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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南转:《杨锐:警惕右派幼稚病》

2012-12-06 20:01:34  来源: 司马南博客  作者:杨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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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国际舆论,特别是国内民意在议论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的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能力,我受《环球时报》国际版评论部约稿,在周日下午草草记下如下文字。是为序。

  中国人爱面子,甚至有了穷家富路的说法。中国人爱面子,所以有家丑不外扬的习俗。当然,中国人也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国格和人格。东方社会的政治文化更有等级森严,愿意关起门来自省,不希望接受来自外部和下级的批评。孤立地看,我们都能接受和理解,或一笑付之。但是,放到全球化大的背景下,如何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这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一门必修课。想不明白,做不到位,就会不及格,有损国家利益和安全。

  上述的中国形象可以细分成中国人的形象,和一个民族与政府的整体形象,也可以分成文化中国,商业中国,政治中国和中国人的中国四大类。而不管如何分类,受人尊敬的国家形象比如德国就是突出两个字:责任。而责任的背后是价值观。文化中国的形象从饮食,中华医药,建筑琴棋书画和文学都是中性的,容易被西方接受和尊重,虽然在全世界大跃进式的孔子学院的建立从运营上说有许多挑战。商业中国形象总体是成功的,虽然两位数的GDP和巨大的外汇盈余带来诸多后果,如环境和贸易摩擦。政治中国和中国人的海外形象最有争议,虽成龙,李连杰和章子怡在好莱坞的卧虎藏龙也无法挽回大量中国游客在海外的不端举止带来的负面影响。国民平均素质低下是个长期困扰我们国际形象的灾难性话题。

  我从事央视英语电视对外国际传播凡二十载有余,不断认识到,价值语言是走向大同和相互尊重文化差异的核心理念。否则,道不同者,不相与谋。追求幸福,民主和自由关乎人的尊严,从直立行走开始,我们就在追求从制度和实践中丰富与发展关于大写的人的尊严和正面形象,国家形象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石之上,不分党派,民族,宗教和肤色。不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的政府和民族的形象都是粗暴的和不受尊敬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三十年的就是重建人的尊严,重建文明和重新思考的三十年。八十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和谢晋导演的三部曲《牧马人》,《芙蓉镇》和《天云山传奇》就是对封建的极左路线,和对动乱的反思与批判。审美的回归如同常识的回归,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它伴随着向西方的开放和学习。人和制度的现代化是我们民族复兴的成败关键。这是价值层面的超越,是对封建农耕文明和它的附属品,极左路线的否定和超越。提出脱贫致富,三到四亿人跳出了贫困线,还有一亿五千万。但是深圳的速度让我们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滋生了重商主义,也导致三十年教育体制改革的走偏,忽视人文教育,忽略精神文明的耻感教育。谈论信仰和诗歌竟成为社会大部分人冷漠和嘲笑的对象。被公认为理想的和谐与公正社会楷模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朴素的北欧人,一定玩命摇头,大惑不解:理想主义在中国已经成为快餐文化和利益驱动时代的挽歌和极少数孤独者的内心独白。这个社会的病态和三俗就此产生。中央提出的和谐社会,国家形象和反三俗,其实是否定之否定的进步,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是历史的进步。毋庸置疑,世俗化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通过商业和娱乐方式回归人性,无可厚非。可是,越雷池一步就是庸俗化和低俗化。固然社会可以多元,民意可以多样,但是主流媒体需要自律自省。这是社会责任。

  一个比较令我困惑的现象倒是,目前被提到空前高度的国家形象建立,作为一项伟大的战略工程,似乎最直接的动因首先是为了应对海外的反华言论和不公平的报道所产生的,是对外界的回应,是为了纠偏。然而,塑造国家形象的逻辑起点应该始于内部,也就是先有自己国内公民社会的建立,建设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身正不怕影子斜,不要惧怕批评。这说明我们自身一定有问题了。要敢于面对,更要埋头做好自己家里的事情。外交部副部长,前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在最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的讲话中说得很好:“公共外交不是涂脂抹粉,而是坦诚地自我介绍,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和看法说清楚就好。”危机公关和管理的第一课是诚实和问责,回避和推诿都会减分,适得其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莱温斯基性丑闻上如果不肯最后承认自己的不忠,他一定会被以斯塔尔议员为代表的共和党所弹劾,也会被拥戴自己的白宫班子所唾弃。这也是公共外交的必修课。我们的传统和政治文化中缺少这样优雅和坦然的基因。护肤品做不到,应该是社会和文化新陈代谢的DNA。后天的营养摄入和健身运动可以强身健体。

  我们的国家形象宣传片以社会精英为代表,只是一种角度和高度,其代表性受到社会广泛质疑。这涉及到中国人的中国形象。这些年中国对外交往的广泛深入其实是全球化背景下普通中国人走向国际的外延扩大。中国人的举手投足在境外就代表了国家的形象,不排队,大声喧哗,随地吐痰,闯红灯,如厕时乱扔纸屑和烟蒂等等严重影响了一个礼仪之邦的国家形象。这就暴露了另外两个问题:形象有内外之分,也有好坏之别。它们是一枚铜币的两面。我们的国家形象的设计是必要的,但是要注意高开低走,就像奥运会开幕式上巨人和精英形象的代表姚明与汶川地震中出现的平民小英雄林颢的高和低的辩证就非常耐人寻味儿,西方也特别接受。关照弱势群体和平民英雄是人性的复归和好莱坞式的美国价值观的宣传手法。

  这又涉及到形象推广的行为主体和渠道。政府出钱打造自己的形象在西方广受质疑,因为他们的政治体制设计的就是让执政者永远受到批评和监督,甚至是拷问,议会的反对党和媒体充当的就是这种角色。我们应该学会让民间和非官方的商业媒体以商业的手段润物细无声。这方面好莱坞的《功夫熊猫》中的中国元素的艺术运用,主创人员因此对中国武学和哲学意境的阐释甚至让我们中国人震撼和汗颜。官方做不到的,娱乐和市场可以做得更好。演绎主旋律比较成功国内的影视作品是《建国大业》和六个亿票房的《唐山大地震》。他们分别诠释了民主政治和爱对于一个国家重建的重要和希望。

  西方媒体本身就是以报道负面新闻,走市场和舆论监督的路子安身立命于公民社会。中国的国民素质因为若干年前一则13亿人五分之一不刷牙的西方媒体报道而被鲜活地图解,这是我们的新闻形象,虽然这与我们国家的整体形象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在新闻引导舆论,新闻塑造公众认知的信息社会,我们不能坐视。新闻形象不等同于国家形象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发生在伊拉克的阿布格雷布监狱和美军设在古巴的关塔那摩基地里的虐囚事件的确严重损害了美国倡导公平审判,尊重人权的民主国家形象,但是,披露这些丑闻的恰恰是美国媒体自己,敢于挖粪就是这个超级大国的自信,和体制的设计。美国式的标准并非通用,但是发人深省。加强舆论监督,鼓励批评报道其实是对稳定的促进,是柔性维稳,应该从制度和法律上设计和鼓励社会良知。

  全球化对我们敝帚自珍的传统文化而言有些类似进京赶考。中国大而不强,富而不贵,高储蓄,高能耗,高污染和劳动密集型的的发展道路受到质疑。因为这些做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成立,但是这种国情的无奈让越来越多的国人私下里都承认损人不利己。责任二字,重于泰山。我们的政府对内对外都要有所交代,不然怎么可以称其为大国和强国?

  国家形象中不可避免的是对意识形态的辩论。我们要警惕右倾幼稚病。

  这三十年,西方对我们诟病最多的是意识形态,执政党的合法性和民族主义。我们的对外公关和国际传播一定要丢掉幻想:欧美国家会绝对不会认可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他们认为,冷战后的国际政治在东西方之间就是以俄中所谓集权国家autocracy为一方,和以美欧民主国家democracy为另一方的国际政治秩序的和平竞争,但不是平行的,也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和敌对的竞争。国际产业链的调整与分工让世界各国更加相互依赖和交融,为地缘政治上的博弈提出新的挑战,硬实力的直接碰撞当事方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两害相权,自然和为贵;更何况,金融危机后,自上个世纪继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以来实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neo liberlism正在被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的经济理论所修正和取代,国家干预也充分体现在奥巴马总统的一揽子金融监管方案里,成为自罗斯福总统以来最严厉的联邦政府对自由市场的监管。克林顿时期追求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被小政府大市场的金融产业的无政府主义无情地嘲弄整个世界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冰岛国差点破产。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的联姻在金融业的惨败让冷战结束后唱衰非西方集权制度的福山《历史终结》与九十年代初“华盛顿共识”一样受到广泛质疑。中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后实施的宏观调控和刺激计划导致的国进民退虽然很有争议,但依然让中国成为最有活力的经济体,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最有吸引力的市场。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对西方提出巨大挑战,这是二十一世纪西方中心论衰落,和后来者崛起的最有力的佐证。

  关于意识形态右倾幼稚病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府绝对没有完全超越十八世纪欧洲《威斯特法利亚》条约规定的传统的主权民族国家利益,而轻松和超然地进入后现代社会。欧盟一体化没有摆脱无法建立一个共同对外声音的尴尬。主权的国家利益永远至上。美国在追求其自由世界领袖的“善良帝国”的角色和理想时,其对外政策里充满了务实和自私的国家利益考量,这受冷战思维的影响,成为准零和游戏:所谓一方的胜利和获得是另一方的损失和挫败。这也是工业革命到现在的西方中心论的做崇。

  9.11以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主宰了美国反恐战略的制定,基督教文明为代表的民主力量的十字军东征造成伊拉克十万人的死亡,和境内外三百五十万人的伊拉克难民;匆忙撤军伊拉克致使这个中东的产油大国教派暴力突起,以军事手段推进的民主化进程令中东,中亚和南亚地区更加动荡。什叶派和逊尼派的角力又如何让我们信奉国会选举后伊拉克始终没有组阁的事实是民主的胜利。

  美国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黄海和南海炫耀武力,以世界警察自居,摆出主持国际公道的架势,又怎么能说服它不是以蓝水海军维系海上霸权的国家利益?又怎么能说服美国其它关键领域如国际金融领域没有自私。以美国国家主权为基础的美元成为世界贸易结算和储蓄的国际货币。但是危机后,美国财政部和央行狼狈为奸操纵自己主权货币来转嫁经济负担到其他经济体,并且以国内立法压迫经济竞争对手的货币升值,满足国内的政治需要,前有八十年代日本的《广场协议》,日元大幅升值和十年经济衰退。当年幕后的同样推手又在唆使现在根本不懂汇率政策的参议员舒默挥舞大棒,威胁敦促国会通过对华惩罚性关税。两败俱伤的贸易保护战一触即发。

  在利益和意识形态之间,在国家利益和国际主义之间,没有哪一个政治家天真到信奉真正的利他的国际主义。美国最近国内兴起的反全球化思潮就是针对中国受益全球化的事实,做出的“合理”反应。西方有句话,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选举年的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是荒唐而非理性的,是自毁其国际公信力的做法。但是,美国人的天真与霸气联袂,所谓我是流氓我怕谁。江湖老大都这德性,谁奈我何。对中国,把自己建设得绝对强大是硬道理。

  那么,绝对维护自己西方利益,默契西方中心论的西方媒体,特别是美国新闻报道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到底是客观和全面的吗?答案已经清楚。

  被广为接受的中国的正面国际形象的塑造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都会只是一个奋斗目标,是一种理想,作为国家长远战略更是必要的,主要因为我们的国内挑战太多,腐败,贫富不均,环境恶化,医疗保障,水污染和水匮乏等等。

  内忧大于外患。所以,我们的国际形象首先是自己国内形象的塑造,公平公正与和谐。我们最大的对手永远是自己。明乎此理,我们也就成熟和坦然了,面对外界善意的批评或恶意的攻击我们就会从容而优雅地面对,不会情绪化,更没有必要慌乱。

  这种形象建设是以制度建设为前提,以人的现代化为基础,以全球化的中西融合为结果。差异是相对的,共同是绝对的,因为我们在谈论公民社会的人的尊严和权利。


  2010-09-27 杨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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