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反毛右派分子内心的阴暗心理
8月27日，以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为契机，反毛右派分子张建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读一位政治家，也读一位父亲——重读<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笔记》，借着“感情”二字大做文章，大大地发泄了一通其内心对人民领袖毛主席厌恶与痛恨的感情。
读了该文，不由让人感受到一阵刺骨透心的阴风。张建星身为反毛右派分子，但却没有辛子陵、茅于轼的反革命“勇气”(也许因为顾忌自己头上还顶着《人民日报》副社长官帽的缘故)。因而，他只能采用一种阴晦的手法，通过含沙射影方式，恶毒诅咒、攻击毛主席，这不能不引起一切热爱毛主席的人们的无比义愤，并引来了网友们的一片讨伐声。
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张建星为何要憎恨毛主席?说穿了，因为毛主席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触犯了他所代表的那个反动阶级的利益。
张氏原想通过此文来扬邓贬毛，殊不知，由于张文彻底暴露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与丑恶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其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不仅对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毫发无损;却在很大程度上贬斥了邓小平，这应该不像是张的本意。
扬“私”贬“公”的人生观
人所共知，“私”是万恶之源;“公者千古”。
何谓“公”?公者无私也。正因此，古今中外，人们历来都把为国家、民族利益而贡献个人利益的历史人物，看作英雄豪杰;而把那些为了个人和家庭利益孜孜以求、甚至不惜以私损公的行为作为耻辱的代名词。
看看中外近代历史吧!
中国民主革命先烈第一人陆皓东，在1895年发动乙未广州起义前，返乡“即鬻田产，诀母别妻”。其后又写信与妻，决心牺牲“小我”以成全“大我”：
“别处且不谈，拿我们广东来说，两广总督公开卖官鬻爵，以职位大小，论价格高低，官场等于商场，因此那班大小官员，一味向人民刮钱，捐税多得不得了!国势如此之弱，人民如此之穷，政治如此之腐败，我们再不革命，真要亡国了!”“革命原不是容易的事。失败一次两次甚至于十次二十次都说不定。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深深地相信革命总有成功的一天。”“我忙甚，也许以后不能常写信给你，也许一辈子不能写信给你了。因为万一在起义时死了，我便会和你永别。请你不要惦念我。我假使死了也不必悲伤，为救国而死是光荣的，为革命而牺牲是伟大的。亲爱的妻，你应该为光荣而伟大的丈夫预祝胜利呀……”(《陆皓东传》)
无产阶级革命先烈夏明翰，1928年3月在武汉被杀。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他视死如归，就义前留下的诗句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
外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著名的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斐，1848年7月战死在抗击俄奥入侵联军的瑟克什堡战役中，丢下了年仅22岁的娇妻。他留下最脍炙人口的诗篇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张建星不认同以上这些英雄人物。他认为，这些人都是没有“感情”、“冷血”的人。他只用了一句“无情未必真豪杰”，就把这些为国献身的革命者全否定了!他写道：
“成就一个政治家或摧毁一个政治家的原因有时要复杂得多。在这里，或许感情、家庭这些因素尤其是不能回避的”。
话虽说得圆滑，但内在的逻辑是清楚的：伟大人物所以能成功，一定会有一份从家人那里得到的完整的“感情”;反之，缺乏完整家庭的人，是不可能获得真正成功的。
邓小平为什么“成功”?张的结论是：因为他“爱”家人，并从家人那里获得了完整的“感情”。
“假如邓小平没有这样一个家，没有这些爱着他并簇拥着他的亲人，没有他的妻子的陪伴，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命运又该如何?他的那些改变中国的史诗般的伟大规划和梦想又能走多远?实现多少?”
反之，“毛泽东是在不断地失去亲人的过程中走完他的革命征程的。毛泽东病危的时候(大概是逝世前十天)，他的女儿李敏经中央同意，到病榻前看望她的父亲。这时的毛泽东微睁双眼，看清了是自己的女儿，便紧握住李敏的手，闭目不语。”
“许多公开的资料都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证明并描述了毛泽东的孤独，特别是晚年的孤独。而邓小平不是。无论是他‘文革’被打倒，还是再次被打倒，他始终没有失去妻子，失去家人，失去亲情，失去无比温暖的亲人之爱和天伦之乐。”
说得明白些，在张建星看来，毛泽东为革命失去了六位亲人，是失败者;而邓小平因为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才是成功者，是真正的“伟人”：
“毛泽东去世后，我们看到的他更多的是被当作一位伟人，一位党的伟大领袖被悼念。而邓小平不仅如此。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除了他身上的党旗、身旁的鲜花外，离他最近的，最后拥吻他的是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孙儿。”
看!在张建星眼里，毛泽东作为“伟人”、“伟大领袖”是“被”出来的，是虚幻的，而不是客观现实;那么，邓小平的“伟人”地位为什么不是“被”出来的呢?因为“他身上的党旗、身旁的鲜花┄┄拥吻他的是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孙儿”都是客观真实的。
如此扬邓贬毛，居心何在?一句话，充分反映了反毛右派内心世界的爱与憎，更是十足地反映了反毛右派的本质。
以“耻”为“荣”的是非观
张建星身为《人民日报》的副社长，作为党的喉舌副“掌门人”，理该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大喊大叫，理该为弘扬共产主义公有制意识形态而努力，宣传中国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可是，他不仅不这样做，相反，竭力宣扬资产阶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观点，大念“私”字经。
我国是一个崇尚教化的民族。历来提倡先公后私、大公无私，主张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确立起正确的荣辱观。
《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有史以来，中国人就把为国家、为民族牺牲个人私利的人奉为英雄、楷模。
从远古的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到西汉的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从东汉的班超“投笔从戎”，到东晋的袓逖北伐，立志收复中原，每天“闻鸡起舞”;从南宋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胆心照汗青”，到明末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到了近代，更是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志士仁人，他们中哪一个不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公利”，毅然牺牲个人、家庭的“私利”?
从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褔避趋之”，到晚清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从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到陆皓东、林觉民等烈士的自觉献身;从李大钊的从容就义，到毛泽东的满门忠烈┄┄
2006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届政协四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讲话，正式提出以“八耻八荣”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首要的就是以“热爱祖国”，“服务人民”为荣;以“危害祖国”、“背离人民”为耻的“公利”观。
唯独这个张建星，他居然独树一帜，彻底否定了国人的良好传统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了一个以个人“私利”为标准的荣辱观。
张氏在纪念邓小平的文章中，不是去纪念他“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论述;也不是去纪念他不能搞“两极分化”，不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更不是去纪念他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理论。而是拣出他对家庭、家人的“感情”，拿出他写给毛主席、汪东兴的15封信(给汪的信多是为其家人求情内容)来说事，大做文章，这究竟是在歌颂他，还是在揄揶他?
反正，在一般百姓的词典里，领导人为自己家人求情、要求照顾(开后门)，只能是一种耻辱，绝不会是一种光荣。
看看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是怎样要求自己家人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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