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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大起底

2016-12-08 17:33:57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渝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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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大行其道,无良精英右翼公知以“反思”为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为所欲为杜撰历史。其中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遵义会议”,某年某月“担任中央秘书长”,被他们吹得有盐有味,有鼻子有眼。不知情的人们信以为真,岂知背后的蹊跷、离奇和诡异。
自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权趋朝野起始,所谓他“参加遵义会议”的说法便流行于世,且一浪高一浪,从没有参加到参加,从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参加,到以中央秘书长身份正式参加,越说越真,越吹越神。然而迄今为止人们也没找到任何可以佐证他参加遵义会议的文献材料。官方公布可以说明他参加的理由和依据,就是“中央秘书长”这个身份,而这个身份来源仅仅是邓小平自己的“回忆”。奇怪的是,任何人任何组织机构,包括邓小平本人,从来没有提到过中央秘书长是个啥资格的头衔,啥级别的乌纱顶带——也许秘书加个“长”,前缀“中央”便是中央的大官,中央的大官当然有资格参加遵义会议。邓小平说“我二十几岁就当大官了。”《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召开遵义会议时,邓小平三十有一,还不比二十几岁时的大官大得多?
既如此,无二话可说,显赫的中央的大官邓小平跻身遵义会议纪念馆与会者名录,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但,事实并非如此。
遵义会议纪念馆于195510月开放,当时陈列室所记载与会人员名单里面没有邓小平。19581118日,邓小平到纪念馆参观,杨尚昆和李井泉等人随行。他们先到陈列室,看后即上楼来到开会的房间,邓小平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还指着靠里面一角落说“我就坐在那里”。(陈列室里没介绍到他,现在正好抓住机会提醒大家。笔者注)从此全中国唯一可以查到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资料,便是两天后《贵州日报》对这事的报道,所谓“我就坐在那里。”
邓小平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且是“毛刘周朱陈林邓”中央七常委之一,可谓权大势大面子大,纪念馆头儿岂敢怠慢,次月即致函中央办公厅核查究竟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本来这事开馆前已落实清楚,现在不得不再次核查一下,但是得到的回复材料,包括陈云同志在遵义会议结束后几个月凭回忆记录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均没有只字能证明邓小平参加会议。此事一搁六年,到1965年,不知纪念馆头儿受命于谁,还是自己脑子里哪根神经突然出了毛病,想起请示贵州省委领导,经同意才在与会人员名单里加上了邓小平,其照片也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一样挂到了墙上。
此事耐人寻味,捣鬼嫌疑极大,傻瓜都看得明白。没两年,文化大革命兴起,红卫兵小将们把这事翻了出来,批判邓小平擅自篡改历史,把自己强行塞进遵义会议,捞取政治资本,将他撵出了纪念馆。
当初邓小平进入遵义会议纪念馆与会者名录,纪念馆是如何标榜他的身份,如何介绍他的情况,不得而知,因为中央在19849月以前也没有搞清楚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身份。人们只能听凭邓小平本人说。
1980821,邓小平在接受意大意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时说:“在1935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的领导。相应地,我那时也第二次当上党中央秘书长。”又据2012年九州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记载:19341218,“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会议之后,干部进行调整,邓小平由《红星报》主编调任中央秘书长……1984年有关部门在为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我国领导人传略条目时,曾就此问题请示过邓小平,邓小平说他“1934年底开始任党中央秘书长。”
“第二次”砸到自己头上的中央的大官:“党中央秘书长”花翎顶珠,究竟时间是遵义会议前的1934年底,还是1935初遵义会议期间,邓小平原来是一本糊涂账!年份不同,会前会上差异明显,分水岭很清晰,1980年和1984年两次说法咋个不一致呢?
另据邓小平女儿邓榕著《我的父亲邓小平》(1997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说:“就任中央秘书长不久,父亲旋即参加了遵义会议……父亲没有在会上发言,但他毫无疑问地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邓榕写此书时邓小平还在世,这个说法摈弃了前述邓小平1980年的说法,与邓小平1984年的说法相吻合,即“1934年底任党中央秘书长”,正好赶上参加翻年即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身份不是别的而是“中央秘书长”。且不计较爷儿俩如何取舍,矛盾与否,强调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遵义会议则是共识
1995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师东兵著《邓小平复出记》记载: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毛泽东曾与邓作了一次谈话。其间毛泽东突然问他:“遵义会议你到底参加了没有?”邓小平脸一红,说:“我不是正式代表,所以没有正式参加会议。”
此刻邓小平刚刚“第二次复出”。毛主席问他这个问题,不一定清楚他被红卫兵撵出遵义纪念馆的情况,但一定听说过红卫兵批判他“擅自篡改历史,把自己强行塞进遵义会议”的事,若不然不会“突然问他”。参加没参加不是个事,毛主席没有什么目的,几年不见邓小平,主要出于对他的关心,问过就问过了,“人才难得”嘛。从邓小平的回话可以看出其机警和狡黠,不说以什么身份参加,同时回避了在会上具体担待什么角色,却比较圆满回答了毛主席提问。不管早先邓小平的名字怎样进入遵义会议纪念馆,是否作弊,是否有猫腻,甚或搞了阴谋,在没有外人亦不可能有外人抵黄的情况下,他这样回答是必然的,是唯一正确的。“没有正式参加”,不过是非正式参加,是列席,列席也算参加了,不可否认,红卫兵对他的批判是错误的,他是被冤枉的——这一点,毛主席您老人家应该清楚了吧?
值得指出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邓小平对正式还是非正式,列席还是出席,一概回避,只字不提。不提正式非正式,不说列席或出席,而只说参加并且是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的,似乎如此这般自然而然等于正式参加,自己更显得荣耀显得伟大,而且让人无隙可乘。说齐天说齐地,不过是聒不知耻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
当然必须实话实说。对于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在他权趋朝野,一言九鼎,指鹿为马的年代,还是冒出来两个活旁证,即遵义会议亲历者伍修权和杨尚昆。只道是,二人的说法与邓家爷儿俩不一样。
伍修权的说法是:“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一九八二年第一期《星火燎原<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显然,这与邓小平1980年的说法一致,与邓小平1984年的说法不一致。谁真谁假,令人费解。
 邓榕与邓小平一个口径,只说参加而回避正式非正式、列席或出席。但是她说的“父亲没有在会上发言”,则不能不让人横生揣度——列席人员没有资格发言(这是中央规定。笔者注)但是中央的大官“中央秘书长”,难道没有资格发言?即便按伍修权的说法,“会议中选为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这就应当有资格发言了,“没有在会上发言”该作何解释呢?遵义会议于193511517日开了三天,前一两天没有资格,后面一两天总该有资格吧?“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选为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成了正式出席会议的代表,竟然还是不发言,说得过去吗?
邓小平天资聪颖,有主见,有胆识,有谋略,擅长激情表达,尤其善于投机取巧。在红军、共产党、中国革命深陷前所未有的生死攸关之际,在正式代表都发言的情况下,面对能够给自己长脸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他绝不会不发表自己的意见挣表现。“没有在会上发言”只有一个结论:列席。说明比《红星报》主编更有面子的中央的大官——“中央秘书长”含金量并不高。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玩的把戏不过是自欺欺人。
杨尚昆更有意思。当初遵义会议纪念馆向中央办公厅致函请求核查与会人员名单,他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不会不知道,办公厅没有向遵义方面提供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信息,是邓小平确实没有参加遵义会议,还是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他有意隐瞒,我们无从知晓。扯蛋的是,他在19841026日答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就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任职的提问时说:“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又问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回到北京,我问周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1994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邓小平的历程——一个伟人和他的一个世纪》)。
此说值得注意:
一,将195811月说成“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使人不解。
二,纪念馆1955年对外开放,都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了,“遵义的同志”(指遵义市领导和纪念馆负责人。笔者注)竟连“哪些人参加了”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搞清楚,说得过去吗?
三,“我一一作了回答”,却唯独没有“回答”邓小平。遵义的同志陪同杨尚昆和邓小平、李井泉一起参观纪念馆,邓小平明明对大家说“我就坐在那里”,杨尚昆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此时邓小平的官帽大过杨尚昆,难道杨尚昆心里一点不顾忌什么不担心什么?当时的现场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形,任由杨尚昆如此放肆?
四,“回到北京”(19581118日参观遵义纪念馆回到北京,时间应当是195811月下旬或12月初)经问过周总理便了解了真相,为什么不向遵义方面提供,搞得遵义方面1965年才请示省委?而且从回到北京计,至1984年差不多二十六年,杨尚昆从未提起这事,却在一个外国人问起这个问题时才将真相说出来,这还能让人相信姓杨的说的是真话吗?
借一篇网文《遵义会议:陈云为何唯独忘了邓小平》分析:
“周恩来证明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话,要么是周恩来实际上没有这样说过,是杨在20多年后周已亡故因而无法对证的情况下编造的,这样,一来可以避免自己作伪证的历史的尴尬和难堪,二来可以圆邓小平的谎,非但不得罪邓,反而是帮了邓的忙。另一种可能就是周恩来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但杨当时认为周的话与他的记忆,即他所知道的事实不符,因而听过算数,不愿意以讹传讹,错上加错,等到20多年后,邓小平已经成为说一不二的“太上皇”,需要由他来作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的伪证之时,他无奈之下,也只能将周恩来抛出来,说出了2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不过,无论从哪一种情况看,杨尚昆都是一个有私心,有心机的人。”
有私心、有心机是肯定的。本质上涉及做人的问题,人品问题。据传杨尚昆人品确实不咋的(祥情可参阅重磅著作《戚本禹回忆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邓小平以《红星报》主编身份还是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遵义会议,伍修权和杨尚昆二人及其邓小平本人,从来没提到司职会议记录的人是邓小平还是其他什么人,使伟大的遵义会议现场记录人成了永远的迷。人们查不到记录人也查不到记录资料。传说资料丢失。资料丢失人总没丢失吧?一问三不知,什么也查不到,岂非咄咄怪事
还有一件事很搞笑:《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记载:“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身份,直到19849月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公布了《关于遵义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以后,才将邓小平参加会议时的任职弄清楚——中央秘书长。书中还说:“197610月,中国终于结束了十年的动乱,被颠倒的历史又重新恢复本来面目。1980年中国革命博物馆、遵义会议纪念馆以及其他有关党史资料、书籍中,在介绍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时,又重新出现了邓小平的名字。”
看看,真是奇了怪了——在中央还没弄清楚邓小平以什么身份参加遵义会议的19849月之前,国家“两馆”和有关党史资料、书籍,早在1980年,“在介绍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时,又重新出现了邓小平的名字”。请问“两馆”和党史资料编辑、书籍作者: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信息资料,你们是从哪里获得的?你们在中央还没有弄清楚邓小平任职的情况下,是如何介绍邓小平的?你们介绍邓小平是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还是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出席会议?你们介绍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是在黎平会议期间还是在黎平会议之后?或如伍修权所述,是在遵义会议中被选为“中央秘书长”的?“重新出现邓小平的名字”总要有个说法。看来你们吃了豹子胆,美化、吹捧邓小平可以不顾一切,连中央还没搞清楚的事情也敢乱整!啥意思,啥目的呢?
曾经看过一篇《关于遵义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文章,说邓小平“在一九二七年底,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谁信呢?经360和百度搜索,结果两家都说邓小平1928年至1929年任中央秘书长。倒好,比1927年晚一点。都说邓小平1934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后来又偶然看到官方的《邓小平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19997月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说法与前二者只字不差。网络媒体和纸质媒体同一个腔色,一个鼻吼出气,臭哄哄同一种烂菜酸腐味儿:刻意突出邓小平在党的早年就是党中央重要人物,领导全党的中央的大官。
更扯拐的是,从以上“两家”网媒搜索“李立三”词条,结果与邓小平一模一样:1928年至1929年任党中央秘书长。你信邓小平还是李立三?
宣扬邓小平任中央秘书长的东东太多太多,“三任”“六任”都有,上面有,下面有;官方有,非官方有;党内有,党外有,甚至国外也有。这个谣诼源头在哪里,出处在哪里,什么时候出现的,列举一例,请看《邓小平三任中央秘书长》如何表述——
192710月初,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邓小平随中央一同迁往上海,当年12月,23岁的邓小平第一次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这倒与前述“一九二七年底,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合拍)。1983429,邓小平会在见印度共产党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时谈到:“我23岁时就当中央秘书长。要讲马列主义水平,说实在的,马列主义的书看得不多,经验也不多,刚从国外回来,担任中央秘书长,这是个不低的岗位,但还是承担起来了。我们这一辈老同志,都是二十多岁时就独挡一面了。”(20094月《秘书工作·<秘书参改>》)
作者吹的牛皮使人肉麻!邓小平吹的牛皮叫人恶心!反正我看着差点儿呕吐。原来谣诼出处就是邓小平本人!原来这个谣诼早在三十三年前,就从中国吹到国外去了!记得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人们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本人当时还有点不相信。
戳穿谣诼,撕开“中央秘书长”画皮,且看历史真相。
共产党早年的中央,事务较少,党的“一大”设中央局仅三人:书记陈独秀,委员张国焘、李达,连办事员也没有。党的“二大”设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六人,明细分工两人:宣传蔡和森,组识张国焘,没有办事员。1923年党的“三大”前后,事务很快多起来,便逐步设置一些部门,诸如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等等。其中陆续设置并更换名称的“秘书部”、“秘书处”、“秘书局”,皆是众部门之一。这些部门都是党中央的下属机构,负责人职务称谓无论叫什么,都在党中央领导之下。所以秘书类的部门负责人,即便叫秘书长,也绝不会叫中央秘书长,不伦不类,扯不上的,只能叫中央秘书部秘书长,或中央秘书处秘书长、中央秘书局秘书长(比较适当的称谓,叫秘书部部长,秘书处处长,秘书局局长,或者不叫“长”而叫“主任”)。
中央正式出现“秘书”是党的“三大”,设五人中央局,毛泽东任秘书,这是最早出现的秘书,不带“长”。党的“四大”,秘书开始带“长”,任职者彭述之,全称“中央局秘书长”。这是中央第一次设秘书长一职。党的“五大”,中央局改为中央政治局,中央设置中央秘书部,邓中夏任秘书部主任(一说王若飞在邓中夏之前任过此职)。但是1928年夏,邓中夏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后,却找不到能查证谁接替他秘书部主任的资料。于是奇迹出现了:无良“砖家”趁虚而入,混淆视听,整出来个“1928年到1929年邓小平任中央秘书长”。这个“高大上”职务太刺人眼球,曾引起众多置疑。其实给邓小平弄个“中央秘书部主任”顶替邓中夏,可信度高得多。“砖家”确实有点傻B,只顾一个劲儿吹喇叭抬轿子,也不怕露出狐狸尾巴。
中央第二次设置秘书长是19286月党的“六大”,全称:中央常委秘书长。谁任职史料说法不一,主要涉及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三人(一说还有蔡和森)。比较可信而且任职时间最长的是李立三,他任常委秘书长辅佐的是向忠发,此人能力有限,附和李立三得以才华横溢“溢”出来一个“立三路线”。上述几位中央常委秘书长,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甚至常委级高官,而这时邓小平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凭何德何能就冒出来个“中央秘书长”了?抹去“常委”就能糊弄人呀?周恩来、蔡和森、李维汉、李立三与邓小平的资格资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蹓蹓,高低深浅还用得说吗?
邓小平在“上海中央”混迹两年(19278月至19298月)这期间中央压根儿没有设置“中央秘书长”这个职务。邓小平在“上海中央”倒是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其间确实也担任过比较长脸的带“长”字号职务,较为可信是中央事务局秘书长,而不是所谓“中央秘书长”。姑且就算中央设中央秘书长一职,邓小平也根本没有资格担任。试想,不是中央委员可以担任中央秘书长吗?这该是起码的常识规矩。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李维汉、李立三、王若飞、邓中夏,无一例外都是中央委员?邓小平啥时当选中央委员?1945年党的“七大”。他不遗余力、口口声声自吹自擂,以“中央秘书长”为资本炫耀吹嘘自己“二十几岁就当大官了”,能不让人笑掉大牙?
“秘书长”不咋的,能拿出台面炫耀的是“中央”,但如果连中央委员都不沾边儿,毋庸置疑,这个披上“中央”的秘书长,只能是中央下属部门的秘书长。这种事,即非中央委员担任中央下属部门的负责人,不胜枚举。
再说1934年底的“中央秘书长”。
19298月,“上海中央”派邓小平到广西领导“白色起义”,起义前他临阵逃离(1961年出版的莫文骅著《回忆红七军》和1964年内部重印的《红军第七军简史》)回到上海后,19303月再次受命赴广西领导起义,年底又一次当逃兵(1968年邓小平写给中央的《我的自述》)两次临危之际(第一次在起义前,第二次在起义后溃败中)“回上海汇报工作”。是否这个原因,正置当权的王明等中央首长极度冷落他,半年不与他见一面,不听他一次汇报,按他自己的说法:“我除了领取生活费外,就是和几个老朋友偶尔相聚,发发牢骚。”。因为日子不好过,他主动申请到苏区,做官不过县委书记,曾挂两个月闲职:“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若不是被王明中央以“罗明路线”打击,整出个“邓毛谢古”使他蒙冤下放宁都县“巡视”(一说叫“劳动”)受到红军总政治部正副两个头儿王稼祥和贺昌同情,将其解放出来安排到麾下任秘书(有人抬举成“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让他在两三个月闲得无事可做,被调到已经不咋个景气的《红星报》任主编,渐渐有了名声,他哪里有条件、有机会在长征途中编造一个莫名其妙的“中央秘书长”参加遵义会议的奇葩呢!
1934年底,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渡过湘江后来到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目的是解决险相环生中的红军奔命的问题,会上争议异激烈、场面异常紧张;之后黎平至遵义,红军疲于奔命,生死未卜还要打仗,谁说这期间,头儿们有闲暇、有兴趣、有心思一定要启动人事安排,讨论任命一个所谓的“中央秘书长”出来?关键是要这个“中央秘书长”来干什么?可以解决红军燃眉之急吗?吃错了药是不是?
长征时为便于途中管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分别设立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对外称红星纵队和红章纵队)。邓小平长征途中任过秘书长,倒是能找到佐证,不过不叫“中央秘书长”,而叫“中央纵队秘书长”。据传此职首任邓颖超,次任邓小平,三任刘英。三人同属中央纵队。普遍的说法是邓颖超生病,邓小平接替她的职务。另据刘英的说法:“遵义会议后,大约四月间,我接到李富春同志写来的一张条子,条子写道: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同志工作。就这样我当了中央队的秘书长。”刘英后来在接受一次采访时也谈到,李富春告诉我,邓小平同志因工作需要调到前线,叫我接替他担任中央队秘书长(198641期《望》——《难忘的三百六十五天》)长征途中人们习惯称“中央纵队”为“中央队”。这种省“纵”的习惯称谓,延续到延安直至延续到新中国成为历史。因此刘英省“纵”字将中央纵队说“中央队”就是约定成俗的习惯。
谁都清楚,中央队秘书长和中央秘书长不是一回事。但是人们不会拿它当饭吃那么认真,所以有人图顺口,把“队”省去谑称“中央秘书长”。认真说来,长征时的“中央秘书长”非邓小平发明。岂知邓小平就好这口,喜欢鱼目混珠,以假乱真,拿戏言当牌坊摆显,而且一“摆”就是几十年,直接“摆”到遵义会议上去了。
要弄清“中央队秘书长”很简单。查一查,包括360、搜狗、百度均可搜索;《百科互动》、《刘英自述》;200293日新华网“刘英逝世”的报道;中国网络电视江西地方台201163日文章《刘英:把瑞金建设成为新型的现代化城市》以及官方出版的有关长征的书籍均可核实,足以证明刘英接替邓小平任职中央队秘书长。可笑又可耻的是,面对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的基本事实,众多明明白白的白纸黑字,一帮又一帮前赴后继阿谀谄媚、溜须拍马的贱货,却睁起眼睛说瞎话,硬要整出来一个“中央秘书长”,居心何在?目的何在?见报了,发行了,出版了,上银屏了,进院线了,就能斩获名利地位是不是?几味铜臭就躯使你等抛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熏死你等灵魂将人格扭成麻花了?没有人格之人与畜牲何异?
需要说明的是,担任中央纵队秘书长的人,其实就是管理中央纵队里文秘性质类杂七杂八事务的头儿(刘英接替邓小平中央队秘书长后,因为毛主席等几个中央高层领导人有意成全她和张闻天的婚事,她更多的时间则是“侍候”张闻天的工作和生活,一直到陕北)。
邓小平何时接替邓颖超任中央队秘书长,无关此文主旨,免提。
主编《红星报》不长脸,重要社论和理论文章必须由周恩来、王稼祥、贺昌等中央和军委政治部负责人审定;四五个月的中央纵队秘书长也不咋体面,简单说有点像勤杂工。邓小平真正光鲜起来,则是过彜区时调林彪的一军团任政治部宣传部长这个相当于师职级别的官以后——从此他逐步得到毛主席青睐;且这个青睐没有间断,众所周知后来的仕途便不得了的了不得了。
结论:
一,参加遵义会议的同志,包括19954月逝世的陈云同志,生前从来没有提到过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在邓小平权趋朝野、一言九鼎,指鹿为马年代,伍修权和杨尚昆的说法不能不让人怀挟带个人私货,背离真相。
二,早年,党的中央机构及其职称变动频繁,资料时有丢失,有的记载仅凭回忆,难免误传,但是“中央秘书长”及其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却是邓小平独具特色的创举,是他在人们自然地、慢慢地健忘中,强加于党,强加于人民的怪物;是他目无党纪杜撰的一出离奇而诡异的闹剧;是他居心叵测编造的一个瞒天过海的谣诼。
三,联想到“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不能不说邓小平是无良精英右翼公知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的领头羊,当之无愧的主师爷和表帅。
四,如果历史任凭自己说了算,官越大权越大真理越大,历史必然沦为权力的工具,这个社会必然成为官权泛滥民主死亡的社会总有一天,“中央秘书长”及其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无耻笑谈,会从中国共产党正史中清洗出去,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201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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