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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才是真实的文革?

2014-02-27 20:45:52  来源:网易博客  作者:寒江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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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才是真实的文革?

 

 

 

 

 

  许多年来,特别是主流煤舆倾向性跟风态度,还有当下那些无耻之尤的文匪精英,他们因了一己利益之需,也更出于对权力的膜拜与臣服,遂不顾几十年私有化发展的社会现实状况,依旧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般作出妖魔化文革的诸般言论。也从而以使得更多不明真相之人依旧以为文革是十恶不赦的一项社会运动,是浩劫。但现实的文革是什么?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运动的初衷又是什么?这绝对是一项颇为弘大复杂的工程。它需要党史专家、历史学者抱着实事求是态度去研究,然后才能得出符合原本面目的文革真相。

 

  以下有关于文革的一些材料,也许读后你能得出比较客观结论。

 

  原中央宣传组组长、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在《反思录》书中有一节“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一个问题”。

 

  王力说:毛泽东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究竟怎么办?这是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 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毛泽东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毛泽东说:“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人民群众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人民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因此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历史最大谎言----文革经济崩溃论

 

 

 

 

  本文将重点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下同)期间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加强其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基本建设的关键时期,一些大建设、大工程、大项目都是这期间完成的,它在中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另一方面是由于这段历史长期以来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把它看成是毛泽东时代的完全失败的典型例证。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是:“文革”时期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还有的说 “长期发展缓慢”、“停滞不前”等。是也、非也?对此重大问题发表意见、澄清事实,应是每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责任。

  客观事实不容抹刹“文革”

  作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对它究竟作如何评价,它将对历史产生什么作用和影响,这是一个有待历史验证的问题,或许在短期内是难能有统一认识的。然而对于“文革”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它却是一个客观事实,只要不抱任何偏见,则是完全能够得到正确说明的。

  其实,要正确说明“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困难的事情。一个简单方法就是将“文革”后的中国经济状况与文革”前的1965年相比较。人们知道,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到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是共和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之一,当时大多数经济指标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经过了十年 “文革”,中国经济与1965年相比究竟是降低了、没有变化,还是大大提高、发展了?这对于稍有一些历史知识和经验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两个时期相比,中国经济状况不仅存在着量的巨大差别,而且存在根本层次的差别。

  1965年中国经济形势虽然很好,但那主要是调整、恢复的结果。应该看到,那时中国的经济基础还是十分薄弱的,工、农业、交通等各方面都还没有什么 “大东西”,发展并无后劲。工业方面,那时独立、完整的体系尚没有建立起来,交通、能源建设和制造业还落后;农业方面基本建设很差,水浇地和化肥使用量很少,抗自然灾害能力很低,产量不稳定。可以说当时在工、农业基础建设和科技水平各方面都不能适应继续大发展的需要。而这一根本状况的改变,主要是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发展都上了一个很大台阶,基础、实力大大增强。它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特殊和重要的地位,成就不可磨灭。

  自从“彻底否定文革”以来,人们对当时的经济建设成就讳莫如深,政坛上对“文革”期间的事情采取“报忧不报喜”、发展数字宁抑不扬的做法。即使如此,依据国家统计部门所公布的数字仍能看出一些真相:止于1978年,(“文革”虽然是在1977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被宣布结束,但到 1978年12月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工作指导思想和经济方针并未改变,当时华国锋明确宣布“按既定方针办”,因而这一年就经济工作来说仍可算到“文革”时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这比1965年的1716亿元翻了一番还多,年均递增率达6.8%。主要产品的产量更是大幅度增长,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例如:钢产量达3178万吨,原油产量达10400万吨,原煤产量达61800万吨,粮食产量达30475万吨,它们分别是1965年的2.6倍,9.2倍,3.09倍,1.6倍。①这样的增长速度从哪方面能说是缓慢呢?如果说“文革”时期经济发展是“停滞不前”,那就是说它比1965 年没发展、没变化,这岂能是事实!

  ①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4)》。

  谈到“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还有两个重要情况值得指出:其一,当时是在没有任何外援、借贷情况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建设的。中国在1968年就全部还清了公债,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其二,当时经济发展是没有任何“泡沫”和虚假现象的。人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 增长大多年份高达百分之八、九,然而这其中仅银行不良资产就达百分之三、四十,还有大量的资源浪费、“豆腐渣工程”、腐败成本等,而这类现象在“文革”时期是极少见的,因而更加真实。

  有人说“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试问:当时全国没有任何企业倒闭,没有一年农业减产,没有金融危机,没有通货膨胀,没有产品买不出去,没有工人下岗失业或发不出工资,经济总量年均增长6.8%以上,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濒临崩溃”!所谓“长期发展缓慢”究竟有何根据!按工农业总产值计算,1966年至1978年年均增速是8.5%,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之后的1979至1981年6.7%的增速。

  有许多经济指标,如煤、石油、钢铁、发电量、机床等产量增速更是超过改革之后。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6.9%,远远超过1979至1981年年均负 1.7%的增长速度。如果说“文革”期间经济“濒临崩溃”,那么改革之后的1979年至1981年经济岂不更是“濒临崩溃”吗!

  有人说:“自从1957年以后,中国耽误了二十年”。还说“十年动乱使中国经济步入低谷,进一步扩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事实真的如此吗?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从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的时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达6.5%;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美国是 4.3%,日本是6.7%,英、法、意还低于美国。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同期的2倍多,远远高于美、英、法、意等,与处于高增长期的日本差不多。从主要产品的产量看,50年代初中国都排在世界工业国家的大后面,而到了1978年钢产量就超过了英、法、意,成为继美、苏、日之后的第四位国家;石油由过去有名的“贫油大国”而一跃成为基本上自给的世界“第八产油大国”。其他如:原煤跃居第三位;棉纱产量跃居第一位,发电量跃居第七位,粮食产量跃居第二位,棉花产量跃居第三位等。事实充分说明,从50年代以来的中国的一直是迅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而关键性的建设大都在文革期间。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差距从没有拉大,而是逐渐缩小。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以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二百年的路程。所谓中国“耽误了二十年”从何说起!

  70年代,西方国家进入新~轮的经济危机,美苏两霸冷战不断升级,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普遍趋缓,但这时中国在“备战”的拉动下投资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据韩德强《中外对比五十年》中提供的材料,1965年至1985年西方国家GDP年均增长率是、:美国1.34%,英国1.6%,西德2.7%,日本 4.7%。其他亚洲有关国家和地区是:新加坡7.6%,韩国6.6%,香港6.1%,印度1.7%。而同期中国是7.49%。可以看出其中除了新加坡、韩国、香港与中国速度接近之外,西方发达国家和印度等都远远低于中国。所谓中国“经济发展步人低谷”、“扩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等等纯系一派谎言。

  经济发展有时候并不是单凭产值增长率所能完全说明的。让我们回顾一下在六、七年代中国人所于的许许多多大事情,所创造的雄伟业绩,也许更具有其真正的意义。

  “文革”时期中国工业、交通建设的发展

  对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来说,首先把工业搞起来这是富民强国的关键问题。从历史上看,中国工业投入规模最大、建立企业最多、发展最快的时期,一是 “大跃进”时期,二是“文革”时期。“大跃进”时期所建立的企业有些在“三年困难”、时期下了马,(但其中大部分在后来形势好转时又陆续恢复发展起来)与此不同,“文革”时期的工业发展却要谨慎得多,稳健得多,项目建设一个成功一个,几乎找不到有何效益不好的企业。

  在仅仅30年的时间里,中国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在许多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这只要看看当时国家在能源、钢铁、建材、机械制造、化工、交通、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投建的大量工程项目情况就很清楚了。

  以石油、煤炭、电力和钢铁、水泥为主的能源、原材料建设是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基础性的工业。“文革”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最突出的成就也正是在这个方面。仅在1967年至1976年期间国家对能源建设的投资就超过了500亿元。在石油工业中,不仅扩建了大庆油田,而且新建了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任丘油田、辽河油田、中原南阳油田、江汉长庆油田等。原油产量以每年平均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产量突破了1亿吨,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 倍多。其发展步子之大是任何时期所无有的。如果没有当时石油工业的大发展,我国八、九十年代以及现在的石油自给将是大问题,与此相关的化工、化肥、化纤等工业也不会发展起来。在煤炭工业中,新建了山西高阳煤矿、山东兖州煤矿、河南平顶山煤矿、四川宝顶山煤矿、新疆哈密露天煤矿;在电力工业中,不说各地兴建的众多的中小型发电站,仅全国大型的发电站就有: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龚咀水电站、黄龙滩水电站、碧口水电站、八盘峡水电站以及唐山陡河发电厂、山东莱芜火力发电厂等,发展同样是很快的。十年间中国能源产量年均增长率达到9.2%。全国80%以上的县都建立了水泥厂,产量比1965年增长4.1 倍。这都大大超过了八、九十年代的增长速度。

  在看待“文革”期间的经济发展时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必须看到:当时的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十分严峻的:在南方正在进行援越抗美战争,美国军事飞机还不断侵入我国领土上空;北部与苏蒙的边境上苏联陈兵百万,战争一触即发;西南印度军队不断侵入我国边境等。在当时形势下既要搞建设又要加紧备战,为此工业发展不能不采取以内地“三线”建设为重点的方针。从1965年到70年代末期,国家在三线建设中投资达2050亿元,建立起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制造、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等新的工业基地,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状况大大改变。这期间中国的造船工业由造万吨巨轮逐步提高到造五万吨和十万吨级巨轮的水平,发展极为迅速。全国有许多著名的大企业,如湖北二汽、贵州铝厂、邯郸大型水泥厂、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江油特殊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山东托拉机厂等也都是那时新建的。至于各地建设的大型骨干企业就更多了。到70年代末期仅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就由原来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了 3.92倍。这极大地促进了中西部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对于改善经济布局,克服过于集中于东部沿海大城市的状况,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人们看到,改革开放以后一改原来的指导方针,实行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重点、向沿海倾斜的方针,使中西部大批人才和资金“孔雀东南飞”,造成地区差别和社会矛盾迅速扩大。可以说,如无过去“三线”建设时期的基础,目前中西部的经济发展还会更加落后。

  在这期间,各地新建的工业企业特别多。1965年全国企业总数是15.8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4.6万个,集体所有制的11.2万个;到了 1979年企业总数就达到35.5万个,是原来的2.25倍。其中全民8.4万个,集体27.1万体,分别是原来的1.83倍和2.42倍。而且企业规模普遍扩大,其中大中型企业有4500个。全国职工总数近一亿人(9967万人,其中全民制7693万人、集体制2274万人),比1965年的4965万人(其中全民3738万人、集体1227万人)增长70%以上。这也大大促进了就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时中国基本上建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1952年,中国工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就颠倒过来了,工业占72%,农业占28%了。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改革以来喊起来的一个口号,20多年来中国交通发展十分迅速。然而不能忘记的是早在六、七十年代国家就开始大力加强全国的大干线建设,这期间在铁路、公路、航空、大桥梁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十分惊人的。十多年间,不仅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川黔铁路、襄渝铁路、焦枝铁路、枝柳铁路、京通铁路、阳安铁路等十多条铁路干线,而且建成了包括滇藏公路、韶山至井冈山公路在内的许多贯穿各省城乡的公路干线。到1979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五万多公里,有复线的八千多公里,并且开始了电气化铁路建设。内燃机车也投入使用。铁路货运量达十亿万吨。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80万多公里,全国两千多个县基本上每县都通了公路,大大改变了全国交通干线落后的状况。这个时期铁路、公路建设与以往不同的是:它大多是在西南地区高山峻岭的复杂地形条件下施工的,而施工技术、物质条件又很落后,其艰难程度中外少有。工人阶级、技术人员硬是靠发扬“敢啃硬骨头”和“一不怕苦而不怕死”的精神去战胜困难,谱写了人类建设史上最豪迈的篇章。

  在交通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大桥梁建设步入新阶段。1968年世界闻名的大工程一一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此后,十年间中国又先后建成了长沙湘江大桥、山东省北镇黄河大桥、前扶松花江大桥、浙江省兰江大桥、蚌埠新淮河大桥、上海黄浦江大桥、闽青大桥、洛阳黄河大桥、田庄台辽河大桥、江苏省淮南大桥、五河淮河大桥、重庆长江大桥等,使我国大桥梁建设无论在设计施工水平,还是在建设速度上都跃上一个新台阶。

  “文革”时期中国的航空事业发展很快。在国际航空方面开通了北京、上海与巴黎、与日本、与巴基斯坦、与苏黎世、与瑞士、与德黑兰、与地拉那、与亚的斯亚贝巴、与万象等许多新航线,与外国100多家航空公司建立了业务往来。在国内,新开了上海——兰州——乌鲁木齐、上海——桂林、兰州——拉萨、成都 ——上海等航线。到1973年国内建立了以北京为中心连结全国70多个城市的80多条民用航空线。

  其他方面,在大港口建设、长距离输油管道建设、高压远距离输电变电工程、载波通信干线工程,卫星通信地面站建设等方面都创历史最高记录,填补了许多历史空白。

  仅十多年时间,国家工业建设就干出了这样多的大事,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难道就因为当时处于“文革”时期从而可以将其一笔勾销吗?

 

 

  注:文中有关数据和资料主要援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新华出版社出版1982年6月出版。

  (2)《中国统计年鉴(1993)》,国家统计局编,1994年出版。

  (3)《数字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4)《实事求是地看待“文革时期”经济建设》,陈东林,《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10期。

  (5)《七十年代前期的中国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陈东林,《回首“文革”》,第45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6)《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韩德强,《思潮》第1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大数据时代,大数据说了算?

 

 

  核心提示:关于“毛泽东同志晚年犯有严重错误”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尽管来自《历史决议》的定论,因为缺乏足够的具体例证。大数据时代,大数据说了算呢?不妨看看历史几组关键的大数据……

 

 

 

  关于“毛泽东同志晚年犯有严重错误”。不论是习近平同志是本着,“提出了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还是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110周年时的讲话中提到的“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问题,都是依据“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中来的。

 

  “文革”不仅仅是一个时代标志性的符号,它更包含“革命”和“生产”, “革命”也不仅仅是政治文化方面的,是涵盖了所有领域的“革命”和创新。

 

  然而,关于“毛泽东同志晚年犯有严重错误”。在这个《历史决议》中的“毛泽东同志晚年犯有严重错误”又是什么“错误”呢?即只有提到毛泽东同志在晚年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

 

  批党内走资派当权派,发布“文革” 十六条,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强调对被打倒的人要采取“教育为主,不要一棍子打死人,要坚持治病救人的方针”等等,毛泽东在发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同时,也不断根据具体情况发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努力纠正发现了的问题和偏差。对此,本应实事求是的、逐一对照问题偏差出错的原因,区分是毛泽东的那一项政策方针出错,还是执行中层层“加码”或曲解的问题,或是一些群众性组织违背中共中央决策精神,形左实右的做坏事做违法之事,让“文革”背罪呢?

 

  毛泽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什么具体事实的错误呢?《历史决议》并无实事实例举证毛泽东,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任何一件具体错误例证,这也就是说,找不到有任何具体事实、且是能够经得起历史实践检验可作为他的“错误”结论“背书”的东西,可见这个《历史决议》只是些空洞滥调和政治成见及历史虚无主义。

 

  然而,毛泽东同志晚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实上也只是4年的时间,即从1966-1970年下半年,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宣读中共中央宣告“两派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了”的文件,这是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缘何《历史决议》有“10年文革”之说呢?即使从1966-1976年的“10年文革”和后被《历史决议》定性为“10年‘文革’动乱”、“ 10年‘文革’是一场浩劫”的说法,在此期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取得了年均10%以上增长,除了“两弹一星”的系列科技成果外,中国是一个既没内债也没外债的独立自主发展国家,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一个动乱的国家还会有发展,而且还能为世界所瞩目赞叹的“10年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均10%以上”高速增长和发展吗?

 

  根据可查到的数据看,改开前后大数据比。1978年国内的GDP为3645.2亿元,如今达到51.93万亿(2012年国内的GDP),增幅为142倍。1978年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859.45亿元(另一说1978年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1155亿元), 以2012年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97.42万亿的数据计算,也较1978年增长了1134倍(或增长了843倍)。1978年银行贷款余额为500亿元(记得400多亿元不上500亿元,以500亿元看;另有1890亿元),2012年银行贷款余额67.29万亿元,增幅为1346倍(或增幅为356倍)。

 

  再看一看改开前后货币投放与产出GDP情况:

 

  1978年广义货币M2余额与产出GDP之比是1:4.24(或1:3.16);1978年银行贷款余额与产出GDP之比是1:7.29(或1:1.93)。

 

  2012年广义货币M2余额与产出GDP之比是1:0.53;2012年银行贷款余额与产出GDP之比是1:0.77。

 

  再看一看“文革”和改开时期的货币投放与产出GDP情况:

 

  假设“10年文革”的货币投放增幅年均在7%和国内的GDP年均10%,那么,1976年广义货币M2余额743.33亿元(或1976年广义货币M2余额1634.66亿元),1976年银行贷款余额432.45亿元(或1976年银行贷款余额1149.34亿元)。1976年国内的GDP2777.11亿元。

 

  由此可知,1976年广义货币M2余额与产出GDP之比是1:3.74(或1:1.7);1976年银行贷款余额与产出GDP之比是1:6.56(或1:2.42);

 

  2012年广义货币M2余额与产出GDP之比是1:0.53;2012年银行贷款余额与产出GDP之比是1:0.77。

 

  再而看一看《历史决议》中的“ 10年‘文革’是一场浩劫”,“ 10年‘文革’动乱使国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论。1976年,中国的外汇储备1亿多美元,黄金储备1274吨,? 从1976年到1979年不到三年的时间就花光了辛辛苦苦积累了28年的外汇储备,中国政府不仅花光所有外汇储备,而且到了不得不动用100多吨黄金储备去偿还盲目引进技术设备所欠下的外债。据2011年审计署对政府性债务的审计报告,1979年开始(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借债过日子。

 

  “改革”使从一个“既没内债又没外债”的中国,逐渐走向政府靠举债促发展,至2013年6月全国政府性债务已达30万亿元。

 

  据世界黄金协会在2011年8月公布,中国黄金储备1054吨。而2013年8月中国黄金储备仍是1054吨。这说明中国的黄金储备还未能达“十年‘文革’动乱使国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1976年中国黄金储备1274吨的积累水平,能不能从这个方面说明了“34年‘改开’更使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呢?

 

  另据金融界转“理财周报”的《解密全球央行黄金局:传中国黄金储备超2000吨》文章称:“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已经通过多种渠道,逐步增加了黄金储备,总体规模已经超过2000吨,甚至有黄金投资分析师估算,仅2012年,中国至少增持黄金250吨,实际数字甚至可能在500吨以上。”虽未获官方确认,但暂且当真看,可见“34年‘改开’”的高速经济发展,其实际财富——黄金储备还不及低生产力的前28年,在前28年的黄金储备上,“35年‘改开’”只增726吨,也可见举债高速经济发展之虚。

 

  同时,有特色改开下,中央政府史无前例的对改开后所产生的银行贷款巨额坏帐实施了两次剥离共计4万亿元,这还不包括往年正常的贷款坏帐核销的数额,和第一次银行贷款坏帐剥离后,贷款坏帐核销常年化的常态数额。

 

  两次剥离分别是:第一次为银行贷款坏帐实施剥离,是在1999年,1998年年末银行贷款余额是8.65万亿元,实际剥离银行贷款坏帐1.4万亿元,占比16.18%;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7.83万亿元,银行贷款坏帐1.4万亿元,占比17.88%。中央政府第二次为银行贷款坏帐实施剥离,是在2005年,2004年年末银行贷款余额是18.9万亿元,实际剥离银行贷款坏帐2.6万亿元,占比13.76%;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5.98万亿元(13.65万亿元),银行贷款坏帐2.6万亿元,占比16.27%(19.05%)。

 

  忽略改革国企集企的破产、倒闭、关停、改转制和坏帐资产的核销、转拍处置损失及所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忽略未来可能因“中央4万亿元投资刺激经济计划”,所推动天量放贷存在的隐性银行贷款坏帐剥离问题,单就银行贷款坏帐剥离4万亿元的巨额直接经济损失,和政府性债务20-30万亿元,即使中国外汇储备3.66万亿元(据官方最新公布截止今年9月份。),除去购买美国国债1.27万亿元(据官方最新公布截止今年7月份。),所剩外汇储备2.39万亿元,1美元件兑换人民币现汇价6.0513元,还不足抵消政府性债务,粗略概算的话。

 

  无疑这些大数据基本所反映事实,不仅揭穿了“十年‘文革’动乱使国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论和“10年‘文革’浩劫”论,而且是否也说明了“34年‘改开’更使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和改开更像是一场空前的经济浩劫呢?

 

  面对这些大数据,不知那些作出和一直坚持“十年‘文革’动乱使国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论和“10年‘文革’浩劫”论的人还有什么面颜以对呢?

 

  这些基本的事实,难道不值得当今浮燥的经济学人和特色改开者反思吗?

 

  教人如何实事求是与尊重客观历史和解剖改开及做好改革呢?

 

 

 

  无论从改开前后的大数据看,还是从“文革”和改开时期的大数据看,虽都是以简单算术计算出的非精确大数据,但也能粗略的说明一些问题,即便是《历史决议》已定性了“毛泽东同志晚年犯有严重错误”,但未能有具体事实和大数据作佐证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历史决议》,相对客观历史事实和以上所列出的客观大数据看,不但毛泽东同志能在其“晚年犯严重错误”的情况下,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和巨大成就,且可见所谓“晚年犯严重错误”与其所取得的伟大功绩是多么渺小,也可见《历史决议》所作出的“毛泽东同志晚年犯有严重错误”是没有客观大数据可之例证的,让人看起来有失实之嫌,也不符合“习近平同志直面问题,提出了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至少看,《历史决议》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和未能够全面实事求是的看待毛泽东同志在晚年努力为新中国所做思所做的一切和开创性的事情。

 

  回眸新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毛泽东的老一辈战友们,就像中国大革命时期、新中国民主主义社会改造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一样,表现出对毛泽东的决策意见不理解不支持,尤以井冈山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红军长征中的分裂造成损失,新中国民主主义社会改造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屡次纠左反右和经济路线斗争及“文革”反修防资斗争,无一不被实践检验证明或被后来的实践检验证明,毛泽东的才智都是过人的,有时也不容易让人能理解,也正如人民日报刊文的《习近平提出评价毛泽东6原则》中指出的“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他思想博大深邃、胸怀坦荡宽广,文韬武略兼备、领导艺术高超,心系人民群众、终生艰苦奋斗,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

 

  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不仅应有“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更应有公平公正全面客观准确的高。但是,遗憾的是,除了对毛泽东一个人作出“三七”开的功过评价外,对主导改开者与改开以来的核心领导集体和个人都未能有一个包含完整的涉“功过”评价,只单有“功”没有“过”的评价,这公平公正全面客观准确吗?难道主导改开者与改开以来的核心领导集体及个人都比毛泽东同志更伟大更正确完美,他们都没有犯过错误,甚至都没有犯过严重错误吗?

 

  为何总把毛泽东的“错误”屡作鞭挞(况且毛泽东的“错误”已经是在《历史决议》中明确是“三七”开了的),而看不到他们对自己工作有一点开诚布公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呢?更不要说他们对待毛泽东同志一样,对自己或自己的同志来一个“几几”开的客观评价呢?

 

  这种对己宽对他人严,甚至超越客观历史现实态度地苛刻苛求他人,吹毛求疵,采取“双重”标准和趋避完整全面及选择性的评价,留下的负面社会影响及其社会危害性是无法估量的。

 

  中国还能有再一次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以焕发出真善纯美的人性,再反思“文革”,反思改开,并做到公平公正全面客观准确的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调动更广多人的社会积极性,用正确和科学的改革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可持续发展,用正确和科学的改革促进公平的社会收入分配,让大多数人民能够真正分享改革红利及幸福生活。

 

  20140108

 

 

 

 

 

  濒临崩溃?实事求是评价文革时期经济建设

 

 

 

 

  文章摘要:

 

  1966年至197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各个领域造成了严重混乱,带来了巨大损失。同时也应当看到,“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虽然遭到了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发展。对此,曾经有过种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通行的说法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最早见于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从1974年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种说法以后被不少著作和文章沿用,并发展为“文革”时期的10年“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的评价(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349、35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至今仍有人使用。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甚至用“经济的崩溃”作为标题来述说“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

 

  另一种说法是:整个“文革”10年,经济是有发展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只是指动乱最严重的1967、1968年。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综观1966至1970年这五年乃至1966至1975年这10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

 

  这两种说法之间的差异显然是较大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当然谈不上发展,并且涉及到“文革”10年经济建设的基本状况。因此,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今天,有必要根据准确的历史事实做出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

 

  ——本文摘自《当代中国研究所网站》,作者:陈东林,原题:《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首先,必须搞清楚,“文革”和“文革”时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革”是一场严重错误的政治运动,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文革”时期,是这场运动发生的历史时间和空间,这一时期既发生了种种严重错误,也存在抵制和纠正这些错误的斗争,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在困难条件下努力进行的经济建设。因此,彻底否定“文革”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全部历史。同样,肯定“文革”时期经济、外交方面的发展,也不等于要肯定“文革”本身的错误。胡绳同志很早就指出,要把“文革”和“文革”时期区别开来。(见《真理的追求》1990年第4期第11页。)应当说,这是我们正确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阶段历史的基本准则。

 

  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发展,是明显的事实。关于年平均增长率,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7、50、33、444—447、36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需要说明的是,有人提出“文革”时期的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同志的文章回答说:“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从各个经济部门情况看,10年中也取得了一定发展。

 

  工业交通方面,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70年代末期的三线建设,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2050亿元,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得到了长足进展,建立起攀枝花钢铁公司、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机器制造、能源、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基地和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工业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的布局不合理状况,形成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有较高科研和生产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促进了内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建设前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1972年以后,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四三方案”为中心,投资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国外引进了26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基本满足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需要,并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文革”时期,石油工业得到飞跃发展,陆续开发和兴建了大庆、胜利、大港等大型油田,克拉玛依和吉林扶余油田生产能力也得到大的提高,还先后在四川、江汉、陕甘宁组织了三个大石油勘探会战,探明和建成辽河、任丘、江汉、长庆油田。从1966年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

 

  农业方面,除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外,农业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建国以来成就最大的时期,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89%。(水利电力部编:《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页。)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74页。)这些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大改善,为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尤其是80年代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投资相对较少,在一定程度上是70年代的投资在发挥效益。

 

  科学技术方面,这一时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得到了空前的突破。1966年5月9日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9月23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3年8月26日,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1975年10月20日, 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经过推广后一般能提高产量20%,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成果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准备了物质基础和保障。正如邓小平1988年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文选》,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那么,又如何看待“文革”时期的巨大经济损失呢?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是政治动乱冲击和破坏生产建设,造成了直接的巨大物质损失。如大串连、“停产闹革命”使铁路运输中断、停工停产;武斗、造反、打砸抢毁坏大批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设施等等。这些有形的损失,虽然无法计算总量,却是有目共睹的。

 

  其次,是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没有在应有发展速度下取得大的成就。这一时期经济虽然取得了一定发展,但速度和“文革”之前的14年(1953年至1966年)和之后的6年(1977年至1982年)平均速度相比,是比较缓慢的。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6.8%分别低于前者的8.2%和后者的8.9%,国民收入年增长率4.9%分别低于前者的6.2%和后者的7.5%。如果能够持续“文革”前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这10年国民收入应该多增长2793亿元。(有的著作认为“如果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10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因为百元应增效益还要受到基数、部门构成等影响,不可简单比较。如90年代上述效益比“文革”时期就有下降,决不能说90年代比“文革”时期损失更大。)此外,从计划指标本身看,“文革”时期的“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虽然得到完成,但确定的指标并不算高,“三五”计划本可以提前两年完成,“四五”计划原定指标较高,后来也大大压缩。

 

  再次,是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十年中,国民经济总量虽然有增加,但是企业管理制度的破坏也使经济效益降低,消耗增大,浪费严重。许多重大项目的完成是靠多投资、“大会战”和多消耗取得的,时间也大为延长。大中型建设项目周期,“一五”时期为6.5年,“三五”和“四五”时期分别延长到8.8年和10.7年。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率也由“一五”时期的15.5%下降到“三五”、“四五”时期的11.5%和9.4%。

 

  最后,是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到1978年,全国农村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下降,只在1971年对少部分人提高过一次工资。住宅、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也造成了严重欠账。“文革”前经过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城市居民供应的商品本来已经有不少取消了配给票证,“文革”时期又不得不恢复甚至增加。

 

  造成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文革”的动乱和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我们常说,如果没有“文革”,我们将取得更大的经济建设成就。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我们估算“文革”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主要出发点。

 

  以1966年开始的第3个5年计划为例,由于全国人民发挥了极高的建设热情,计划实行不久,就显现了巨大的成效。1966年4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汇报指出: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原设想的第3个5年计划,有可能提前两年实现。就建设来说,大小三线的许多重大项目,现在看,可以提前一年或两年建成。其中,攀枝花铁矿,酒泉镜铁山铁矿,贵州六枝、盘县、水城三大煤矿区,刘家峡水电站,成都-昆明铁路,四川天然气等重点1968年可以提前2年基本建成或达到原计划生产水平。就生产来说,1970年的主要生产指标,大部分在1968年可以完成,有些明年就可以完成。其中,钢、棉纱、石油、棉花1967年就可以达到或超过1970年的计划指标;煤炭、发电量、有色金属、机床、化肥、粮食等1968年可以完成1970年的计划指标。

 

  面对经济建设的大好形势,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提出修改第3个5年计划草案的设想:大幅度增加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电力、石油、铁路的生产建设指标,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努力增加集体经济的积累来源。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中国的经济建设在10年中将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是,1个月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这个设想未能实现。

 

  关于“文革”对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程度,不少著作常常引用一个数字:如果按照正常年份每100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10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败掉了1949年至1979年全部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的同样一份家当。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损失”实际是指少增长,而以同样方法而根据不同的数据推算得出的“少增长”数字差异颇大。例如:以“文革”时期国民收入年增长率4.9%与1953年至1966年的14年每年增长率6.2%相比较,应当得出的10年少增长收入是2793亿元。但是,这些计算毕竟都是建立在推算基础上的,并不能说明“文革”时期的实际经济状况是“整体上濒临崩溃的边缘”。“少增长”仍然是增长,“少增长”与实际“败掉了”“一份家当”毕竟不是一回事。显然,评价“文革”时期的整个国民经济状况,以这些不够准确的数字是不能得出结论的。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应当看到“文革”带来的损失,确实是巨大的。同时也应指出,除去“文革”本身造成的物质破坏外,这种损失主要是指应当达到的宏伟经济指标未能完全达到。显然,这是在正值基础上增长与应该增长更多的比较,而不是在“经济濒临崩溃”负值基础上与正值的比较。

 

  由此可见,从总体上看,整个10年国民经济还是有一定发展的。国家的经济建设仍在进行,主要趋势仍然与“文革”前是延续的,第3和第4个5年计划得到完成,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仍有7.1%的增长。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并不算太慢。如果与50年代末期的“大跃进”时期相比较,“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明显和前者不同。以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数为100,1962年的指数173.1比1958年的指数221.9下降了22%;而1976年的指数626.6比1966年的314.7增长了99%,10年中翻了将近1倍。这说明,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相比,“文革”对经济领域的冲击相对而言较小。如果说国内现在一般还不用“经济崩溃”来评价“大跃进”造成的经济状况的话,那么评价“文革”时期经济,用“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也是不太准确的,而认为有所发展,则比较符合事实此外,还有些因素是我们正确看待“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时应该考虑进去的。

 

  一、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在投资中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和轻工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适当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这个原则既是中国工业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一五”计划即是照此安排的。但由于“大跃进”冲掉了“二五”计划,造成了经济困难局面,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业化进程,降低积累率,优先解决吃穿用问题。经过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实际即承担了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后两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可以说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因此,“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实际上是实现工业化目标中进行基础建设阶段的特点,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如前面所说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的例子,常常被用来说明“文革”经济的“崩溃”。实际上,即使在人口失控增长较快的“文革”时期,粮食也是持续增长的,全国人均占有量从1965年的544斤提高到1976年的615斤。至于人均消费量降低,是当时“备战备荒”政策的需要,和经济无直接关系。

 

  二、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保证自身安全必付的代价。60年代前期,中国周边形势十分严峻。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半月形”封锁,1961年至1968年在台湾海峡先后举行了以入侵中国大陆为目标的三次核战争演习,而且在越南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北部的苏联也陈兵百万,把核导弹瞄准中国。1964年和1969年,美国和苏联都曾向中国发出使用核打击的战争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进行三线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是必须的,决不能用大规模战争至今没有爆发的事后估计,来判断当时的战备是否有必要,更不能用通常情况下的价值准则来判断三线建设和发展国防建设是否“合算”。有些人批评当时只发展核武器,不发展核电站,这是脱离历史条件的不负责任的指责。事实上,正是当年的这些建设,为我国以后的和平发展赢得了保证。正如江泽民同志最近所指出: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同样,这一时期的外援,也带有改善自身环境、扼止霸权主义扩张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付出了200亿美元,大多数是在“文革”时期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包含有为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付出的牺牲。

 

  三、调整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所付出的代价。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原有的工业交通企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内地基础十分薄弱。这是国家经济建设中迟早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下决心进行三线建设的重要原因。1964年,毛泽东在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时就指出: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支援内地,使内地逐步赶上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针对有些人认为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的看法,他说:“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毛泽东:《在打仗问题上要有两手准备》,《党的文献》1995年3期。)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当年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的经济水平,将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所以江泽民同志1991年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说: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至于这一方面的浪费和经济效益损失,著名经济学家马洪特别关注这样的见解:三线工业建设即使从经济学观点看的效率与效益损失,也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为预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而设置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不妨把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三线建设带来的因资源配置不经济而产生的效率与效益损失,计入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成本中。这一部分成本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种必要的扣除,何况从经济发展的后续性看,落后地区的开发一旦进入收获期,原来的投入将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里得到补偿。在这一点上,三线建设中的一部分效率、效益损失是暂时性的,与纯粹为预防灾害而垫付的那一部分成本又是不同的,同纯粹的军费开支也是不同的。(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第3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发展,并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保障。这并不是要肯定“文革”本身,而是要对党和国家、全国人民在困难条件下节衣缩食、自力更生进行的建设给予足够的估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来持续进行的经济建设和取得的伟大成就给予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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