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如何体现“人间情怀”
本刊记者 王家辉
身为“北大十佳教师”之首的孔庆东，一直宣称他是小地方哈尔滨人，是北大“老工人”，虽年过45，从“青年和尚”升为“中年头陀”了，但仍傻了吧唧骑着给北大丢脸的破车，每日里在北京城横冲直撞，见到老胡同他喜欢逛一逛，见到旧书摊他要下车翻一番，在大雪纷飞的夜里，他仍坚持骑着破车晃晃悠悠的回家，并以此体验活在人间的快感。
以《47楼207》蜚声文坛，被众拥趸誉为校园文学之《葵花宝典》，此后《空山疯语》《正说鲁迅》《笑书神侠》使文坛旋起一股“孔旋风”，后又以语文八卦掌，现代文学六合拳等独门绝技开设博客。开博客六年，点击率接近六千万，老孔的“庆东体”博文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最新现象”。
孔庆东先后师承钱理群、严家炎，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文学和戏曲，一直对鲁迅、老舍和武侠小说情有独钟。年轻时的孔庆东继承了鲁迅那种深刻的怀疑批判精神，以“肩起闸门”为己任。后来年纪越大，阅历更深，领悟到“肩起闸门”是一种姿态;放“孩子”去“光明的地方”才是目的。“放下闸门，立地成佛”，老孔放弃了那种肩起闸门的孤胆英雄姿态，开始混迹于人群中，“在人群里看热闹”。
其实孔庆东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是青年人的精神导师，也是很“生猛”却又让我们“很喜欢”的幽默大师。后者可谓是孔庆东的“江湖意象”，这个意象实在太强大，太深入人心，强大到甚至淹没了他在生活中的“自我”形象。日常生活、教学中的孔庆东是严谨严肃的人，十分具体的人，曾在课堂上说：“老舍用一双含泪的眼睛，默默地注视着前台的观众。”然而孔庆东自己也何尝不是如此。在北大二教刚下课的孔老师脸上略显疲态，不过两三年，鬓角已斑白一片，我们走进中文系，开始了访谈。
记者：孔老师，你的“庆东体”文字很受读者欢迎，在这些看似零散的文字里贯穿你的思考和情怀，可能比写学术专著更费精神，你为何选择这种表达方式，你的“庆东体”更像是适应新世纪传媒特点的一种文体、语词实验。
孔：“庆东体”可以说是一种为了应对新世纪的媒介环境而进行的文体实验，一种汉语边缘上的探索，我想用轻松活泼的笔调把对时事的看法，和自己的学术思想、思考，举重若轻地打散，穿插在我的日记，书信礼记中，形成一种大众喜闻乐见，有思想启发，又有精神补剂的文字。当下我们文化传播弱在中层，专家学者新出产的思想观点，难以到达基层社会，学者们成了坐在高山上的传呼者，他们相互传呼相互欣赏，人民分享不到他们的思考。将三山五岳的理论与中国人民的本土生活结合起来，完成一种学者学术生产的自产自销，是我创造这种文体的原因吧。
记者：这种“庆东体”的性情文章在给你带来巨大读者群和声誉的同时，也随之而来一些小烦恼，比如大众一致认定你是“中国的马克·吐温”、“继钱钟书之后真正的幽默”，虽然你曾多次解释，甚至直接宣称“我不幽默。”但是善意的读者们似乎并未“领情”。
孔：我自己写的文字，一向以有立场、有个性自负，其实我不是一个幽默的人。我的文章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幽默的，即使是那些幽默的文章，它的背后也是很沉重的东西，是这些背后的东西，决定了文章的价值。所谓的“幽默”，不过是一种“修辞”手段，有时是为了说得含蓄，有时是为了说得精练。我希望读者通过我的“幽默”去知味，去看到那幽默所指向的东西，看到我的严肃，我的固执，我的愤激总之是看到我的“不幽默”。
记者：与孔庆东这个名字相比，江湖朋友们更喜欢呼你为“北大醉侠”。我知道你曾用过“醉婴”的笔名。你的读者们普遍觉得你不仅慷慨悲歌，还是豪饮的东北大汉。
孔：我不善饮酒，但是我很喜欢这个“北大醉侠”的“醉”字，它是一种人生的境界，就是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结合，人到一种很自由的境界的时候，也就是醉的境界。人到了醉的境界，就是孔子所讲的“从心所欲，不逾矩”。
记者：最近不管是文艺界还是新闻界都掀起了“走转改”、下基层的热潮，你作为典型的“反映人民心声，通达社情民意”的公共知识分子，你认为一个学者、知识分子如何更切实的为人民服务呢？
孔：一个好的学者应当具备“人间情怀”，所谓人间情怀，就是你要看得见生活在你身边的普通群众，体会到他们的欢喜和哀乐，然后写下带着你生命温度的文字，给群众思想。普通群众不是不需要思想，而是需要有人给他们传授思想和思考的方式，知识分子必须与民众相结合，必须深入民众，团结民众，既要学习民众，也要教育民众。学者们应该把这些东西贡献出来。学术研究的出发点是什么？读书、查资料、坐冷板凳，归根结蒂是一种技术。当这些都做到以后，最后差在哪里呢？我觉得就差在你是不是有生命，你对生活是不是有新鲜的感受。你所写的文字与你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有没有联系，要是没有，那你的学术就没有价值。把人间情怀压在纸背，方为第一流的学术。
记者：国家高速的现代化转型，传统与现代间的纠结和撕裂，日渐纷繁迷乱的流行文化和高速度的生活节奏，容易使人们陷入一种群体性的“现代性焦虑”中，而我们的文化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在人民迫切需要精神指导和文化解答的时候，仿佛出现了集体性的失语。你的“庆东体”，是否为加强学者与人民间的对话和交流开创了新途径？
记者：你说过“于丹是两千年前的孔子”这句话给你惹来不少非议，我想你是赞同于丹走出学术象牙塔，把孔子思想化为群众能听懂的道理，开导观众解除生活的迷惘和焦虑吧。
记者：在十七年文学中，“三红一创，保林青山”这些经典文学作品曾经创造了中国图书发行奇迹。而发轫于伤痕文学的新时期文学，经历了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派等潮流，可以看出我们的作家越来越关注自我的生命历程和叙事模式创新，我们很多的现实主义作品，虽然立足于吾土吾民，但是在讲述故事的方式上越来越新颖，给普通读者带来了一定的阅读障碍，我们作家的“我是谁”“我为谁”的写作定位似乎有些模糊。
孔：1950、60年代那些文学作品，它反映的是那个时候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心情。这些作品都综合了多种文学因素，它不是只给少数人看的阳春白雪。给多数人看的作品，不见得是媚俗的，它并不迎合你的低级趣味，它迎合你的高级趣味。通俗易懂，同时又引导你往前走，真正做到了鲁迅先生所讲的“文艺是引导国民精神前行的灯火”。文艺是灯火，但这个灯火并不是照得你眼花缭乱睁不开眼，你看着灯火很温暖，你愿意跟着它往前走，你的心里是温暖的、温馨的、愉悦的。这是当代文学的一个收获。作家应该有自己心灵探寻和叙事创新的作品，也应该为基层人民写作，为有基本阅读水平的读者写作。
孔:现在的艺术作品，经常忽略思想性，忽略文艺的教化功能。30年以前，教化功能太强，后来要纠正，但纠正到另一个极端去了——完全不讲思想性。现在的很多大中学生存在着没有艺术鉴别能力的问题，不知道什么是好艺术，看艺术作品只是为了笑，看不了让他哭的节目，我觉得这是一种缺陷。我们不一定非要演革命传统的戏剧，传统文化的、外国的作品都有感人的，都有浩然正气的。我们应该多演这些有浩然正气的戏，特别是到大学里去演。
记者：你曾力挺赵本山、小沈阳、郭德纲，说单就艺术而言不能简单地分高雅和庸俗，你认为他们的可贵之处是什么？
本期博客思考题：
1.你最喜欢的外国文学作品是什么？
2.三山五岳是指哪些山？
3.假如孔子活着，汉奸报系如何采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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