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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义:抵御颜色革命的铜墙铁壁

2022-08-03 14:59:40  来源: 红色文化网   作者:陈先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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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

——人民观讨论之三

陈先义

  为什么美国和西方不断对我们进行颜色革命,但却屡屡不能得手?因为毛泽东那一代人为我们的党创造了党与人民鱼水不可分的关系,这个关系,成为我们建党100年来赢得人民拥护的根本保证。这句话,可不是句口号,而是被我们党百年来扎扎实实的伟大实践证明了的。老区有一首歌曲唱到,“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天天打胜仗”,这歌词反映的是那个时候党与人民的真实关系。

  1927年9月28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位于江西永新的三湾村。在到达三湾以前,由于部队对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思想还很不明确,出现了大量士兵逃亡的现象。于是,毛泽东决定在这个地方对我们队伍进行了整编,也是在此,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原来部队叫工农革命第一军,整编后,改叫第一师第一团。永新离井冈山有60公里,当时,井冈山上有两个绿林好汉,这两个好汉,一个叫袁文才,一个叫王佐。把这儿有两个好汉的信息告诉毛泽东的,是江西省委派来的联络员宋任穷。宋任穷揣着省委的信赶到了文家市,把省委的密信交给了毛泽东。不要小看这封信,这是促使毛泽东上山的第一步的极为重要的信件,也是他与普通老百姓建立关系的最早开始。

  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农民武装,代表的就是我们的父老,也就是人民。毛泽东派人联系袁文才、王佐,对毛泽东要率红军上井冈山,袁文才是有疑虑的。他写了一封内容委婉的信给毛泽东说:“毛委员,鄙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敬礼,袁文才叩首。”这封信无疑非常委婉地拒绝了毛泽东。这封用大字写在宣纸上的信,被毛泽东夹在了一本光绪年间印刷的《四书》里,幸运地保存了下来。后来在湖南株洲的旧书市场上,被收藏者发现并且收藏,使这一文物得以传世。

  但我们不知道毛泽东给袁文才写了一封怎样的回信,我们只知道,就是毛泽东的这封回信,真正地打动了袁文才。后来,袁文才说:“毛委员是真正有大学问的人,看了他的信,真的是胜读十年书啊!”

  袁文才派来与毛泽东接头的代表叫陈慕平。因为这个陈慕平在广州农民讲习所听过毛委员演讲,就是他把毛泽东的回信交给了袁文才。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许多庸俗的人都认为毛泽东此举就是投靠了土匪,而毛泽东自己则当了山大王。这种看法,在党内一直持续很多年,甚至传到了第三国际斯大林那儿。党内甚至有人认为毛泽东不是依靠工人,也不是依靠农民,而是依靠流氓无产者起家的。

  毛泽东确实是在井冈山起家的,但他依靠的确实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军队,这支军队后来被劳苦大众称为“人民子弟兵”。至于人民子弟兵这五个字的精髓,早就深置于中国的军事制度之中。

  关于这一段历史,韩毓海先生在他的论著了做了详细解读,他说:什么叫子弟?所谓子弟,对应的应该是父老。刘邦入咸阳,曾经“与父老约法三章”。项羽兵败,也曾经说了一句:无颜面见江东父老。但是什么是父老?这得研究秦汉唐的中国基层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保伍制度,即五家为一保,选拔最为忠勇的基层负责人,在古代墨家学说里,他们也被称为侠。在老百姓眼里,他们便是立足乡村扶危济困,替老百姓抱打不平的好汉,这些好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心。这些人平时维持治安,战时便应召入伍,打完仗再回来,用今天能够理解的话说,老百姓叫这样的人为父老。

  那时候,所谓父老,就是基层的复员军人,就是军烈属。从宋朝以后,国家以募役法代替了兵役制,以基层的家族制度代替了过去的保伍制度,基层有了朱熹的乡规民约,但是没有了军事编制,基层有了乡绅,但是没有了军烈属。王安石变法,就是要在基层建立保甲保马制度,而到了明代王阳明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恢复了秦汉唐的保伍制度,并且立足这样一个制度,建立了一支民兵武装。毛泽东就是从这些历史中领悟了人民子弟兵和发动群众的真谛。毛泽东1973年在政治局会议上说:鲁迅是圣人,而我只是贤人。

  贤人不是士大夫,士大夫代表官家,而贤人代表的就是老百姓,代表的是基层领袖,正是由于有了贤人的存在,中国乡村的治理,便转入思想教育,而思想教育,就是启发百姓的觉悟。这种思想有一个主导,即以百姓为父老,才可能带出子弟兵。毛泽东正是从基层百姓那里,发现了天理与良知。正是依据这样一个思想,早在党的六大结束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一个重要理论,在闽西他写了一篇文章,即《反对本本主义》。这是毛泽东就如何联系人民,把人民作为父老而不是一切从本本出发,要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最早文献。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问计于父老,才能找到科学的方法。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谋利益。

  毛泽东为了确保部队与人民的关系,把他的治军理论概括为朗朗上口的王道。为了便于基层好读好记,毛泽东干脆把这个王道编为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此在全部队推广。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毛泽东又为部队制定了新的组织形式,士兵委员会。经过九死一生,毛泽东才把起义部队带到了井冈山,就在毛泽东和袁文才接洽的时候,驻守在湘赣边界的起义部队突然举行哗变,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趁毛泽东不在军中,打算拉着队伍投靠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

  毛泽东脚伤未愈,便拄着棍子从井冈山赶到茶陵。这天正是毛泽东的生日,毛泽东在茶陵召开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在会场当场揭露陈浩的叛变行为,宣布撤销他的职务,立即予以枪决。就这样,毛泽东在千钧一发之际,把这支队伍,从茶陵带到了宁冈。

  1927年11月,红军稍微稳定以后,毛泽东领导的第一师便在宁冈龙江书院创办教导队,毛泽东亲自授课,这就是抗大的前身,也是国防大学最早的雏形。毛泽东通过这种办学方式,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在这个阶段的工作,叫作收拾民心。收拾民心,不仅仅靠纪律,更主要的是靠与人民同甘共苦。

  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曾经就一个问题专门请教毛主席,他说:“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获得过领导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是怎么启发农民这么勇敢跟着你革命的。”毛主席很淡然地回答:“很简单,我们共产党人与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服,农民、战士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没收地主的土地,还把它分给农民。”1956年,毛主席在中央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我赞成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和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赞成完全平均主义。我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40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过去我们就这样干过的,为什么现在就不能干呢?我们只有这样干了,才不会脱离群众。”

  就在这次讲话中,毛主席说了这样一段著名的话:“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有这里头出来的。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我们可以说,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是一大批有灵魂的政治和军事精英,而这个精英队伍在毛主席的倡导下,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队伍。

  挫败秋收起义哗变之后,毛泽东很不容易才把队伍带到井冈山。从1927年10月到1929年2月,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毛泽东率领红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战胜了数倍于己的敌人,红军由原来的1000余人,发展到10000余人。创造这一奇迹的就是毛泽东人民子弟兵的建军思想,这个思想,到后来形成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但是后来情况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对毛泽东人民观的赞成还是反对,说到底就是对农民队伍的认识问题。

  当时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形成了以工人为主导的领导层,这主要受到苏俄革命理论的影响,有人照搬苏俄经验。其中有些人教条地认为,井冈山就是一个土匪窝子,红四军不是布尔什维克组成,而是由流氓无产者组成,有些人主张要对其进行清洗。以清洗为名,一大拨革命干部遭到了教条主义者的迫害,在这些被迫害的人中,就有袁文才和王佐,这让毛泽东异常的痛心。

  1928年在莫斯科六大做出了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其中第七章是关于“父老与子弟兵”和《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的内容,这明显是针对毛泽东的理论和思想及其实践的。决议案明确指出,对在暴动期间帮助过共产党的土匪头子,必须实行清洗。那时,在共产国际和左倾教条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中共中央,对什么叫子弟兵根本一无所知,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中国文化的历史精髓,对中国传统基层组织中蕴含的革命性力量更是缺乏了解。这时候发生一件事,1929年1月14日,蒋介石发兵3万会“剿”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领3600名红军离开井冈山,希望以此调虎离山。指示刚刚上山的彭德怀同志负责留守,让袁文才王佐协助他负责留守。就在这个期间,党的六大文件开始传达到了井冈山,正是因为文件内容,使留守部队发生内讧,恰恰朱德毛泽东下山了。结果袁文才和王佐属于六大文件被清洗的对象。在被追杀时,袁文才被击毙,王佐在追逃时掉到河里活活淹死。六大的错误决议,对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袁文才和王佐是迎接毛泽东上山的好战友和同志,毛泽东听说后是怎样一种悲愤心情?毛泽东是在返回井冈山路上知道这一消息的,毛泽东非常悲愤和恼怒。

  一直到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时,他还惦记着这样两位好同志。接见井冈山代表时,毛主席拉着王佐和袁文才遗孀的手说:“王嫂子、袁嫂子,你们可好?我是毛泽东啊!”袁文才的遗孀谢梅香端详了好久,方才说:“毛委员,是您?您回来了?您胖多了?”王佐的遗孀兰喜莲则说:“毛委员,您记得吗?那天晚上在茅坪开会,我炖了鸡,您那时好瘦啊。”说完,兰喜莲泪如雨下。毛主席连连叹息,“王佐和袁文才两位同志,他们对于中国革命胜利都是有大贡献的。”

  接见完了二位革命遗孀,毛主席东夜不能寐,写下了《念奴娇·井冈山》,其中有诗句曰:

  犹记当年烽火里,

  九死一生如昨。

  犹有豪情,

  天际悬明月,

  风雷磅礴。

  这首诗表现了毛主席对这两位红军领导干部的深深怀念和惋惜。

  袁文才和王佐,在毛主席眼里,代表的是井冈山父老,是真正的大侠,是人民的代表。在毛泽东短暂离开井冈山后就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毛泽东心情的悲愤和恼怒可以理解,红军还怎么再回井冈山呢?于是,此后的红军,开始了闽西赣南根据地建设的艰苦时期。在接受惨痛教训之后,党和人民的关系,成为我们的党和军队永远不可偏移的生命线。历史证明,一旦这个关系被破坏,革命将付出惨重代价。

  “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这句话是毛主席反复告诫全党同志的,也是我们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致胜的法宝。革命战争年代这样,今天,即使在和平建设时期,依然如此。

  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让我们9700万共产党员们记住毛泽东主席的这句教诲吧,我们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我们无私利可求,我们唯一追求的是劳苦大众的人民的利益。

  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

  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

       【文/陈先义,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红色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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