子陈毅 ”的大标语同时又突然从二楼、三楼垂悬而下。与会者狂呼“打倒陈毅!”、“誓与陈毅血战到底!”等口号。宋远利狂妄地问道:“陈毅是个什么东西?他是刘、邓在外事口的忠实代言人,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毅一贯疯狂反对毛主席”,“在外事活动中,积极推行‘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投降帝、修、反”。“这样一个坏家伙,有什么资格当我们的中国外交部长呢?”他还说:“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一鼓作气把陈毅拉下马,罢他的官,撤他的职,夺他的权,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此时周总理的犀利的眼睛紧盯住主席台上激进派的头头们,几分钟不说话。随后,他愤然起立退席离开会场;命令警卫人员保护好陈毅。大会由谢富治主持。

  周总理刚离开会场,激进派又违背承诺,再度兴风作浪。激进派在台下狂叫要陈毅低头弯腰、认罪。坐在前两排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警觉起来,手挽手地站立起来,搭起了一道人墙。有几个极端分子趁乱偷偷溜上主席台,揪住陈毅想动武,立即被数名警卫战士拖走。公安部长谢富治坐在主席台上,视而不见,一声不吭。会议一度中断。周总理闻讯赶来,严厉批评了激进派的极端行径。为使大会开完,周总理不得不亲自坐镇,直至会议结束。

  8月13 日,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成立以姚登山和王中琪(《联络站》核心组头头)为首的《总指挥部》,发布接管外交部政治部的“通告”和“声明”。当晚,姚登山和王中琪在电话中“请示”王力他们将采取的行动。

  8月14日清晨,王力通过秘书转告他们说,“要敢于斗争,大方向对了就干,自己解放自己”。当天上午10时,姚登山和王中琪指派数十名《联络站》队员包围位于东交民巷40号外交部政治部办公楼,查封所有档案柜、所有公章和钥匙。由12名《联络站》队员组成的“领导小组”接管政治部的一切大权包括外交人事大权。

  8月15日《联络站》核心组内部进行改组。凡不紧跟王中琪为首的“打倒陈毅派”的成员也被称为“保守势力”,被“改选”出核心组,增补新成员。随后下属基层战斗队的领导班子也都效仿进行“整改”。他们的口号是“保字号靠边站”。

  8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近百名狂热学生在《联络站》某些人的指引下,冲进外交部东交民巷15号外交部大院,砸毁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和《攀险峰野战兵团》两个群众组织的办公室,围攻和殴打正在值班的工作人员。他们橇开这两个群众组织的办公桌、材料柜,搜查并抢走它们的文件、资料、录音带等,查封它们的办公室。他们还狂叫“打倒保皇派!”“炮打中央文革罪该万死!”等口号。在《总部》办公室内贴满了,“砸烂总部”、“踏平保皇总部”、“保皇总部罪该万死!”等侮辱性标语。这伙人对《总部》和《攀险峰》核心组颁布“最后通牒”,限令他们在两天内交出“认罪书”并解散。与此同时,《联络站》核心组对《总部》和《攀险峰》发出“通令”、“通缉令”、“勒令”、“通告”、“警告”等。《联络站》核心组欲借机彻底整垮这两个群众组织。在强大政治压力下,《总部》转移到部外活动,《攀险峰》被迫宣布“解散”。

  8月18 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头头宋远利、刘雨来、张子勤、杜铣、冯秀文、孙永珊等六十余人强行进驻外交部,密谋彻底“夺权”。姚登山和王中琪等人代表《联络站》表示“欢迎”,说这是“革命行动”,“要与他们并肩战斗”。这伙人在外交部和天安门刷出了“强烈要求姚登山当外交部长”的大标语。

  8月19日上午,北京外国语学院这帮人强行封闭部党委办公室,成立所谓《临时指挥部》,发布三项“通令”:①从即日起,所有党委委员停止一切工作。不得擅自召开会议,无权批阅任何文件,无权处理任何业务工作。②部党委成员中,姬鹏飞、乔冠华二人必须于今日下午三点前来指挥部报到,其他成员必须根据自己的罪行和错误情节进行自我交代和检查,必须对陈毅及其部党委进行认真具体的揭发,每晚八点到我指挥部汇报。③外交部不能同时存在两个政权,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前,外交部一切党政事务均应由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处理。

  幼稚可笑的是,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无视党中央、国务院的存在,天真地接受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临时指挥部》授予的“外交部一切大权”。

  《联络站》核心组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关于立即创造条件建立革命委员会和成立临时业务领导班子的决议》,决定由姚登山、王中琪等人组成所谓《临时业务领导小组》妄图强行取代外交部党委。

  8月20日周总理接见《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等人,严厉批评他们的夺权行径,擅自向我国驻外使馆发电报等错误。周总理说:“你们目无中央”,“外交部不能有一刻中断,不能当儿戏,要及时请示汇报”。王中琪等人仍不死心,接见后《联络站》核心组又草拟了以姚登山为首的“关于彻底解决部领导班子的意见”交给总理秘书钱家栋转呈周总理。《联络站》核心组为获得周总理的批准,在名单中特增添了两名老领导干部。

  恰在此时,发生了建国以来震惊中外、政治影响极为恶劣的事件——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8月22日深夜,北京某些大专院校激进组织临时拼凑组成所谓《反帝反修联络站》,极端分子打着“反帝”的幌子火烧了位于日坛公园附近的英国驻华代办处,极大地败坏了新中国的国际声誉。

  “火烧事件”的起因是,1967年国内极左思潮也影响了香港左派。5月6日,香港新蒲岗人造塑胶厂的工人上街罢工游行,要求增加工资。这本是一起普通的劳资争执。港英当局出动警察驱赶游行队伍,警民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多名工人被打伤、被逮捕。港英当局封闭几家报道事件的报纸并逮捕了数名记者。

  5月16日,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港英当局镇压中国同胞的暴行。

  香港同胞参照国内文化大革命的作法,成立《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深入开展群众运动。5月22日,香港工人和各界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在港督府贴大字报时,同港督府门前的警察发生冲突。同日,港英当局宣布实施《紧急条例》。5月23日,群众继续游行抗议,港英警察向群众开枪,打死一名工人,数十人被捕。此后,香港工人继续举行大罢工。

  针对发生的一系列事端,周总理召集外交部、国务院外办、港澳工委等单位开会,强调同港英当局斗争要严格遵守中央有关方针政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批评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某些极左做法。

  6、7、8三个月,国内正值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最猖獗的时刻,香港群众游行、罢工的规模也在继续扩大升级。

  8月20日,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限令48小时内撤销对报纸的查封令并释放记者和工人,否则后果自负。

  为配合香港工人行动,北京一些激进派临时拼凑的所谓《反帝反修联络站》与北京一些高校激进派组织策划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举行“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群众示威。

  8月22日下午,北京近万群众在英国驻华代办处前举行游行示威。傍晚,英国驻华代办处已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开始,大家都很守规矩地坐在那里,呼口号、唱歌、念抗议书。天黑下来后,朝向英国代办处大楼的高音喇叭不断传出:“离最后通牒还有×小时,你们到底何去何从?”一遍又一遍的质问声加上震耳的“造反有理”的歌声和抗议的口号声使宁静的夜晚突然变得紧张起来。晚十时过后,激进派认为,最后通牒的期限已到,但港英当局仍无悔改的表示。激进派开始躁动起来。先是向代办处院内投掷墨水瓶等杂物,后来有人开始冲击由赤手空拳的警卫战士组成的人墙。某些人试图从战士人墙缝隙处钻进去。几经反复冲撞,战士组成的人墙被冲破了,人群涌人院内,冲进办公楼的人将桌椅及一些用品从窗户扔出。晚11点左右,代办处的车库被大火点燃。顷刻间,火焰腾升,院内的门窗、地板、家具及数辆汽车被大火吞噬。不一会儿,救火车赶到,消防战士奋力灭火,大火被扑灭了。躲藏在办公楼地下室一间密室内的十多位英国外交官被警卫战士营救来到院子的安全地方。

  广播中不断传出周总理与《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的联名口头指示,命令所有闯入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人立即撤出,停止一切破坏行动。这样,一场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才逐渐平息下来。

  8月22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世界外交史上也是很罕见的一起涉外事件,连同此前发生的激进派冲砸印度驻华使馆(6月17日)、缅甸驻华使馆(6月29日)和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8月5日),(时称“三砸一烧”事件)使周总理主持的新中国外交和国际声誉降至“冰点”。(数日后,我国驻英代办处的同志在伦敦遭到英国“民众”的惩罚性报复。后来中国政府出资修缮了被烧毁的馆舍,对毁坏的物品作了赔偿。周总理在1971年3月2日接见新任英国代办谭森时就这次事件向英方作了正式道歉。)

  8月23日凌晨三时,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公安部长谢富治紧急召见外交部《联络站》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等激进派组织的代表,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制止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继续蔓延。

  周总理愤怒地说:在中央眼前一个部,你们为什么不报告?…… 外交大权中断了四天,这个大权能断吗?我跟你们讲了多少次了,你们就是不听,还要不要国家荣誉。今天把英国代办处烧了。……你们(指外交部《联络站》、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对外自由发报,中央也不打招呼。你们提“打倒刘邓陈”,中央的口号是“打倒刘邓陶”,你们给换了一个人,各使领馆不能接受。……这样的电报副部长要签字,送来我看,才能决定。 你们不能拿你们的观点强加给中央,这样的电报还得送主席看。……(外交工作) 四天中断,这是犯罪。我们再不来讲话,这是犯罪,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犯罪。…… 一千三百人(指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的总人数——笔者注)授权给外交部,这不是可笑吗?严肃一点说,就是目无中央。周总理责令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立即撤出外交部。

  会见后,周总理又单独召见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和姚登山,严厉斥责姚登山。周总理批评姚登山头脑发热,并说,姚登山到外贸部去讲话,引起连锁反应,说是配合毛主席战略部署,那里来的那个战略部署。外交部激进派的夺权闹剧再次遭遇重创。

  8月25 日凌晨一点,周总理召见杨成武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毛主席的联络员),将王力八月七日讲话稿交杨成武带到上海转呈毛主席,指示杨成武如实报告情况,请主席指示。当天上午9时,杨成武抵达上海后,即向毛主席汇报了有关情况。

  8月26 日上午9 时,毛主席召见杨成武,明确地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随后毛主席又对杨成武补充说,“你回去跟总理讲,戚本禹是不是争取一下?这三个人是不是可以分化一下?但是要总理狠狠地批,要批透。”

  当日中午杨成武飞抵北京后即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马上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会上,周总理说:“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个决定,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把他们抓起来。” 于是王力和关锋在钓鱼台原地接受“隔离审查”。1968年1月12日宣布对戚本禹在原地实行“请假检讨”。1968年春节过后,王、关、戚等三人都被从钓鱼台押走关进了秦城篮狱。 

  (全 文 完)

 

  作者简介:1932年出生,祖籍:浙江绍兴。建国前一直在校学习。1950年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参加军干校。1951-1956年被部队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和法语。毕业后在外交部(1956年-1980年,参加外交部文革全过程)、英文中国日报社、中国农业银行总行等单位工作。1992年在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已故杜润生和王岐山等人组建)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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