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珍爱和平，我们决不搞侵略扩张，但我们有战胜一切侵略的信心。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谁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人民军队要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
—— 2017年8月1日，建军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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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洛西末日顽抗一般的窜台闹剧仍然在升温，服务于美国国内党争也好，为其个人政治野心添上生涯最后一砖也罢——但对于志在新时代重新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全体中华民族“平视世界”位置的我们而言，其实不必陷入紧张的气氛中。
这个时候，或许我们更应该处之泰然放一曲《我的祖国》：
朋友来了有好酒
若是那豺狼来了
迎接它的有猎枪
这是强大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
真正的惊弓之鸟与惶惶不可终日之徒，只能是割据台岛的被殖民化反动势力，以及大洋彼岸正面临霸权主义范围历史级萎缩的美帝国主义。
一个半月前，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60周年大会在福建省泉州南安市举行。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结一在大会上致辞时表示：
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而就在那四天前，6月10日的新加坡中美防长举行会谈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对外公开表示：
国防部长魏凤和在会晤中强调，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我军必将不惜一战，不惜代价，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分裂图谋，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再往回看，去年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领袖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京高级别官员悉数到场。
同时，人民海军等军队的同志坐镇列席，规格异常隆重，气氛严肃而热烈。
那是在一个较为敏感但也形势清晰的阶段下召开的大会。
彼时，《华尔街日报》突然引述一些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约二十多名美国特种部队成员已秘密训练台湾伪军至少一年。
作为回应，我军当时战机频繁环绕台岛飞行，国庆前四天就有多达150架战机进入台岛西南空域，刷新了历史纪录。
在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的语境里、乃至直到今天的时下，去纪念孙先生的原因无他：饱受现实毒打、屡掀“二次革命”“护法运动”也无济于事的孙先生，终于在上世纪20年代实现了理念蜕升，在屡次等待和寄望外国资产阶级势力帮扶而无果的情况下，等来了唯一一个向他伸出援手的外域国家：新生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只不过革命是血腥且残酷的，联俄联共仅仅一年，孙先生溘然长逝。
再两年之后，自诩继承他事业的蒋介石法西斯军政府集团，便彻底扔弃了孙先生的革命路线。
共产党人血流成河的现实之下，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个历史事实：到底谁才是真正继承了孙先生的革命遗志、并借助十月革命送来的理论武器，将其领入到一个摆脱西方列强资本喂养、转而发动人民战争的新局面。
在这个过程中，1927、1929、1935……毛泽东脱颖而出。
1966年，毛主席坦言：
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理解了这一层，也就理解了去年纪念辛亥革命大会上，新时代的领袖重语：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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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时，我们再度于特殊时局下高调纪念辛亥革命与孙先生，同样是为了亮明和宣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包括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天然继承和历史升华。
至于台岛上那一帮已经不知道把孙先生遗忘到哪里去的、挟洋自重的独蛙们，必须得到历史的清算。
如去年领袖所言：
中华民族具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光荣传统。‘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
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解放台湾，解放台湾人民，这正是在捍卫辛亥革命的精神，更是在填补辛亥革命未能完成、也是注定只有由中国共产党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完成的事业。
毛主席口中“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这便是今日台岛在被殖民框架内的困局所在——同时，破解该困局，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合法性的历史性应证。
解放台湾绝不止是对一座小岛的征服、对祖国主权领土的完终，更是需要在这个过程里寻及那份失落的精神。
此时，作为党自1927年真正崛起的关键力量——成军九十五年的人民军队，就再度站在了呼唤革命意志、追寻革命历史的关口。
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军队的底色是红色，红色正是革命的颜色。
只有保持革命的初心，才能守护革命的色彩不被褪祛和涂抹，也才能捍卫解放台湾的兴兵正义性和政治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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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曾有声音疑问：“我军攻台成功、解放台岛、祖国统一之后，解放军会改名字吗？”
这个问题的提问者不论是否有心，但其答案必然是严肃的。
我军自成军始有过很多的称呼，最初叫做工农革命军，之后叫工农红军，简称“红军”；再以后叫八路军，之后又有叫东北民主联军、晋冀鲁豫部队、华东野战军、山东野战军、西北野战军等称呼。
“解放军”一词，最早出现于1945年8月中旬。
抗战取得胜利，延安八路军总部发布反攻命令，其中在第四号命令中出现“解放军”的称呼。
这个命令是以朱老总的名义发表的，其中称：
所有山西解放军统归贺龙指挥，统一行动。
这是党第一次提出并且使用“解放军”一词。
但是随后各部队仍然沿用“八路军”、“新四军”的称呼。
1946年解放战争全面爆发，9月中旬，党主办的《解放日报》在社论中开始使用“人民解放军”的称呼。
1947年2月1日，毛主席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党内指示中，提到“解放区人民解放军”；九天后，朱老总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名义签署命令。
随后，3月24日、25日，新华社连续广播“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谈话，“人民解放军”的称谓便正式使用。
4月，党中央在关于暂时放弃延安的文件中，又两次提到“人民解放军总部”；自7月开始，各地部队陆续改称“人民解放军”：首先是7月29日聂荣臻的晋冀鲁豫军区下令所属部队，改用“中国人民解放军”臂章；苟是7月31日，彭老总领导的西北野战军也改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
10月10日，党中央正式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了“解放军”的官谓。
12月底，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东北部队也正式改称为“解放军”。
从此以后，党领导的正规部队全部统一叫做“人民解放军”，沿用至今。
「解放」，体现了一个政党、一支军队的阶级性质和政治成色的谓辞。
过去一段时间，曾有一些人居心叵测地在党的各类场合“去解放化”、“去革命化”，谋求将我们的党“官僚化”、“行政化”、“国家机器化”，这我此前已有撰文许多。
“解放军解放了台湾后要不要改名”、“和平时期解放军这个名字是否合适”………这些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很多年来就有讨论。
但值得警惕的是：讨论的目的和氛围往往并不友好。
因为，某些势力一直在妄图扭曲和抹煞我军的性质：革命性，人民性，国际性，社会主义性。
革命是没有止尽的，因为革命与自我革命是必须时刻相伴相生的；
战斗是没有疆域的，我军不仅在中国的土地上同国民党反动军阀作战，还会去到朝鲜与朝鲜同志并肩作战，去到越南与越南同志并肩作战；
解放更是没有边界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
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说的十分清晰：
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有必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这，就是一支手枪对准敌人，一支手枪指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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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开篇引用的领袖讲话中，有一道掷地铿锵的军令：
人民军队要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如何能够保障党的前行航道不偏离正轨、保障国家的政治性质不变色、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不垮台，这是建军远远先于建政的人民军队永恒的课题，也在各个历史时期——包括时局错综复杂的当下，对人民军队提出了回避不掉的革命斗争要求。
半个多世纪前的《五一六通知》中，毛主席有这样写道：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就军队而言，解放军绝不可变成“国军”，即某些人经年累月鼓吹的“军队国家化”、“军队去党化”。
“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找红军去！”这是毛主席昔日对这支从井冈山一路走来的队伍最悲尽肺腑的诘语。
当阶级性被瓦解，这支人民军队必然如被抽髓剥筋，轰然倒塌；同时其阶级对立面的反动势力，也必然更为根固基稳。
也就是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对革命的论述：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一支原本为人民而服务、为阶级而斗争的军队，褪去了光鲜的政治底色，沦为了国家机器的暴力武器和维稳工具，这样的悲剧，历史上最为生动、也是最为沉痛的例子，就是苏联红军。
苏联红军，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是一支由列宁同志、斯大林同志、伏龙芝同志等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缔造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军队（之一），其全称为苏联工农红军。
从十月革命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再到不朽的四年卫国战争，苏联红军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共产主义运动的精华史，是国际共运在欧洲地区的巅峰，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第一段红色高潮。
1917年至1945年间，苏联陆基和航空武装力量统称为“红军”，海军当时也称苏联红海军（Red Navy）。
这个名字，可以说是陪伴了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极其光荣的初生与成长。
但是在1946年后，苏联红军与红海军合并，并统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武装力量”。
“革命”停止了，“战斗”销声了，一支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阶级斗争之师，就此蜕变为一支“国家部队”、一支“国家机器统治下的暴力工具”。
同时，也为其日后沦为苏联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他国、践行霸权主义的拳头，埋下了伏笔。
除却军队的去阶级化，在卫国战争期间，苏共中央同样还有两个动作令人遗憾：
一、1943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5月25日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1943年5月26日，苏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
二、1944年，将1922年起就作为苏联国歌的《国际歌》取消，该由《牢不可破的联盟》作为苏联新国歌。
…………
当1968年这支军队带领五十万华约部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时；
当1969年这支军队陈兵百万在我东北边境、甚至叫嚣要用原子弹“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威胁”时；
当1979年这支军队仅凭着苏共中央四个首脑的小型会议指令就出动八万兵力入侵阿富汗时；
当1980年开始这支军队就启动了规模巨大的边境走私、贩卖军火、乃至包括毒品交易时；
当这支军队1990年灰头土脸地从东欧各个卫星国撤离、顶着当地民众的啤酒瓶和唾沫狼狈地逃回苏联时………
放弃了意识形态红线，放松了党的领导，放下了为人民服务的信条，这支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强大到无以复加的纳粹德军的苏联红军，就这样被自己埋进了历史的坟墓。
《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中，有这样一段令人深省的话：
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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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明晰了解放军的阶级站位，才能够更具象得领略解放台湾大业的历史意义。
解放台湾，祖国统一，这是解放战争的收尾，是对包括土地革命在内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与完整。
因此，台岛一旦为我党我军解放，将不仅仅是民族性质的时代行动，更是阶级性质的历史事件。
解放战争固然有民族抗争的成分，因为蒋府是美国人在亚洲建立反华岛链的爪牙；但是根本的战争性质，依然是工农阶级占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对蒋府买办反动政权的推翻战事。
这是一场阶级战争。
解放战争无论是在人民革命的意义上（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是民族革命的意义上（中华民族推翻美帝国主义之假手——蒋家王朝在中国的殖民统治），都带有颠覆、推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性质。
正如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报告中所言：
中国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阵线。
晚近四十年来，在醉心于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秩序、极力想要投入美国怀抱的中国主流精英看来，这简直是一种羞于提起的“前科”。
因而，这部分掌握话语权的人对解放战争极力回避、贬低，同时大力宣传抗日战争、且在制作抗战文艺作品时有意无意地热衷渲染抗战历史的所谓“美国帮助论”“美国决定论”等错误史观，也就不可避免了。
必须看到：没有解放战争就没有新中国，是解放战争的胜利让2000万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汇聚成了一座巍峨的人民政权。
不明辨这个问题，就无法解释土改，无法解释淮海战役的民心所向，无法解释1949年全国范围内大大小小城市和平解放时的百姓簇拥。
在今天，以党中央为领导、以人民为后盾、以解放军为先锋，彻底为这场从1946年启幕的阶级战争画上一个恢宏的句点，也同样是在完成毛主席与那一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千千万万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挥洒热血的人们的遗愿。
1956年8月，在八大政治报告稿做批语和修改时，毛主席写下了这样的话：
我们不要忘记祖国的一部分神圣领土台湾还没有解放。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我们希望一切有爱国心的台湾军政人员，同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
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
不管采用什么方法，我们相信，解放台湾的正义事业是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美帝国主义者企图长期占领台湾并从而继续威胁我国的活动，终归是要失败的。
1953年朝鲜战事结束不久，毛主席就又重新考虑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
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毛主席指出：
我们现在可以腾出手来，该集中力量解决台湾问题了。
主席还强调：
想要长治久安，不解决台湾问题不行。
在主席看来，当时中国如果不在台湾问题上有所作为，而是任凭美国肆意横行搞“两个中国”、“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会逐渐给世界造成台湾与大陆分裂的确定印象，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
在中国人民全力以赴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三年艰苦斗争时，逃到台湾苟延残喘的蒋介石反动割据政权却置身朝鲜战争事外，在美国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的保护下，得到了三年宝贵的休整喘息时间，这些都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的。
更不得不提的是，根据程绍昆《美军战俘》和王树增《朝鲜战争》等载，蒋介石在朝鲜战争期间派出数批“策反组”，前往前线的美军战俘营，对我军被俘人员施虐、利诱、逼降。
在朝鲜，蒋匪特务人员让被策反的叛徒挖出我战俘的心脏、割我战俘的肉，并让战俘们分而食之；把消防水龙头插进我战俘的肛门，一桶桶凉水把他们肚子涨得溜圆；还用高分贝噪音、强光束照射、超强微波刺激等“高科技刑罚”残酷折磨我战俘。
蒋匪和美国鬼子还有一种酷刑：刺笼，就是把大铁丝网分成很多小圈，每个小圈长1.5米，高1。5米，宽1米，朝里的铁刺被磨得尖尖的，使我战俘站不能直腰、躺不能伸腿、靠又不能靠，只能缩成一团呆在中间，常常被扎得满身是血。
能活着从刺笼里出来的我志愿军战俘，大都遍体鳞伤、气息奄奄，有的人出来后长达十多天不能动，有的则终身残废。
蒋匪对志愿军战俘强制实施的“遣返志愿甄别”，实质就是强行将我军战俘划分为“愿回大陆”和“要去台湾”两部分，并加以分别关押。
他们用坦克机枪扫射愿回祖国的我军战俘，更是在1952年4月把坦克开进了釜山第一、第三伤病战俘收容所，造成战俘伤亡达三百余人。
1952年10月1日，美军又动用十一辆坦克和两个营的士兵向志愿军战俘扫射，造成近200名我战俘的伤亡。
美国人虐待战俘这是美军的老传统，蒋匪虐待战俘则同样是国民党军的老传统，“美军”“蒋军”这两支军队在历史上对俘虏施暴的罪行罄竹难书，尤其我解放军恰是深受过美蒋二军“虐俘政策”伤害的军队。
所以在今天，一切替美军、蒋匪洗白美化的人，一切抹黑戏谑抗美援朝战争的人，都是垃圾中的垃圾、败类中的败类。
可以看一看，蜗居割据台岛的这群反动分子是如何面对历史的、美丽的台湾岛在这群民族汉奸的污染下是如何陷入政治伦理混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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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7月，中共中央做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定，立足于武力攻击打下来；《人民日报》于7月23日发表社论，提出：
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绝不休止。
一天后，《人民日报》再发社论《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指出：
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就是保卫国家经济建设，防止帝国主义侵略，消灭蒋介石集团，解放台湾。
但是由于美帝国主义近乎孤注一掷的对台湾岛进行武力渗透、封锁干预，以及我国国内面临经济建设和反修斗争的严峻局面，包括周边连续不断的战事袭扰，解放台湾的工作被一再推迟。
不过在这期间，毛主席依旧在寻求保障大陆和台岛的关系处于“中国内政”的框架下，比如炮击金门就是主席将美帝驱逐出解放大业之外的妙棋，在法理层面为后人搭建了一个具备政治延续性的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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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生前曾多次表示愿意到美国去访问，想要给美国人民讲一讲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党，更愿意到密西西比河去游上一游泳。
但是当1972年2月访华的尼克松亲自向他发出访美邀请时，他却只能表示遗憾：
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去？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呐！我怕都看不到那一天了……
主席晚年虽都是重病缠身，但仍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努力争取台湾回归、使祖国最终完全统一起来。
1976年元旦前夜，年迈得几乎已不能说话的毛主席，会见了两位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艾森豪威尔的后代——朱莉·尼克松和戴维·艾森豪威尔夫妇，与他们进行了一次寓意深刻的“跨午夜”谈话。
在谈话中，主席再次谈到欢迎尼克松到中国来，并愿与他谈话，还想聊一聊《公报》和台湾问题。
这显然是晚年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所做出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决定。
最后，当两位美国青年告别离开时，主席步履蹒跚得送他们到门口，还握着他们的手说：
你们是年轻的，再到中国来访问吧，十年后它将是了不起的。
1976年2月6日，新华社正式播发了邀请尼克松在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四周年之际访华的新闻公报，这一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轰动。
2月23日，毛主席依旧在中南海他的书房会见了尼克松。
这时，主席的身体比上次又差了许多，但他仍以极大的毅力坚持着与尼克松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了1小时40分钟的长谈，比第一次谈话还要长十分钟。
使尼克松感到惊讶的是，毛主席虽然如此高龄，但思维仍是那样明晰敏锐，对当前的国际重大问题仍如此关切和注意。
尼克松后来在《领袖们》一书中说：
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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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步入暮年的毛主席时常会吟诵一些主张统一、反对分裂、收复失地等内容的古代爱国诗文，不自觉但又真实的表达出自自己对祖国尚未统一的忧虑，以及对自己未了心愿的遗憾与惋惜。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
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
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
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吐露这段话的一年前，1975年的国庆，孟锦云曾亲自问过毛主席：“主席您年轻的时候，想到过要建立一个共和国，当主席吗?”
已经有些口齿不清、言语乏力的毛主席，听后笑答：
我可不是刘伯温，能前知500年，后知500载。
那时候，既不晓得建立一个什么共和国，更不曾想到要当什么主席，当时想的只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人不过是匹夫而已。
很多事情，都是水到渠成的嘛。
这话仿佛在呼应着二十年前、1955年评大元帅时他的那句：
我就是不当大元帅，你们别逼我！
解放台湾需要“两个自信”：高度的意识形态自信，不可动摇的征服民心自信。
这不但要同半个世纪前毛主席对台湾省念念不舍的遗憾对比，更需探寻人民军队为什么会在九十五年前诞生。
今天回看时，作为“八一建军节”纪念日的南昌起义，一个最显突兀的点是它的口号：“河山统一”。
不是“为人民服务”，也不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不是其他任何政治进步的口号。
至少在那个南昌城头枪响的夜晚，这支充斥着旧军阀、地方主义、农民散漫习气、意识形态更是难言坚定的军队，尚不知自己在为谁而战，更对前途充满迷茫。
转折点在在南昌起义后的第六天和第八天。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毛泽东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正式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伟大论断。
8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去湖南，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从毛泽东开始，党的军队进入了升华的阶段：这支军队必须被谁领导，这支军队为谁而战。
两年后的12月28日，鹅毛大雪中，这支在混沌中摸索的队伍终于等来了光炳千秋的古田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从此，思想建军、政治建军、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成为了这支军队区别于此前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所有旧制军阀的最显著标志。
“为人民行军”，毛泽东的这支部队从这一天开始、从古田开始，实现了政治高度的腾飞。
在此之前，二十八团想去赣南，二十九团想去湘南，三十一团想去浏阳平江，湘赣交界的同志又主张在边界游击……
浓郁的封建氏族观念笼罩在井冈山上，导使红军指挥调动都相当困难，个别队伍甚至成建制溃散，这谈何打仗，谈何作战，谈何建设？
关键时刻，是毛泽东拯救了这支初生的队伍。
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深刻指出部队弊病：
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艰难得很。
从1927年9月的三湾改编，到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毛泽东为一支散架软骨的军队注入了力量磅礴的政治骨髓，封建观念从此被逐出这支红色的队伍，士兵们来自五湖四海，却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凝聚在一起。
毛泽东和党领导的这支队伍，并不具有天然的先进性：从历史上看，农民阶级由于不堪忍受剥削压迫和土地兼并而揭竿而起、上山称王的，也从来不乏巨众——但最后不是落草为寇、就是接受招安，个别成功当上皇帝的也只是重复封建王朝的新旧轮替。
究其原因，就是没能走出反动的帝王统治思维。
我人民军队能否避免重蹈农民起义覆辙，不当“陈胜吴广第二”、“李自成第二”、“石达开第二”，最重要的生命线就是坚持军队政治纯洁性的建设、坚持军队意识形态强基固本的建设。
如今日领袖所言：
要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在党的一个极端重要的位置上。
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千千万万革命将士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在挫折中愈加奋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铸就了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钢铁雄师。
在风雨如磐的漫长革命道路上，我军将士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忠诚，造就了人民军队对党的赤胆忠心，造就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的鱼水情意，造就了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冲锋陷阵的坚定意志。
历史告诉我们，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这是我们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人民军队前进就有方向、有力量。
前进道路上，人民军队必须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这一条当作人民军队永远不能变的军魂、永远不能丢的命根子，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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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一问：美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会害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
秋收起义后，5000多人的部队只剩不到1000人，全军“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是毛泽东领导了三湾改编，不想留的发路费走人，留下来的重新整编，创造性地“把支部建在连上”，建立了军队民主制度，使革命火种保存；
古田会议时，军队内部流寇思想、极端闲散化、旧制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滋长蔓延，连吃败仗。是古田会议确立了毛泽东提出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军队成了“人民军队”，从此固根铸魂、脱胎换骨；
抗日战争时，党内军内出现多种错误思想，革命发展面临内忧外患。是毛泽东先给冀热边区委发电报：“你们应坚持冀热察边的艰苦斗争，创造根据地。大量的发展党，吸收进步分子入党，建立连队的支部和生活，使之成为领导连队斗争的核心。一切忽视党的发展与工作，是目前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最有害的”，后又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全党实现空前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抗美援朝时，建国后被改编为解放军第50军的原国民党第60军，辖第148、149、150、167师（曾泽生任军长，徐文烈任政委），奔赴朝鲜第一、二、三、四次战役。其中第三次战役中，这支几乎与解放战争时期人员无差、曾经懒散笨拙又军纪涣漫的“败军”，竟然高吼着“保卫祖国！”、“请毛主席和军委放心！”，在朝鲜全歼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一举解放了汉城！
不妨再一问：为什么美帝国主义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无惧我军、掀起了包括银河号事件、轰炸南联盟大使馆等一股又一股欺侮我中华民族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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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问题，都可以从毛主席的话中找到答案：
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军队，不仅具有作为国家机器一部分的国家性质，还具有从属于执政者的政治性质。
按照马克思的国家学说：
现代国家通常是由执政党领导的，军队总是或直接或间接地体现执政党的意志。包括军队在内的国家机器作为‘器物’必须有人来执掌和使用，这个‘人’就是执政者。
这也就是毛主席1945年4月强调的：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跋
1914年10月，列宁在《专题报告：无产阶级和战争》中有过这样的论述：
弄清战争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者解决自己对战争的态度问题的必要前提。要弄清战争的性质，首先必须确定这次战争的客观条件和具体环境是怎样的。必须把这次战争和产生它的历史环境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确定自己对它的态度。否则对问题的解释就不是唯物主义的，而是折中主义的了。
同年在《统一》中，列宁的观点更为辛辣：
统一，这是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口号！但是，工人事业所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反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统一。
四年后，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列宁再有分析：
决定战争的性质（反动战争或是革命战争），不是看谁先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是看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个战争是哪一种政策的继续。
对此，十余年后在延安窑洞中洞悉千军万马的毛主席，同样着墨呼应：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从20世纪20年代南昌的枪声，到21世纪20年代台岛的厉兵，只有树立政治基因的雄伟，才能收获战场成果的永葆。
我们务必要解放台湾，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中国人民解放军，务必无愧「解放」二字！
中国共产党，务必长忆九十五年前执枪兴兵的初心！
延续革命，亦是自我革命。
解放台湾，亦是解放自己！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文化”，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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