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自古以来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信念让我们的先民得以战胜历史上的无数风雨，堪称是中华民族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我们这个民族才得以不断实现转折转型，实现自革自新。
今天也是这样，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全球范围越来越激烈的大动荡、大改组，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必须也注定要激烈变迁，尤其是同西方集团之间，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彼此的力量对比与战略地位都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都要进行新的改组与重塑。这样的一种变化，从大战略的视角来看，就是战略性转折或转型。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催生全球战略转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也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推动自己不断实现战略性的转型与升级，对于这一点，大概没有谁会有所质疑，这是相当大的共识。但对于战略转型的目标指向与具体内涵，则人言人殊，存在相当大的争议。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这样两个问题。
其一，关于中国战略转型的目标
未来的中国是一个怎样的中国，日渐复兴崛起的中国同西方集团之间是怎样一种相互关系，对此，西方当局有他们的想定与塑造，而中国则有自己的想定与塑造。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道路、基本社会模式出发，未来的中国注定不是更加依赖西方的中国，而是更加独立于西方的中国；在中西方关系中，未来将不是西方越来越支配中国，而是中国越来越不受西方的支配与左右。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意味着中国未来的战略目标就是自成体系的全球战略大国，其突出特征就是拥有强烈的战略自主性，具有强烈的自主自立能力。
但现如今的中国距离这一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
应该承认，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有了惊人的发展进步，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成绩不容低估。同时还必须承认，这一成绩的取得，一个重大的战略背景或前置条件，是因为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相对较好，总体上比较稳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与条件下，中国从西方国家那里汲取了大量先进的知识与技术，获得了空前广阔的市场空间与经济资源，从而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这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事实。正因为这样，所以西方的一些政客才以偏概全地将改革开放中国所取得的成绩说成是“搭便车”，即搭上西方前进之便车的结果。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有人将改革开放的中国描述为战略上“投靠西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理解成为逐渐靠拢西方和西化、洋化的过程。
我们说，在特定历史时期战略上向西方靠拢总体上正确。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样的全球形势下，不向西方靠拢，中国就找不到更好的出路。进一步追溯，六十年代在毛泽东主席主导下，中国摆脱苏联修正主义、同他们分道扬镳，是伟大英明的战略之举，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如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与苏联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则后来苏东剧变将严重拖累中国，将使中国也因此遭遇一场深刻的历史性危机。在此之后，夹在东西方两大体系之间的中国要做好战略平衡，并非意味着同美苏保持等距，而是有所取舍，这已经为当时生动的战略实践所证明，1979年后中国快速向西方靠拢，可以看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靠拢西方的战略，在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下是正确的选择。但是，为了从这一战略取向获取战略利益，中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不得不付出的必要代价，也包括由于改开中自我迷失而付出的本不该付出的代价。故而可见，伴随思想政治领域里受到严重的西化、私欲化、自由化、附庸化等腐蚀影响，在经济建设领域也绽裂出一系列短板，譬如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出口拉动、依赖同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高新技术被卡脖子，等等。这些短板同“强起来”的诉求严重乖悖，如果以前还不急迫紧要的话，时至今日，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和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
解决这些短板与不足，就要进行深刻的战略转型，要通过系统全面的转型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自主性不够、自立能力不强的问题。
其二，推动战略转型的具体内涵
如何推动与实现中国的战略转型，所涉及的内外问题十分复杂深刻，从不同角度出发可以得出各种不同的意见，这里只能就几个原则性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是要走出旧的思维框架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识也是这样，也要走过这样一条不断升华升级的路径。自从1840年以来，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知，总体表现差不多就是在迷信、理性与自信这几个点上徘徊游移，有时“自信”过度变成盲目自大，有时又失去自我变得相当“迷信”西方，理性辩证认识西方的任务或目标始终在路上，始终要不断地加以提炼提纯。
这就意味着，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中西方关系上，中国人必须走出既有的思维框架，过去一切认识，譬如“中美关系终究还是好起来才行”，“跟着美国的都富了”之类，都要依据现实加以重塑重构。因为过去的经验之谈，不一定可以成为今天的法则，过去跟着西方就能发展，就可实现富裕，那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现如今环境条件都发生了转折性巨变，人们的思维也必须走出既定的框架，将其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
二是走出旧的发展模式
社会发展有突出的阶段性特征，任何发展模式都是特定阶段下的产物。就中国的情形而言，在改革开放起始的一个阶段内，“同西方接轨”可能是对的，其中正确的成份可能大于不正确的成份；但到了做强自身的新发展阶段，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样的模式就难以为继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新的发展，就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改造和扬弃旧的发展模式，塑造新发展格局，从而才能实现持久的发展进步。
三是走出新的前进道路
新的发展模式是基础、是起点，新的文明形态是指向、是目标，在新的发展模式基础上到达新的文明形态，这中间必须要有一条新的发展前进道路，而不能沿袭旧路一直走下去。当今中国对内对外关系都是这样，实现新的内循环要走出一条新路，实现新的外循环也要走出一条新路，这将是一条战略上独立自主的道路，这条道路的重点与重心就是自力更生，这并不是回到过去那种自力更生，而是新时代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没有这种自力更生，所谓“强起来”就失去了真实依据，而所谓复兴崛起也将成为无稽之谈。
其三，把抗击霸权威胁作为复兴崛起的战略前提
评价与评估当今中国基本战略态势，有很多不同的视角。在基本面上，时、势、义站在中国这一边，总体上对中国有利；具体到中国同霸权之间的关系上，则西强东弱、彼攻我守，在这种形势下，抗击霸权就成为中国所面临的压倒一切的战略任务。道理非常简单，那就是如果中国能够抗击霸权，就能够实现复兴崛起；反之，如果不能有效抗击霸权的遏制打压，中国的复兴崛起就将一路踉跄，就要像喝醉酒了一般歪歪斜斜走路，这样的道理已经十分明显地摆在那里。
因此，中国无法置美国发起的“战略竞争”于不顾。并非中国不愿意或者不想同美国“战略竞争”，美国所发动的“战略竞争”就无法进行下去，中国做不到这一点。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不管中国对此是否愿意、是否接受、是否接招，美国的“战略竞争”必定要进行下去，这完全不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霸权将在“战略竞争”的总体框架下，设计和发动对中国的全面进攻，进行全方位的遏制与围剿，这将成为中美关系今后一个历史时期的大背景与大前提。
在这样的背景与前提下，就不能指望管理中美关系能取得多大的成效。不管中国的愿望多么强烈，手段与方式怎样高超，都不可能改变所谓“管控”的有限性，也不可能改变管理中美关系的局限性。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美国将不断对中国发起大力度、大深度挑战，把中国所谓的红线、底线以及核心利益踩在脚下碾得粉碎。
在这样的背景与前提下，也不能指望中美关系坏不到哪里去。我们不能始终对中美关系有着谜一般的自信，以为美国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中国、怎么也不可能同中国脱钩，把美国对中国的打压遏制解释成什么内政选举的需要、经费预算的需要，或者什么误判、误读、误解，或者什么夫妻间的锅碗瓢盆变奏曲之类。事实上，美国打压中国，是资本主义帝国的本质、本性所使然，是现代霸权主义本能、本相的大爆发、大暴露，因而，在“战略竞争”的基本框架下，不要幻想美国能越来越尊重中国，也不要幻想中美关系的合作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更不能幻想中美关系充满希望、前景一片光明，而应把中美关系变坏的底线设置在历史上曾经的底线以下，即坏到历史上不曾有的严重程度。这应该成为中国面向未来国家与民族大战略的起点与出发点。
这就是说，面向未来，中国必须把抗击霸权威胁作为复兴崛起的基本战略前提，立足于这个前提谋复兴，从这个前提出发做规划，从而真正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可逆转，置于坚实的历史进程的基础之上。
当然，战略转型从来都是一个相当痛苦而艰难的过程，都是被逼无奈不得不然的产物。中国的战略转型也不例外，也是美西方战略压迫的结果。2021年11月底，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摩尔宣称，“中国、俄罗斯、伊朗构成英国的三大威胁”，而中国是他们最大的单一优先要务。世人皆知，英国这个机构在策划安排霸权集团战略政策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要害地位。由他们出面，做这样的战略宣示，意味着美西方正积极主动地粉碎中国对中美关系的一切幻想，正以空前强有力的举措粉碎中国施行战略鸵鸟政策的一切可能。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要对中国进行穷追猛打，不给中国留下任何空间和余地。因此，在战略层面，中国已经被逼上梁山，战略转型已经起步，今后必将进入提速前进的快车道。
【文/张志坤，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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