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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俄结盟时机尚未成熟,稍等片刻也无妨

2016-09-14 17:31:10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道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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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有传言俄中两国目前正在研究未来军事政治联盟事宜。如果此言确凿,我以为三思而行,行事勿躁。结盟是否成功,决定因素在华不在俄。先讲个典故以作开场,然后阐述我的观点。

  “马邑之谋”相信每个华人或汉族都知道,搜索一下网络全在里面,不必在此赘述。这是个偶然事件还是历史必然,事件导因匈奴还是秦汉政权,事件本身是否得计成功,事件的道德合法性等等这些都无碍在此叙述:一个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却以如此儿戏的方式开场,付诸豪赌。翻开一部华人史特别秦汉后历史,从头到尾充斥着这类“诈术得国”计谋学,向东传输至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你到他们书店转悠一下,摆满了“智慧学”、“锦囊妙计”、“营销中的孙子兵法”、“三国故事”,正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华人书店一个样。

  并且“马邑之谋”开创了华人一个恶劣的叙事范式,直至二十世纪初顾颉刚对此发出质疑:以儿戏、付诸豪赌、“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社会行事。豪赌一旦成功,文人集团(也即“犬儒分子”)虚构“天命道德”修饰“历史”呈现后世;豪赌一旦失败,中原政治集团被驱逐,文人犬儒或者矫情“崖山之后无中国”,或者虚构“中华五千年文明连续不断”。这种恶劣的犬儒叙事范式纵容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对历史采取实用主义。流毒至今。

  就历史叙述这个事件确属“中国国家统一进程”一部分,然而就哲学(或者宗教)角度,他就彻头彻尾一场诡计诈术,一场豪赌,甚至连政治学上的“阴谋论”也算不上。西方人(包括德国人恩格斯)所说的“决定论”或者“历史必然论”在我们这个文明体系从未表现出来,从未得到过验证,这个历史充斥着“马邑之谋”的偶然,历史一直就在哲人所说的“周期律”中循环往复――从未存在西方基督教思维中特有的“历史方向性”。没有!从来没有!只有周期律、摸着石头过河。

  “马邑之谋”充斥着华人历史。“不确定”、“周期律”、“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华人历史本身,单个事件叙述实无意义,倒是放在每晚《新闻联播》节目后的“宫斗剧剧场”放映更有趣味。这类赌博必有文人粉饰,然后以“天命道德”、“历史”呈现――我们今天的历史就是以这种方式呈现。上世纪顾颉刚对此发生怀疑:那样的所谓“历史”很可能就是一部伪造史,是成功者歌功颂德史,是一部“摸着石头过河”赌博史。即使当事时代比如司马迁也曾多有怀疑,也曾怀疑秦汉政权的所谓“天命合法”。那个时代也在纷纷质疑,作为凶徒暴虐的匈奴很可能就是黄帝正源嫡出,而历史言说者很可能倒是旁支庶出。

  以文本为史的时代他说禁言。你是谁?你真的是谁?

  幸哉!后人无须为前代担责。之所以翻出旧账,因为历史仍在继续。如果历史仍在“赌博”、“密室”、“摸着石头过河”中进行;仍在大商人聂壹、高智商者王恢、神明英武的汉武帝之流的一两个“英雄”人物以及后世犬儒的绣花文笔中进行,那么我们今天结盟事宜恐怕值得怀疑?显然我之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怀疑结盟事宜本身,而是行为方式确实应该慎之又慎。十六世纪欧洲商船驶入东方后,那样的历史就不再被承认。难道还用解释。

  秦汉以前华人尚与“天命”保持着藕断丝连般的联系,心中尚存有一份恐惧或敬畏,尚保持着“人在做,天在看”的心里,不敢“小聪明”一竿子到底;然而秦汉以后正如尼采所说“上帝死了!”――“天命”也在华人心中死了,演变为一种纯粹的语言现象;统治阶层则将“天命”当作愚弄他人,愚弄历史的工具。宋襄公时代还有些微的“不击半渡”天命信约意识,后世荡然无存,反而视作“迂腐”、嘲讽对象。

  再举个例子:“珍宝岛事件”,这与我们今天的讨论直接相关。

  这个事件离我们半个多世纪过去,已不再实质性伤害当事双方;因此许多细节被翻出,许多资料被公诸于世,许多人可以堂而皇之讨论――特别在网上。讨论较集中于比如:一次偶然事件还是一个“计谋”或蓄谋阴谋?目的为何――是否就如历史言说者那样为了捍卫“领土”主权?是否穷尽所有手段而不得已为之?他对后来的历史影响究竟正面还是负面?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著名对话“我们大家都说了一些废话”,难道又是一场“马邑之谋”或游戏历史?

  显然讨论本身注定没有定论,因为言说本身就是“历史”,可能反反复复,铁拳者信仰谎言一千遍就是真理。然而翻出这个不久前的旧账历史就像刚才翻出“马邑之谋”同样道理:一个单纯的目的竟然采用如此惊天动地的手段,一旦手中握有资源,那么绝对的权力可能意味着绝对的儿戏,只要文人足够文采

  ――半个多世纪前社会主义阵营都在设法脱离前苏联控制。不用否认这是神圣事业,况且华人与前苏联绝对两个不同文明体系,通约性更差,脱离前苏联比东欧系统更有必要;正如无论是否“马邑之谋”,华人民族的统一事业也是神圣的,秦汉政权的统一之路不可怀疑否认。

  ――值得怀疑的是“真实历史是否如此”?是否顾颉刚所怀疑的“文人构造的历史”?如果遥远时代可以愚弄,好在“珍宝岛事件”就发生于昨天。人们自然将“珍宝岛事件”与“文革”联系一起。当然“文革”本身的定性也有东南西北上下左右。人们怀疑的是历史无序的本身,怀疑的是人造历史强加后世,怀疑的是打着“逆取顺守”犬儒旗号行无序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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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这就是道一人今天的观点,华俄结盟时机尚未成熟,主导原因在华不在俄。俄罗斯与华夏相比文明史虽然不长,然而他的政治成熟性比华人要高。这里许多民族主义者可能不爱听,觉得刺耳,碍于近来华俄关系升温,不便发作。然而这是真的,道一人也在多篇文章中阐述这样的观点,今天无法展开。俄罗斯历史上有过短暂的东方经历,但他的文明基础和基本架构属于西方。

  比如与东方观念相比,他的“社会契约观”就得益于基督教传统――他是社会建立的第一块基石,也是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础,当然也是我们今天讨论强调的内容。东亚基本上缺乏契约观念。儒家伦理“五常”中“信”也许可以与“约”做一个类似对比。仅此而已。

  “信”基本上是建立在个体之上的观念,而“约”是建立于社会集合体之上的观念。这两个观念可以做比喻以便理解,实质上很难通约――就好像“热的原因可以理解为分子间不停地相互碰撞或撞击壁墙,而热的量度却并非所有这些分子碰撞或撞击的总和,而是来自于系统本身”――也即“热是系统的特征而不是分子的特征”。“约”是用来表征整个基督教社会的观念,我们东亚确实没有相当对应的观念;“信”只是用来表征个人品德的观念。

  这重要吗?当然重要。因为“约”这个概念的出现,整个社会制度的建设以及文化进步都以他为中心――所谓“基督教”只是提供一个有关“约”的言说平台。

  ――这样的重要性就好像你在问一个人“计算机可以派什么用处”,他竟然一时语塞难以回答;这样的重要性就好像道一人参加网络讨论经常引用的一个经典比喻:一个人坐在高速平稳列车上,他是感觉不到列车在运动的。除非两列列车相向而过,或者有人提醒他向窗外张望;这样的重要性就好像“道器之辨”中属于“道”的话题,而其他中西文明比较则属于“器”的话题――比如“华人喜欢红灯过马路,西人喜欢站立等待”;比如“华人喜欢随地吐痰,西人喜欢吐痰吐在手帕(或餐巾纸)上”;比如“华人喜欢吃皮蛋,西人见着皮蛋就恶心”;比如道一人参加上世纪八十年代讨论时认为的“西人吃肉食比较多,所以肠子短,心眼直;华人草食性动物,所以肠子长,性格曲曲弯弯不直率”。

  世界确实存在不同的文明类型,并且确实存在先进后发的对比,这里很可能陷入难堪的话题――比如纳粹的文明阶梯观。然而有些是不能回避的,可以理性讨论。有约文明与无约文明确实就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在所有宏观叙说方面,这两种文明的通约性确实很差。

  什么叫“宏观叙说方面”?这里确实难以定义。今天讨论的话题我以为就涉入“宏观叙说方面”;再比如上世纪日本发动的那场战争就属于“宏观叙说方面”。荷兰人进入后日本开阜,也就几百年的事情,真正起步学习西方是明治维新开始,也就百多年。然而他的社会成功超越西方人两千年甚至三千年的积累过程。这样的成功使其失去判断――哪怕智力再差的人,笨办法打开地图比较一下体量,在你做出进攻前也就应该三思而行了。然而当时的日本决策精英自以为“西化成功”而无视中国先哲告诫的“道器之辨”:哪些属于“器”和“用”的方面,哪些属于“道”的方面。器用方面的模仿超越可能是很成功很迅即的,然而“道”的进化是极其缓慢过程。在你做出“进攻”还是“守成”这类“宏观叙说方面”决定前,怎能不“道器之辨”一下。

  两国间军事的或者政治的盟约相当于“半国家”的建立,当然更属于“宏观叙说方面”。道一人确实认为这里俄罗斯更能提供坚实的文明基础;而华人国家虽然文明更长,但类似半国家的建立尚缺乏基础――珍宝岛事件就在昨天,不能再来一次“我们大家都说了废话”。这类“宏观叙说方面”不能给世界提供不真实信号。这种不真实信号可能正是灾难之源。华人(或者汉族)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受此伤害更烈,加害者大都来自那些假扮华人(或者汉族)的人,他们“我的中文名叫‘小沈阳’,英文名叫‘肖声样’”――他们假扮华人(或者汉族)的同时心理上从未有过对你的认同。以民族主义口号戏弄你的眼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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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曰:道一人呀照你这么说,中西方之间是不可能建立国家间约定的。

  不!是有前提的,是指“宏观叙说”方面。这类“半国家”建立必须要有坚实的制度保证和文化基础。就大的历史而言这类建设自明清以来就已经开始,华人民族就在观察、模仿、学习西方和人类先进――1949年政权的建立就是个例证;就具体而言,这样的进程时快时慢,甚至反复,有时停滞甚至倒退。以我的观察:上世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进入了快车道。特别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由于西方带刀上门,倒逼华人,习李班子忧患意识加强,更加速了这个进程。然而毕竟是个漫长过程。华人民族同时也在反思满清末期到“文革”结束这短短一百年历史,华人在西方与俄罗斯(前苏联)之间大幅度摇摆来回,至少三次之多。其中必有原因。这类反思没有达到民族共同认识前,切勿给世界一个不真实信号。

  ――你发现没有,秦汉以前比如“西周”时期铭文上的“约”是三方参与的:除了立约双方外还有“天”作为第三方,后期逐渐淡出。然而西方自“上帝”介入人事后就再也没有退出,他是由文明作最后保证的。那时的文明尚属简单,进入近现代以来文明更加复杂,这样的巨宏观叙事也更加复杂,牵一发动全身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华人历史没有这样的制度保证不等于缺乏这样的意识。缺乏契约制度也许民间的契约意识更强――不恰当比喻,瞽者失聪眼更明。我在网络一再举例:每朝每代精英们都忙于为曹操翻案,然而就统计观察,民间意识始终不接受曹操。道一人当然不知道其中原因,只是不停地猜测:自从他误杀伯奢然后强词夺理“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华人历史注定不可能再接受他。哪怕仅仅小说戏言误了曹操。

  ――然而这种意识上升到文化和文明,然后指导制度建设,确实有个过程。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过程中。

  链接: 《俄中两国目前正在研究未来军事政治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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