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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牛:敢问路在何方?

2016-10-22 09:41:09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丑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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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问路在何方? 

  ——对中央全会的期望

  老兵 丑牛

  今年我年近九十,入党也快七十年了。誓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扪心无愧。到了暮年,感到共产主义越来越遥远。京城的地产大享、“优秀共产党员”、红二代、在中南海有铁哥们的任志强同志,竟接连放炮:“共青团不该接共产主义的班”、“共产主义欺骗了我们几十年”。共产党人,而且是名气不小的共产党人,来攻击共产主义了。在千夫所指之下,给了个“留党察看”的处分。这是为了平息众怒,敷衍老百姓。其实,在党的上层,这样的“铁哥们”可真不少。最近不是冒出了个王长江吗?他也是共产党的优秀。今年7月29日的讲课,轰动了全中国。“什么党,领导市场经济的党”,“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把党的意识形态作为发展动力是不成功的,还是要发掘人的追求利益的本性”。这和“共产主义欺骗了我们几十年” 有何区别?他们不仅骂,而且要灭共产党了。

  在建国六十周年时,因为我解放前几年在武汉作地下工作,有些故事流传。“湖北卫视”记者采访我,拍了一部记录片,片名叫《我的青春我的梦》。那时,我才十几二十岁。

  记者问我:“在敌军警戒森严的武汉,你怎么敢深闯虎穴?”我回答说:“我十几岁参加新四军,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我的名字就和‘共产党’这三个字溶合在一起了。我的生活,我的学习,我的工作,我的趣味,我的爱好,我的追求,直至我的生命,都和共产党这三个连在一起。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我怕什么!?”

  武汉解放的那一天,我随先头部队入城,没有人组织动员,满街满巷都是红旗招展,彩旗飘扬。彩花似雨,洒在我们的军帽、背包和大炮上。家乡的父老乡亲,把我拥抱又拥抱,我工作过的学校的学生队伍,更是把我抬起来,抛向空中。

  我饱含泪水,一直到深夜,无法入眠。在《我的青春我的梦》中,我对记者说:“那是我人生最幸福的一天,我是作为一个解放军战士,解放了我的家乡!”

  今年是国庆67周年了,我漫步武汉街头,人们似乎忘记了这个节日,人们关心的是“长假旅游”、“长假购物”、“长假探亲”、“长假娱乐”。我去到长江边的红巷,这里是武汉红色遗址最集中的地方,有“中共五大旧址”、“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同志旧居”……。红巷冷冷清清,成为国庆日被遗忘的角落。

  走出红巷,到了长江边,这里是江边商业区,霓虹闪烁,车水马龙。突然一群女孩子拉手,走到我面前,把我拦住。我问她们,想干什么?她们却嬉皮笑脸地说:“到我们那里去休息,为你服务……”我明白了,从口袋里掏出红本本(其实是离休证)大喊一声:“我是警察!”她们立即转身飞跑。有一个女孩被石头绊倒了,我上前把她扶起来。一看她的面孔,我惊叫了一声:“玉妹子!”她惊惶痛苦的眼神一下消失了,喃喃地说:“那是我奶奶的名字!”我立即追问她:“你奶奶还在吗?”她沮丧地说:“她死去多年了,是在东莞打工死在工厂里,家里穷,连骨灰盒也没拿回来!”她伤心地哭了。我给她一百元,要她还是回到乡下去上学,种田。她说:“整个村子被淹到水库里了。”

  玉妹子是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认识的,她是当地少有的基干女民兵。我被派到武汉去开辟地下工作时,是她带了几个民兵把我护送通过封锁线的。有时,我回大别山汇报工作,也是由她掩护,通过封锁线,返回武汉市区。

  这一个国庆之夜和当初的解放之夜一样,我深夜难眠。我们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和我们共同战斗过的玉妹子,死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她的未成年孙女,沦落烟花。

  唉,玉妹子,我一定来你的墓前凭吊,向你深深地忏悔。我们共同战斗,希望的田野在哪里?我们失去的岂仅是悠悠“乡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也是三十年。习近平同志说两个三十年都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苦探索。不容相互否定。但两个三十年毕竟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探索的结果是河东好,还是河西好呢?

  一个叫王长江的人,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是赞美“走河西”的。一个叫戚本禹的人,是“文革”的罪人,“文革”时期,因干扰了毛泽东的部署,被赶出了中南海,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又以文革罪判他坐牢十八年。但他却忠心耿耿地写了一本文革回忆录。赞扬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显然,他是“走河东”的。

  王长江的文章,被批得体无完肤,人们不赞成“走河西”。戚本禹的书,属禁书,不能出版,拿到香港去印,在互联网传播开来,得到普遍的赞誉,连右派,大V们读了,都称它是“一部无可辩驳的信史”。人们是赞成“走河东”的。

  中国向何处去?建国67年了,还真成了个大问题。我们不能摸着石头过河一直摸下去。

  北大对马克思主义有深邃研究的韩毓海教授,写了一篇文章——《纵论当今中国面临的三大危机》,第一个危机就是:“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每天都在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近来又加了一个“文化自信”。如果韩教授提出的两个问题,不能回答,我们还能自信什么呢?比如说,“道路自信”,我们走的是一条什么道路呢?谁能说清楚。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最近也写了一篇文章,《当前最紧迫的三个问题》,内容与韩教授的差不多。第一个是“关于国家的方向问题”,韩教授的提法是“我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孙教授是清华大学资深学者,教社会学的,我的印象中,他是改革开放的精英人物,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习近平同志在清华学习时的导师。这次提出的“三个问题”都是对改革前途的困惑:“中国要走的道路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还是修正主义?”“十三亿人要走的道路却处于模糊状态,那怎么行呢?”

  国师级的精英人物,也对中国前进的道路,深感困惑,这表明,这个问题,正摆在我们党的面前。

  十八届六中全会马上就要开了,全会的主要议题是“从严治党”,这个口号喊了几十年,为什么党越来越蜕化。我敢肯定地说是在“蜕化”,而且是严重的“蜕化”。蜕化到一批批党组织坍塌。孙立平导师说 “老百姓对党失去了希望感”。

  1991年,江泽民视察西柏坡。2002年12月,胡锦涛到西柏坡学习考察。2013年7月11日下午,习近平来到平山县西柏坡参观,他对当地干部群众说:“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三届党的领导人一上台,都到西柏坡去“朝圣”,寻求“两个务必”,结果都失败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为什么能成功,它有一个前提:要进行新的长征,要继续革命。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他一再告诫全党:“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三届领导人为什么失败,他们倡导的改革开放,就是腐败的温床,农村集体经济解体就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导致了资本吞噬了小农经济;国企改制,又催生出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党已由无产阶级的党,转变成资产阶级的党,党内资产阶级成千上万,谁要求你谦虚谨慎!?谁要求你不骄不躁!?上下串通,内外勾结,恭喜发财,才是“党性”。孙立平教授说:十七届中央委员204人中,有187人的直系亲属在国外居住,有的还成了外国人,91%的中央委员如此,这个中央委员会还叫“中央委员”吗?靠他们还能“从严治党”吗?

  现在不是“治党”的问题,而是“整党”的问题。要确立一条政治路线——社会主义革命;要确立一条组织路线,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要确立一条思想路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统治地位。

  有人说要开成一次新遵义会议,这不大可能,遵义会议时,全党都死里求生,都想找到一条活路。大家拥护毛泽东。我们党现在面临危机,一些高层领导,有的在策谋跑路,有的却在策谋改变共产党,还有一些人公然主张资本主义复辟。上届就有人在人大会上直言不讳:“普世价值”并不是西方独有,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为了既得利益,他们宁可要党死,以求自已生。

  必须把这次全会,开成扩大的中央会议,让工人、农民,及真正的劳动者党员参加,让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党员参加,让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员参加。这个整党的会才能开成功。

  不要把全会开成秘密会议,要把争论向全党公开,发动全党都来争论:

  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共产党是闹共产的,不是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

  这才是真正的“不忘初心”。 

  老兵丑牛

   武汉·东湖泽畔

 2016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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