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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尔文: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

2013-10-06 10:40:22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黄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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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按:这是2011年3月发表在“乌有之乡”的一篇旧文。当时文章发出后很快引起了读者兴趣,形成较深入的讨论,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招来一些批评。可惜当时的评论包括批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已经无法再见到。文章提出的许多观点,如对邓小平路线的批判、对四项基本原则表达方面存在缺陷的分析,至今仍有重要意义。重发的目的是希望引起更广泛的关注,并取得共识。因此在“红歌会网”试着再次发出,以飨读者。为了尊重历史,此次重发不做任何修改。

  

  黄尔文: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

  作者:黄尔文 发布时间:2011-03-06 16:20 来源:乌有之乡


  最近一段时间,邓小平有时会成为左右两派争论的一个焦点。

  左派因他表达过“白猫黑猫”、“硬道理”、“少数人先富”一类言论,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批判他是修正主义;右派则因为他说过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十个如果”之类的话,做过一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事,开始采取抬胡(耀邦)赵(紫阳)打压邓小平的策略,企图把水搅混。而当右派开始有选择地批评邓小平的时候,一些左派反过来又成了保邓派。双方攻讦不止,但能够直指要害的文章凤毛麟角,一般都未能触及实质——因为所涉及到的仍然是枝叶居多,抓不住根本。如果持续纠缠枝叶问题,难免会陷入思辨矛盾之中,无法揭示问题的本质,也就失去了讨论的意义。

  那么,什么是邓小平问题的根本和源头?或者说,邓小平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

  这就是,在他影响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逐步改变了毛主席确立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的政治路线,提出了一条不同于之前的政治路线,并且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加以强化。用邓小平自己的话:他“恢复了八大路线”——实际上,他恢复的是八大政治报告中后来很快就被毛主席纠正、尚未对全党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关于中国国内主要矛盾的一种错误判断,而这一判断又确实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其结果是,他终于导出了一条不同于毛主席提出的、也不同于八大被毛主席纠正之后的政治路线,而是一条新的、不同于过去的政治路线。

  换句话说,在邓小平主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在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共产党所面对一定历史时期———我们所讨论的主要是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一切工作的总纲领,是共产党全部政治任务的中心,是共产党为之努力奋斗的方向和目标,也包括实现这一目标依靠什么力量、团结什么力量等根本原则。

  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有几千万党员、同时又是唯一执掌中国政权的大党,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不仅决定了全党努力的方向,决定着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同时也会严重影响到已经确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影响到到国家的性质和前途,继而影响到中国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到中国整个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影响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存的每一个人的生活。所以,政治路线是总揽全局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也是中国政治格局的总纲领,其重要性无以复加。

  正因为如此,政治路线的改变是一件带有根本性的大事件,不仅影响到中国共产党,也会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会产生什么影响?已经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才是邓小平最大的问题之所在,是他所有问题的根本。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先探讨一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怎样来的?

  笼统地说,是根据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通过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得到的。具体到方法,是通过分析研判当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从中找出主要矛盾,并以解决此主要矛盾为目标,来确定一个主攻方向,其中也包括完成这一目标的基本方针、政策、手段。这样,就可以达到统一思想,引导全党同志为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共同奋斗,并以此带动全面工作,即“抓纲带目”,解决各种社会矛盾。

  这种方法同样也是毛主席《矛盾论》中提出的抓主要矛盾的方法,具有深刻的哲学背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如果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研判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所确定的政治路线也必然出现偏差,甚至发生方向性的错误。

  既然邓小平自己说毛主席在理论上出现了错误,而他“恢复了八大路线”,这就提出一个极其尖锐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毛主席在理论上确实出现了失误,提出了一条错误路线,还是邓小平错了,把共产党引向了错误的路上?

  如果是毛主席错了,邓小平正确,在他 “恢复”的(也包括他之后接班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沿承、“发展”了的)“八大路线”主导下的中国,何以资本主义大面积的复辟,问题越来越多,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几乎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如果是邓小平错了,那么他“恢复”并延续了三十年的所谓“八大路线”是否也存在错误?或者在基本方向上出现了重大偏差?——这既是邓小平最大的问题,也是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一切问题和矛盾的总根源。搞清这一系列问题,才是研究邓小平问题的根本意义之所在。搞清这一系列问题,就能为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提供一把钥匙。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讨论,究竟是毛主席在理论上出现了失误,对形势出现了错误判断,错判了中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继而推出了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错误地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成是主要矛盾,错误地认定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还是邓小平错了,由于“恢复”了一条在当时已经被认定是错了的路线……

  如果单纯讲个人理论素质,邓小平的理论素质和毛主席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理论素质再高的人也可能发生错误。理论素质不高的人也可能会暂时捕捉到部分真理。所以,这一条仅仅是对二人可能发生错误的概率作出推断,不能成为最后的依据。最后的依据,不仅要看谁的判断符合马列主义,符合中国的实际,还要看谁的判断能够经受住实践和时间的检验。

  先看毛主席是怎么做出判断的。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对于这一主要矛盾的存在,毛主席有过许多次深入浅出的表述,例如,“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而对这一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中与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毛主席还有非常深刻的论述:“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第487页)。

  以这些思想为基础,毛主席提出了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并指导全党建立了一条以反对修正主义,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中心的政治路线。

  毛主席的论述在理论上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为了避免行文累赘,这里暂时不做论证。要讨论的是,毛主席的有关论述是否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成之后的社会实际和政治环境?

  第一个问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否存在的问题。

  从毛主席的许多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所说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首先是指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即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初步建成以后,存在于思想和政治领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并不是一个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完全由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

  对于当时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在私有制的统治下以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延续了数千年,各个朝代的统治者为维护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利益,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私有制思想,剥削阶级的思维方式,再加上小私有者的思维模式,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几乎渗透到中国文化领域的每一个角落;中国周边国家也几乎全都是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帝国主义随时准备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改变中国的公有制,将中国改造成私有制为主的国家,这样他们就可以长驱直入,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而这种改造和演变,又总是以文化侵略为先导的。

  尽管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公有制已经建立,但经济制度中——主要是分配领域中,以生活资料个人所有为特征的“资产阶级法权”不可避免地存在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当中;作为交换关系的商品与市场还一定程度地保留着;个人劳动的成果仍然用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来衡量与分配——其直接表现形式就是钱,是人民币。而“资产阶级法权”又直接关系到个人的收入和消费。如果不能突破个人的狭隘眼界,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也代表了每一个个人的根本和长远利益,而将全部眼光局限于社会分配制度和个人所得,即将眼光局限在钱上,就会自发地产生出类似于小农经济时代小私有者的思想。这种自发产生的思想,——我们可以笼统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极易成为个人主义的温床,全盘接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思想则是一种科学体系,若非经过与资产阶级思想长期艰苦的斗争,若非经过长期系统的学习,在任何人的头脑里——不管他是什么出身、什么地位,不管他资格有多么老、有过多么光辉的历史,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出来。

  人们不可能不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帝国主义的文化也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国。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公有制的思想又不可能在短期内形成完全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思想,(其最普遍的表现为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拜金主义)必然会以“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以交换、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为依托,在社会上长期存在。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也会以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做“示范”,以“个人物质需求”为突破口,企图占据一块阵地。这样,两种思想两种文化的矛盾和斗争长期存在,根本无法避免。这种矛盾和斗争也必然会反映到政治领域,影响到各级执政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这种矛盾和斗争,笼统地说,就是思想政治领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表现出一种极其复杂的多样性,但又真实地、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社会。特别是,这种矛盾和斗争真实广泛地存在于人民内部。      因此,毛主席不仅提出了“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样的概念,提出了“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的政策要求,避免发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同时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目标。提出了应当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因为“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于此同时,毛主席还提出了“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重申并详细说明了“民主集中制”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反复提出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问题:“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以上文字摘自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这就是毛主席在判断中国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初步完成之后思想政治领域依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之时,中国社会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状态。

  可以看出,毛主席的判断完全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也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非常浅薄、对马列主义的理解仅仅限于口头上,又完全脱离中国社会实际,或者是别有用心、无视真实的社会存在、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才会做出相反的判断。  第二个问题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问题。

  社会主义建成以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政府、军队、行政、司法,以及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从财政金融到文化宣传,从工厂矿山到山区农村,各种权力——从组织形式和政治结构上,已经完全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形式上,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政治代表和行政权,失去了自己的先锋队。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推行私有制度,用公开的暴力手段——不管它有多么先进的武器,都不可能成功。唯一的、也是效率最高的手段,是用“和平演变”的方法,用“糖衣炮弹”——金钱美女一类手段,攻击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员当中寻找政治代理人——寻找一些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资产阶级政治代表,在共产党当中逐步形成一个隐蔽的资产阶级先锋队———一群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办事的政党中的政党,以此来改变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甚至路线,使这些方针和政策向着有利于资产阶级私有化的方向倾斜,使社会经济基础一点一点地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最终达到“和平”地将社会主义改造成资本主义的目的。

  共产党的党员首先是一个个有血有肉也需要吃喝住穿的个人。他们并没有生活在真空世界。经济制度中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同样会影响到他们。社会上的,传统文化中保留的剥削阶级的私有制文化,帝国主义宣扬的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也一定会不知不觉地传播并影响到每一个党员。如果他们不能努力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自觉地与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就会缺少抵御各种“糖衣炮弹”攻击的能力,就无法与资产阶级思想相对抗,就一定会被糖衣炮弹打倒。

  如果被糖衣炮弹打倒的仅仅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受他影响的,只能是他自己,他的家庭,和他周边的少数人,很难影响到整个社会。但是,中国的政权,各级政府机关,各种政策和法规,是通过一个个共产党员来执掌和执行,这一个个活生生的党员,或者手中握有决策权,或者代表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执行监督管理职责。如果某一个党员被糖衣炮弹打倒,开始以权谋私,就会心甘情愿地为资产阶级服务,他的影响就不是个人问题,会影响到一大片。他的级别越高,职务越高,手中的权力越大,影响面就越大。如果他处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利用手中的权力,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就会一点一点地改变性质,开始堕落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管他个人的主观意愿如何,是否意识到,都会影响到全局,使中国一步步走向资本主义。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真实含义。

  这种情况在八大前后一段时间,已经严重地存在了。“三自一包”,“补课论”,“唯生产力论”,这一系列代表社会上复辟、倒退要求的论调已经反映到共产党内,并且已经形成一种思潮,开始影响到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部分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中央级处于共产党高层的领导干部,他们所提出的部分主张,所实行的某些政策,实际上代表了社会上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并且已经隐蔽地形成了一条资本主义的路线——只不过在当时还没有机会公开地表达而已。他们——不管个人的主观意愿如何,出于什么动机,也不管他们的本意多么“善良”、多么“真诚”,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是立场问题还是认识问题,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言人和政治代表。

  第三个问题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建成以后,是否仍然有可能倒退到资本主义?这种危险性大不大?

  即使不提及目前资本主义已经大面积复辟了的中国的现状,仅仅从二战后出现的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集团的垮台,到苏联分裂演变成十几个小的资本主义国家,苏东社会主义集团分崩离析、不复存在这一历史事实,也能够看出,社会主义复辟为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和危险性极大,这种可能性和危险性来自哪里?就像前面分析的,只能来自于共产党内部,来自于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在于党外资产阶级思想和传统意识形态的力量有多么强大,资产阶级的势力有多么强大。内因毕竟是根据,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政治集团,而不是一个松散的经济组织。共产党的党性,就是它的阶级性——这种阶级性在阶级社会是唯一的:共产党所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它的政治目标,就是利用政权的力量,消灭私有制,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然后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目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共产主义社会建成之前,都是唯一的,是不允许改变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即使最高领导人改变了,或者发生一些其他变故,但如果能够一直保持着正确的政治路线,方向不出现变化,共产党的政治目标就不会丧失,共产党的性质也就不会改变;但如果最高领导人改变了,他为了迎合党内和社会上客观存在的修正主义思潮,自以为是地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路线,将恢复私有制当成了共产党的政治目标,几千万党员的思想中就会出现混乱,会感到失去了方向,原先正确的目标就会丧失。一旦丧失了这样一个目标,共产党就无法统一全党的意志。共产党内代表正确方向——即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力量就会被极大削弱,共产党内代表错误方向——资本主义方向的政治力量就会抬头并得到极大的加强。这样,共产党就会逐步地改变性质,会逐步变成一个修正主义的党,一个资产阶级的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一旦开始发生变化,社会的性质也会随之开始发生变化(这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实例),一旦经济基础出现了改变,又会进一步推动共产党性质的改变。

  很明显,只有手中握有领导权、位于共产党高层的当权派,才有能力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因此,中国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在政治上的源头,是中国共产党最大最危险的敌人,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公敌,是中国人民的公敌。

  前面是对毛主席的判断所做的一种理解和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邓小平是怎样做出判断的。同时非常有必要简略地分析一下邓小平“恢复”的所谓“八大路线”是一条什么路线。

  邓小平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

  “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

  “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以上文字见《邓小平文选》)

  从邓小平的这些有一定代表性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几层意思:

  一.邓小平批评毛主席“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

  二.邓小平对于中国思想政治领域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基本上持否认态度,“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

  三.特别是,邓小平完全否认“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及其根源——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危害性严重估计不足,做出了错误判断;

  四.邓小平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而将这一矛盾归结为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的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出发,生产力反映的是生产过程中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其中,首要因素是生产者;在哲学上,与生产力相对的是生产关系,所反映的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所有制、交换和分配关系,而不是“社会制度”。社会制度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范畴,其外延要大得多。因此,邓小平把基本哲学范畴搞错了,把两个不同层次的东西当做是同一层次的对立统一体加以分析,在逻辑上都是说不通的,对主要矛盾的判定又怎能不发生错误?

  我们来看一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生产力永远是促进社会发展最积极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关系必须不断的调整,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包括了政治、法律制度,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也需要不断地调整、变革,社会才能进步。即使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初步建成了,还存在着防止复辟倒退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要求,还需要不断调整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刚刚建成公有制的中国,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差异,同样需要不断调整。交换关系中的价值规律,分配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还在产生着资本主义的因素,必须加以克服。

  因此,邓小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中,所包含的生产关系,本身就需要不断巩固、调整,建立于其上的上层建筑也需要不断巩固、调整——用“先进”二字把需要巩固调整的关系——即矛盾的一个方面看作是固定不变的关系,把这个矛盾中相对立的另一个方面——社会的经济基础,归结为其中的一个局部——“生产力”,再用“落后”二字加以限定,由此引出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这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偏代全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所判定的主要矛盾在思维上陷入了悖论,完全不能成立。同时,邓小平将最积极、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说成是“落后的”——相当于将生产力这个概念中包含的决定因素——“全部生产者,整个劳动阶级”指认为“落后”,是革命的对象。这样理解当然很荒唐。但如果邓小平所说的“生产力”仅仅是指生产效率和生产技术水平,引导人们不择手段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不管、不顾生产关系如何变动,以为只要生产的多了社会就会发展,也是错误的。

  资本家的血汗工厂从表面上看,生产效率高,其生产关系极其野蛮和落后,工人只是为了生存被迫成为机器的附属品,所创造的财富多半被资本家攫取、挥霍,并没有对全社会的发展做出有益的积累,也不会直接触动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变革。至于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毫无积极性可言,也不可能自觉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搞什么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只有工人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奋起反抗资本家的压迫,剥夺剥夺者,用暴力革命改变腐朽落后的生产关系,社会才能进步。

  所以,邓小平的这些说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形而上学的思想指导下,形成了一条新的路线,即他“恢复”的所谓“八大路线”。

  这里用了“所谓”二字,是因为八大第一次全会召开时,关于主要矛盾,确实有人在大会闭幕前40分钟让毛主席审查长达万字、被加入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种本身需要较长时间思考、推敲、琢磨的文字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40分钟时间还需要打字)。这实际上是一种用会议议程逼迫毛主席认可的非常恶略的做法。但毛主席不久以后就发现并进行了纠正。从八届二中全会到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的观点已经取得了全会的认同,其中也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因此,邓小平这条新的路线不是八大路线,只能叫做“邓小平路线”。

  那么,邓小平路线的实质是什么?这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内容。

  关于邓小平路线,大体可以概括为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什么叫做中心?当然是指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它去做,一旦发生了冲突要为它让路、要服从它的这么一个东西。

  正如前面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政治集团,而不是一个松散的生产组织。其中心工作,显然应当是政治工作,是思想宣传工作,是如何保证无产阶级的政权不被颠覆,保证新建的又十分脆弱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不被挖墙脚、被改变成私有制,保证共产党的领导权不落在修正主义分子手里,这是共产党的党性决定的。如果另有一个中心,一旦和这些工作出现矛盾,出现了冲突,难道这些工作全都要为中心工作的经济建设让路吗?这显然是非常荒谬的。如果进一步分析,还有更荒谬的!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用什么来进行社会资源的配置,组织生产,衡量经济建设的成果?当然是用居于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对于中国,就是用人民币,用钱!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几乎完全等同于“以金钱为中心”!

  设想一下,当一个以消灭私有制为最高纲领的无产阶级的政党,高高举起“以金钱为中心”这样一面旗帜,宣扬“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鼓动“少数人先富”,会对这个政党的党员干部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在过去漫长的三十年时间里,有多少原本有道德、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最终变成了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变成一个个被金钱奴役着的活死人!他们当中当然也不乏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当然,有人说“不是还有两个基本点吗?”一个叫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另一个叫做“坚持改革开放”,难道不对吗?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这两个基本点。后一个基本点好说,只有一句话:如果方向偏了,中心工作围绕着金钱打转,“改革”就很容易被解释成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政策措施,“开放”就变成了放开市场,向帝国主义出卖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源,也包括国家主权。

  但是分析前一个基本点确有难度。因为这四条——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把每一条单独抽取出来,还是把它们综合在一起,它们都是正确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下面仅仅做一个初步探讨:

  首先要提出的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工作的基础,仅有四项基本原则提出的这四条还不够,也就是说,如果把这四项基本原则当做一个整体,当做全部工作的全部基础,它是有缺陷的,是不完整的。至少,缺少了民主集中制这个治党治国的重要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不是邓小平的发明,其来源本人无法考证,感觉上很可能是将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中有关条目掐头去尾,抽取出来,然后增删修改,并做了一个简单概括。

  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是:“(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引自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四项基本原则去掉其中(一) 和(六),将有关“巩固民主集中制”的(四),换成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也许有人会问:六条政治标准中为什么没有提出马列主义?实际上,毛主席在文章中已经作了说明。毛主席说,这六条标准是“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提出来的。在同一篇文章又说起有人提出了“能不能对马克思主义提出批评”的问题,说明当时有一部分人或者一部分民主党派还不能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绝不会强迫别人接受某种思想,因此,虽然整篇文章中多次重点提到马克思主义,但在六条标准中没有提,绝不是疏忽和遗漏。

  相反,在四项基本原则当中缺失的“民主集中制”非常重要,不仅涉及到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也与中国的国体政体密切相关。从实际情况来看,许多问题恰好出在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缺失上。

  因此,尽管四项基本原则是正确的,但无法覆盖中国共产党全部带根本性的政治要求。当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把四项基本原则抬到了“治国之本”的高度,其中缺失的环节,例如所缺少的民主集中制,必然会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产生重大不良影响。

  这是对邓小平路线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第一个基本点的初步探讨。

  但最关键的还是前面提出的“中心”问题:如果中心工作——“经济建设”与四项基本原则发生矛盾和冲突怎么办?是“经济建设”给四项基本原则让路,还是四项基本原则给“经济建设”让路?

  “经济建设”原本是一个没有阶级性的概念。社会主义要搞经济建设,资本主义也要搞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在 “四项基本原则”已经不被更多人关注但仍被称之为“治国之本”的政治环境下,要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要复辟资本主义的人,会采取什么政治策略呢?

  首先制造出一种完全否认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存在的政治和舆论环境,然后将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条——社会主义——前面加上限定词,来改变其性质;将第二条——无产阶级专政——用缺失的人民民主打入冷宫;将第三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纵容媒体捏造谎言的手法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思想继承人毛泽东猛烈攻击,同时装聋作哑,使人闻之色变;将第四条——党的领导——用缺失的党内民主使共产党的领导权集于一身,最后,高高举起“经济建设”这面大旗,同时用“小康”、“富裕”、“满足物质需要”一类美好的字眼迷惑广大劳动阶级,使他们丧失斗志,然后用土地承包到户的手段,形成广泛存在的、事实上的农村个体小私有经济,来强力拆散工农联盟,这就必然会强烈地冲击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面对这种冲击,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也必然会进行顽强的抵抗和斗争。

  在那种政治和舆论环境下,已经被许多人置若罔闻的、本来就有所缺失的“四项基本原则”,成为他们手中唯一的武器。

  这种斗争的突出表现,就是“经济建设”与“四项基本原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由于“四项基本原则”缺少“民主集中制”这一重要原则,这就使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处于一种相对软弱的地位,处处受制,节节败退。

  三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经济建设”与“四项基本原则”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冲突从未停止,一旦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又总是“四项基本原则”给“经济建设”让路。

  这种矛盾和冲突难道不是阶级斗争吗?难道不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吗?

  三十年里,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社会主义一点点地被资本主义经济侵蚀,其结果是,道路越走越窄,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

  三十年来,毛主席在世时最担心的资本主义复辟已经在中国大面积地出现;中国二十多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已经被外资垄断;原先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已经不复存在;中国的土地上新出现了70万家外资企业,正在吮吸着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中国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资源正在滚滚地流向外国,留给中国劳动人民的将只会是被污染的环境和赤贫;甚至,延续了两千年以上的大一统的中国有可能被外国列强分割的七零八落;在这块土地上繁衍了五十万年的中华民族正面临着被基因武器种族灭绝的危险。

  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否定毛主席的路线造成的恶果。

  据此,我们已经可以做出一个结论:毛主席对中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生前指导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最后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走到了质量互变的关键点上。不恢复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将面临死亡——不管是名存实亡,还是名实双亡。

  但是,对于共产党,我还是没有丧失信心。就像代表极少数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会反映到共产党当中一样,代表中国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利益的恢复社会主义的呼声也同样一定会反映到共产党内。这种呼声越强烈,共产党内代表社会主义正确方向的政治力量就会越强大。一切决定于中国人民觉醒的程度。

  我期待十八大。

  2011年3月6日于四川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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