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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袭事件:彻底反思,治本才是关键

2014-03-12 20:52:56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王家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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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盘点东突势力那些分裂活动与恐袭事件

  ——彻底反思,治本才是关键

 

  说明:此文不是笔者原创,而是笔者参考了大量关于疆独、东突分裂势力的文章、资料综合而成,笔者实际上只是对这些相关的材料起到了一个搜集、整理、综合、加工的作用。另,为说明疆独、东突分裂势力的前前后后、来龙去脉,本文篇幅较长,现将文章的分标题罗列于下,以方便大家选择感兴趣的部分查看。

  ——王家吾

 

  目录

 

  一、解放之初新疆民族分裂势力的活动

  二、消灭“疆独”的基础

  三、“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的覆灭和“疆独”势力的沉寂

  四、“疆独”为什么会重新出现、越演越烈?

  五、上世纪80年代“疆独”的分裂活动

  六、八九之后“东突”异军突起,巴仁乡暴乱拉开序幕

  七、1992年乌鲁木齐连环爆炸案

  八、1996年库车县阿拉哈格乡系列暗杀案

  九、1996年叶城县江格勒斯乡袭警案

  十、1997年伊宁大规模骚乱

  十一、1997年乌鲁木齐公交车爆炸案

  十二、上世纪90年代“疆独”和暴力恐怖事件概述

  十三、2008年新疆喀什边防支队遭袭事件

  十四、2008年新疆库车县自杀式袭警案

  十五、2009年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

  十六、2011年和田袭警事件

  十七、2011年喀什连环恐怖袭击事件

  十八、2011年新疆皮山县劫持人质事件

  十九、2012年新疆叶城县行凶事件

  二十、2013年新疆巴楚县色力布亚镇恐怖袭击

  二十一、2013年新疆鄯善县鲁克沁镇暴力恐怖袭击

  二十二、2013年天安门前撞桥事件

  二十三、2013年新疆疏附县暴力恐怖袭击事件

  二十四、2013年新疆莎车县暴力袭警事件

  二十五、2014年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袭击事件

  二十六、2000年以后新疆恐怖组织发展综述

  二十七、彻底反思近些年的错误政策,治本才是关键

 

  一、解放之初新疆民族分裂势力的活动

 

  1949年9月26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通电起义,与中共中央达成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新疆国民党当局起义的方案。11月20日,王震率一野第一兵团第二、第六军到达迪化,与三区民族军会师,12月,成立新疆省人民政府和新疆军区。反对起义的一少部分国民党军官被迫离开迪化,跑到新疆偏远地区,与当地的民族分裂相勾结,企图与新建立的人民政府对抗。

  1949年9月,“东突”分裂运动主要人物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随同原残余国民党军政官员出走境外。和田墨玉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为首的分裂势力企图利用和田地处边远、交通困难,乘解放军尚未进驻,抢先建立分裂政权,阻止解放和田。人民解放军第二军第十五团从阿克苏沿和田河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仅用了17天急行军便赶到和田,挫败了分裂势力的阴谋。

  新疆和平解放之初,民族分裂分子阿不都拉大毛拉就在伊犁秘密建立了“大突厥主义伊斯兰党”,并派人到迪化、喀什、阿山(今阿勒泰)成立分支机构。“大突厥主义伊斯兰党”伊犁组的负责人是驻疆人民解放军第五军伊犁城防营排长热合曼诺夫。该组织利用部队民族战士笃信伊斯兰教,四处宣传“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想。“大突厥主义伊斯兰党”伊犁组的负责人热合曼诺夫,密谋于1950年7月26日拉出城防营100多人的武装发动叛乱。当地驻军得知此情况后,迅速借调防之机,收缴了企图叛变部队的枪支,粉碎了其暴乱计划,并逮捕了分裂组织骨干巴克也夫等8人,热合曼诺夫潜匿。8月17日,热合曼诺夫在克西拉克塔米村地下室被捕获。8月18日,昭苏县驻军人员伊德利斯•奴尔派斯串通区、乡长及五军驻昭苏的少数基层军官共36人发动暴乱。8月19日,暴乱分子向夏特区驻军进攻,烧毁了军区合作社,还企图攻占昭苏、特克斯和伊宁。平暴部队及时赶到,击溃暴乱主力,残敌逃匿,后相继被擒,主谋伊德利斯•奴尔派斯于12月26被捕获。1951年10月28日,马力克阿吉自任暴乱“总指挥”,纠集110名暴徒,裹胁200余名群众发动暴乱。当地驻军在地方公安和群众的配合下迅速出击,暴乱很快平息。1952年1月8日,马力克阿吉等18人在拜城县境内被俘。1952年2月2日,在巩留县对分裂暴乱分子举行了公判。此后,“大突厥主义伊斯兰党”基本瓦解,牧区的社会治安趋于稳定。

  反对和阻挠新疆和平解放的乌斯曼及其亲信在新疆东部的山区和牧区策动了一系列暴乱,主要有:1950年3—1951年9月发生在昌吉、奇台、哈密等地的乌斯曼、尧乐博斯、贾尼木汗等为首的武装暴乱;1950年7—11月,乌拉孜拜等为响应乌斯曼暴乱,在绥来(今玛纳斯县)、景化(今呼图壁县)、昌吉及乌鲁木齐南山一带组织的武装暴乱;1951年1—9月乌斯曼的亲信胡赛音、哈力伯克等在甘肃、新疆、青海三省交界处组织的武装暴乱;1951年3月至1952年9月乌斯曼之子谢尔德曼在镇西(今巴里坤县)、奇台、李远(今吉木萨尔县)、木垒县一带发动的武装暴乱。1951年2月19日人民解放军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以北、甘青两省交界的海子生擒乌斯满。3月14日,乌斯满被押解到迪化,4月29日执行枪决。1952年9月15日,谢尔德曼向人民政府投降,乌斯曼集团彻底灭亡。人民政府将谢尔德曼安置在阿勒泰专区畜牧科任副科长,后调任伊犁州畜牧局任副局长,谢尔德曼一直在政府中工作到病逝。

  1954—1957年,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秉承境外穆罕默德•伊敏旨意在南疆策划了5起暴乱。即1954年12月和1956年3月的墨玉县两次暴乱,1956年4月喀什地区英吉沙县的暴乱,1956年5月的洛浦县暴乱,1957年4月的和田暴乱。1959年,几位维吾尔族妇女向政府报告了有关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的可疑行踪,被我公安人员在地窖中抓获,至此,“东突”分裂运动的残余势力也被粉碎了。

  新疆的解放和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新疆历史上一直存在诸多地方割据势力,解放前夕就有伊犁等地区的三区民族军,新疆东部的乌斯曼集团,南疆的穆罕默德•伊敏等“东突”分裂运动的残余势力,国民党驻新疆部队等诸多势力。各个势力长期混战,给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而新疆的解放和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不仅维护了中国的统一,也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新疆地区的统一和稳定,为新疆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得到了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仅以“东突”分裂运动的残余势力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在南疆策划的暴乱为例。1950年,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计划在和田组织暴动,其他地区配合。然而当时和田各地群众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分裂分子无机可乘,分裂暴乱计划未能实行。1954年12月墨玉县的暴乱,最早是由墨玉县一名爱国宗教人士向政府报告的。最初聚集了墨玉、和田、洛浦等地的6000余名群众,在政府政策的教育和感召下纷纷离散,只有约300人参与了暴乱。而这300人中,经过教育,多数人也纷纷向公安部门自首。1956年3月的墨玉县暴乱中,在当地干部闻讯赶到后,大多数人不仅放下凶器,并且还反戈一击,当场捕获巴海大毛拉等12名骨干分子,暴乱迅速平息。

 

  二、消灭“疆独”的基础

 

  “疆独”的基础是旧中国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通过消除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在根本上消除了“疆独”的土壤。

  毛主席指出,“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1949年12月下旬,经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决定并报中央批准,首先吸收了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等15名党员。这15名党员,包括7个民族,少数民族14人,其中维吾尔族8名。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毛主席当时要求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要求新疆在3年内要培养出1万名左右懂得政策又能联系群众的忠实于人民利益的民族干部。我党培养的第一代少数民族干部很快成长起来,成为各级领导班子的骨干。据1950年10月统计,全疆正副专员、县长165人中,少数民族干部为107人。1953年4月,中共中央同意新疆民族区域自治计划草案。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解放前的新疆80%的土地掌握在不到5%的地主手里,90%以上的农民都是地主的奴隶,当牛做马,两头不见太阳下地干活,一年下来还吃不饱肚子。从1951年9月开始,在全疆农业区普遍开展减租反霸斗争。至1952年5月,在全疆9个专区的58个县,1500多个乡,近400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减租反霸任务。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1952年9月至1953年12月,在新疆农区分四期进行了土地改革,打倒了千百年来压在各族人民头上的地主阶级,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345万农民分得737万多亩土地,使各族农民不仅摆脱了汉族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且结束了本民族内部的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真正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了翻身。到1957年,新疆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在新疆基本上消灭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和幸福生活,开辟了广阔的前途。新疆各族人民由衷地感谢毛主席给他们带来新的美好生活,他们更加热爱毛主席,更加信赖中国共产党。1952年3月23日,疏附县帕哈太克里乡维吾尔族农民在庆祝土地改革胜利的大会上,以长诗形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致敬信——《献给毛泽东》,倾诉过去的苦难生活,描述土改翻身的喜悦,抒发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无比热爱的深厚感情。和田地区维吾尔老人库尔班•吐鲁木决心要骑着毛驴到北京,去感谢毛主席。这件事一时传为美谈,强烈地震撼人们的心灵。

  1958年,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新疆结合本地实际,在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中开展了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废除宗教中的封建特权,如废除伊斯兰教门宦制度中的“放口唤和教主继承制”等,废除寺庙私设法庭、监狱和刑罚,干涉民事诉讼,擅自委派部落头人、阿訇,私藏武器,干涉婚姻自由,压迫歧视妇女以及干涉文化教育,强迫少年儿童到寺院学经,当喇嘛等;二是废除寺院的土地、森林、牲畜等封建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高利贷、无偿劳役等剥削制度;三是废除寺庙强迫性的宗教经济负担制度,禁止敲诈勒索群众的财务;四是废除寺庙的封建管理制度,包括管家制度、等级制度、打罚制度和大小寺院的隶属关系等,实行民主管理制度;五是肃清了宗教界内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使信教群众能够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通过对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的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使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摆脱了剥削阶级和反动分子对宗教的控制和利用,革除了长期以来对广大信教群众的宗教剥削和压迫制度,与此同时,还改变了长期以来宗教与民族,宗教信仰与宗教制度,宗教与生活习惯,宗教与行政,宗教与教育不分以及宗教干预国家法律和司法的现象。

  当时在进行社会改革时采取了稳重和谨慎的步骤,充分考虑了新疆民族和宗教的特点。例如,1952年5月17日,中共中央电告新疆分局:“在新疆实行社会改革,应充分地估计到民族和宗教的特点,有意识地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作一些让步,以换取整个社会改革的胜利,是完全必要的。”5月26日,新疆分局发出《关于北疆牧区镇压反革命的指示》,没有充分考虑新疆的特点,违背了中央的精神。1952年6月18日,中央电告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暂停在北疆的镇反工作。毛主席指出:“新疆工作的成绩是百分之九十,错误是百分之十,但错误性质是严重的,要纠正”。1952年7月15日至8月5日,西北局、新疆分局召开中国共产党新疆省第二届代表会议,习仲勋主持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关于在新疆牧区工作的决议》,纠正了新疆分局的错误。1954年,相关政策做了进一步调整。牧主经济实行“不斗、不分、不划分阶级”;民族区域自治、宗教信仰自由等被确定为政府在牧区现行政策宣传的重点。这些政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此外,新疆的建设也有很大发展,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早在50年代初,驻疆人民解放军在王震的领导下,响应毛主席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号召,弘扬延安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54年10月25日,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机构及管辖部队番号》,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新疆屯垦事业由原军垦农场开始逐渐转变为正规化国营农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企业化生产代替原军队自给性生产。1958-1960年,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如火如荼,兵团迅速掀起垦荒造田大兴水利建设高潮,同时,兵团工业生产也蓬勃发展。60年代,大批知识青年到来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农牧团场基本实现机械化、水利化、园林化。

  总之,新中国通过培养出民族干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开展减租反霸斗争、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等一系列社会改革和大力建设新疆,基本消除了新疆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促进了新疆地区的发展,基本清除了“疆独”的土壤。

 

  三、“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的覆灭和“疆独”势力的沉寂

 

  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和一系列社会改革可以说给了“疆独”致命的打击,“疆独”已经不可能掀起太大的风浪。但是,曾经盛极一时的分裂势力不可能一夜间彻底灭亡。对部分叛乱分子的宽大处理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客观上也给一小撮分裂势力提供了蛰伏的机遇。自治区党委确立了“大量培养和提拔本地民族干部”的方针,民族干部成为新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领导力量。但是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新疆的干部队伍存在着政治不纯的复杂情况,甚至有里通外国分子。这一切表明,反“疆独”斗争仍未结束。

  1960年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后,境内的里通外国分子便与苏联串通,阴谋依靠苏联的支持再次制造分裂新疆事件。1962年4月22日,伊塔反革命暴乱事件爆发,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在伊犁和塔城沿边的一些地区中国共有边民六万七千余人逃到苏联。毛主席指出,不要怕在国际上丢人,“我看愿意走的不要硬留,我就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我也不相信他们这样做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果然,新疆居民逃到苏联后,发现苏联并不如他人所述的那般美好,十分后悔。有人在来信中说:“这里很坏,坏人很多,晚上一个人不敢走路,有很多贼娃子,公开拿着刀子。总之,这里的人都是为了私有财产而努力。”

  1966年,极少数里通外国分子,由托乎提库尔班、尼牙孜•乌买尔、司马义•依不拉音•哈斯木帕尔沙等出面,建立了分裂组织“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为了混淆视听,欺骗群众,将组织名称改为与新疆三区革命时期的人民革命党同名,并将成立时间诡称为1960年11月12日,以迎合历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权(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1944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两个分裂政权均于11月12日建立)。1968年2月,组成了以托乎提库尔班为主席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及由若干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团”。1969年8月20日,暴乱发生,其中麦盖提县的暴乱分子抢劫了县民兵武器库。在暴乱分子向边境运动时,当地公安及武警分别予以围歼,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及其他凶器。阿洪诺夫等10名暴乱分子被击毙,其余均被俘获。在平息武装暴乱同期,经过周密的专案侦查和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密切配合,自治区公安保卫部门基本掌握了“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的组织和活动情况,获取了充分、确凿的证据。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责成公安保卫部门在全疆范围内依法对“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分裂集团组织进行了清理和处治,至1970年3月破获全案,确定为“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成员者1165人,依法惩治230人,做其他处理135人。

  应该说,清理里通外国分子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文化大革命是对新疆地区民族干部的一次大考验,为清理里通外国分子创造了条件。在文化大革命中,里通外国分子组织了“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妄图借当时的混乱来分裂祖国。然而,当时的中国“疆独”的支持者寥寥无几,里通外国分子们组织“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使他们暴露了出来,正好方便了中央政府对残余的分裂势力作一次彻底的清理。毛主席和当时公安部门的负责人的正确领导对破获“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起了关键的作用。破获“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使新疆残余的分裂分子几乎被一网打尽,是反“疆独”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可以说,如果以后坚持建国以来的正确方针,新疆就不会再出现大的分裂活动,“疆独”活动将逐渐彻底消亡。

 

  四、“疆独”为什么会重新出现、越演越烈?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正确的民族政策和群众路线之下,“疆独”已经归于寂灭,但问题是,1975年重新上台的有些人都要显示自己的“高明”,打着“全面整顿”的旗号,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正确方针,在新疆问题上犯了两个极为严重的错误。一是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75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及各师建制,所属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二是释放了几乎全部分裂分子。根据中央1975年8月对“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分裂集团案的指示精神,经自治区党委决定,对该案的处理重新做了认定。除在暴乱中被击毙和做其他处理的要犯387人外,其余1165人均不定为该党成员,而以犯有政治错误结论。对部分罪恶轻、认罪服法的服刑人员也分别做了减刑或提前释放处理。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使中央失去了一支最有效的震慑“疆独”的力量,释放了几乎全部分裂分子更是使新中国成立以来反“疆独”斗争的成果几乎丧失殆尽。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疆独”分子不可能掀起大的分裂活动,但是一旦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大的分裂活动就很难避免了。尽管后来鉴于新疆农垦事业面临的实际状况和兵团的特殊地位和作用,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恢复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但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元气大伤,严重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了。

  改革开放开始以后,“翻案风”越刮越猛,致使新疆民族矛盾、暴力恐怖问题开始滋长,各种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首先,在落实政策上,一改过去依靠各族广大劳动人民和基层民族干部的政策,变为大力拉拢极少数民族上层,如以前的贵族(农奴主、巴依)和他们的后代、宗教界的上层人士等,为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和一系列社会改革中的“扩大化”“平反”,把一大批拥护中央的积极分子打成极“左”分子。仅仅在宗教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为1500个搞民族分裂的人员“平反”并恢复了教职。但是,少数民族上层并未因落实政策对中央怀有感激之心,反而抱怨自己受到的“迫害”,甚至或明或暗的支持分裂势力。另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于共和国初期新疆违反民族宗教政策的汉族干部也进行了“平反”,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使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胡耀邦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为了挽回“纪要”的不良影响,赵紫阳又让邓力群同志起草了一个复电,强调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种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混乱不堪,使地方干部无所适从,各方的矛盾和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剧,新疆很长时间都无法安定。

  其次,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新疆和内地及新疆内部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在毛主席时代,内地大力支援新疆,新疆地区的工资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维族人的生活质量和当地的汉人也差不多。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搞了一个“两个大局”,优先发展沿海地区,新疆和内地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差距急剧拉大。又大搞“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少数民族中除了极少数人先富起来了,绝大多数和汉族人民一样,生活质量的提高受到严重影响。而汉族由于在整体文化层次方面还是要强于少数民族,又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人口的增长比少数民族慢得多,这使得少数民族和当地汉族的贫富差距总体也在拉大。新疆的资源丰富,少数民族对生活的不满必然高于其他地区。90年代以来又进行了国企改革,大批职工下岗失业,新疆地区是国企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07年末总人口258.47万人,在岗职工只有66.06万人。新疆大批“富余”劳动力被迫外出东部地区就业,特别是广东。从刘汉黄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广东的工作条件。而因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奔波操劳在社会最低层的新疆少数民族,由于民族、文化等等方面的原因,使得他们很难融入到客居地的社会中去,他们有着比汉族地区外出谋生的人更大的工作困难、生活困难。像在深圳很多新疆来打工人员受到歧视,找不到工作,为生活所迫转而偷窃的比比皆是。深圳政府打击偷窃治标不治本,导致民族矛盾日益深化。当地的老板为了防止工人团结反抗,更极力煽动民族矛盾。还有一些内地富人去新疆经商,有的人和腐败分子勾结敛财。这一切使民族矛盾日益加剧。

  改革开放开始以来,少数民族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也极力支持“疆独”活动。和汉族一样,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绝大多数不是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富起来的,而是靠种种卑劣手段从广大人民身上掠夺来的。他们生怕广大人民夺回自己的财富,像汉族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拼命前往海外一样,他们力图把新疆分裂出去,建立一个依附外国的附庸国,利用外国的刺刀保护自己掠夺来的巨额财富。最有代表性的是“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娅•卡德尔。热比娅1951年出生于新疆阿尔泰山脚下的阿勒泰市。改革开放后,她在乌鲁木齐商业区二道桥租下一个小摊位,投身商海,坑蒙拐骗,十年打拼,身家上亿,成为当时新疆女首富。热比娅曾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新疆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当时,热比娅只有40出头,显然是被重点培养的“新时期成功人士”。然而这位涉嫌经济犯罪数千万元的“新时期成功人士”并不领情,大搞分裂活动。1999年8月,热比娅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处8年徒刑。中国一方面全力以赴地支持美国的“反恐”政策,美国一方面大力支持分裂中国的各种势力。在热比娅服刑期间,“拉夫托人权奖”就授予了她。2005年3月,热比娅赴美“保外就医”,赴美后热比娅即疯狂进行攻击祖国的分裂主义活动。2006年,热比娅在美国成立“国际维吾尔人权与民主基金会”,并担任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同年11月,热比娅担任“世维会”主席。2007年6月,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亲切接见热比娅,称赞热比娅是维吾尔族的优秀代表,是一个民族斗士。2006年,热比娅因分裂新疆有功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但是因为影响不够大被发明“现代高利贷”的孟加拉银行家穆罕默德•尤纳斯及其创立的格拉明银行挤掉了。

  “非毛化”和伊斯兰教的复兴也使“疆独”活动具备了有利条件。新疆各族人民由衷地感谢毛主席给他们带来新的美好生活,他们衷心热爱毛主席,信仰共产党。然而,70年代末以来对毛主席的疯狂攻击极大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各族人民心中的形象,动摇了共产主义信仰,促使伊斯兰教的复兴。这时,新疆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大批1958年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中肃清的宗教界内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平反”并恢复了教职,不少人复出后利用合法身份借宗教活动宣传和鼓动分裂思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伊斯兰教的“复兴”决不是指新疆各族人民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有多么虔诚,只是指借宗教活动宣传和鼓动分裂思想的情况加剧,有的到内地打工的新疆维吾尔人,连伊斯兰教最基本的“五功(念功、礼功、斋功、课功、朝功)”和“六信(信安拉、信先知、信经典、信天使、信末日、信前定)”的教义都不知道,更不知道伊斯兰教的教规,只知道“自己是穆斯林,和汉人不一样”。

  严重的腐败问题更是极大的引发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不满。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腐败问题日益严重。由于新疆地区民族宗教问题复杂,抓了汉族腐败分子,怕少数民族借此掀起对中央的不满搞分裂,抓了少数民族腐败分子,又怕少数民族认为是民族歧视,结果打击腐败很不得力,新疆地区成了腐败的重灾区。结果,“疆独”分子一宣传“汉人和维奸贪污腐败,欺压维吾尔人”就能引发少数民族的共鸣。

  总之,拉拢上层的路线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组织基础,新疆和内地及新疆内部贫富差距的拉大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经济基础,少数民族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构成了“疆独”活动的阶级基础,“非毛化”和伊斯兰教的复兴构成了“疆独”活动的思想基础,严重的腐败问题和大汉族主义的复活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群众基础。这一切清楚的表明,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为“疆独”的复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五、上世纪80年代“疆独”的分裂活动

 

  文革结束后,党的民族政策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严重背离了毛主席的民族平等、民族合作、依靠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和基层干部的正确方向,依靠极少数民族上层精英,排挤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干部,欺压、打击广大的各组人民群众,造成新疆的民族矛盾迅速激化,社会动荡不安,特别是南疆地区更为混乱不堪,“三股势力”公开化:分裂祖国、反汉排汉、“赶走异教徒”,甚嚣尘上。仅1981年就发生了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叶城“1.14”骚乱事件、伽师“5.27”反革命抢夺武器事件、喀什“10.30”政治性骚乱事件。

  1981年3月26日,伽师县回乡青年艾山•司马义等9人抱经宣誓,成立“东突厥斯坦燎原党”。5月26日晚,经过精心策划,艾山•司马义、达吾提•沙吾提纠集党徒150多人,分三路窜向伽师县武装部民兵武器库,共抢走各类枪支152枝及各类弹药、手榴弹等。当地公安和驻军迅速包围了武装暴徒,并展开了强大的攻心瓦解工作,暴乱队伍中的青年人纷纷放下武器自首,最终暴乱分子全部缴械投降。在审理该案的过程中,查获“东突厥斯坦燎原党”。经核实犯罪事实,依法惩处13人。

  80年代后期分裂骚乱主要发生在乌鲁木齐,如1985年乌鲁木齐“12•12”事件,中央要提铁木耳,新疆地方要推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因对新疆民族干部工作变动不满,共2000多名学生闹事3天,非法游行,集会,新疆和田、阿克苏、博乐、北京、南京、上海相继游行响应,主要口号“汉人滚出新疆”、“独立万岁”,处理结果疏导、教育,把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1988年乌鲁木齐“6•15”事件,诱因是一起厕所内侮辱性标语导致500多名学生闹事4天,主要口号是“把汉族人赶出去”,处理结果疏导、教育。1989年乌鲁木齐“5•19”骚乱,诱因是一册有问题出版物导致3000多人闹事1天,冲击自治区党政机关,打、砸、抢,共打伤154人,其中重伤33人,打出反对党和政府的口号:“要你们看看我们穆斯林的力量。”

  80年代“疆独”活动的沉渣泛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首先,骚乱爆发快、参与者多、打出的分裂旗帜鲜明、持续的时间较长,对社会稳定和民族关系造成恶劣的影响。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1954年12月墨玉县的暴乱,策划了数年,只有约300人参与了暴乱,1980年阿克苏的“4•9”事件无人长期策划,却轻易聚集了3000余人。其次,骚乱地点向中心城市发展。乌鲁木齐市作为新疆首府,历史上和新疆解放以来政治形势一直比较稳定。50年代乌斯曼集团等暴乱分子只能在深山老林里躲躲藏藏,80年代后期在乌鲁木齐就发生3起分裂骚乱。再次,骚乱成员的低龄化。共和国初期的暴乱大多是旧中国遗留的“疆独”分子,而80年代初南疆地区发生的3起分裂骚乱的组织者、骨干及参与者绝大多数是青年人,其中不少是私办经文学校培养出来的“塔里甫”,他们多在骚乱中充当打头阵的角色。80年代后期乌鲁木齐发生的3起分裂性政治骚乱都与部分民族学生特别是大学的部分民族学生有关。这一切表明,改革开放开始以来在新疆问题上的失误是严重的,如果不能及时纠正,还会发生更大的风暴。

 

  六、八九之后“东突”异军突起,巴仁乡暴乱拉开序幕

 

  也许受到八九暴力镇压的辉煌“战果”的启示,上世纪90年代“东突”暴力恐怖组织突然从地下窜出,猖狂地活动起来,进入恶性发展的年代,1990年4月4日的“巴仁乡暴乱”就是一次大规模的预演。

  驰名中外的“中国巴仁杏”产地——巴仁乡,地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帕米尔高原脚下,位于克孜勒苏州阿克陶县城西南部,面积1087平方千米,辖14个村民委员会,114个村民小组,一个乡直农场,总人口不到3万,以维族人为主。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维族青年则丁·玉素甫师从喀什叶城县大毛拉阿不力克木·买和苏木学经,八九流血使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暴力最有效、最管用。1989年他回到巴仁乡后组建了“东土耳其(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吸收成员,声称要进行圣战,积极准备进行武装暴乱推翻政府,成立所谓的“东土”独立国。1990年2月初,则丁·玉素甫在沙依清真寺召开第二次会议,3月15日,在买海提·库西马克家召开第三次会议,研究准备弹药武器,购买刀子、白球鞋、白布等装备。规定要严格保密,如果谁泄密,就把他全家杀掉。3月25日,在沙依清真寺召开第四次会议,研究武装暴乱的具体组织和分工。决定,由则丁·玉素甫任总指挥,阿不都艾尼·吐逊任副总指挥,加马力·买买提任军事指挥;艾海提·阿瓦地负责第一部分人;吐鲁洪·沙克负责第二部分人,吾不力卡斯木·伊布拉音任骑兵班班长,依沙克·吾守负责财务、后勤供应,阿不都·吐尔地和买买提吐逊任联络总指挥,热合买江·艾买提负责保管自制炸药包、手榴弹等武器,并负责分发。会上,则丁·玉素甫还特别决定,万一他死了,由阿不都艾尼·吐尔逊继续指挥并发展队伍。这伙人还加紧了格斗训练。

  则丁·玉素甫利用在清真寺做乃玛孜的机会,逼着每个成员交活动经费。之后,他们在村民中横行霸道,公开逼群众交粮交款。3月17日晚,他们闯进浩罕村村委会主任依明·吾买尔家,强迫他捐款1500元。当依明问他们要干什么用时,他们说:“为了振兴伊斯兰”,如果不交,“考虑你的命”。同一天,浩罕村另一农民也被迫交出1000元。从3月20日到31日,他们在巴仁、浩罕等4个村,强行征款征粮,规定每户交玉米10斤,小麦5斤,仅四个村就征15麻袋。他们用强行征来的钱,先后购买、制造长刀、炸药、手榴弹、炸药包,购买了4匹马和一辆摩托车。经查证,反动分子共筹资金1.3万元。

  3月27日伊斯兰教斋月开始后,这伙人更加猖獗——上街卖酸奶的小孩,瓦罐被他们砸碎;卖烟的,烟草被他们倒在街上。他们公开在巴仁乡土尔村清真寺院内架起高音喇叭,宣传圣战。他们说“穆罕默德同异教徒打过仗,我们也不得不打仗,每天做五次乃玛孜不解决问题,要打仗”。他们还扬言,妇女上街要剪掉头发,饭馆敢营业就砸毁。有人强迫群众组织大游行庆祝“圣战节”,狂呼分裂祖国口号。“东突”分子甚至扬言:“星期四(4月5日),我们要把旗帜插到乡里去!”镇公安派出所拘留了几名首要分子。反动组织立即煽动群众围攻派出所,封锁交通,“勒令”派出所交出被拘留的违法分子。4月3日晚,他们手持凶器冲击派出所,抢夺武器,切断电话线。抢出被拘留的同伙后,把四名维吾尔族公安干警关押起来,发布了反革命武装暴乱的行动命令。

  4月4日上午,州、县派出的60多干部到巴仁乡做工作。他们到达乡政府,要求广大干部、群众和宗教人士积极同坏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当天下午,30多人到巴仁乡派出所的艾里木·乌拉木家挑衅闹事,切克村也聚集了200多人。下午6时30分,聚事者开始围攻乡政府。晚上9点,喀什武警支队赶来解围,但在乡政府门外的十字路口遭到袭击,两辆汽车的挡风玻璃被歹徒用石头砸碎,司机受伤,车上的13名武警也被石头砸伤。随后赶来的喀什武警6中队再次遭到围攻和毒打,吴勇、田崇峰两名武警战士被杀害,汽车被推倒在桥下,3支冲锋枪、1支手枪、400发子弹被抢走。

  4月5日凌晨,则丁·玉素甫纠集约200人,打着手电筒在街上列队行进,边走边念表决心的经文。他们的目标是:拿下巴仁乡,然后扩大地盘,成立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鉴于有群众被“东突”分子裹挟在里头,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阿克陶县派领导前去制止说服,但那些人置之不理。当州公安局长带领62名武警前去维持秩序时,在乡政府门外遭到围攻,5名前去执行任务的干警被扣为人质。接着,“东突”骨干分子和被他们煽动起来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开始向乡政府的院子里扔石头,两名武警和两名司机被打伤。晚21时,那些人的气焰更加嚣张,前来增援的武警部队遭到拦截和袭击,13名战士被打伤,两辆军车玻璃被砸碎。武警下车将他们驱离后,才得以进入乡政府院内。晚23时,乘一辆小车前往巴仁乡执行联络任务的4名武警干部和战士,又在乡政府旁边的大桥边遭“东突”骨干分子的拦截,被他们惨无人道地用斧头和长刀活活打死。不久,乘另一辆车执行任务的两名武警战士也惨遭杀害,携带的武器装备均被抢走。

  6日凌晨,“东突”分子向乡政府大院内投掷了10余枚手榴弹和炸药包,接着开枪扫射,喀什武警四队战士董喜民、杨培忠,五中队战士杜永亮被打伤。此时,武警战士对空鸣枪,以示警告,暴徒继续向乡政府院内射击投弹,乡政府大院的围墙被炸开3个豁口,准备冲进去时,4时44分,武警、公安干警在鸣枪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当场击毙正在现场指挥武装暴乱头目则丁·玉素甫;另一名“东突”分子则在引爆土制手榴弹时被击中,手榴弹炸死3名“东突”分子,还有两名“东突”分子也被击毙。

  9时,增援的武警部队和各族民兵相继赶到。9时14分,部队迅速控制了制高点,少数暴徒躲进民房,向外射击,负隅顽抗,经过政治攻势和清剿,多数暴徒投降。9时50分,巴仁乡武警暴乱被平息,战斗中击毙暴徒6人。

  部分“东突”分子向昆仑山逃窜。我武警部队组成一支23人的马队,冒险向昆仑山进发,喀什、克州所属各县也积极配合,派出公安、武警和民兵连围追堵截逃窜的暴乱分子。5日晚至7日凌晨,英吉沙县武警、公安干警和民兵连在龙甫附近,抓获19名逃窜暴徒,缴获两匹马,30发子弹、3枚土造手榴弹、一把刀子、1060元现金,并根据暴徒的供认,找到一支埋藏的“五四”式手枪。

 

  七、1992年乌鲁木齐连环爆炸案

 

  1992年2月5日,大年初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公共汽车、影剧院、住宅楼里被安放了4枚定时炸弹。北京时间晚上9点40分,乌鲁木齐52路16715号公共汽车发生炸弹爆炸。两分钟后,9点42分,30路公共汽车再次发生爆炸。这起系列汽车爆炸案一共造成3人死亡,9人重伤,14人轻伤。在此之前,新疆甚至全国没有人见过这种以危害公共安全制造社会恐怖为目的的爆炸。7个多月后爆炸案告破,这是一个叫做“东突厥伊斯兰改革党”的暴力组织所为。1991年2月28日,该组织首先在库车县客运站录像厅制造了新疆第一起恐怖爆炸案件,造成1人死亡。在乌鲁木齐爆炸案之后,他们又一口气在新疆境内针对无辜公众制造了15起爆炸案。

 

  八、1996年库车县阿拉哈格乡系列暗杀案

 

  4月29日是穆斯林传统的古尔邦节。1996年4月29日凌晨6时许,以牙生·毛拉买提为首的10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分别闯入该乡库纳斯村居民卡吾力·托卡(男,78岁,全国劳动模范、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4户人家,采用爆炸、枪杀、行刺等手段制造了血腥的恐怖暗杀事件。恐怖分子向卡吾力·托卡家投掷了两枚手榴弹,造成卡吾力及其妻子重伤;卡吾力·托卡的弟弟被连刺7刀致死,其妻被枪杀;卡吾力·托卡的儿子被连刺9刀,其妻被连刺8刀后双双遭枪杀身亡;村干部加甫买买提明被刺成重伤。案发后,公安部门立即对恐怖分子布网搜捕,5月2日晚将这一恐怖团伙截阻在公路上,除一名被击毙外,其余8人均引爆自杀身亡。经查,9名恐怖分子统一配备了武器及服装,随身携带统一的自杀式爆炸装置及救护药品,可见他们是一支实施暗杀等恐怖破坏的专门队伍。

 

  九、1996年叶城县江格勒斯乡袭警案

 

  1996年8月27日,6名恐怖分子袭击了喀什地区叶城县江格勒斯乡政府,将副乡长和一名值班的派出所干部杀害,随后闯入该乡一村,将3名治安员和1名水管员劫持到戈壁滩上杀害。

 

  十、1997年伊宁大规模骚乱

 

  伊宁,位于美丽的伊犁河谷,是新疆天山东部的重镇,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云集之地。1997年2月5日,正值农历春节大年初二,上午9时许,伊宁市的大街上突然冲出一伙人,手举横幅,呼喊口号,沿伊宁市主要街道游行。骚乱人群打出“用《古兰经》做武器,全力同卡甫尔(阿拉伯语,意为异教徒)作斗争”等横幅,呼喊着“驱逐汉人”、“建立伊斯兰王国”等口号。到了12时许,游行人数从100多人增至千余人。随后,手持棍棒、砖块、刀具的骚乱分子开始了暴力行为。人民医院门口一对青年夫妇被骚乱分子围住,女的被人揪住头发,胳臂完全反剪过来,脸上用刀乱割乱划,连踢带踏,当场死亡,男的也被打成重伤。一位回家探亲的战士途经前进街时,被石头活活砸死。喀尔墩乡文化站的秘书蒋兆鸣在伊犁街街口被他们用刀捅死后,又被扔进点燃的纸堆里焚烧。一个50岁左右的内地来打工的三轮车夫被暴徒用石头、棍棒活活打死。一家三口人在家中被突然闯入的恐怖分子打成重伤……

  警方调查的结果表明,组织“2·5”骚乱的骨干分子是从喀什、和田分别到达伊宁的,属于“东突厥伊斯兰真主党”,他们到达伊宁后就走街串巷,向穆斯林群众说:“不要问我的地址,不要问我名字,我是安拉派来的。”并让群众烧毁身份证、结婚证等政府发放的证件。5—7日,共有7名无辜群众被残忍地杀害,198名群众被打伤,其中重伤50人,另有数人失踪;地方公安干警有30人被打伤,其中重伤14人;共有39辆车辆被砸、被焚,两间民房被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分裂势力加强了活动,他们最初以维吾尔民间娱乐——麦西来甫的形式搞组织串连,藉此设立了200处麦西来甫固定活动点,参加成员达4000多人。进而于1995年4月30日成立跨地区的“伊犁青年麦西来甫委员会”,并选举了总“哈孜”(即总指挥)、副总指挥等组织者和机构,利用“麦西来甫”的形式,暗中煽动宗教狂热,甚至收缴宗教税;同时还挑拨民族关系,干预基层行政和治安管理。当地政府认为“伊犁青年麦西来甫委员会”的活动远远超出了民间娱乐的范围,对社会秩序和稳定已造成了危害,8月13日,地方公安局传讯了以阿不都黑力力为首的几名顽固分子。“伊犁青年麦西来甫委员会”借此发动了“8.14”非法暴乱,参与暴乱者从200多人增加至800多人。事态平息后,有28名“伊犁麦西来甫委员会”和“8.14”非法暴乱的组织者被拘留,其中依法收容审查5人,批评教育14人,取保候审9人。

  与此同时,主要在南疆库尔勒市活动的分裂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真主党”(以下简称“真主党”)开始插手伊犁。自1995年后,“真主党”先后派出20多名南疆籍成员前往伊犁,以讲经为名进行分裂主义和宗教“圣战”宣传,发展组织成员。1996年1月,“真主党”从乌鲁木齐派遣几名骨干赴伊宁,与被公安部门释放的“伊犁麦西来甫委员会”副总指挥阿不都黑力力等秘密会面,先后在伊宁市、伊宁县的乡村秘密建立了6个地下训练点,对骨干人员进行全封闭式的暴力恐怖训练,待机而动,进而制造了1997年2月5日的伊宁大规模骚乱事件。

 

  十一、1997年乌鲁木齐公交车爆炸案

 

  1997年2月25日,邓小平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就在这一天,“东突”恐怖组织制造了乌鲁木齐市2路、10路、44路公共汽车爆炸案,造成3辆公共汽车被炸毁,包括维族、回族、柯尔克孜族、汉族群众在内的9人丧生、68名乘客被炸得腿断肢残,严重受伤。

  当天18点27分左右,一辆10路公交车在新疆广电局前方300多米处爆炸;18点29分左右,西北路公共汽车站一辆刚进站的2路公共汽车爆炸;18点35分左右,南门一辆刚起步的44路公共汽车爆炸,一妇女被座位下的爆炸物几乎炸成碎块;定时炸弹爆炸后,里面填充的螺杆、螺帽竟将公共汽车的扶手钢管都击穿了!南门公交车爆炸现场的定时炸弹被一名据说是公安厅的安全人员发现后,果断地扔出车窗外,炸死了路过的一名三轮车民工。当日19点15分,一辆58路公共汽车行至六道湾停车场收车时发现一个爆炸装置,好在停车场对过就是市公安局刑科所,接到报案后,刑技人员及时地拆除了爆炸装置。22点左右,铁路公安民警在火车南站货场围墙处又起获一个爆炸装置。多颗炸弹被精心安放在乌鲁木齐南、北、西、东四个不同的方向,并且是在乌鲁木齐人最多最集中的地方,所有的炸弹都几乎被定在同一时间爆炸。

  5月29日上午,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公判大会,宣布对“2·25爆炸案”等11名罪犯的终审判决。其中3名主犯被判处死刑,4名故意杀人犯和重大抢劫犯也被判处死刑,1名故意杀人犯本应严惩,但因其被抓后能坦白交待罪行,并揭发其他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另3名犯有故意杀人、抢劫、盗窃罪的罪犯被依法分别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这些恐怖分子都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的成员。

  警方资料显示,爆炸案的实施者自发成立了一个非法组织,该组织下设3个行动组:资金筹备组、杀人组和爆炸组。爆炸组又有不同分工,被抓获的吾守尔.艾买提是“2.25”组装者之一,爆炸组的2号人物阿不都拉.木尼亚孜则负责投放炸弹。

 

  十二、上世纪90年代“疆独”和暴力恐怖事件概述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疆独”和暴力恐怖事件进入有组织的大肆活动时期,分裂政党与团伙组织成员呈现年轻化、知识化和组织统一化,在1990年的时候,分裂分子在新疆成立了一个叫“伊斯兰改革者党”的暴力恐怖组织,它的宗旨、目标就是企图把新疆从祖国大家庭里分裂出去。九十年代,恐怖犯罪活动在新疆达到一个高潮,在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多起暴力恐怖案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其中制造爆炸造成死亡的重大恶性案件有4起,包括1991年2月28日库车县客运站录像厅爆炸案,1992年2月5日乌鲁木齐市公共汽车爆炸案,1993年6月17日喀什市地区农机公司办公楼爆炸案,1997年2月25日乌鲁木齐市公共汽车系列爆炸案。有重大影响的恐怖主义暗杀事件有10起,如1996年4月29日阿克苏地区库车县阿拉哈格乡系列暗杀案是后果最严重的恶性案件。投毒纵火类恐怖案件比较典型的有3起,如1998年1月30日至2月18日喀什市发生系列投毒案,恐怖分子在水中投放毒剂,致使4人中毒、1人死亡,并造成数以千计的牲畜死亡或中毒。同年5月23日,适逢周末,由境外恐怖分子策划和指挥,在乌鲁木齐商场、商厦、批发市场、旅社等人群密集区先后投放40多枚化学自燃装置,制造了15起纵火案,扬言“要将乌鲁木齐变成一片火海”。由于及时扑救,恐怖分子的阴谋没有得逞。1998年3月底,恐怖分子对南疆叶城县219国道线36公里处的天然气管道实施引爆,管道被炸起火,燃烧长达3小时,直接经济损失达数百万元。

  为筹集经费,1991年11月13日,“伊斯兰改革者党”曾在沙雅县制造了解放以来全国最大的一起银行运钞车抢劫案,劫走农行棉花款50万元。然后转移到1000多公里外的喀什叶城县博克苏木乡一个院落里,在这里他们建立了新疆第一个恐怖训练基地,从91年的10月份到92年的6月份他们一共训练了三批62名恐怖分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又培养了数百名恐怖分子,在新疆各地制造了数起暴力恐怖案件。

  1992年12月12日,“东突”分裂主义者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了第一届“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来自中亚、美国、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德国、沙特、土耳其、瑞士等国的30多个分裂组织的头目参加了大会。在此次大会上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国际民族联合委员会”,确定了国名(东突厥斯坦国)、国旗(月牙旗)、国歌(夏迪雅)和国徽,标志着境外“东突”分裂主义运动走向联合。1993年4月5日,美国、德国、法国、巴基斯坦、沙特及中亚等17个国家的“东突”分裂组织代表再次在土耳其举行了“东突厥斯坦”国际会议,宣布建立统一流亡政府,任命热扎彼肯为“政府首脑”,发表了独立宣言,并呼吁联合国、国际人权组织和伊斯兰组织向中国施加压力,还声称将与“民运”组织、达赖集团进行“联合行动”。1993年10月,艾尔肯·阿不拉的和阿不都·米吉提纠集17名恐怖分子成立“东突伊斯兰反对党”,该组织成立后迅速发展壮大,造成多次恐怖袭击事件。

  1994年11月30日,来自全疆各地的15名恐怖组织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代表暗中聚集墨玉县。会议讨论的事项是筹集资金、发展力量,还制定了购买武器、建立“伊斯兰敢死队”等任务。1995年1月14日,“墨玉会议”代表之一吾买尔·买合苏等3人被抓获,根据他们的交代,大部分“墨玉会议”人员落网。1996年10月在和田,来自新疆十几个州(县)的分裂组织代表举行会议,宣布成立“伊斯兰真主党”,通过了党纲、组织建设等七项文件,这标志着境内分裂势力也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

  1995年7月6日,和田市宗教管理与统战部门决定改任该清真寺哈提甫(主持)。少数分裂分子乘机造谣和煽动,聚集400多名不明真相的教民,呼喊着“圣战”的口号,拥向中共和田地委大院。少数混在群众中的分裂分子乘乱大打出手,制造打砸抢骚乱,部分骚乱人员还先后冲击了地区公安处和地区行署大院。骚乱中包括公安、武警人员共有67人被打伤。在劝说无效阶情况下,公安和武警果断拘留打砸抢首恶分子,平息了事态。事后法办8人。

  1996年初,为了制定统一的行动纲领,确定了严密的组织纪律,“东突”恐怖分子在和田市召开了所谓的“东突伊斯兰和田会议”。在和田会议形成的纲领性文件中,“东突”恐怖势力明确提出要通过制造更大的恐怖活动来宣传圣战与独立的主张,他们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在幼儿园、医院、学校等人口集中的地区制造各种恐怖活动,形成恐怖气氛,扩大自己的影响。”

  1996年11月29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分布于全疆11个地州的22名代表,秘密潜入和田市。所有的人都戴着面具,很多人遮掩得甚至连眼睛都看不到。据后来被抓获的参加会议的恐怖分子交代,蒙面是为了让开会的人彼此不认识,以避免“墨玉会议”的疏漏:抓住一个交代出一片。会议研究了新的恐怖暗杀计划和统一行动问题等。将各地代表带来的暗杀名单进行了汇总,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具体行动计划。

  1996年3月22日,2名恐怖分子枪杀阿克苏地区新和县伊协副主席阿克木司地克阿吉。4月29日,八名恐怖分子在一个晚上连续闯入库车县阿拉哈格乡四户维吾尔族基层干部家中,杀死四人,杀伤三人。5月2日,制造“4·29”系列暗杀案的八名恐怖分子在逃跑途中被警方包围,在抵抗十几个小时之后,恐怖分子采取了极端恐怖行为,自爆身亡。5月12日, 4名恐怖分子在全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新疆政协副主席阿荣汗·阿吉和其儿子去清真寺做礼拜的途中,对其进行袭击,致其和儿子重伤。“伊斯兰反对党”将这一系列暗杀活动称为“断桥赶汉”,他们将反对其分裂图谋的宗教人士都划入谋杀的范围,借此斩断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血肉联系。17天内共有24人遇害。

  1998年开始,“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的活动发生了一些变化,境内外的“东突”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境外组织直接指挥,派遣在境外经过训练的恐怖分子入境,联络发展境内组织和成员,实施恐怖活动。仅1998年当年,境外“东突”恐怖组织就派遣了100余名各类人员人境。特别是境外“中亚维吾尔民族联盟”,先是密令伊犁地区各恐怖组织“挖地道、修掩体、储备粮食”,做好战备;继则以境外派遣人员斯拉甫力为首的恐怖组织头目在伊宁县召开“七人会议”,密谋里应外合,于6月30日在伊犁举行恐怖暴乱。由于这次会议被侦破,恐怖暴乱分子的阴谋未能得逞。在南疆地区,以艾山•买合苏木为首的境外“东突”恐怖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任命了吾斯曼•依米提为“新疆总指挥”,派遣其入境,先后在喀什、和田、阿克苏、乌鲁木齐等地建立了分部和15处恐怖活动训练点,训练了100多名恐怖骨干分子,制作了一批爆炸装置。仅在乌鲁木齐就缴获了23枚爆炸装置,以及301箱(6吨多)用于制造炸药的化学原料。

  1999年2月4日晚,乌鲁木齐市发生了一起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被害人遭枪杀后,随身24.8万元现金及一辆桑塔纳轿车彼劫。经初步调查,此案系民族分裂分子所为。2月10日,公安机关抓获了三名民族分裂分子,当场缴获一支自制“六•四”式手枪和一把匕首。10月24日,恐怖分子袭击了喀什地区泽普县赛力乡派出所,造成死、伤各2人,10间房屋、1辆汽车、3辆摩托车被烧毁。

 

  十三、2008年新疆喀什边防支队遭袭事件

 

  2008年8月4日,就在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喀什市公安边防支队集体出早操,行至怡金宾馆前,突遭两名暴徒驾车袭击,并引发车上的爆炸物,造成16人死亡,16人受伤。

  据调查,两名暴徒均为喀什人,年龄分别为28岁、33岁,其中一人为出租车司机,另一人为菜贩。暴徒在作案前经过预谋准备,8月4日晨,趁喀什公安边防支队机关官兵出操之机,驾驶一辆盗窃的自卸大卡车,从背后突然冲向出操队伍,同时引爆两枚爆炸装置,并持刀行凶,被当场制服抓获。警方从现场缴获自制爆炸装置9枚、自制枪1支等。这些装置与2007年1月新疆警方捣毁一处“东突”恐怖组织训练营时缴获的装置相似。同时,警方还在现场缴获2把行凶的刀具及部分宣扬“圣战”内容的宣传品。

  2009年4月9日上午11时,新疆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喀什地区体育场院召开宣判大会,对暴徒库尔班江·伊米提、阿不都热合曼·阿扎提宣布最高人民法院(2009)刑二复88044042号核准死刑刑事裁定书,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死刑命令,对两名犯罪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十四、2008年新疆库车县自杀式袭警案

 

  2008年8月10日2时30分许,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城中心的文化路和解放路,建设路上的库车县公安局、文化路上的人民银行、地下商城附近发生了连环自杀式袭击事件,一伙暴徒乘出租车袭击政府办公楼、公安局和武警哨所,他们投掷自制爆炸物,炸毁2辆警车,造成1名保安人员死亡,2名公安民警、1名保安员和2名群众受伤,多处房屋受损。8名恐怖分子被击毙,2个被抓获,2个自爆身亡。公安机关解救13名群众,缴获了尚未引爆的自制爆炸装置数十枚。

 

  十五、2009年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

 

  2009年7月5日上午,国家主席胡锦涛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出席在意大利拉奎拉举行的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并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当天下午17时许,200余人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聚集,警方强行带离现场70余名挑头闹事人员,之后,又有大量人员向解放南路、二道桥、山西巷片区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聚集,并高喊口号,现场秩序混乱。19时30分许,上千人聚集在山西巷一家医院门前,19时40分许,在人民路、南门一带有300余人堵路。20时18分许,开始出现打砸行为,暴力犯罪分子推翻道路护栏,砸碎三辆公交汽车玻璃。20时30分许,暴力行为升级,犯罪分子开始在解放南路、龙泉街一带焚烧警车,殴打过路行人。约有七八百人冲向人民广场,沿广场向大小西门一带有组织游窜,沿途不断制造打砸抢烧杀事件。21时许,约有200余名维吾尔族青年在人民广场自治区常委附近高呼口号,企图进入常委机关大院未遂后离去。

  事件发生后,当局各级领导人对事态判断不明,无所事事,暴力事件发生数小时,乌鲁木齐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事态一步步恶化,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直到第二天凌晨,暴力分子杀累了,也砸够了,才逐步住手,无能的官方的说法是,“凌晨事态基本得到控制”。

  一个月后,8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发言人侯汉敏称,乌鲁木齐“7·5”事件已经造成1700多人受伤、197人死亡。其中无辜死亡的156人中,汉族群众134人、回族11人、维吾尔族10人、满族1人。这位负责人说,在其他死亡的人员中,有的是因实施暴力犯罪活动被当场击毙,有的身份还有待辨认。“7·5”事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有331间店铺被烧,暴力恐怖分子砸烧公交车、小卧车、越野车、货车、警车等共计627辆,其中184辆车被严重烧毁。直接经济财产损失达6895万元。

  10月12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的三起重大犯罪案件7名被告人进行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阿不都克里木·阿不都瓦伊提、艾尼·玉苏甫、阿卜杜拉·麦提托合提、阿迪力·肉孜、努尔艾力·吾休尔、阿力木·麦提玉苏普6人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塔衣热江·阿布力米提因具有重大立功表现,被依法从轻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2月3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活动中的5起案件13名被告人进行了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麦麦提艾力·依斯拉穆、麦麦提吐尔逊·艾力穆、麦麦提艾力·阿不都克热穆、库西曼·库尔班、合力力·萨迪尔5人被判处死刑,另有2人被判处无期徒刑,6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12月4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又公开开庭审理了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5起案件7名被告人,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海日妮萨·萨伍提、如则喀日·尼亚孜、李龙飞3人被判处死刑,另有1人被判处无期徒刑,3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2010年1月25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乌鲁木齐“7·5”事件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5起案件13名被告人,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阿里木·阿不都万里、阿卜力克木·阿卜来提、阿力木江·艾尔肯、库尔班江·玉苏音4人被判处死刑,玉苏甫卡地尔·阿布都克力木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艾肯江·阿布拉等8人被分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

 

  十六、2011年和田袭警事件

 

  2011年7月18日12时许,18名暴徒按照预先计划冲入和田市纳尔巴格派出所,手持斧头、砍刀、匕首、汽油燃烧瓶和爆炸装置等,疯狂进行打、砸、烧、杀,杀害一名联防队员和两名办事群众,杀伤两名无辜群众,劫持六名人质,在派出所楼顶悬挂极端宗教旗帜,纵火焚烧派出所。

  和田市公安局副局长白合提亚说,事件发生后,公安、武警击毙凶犯和负隅顽抗的暴徒14人,抓获4人,成功解救6名人质,缴获斧头、匕首、砍刀、折叠刀等暴力械具30件,未燃烧的汽油瓶3个,石块48块,弹弓一把,辣椒面30克。和田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赵根林说,事件处理过程中,1名武警战士牺牲、1名特警、1名联防队员受伤。初步查明,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纵火、爆炸、杀人、攻击基层政法机关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

 

  十七、2011年喀什连环恐怖袭击事件

 

  2011年7月30日23时45分,两名暴徒在喀什市美食街路口劫持一辆正在等候红绿灯的单排座卡车,持刀杀害一名司机后驾车冲向人群,并下车持刀砍杀路边群众,造成6名无辜群众死亡,28名群众受伤。周围群众奋力抓捕,搏斗中一人死亡,一人被抓获。

  第二天,喀什市中心附近人民西路香榭大街步行街一带发生爆炸,有超过10位行人和警察受伤,有3人在爆炸中死亡。有目击者称,遇难者是被暴乱分子砍死的。4名嫌犯被击毙另有4人被抓获。

 

  十八、2011年新疆皮山县劫持人质事件

 

  2011年12月28日23时许,在新疆皮山县南部山区,一暴力恐怖团伙劫持两名人质。公安机关根据群众举报,立即出警解救人质。在处置过程中,暴徒拒捕行凶,杀害一名公安干警,致一名干警受伤。公安干警当场击毙暴徒7人,击伤4人,抓捕4人。

  一名官员透露,这伙暴徒共15人,他们都是受“圣战”思想毒害的新疆当地青年。由于皮山县的南边与印度、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实际控制区交界,他们试图自皮山县出境,接受恐怖组织的训练,参加所谓的“圣战”。然而,由于皮山县南部山区地貌复杂,地方也大,他们在找路过程中迷失了方向。28日晚,两名当地牧民为寻找走失的羊而进入山区,遭到劫持,后来中途机智脱身,向警方报案。

  警方迅速赶赴事发地点,但15名暴徒仗着人多势众,持刀械反抗,造成一名干警牺牲。在反复劝说,并且朝天鸣枪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警方最终才决定开枪击毙、击伤、俘获这伙暴徒。这名官员还介绍说,受“圣战”思想毒害的青年人往往企图通过人迹罕至的边境山口外逃,所以这起事件并不特别,也没有其他的特殊背景。

 

  十九、2012年新疆叶城县行凶事件

 

  2012年2月28日傍晚6时许,9名暴力恐怖分子在南疆重镇叶城县幸福路步行街突然冲向人群,持刀砍杀无辜群众,造成13名无辜群众遇害,多人受伤。公安干警当场击毙7名暴力恐怖分子,抓获2名。

  3月26日,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恐怖行凶案,并当庭宣判。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阿布都克热木马木提自2011年7月至2012年2月,以非法“台比力克”活动等手段传播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思想,积极物色人员,形成以其为首、吾布力卡斯木买买提、托合提库瓦尼买买提等9人参加的暴力恐怖组织,并多次密谋、指挥组织成员踩点,确定恐怖袭击目标,策划暴力恐怖行动方案。2012年2月28日上午,被告人阿布都克热木马木提在其家中召集恐怖组织成员,确定实施暴力恐怖行动,进行编组、分工,分发刀、斧等犯罪工具,演示实施恐怖袭击的方法。当日下午18时许,带领恐怖组织成员到达叶城县幸福路步行街,持刀、斧疯狂砍杀无辜群众,当场致13人死亡,1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阿布都克热木马木提被当场抓获,7名暴力恐怖分子被击毙,另1名被击伤后抢救无效死亡。在事件处置过程中,1名联防队员牺牲,4名公安民警受伤。

 

  二十、2013年新疆巴楚县色力布亚镇恐怖袭击

 

  2013年4月23日13时30分,新疆喀什巴楚县色力布亚镇3名社区工作人员到居民家中走访,在一居民家中发现多名可疑人员和管制刀具,遂用电话向上级报告,之后被藏匿于屋内的暴徒控制。接报后,镇派出所民警和社区干部分头前往处置,先后遭屋内外暴徒袭杀。此前被控人员也被杀害,暴徒点燃房屋焚烧。随后赶到的民警击毙继续暴力对抗的暴徒,控制现场事态。该暴力恐怖案件造成民警、社区工作人员15人死亡(维吾尔族10人,汉族3人,蒙古族2人),受伤2人(维吾尔族)。

  新疆警方称,巴楚县“4·23”严重暴力恐怖犯罪案件中以喀斯木·买买提、艾比布拉·巴拉提为首的25名暴恐团伙成员全部归案。其中6名暴徒被击毙,当场抓获8人,逃往喀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乌鲁木齐等地的11名犯罪嫌疑人先后落网,查获20枚爆炸装置,3面“圣战”旗帜,以及大量制爆原料、管制刀具、习武器材和非法宗教宣传品等作案工具,查明了该暴恐团伙形成、活动及案发等基本情况。警方说,3月中旬,这个团伙制造了8把大刀,先后进行5次试爆活动,并预谋今年夏天在喀什市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干大事”。由于发现及时,一个更大规模的暴力恐怖袭击被提前制止。

  8月12日,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巴楚“4·23”暴力恐怖案件五名被告人一审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判处木萨·艾散、热合曼·吾甫尔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拜克热·外力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吾斯曼·买买提、塔依尔·吾布力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二十一、2013年新疆鄯善县鲁克沁镇暴力恐怖袭击

 

  2013年6月26日凌晨5时50分许,多名暴徒先后袭击新疆吐鲁番地区鄯善县鲁克沁镇派出所、特巡警中队、镇政府和民工工地,放火焚烧警车。恐怖袭击造成24人遇害,其中维吾尔族16人、汉族8人,2名女性,其中包括公安民警2人;另有21名民警和群众受伤。公安民警当场击毙暴徒11人、击伤并抓获4人。

  公安机关查明,2013年2月以来,鄯善县鲁克沁镇人艾合买提尼亚孜·斯迪克和艾力·艾合买提尼亚孜等人开始非法聚集,多次观看境外“东伊运”(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等恐怖组织宣扬“圣战”的恐怖视频,在MP3播放器上传播、收听“圣战”音频资料,逐渐产生宗教极端思想。随后,他们又积极网罗发展成员进行非法宗教活动,逐渐形成了17人的团伙,酝酿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并密谋出境参加“圣战”。案发前,两个来自新疆南部库车县的煽动者对这个团伙进行了“圣战”鼓吹。在认为非法出境困难较大的情况下,他们决定就在自己世代生活生长的鲁克沁镇开展“圣战”,搞砍杀、偷袭等暴力恐怖活动。

  6月20日,艾力·艾合买提尼亚孜等人明确提出要“搞圣战、干大事”,密谋将鲁克沁镇派出所、特巡警中队作为袭击目标,大举袭击镇政府、村委会和没有反抗能力的无辜群众。为此,他们筹集经费,购买了26把长刀、21把短刀和310升汽油,自制了28个燃烧瓶。案发前夕,在艾力·艾合买提尼亚孜的指使下,团伙成员多次对鲁克沁镇政府、派出所及周边环境进行踩点。

  6月26日凌晨1时许,艾某等团伙成员聚会,做暴力恐怖活动前的非法“台比力克”(非法宗教集会)宣讲,并抱经宣誓。凌晨3时许,该团伙携带事先准备的作案工具,分乘3辆三轮农用摩托车前往作案现场。在现场附近一加油站内,持刀胁迫工作人员为其携带的油桶注满汽油以用于实施纵火。5时50分许,该团伙袭击了鲁克沁镇派出所、镇特巡警中队和镇政府,持刀疯狂砍杀公安民警、协警,向派出所、特巡警中队投掷燃烧瓶,纵火焚烧车辆,并劫持车辆冲撞警车。在实施暴行的过程中,这伙暴力恐怖分子还一路袭击了美容美发厅、民工工地,见人就杀、见人就砍,数十位在睡梦中的无辜群众、早起干活的群众和民工伤亡,其中包括多位维吾尔族群众。

  犯罪嫌疑人中多人犯有前科。公安机关侦讯证实,此案中的团伙头目是40岁的艾合买提尼亚孜·斯迪克,曾在2001年底因参加分裂组织被判服刑2年6个月,骨干艾力·艾合买提尼亚孜现年31岁,2004年曾因参加分裂组织被判服刑4年。如果我们的执法部门不包庇、纵容这些丧尽天良、极端危险的恐怖分子,而是从严从重判罚,在服刑期间进行正确的思想引导,即使在刑满释放后将他们作为重点管控人员,掌握其思想动态、行踪,这样的恐怖流血事件能发生吗?

  维吾尔族巡警艾斯卡尔说:“起因绝非民族问题。暴徒是维吾尔人,我们也是维吾尔人,他们却疯狂砍杀,这能说是民族问题吗?”

 

  二十二、2013年天安门前撞桥事件

 

  2013年10月28日12时5分许,一辆吉普车由北京市南池子南口闯入长安街便道,由东向西行驶撞向天安门金水桥护栏后起火,行驶过程中造成多名游客及执勤民警受伤。10月30日,警方初步认定,“10•28”事件是一起经过严密策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5名在逃涉案人员现已全部抓获。事件造成5人死亡,40人受伤。经现场勘查,北京警方查明肇事车辆为一悬挂新疆牌照吉普车,警方在车内发现汽油及盛装汽油的装置、两把砍刀、铁棍,车上还发现印有极端宗教内容的旗帜。

  后经深入侦查后查明:28日12时许,乌某某、其母及其妻3人驾乘吉普车闯入长安街便道,沿途快速行驶故意冲撞游人群众,造成2人死亡,40人受伤。嫌疑人驾车撞向金水桥护栏,点燃车内汽油致车辆起火燃烧,车内的乌斯曼某某等3人当场死亡。在新疆等地公安机关大力配合下,北京警方先后将玉江山•吾许尔、古丽娜尔•托乎提尼亚孜、玉苏普•吾买尔尼亚孜、布坚乃提•阿卜杜喀迪尔、玉苏普•艾合麦提等5名同伙抓获。

  11月24日,“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组织发布恐怖视频,宣称该组织成员实施了“10•28”天安门金水桥恐怖袭击事件,还扬言要继续对中国境内目标实施恐怖袭击。

 

  二十三、2013年新疆疏附县暴力恐怖袭击事件

 

  2013年12月15日23时许,新疆喀什疏附县发生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疏附县民警在萨依巴格乡进行入户排查时,发现内有大量人员非法聚集。就在干警对屋内人员进行询问时,有人鼓噪对抗,并且突然使用砍刀等袭击干警。2名正在询问的公安干警因猝不及防当场牺牲,而这伙暴徒还迅速从屋内取出自制爆炸物袭击赶来增援的公安联防人员。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干警果断开枪,打死14人,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

  经警方初步认定,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自今年8月开始,以艾山•司马义为首,逐步形成了有20名成员的暴恐团伙。该团伙多次聚集,观看暴恐视频,宣扬宗教极端思想,制造爆炸装置、枪支,数次进行试爆,预谋实施暴恐活动。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缴获一批爆炸装置、自制枪支、刀具等。

 

  二十四、2013年新疆莎车县暴力袭警事件

 

  2013年12月30日上午6时许,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公安局遭到9名暴力恐怖分子持砍刀袭击,暴恐分子投掷爆炸装置,纵火焚烧警车。公安民警果断处置,击毙8人,抓获1人。

  警方初步查明,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以吾斯曼·巴拉提、阿布都艾尼·阿布都喀迪尔为首的9名暴恐成员,自今年8月开始陆续纠集,多次观看暴恐视频,宣扬宗教极端思想,结成暴恐团伙。该团伙筹措资金,制造爆炸燃烧装置并进行试爆,预谋实施暴恐活动。30日6时30分许,该团伙成员投掷爆炸装置袭击县公安局。警方现场缴获爆炸装置25枚、自制砍刀9把等一批作案工具。处置过程中公安民警无人员伤亡。

 

  二十五、2014年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袭击事件

 

  2014年3月1日21时许,在云南省昆明市昆明火车站发生一起砍杀事件,事件由新疆分裂势力组织策划。事件发生初期时媒体称之为昆明火车站砍杀,官方定性后称之为“3·01”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另有港台媒体称事件为“昆明大屠杀”。事件造成29人死亡,143人受伤,其中重伤73人,轻伤70人。伤员分别收治在昆明的11家医院。民警当场击毙4名暴徒、抓获1人。

 

  二十六、2000年以后新疆恐怖组织发展综述

 

  进入新世纪后,由于中国国内各种矛盾越来越激化,大量问题越聚越多,美国等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插手中国内部事务,特别是对疆独、“东突”等分裂势力的扶植与支持,对“东突”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2001年“9.11”之后,中国对美国的反恐的支持几乎达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国际逢美国必支持无疑,但在2001年9月底,美国就给中国的热脸一个大大的冷屁股,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谈到中国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势力时,公然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和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上“不会放弃原则”。此后,美国一直对中国的疆独活动和“东突”等分裂恐怖势力的政治活动公开给予支持,美国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等政要曾多次秘密会见“东突”分裂分子;美国国会还专门召开新疆问题听证会;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出专门人员负责对“东突”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培训。美国政府发表的《中国人权报告》开始越来越尖锐地指责中国的民族政策,克林顿在公开场合与“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艾尼瓦尔会面,接受了所谓新疆维吾尔族人遭受迫害的材料和录像。霍普金斯中亚—高加索问题研究所和史密斯—里查德森基金会也派出专人前往阿拉木图,会见“东突”分裂组织头目。“9.11”三周年刚过,2004年9月14日,“东突厥斯坦流亡政府”在美国华盛顿成立。到目前为止,在美国的“东突分子”已增长到1000人左右,其中华盛顿地区就有近300人。2005年8月,中共政治局委员、新疆区委书记王乐泉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称,热比娅一出境就变卦了,在境外和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头面人物,包括暴力恐怖犯罪的骨干分子一起,密谋筹划各种分裂中国的活动。同时,指使其境内子女变现所有可以变现的资产,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国外,并设法为其子女在国外定居办理手续。2006年9月,在美国的指使下,热比娅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并公开称热比娅是“维吾尔之母”。

  其它一些西方国家也利用“东突”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土耳其和一些中亚国家也或明或暗地支持“东突”分裂运动,还允许其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建立基地,向外输出“泛突厥主义”。在这些国家的支持下,分裂组织创办了多种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中国的民族政策。原设在德国的“解放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已移到捷克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并在土耳其增设了“独立解放电台”,加强宣传力度。

  “东突”恐怖分子受此鼓舞,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活动,国际合作越来越频繁。2000年5月,境外“东突解放组织”为了筹集资金,在吉尔吉斯斯坦绑架了一名新疆商人并纵火烧毁了比什凯克中国商品市场。5月25日,恐怖分子策划袭击了中国赴吉尔吉斯斯坦处理绑架、纵火案的工作组,造成一人丧生,2人受伤。行凶后,恐怖分子逃往哈萨克斯坦,并于同年9月在阿拉木图枪杀了3名警察。2003年3月,“东伊运”武装分子袭击了一辆来往于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间的国际班车,恐怖分子杀害了全部21名乘客,其中中国公民18人(包括15名维吾尔族同胞)。2012年6月29日,一架天津航空EMB190/B3171号飞机在由新疆和田飞往乌鲁木齐途中遭遇歹徒劫持,随即不法分子被机组与机上乘客共同制服,飞机随即返航和田机场并安全着陆,6名歹徒被公安机关抓获。2012年10月8日,新疆男子谎报飞行航班有危险,致使该航班备降兰州中川机常警方对航班上所有乘客和随机物品再次安检后未发现异常。该航班滞留5个多小时,造成直接损失28.8万元。

 

  二十七、彻底反思近些年的错误政策,治本才是关键

 

  自2000年以来,疆独活动和各种形式的恐怖暴力活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猖獗,仅每年打掉的危安现行组织团伙案均在百起以上,呈现高位逐步增长之势,其中2012年新疆暴恐案件190余起。其中“独狼式活动”的个体或小群体暴恐活动趋多,且参与人员基本都是“80后”、“90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到95%左右。可以预见的是,疆独和各种暴力恐怖事件仍会呈现向上的势头,至少五年内不会出现拐点。因为现在新疆恐怖事件绝非个体偶发的随意性的事件,而是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时间滋生、发起起来的,只要这个政策不改变,疆独和各种暴力恐怖事件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猖獗。

  但肥头大耳的官员却按照上级秘书们弄的稿子胡说八道。据新华网报道,2013年5月28日,在当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在回答关于最近两年来有一些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问题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史大刚表示,目前新疆社会大局稳定,趋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史大刚说,无论是经济基础、社会基础,还是新疆各族人民思稳定的思想基础,都是盼稳定、盼和谐、盼富裕。史大刚透露,2012年新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15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442元,连续三年增速居全国前列。

  有道是:和谐社会不和谐,大小狗官尽胡说!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矛盾理论,民族矛盾是一个历史范畴,其产生、存在和发展在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一定的发展状况,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民族压迫和民族斗争是由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造成的,因此,要消灭民族压迫、消除民族斗争,就必须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1939年12月,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在谈到西藏农奴主武装叛乱时再次提出: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

  实际上,近几十年重新产生、发展起来的“疆独”以及各种恐怖暴力活动是表面,贫富阶级的两极分化和官民的严重对立才是根本原因之所在。如果新疆各族广大的劳动人民坚决站在共产党的一边,群防群治,一小撮恐怖分子根本就没有藏身之地,他们一旦冒出来,就会落进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只要他们有蛛丝马迹的行动,政府就能立即知道,疆独能闹起来吗?现在,两极分化如此剧烈,官民对立如此严重,天天教育老百姓“不管黑猫白猫,先富起来最光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街头一个老太太摔倒了都无人敢扶,底层百姓也不再信任当局,甚至充满了仇恨,这样的社会,指望谁挺身而出,捍卫只会整天欺压老百姓的贪官污吏?

  不可否认,这些年中央政府用全国老百姓的纳税钱往新疆扔了不少,如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奥斯特洛夫斯基对俄《消息报》说,中国中央政府每年向新疆提供大量资金支持,2011年达到750亿美元。近7年来,投入新疆的资金增长了4倍,但中国想保新疆的稳定确实有难度。

  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叶海林认为,钱并不能完全解决新疆问题。“我们的政策逻辑是,把新疆问题划定为是一个贫穷落后地区的问题,只要贫穷问题解决,其他问题就能解决。坦率讲,新疆不是最穷的,贵州比新疆经济还差。所以这个逻辑不成立。现在我们真正问题,除了用钱弥平新疆与内地发展差距以外,我们有没有第二个办法?我们有没有尝试第二个办法?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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